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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囿于前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利润”这个概念先入为主地占据了我们的思想，正是这种现象的最好证据。其实，工业经济的核心问题不是“利润”，而是“亏损”。工业经济的焦点不应是期末能得到多少盈余，怎么证实，怎样进行合法的索取，而应关注经营中不可避免的、真实的风险，着力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风险，避免出现日益严重的亏损、赤字问题。
亏损的绝对重要性是现代工业经济区别于前工业经济的关键原因之一。它还体现了工业经济中的两大基本创新：第一，工业经济的经济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企业，也就是一个有很多人参与并需要大量固定投资资本的组织；第二，工业经济的经济活动不再是几乎可以在瞬间的交换中完成的“贸易”，而是持续时间很长的生产。无论是组织（人力资源），还是资本投资（物质资源）都无法立即在“此时此地”转化为产出，而要经过若干年才能开始产出，若要享受到真正的回报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因此，一个工业系统有两种成本：即期成本（“现在的经营成本”）以及远期成本（“持续经营的成本”）。我们通常所说的成本，一般只是指“即期成本”，包括原材料采购费用、工人工资、管理人员薪水等。会计角度的成本则主要限定在可见的、有形的即期发生的成本，主要指生产过程中因使用人力和物质资源而发生的成本，但它并不包括为了保证企业在将来能持续经营所需要的全部人、财、物的资源成本。然而，在一个工业体系里，远期成本，即“持续经营的成本”，是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本。
这与李嘉图所描述的“交易经济”模式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李嘉图的理论给19世纪的贸易经济提供了基本概念与术语以及关键工具，尤其重要的是他给19世纪的经济研究定下了基调。李嘉图是一个股票经纪人，他按照自己的想象构筑了他的经济活动模式。没有另外一种职业能像股票经纪人那样提出如此完美的交易经济模式，因为股票经纪人是“市场上的完全经济人”。但是，这样的经济模式完全不适用于工业经济。股票经纪人的工作既不需要雇员，也不需要组织。时间因素在他的工作中作用也不大。他可以立即转走自己的全部资金，因为他每天必须结清账目，并清理所有仓位。每天早上，股票经纪人得从零开始，每天晚上得彻底结清自己的账户。他生活在没有时间维度的世界，很像古典物理学家所认识的宇宙。当然，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们对时间概念的认识都像古典物理学家：万事万物的发生已包含了时间的因素，因此时间因素可以不予考虑。
李嘉图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经济思想，无论是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自由学派的或保守学派的。当然，现在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迹象，李嘉图之前的经济思想开始复兴。比如，战时经济思想和国民收入分析理论，它们源自18世纪的一些经济学家，前者强调“流量”及“瓶颈”的概念，而后者则越来越为我们所倚重，用以制定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创立这些学说的一些经济学家，曾一度被认为已被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全盘地、永远地驳倒了。饱受赞誉的重农学派的代表作，魁奈的《经济表》和国民收入表之间的相似是深层次的，而不是表面的，战时生产与配置图就是纯粹的“经济表”。先于重农学派的重商学派和17世纪的财政学派，则在凯恩斯和其他经济学家那里得以复活。尤其是他们从经济组织及国家的角度，而不是从“市场中孤立的个体”的角度考虑经济问题的方式，得到了发扬光大。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仍未能创建一个适用于工业经济的有效的经济学说，尽管两项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弗兰克H.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
和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
在30多年前就已经问世了。此外，仅仅依靠对17世纪或18世纪经济思想的发掘，我们是不可能完全获得适用于分析、理解和管理工业经济的概念、方法与工具的。
当然，我们对工业经济的一些重要特征已有所了解：
1.贸易经济注重过去，而工业经济则着眼于未来。贸易经济由无数个个体和没有关联的交易组成，而工业经济则由长期、持续的生产过程构成，这些生产过程是由拥有庞大人力资源与机器的大型组织完成的。
