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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部分时间里以及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和信仰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当时的开明人士普遍认为，知识应该日渐取代信仰；不以知识为基础的信仰本身就是迷信，因此必须加以反对。根据这种观念，教育的全部功能是开拓新的思维和认识。作为民众教育的杰出机构，学校必须全力服务于这个目的。
人们可能会发现，人类很少——如果说有的话——用如此粗暴的方式来表达理性主义的立场；因为任何睿智之士都会立刻看出，这种说法是多么片面。但是，如果要想弄清楚某个论题的性质，那就不妨旗帜鲜明地、不加掩饰地阐述它。
诚然，最好是凭借经验和清晰的思路来证实我们的信仰。就此而言，人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同意极端理性主义者的观点。然而，其观念的不足之处在于，有些信念对于我们的行为和判断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决定性因素，面对这种情况不能仅仅采取这种可靠的科学方法来探询这些信念。
因为科学方法只能帮助我们明白事实之间的关系和彼此的先决条件，并不能教给我们其他东西，所以对这种客观知识的向往属于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读者当然不会怀疑我想要贬低人类在这方面的成就和英勇奋斗。然而同样清楚的是，对于“实际是什么”的认识并不能打开直接通向“应该是什么”的大门。人们可以对“实际是什么”具备最清晰、最全面的认识，但却不能从中推断出什么东西才是我们人类应该追求的目标。虽然客观知识为我们提供了实现某些目的的强大工具，但终极目标本身以及实现它的愿望必然来自其他的源头。几乎没有必要去论证以下观点，即只有通过确立这样的目标和相应的价值观，我们的存在和活动才有意义可言。关于真理本身的知识是美好的，但它几乎无法指导我们的生活，以致它甚至不能证明寻求这种真理知识的愿望是合理并且宝贵的。因此，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关于存在的纯粹理性认识的局限性。
但是，我们绝不能认为，在确定目标和做出道德判断时，理性的思考毫无用处。如果人们意识到，为了实现某个目的，某些手段是有益的，那么手段本身就成了目的。智慧促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单纯的思考并不能让我们觉察到最终和根本的目的。在我看来，明确这些根本目的和价值观并将它们深深地融入个人的情感生活中，恰恰是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应发挥的最重要的功能。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不能仅仅通过理性来阐述和论证这些基本目的，那么它们的权威性从何而来呢。此时，我们只能回答说，在健康的社会中，它们是非常强大的传统，会影响到个人的行为、愿望和判断；它们就在那里，也就是说，是活生生的东西，不需要为它们的存在寻找理由。它们不是通过论证才存在的，而是通过启示和强大的人格品质而存在的。人们切勿试图为它们辩护，而应单纯并清晰地感知它们的本质。
犹太基督教的宗教传统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愿望和判断的最高原则。这是非常高的目标，凭借我们微弱的力量，我们只能略知皮毛，但它为我们的愿望和价值观提供了可靠的根基。如果将这个目标从其宗教形式中剥离出来，仅仅关注其纯粹人性的内涵，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个人应自由而可靠地发展，以便能够自由而愉快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从而为全人类服务。
就此而言，没有必要崇拜任何国家和阶级，更没有必要崇拜任何个人。正如宗教所说，我们不都有个共同的父亲吗？事实上，即使崇拜人类这个抽象的整体概念也不符合这种理想的精神。只有个体才具有灵魂。而个体的崇高命运是服务而不是统治或以其他方式独断专行。
如果我们关注实质而不是形式，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话也表达了基本的民主立场。正如我们所定义的宗教人士，真正的民主人士应尽量不要崇拜他的国家。
那么，说到底，教育和学校的功能是什么呢？它们应该培养年轻人的精神，以便这些基本原则就像他呼吸的空气那样，须臾不可与之分离。而单单靠教导无法做到这样。
如果人们在公众面前清楚地展示出这些崇高的原则，并将它们与这个时代的生活和精神相比较，那么，开明人士就会明显地发现，自己目前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实际上是统治者自己在努力破坏这种人类精神。在相对较好的地方，是民族主义和不宽容的精神，以及经济手段在压迫个人，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扼杀那些最宝贵的传统。
