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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刹海冰场是当年最时髦的去处，到了这里你就别太张扬了，因为这里可是藏龙卧虎之地，“份儿”大的主儿有的是。你要是在冰场上看见一个不起眼的家伙向你叫板，可千万不要轻敌，闹不好这家伙在他家门口那一带就是个赫赫有名的顽主。
钟跃民就见过一位，这位老兄每晚必到，他穿得衣衫褴褛，头戴绍兴式的破毡帽，腰上还扎了个破蓝布围裙。他的冰鞋也很奇特，居然是一双东北地区常见的毡靴，一副黑龙牌球刀用麻绳横七竖八地绑在毡靴上。此人的滑冰技术极好，他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各种高难动作，引来一群群围观者。有一次他和钟跃民一伙打冰球，他单手持冰球杆带球像泥鳅一样满场乱窜，在钟跃民等七八个人的围追堵截下如入无人之境。在此之前钟跃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高手，这回可把他打傻了，打了半天连球也没摸着。后来他得知，此人绰号“三元子”，是西单一带的顽主。他是个垃圾清扫工，每次冰场散场后他还要去上夜班，他的工作是用铁锹将垃圾铲到卡车上，然后跟车到郊外的垃圾场卸车。此人很有些“垮了的一代”的风范，以破烂的工作装为时髦，在一片将校呢军装之间显得标新立异。别看这三元子是个垃圾工，“老兵”和流氓们都买他的账。有一次冰场上来了一伙初来乍到的顽主，他们见三元子穿得像个乞丐，便想拿他寻开心，结果犯了众怒，被百十号顽主打得抱头鼠窜。
1968年的北京顽主要是不去冰场的话，那么他就没有资格自称顽主。冰场除了具备玩耍和拔份儿的功能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社交。顽主们既是江湖中人，总要结交四方好汉，你认识的人越多，份儿就越大。想做顽主中的成名人物，除了讲义气，结交人广外，自己也要心毒手狠，不然谁服你？像《水浒》里的宋江，光知道练嘴假仗义，自己没半点儿拳脚功夫，这种人到1968年可就吃不开了。
钟跃民每次来冰场，头半个小时不能去滑冰，他得先应酬。他的熟人太多，礼数得尽到了，和这位握握手，和那位抽根烟，要是有他同时认识的两伙顽主碴起架来，他得去做和事佬，给双方说和说和。他的自尊心比较强，要是有一方不给他面子，执意要打，钟跃民就会觉得对方不太懂事，连钟跃民的面子都不给，这不是找揍吗？他往往是劝着劝着就参加了战斗，帮助一方和另一方干起来。
袁军是个纯粹的好战分子，一见别人碴架他就激动得难以自抑，至于跟谁打并不重要，若干年后的那句口号“重在参与”，袁军早就身体力行了。
钟跃民在冰场的入口处碰见几个住在红霞公寓的哥们儿，正在寒暄，这时郑桐兴冲冲滑过来：“跃民，那两个妞儿又来了。”
钟跃民连忙向那几个哥们儿告辞：“哎哟，对不起了，我那儿有点儿正事儿，一会儿见吧。”
红霞公寓的李延军开玩笑道：“你丫能有什么正事儿呀，不就是拍婆子吗？留点儿神，别拍炸啦。”
周晓白和罗芸互相搀扶着，正在小心翼翼地练习滑冰。钟跃民一伙人从远处以冲刺的速度飞驰而来，在姑娘们面前猛地横过冰刀停下，冰刀在冰面上刮起一道道白色的冰雾。周晓白抬头看见钟跃民，微微一愣，继而又露出了顽皮的笑容。上次耍了钟跃民一把，她有些不好意思。
钟跃民看着周晓白摇摇头，叹了口气：“不够意思，真不够意思。”
周晓白假装不明所以，笑着问：“怎么啦？”
“那天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好歹我也算是你们的教练吧？我的学生受人欺负，我这个当教练的能不管吗？结果教练挺身而出，差点儿挨了一顿揍，可学生呢，却连影儿都没有了。太让人寒心了，以后谁还敢做好事？”
罗芸笑道：“你们不是说要给人家办学习班吗？又不是去打架，怎么会挨揍呢？”
袁军解释说：“我们和那几个坏小子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帮助他们改邪归正，可那几个小子根本就油盐不进，还要揍我们，没办法，我们只好奋起自卫了。”
周晓白十分不解：“说了半天还是打架嘛，我真闹不懂，你们这些男孩子究竟是怎么啦？简直把打架当成一种乐趣，还特别残忍，动手还不算，还要动刀。我想问问，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钟跃民搔搔头皮想了想：“这个问题没想过，因为大家都是这样，你要是老老实实的，别人就会来欺负你，你要不想打架就只能选择挨揍。比方说，你走在大街上，对面过来一群人，你看了他们一眼，你猜他们会怎么说？”
“怎么说？”
“‘犯他妈什么照，找抽呢是不是？’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周晓白叹了口气：“真野蛮，现在的男孩子怎么都像好斗的公鸡？我记得以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在学校里大家都比谁功课最好、谁品学兼优，谈得最多的是理想。”
钟跃民心中暗笑，这傻妞儿，这都哪年的皇历了，这年头儿谁还谈理想？他冷笑道：“那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时候吗，现在谁要是说我是乖孩子，我听着就跟骂人差不多。”
袁军也摆出一副历经世事的样子：“现在讲的是谁能打架、谁敢玩命、谁手黑，谁就有份儿。”
钟跃民接着说：“当然了，打架是我们的专业，我们还是挺敬业的。业余时间我们可以听听音乐、看看书。你看过《基督山伯爵》吗？那本书写绝了，不看一辈子后悔。”
周晓白点头表示赞同：“我看过，我们家有这本书，是挺好看的。”
钟跃民一听，眼睛一亮：“你们家有？太好了，能借我看看吗？”
“你不是刚说你看过吗，你到底看过没有？”
“有个哥们儿借这本书给我，只能看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得还。我看了整整一夜，只看了一大半，后面的故事就不知道了，急得我直拿脑袋撞墙。”
“噢，是这样，那么我可以考虑，要是你表现好，我就借给你。”
钟跃民是真喜欢这本书，不过，这可不是他的目的，借书是个最好的借口，有借就有还，这一来二去的，什么事都能办了。他作出兴奋状：“真的？那我一定好好表现，请党和人民在斗争中考验我。对了，《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剧要公演了，你看不看？”他使出最后一招撒手锏，按他的推算，只要把如此紧俏的芭蕾舞票亮出来，这妞儿就算是摆平了。
