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船上的检疫旗刚降下，孟买港务局卫生处派来的最后一批打赤脚、穿蓝色制服的警察刚离开我们这艘轮船，果亚人柯艾略
就立刻跑上船来，伸出一根长长的手指头，向我招了招，把我引进船上的酒吧，悄声问道：“您身上有没有起司？”
柯艾略被旅行社派来协助我通关。他身材高瘦，衣着寒酸，脸上带着一副紧张兮兮、焦躁不安的神情。我猜他说的“起司”是某种违禁品。我没猜错。他向我要干奶酪。在印度，这可是寻常人家吃不起的珍贵食品。印度政府限制干奶酪进口，而一般百姓还没学会制作这种食物。说来挺有趣，直到今天，印度人也还没学会漂白新闻用纸。但是，对于柯艾略的要求，我却爱莫能助。这艘希腊货船供应乘客的干奶酪，实在不怎么可口。从埃及亚历山大港起航后，在三个星期的航程中，我常常向那位面无表情的侍应生领班抱怨，他们的干奶酪实在难吃。如今，我怎么好意思向他开口要一些干奶酪带上岸去呢？
“没关系，没关系。”柯艾略说。他不相信我的说辞，更不愿意浪费时间听我编造理由。他走出酒吧，蹑手蹑脚沿着一条走廊来回逡巡，查看嵌在舱房门上的每一个名牌。
我走进自己的舱房，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凑上嘴巴，啜一小口，接着又打开一瓶梅达克萨斯白兰地，同样啜一小口。我打算把这两瓶酒带进禁酒的孟买市。在印度政府观光局工作的一位朋友事先提醒我：把整瓶酒原封不动带上岸，肯定会被没收。
稍后，我跟柯艾略在船上餐厅会合。他的神态和举止自在多了，不再那么紧张兮兮。他手里抱着一个巨大的希腊娃娃。娃娃身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在柯艾略那身寒碜的衬衫和长裤衬托下，显得格外耀眼、亮丽。她脸庞上那两块红扑扑的腮帮子和一双湛蓝的一动不动的眼睛，使柯艾略那张瘦长的脸孔显得更加阴郁浮躁。柯艾略看见我那两瓶已经打开的酒，脸色登时一变。
“干吗把它打开呀？”
“法律规定的，不是吗？”
“把它藏起来啊。”
“这瓶梅达克萨斯白兰地，瓶身太长，怎么藏啊？”
“平着放不就得了？”
“这种瓶子的软木塞并不可靠。朋友告诉我，他们准许你带两瓶酒上岸，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帮我拿这个娃娃，把她抱在手上，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纪念品。你身上带着‘游客介绍卡’吧？好！这份文件很重要！只要亮出这张卡片，他们就不会搜你的身。干吗还不把这两瓶酒藏起来呢？”
柯艾略伸出双手，猛一拍，霎时间，一个身材矮小骨瘦如柴的男子打着赤脚，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二话不说，拎起我们的行李就走。自从柯艾略上船以后，这家伙就一直躲在一旁静悄悄等候着。我们怀里搂着布娃娃，手里拎着那只里面装着两瓶酒的袋子，爬下船舷，跳进一艘汽艇。柯艾略的随从把行李放好，然后独个儿在船尾蹲下来，整个身子蜷缩成一团。跟主人共乘一艘汽艇，让他感到局促不安，仿佛违反了什么戒律似的。这位主子，只偶尔瞄一两眼我怀里的娃娃，在整个航程中，他只管睁着眼睛，凝视前方，脸上写满了不祥的预兆。
对我来说，早在好几个星期以前，东方世界就已经展现在我眼前了。还在希腊时，我就已经感觉到，欧洲在我眼前逐渐隐没消失。希腊的食物甜腻腻的，充满东方风味，有些我小时候曾经品尝过。希腊的街市到处张贴着印度电影海报——据说，希腊观众最欣赏的是一个叫娜吉丝的印度女明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希腊人热情好客，颇有东方人之风。对我来说，希腊之旅是为埃及之旅作准备的。埃及——黄昏的亚历山大港，宛如一座无比壮阔的、亮晶晶的大拱门矗立在冬季的海洋上。防波堤外，细雨雰雰，前任国王
的白色游艇悄无声息，幽然浮现碧波中。船的发动机突然停了，骤然间，码头上响起一阵喧闹声，成群身穿脏兮兮无领长衫的男子仿佛听见信号似的，叫嚷着，争吵着，叽叽喳喳，争相爬上这艘已经满载乘客的轮船，在船中奔跑穿梭着。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不是在希腊，东方世界正式展现在我眼前：脏乱、盲动、喧嚣、突如其来的不安全感——你突然发觉，四海之内皆非兄弟，你的行李随时都会被人摸走。