2.在贸易经济中，所有成本都是过去发生的。当期收入减去过去成本的剩余就是“利润”。利润的计算是通过比较当期收入和过去发生费用而实现的，是一种将现在“投影”到过去的思路。所以，对利润的解释主要依靠对过去的分析。而企业的“正常运营”必定要求我们着眼于未来，要求将现在“投影”到未来。因此，传统经济中的利润概念，只能用于“证实”和“解释”，但不能用来指导“正常运营”。
3.但是，在工业经济中，成本是一个与未来及现在有关，而与过去无关的概念。然而，未来永远是未知、不可预测和不确定的。未来的成本就是风险。即期产出与本期成本之间的差额，类似于贸易经济中的“盈余”，在工业经济中实际上构成了承担未来风险的“报酬”，或是承担持续经营成本而得到的回报。尽管在两种经济中，这部分的盈余都被称作“利润”，但其性质根本不同。在贸易经济中，“利润”问题虽说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但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它的核心问题是谁有资格获取利润？怎么验证？而在工业经济中，利润问题则是一个具体的运营问题：未来可能会有哪些风险？风险有多大？现在的利润能否足以弥补明天的风险？
4.最后，显而易见，如何充分抵御未来风险成为工业经济中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或差，将决定一个工业企业的经济业绩。下面，我们给出“损失”的标准定义：所谓损失就是指能够经济地生产有用物品的能力的降低，它是指生产性潜力的降低。通常的说法（当然是正确的）是当生产性资源被耗尽时，就会处于持续的亏损之中。个人亏损经营，就会变得越来越贫穷，企业或经济体也同样如此。因此，未来亏损的风险会危及创造未来经济业绩的能力。防止未来亏损而带来的生产资源逐渐耗尽、经济状况恶化以及经济业绩倒退的唯一可能途径，就是在今天就拨付出足够的储备以应对明天的风险，这种储备显然只可能来自当前产出与当前成本之差。
保证持续经营的远期成本主要有以下四种：重置成本、技术淘汰成本、风险准备及不确定性。企业要生存、发展并服务于社会，就必须要满足当期成本要求，还要能满足以上四种成本的要求。
重置成本和技术淘汰成本与生产性设备有关，而风险准备及不确定性则与产品有关。前面两者会影响企业生产出社会需要产品的能力，而后面两者则会影响企业产出产品的受欢迎程度。
技术淘汰成本与不确定性是工业社会之前从未出现过的概念。它们是工业系统中特定的概念，体现了工业系统中特定的风险。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尽管在前工业社会中，人们对它们并不是完全陌生，但毕竟不是那个时代的主要概念。而在工业经济中，它们不仅变得尤为显著，而且变得不易评价，甚至改变了经济的根本特征。
重置成本是四种远期成本中唯一可以用严格的方法加以计算的成本，因此，它也是唯一可以用处理当期成本方式进行处理的远期成本，可以通过机器设备的若干年折旧或以某个年固定比率摊销以往投资的方式进行计算。尽管重置成本的计算比较复杂，但毕竟都是技术性的困难。从概念上说，任何一家企业或一个经济体，如果对过时的老设备进行更换，它就不可能一直保持强盛的生产能力，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即便如此，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重置成本的概念也只包含了设备部分，其实这还不够，因为人力资源的老化速度即使比机器的老化速度慢，但也需要“重置”，而且人力资源的重置成本是任何当期生产都不可避免的费用——无论对它的处理方式是怎样的。
而技术淘汰成本，到目前为止，企业既没有将它视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成本，也没有采取合适的措施满足这种成本要求。然而，它是比普通的重置成本更为重要的一种远期成本和风险。
在工业经济中，我们不能假定设备的经济寿命和物理寿命是一致的。一些机器设备从物理上来说，也许是崭新的且完全可以用来生产，但是由于技术的进步或工艺的改进，这些设备可能会被淘汰，变得毫无价值。技术的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必须要从当前的产出中分拨出一部分储备以应对这种风险。
技术淘汰成本之所以如此危险，是因为它的完全不可预测性。技术或设备方面的巨大变革通常不是渐进的，而是突然出现的，而且这种突然出现的巨变通常没有固定的模式。一个产业可能很多年甚至数十年没有出现过技术上的重大变革。然而，可能在一夜之间，革命性的变化就出现了，然后又进入一个漫长的技术进步停滞期。钢铁工业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大萧条头几年，自动轧钢厂开始兴起之前，钢处理技术几乎有50多年都在原地踏步，处理原钢的设备有的甚至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产物。但是，随着自动轧钢技术的突然到来，这些设备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全部报废了。类似的过程似乎也要在钢坯生产领域中发生，自安德鲁·卡内基以来，这个领域的技术几乎没有出现什么重大变化，目前使用的设备有的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在那之前制造的。在今后的10年里，这些设备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都会被淘汰。尽管类似的重大技术变革可能在经济萧条时期更容易实现，因为在萧条时期，需要采用更多的经济方法，而不会考虑它们对现有设备的影响，但这并不能降低技术淘汰风险所带来的后果的严重性。