果然，周晓白兴奋得脸都红了：“你有票？太好了，我从小就喜欢芭蕾舞，还去少年班学过呢。”
钟跃民得意地说：“你看，我这个教练没白认吧？又教你滑冰，又带你看芭蕾舞，好事都让你赶上啦，那本书……”
“别臭美了，不就是两张破票吗？不带我去我还不稀罕呢，哼，我最烦别人和我讲价钱。”
郑桐不爱听了：“什么？破票，这票来得容易吗？我们排了整整一宿队，冻得哥儿几个跟孙子似的，后半夜我和袁军困得实在扛不住了，在一个商店门洞里刚眯一会儿，钟跃民这孙子拎着块砖头就过来了，一砖头就把人家商店的玻璃……”
钟跃民连忙打岔：“我说时间不多了，还一个小时就散场了，你们得抓紧时间练练。现在我正式授课，你们要好好学。说句不好听的，就你们俩这水平可真够给我丢份儿的，到时候人家一问谁是教练，有人说是钟跃民，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没办法，就这水平我也得教，谁让我有责任感呢？”
周晓白嘴一撇：“钟跃民，你贫不贫呀，谁稀罕你这破教练？”
袁军匆匆滑过来：“跃民，那边有两拨人碴起来了，是外交部的杜卫东和和平里的地雷他们。”
杜卫东是钟跃民的哥们儿，他不能不管，这边已经初战告捷，无须留恋，他抬脚就要走。
周晓白知道他们又要去打架，连忙试图制止：“钟跃民，你怎么走了，还教不教我滑冰了？”
“一会儿回来再教。”
“别去打架，好吗？”
“不行，杜卫东是我朋友，我能不管吗？”
“钟跃民，你要非去，以后就别理我。”周晓白赌气地说。
钟跃民只当是废话，这妞儿脑子有病，还没怎么着呢，就管起人来了，这会儿就是钟跃民他爹在他也不能不去。
他没理周晓白，转身和袁军等人向人声喧闹处滑去。
在京城众多的顽主中，杜卫东算个另类人物，首先他的来路很成问题。在干部子弟的圈子里，谁家老头儿是哪个山头的，这很重要，这关系到你是什么来路的问题。譬如两个以前并不认识的干部子弟，第一次见面要“攀道”，首先就是问问“你爸爸当年是哪部分的”，这一般都是指抗战时期他们的父辈属于哪个部队。干部子弟们把时间的坐标定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有道理的，因为抗战时参加革命的干部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已成气候，到了“文革”前，他们的级别一般都在司局级以上。至于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参加革命的干部，一是年龄较轻，二是级别较低。在一些高干子女眼里，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干部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那会儿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其规模已成气候，军队也达到上百万人。干部子弟们开口“攀道”，侃的都是抗战或红军时期的家世。他们“攀道”是有些规矩的，如果你的父亲是新四军系统的，对方先要问问是几支队的或是几师的。这种问法是很内行的。你要是张嘴就说“我父亲1938年在新四军五师”，那就是找挨骂呢。因为新四军的建制以1941年的皖南事变为分水岭。皖南事变之前军部以下的建制为4个支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宣布为“叛军”，被撤销了番号，是共产党自己重建的。重建后的新四军扩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所以说1938年的新四军还没有师的建制。如果他们的父辈是八路军系统的，则要问问是属于哪个军区的、几分区的，原因是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大多集中于晋察冀一带，晋察冀军区是八路军于1938年4月在华北完成了战略展开后组建的第一个军区，下辖若干个军分区。可别小看了这个不起眼的军分区，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当年的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大部分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成了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
老百姓家的孩子都觉得干部子弟们脑子有毛病，两个不认识的人一见面，张嘴就是“你爸是几分区的”，这不是傻逼是什么？由此看来，干部子弟这个圈子不是谁都能进入的，就这么几句简单的对话，你要是没有点儿党史、军史的基础知识，马上就会露馅，大部分干部子弟对党史、军史都是无师自通。
杜卫东的出身和“几分区”并不搭界，他压根儿就不是中国人，而是个纯粹的日本人。他的父亲杜源平五郎是外文编译局请来的外国专家，长期在中国工作，杜卫东从小就生长在北京，说得一口京油子话。“文革”前他不叫杜卫东，叫什么谁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日本名字。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时，北京的大学、重点中学，都有外国留学生。这些外国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文革”。在北大附中读初二的杜卫东表现得比他的中国同学还要激进，他把自己的日本名字给改了，改叫“杜卫东”，意思自然是要保卫毛泽东了。他很执着，不管毛泽东是否需要他保卫，反正他是打算保卫到底了。
“文革”开始后，杜卫东也和中国的红卫兵一起造起反来。不知为什么，他莫名其妙地把自己也划为“干部子弟”，愣说他爸爸享受司局级待遇，勉强也算是“高干”。老红卫兵的历次活动——成立红卫兵纠察队、以“联动”的名义冲击公安部等他都参加了。