就在这种地方，你体会到向导的重要性。这种人了解本地习俗，能够帮你摆平一切问题，连那些印刷粗糙、文法不通的表格和申请书，他都看得懂。“我教你怎么填。”在海关大楼，向导指着表格对我说。偌大的一间屋子，挤满了脚夫、导游、官员、闲人、警察和观光客，闹哄哄的，活像一个市场。一个希腊难民凑到我耳朵旁悄声说：“听着，他们打算今晚下手打劫观光客。”他（我的向导）却指着表格上那条标明“日期”的虚线，吩咐我说：“在这儿填写‘一部柯达照相机’。”然后他又指着“签名”那一栏命令我：“在这儿填写‘未携带黄金、首饰或宝石’。”我提出异议。他说：“填！”这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听在我耳中却很像阿拉伯语。这位向导个头高大，脸色阴沉，带着几分好莱坞式的邪气。他头上戴着一顶土耳其毡帽，手里握着一根藤杖，不停敲打着他的大腿。我遵照他的指示把表格填妥。他这一招还真管用。“现在，”向导脱下他头上那顶绣着“旅行社”字样的毡帽，换上另一顶代表“×旅馆”的帽子，对我说，“咱们到旅馆去吧。”
此后，一幅接一幅景象次第展现在我眼前，让我看到了以前只在书本上认识的东方世界。在我心目中，每一幅景象都是一个新发现：头一遭，看见那被无数照片和文章描绘得几近神秘的阿拉伯无领长衫，活生生地穿在街头那些男人身上，对我来说，这不啻是一种启示。在那家年华老去、风光不再却依旧充满旧王朝遗风的旅馆，我嗅到了印度种姓阶级制度的气息。那位年纪颇为老迈的法国侍应生只负责招呼客人，替他跑腿打杂、端盘送碗的是一群头戴毡帽、腰缠束腹带、眼神忧伤、一个劲儿绷着脸闷声不响的黑人小厮。旅馆大厅聚集着成群身穿花哨制服的黑人服务生，他们不停钻进钻出，忙得不亦乐乎。跨出旅馆大门，来到街上，你期待的那个东方世界霍然展现在你眼前：面黄肌瘦的儿童、脏乱、疾病、向观光客讨取小费的声声哀唤、沿街叫卖的小贩、四处兜售不知什么票券的黄牛、一抬头就可以瞥见的伊斯兰教寺院尖塔。城中随处可见帝国主义遗留的痕迹：暗沉沉、冷清清、四面嵌着玻璃的欧洲风格商店；发廊里，满脸哀伤的法国美容师压低嗓门说，市面上再也找不到法国香水了，只好将就使用气味浓郁的埃及香水；市场上，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商人以轻蔑的口吻谈论“本地人”。他说他不信任这帮人，除了他的助手，而后者却背着他的主子悄悄告诉我，总有一天，黎巴嫩人和欧洲人全都会被驱逐出埃及这个国家。
一幅景象接着一幅，你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的东方世界，如今，一一呈现在你眼前。在开往埃及首都开罗的火车上，那位坐在过道对面的先生忽然清起喉咙来，一连咳了两声。他鼓起腮帮子，用他那根无比灵活的舌头，把嘴里那团浓痰卷成一颗小球，然后伸出拇指和食指，从口中撮出这颗痰球，凑上眼睛，仔细观赏了好一会儿，才把它放在手心上缓缓揉搓着，直到它消失。这位男士身穿三件式西装，身边放着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开罗到了！东方市集的万种风情霍然展露在眼前：堆满垃圾的狭窄街巷，即使在冬天也臭烘烘的；栉比鳞次的小店里摆满各种仿冒品；人群熙来攘往；满街汽车喇叭齐鸣，让原本已经够刺耳的市嚣声，变得令人更加难以消受；颓败的中古世纪建筑物，一幢一幢，依旧矗立在瓦砾堆中，四处散布着青绿色和宝蓝色瓷砖，让人联想起那早已经消失的“美”和“秩序”的时代——一座座水晶喷泉旁发生的一桩桩风流韵事，唉，在那个其实也不怎么讲求秩序的时代，也许真的发生过吧。
市场中有一个补鞋匠，头戴白色瓜皮小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钢框眼镜，颏下蓄着一部花白胡须，脸庞上布满皱纹——这位仁兄应该摆个姿势，让美国《国家地理》拍张照片：双手灵巧、一脸坚毅的东方匠人。我的鞋底松脱了，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能不能帮我修补一下？他蜷缩着身子坐在人行道上，低头干活，听我这么一问才抬起头来，眯起眼睛瞄了瞄我的鞋子、长裤和雨衣：“五十披亚斯德