如果说重置成本和技术淘汰成本是与生产能力有关的，那么风险准备及不确定性则与产品受市场的欢迎程度有关。
风险准备是因缺乏对产品或服务的未来经济状况的预见能力而形成的，它已成为工业生产中不可不考虑的因素。但是，在前工业经济时代，主要的风险是与自然条件有关的。牧民担心的是羊群发生瘟疫，农民担心的是冰雹等自然灾害。在那个时代，所产出的物品通常都是可以卖出去的，唯一的问题是你有没有东西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出售。重商主义时代的最大贡献也许是将诸多以上所提到的自然灾害风险转化成某种可以预测和防御的事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保险，工业经济根本无法正常运行。
自然灾害风险已被概率论所征服，但是在工业经济体系中，替代自然灾害风险的都是真正的经济风险，是产品能不能为市场所接受、所欢迎的风险。谁也不敢打包票说某种新产品或服务一定能在经济上成功，谁也不能判断某种老产品或服务还能在市场上持续多长时间。例如，城际有轨电车，一个看似极其稳定和保险的行业，但在汽车出现之后，它就极为迅速地消亡了。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这类风险的特征。
计划经济的鼓吹者宣称他们那里没有类似的风险，因为在他们那里没有自由的竞争市场。这种观点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的正确程度不会比“垄断可以消除风险”的论调高到哪里去。首先，即使在完全严格的计划经济中，风险的完全控制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该经济处在极端的短缺之中，任何产品只要一旦产生，就会有人愿意以任意价格购买。例如，在战后的极度通胀时期，生产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因为无论你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多糟糕，总会有人买。因此，苏联经济学家将永远的通胀作为成功的计划的一个必然条件，并不是一种偶然。但是，这就意味着，为了避免风险，经济的运行就必须永远处于危险的临界状态之中，就像一个时刻准备爆炸的大锅炉。
还有一种可能，计划经济能完全控制风险，但那是一种落后的计划经济，只模仿其他更高级的经济中已经成功开发并被证实为市场有效的产品与服务。只要计划经济要向更高的阶段迈进，它就会遇到同样的技术风险与生产风险，这些风险存在于新的产品与服务的开发以及老的产品与服务的延续过程中，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它们都会存在。
最后，我们讨论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实际上是经济学对时间因素的另外一种称谓。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农民知道如果在霜冻来临之前，他还没有收到一粒谷物，那他将会全年颗粒无收。牧民也知道，如果母羊在春季不下崽，那么他的羊群就不能扩大。但是，在工业经济中，谁也没有完全的把握说他知道某个产品或服务何时会获得成功。产品能否成功的风险在本书中被称为“风险准备”成本，而该产品能否在1年、5年或20年内获得成功，这个问题在本书中被称为“不确定性”。
工业生产的特性决定了效率与生产率的每一次提高，都会带来工业生产中不确定性的提高（这实际上是庞巴维克著名的“迂回生产”
原理的另一种表述）。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不确定性也就越显著，企业就越需要采取措施应对这种风险以保护自己、保护社会。就像应对其他风险一样，应对这种风险的储备同样来自当前产出的分拨。
要认识不确定性的重要性，我们只要看看这样的事实就清楚了。现在的工程技术研究者一般都将10年作为新产品或新工艺开发的最短期限估计，这里没有考虑探索性的实验室工作期间，那大概又需要10年。像通用电气、美国电话公司及一些大型化工企业，甚至还专门进行“纯理论研究”，希望这种纯理论研究能产生出可投放市场的新产品、新工艺等“副产品”。它们认为时间因素是如此令人捉摸不透、无法计算，干脆不去预测和计算它，这样也许还会好一些。
合成橡胶的开发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关于这个问题的化学原理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就开始了。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已经知道如何进行橡胶的合成了。但是，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人们一直怀疑能否制造出经济的合成橡胶。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橡胶紧缺，大概还需要20年人们才能制造出经济可用的合成橡胶。合成橡胶的制造要求低温与碳化学取得突破，并要求新的冶炼技术。所有这些技术，在20年前都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而它们的最终实现都得益于与合成橡胶毫无关系的领域的进展。但是，在这期间，所有的大型橡胶公司及大型化工企业都在合成橡胶的研究方面投注巨资，否则，就只能等着风险突然消失。