“大串联”开始后，他联络了几个日本孩子，也扛了面红旗徒步去“长征”。在延安枣园，杜卫东向接待方提出，他们是日本左派，是来中国取经的，回去准备在东京进行武装起义，推翻日本反动派的统治。在未来的战斗中，他们可能会牺牲，在牺牲之前他想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睡一夜。对于一个马上就要牺牲的人来说，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接待方同意了他的要求。但由于有这类要求的外国人太多，所以作了一些限制，每人只能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睡两个小时。杜卫东睡了两个小时还觉得不过瘾，又花了两天时间排队，再度体验了一次毛主席住窑洞的峥嵘岁月。从延安出来，他们又徒步“长征”去了韶山，他神情肃穆地对身边的几个日本哥们儿说：“如果毛主席当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中国会像今天的日本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然，这都是杜卫东1966年、1967年这两年的表现。他是个喜欢跟潮流的人，既然杜卫东也属于“老兵”圈子里的人，那“老兵”干什么杜卫东当然也干什么。时间进入1968年，当年的老红卫兵们在政治上早已失势，他们心灰意冷地远离了政治，干起了打架、拍婆子的勾当。此时的杜卫东自然也不会闲着，他也弄了身将校呢穿上。他父亲杜源平五郎的工作关系归外国专家局管理，于是杜卫东也像北京大院里的孩子一样，对外交谈时总有个归属问题，所以他自称是“外交部的”，也成了地地道道的京城顽主。
钟跃民有时碰见杜卫东就拿他开心：“卫东，你丫怎么还没走？”
杜卫东说：“我他妈走哪儿去？”
钟跃民说：“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咱们那东京武装暴动的计划可是两年前就制订好了，怎么现在还没动静？要都像你这样磨磨蹭蹭，世界革命还干不干了？咱不是最后还要到美国打白宫吗？”
杜卫东说：“狗屁，那不是两年前的作战计划吗？早他妈改戏啦，攻打东京那样的大城市，咱们的力量够吗？这分明是‘左倾’盲动主义，万一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算谁的？咱还是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世界革命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着什么急呀。我现在的工作性质变了，主要是发动群众，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些套话都是从当时的广播中学来的，成了钟跃民等人穷开心的语言。
杜卫东到底是大和民族的种儿，打起架来心毒手狠，骨子里有种嗜血的渴望。他和钟跃民合伙打过几次群架，杜卫东总是带着刀子，出手便见血。钟跃民从杜卫东身上体会到老爸当年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确很不容易，这小鬼子真是挺强悍的，难怪当年战争打了8年才惨胜。
冰场的一角，两伙青年正准备进行一场厮杀，冰场的各个角落仍然有人流涌向这里，人越聚越多。
杜卫东穿着一件黄呢子军装上衣，他最近喜欢剃光头，大冬天的故意光着刮得泛青的脑袋，显得很是与众不同，他正和一个穿棉军大衣的青年对峙着。
穿军大衣的青年从袖子里掣出了一柄日本军用刺刀，刺刀在水银灯下闪着寒光，他沉着地提刀在手，问：“哥们儿怎么称呼？”
杜卫东接过一把手下人递来的斧子，漫不经心地回答：“外交部杜卫东。你呢？也报报名嘛。”
那青年笑了笑说：“和平里的，人称‘地雷’。”
杜卫东嘲讽地说：“绰号倒挺唬人的，干吗不叫‘原子弹’？”
地雷冷冷地回答：“哪儿这么多废话，咱是单练呢还是一起上？”
“随便，我奉陪就是。”
钟跃民带着袁军等人从圈子外面挤进人群，杜卫东微笑着向他点点头打招呼：“跃民，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你丫最近忙什么呢？”
钟跃民问：“卫东，怎么回事？”
地雷轻蔑地上下打量着钟跃民。
杜卫东懒洋洋地说：“谁知道怎么回事，有个小子不长眼撞了我一下，我给他两个嘴巴，这哥们儿就不干了，说我打狗欺主，我打了又怎么样，谁让他不长眼？”
地雷露出一脸凶相：“我看你是活腻了。”
杜卫东说：“跃民，你用不着出手，在旁边看会儿热闹，等我剁了丫的，一会儿请你去老莫吃饭。”
钟跃民伸手拦住杜卫东，转身问地雷：“你是和平里的，吴平津你认识吗？”
地雷绷着脸道：“别跟我提这个，我谁也不认识，就认识我这把刀。”
袁军从挎包里抽出菜刀：“给脸不要脸是不是？我剁了你丫的。”
钟跃民拦住袁军：“冰场上不是打架的地方，谁把谁放倒了也脱不了身，我看咱们约个地方怎么样？”
地雷把刺刀揣回袖子，无所谓地说：“好啊，那咱们就约个地方，后天上午10点在月坛公园怎么样？”
杜卫东收起斧子道：“就这么说定了，谁不去谁是孙子。”
钟跃民向围观的人群说：“行啦，不是说好了吗？大伙都散散，都别扎在这儿，冰面都快被压塌了。”
人群渐渐散去。
杜卫东铁青着脸对钟跃民说：“跃民，后天带上你的人给我助助威，我非剁了这小子不可。”
钟跃民大包大揽道：“没问题，我肯定去。这小子叫地雷，和平里有这一号吗？我怎么没听说过？我看这孙子是欠收拾，后天你能叫多少人去？”
杜卫东回答：“有个百十号人就够了，再多了就耍不开了。”
钟跃民说：“人多了就打不起来了，这我有经验，两拨人里肯定有互相认识的，一打招呼，得，说合吧。”
杜卫东咬牙切齿地说：“去了再说吧，我倒希望和那个地雷单练一场。”
袁军见这场架没打起来，觉得很扫兴，便埋怨钟跃民多管闲事：“你跟他废什么话？上去一菜刀剁了丫算了，还和他约什么？没准儿到了后天我还懒得去了呢。”
钟跃民忽然想起了什么：“咦，袁军，你还欠我一顿饭呢，好像是新侨饭店吧，你怎么连提也不提啦，装糊涂是不是？”
袁军一脸的无辜：“是吗，我怎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你是把梦里的事当真了吧？”
钟跃民抓住袁军的胳膊一拧，问道：“看来我得提醒你一下，再仔细想想，想起来没有……”
“哎哟，你丫轻点儿，想起来了，我终于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明天……明天就去，行了吧？”