。”我说：“四十。”他点点头，伸出手来脱下我的鞋子，然后拿起一把铁锤，二话不说就开始把一根长达一寸的铁钉敲进我的皮鞋。我慌忙伸手抓住鞋子，他笑了笑，一手举起铁锤，一手抓住鞋子不放。我使劲一扯，他终于松手。
埃及的金字塔早已沦为公共厕所——这一点，旅游指南之类的书当然不会提起。四处人潮汹涌：导游、“守门人”、赶骆驼的和成群的男孩（他们的驴子全都名为“威士忌加苏打”）。讨取小费的叫唤声此起彼伏：爸客施舍！爸客施舍！“进来喝杯咖啡吧。我可不是要你买东西哦。我只是想跟您聊聊。尼赫鲁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咱们不妨坐下来谈谈，交换交换意见。我可是大学毕业生啊。”我赶忙搭乘空荡荡的公共汽车回到亚历山大港，提早两天，登上了那艘希腊货轮。
接下来就是一段烦闷而漫长的航程：一个又一个非洲海港，看起来就像辽阔的大陆边缘上的一块块小空地。就在这儿，你终于领悟到，尽管埃及有很多黑人，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非洲；尽管街上到处可见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和阿拉伯男人的无领长衫，但埃及毕竟不是东方世界——它是欧洲的最后疆界。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男人们身上披着的无领长衫显得干净许多，簇新的美国轿车满街奔驰，十分拉风。当局不准我们上岸。我们只好待在船上，眺望吉达港码头上的风光。一只只骆驼和山羊，被一艘艘脏兮兮的不定期货轮上的起重机和吊钩卸到码头上，斋月即将结束，这些畜生将被宰杀，让人们解馋。高高悬吊在半空的骆驼们惊慌失措，只管拼命伸张它们那突然变得毫无用处的四肢，降落到地面时（有时轻轻地，有时砰然一声），它们赶紧蹲伏下身子，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然后朝伙伴们跑过去，挨挨擦擦，互相抚慰。港中一艘汽艇突然失火。我们的轮船拉起警报。几分钟之内，好几辆救火车就赶到现场。我们船上一个年纪轻轻的巴基斯坦学生说：“独裁政府办事可真有效率啊。”
我们已经到过非洲，但船上竟然有四位乘客还没打黄热病预防针。从巴基斯坦传出的天花，这阵子正在英国蔓延。我们担心，轮船抵达卡拉奇港口，会遭受巴基斯坦当局刁难。进港后，一群巴基斯坦官员爬上船来，接受船长招待，几杯酒下肚，检疫的程序也就免了。然而在孟买港口，印度官员却滴酒不沾，连船长敬奉的一杯可口可乐也没喝完。他们感到很抱歉，但那四位没打预防针的乘客必须被送到圣克鲁斯的隔离医院，否则，这艘船就得停留在外港。这四个乘客中，有两位是船长的父亲和母亲。这一来，我们只好待在外港了。
这是一段非常缓慢的航程。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虽然复杂，却十分肤浅。但它毕竟是东方之旅的一段必要的序曲。见识过开罗的市场，卡拉奇的街市风光就不会让人感到格外惊讶。在这两个城市，人们都管小费叫“爸客施舍”。气候的转变非常急遽，从地中海的冬天骤然转换成红海的溽暑，其他改变则缓慢得多。从雅典到孟买，一路上你会察觉到，对人的定义正在逐渐转变，你会发现一种对你来说崭新而陌生的权威和服从关系。欧洲人的身材容貌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非洲人的体型和五官，然后，经由闪米特民族聚居的阿拉伯半岛，融入雅利安人种控制的那一部分亚洲地区。一路上你看到的人，仿佛缩小了，变形了。他们一路跟着你，伸出手来苦苦哀求你赏几个钱。我的反应只能用“歇斯底里”来形容。生平第一次，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高尚的、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不容人侵犯，因此，在恐惧心理驱使下，我对那些人的态度颇为凶暴残忍。至于我究竟用怎样的眼光看待东方世界，这一点都不重要。这会儿，我还没有时间进行这样的反省。