然而，不确定性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计划的本质是保证长期时间安排上的协调与匹配。计划工作不是对一项任务的准确预测和安排，而是同时对10项甚至20项不同的任务进行合理的时间安排，要求它们在同一时点到达同一目的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计划得以实现，而不是一盘散沙。如果说在竞争性市场中，不确定性就如同赌博者希望下一次掷骰子时能掷出7点一样，那么计划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就如同赌博者希望连续掷出20个7点一样。苏联工业非常高的边际利润率（种种迹象表明，要比美国企业高得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计划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如果我们将经济看作由相互独立的企业组成的，那么企业从当期的产出中拨付出一定的储备以抵偿四种未来风险——重置成本、技术淘汰成本、风险准备及不确定性——就已经足够了。但是事实上，企业不是孤立的，它是由众多企业有机组成的经济体中的一分子。
这就意味着社会会要求成功的企业不仅要应付自身的远期成本，同时还要帮助那些不太成功的企业，也就是要承担这些企业的一部分远期成本，以保证它们在未来也能持续经营。
从单个石油公司的角度来说，只要有一口油井能生产出足够多的石油，就可以弥补挖掘一口新油井的风险和成本。但是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说，它还会要求这口产油井同时承担另外的经营不成功的油井的部分沉没成本，包括输油管道及人力成本。 社会一定会要求成功企业当前生产的盈余要高于抵偿其自身风险的要求 。这个“盈余”其实不是“利润”，而是因承担其他企业的风险而得到的报酬。当然，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上，这个“盈余”体现为利润。然而，从经济意义上看，它其实是一种成本，如果没有这部分应对风险的储备，整个经济注定要萎缩。
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成功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都能从当期的经营产出中拨付出应对未来风险的储备，那么我们确实不必对经营成功的企业设定额外的风险准备金。但这个假设在实际中是不可企及的。即使在1941年，那是美国经济自1929年到战争全面爆发期间最景气的一年，也有大约一半的美国企业在亏损中苦苦煎熬，或挣扎在盈亏平衡线上。在苏联，尽管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价格进行完全的控制，但其经济计划的基本假设都是这样的：认为大约有一半的企业的经营成本会超过它们生产产品的价格，也就是说，在亏损中经营。
从社会与经济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干井”企业，那将是人们极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如果是那样，就意味着没有企业承担任何风险，同时也意味着完全的“刚性”，因为所有的已在位企业都只顾着自己的生存，那么新企业、新产业、新的创业者就很难起步。就像我们的社会需要一定的流动性以保持活力一样，我们需要新的面孔不断地补充到领导阶层中，让一些前领导人的后代脱离出来。经济也需要类似的“流动性”，以保证“经济精英”群体永葆活力。只有当经营成功的企业能从当期经营产出中拨付出足够的储备，以覆盖“干井”企业带来的社会成本，这样的流动性才可能得以实现。
除此之外，企业还要从当期经营产出中拨付出一部分，以承担社会性负担。所谓社会性负担，是指与经济过程无直接关系的、由政府或个人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例如，一个好的学校教育体系及像样的医疗卫生体系，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生产能力，这样的问题超出本书讨论的范围。我们也不关心特定的经济能够承担、应该承担哪些社会性负担。从历史上看，军费开支一直是所有社会性负担中的最大头，已经危及即使是最富裕国家的经济，因而成为经济与社会政策决策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里，我们只是想说明，存在着一些社会性负担必须得依赖企业，依靠企业从当期经营产出中拨付出一部分加以承担。这就意味着企业在拨付出应对重置成本及未来风险的储备之外，还要再拨付出一部分以承担一些社会性负担。
总结来说，企业的当期经营产出必须要能够覆盖以下要素：
1.企业运营的当期成本，也就是“企业运营成本”。
2.企业为了保证未来持续经营而应承担的成本，也就是“持续经营成本”，包括重置成本、技术淘汰成本、风险准备及不确定性。
3.对社会的贡献。要承担那些经营失败企业的部分远期成本，包括它们的重置成本、技术淘汰成本、风险准备及不确定性。
4.企业也要承担一部分与经济生产无关的社会性负担。
只有当企业有足够的经营产出覆盖以上成本及风险时，它才能确保它自身及社会的生产性资源保值、增值。