“这就对了，年纪轻轻的记性怎么这么差？看来提醒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1968年的北京，偌大一个城市，只有两家对外营业的西餐厅：一家是北京展览馆餐厅，因为北京展览馆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当时叫苏联展览馆，它的附属餐厅叫莫斯科餐厅，经营俄式西餐。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才改成现在的名字，但人们叫惯了以前的名字，一时改不过口来，北京的顽主们干脆叫它“老莫”。另一家西餐厅是位于崇文门的新侨饭店，经营的是法式西餐，不过这种法式西餐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这两家西餐厅是当时京城的顽主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其中的新侨饭店用餐环境还算是比较考究的，墙壁上挂着装饰性的油画，内容也不显得很激进，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每张餐桌上都摆放着精致的桌牌和一种用玻璃制成的调料容器，椅子都是带弹簧的软椅，椅垫和椅背都套着米黄色的布套。还有一点很重要，这里的女服务员都很年轻，而且没有太丑的。
袁军自从卖古瓷瓶得了笔钱后，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说话都比以前气粗了，感觉上已是一览众山小了。他的这种感觉得到钟跃民、郑桐等人的怂恿，大伙儿巴不得袁军保持这种富人的感觉，直到这笔钱花完为止。于是大伙儿见了袁军就拼命吹捧，都说袁军是个仗义疏财的汉子。什么叫顽主？首先是仗义，一掷千金，拿钱不当钱。郑桐说他平生最烦的就是抠抠搜搜，有点儿钱就恨不得在贴身裤衩上缝个兜儿，把钱藏进裤裆里，那叫爷们儿吗？袁军不是傻子，他当然知道哥儿几个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客气，但是不管真的假的，互相吹捧总比互相诽谤要好。何况这笔钱明摆着得花光了算，不然他们能饶了你？总之，无论他们是吹捧你还是诽谤你，结果都一样，不如主动点儿，落个仗义疏财的好名声。
钟跃民、袁军、郑桐、二毛子等人围坐在新侨饭店的餐桌前闹闹嚷嚷地点菜，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女服务员站在一边准备记菜名。
郑桐问：“同志，有卤煮火烧吗？”
大伙儿都坏笑起来。
女服务员一愣：“对不起，这是西餐厅，不卖卤煮火烧。”
袁军学着山东腔说：“同志，您这里有带料加工服务吗？俺这儿还带着烙饼哩，能给俺烩烩吗？”
女服务员恼怒地盯着他们，不说话。
袁军嬉皮笑脸地说：“同志，俺不让你们白服务，俺给加工费，俺那地界的大车店都有带料加工，这同志，看不起俺乡下人。”
钟跃民息事宁人地说：“同志，您别理他们，这都是我家亲戚，从乡下骑着毛驴来的，没见过世面，您多包涵。我也烦他们，可谁家没几个穷亲戚呢？不怕您笑话……”他用手指着袁军，“这是我表弟，好几年没来了，您猜他给我家带了什么礼物？您猜不出来？我告诉你吧，他拎了一个整猪头……”
郑桐等人大笑起来。
袁军笑道：“跃民，你丫就挤对我吧，这顿饭哥们儿还不吃啦。”他站起装作要走。
郑桐等人一拥而上把他按坐下：“别价，你走了谁结账呀，这不明摆着威胁哥儿几个吗？”
钟跃民一本正经地开始点菜：“不说了，不说了，点菜，第一道菜，嗯，奶油沙司圆肉饼。这样吧，这肉饼每人照着半斤上。”
郑桐等人又大笑起来。
女服务员大概是经常遭到顽主们骚扰，她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态：“这是一道菜，不是肉饼。”
钟跃民故作惊讶：“不可能，这明明写着是肉饼嘛，还是圆的。”
女服务员轻蔑地瞪了他一眼扭头走了。
钟跃民一伙更得意了，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袁军迅速把一套餐具装进挎包，然后是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钟跃民摸摸软椅的布面称赞道：“这椅子不错，坐着挺舒服的，我那儿正缺把椅子呢。”
郑桐说：“顺几套餐具就得啦，你丫还惦记上椅子了？”
一个中年男服务员走过来：“几位小同志，我们如果有服务不周到的地方，请多提宝贵意见。”
袁军若无其事地说：“没意见，就是刚才那位女服务员太粗心，少摆了一套餐具。”
男服务员转身去拿餐具了。
郑桐小声地骂袁军：“你丫真是贼不走空，每次来都顺人家东西，上次把人家桌牌都顺走了。”
“哥们儿喜欢新侨，想留点儿纪念品，怎么啦？”
桌上的菜已经上满，钟跃民等人开始你争我抢，狼吞虎咽起来。
钟跃民嘴里塞满了食物，口齿不清地问：“袁军，照这么吃，咱们还够吃几顿？你还有钱吗？”
袁军回答：“还够吃几顿的，那天我和郑桐去委托行卖东西，差点儿让人家把我们扣下。郑桐这孙子挂相，一看就不像好人，我好说歹说，还拿出户口本，人家才没把我们当贼抓起来。”
郑桐说：“委托行那老东西真孙子，一对明代官窑瓷瓶，才给我们50块钱。袁军丫整个儿一农民，一听就乐得找不着北了，紧接着高呼毛主席万岁，我心说，毛主席要是知道你偷家里的东西卖，非抽你丫的。”
正说着，灯突然灭了，餐厅里一片黑暗。这是常事，这两年城市供电不足，经常停电。
袁军等人鼓噪起来：“怎么回事？没电啦？哎哟，我的嘴呢？我把面包塞鼻子里去啦……”
男服务员在黑暗中喊：“同志们不要乱，是例行停电，我们饭店有备用电源，马上可以恢复供电，请耐心等一下。”
郑桐起哄地大喊：“退钱，退钱，我们不吃了。”
二毛子也乱嚷道：“跃民，咱找他们经理说理去，吃着好好的给咱断电，这不是扫哥儿几个的兴吗？跃民，你怎么不说话？咦，郑桐，跃民哪儿去啦？”
灯终于亮了，餐厅经理正在挨个桌子道歉。
袁军、郑桐、二毛子等人突然发现钟跃民刚才坐过的地方空空如也，连椅子都没了。
郑桐惊讶地睁大眼睛小声说：“我操，这孙子真把椅子给顺跑啦……”
袁军反应极快，他把刀叉一扔说了句：“哥儿几个，快撤，一会儿人家发现了，找咱们要椅子，钟跃民这孙子……”
袁军等人仓皇逃出餐厅。
月坛公园的一片空地上，杜卫东从容地抽着烟，他身后已聚集了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还有人流在源源不断地涌进公园。一辆蒙着苫布的平板三轮车缓缓停下，有人迫不及待地掀开苫布，露出里面成捆的棍棒、长矛、柳条帽……
在一棵粗大的槐树上，钟跃民端着一杆气枪，正坐在树杈上抽烟。另一棵大树上，坐着手持气枪的袁军。郑桐把碎砖一块块扔上树，袁军接住又一块块码在树杈上。