唉，肤浅的印象，过度的反应。这一段旅程中，倒有一件事永远铭刻在我心间。轮船停泊在孟买外港那天，我就想起这件事。那时，我伫立在甲板上，眺望着泰姬陵大陆酒店背后的落日，心里想，如果孟买只是这段航程中我们经过的许多港口中的一个，高兴时上岸走走，探险一番，不高兴时就待在船上，不去理睬它，那该多好啊。
那件事发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在这座城市，马车四处横行，只管骚扰游客。马儿骨瘦如柴，车身破破烂烂，就像马车夫身上的那件衣裳。马车夫向你打个招呼，然后把车子驶到你身边，一路跟随你，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直到另一名游客出现在眼前，他才转移目标放过你。每次摆脱这帮家伙的纠缠，逃回船上，我就会大大松一口气。站在甲板上观看马车夫骚扰别的游客，感觉上就像观赏一部无声电影：不幸的人一出现，马车夫就驱赶马车飞窜到他身边，纠缠上他，比手画脚，一路跟随着他，配合他的步伐，最初健步如飞，然后夸张地放慢速度，最后不疾不徐，亦步亦趋。
一天早晨，空旷冷清的偌大码头，忽然热闹起来，感觉上，就像一部无声电影变成一首寂静的史诗。一长排又一长排的双色出租车络绎不绝地开过来，停泊在码头大楼外；一组组黑色马车散布在码头四周，好像只等导演一声令下，就大举出动。右边码头大门，更多的出租车和马车如潮水般不断涌进。马儿踢踏踢踏奔跑不停。马车夫扬起右手，飞扬着马鞭。但这股兴高采烈劲儿只能维持短短的一下子。很快，每一辆马车都各就各位，安静下来。大伙儿期盼的访客终于出现在眼前：一艘巨大的白色远洋邮轮，船上乘载的可能是多金的观光客，但也可能是身上只带了十英镑、准备迁居到澳洲的移民。邮轮缓缓地、悄悄地驶进亚历山大港。更多出租车闯进码头大门。更多马车发狂似的奔驰在码头上，到头来却落得一场空，车夫闲着没事，只好喂马儿吃草。
邮轮一大清早靠岸。直到中午，第一批乘客才走出码头大楼，进入那闹哄哄、乱成一团的码头广场。仿佛听到导演一声令下，马车夫们从柏油地面上卷起草料，塞进驾驶座底下的箱子，然后蜂拥上前，把从船上下来的每一个乘客团团围住。这些乘客看起来活像一只只大肥羊：粉扑扑，怯生生，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拎着照相机，头上戴着草帽，身上穿着光鲜亮丽的棉布衬衫，以抵御埃及冬天的寒气（一阵凛冽的朔风正从海上吹来）。但我们的同情心早已经转移：我们现在站在亚历山大港马车夫这一边。他们乘兴而来，意气风发，却被困在码头上，苦苦等候一整个早晨，所以，这会儿我们都想看到他们一拥而上，劫持这帮观光客，把他们押上马车，穿过码头大门扬长而去。
结果却让我们大失所望。就在邮轮乘客被马车和出租车团团包围，准备弃械投降束手就擒的当儿，两辆簇新的、亮闪闪的游览车驶进了码头大门。从船上俯瞰，这两部车子看起来活像两个精工打造、价格高昂的玩具。一前一后，两辆游览车穿梭在成群的马车和出租车中，缓缓地兜了一圈，转了一个大弯。转眼间，码头上聚集的那群身穿五颜六色棉布衬衫的观光客全都消失无踪，地面上空荡荡的，只剩下冷清清的柏油。马车夫眼睁睁看着肥羊跑掉，不甘心，纷纷追上前，但没追上几步就垂头丧气跑回来，守候在原来的位置上。马儿张嘴衔起柏油地面上四处散落的草料，自顾自吃起来。
一整个下午，成排的出租车和马车依旧逗留在码头上，守候那些没坐上游览车的邮轮乘客。这类乘客并不多。他们三三两两走出码头大楼，举手招呼出租车。尽管不受欢迎，马车夫们的热诚和斗志依旧十分高昂。一有乘客露面，他们就跳上驾驶座，挥动马鞭，催促马儿快跑。这群身上披着破旧大衣、脖子上环绕着围巾、懒洋洋无所事事的马车夫，刹那间仿佛变了一个人，浑身充满活力和意志。有时，马车夫们缠上了落单的邮轮乘客，他们为了抢生意，一言不合就争吵起来，把乘客吓得直往后退缩；有时，一辆马车跟随一个乘客，亦步亦趋来到码头大门口，就在那儿，我们望见这位远远看起来身形十分渺小的乘客停下脚步，认命似的叹一口气，乖乖爬上马车。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天色渐渐暗下来。马车不再奔驰追缠客人。它们缓缓地兜着圈子，在码头上闲荡。北风越来越凛冽，码头陷入黑暗中。华灯初上，但那成排马车依旧在码头上逡巡。直到邮轮灯光大亮，连烟囱都被照耀得宛如火树银花一般，马车夫们才死了心，一个接一个悄悄溜走，把零零碎碎的草料和一堆堆马粪遗留在码头上。