然而，在有识之士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种危险的严重程度，人们正在极力应对这种危险，包括借助国内和国际政治、立法、宏观体制等。毫无疑问，这种努力是我们所急需的。然而古人却知道许多我们似乎已经遗忘的事情。如果手段背后缺乏鲜活的心灵力量，那么所有手段都毫无锋芒可言。但是，如果我们内心对实现目标的渴望足够强烈，我们就有力量找到恰当的手段来实现目标。
对于科学的定义，我们可能很难达成共识。科学是人类一个世纪以来努力的结晶，通过系统的思考，它将这个世界的可感知现象尽可能充分地联系起来。我不妨冒昧地说，它试图通过概念化的过程在事后重现存在。但是，在扪心自问什么是宗教时，我却不能如此轻松地想出答案。而且即使在找到了当时可能使我满意的答案以后，我仍然坚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可能让所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们达成共识，即便是稍稍达成共识。
首先，与其问什么是宗教，不如问问，我眼中的宗教人士的愿望应该是怎样的呢。在我看来，在宗教上有所觉悟的人，应尽其所能地摆脱私欲的束缚，专注于各种具备超个人价值的思想、感受和志向。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这种超个人事物的力量，以及有关其意义非凡的信念的深度，而无关乎是否试图将这种事物与神性存在结合起来，否则就不可能将佛陀和斯宾诺莎算作宗教人物了。相应地，如果教徒毫不怀疑那些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具备理性基础的超个人事物和目标的价值和神圣性，那么，他就是虔诚的。它们就像他本人，其存在同样是必然的，是客观的事实。就此而言，宗教是由来已久的人类进行的努力，旨在清楚并彻底地认识这些价值和目标，并不断地加强和扩大其影响。如果按照这些定义来领悟宗教和科学，那么它们之间似乎很难发生冲突。因为科学虽然能确定“是什么”，但不能确定“应该是什么”，在科学的领域之外，各种价值判断仍然是必要的。与此同时，宗教仅仅评价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不能理直气壮地谈论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关系。根据这种解释，宗教与科学之间以往的著名冲突必须全部归咎于对上述情况的误解。
例如，当某个宗教团体坚称《圣经》中记载的所有话语都绝对真实时，就会产生冲突，这意味着宗教在干预科学的地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教会才会反对伽利略和达尔文的学说。与此同时，科学界的代表人物往往试图依据科学方法，得出有关价值观和目的的基本判断，并因此与宗教对立起来。这些冲突都源于致命的错误。
现在，尽管宗教和科学的领域本身已经泾渭分明，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互补关系和依赖性。虽然可能仍然会由宗教来决定目标，但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它已经通过科学了解到哪些手段有助于实现它所设定的目标。然而，只有那些深深渴望真理和知识的人才能创立科学。但是，这种感情的源泉来自宗教。此外，我们相信，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是理性的，亦即是理智上可以理解的，这种信念本身也属于这种情况。我无法想象任何真诚的科学家缺乏这种深刻的信仰。我们可以用形象的画面来描述这种情况：没有宗教的科学就像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就像瞎子。
虽然我在前文已经断言，宗教与科学之间很难存在实际的冲突，但是，考虑到传统宗教的实际教义，针对这个重要问题，我必须再次为这个命题加上限定条件。这个限定条件与神祇的概念有关。在人类精神进化的青年时期，人类按照自身的形象，想象并创造出了神祇，这些神祇凭借自身的意志，应该决定或至少影响现实世界。人类试图借助魔法和祈祷，按照自身的喜好来改变这些神祇的决定。目前，宗教教导的上帝概念已净化了那种陈旧的神祇观念。例如，它的拟人化特征表现为人们会通过祈祷行为向神灵祈求，恳求神灵实现他们的愿望。
当然，没有人会否认，如果人们认为有个全能、公正、全善的人格化上帝，这确实能够提供安慰、帮助和指导；而且，由于它简单明了，即便最粗野的心灵也能理解这种观念。但是，与此同时，这种观念本身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而且自有史以来，人们就痛苦地感受到了这个缺陷。那就是，如果这个存在者是全能的，那么每件事，包括人类的每个行动、每个想法、每种感情和愿望，也都是他的工作；这个全能的存在者，怎么可能会想到让人类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负责呢？上帝在给予惩罚和奖赏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对自己进行审判，这怎么能够与上帝自身所独有的良善和公义相调和呢？