郑桐不放心地喊：“你他妈码稳点儿，别掉下来砸着我，别还没打着人家，先让自己人给花了。”
袁军笑着说：“一会儿打起来，哥们儿的大板砖哪人多就往哪儿招呼，我管他是谁。”
杜卫东仰头向钟跃民喊：“跃民，你丫怎么上树啦？哥们儿还指着你冲锋陷阵呢。”
钟跃民说：“卫东，我怎么觉着有点儿不对劲？地雷再怎么样也是我们中国人，我怎么帮着日本鬼子打中国人呢？那别人还不叫我汉奸？”
杜卫东笑道：“你把我当成白求恩同志就得啦，哥们儿是国际主义战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去你大爷的，人家白求恩是加拿大人，你是他妈的日本鬼子，这能比吗？你算算，你们日本人干过好事儿没有？在明朝的时候就和我们中国犯葛，我们中国教你们这么多文化，可你们就是不走正道儿，好人不当就喜欢当海盗，趁我们中国人一不留神，抢点东西就跑，其实也就是抢个仨瓜俩枣，还以为占了多大便宜，我们都懒得搭理你们……”
坐在另一棵树上的袁军听钟跃民一说也越想越生气：“操，他们日本人是挺孙子的，听我爹说，我们老家的房子就是他们烧的。杜卫东，我操你大爷，你丫凭什么烧我们家房子？跃民，我怎么越看丫越不顺眼，咱干脆先打杜卫东丫一顿得了。”
杜卫东叫起屈来：“哥们儿，烧你们家房子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他妈的法西斯，我可是国际主义战士。再说了，这年头儿也不对呀，那会儿咱们都没出生呢。”
“那有可能是你爸干的，或者是你爸的哥们儿干的。那会儿你爸总该出生了吧？正是当兵的年龄，他能闲着吗？没烧过房子也强奸过妇女吧？你们日本人就好这口儿，连母猪都不放过。反正这笔账得算在你头上，你说吧，两条道儿你挑一条，要么让我们捶你丫的一顿，算是我们参加抗日了，要么你掏钱请哥儿几个上老莫撮一顿，你挑吧。”钟跃民威胁道。
“那么我还是请客吧，我算明白了，哥儿几个不就是想宰我吗，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又是找明朝的后账又是说我爸强奸妇女，你们中国人也够孙子的，想宰谁就先诽谤谁。”杜卫东乐呵呵地说。
一个青年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卫东，地雷他们来了。”
杜卫东的神态凝重起来：“有多少人？”
“恐怕也有百十号人。”
“来了好，大伙儿抄家伙。”
在公园门口，地雷带领他的人马浩浩荡荡地骑着自行车而来，他们将自行车往路旁一支，明晃晃的自行车顿时摆成一大片。他们纷纷从自行车的横梁上、身上挎的马桶包里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家伙，其中有两个青年居然手里拿着日本侵华时期的军用战刀，一时间，战刀抽出刀鞘的声音、利斧等器械摩擦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地雷穿着件国防绿棉军大衣，头戴羊剪绒皮帽，他神态自若地叼着烟，就像是来公园和女朋友约会，对将要爆发的大规模血腥械斗似乎没放在心里。他突然甩掉大衣一挥手，身后的百十号人顿时骚动起来，人群从公园的大门蜂拥而入。
公园里面，杜卫东率手下也亮出家伙，一步一步迎上前来，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就要爆发了。
这时，大门口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住手！”
正准备斗殴的两群人都停住了，同时把头转向大门，只见李援朝带着几个人骑车闯进公园，直接插到两群人中间。
钟跃民叹了一口气，朝袁军喊道：“打不起来了，李援朝来啦。”
袁军抱怨地说：“真他妈没劲，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说着，骂骂咧咧地滑下树。
钟跃民向人群望去，只见李援朝向杜卫东和地雷说着什么，两人频频点头，两人握手，两群人纷纷收起手里的凶器。
“李援朝这小子，哪次打架都充当说和的角色，我就没见过他正正经经地和谁打一架。走，过去看看。”
钟跃民和袁军挤进人群，跟李援朝握了握手。
“我一见你李援朝来就知道完啦，天大的架也打不起来了，真没劲。”
李援朝笑着说：“跃民，你这个人怎么唯恐天下不乱呢？”
李援朝还真有面子，经他一说和，地雷和杜卫东的对立情绪顿时化为乌有，立刻变得有说有笑。杜卫东热情地向地雷介绍钟跃民：“这是钟跃民，育英学校的。”
地雷和钟跃民握了握手：“哥们儿，那天真对不住，你别往心里去，以后有事你说话。”
钟跃民客气道：“没事，这回认识了，以后都是朋友了。”
李援朝四下看了看，今天来的人不少，外交部的，铁道部的，计委大院的。这些人难得聚到一起，今天李援朝赶来并不单纯是为了平息这场械斗，而是要借此机会跟各大院的头儿商量一件大事。
杜卫东问道：“援朝，你刚才说有事要商量？你说吧，什么事？”
李援朝说：“你们听说过小浑蛋吗？”
一听“小浑蛋”三个字，大家都炸了。
“最近刚听说，原先没这一号呀？我正要找他呢，前些日子我的一个朋友被小浑蛋插了，膀胱都被扎穿了，这小子手够黑的。”
“这小子已经伤了十几个人了，听说见面连话都不说，出手就是一刀，专往要害地方捅。”
“真他妈邪乎，没见过这么狠的人。”
李援朝说：“他出手极快，自称是‘京城第一杀手’，我要找你们商量的就是这件事。”
杜卫东问：“抓住他，废了他？”
“对！”李援朝点点头，“不废了他，咱们早晚被他废了。这家伙真是疯了，他不是对着某个人，而是冲咱们‘老兵’来的，不管有仇没仇，出手就要杀人。到现在为止，没出人命是运气好，他的动机是杀人。”
“抓住他怎么办，咱们总不能杀了他吧？闹出人命来事就大了。”地雷说。
李援朝老谋深算地说：“这家伙一身血债，他要是被公安局抓住，恐怕也得判死刑，咱们当然不能蛮干，要干得有理。我准备先去公安局报案，而且主动要求协助公安机关捉拿他，公安局总不会拒绝吧？好，有了这话就好办，凭小浑蛋的性格，他绝不会束手就擒，只要他反抗，就干掉他，这是正当防卫。”
钟跃民说：“逮他还不容易？下星期一《红色娘子军》该公演了，小浑蛋手里有票，他肯定会去，咱们就在剧场里收拾他。”
“还有一个星期呢，也许就在这一星期里谁就丢了命。”李援朝说。
“听说他最近老在展览馆、动物园一带活动，咱们多派点儿人去，把那一带监控起来。”杜卫东显得迫不及待。
“千万别打草惊蛇，这件事一定要秘密进行。”李援朝叮嘱道。
