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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兹先生想利用1美元在蒙特利尔东山再起，却招致了许多麻烦

比登陆美国时身无分文更糟糕的事儿就是我对英语一窍不通，正因为如此，我找不到一份办公室里的工作。我学习的其他语言没能为我提供任何帮助，我平时接受的教育在这里也一无所用。我当时还是一名学生而且体格孱弱，根本不适合从事体力劳动。尽管如此，我必须生存下去，为了谋生，我必须找一份工作。

在到达美国以后的四年时间里，我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从事着卑贱的工作。我非常厌恶和憎恨这些工作，我的付出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的薪水寥寥无几、入不敷出。这只是我谋生的手段，除了从事这些工作之外，我别无选择。结果四年过去了，我的事业没有任何起色，我只是在活着，这就是我全部的生活。但是活着是为了学习，每天我都会学习一点英语知识。

从杂货店伙计到路边推销员，从机器维修工到保险推销员，从工厂小工到厨房餐厅的跑堂，只要能干的活儿我基本都干过了。但每份工作我都干不长，有时候我被辞退，有时候因为厌恶这份工作而辞职，有时候为了避免被炒鱿鱼，我自己主动辞职。我在各个城市之间游荡，有时候乘火车，有时候徒步行走、居无定所。匹兹堡、纽约、帕特森、纽黑文、普罗维登斯，然后……我来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我不知道这里的什么东西促使我成长，或许是酷暑和骄阳，或许是命运吧！1907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只身一人带着仅有的一美元在波那文都码头登陆，无论何时，不管金本位制有没有实行，一美元都不是什么大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这点钱显得尤为可怜，但无论如何，这都足以让我做些事情。

我开始付诸行动，在距离火车站不到两个街区的圣詹姆斯街上，我发现了一家名为“扎罗斯”的意大利银行。我径直走了进去，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就成了这家银行的一名职员，这是四年内我找到的第一份满意的工作。

在这家银行里，我和路易斯·扎罗斯一见如故，他心胸宽阔，平易近人，不拘泥于小节，颇有幽默感。我敢以自己的人格担保，他还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我之后见过许多衣着光鲜、从事体面工作的人，扎罗斯比他们要可靠得多。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确是扎罗斯人生中的污点，但依我看—以一个了解内情的人的角度来看—这是由于大环境和他身边不好的合伙人造成的，并不代表他是一个邪恶、狡诈的人。

那段时间，扎罗斯腰缠万贯，他的意大利银行生意兴隆，拥有良好的名声和信誉，但是，他太容易被误导了。

这时，就有一群推销商和寄生虫一样的人聚集在他周围，整天在他身边怂恿他。如果总是和颜悦色地对待他们，任何一个成功人士的周围总是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即便相隔很远，他们也总能找到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比秃鹫发现尸体时的动作还要敏捷。他们鼓动他参与某些业务，而这些新业务的运作需要资金，于是他开始打起储户的主意，这是很多银行主管的习惯做法，有些人的手法不如其他人高明，所以被抓了，有些人因为精明或者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而侥幸获得了成功。

长话短说，扎罗斯的财政状况很快就变得捉襟见肘，他非常信任我，将他的窘况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当然，他还没有到破产那一步，但一些公司的确没有盈利，他需要一些资金，或者说是一些新鲜血液。

就在那时，我的一个老同学来到了蒙特利尔，他来加拿大寻找新的商机，我们在街上碰到，互相客套寒暄，我把扎罗斯的情况告诉了他并介绍他们认识。很快他们就达成了一项协议，我的老同学回意大利筹集和扎罗斯合作所需要的资金，并在几周之内返回蒙特利尔。