当然，“避免亏损”是现代企业的第一法则。毕竟，企业的生存依赖它的经营业绩，而企业和其他组织一样，首先要保证自身的生存延续。
避免亏损也是企业首要的社会责任。企业本身不是终极目的，它只是服务社会的一个工具。正如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的那样，企业还要承担一些重要的政府职能性质的及社会性的职能，但是它首先或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的经济性工具。我们之所以接受工业化，是因为经济目的，便宜的商品和高效的生产，在现代工业企业中得以实现。如果说企业的第一目的是建立一个地方政府或形成一个社区，那么我们根本就不会接纳这样的工业企业，因为它将会带来极其棘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对现代工业企业来说，它的政治性及社会性职能无论多么重要，对社会来说无论多么举足轻重，也只能从属于经济性的首要职能。
当然，有些时候牺牲一点经济业绩以换取一些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事物也是明智的。只有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比如战争全面爆发及经济大萧条时期，我们才会接受“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经济业绩”的原则。但是，这些情形超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尽管如此，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我们对我们牺牲的是什么都不甚了解，那么何谈是否应该做出牺牲？如果我们对企业的目的及其经济业绩的基本原理不甚了解，我们又如何能讨论工业社会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呢？而这正是本书的目的，我们在本书中并不是想构建一个关于工业社会的经济理论。
企业是社会有限的生产性资源的守护者。这些资源有些是有形的，如机器、设备；有些是无形的，如技能、经验及“技术窍门”（know-how）；有些是与人有关的，如劳动力；有些是物质的，如资本。而将人、物和机器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具有生产能力的单元，这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企业对社会承担的最起码的责任就是，至少要保证这些生产性资源的生产能力不低于社会托付给企业时的水平。如果企业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浪费宝贵的资源，使整个社会变得贫穷。如果企业在亏损中经营，那它就没有履行赋予它的首要的社会义务。
人们习惯上认为企业的自身目的与社会性责任是不相容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观引发了很多辩论的话题，比如“利润动机与生产过剩品冲突”“货币会计（pecuniary accounting）与社会会计的冲突”“个人私欲与公众利益的冲突”以及“奢侈消费宣传与节俭美德之间的冲突”等，尽管后者的争论最近已不那么流行了。
如果工业社会及其构成组织之间真的存在着上述冲突，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业社会，无论是自由企业式的，还是集体经济式的，都不可能存在。如果是那样，我们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我们将处于一个“管理社会”（managerial society）之中，这是伯纳姆先生10年前预言的——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社会性及个人目的都完全服从于企业的自身目的。二是我们将处于一个设法剪除“企业”这种组织的社会之中。事实并非如此。对社会“系统”的一些变革并不能彻底改变企业的本质特征。例如，货币会计在苏联经济中的渗入程度比任何国家都要深，因为国家完全控制着货币——卢布，这是经济决策最终的、绝对度量标准。
在每一个工业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目的、宗旨、指导原理之间的严重冲突。但是大家习惯以为的企业自身利益与其社会职能之间的冲突都不是工业社会的主要冲突，因为这种冲突是不存在的，是人们的臆想。我们甚至没有必要对“利润动机”“货币会计”和“社会会计”是否的确存在，或它们到底是怎样的展开讨论，因为它们无关宏旨。
无论在哪种社会中，企业首要的、高于一切的社会职能和责任是它的经济业绩。同样，在任何社会中企业的存续也依赖它的经济业绩。
社会对企业的经济业绩提出的要求，与它自己的要求实际上是一致的——避免亏损。也就是说，当期生产的剩余在抵偿当期运营成本之外，还应足以抵御未来的风险。事实上，并不存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生存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两者是和谐的，都遵循同样的道理，都以同样的标准同时被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