当今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冲突的主要根源就在于这种人格化上帝的观念。科学旨在确立普遍的规则，以便确定各种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联系。对于这些规律或自然法则，我们需要（而不是证明）绝对的普遍有效性。它基本上是个计划，我们相信理论上有可能实现这个计划，这种信念仅仅基于局部的成功。但几乎找不到什么人会否认这些局部的成功，并将它们归结为人类的自我欺骗。根据这些规律，我们能够非常精确和自信地预测某些领域中短暂的现象和行为。这个事实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现代人的意识之中，尽管他可能极少了解这些规律的内容。他只需要知道，根据有限的简单定律，我们就能非常精确地预先计算出太阳系内的行星运行轨道。同样，即便在面对新的发展之时，我们也可以预先计算出电动机、传输系统或无线设备的运行方式，当然，其精确度可能有所不同。
然而，如果影响复杂现象的因素过多，科学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失效。只需要想想天气即可，我们甚至无法预测到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然而，没有人怀疑，在我们所面对的这种因果关系中，我们已经大体了解了其因果成分。只是由于影响因素多种多样（而不是因为自然界缺乏秩序），这个领域内的事件是无法准确预测的。
我们还远远没有深入地了解生物领域内的规律性，但至少已经认识到确定不变的必然性。只需要想想遗传学中的系统化规则，以及药品（例如酒精）对有机体行为的影响就能认识到。但在这个领域，我们仍然不了解深刻的共性及其联系，而不是缺乏对规则本身的认识。
人们越是深深地领悟到所有事件的秩序和规律，就越是坚信，在这种有序的规律性旁边，没有给不同性质的原因留下任何空间。对他们来说，无论是人为的规则还是上帝的意志，都不是自然事件的独立原因。有的学说认为，人格化上帝会干预自然事件，毫无疑问，科学永远不可能真正驳倒这种学说，因为后者始终可以逃遁到科学知识尚未涉足的领域中去。
但我深信，宗教代表的这种行为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致命的。如果某种学说不能在明处而只能在暗处延续下来，那么它就必然对人类失去影响力，并对人类进步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宗教导师在捍卫道德的斗争中，必须甘愿放弃人格化上帝的教义，也就是放弃恐惧和希望的源泉，这种恐惧和希望曾经将极其巨大的权力交到了牧师的手中。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不得求助于那些特定的力量，以便培养人类本身的真、善、美。这项任务无疑更加艰难，但却无比宝贵。
当宗教导师实现此处所说的升华之后，他们无疑会欣喜地认识到，科学知识已经促使纯正的宗教变得更加高贵，也更加深刻。
如果说在宗教的所有目标中，有个目标就是尽可能将人类从自私自利的渴望、欲望和恐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科学推理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帮助宗教。虽然科学的目标确实是发掘各种规律，以便有可能将不同事实联系起来并预测事实，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目的。它还力图将已经发现的联系尽可能简化为极少数相互独立的概念。正是在这种追求多维度理性统一的努力中，科学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即便在这种努力中，它也最有可能陷入错觉之中。但是，任何人只要深刻地体验到这个领域所取得的可喜进展，都会被存在中体现出来的深刻而崇高的理性深深震撼。借助知识，他从自我希望和欲望的桎梏中获得了深远的解放，从而对存在中所体现的宏伟理性保持谦卑的心态，而这种最宏伟的理性是人类无法企及的。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态度在最纯粹的意义上是宗教的。因此，我觉得，科学不仅可以消除宗教冲动中的拟人化糟粕，而且有助于从宗教角度净化我们的人生认知。
人类的精神越向前进步，我就越坚信，通往纯正宗教的道路不是源于对人生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盲目的信仰，而是源于寻求理性知识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如果牧师想要妥善地履行其崇高的教育使命，他就必须成为一名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