钟跃民家的客厅永远是高朋满座，通常客厅里总不少于七八个人，那是他一生中最悠闲的日子，时间多得难以打发，袁军和郑桐也是如此。这几天，钟跃民正兴奋着，周晓白把《基督山伯爵》这本极难找的书借给他一整个星期，这真是天大的面子，通常这样的书能借给你24小时就已经很够意思了。钟跃民把这本书仔仔细细看了两遍，于是有了资本，这会儿正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给袁军、郑桐等人讲《基督山伯爵》的故事，袁军等人听得发呆。
“美茜蒂丝的儿子阿尔培认为基督山伯爵在背后诋毁了他父亲，使他的家族名誉蒙受了耻辱，于是决定在剧院里向基督山伯爵提出决斗。19世纪的法国贵族有个毛病，要把手套扔在对方脸上，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举动表示双重意思：一是挑战，二是侮辱。人家法国贵族比较文明，扔手套表示挑战，不像咱们这帮人，一不高兴大板砖就拍过去了……”
袁军等听众大笑起来。
“袁军，要是你在剧院里让人家把手套摔在脸上，你怎么办？”钟跃民问。
“我一菜刀剁了丫的。”袁军凶相毕露地回答，一点儿也没觉得自己有失风度。
“你们听听，什么话吗？流氓就是流氓，永远成不了贵族。你当人家基督山伯爵到剧院听歌剧还带着菜刀？像基督山这种身份的人要是让人把手套摔在脸上就太丢份儿了，他没等对方摔手套，就会主动把手套从阿尔培手里拉过来，彬彬有礼地说，‘我就算您的手套已经扔了，并且裹了一粒子弹送回给您，现在离开我吧，不然我就要召仆人来把您赶到门外去……’”
郑桐打断他兴致勃勃的演讲：“没劲，你讲故事完全是照本宣科，语言是书本语言，你应该使用现在的语言。”
钟跃民叹了口气道：“你们这帮人太没文化，稍微高雅点儿就接受不了，看来我只好把自己降低到扫盲班的标准。基督山伯爵是这么说的，‘孙子，你丫是不是活腻歪啦，跟谁叫板呢？你要不服咱就找个地方单练，使什么家伙随你挑，是菜刀是插子哥们儿都奉陪到底，谁要不敢去谁是孙子……’”
听众们大笑起来。钟跃民卖起了关子不讲了。
袁军迫不及待地说：“接着讲啊，基督山和阿尔培单练了没有？谁把谁收拾啦？”
钟跃民摸摸肚子：“不行，我饿啦，早上就没吃饭，还真有点儿扛不住了。”
袁军掏出5块钱拍在茶几上：“郑桐，你去买几斤包子。跃民，你接着讲。”
郑桐动也不动：“你支使谁呢？不去。”
袁军急了：“那你丫吃不吃？”
“不吃，我还真不饿，看见吃的就烦。”
袁军气急败坏地说：“那么你丫也别听，出门找个凉快地方待着去。”
“你当我乐意听？我他妈烦着呢，好好地坐这儿歇会儿也不得安生。跃民，你别讲了，我听得快睡着了，特没劲。”郑桐分明是故意气袁军。
钟跃民说：“得，我都给人讲烦了，我他妈有病？不讲啦，坚决不讲啦，再讲我就是孙子。”
袁军愤愤然冲钟跃民去了：“真他妈没劲，一本破书，至于吗？”
“破书，你给我找一本瞧瞧？你爸好歹还是当局长的，你们家带字的印刷品都算上，恐怕超不过10本，还得算上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的4本，再加上户口本和副食本，除去这些，你们家还剩几本书？”
袁军不服气地说：“你也太挤对哥们儿了，我们家没书就对啦，现在是什么时代？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没文化越革命。郑桐他爸还是大学毕业呢，运动一来，第一个挨斗的就是他爸。”
郑桐不爱听了，他随时都忘不了讥讽袁军和他那个大老粗的父亲，马上回嘴道：“我想起来了，袁军他爸特没劲，我爸挨斗时就他爸蹦得欢，腆着肚子在台上摆出一副老干部的架势，一讲话就哼啊哈的，让我爸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当时还真把我给唬住了，心说，还是延安来的老干部有水平，话还没说呢，架势就出来了。没过两天，我从机关门口路过，看见造反派押着一队‘牛鬼蛇神’去干活。‘牛鬼蛇神’们排着队，扛着扫帚，嘴里还唱着《牛鬼蛇神之歌》，领唱的那位声音特洪亮，‘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哥们儿一听有点儿不对，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再一瞧，哎呦喂！是袁军他爸。”
钟跃民等人大笑起来，袁军翻了脸：“郑桐，你丫挤对谁呢？有种咱们一对一单练。”
郑桐也不示弱：“你唬谁呢？单练你未必是对手，不服咱试试……”
袁军冲进厨房抄出菜刀，郑桐抄起一把椅子要砸袁军，同伴们一拥而上抱住两人。
袁军挣扎着：“你们谁也别管，谁管我跟谁急。”
客厅里大乱。
钟跃民大叫：“哥儿几个，要单练出去练去，这他妈是我家……”
周晓白和罗芸敲响钟跃民家的门时，客厅里正乱成一团，袁军举着菜刀要砍郑桐，谁劝也不听，郑桐也举着椅子不松手，随时准备自卫。钟跃民见劝说无效，勃然大怒，于是冲进厨房抄出根擀面杖，声称要把这两个人来疯的家伙打出去。
周晓白是第一次来钟跃民家。第一次和男孩子打交道，她心里很有些惶惶然的感觉，那天在冰场上她想阻止钟跃民去打架，便扔下一句话，你要是非去以后就别理我。她本以为钟跃民会就范，谁知钟跃民连理也不理，扭头就走了。倒是周晓白发了半天愣，她奇怪，这家伙怎么敢把自己的话当成耳旁风？她心里气得要命，决定以后决不再理他，谁知一会儿钟跃民又回来了，他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对周晓白说：“那本书你什么时候给我？”
周晓白不由自主地回答：“明天。”说完以后她更生气了，心里暗骂自己没出息。回家以后周晓白还在奇怪，钟跃民这浑蛋用了什么法术使她像中了邪似的？
钟跃民的确老谋深算，周晓白把书借给了他，算是上了他的套，想不理他都不行了。昨天周晓白给钟跃民打电话要他还书，钟跃民竟颐指气使地让她来取，好像是周晓白求他似的，气得她差点儿摔了电话。她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钟跃民这个浑蛋好像漫不经心地就把事情的性质给变了，明明是他求别人的事，结果倒成了别人上赶着来找他。
周晓白和罗芸的到来，使客厅里的气氛缓和下来，刚才还要动刀子玩命的决斗双方也没了脾气，好在袁军和郑桐经常发生这类冲突，他们已经习惯了，不到5分钟他们就从敌人又变成了哥们儿。
钟跃民找出一些唱片，挑出一张柴可夫斯基钢琴曲《六月·船歌》的密纹唱片放在电唱机上。袁军发财后曾买过一箱红葡萄酒，一直放在钟跃民家，于是也被找出来启瓶，倒进一个个高脚杯，钟跃民殷勤地把酒杯递给两个姑娘。周晓白接过高脚杯瞪了钟跃民一眼，心中那股怨气在慢慢消退。她突然又觉得这家伙还不招人讨厌。谁知刚消了气，钟跃民又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约翰·施特劳斯有首圆舞曲，叫《美酒、女人与歌》，咱今天可都全了。”