一切暂时有了转机，但很快又有了不祥的预兆，接着事情发生了逆转，扎罗斯的一些公司破产了，各种谣言随之而起，他彻底陷入了困境，银行拒绝贷款给他，储户们纷纷取走存在他的银行里的钱。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灾难，但基本上无计可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做点什么，而且得尽快做。维护自己的利益是每个人的本能反应，每一个牵涉利益的团体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人类邪恶的本性在事情后来的发展中暴露无遗，就像最近发生的海难一样。除了可能丢掉工作之外，我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只能静观事情的发展，不错过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

一个紧急委员会由此成立，接连召开了数次秘密会议，希望能想办法拯救扎罗斯。委员会成员包括扎罗斯、我的老同学和一个名为萨维亚蒂的人，这并不是他的真名，而是化名，我们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只有他本国的警察局才知道。由于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我当然也得到允许出席所有的会议。

我的这位老同学的确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伙伴，虽然大字不认识几个，但他却能够筹集到一大笔钱，但这些钱的确来路不正。如果关于他的所有传言都是真的，那他应该在监狱里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我和他失去联系之后，或许他真的遭到了囹圄之灾，我并不清楚，也不关心。

他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扎罗斯的信任，其实这并不需要花费太大力气，扎罗斯总是会热情地接纳任何人，即便是一条响尾蛇，他也会张开双臂欢迎。或者，他曾偶尔借给扎罗斯少许钱，反正无论扎罗斯去哪里，他都会形影不离，就像玛丽的小羊羔。

在紧急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我的这位老同学马上就了解了真实情况。

“路易斯，”他告诉扎罗斯，“你必须马上离开加拿大，如果你继续待在这里，不到一周，他们就会以非法挪用的罪名将你关进监狱，而且你永远都出不来了。”

“但是我不能走，”扎罗斯反驳说，“我不能抛弃我的妻儿，我不能放弃我苦心经营的事业！”

我的同学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别傻了路易斯，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你在监狱里不会对你的家庭有任何帮助。”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扎罗斯打断他的话，“我只需要少许钱就能渡过难关。”

“不管多少，眼下你都无法凑齐这笔钱。”他反驳道。

“怎么会这样？”扎罗斯大吃一惊。“你不是告诉我能借给我钱吗？难道不是吗？”

“我说过吗？我不记得了，”我同学回答说，“不管怎么样，我现在一分钱都不能给你，因为我也没有任何闲钱，我认为现在你除了离开别无选择。”

扎罗斯在最后一刻失去了财政支持，不得不选择屈服。他同意离开。临走前，他和我的同学达成协议，由我的同学担任他的主要债权人，在他离开之后向法院申请破产，之后以2%的利息清偿其他债权人的债务。以扎罗斯当时的资产计算，如果管理得当，采用适当的偿还方法，偿还2%的利息之后绝对还有剩余。我的那位同学就是想以这种方式控制扎罗斯的财产，借助其他债权人大捞一笔。

“你放心走吧，不要担心，”他对扎罗斯说，“一旦我能够处置你的资产，所得利润我会和你五五分成。”扎罗斯相信了他，但他却一直都在欺骗扎罗斯。

事实上，一两天之后，我们三个人在圣詹姆斯街上的一间酒吧内饮酒时，他就要求扎罗斯为他提供一张伪造的票据。

“为我开一张小额的支票，在上面写上某某人的名字。”他对扎罗斯说。

“但那是伪造！”扎罗斯不同意。

“是的，我就是要伪造，”他坦承道，“在我完全接手你的资产之前，我不希望你因为获得豁免权而回到加拿大，我得保护我自己，我会拿着这张票据，如果你不会主动返回，破坏我的计划，我也不会拿这张票据来指控你。”

扎罗斯按照他所说的做了，给了我同学一张票据，我不记得扎罗斯写的什么名字了，也不记得具体数额是多少了。几天之后，他离开加拿大前往墨西哥，在临走之前，他将银行在西部拥有的一些流动资产委托给了我的老同学，这些资产足以偿还他投资欠下的债务。至于我……他交代我照顾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要不然就是四个？我记不清了，我只知道，他们的确比我得到的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