那天夜里，我独自走到甲板上。不远处，街灯下孤零零停放着一辆马车。从晌午到现在，它就一直待在那儿。早些时候，码头大楼周遭闹得不可开交，马车夫们争相抢夺客人，它却静悄悄退隐到一旁。一整天，它没载上一个客人，这会儿深更半夜，当然更不会有客人出来叫车了。车上点着一盏灯，昏昏黄黄。马儿把嘴巴伸到马路中央一小堆干草上，自顾自地吃草。寒风中，车夫身上裹着大衣，手里抓着一大块抹布，不停擦拭着晶亮冷清的车篷。擦完，他拿出一根掸子，拂拭车身上沾着的灰尘，然后又拿起抹布，在马儿身上擦拭一番。不到一分钟，他又钻出马车，重新擦拭起来。一整晚，他就这样钻进钻出，擦拭不停。马儿只管低头吃草，车夫身上的大衣闪闪发光，马车亮晶晶的。整天整夜没等到一个客人。第二天早晨，邮轮驶离亚历山大港，码头又变成一片荒芜。
而今，坐在汽艇中，即将登上孟买码头（奇怪，岸上的起重机和建筑物上的名字全都是英文），我心里想的却是那只不吭声、只管蹲伏在主人身后的动物。同样让我感到不自在的，是码头上的那群衣衫褴褛、身材瘦弱、跟周遭的石砌建筑物和金属打造的起重机形成强烈对比的身影——这些异国身影可一点都不像通俗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浪漫。我忽然领悟到，在孟买，就像在亚历山大港，权力并不值得骄傲。动辄发脾气，摆架子，到头来只会让你瞧不起自己。
当然，柯艾略（教我填写各种表格，帮我摆平一切纠纷的向导）说得一点都没错。孟买果然实施禁酒令，而且雷厉风行。我那两瓶已经打开的酒，被身穿白色制服的海关人员没收了。他们召唤一位脸色阴郁、身穿蓝色制服的男士前来，“当着我的面”查封这两瓶酒。这位蓝衣男子慢吞吞进行这项因属于体力劳动而略显低下的工作，但他仿佛把它当作一种享受似的。他的神态举止告诉我们，他可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国家公务员，尽管这会儿他正在从事一项低级的体力劳动。海关人员交给我一张收据，告诉我，只要我申请到许可证，我就可以领回这两瓶酒。柯艾略却没那么乐观。他说，洋酒一旦被查扣，瓶子总会莫名其妙被打破。但他自己的问题却解决了。海关人员没仔细搜查我们随身携带的物品，连问都不问一声，就让柯艾略的希腊布娃娃过关了。他从我手里抱过娃娃，收下向导费，掉头就走进孟买市街，转眼就消失无踪。这辈子，我再没见过这个人。
待在孟买挺累人的。天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整个人奄奄一息。磨蹭了几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去领回我那两瓶酒。早晨，我作出这个决定，下午，我准备出发。站在“教堂门车站”的阴影中，我犹豫着，究竟要不要跨越那条暴晒在毒日头下的大马路，一路步行到观光局。内心挣扎了好几分钟，我终于鼓起勇气穿越马路。眼前出现一排石阶。我奋力爬上去，坐在一台风扇下歇息。一股比那张许可证还要强大的诱惑力，把我从昏睡中唤醒过来——楼上的办公室开着冷气。在那儿，印度可是一个井井有条，甚至称得上奢侈的国家。办公室的装潢还挺时髦的：墙上挂着一幅幅地图和一张张彩色照片，木架上陈列着各式传单和册子。很快就轮到我了。我依依不舍站起身来，走上前填写表格。办事员也得填写表格，总共三份，而我只需填写一张。接着，他打开好几本各式各样的账册，在上面不知书写什么。最后，他把一沓阔页纸递到我手中——原来，这就是“持有洋酒许可证”。这位先生办起事来干脆利落，待人彬彬有礼。我向他道谢。他说不必客气，只是一点文书工作而已。
一天只做一件事——这是我的生活准则。直到第二天下午，我才搭乘出租车回到码头。身穿白色制服的海关人员和身穿蓝色制服、从事低等体力劳动的那位男士，看见我回来，颇感诧异。
“你落下什么东西了吗？”
“两瓶酒。”
“你搞错了！我们从你身上查扣了两瓶酒，当着你的面查封的。”
“是啊，我现在打算把它们领回去。”
“可是，我们不会把查扣的洋酒留存在这儿呀。我们没收和查封的每一件东西，都立刻送到‘新海关大楼’。”
离开码头时，他们竟然搜查我搭乘的出租车。