周晓白一听又翻了脸，她把酒杯一放：“钟跃民，你这狗嘴里就说不出好话，你把我们当什么了？”
钟跃民自知失言：“哎哟，对不起，对不起，我说走嘴了，欠抽，久抽。”
袁军说：“晓白，抽这孙子。”
罗芸笑道：“我发现钟跃民的嘴是挺欠的，抽他一顿一点儿也不为过。”
《六月·船歌》的旋律从音箱中传出，轻柔地弥散在空气中，周晓白很快就沉浸在优美的音乐中。
她很久没听过这么美的音乐了。她的母亲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家里也收藏了很多唱片，都是精品，周晓白记得光是《天鹅湖》的全剧音乐就有4种不同的版本，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则有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的精品版、哈恰图良指挥的莫斯科国立交响乐团的版本。她小时候，母亲常常放各种古典音乐给她听，母亲的一句话她永远也忘不了：音乐和诗歌是从高尚的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那时周晓白的功课很紧，很少有时间仔细欣赏音乐，也弄不懂那些音乐大师生活的时代背景，但她能够感觉到古典音乐的美妙。每当母亲放肖邦的夜曲时，她都能感到一种温馨的宁静，犹如置身于温暖的海洋中。母亲告诉她：“这是用音符组成的诗，要欣赏肖邦的音乐，就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怀。”周晓白当中将的父亲却不大喜欢这些音乐，将其一概斥之为靡靡之音。他早就看这些唱片不顺眼，1966年“破四旧”一开始，老头儿就命令警卫员把唱片全砸了，连一张都没剩下。晓白的母亲回家后痛哭了一场，迫于当时的形势，母亲也没敢和父亲大吵大闹。因为整个社会已经陷入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别说砸几张唱片，连火葬场的死人都烧不过来。母亲沉默了。从此周晓白再也没听过古典音乐。
钟跃民见周晓白目光迷离，神情忧郁，似乎还没从音乐中醒过来，便问她：“晓白，你发什么愣呀？”
周晓白像是突然被惊醒：“哦，这音乐真美，我一进去就出不来了，真的，很久没听过这么美的音乐了。”
“你喜欢古典音乐？”
“喜欢，我家以前也有很多唱片，可惜‘破四旧’时全被我爸砸了。”
“你爸真他妈有病。”
周晓白发火了：“你爸才有病呢。我警告你，以后和我说话少带脏字。”
钟跃民连忙道歉：“得，得，是我爸有病，行了吧？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呀？真没劲。”
周晓白余怒未消：“你们这些人，嘴怎么这样脏？张嘴就是脏话，还特别爱拿别人的父母开心，难怪别人说你们是流氓，我看一点儿都没冤枉你们。”
郑桐显然不爱听了：“晓白，听你这意思，好像把我们都捎上了，是钟跃民这孙子……”
“你看，说着说着脏话又来了吧，我冤枉你们了吗？”
“哎哟，这也叫脏话？今天你在这儿，我们已经很文明了，尤其是钟跃民，说话显得特别文雅，他平常可不是这样的。”
钟跃民一拍郑桐的脑袋：“你丫又找抽呢，是不是？”
郑桐扶了扶眼镜：“你听听，露馅了吧？他一见了女同学就装出一副酷爱艺术的样子，其实，流氓就是流氓，别装孙子。我和袁军就这点好，不懂就是不懂，从不装孙子。”
周晓白不屑地哼了一声：“要是这么说，你们还是挺坦率的，首先承认自己是流氓，另外也承认自己不懂艺术，这就不错了，比某些不懂装懂的人要强。”
钟跃民看看周晓白：“我好像听出点儿含沙射影的意思。”
周晓白笑着说：“又不是说你，多什么心呀？”
钟跃民作痛苦状：“看来我有必要申明一下，郑桐承认自己是流氓，这的确很坦率，从他的一贯表现来看，称之为流氓也不为过。但他把我也算入流氓的圈子就显然是诽谤了，其实我是个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人，我渴望遇到一个知音，一个和我一样热爱艺术的人。不幸的是，知音难觅，抬眼望去，身边净是郑桐、袁军之类的小人，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痛苦……”
袁军不干了：“跃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看出来了，你不就是要找个知音吗，最好还是个女的，这我们理解，可你也犯不上为了找知音就拿我们垫背，这叫重色轻友。”
郑桐大度地说：“没关系，袁军，咱们就受点儿委屈，只要跃民能找到知音，就是把咱们骂成王八蛋，咱们也认了，这叫忍辱负重，谁让他是咱们哥们儿呢。”
周晓白笑着说：“你不是热爱艺术吗？我们也不太难为你，你给我们讲讲你听这首曲子的感受就行了。”她要考考钟跃民，看看他是真的喜欢音乐，还是装腔作势。
钟跃民推辞道：“真想请我当老师？算了吧，好为人师可不是什么好品质，一个正派人应当谦虚。”
“是呀，咱们也够难为他的，这张唱片可能是‘破四旧’抄家时被扔在大街上，让钟跃民捡回来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对他来讲，的确深了些。跃民，你不要紧张，我们逗你玩呢。”周晓白用了激将法。
话说到这儿，钟跃民就不能不接招了：“既然周晓白硬是不许我谦虚，那我只好给你上一课啦。郑桐，把唱片再放一遍。”
《六月·船歌》的旋律再次响起，钟跃民作深呼吸，眼睛半合，把嗓子的音域调整到低沉的中音区：“先生们，女士们，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的主要赞助人、指挥大师卡拉扬的恩师和引路人，著名的音乐评论家钟跃民先生特地从意大利的米兰不远万里赶到中国，临时担任音乐扫盲班教授，钟跃民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20世纪30年代……”
袁军不耐烦了：“你丫怎么这么贫呀，还他妈意大利呢，你撑死了也就是从非洲逃荒过来的……”
周晓白笑道：“袁军，你别捣乱，让他讲。”