新海关大楼是公共工程处兴建的一栋庞大的双层建筑物。整栋房子弥漫着政府机关特有的阴森气息，屋里人潮汹涌，挨挨挤挤，热闹得就像一间法院。车道、走廊、阶梯、通道，到处都是人。“酒！酒！”我一路嚷着，一路跟随服务人员从一间办公室走进另一间办公室，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钻进钻出。每一间办公室都坐满身穿白衬衫、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男子，他们坐在办公桌前，形容枯槁，一脸憔悴，面对桌上乱七八糟堆放着的各种文件。一位官员把我打发到楼上去。爬上楼梯，我看到一群打赤脚的男子坐在石板地上。最初，我还以为他们在玩纸牌，那是孟买街头随处可见的休闲活动，仔细一瞧，才发现他们在整理包裹。其中一个说，我走错地方了，我应该去后面那栋楼房。这栋建筑物楼下的一个房间挤满衣衫褴褛的男女，看起来就像一间大杂院，但是，另一个房间却堆满布满灰尘的破旧家具，乍看之下，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间旧货店。无人认领的行李就存放在这儿。我终于找对地方了。我走上楼，站在一列长长的队伍后面，缓缓向前移动。队伍尽头，孤零零坐着一位会计师。
“你找错人了。你应该找那位穿白色长裤的先生。瞧，他就坐在那儿。他人很好。”
我朝这位官员走过去。
“你的‘持有洋酒许可证’带来了吗？”
我掏出那一沓签过名盖过章的阔页纸，递到这位官员眼前。
“你的‘运输准证’带来了吗？”
这玩意儿，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你得去办一张运输准证。”
我满身臭汗，筋疲力尽，一急之下险些迸出眼泪来。“但他们没告诉我啊。”
这位官员很有同情心。“我们一再叮咛他们，需要办这个准证。”
我掏出身上所有文件，一股脑儿扔到他眼前：持有洋酒许可证、海关收据、护照、码头使用费收据和“游客介绍卡”。
他煞有介事地把我的文件从头到尾翻看一遍。“没有。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儿没有我需要的运输准证。从纸张的颜色一看就知道。运输准证是浅黄色的。”
“运输准证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他们为什么不发一张给我呢？这个准证到底有什么用处？”
“我必须先看看你的运输准证，才能把被查扣的东西交还给你。”
“拜托了。”
“对不起。”
“我马上就给报社写信，揭发这件事。”
“请便。我一再嘱咐他们，记得叫那些领取查扣品的人申请一张运输准证。不单是为了你！昨天，有个美国人到这儿来领取查扣品。为了这张准证，他气得发誓，一领到被查扣的那瓶酒，他肯定会把它砸碎。”
“帮个忙，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弄到这个什么运输准证。”
“发给你收据的人，应该同时给你运输准证呀。”
“可是，我刚从他们那里来呀。”
“我不知道。我们一再叮咛他们。”
“回旧海关大楼！”我告诉出租车司机。
这回，大门口的警卫认出了我们，不再搜查我们的车子。这座码头是我进入印度的大门。只不过几天前，这儿的一切事物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黏湿的黑色柏油，旅客兑换外币的小亭子，各式各样的摊位，身穿白色、蓝色和卡其色制服的海关人员——我兴致勃勃，仔细观看码头上的这些人和这些景物，因为在我心目中，它们是码头大门外那个印度的缩影。如今，我却懒得再看它们一眼。尽管感觉迟钝，我内心深处却感受到一股报复的快感：这几个穿白色制服的海关官员和那个穿蓝色制服的、工作低等的家伙狼狈为奸，玩忽职守，被我当场逮着了，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可是，他们却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运输准证？”其中一位官员说，“你没搞错吧？”
“你告诉他们你打算离开孟买？”另一位官员问道。
“‘运输’准证？”又有一位官员离开自己的办公桌，朝向一位官员走过去，问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运输’准证啊？”
这位官员倒是听说过这玩意儿。“他们曾经行文通知我们。”
原来，运输准证的作用，是让人们把领回的查扣品，从海关大楼运送到旅馆或民宅。
“拜托，发给我一张运输准证，好吗？”
“我们这儿不签发运输准证。你得去……”他抬起头来瞄了我一眼，心肠软了，“呃，我把地址写给你吧。瞧，我把你的编号也写在上面。这一来，你到新海关大楼后就不必再像没头苍蝇那样四处乱找了。”
出租车司机一副气定神闲、见怪不怪的模样。看来，这种场面他早就见多了。我把地址念给他听，没等我念完，他就猛踩油门，飞驰进晌午时分满城汹涌的车潮中，一路穿梭蛇行，来到一栋外面悬挂着黑白两色布告板的巨大砖砌建筑物前。
“去吧，”从司机的口气，我听得出他蛮同情我的。“我在这儿等你。”
每一间办公室门外都挤着一小堆人。
“运输准证！运输准证！”我一路叫嚷。
在几个锡克教徒
指点下，我终于来到大楼后面一间低矮的库房。旁边有一扇门，门上标示着“禁区”。一群工人排列成一纵队，鱼贯走出门来，举起双手，让把守在门口的武装警卫搜身。
“运输准证！运输准证！”
我走进一条长长的走廊，看见那儿聚集了一群锡克教徒。他们是货车司机。
“洋酒准证！洋酒准证！”
好不容易，我终于找到了这间办公室。它坐落在底层的一间低矮的长方形房间，避开天上那一轮火热的日头，整间屋子阴阴暗暗的，就像伦敦城里的地窖，但四处弥漫着老旧纸张散发出的一股暖烘烘、灰扑扑的霉味——文件堆满各个角落：在那一排排直伸到灰色天花板的架子上、在办公桌和椅子上、在办事员和身穿卡其色制服的信差手中。那一沓沓卷宗被翻阅过无数次，皱巴巴、软趴趴的，几乎每一页都打起了折角。许多档案贴着早已褪色的粉红纸条，一样皱巴巴、软趴趴，上面标示着“速件”“急件”或“立即办理”。在这一堆堆、一沓沓和一捆捆的文件中，一群面无表情的办事员四处散坐着。他们有男有女，拱起肩膀，垂着头，躲藏在办公桌上堆叠的卷宗后面，脸色显得十分苍白——印度人特有的那种苍白。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独自坐在房间角落一张办公桌前，脸有点浮肿。我猜，大概是消化不良的缘故。别看他这副德行，若不是这位老先生坐镇这间办公室，说不定他手下那群办事员早就被堆积如山、无所不在的文件淹没了。
“运输准证？”
老先生慢吞吞抬起头来，瞅了我一眼，脸上并没显出惊讶或愠怒的表情。各种贴着粉红纸条的文件，散布在办公桌上。一台台式电风扇恰好放在那儿，不断吹拂桌上的纸张，却没把它们弄乱。
“运输准证。”他嘴里喃喃地念着，仿佛在咀嚼这几个听起来冷僻的字眼。但他在脑海中的档案搜索了一会儿终于恍然大悟。“填写一张申请表格吧，一张就够。”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表格？”
“这种表格到现在都还没印好呢。你就写一封申请函吧。呃，把这张纸拿去，坐下来写。写给‘孟买市间接税务暨禁酒事务局局长’。你的护照带来了吧？把护照号码写上去。哦，别忘了写下‘游客介绍卡’号码。我会立刻办理这件事。”
我遵照指示，把“游客介绍卡”号码〔TIO(L)156〕抄录下来。老先生果然立刻办理这件事。他把我的文件递交给一位女性职员。“德赛小姐，能不能请你马上填写一张运输准证？”在他的口气中，我听到一种难以言喻的骄傲。在这间办公室待了一辈子，他依旧能够体会和感受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无穷乐趣，而且，尽管不动声色，他也愿意将这种乐趣传递给他的手下，与他们分享。
不知怎的，我却连最简单的句子也写不出来，连最普通的英文单词都会拼错。情急之下，我把办公室主任给我的那张纸揉成一团。
主任抬起头来瞄了我一眼，带着责备的口气，温和地说：“一份申请书就够啦。”
在我身后，德赛小姐正在填写表格。她使用的是前大英帝国政府机关普遍采用的那种粗钝、无法擦除、字迹又难辨识的铅笔——这种书写工具的唯一优点，是它能够应用在复写纸上，减少抄写的麻烦。
好不容易，我终于把申请书写好了。
就在这当口，我带来的女伴忽然头一垂，身子向前一倾，砰然一声，整个人昏倒在椅子上。
“水！”我对德赛小姐说。
她一面书写，一面伸出另一只手来，指了指架上一个满布灰尘的空玻璃杯。
办公室主任正皱着眉头批阅其他文件，这时他抬起头来，望了望昏倒在他前面那把椅子上的女人。
“身体不舒服吗？”他的口气还是那么的温和平稳。“让她休息一会儿吧。”说着，他伸出手来，把桌上那台电风扇挪开。
“水呢？”我问道。
躲藏在文件堆后面的女职员们纷纷抿起嘴唇，扑哧扑哧笑起来。
“水！”我扯起嗓门，朝一位男职员呼喝了一声。
他站起身来，一声不吭，朝房间尽头走过去，转眼消失无踪。
德赛小姐把表格填妥，抬起头来，惊恐地望了我一眼，然后抱着厚厚的一本拍纸簿走向办公室主任。
“运输准证准备好了，”主任对我说，“你把申请书写好，就过来签个名吧。”
那位男职员回来了，两手空空。他一声不响，径自朝办公桌走过去，一屁股坐下来。
“水呢？”
他瞅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来自顾自处理他的文件。他没开口，也没像一般印度人那样耸耸肩膀，但眼神中却流露出一股厌恶。
这种态度比不耐烦还要令人难以忍受。这简直就是粗鲁、没教养、忘恩负义。就在这当口，一个身穿制服、骄傲得就像一位军官的杂役，趾高气扬地走进办公室。他手里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杯水。我现在总算弄清楚了：职员是职员，杂役是杂役，各司其职，不相混淆。
危机宣告结束。
我在表格上签下三个名字，终于领到运输准证。
主任打开另一个卷宗。
“纳德卡尼，”他柔声呼唤一位男职员，“这份备忘录我看不懂呢。”
他早就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出租车内闷热不堪，座位滚烫。我和女伴来到朋友的公寓，一直待到天黑。
朋友的朋友走进屋里来。
“怎么了？”
“我们去申请运输准证，她昏倒了。”我故意轻描淡写，免得让朋友难堪。随后我又补上一句：“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吧。”
“这跟天气毫无关系。你们这些从国外来的人，老是怪罪这里的天气和水。这位小姐根本就没事！来到这个国家之前，你们就对印度存有成见。你们读了太多西方人写的、对印度充满偏见的书。”
那位打发我去申请运输准证的官员看见我回来，显得非常开心。但这还不够。我必须去找库尔卡尼先生，向他查询缴交仓库费用的手续。问清楚该缴多少钱后，我得马上赶回来，跟身穿蓝色制服的职员接头，然后到出纳室走一趟，把仓库费用付清，再回头去找库尔卡尼先生，领回我那两瓶酒。
我手里握着一沓文件，找不到库尔卡尼先生。有人想把它拿走。我知道他只是好奇和好心，想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我不肯放手。他瞪着我，我瞪着他。我终于放手。他翻了翻那沓文件，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走错地方了。
我扯起嗓门尖叫一声：“库尔卡尼先生！”
周围的人全都吓了一大跳。有人跑过来安抚我，把我带进隔壁一个房间。原来，库尔卡尼先生就一直躲在这儿！一群民众正在排队等候。我冲到队伍前头，高高举起那沓文件，一面挥舞，一面朝库尔卡尼先生大声叫嚷。他赶忙伸出手来，夺下我手里的文件，匆匆浏览一番。队伍中的几个锡克人开始抱怨。库尔卡尼先生哄他们说，我是一位大人物，有急事，而且我比他们年轻。说也奇怪，听到这番说辞，那几个锡克人登时就安静下来了。
库尔卡尼先生吩咐手下，把相关账册全都搬过来，堆放在他办公桌上。他低着头，一面翻阅账册，一面举起手里拈着的那支黄铅笔，做出一个灵巧而优雅的手势。聚集在办公桌前的那群锡克人，立刻向两旁散开。库尔卡尼先生拿起眼镜，架在鼻梁上，抬起头来瞄了瞄对面墙上挂着的日历，扳起手指头，计算一番，然后摘下眼镜，又低下头来查看账册。他举起黄铅笔，又做了一个心不在焉的手势。锡克人又排成一队聚集到他的办公桌前，把墙上的日历挡住。
接着，我又回到楼上。身穿蓝色制服的职员拿起印章，在库尔卡尼先生交给我的那张纸上盖个印，然后打开两本账册，把这笔账登录进去。出纳员又在文件上盖个章。我掏出钱来，把仓库使用费付清。出纳员把这笔收入登记在另外两本账册中。
“嗯，办好了，”海关官员接过那份盖着两个关防大印、外加三个签名的文件，匆匆浏览一番，然后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大名。“手续完备，你可以领回你那两瓶洋酒了。赶快到楼下去找库尔卡尼先生吧。办公室快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