钟跃民丝毫不受影响，他的情绪已经进入了一种氛围：“好的音乐都会在人的头脑中形成画面，我看见的画面是这样的，先是俄罗斯风光的大背景，然后是辽阔无垠的草原、绮丽的外高加索风光、波涛汹涌的伏尔加河、圆顶的东正教堂。我似乎听到熟悉的俄罗斯民歌……这歌声忧郁而深邃，让人心里酸酸的，忍不住要流泪……”
周晓白愣了，她没想到钟跃民的语言如此具有感染力，寥寥几句话，竟勾勒出俄罗斯深邃而广袤的大背景，此人真不可小视。
音乐声在回荡，钟跃民富于诗意的语言几乎感染了所有的人，大家似乎都进入了他的语言所描绘出的画面和意境中。
周晓白用手支住下巴，静静地望着钟跃民，她的眼睛明亮，目光清澈如水。
“一个幽静的湖泊，岸边是茂密的白桦林，深秋的白桦林色彩斑斓，秋风轻轻掠过，白桦林飒飒作响……我们的小船静静地划动，桨声轻柔，水波荡漾，林中的夜莺在婉转歌唱……此时，你的心里没有悲伤，也没有欢乐，只有一种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惆怅……你的眼眶里贮满了泪水，但它不会滚落下来，泪水会渐渐被眼球所吸收，会自己干涸……在如此的氛围下，你的心中只有感动，只有柔情，还有一种深深的眷恋。小船渐渐远去，桨声在消逝，涟漪在水面上消失，带走了感动，带走了柔情……还剩下什么呢？只剩下那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惆怅在心中久久徘徊……”
大家都听呆了，周晓白的眼角竟溢出了泪水，想不到钟跃民对音乐竟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她悄悄擦去眼泪，凝视着钟跃民，目光中有一种柔柔的光泽。
袁军鼓掌：“不错，不错，大家怎么都不说话？给跃民捧捧场，真没想到，一起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他长了一身艺术细胞，一首曲子能听出这么多话来。”
郑桐附和道：“我好像听出点儿意思来，跃民的口才不错，很形象，罗芸，你说呢？”
罗芸点点头：“真是挺感动人的，美极了。跃民呀，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我还以为你就会打架呢，想不到你还这么浪漫，真是难得。晓白，你怎么不评论评论？”
周晓白勉强笑笑：“浪漫？是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钟跃民时的样子，他打架打得满脸是血，简直吓死我了。刚才听音乐时，我怎么也不能把鲜血和浪漫统一到一个人身上，总觉得哪儿不对。”
钟跃民作沉思状：“鲜血，浪漫？很有意思，这就叫血色浪漫。”
周晓白深深地看了钟跃民一眼：“血色浪漫？说得好，很像咱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跃民，我没想到你还有诗人的气质。”
袁军夸张地张大了嘴：“诗人？我说周晓白，别捧啦，再捧就有点儿肉麻了，你不觉得太抬举他了？他是诗人，世上有天天带着菜刀出门的诗人吗？”
钟跃民一抬手：“去你妈的，你丫找抽呢？”
“听听，终于露出狰狞面目了吧，这就是诗人？”袁军叹道。
周晓白嗔怒道：“跃民，你怎么又骂人？一点儿也不禁夸。”
“骂他，我还要抽他呢，这孙子嘴欠……”钟跃民扑向袁军，两人笑骂着滚作一团。
张海洋给钟跃民带话，说有要事相商，两人约好了在军事博物馆前见面。
在军事博物馆前的广场上，张海洋和钟跃民同时赶到，两人停住自行车互相望着，彼此都神秘地一笑，似乎对要商量的事都心知肚明。自从那次握手言和后，两人像遇到知己一样成了朋友。
“海洋，我听说昨天你的一个朋友被小浑蛋插了。”钟跃民开门见山。
“你的消息很灵嘛，这么快就知道了。我那个朋友伤势很重，要不是抢救及时，非丢了命不可。”
“小浑蛋是个心毒手狠的家伙，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就往要害处扎，你那个朋友被抢救过来算是命大。”
“跃民，你看出来没有？小浑蛋是冲着咱们这些人来的。前几天他和李奎勇居然跑到百万庄申区路口去拔份儿，还出手插了申区的一个哥们儿。他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让咱们防不胜防，得想个办法抓住他，不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遭毒手。”张海洋忧虑地说。
钟跃民沉思着：“就算抓住他又怎么样？总不能杀了他。”
张海洋咬牙切齿地说：“杀不了他也得废了他，让他在大狱里待一辈子。”
“李援朝正在联络各大院的人，准备联合行动，不过，我看收效不大。小浑蛋知道自己仇人太多，公安局也在通缉他，所以行踪诡秘。他手下党羽也很多，想抓住他可不太容易。”
“这就是我要找你商量的。据我的消息，你认识的那个李奎勇最近和小浑蛋混在一起，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密切，从李奎勇身上入手，准能找到小浑蛋。”
“你的意思是咱们主动出击，先下手？”
“对，先下手，就咱们两个。人多嘴杂，要是泄露了风声，咱们不但抓不到他，反而会被他干掉。这小子杀人不眨眼。跃民，你敢不敢和我联手？”
“你为什么要和我联手？”
“不为别的，就因为我看你钟跃民像条汉子。还有，你的素质不错，我第一次和你交手时，就发现你反应敏捷，速度和爆发力都不错，你受过什么训练吗？”
“我以前在少年体校武术队受过训练。”
“难怪，闹了半天咱们还是同学呢，我在少年体校田径队待过。”
“我说你怎么跑得这么快，那次打架你见警察来，身子一晃就没影儿了。好吧，我同意和你联手。”
临分手时，张海洋说：“我知道你为什么答应得这么痛快。”
钟跃民笑笑：“你说说看。”
“谁要是能把小浑蛋收拾了，谁就声名大噪，份儿就算是拔到家了。”
“这还用说？明摆着的嘛。”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着，钟跃民懒洋洋地躺在玉渊潭公园湖边的长椅上。这里游人很少，湖面的冰已经在融化，湖边的柳树枝条已经微微显出一点儿绿色，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春天特有的气息。
他已经很久没来玉渊潭公园了，“文革”以前，一到夏天他就和伙伴们来这里游泳。那时公园的周围还有很多农民的菜地，他们经常顺手牵羊摘几根黄瓜或偷几个西红柿。有一次，他们被看守菜园的农民抓住了，农民们对付这些坏小子是很有办法的，他们不打不骂，只是罚这些坏小子顶着毒日头干活儿。那个看菜园的农民在窝棚里睡觉，命令他们在菜地里拔草，一条大狼狗虎视眈眈地蹲在地头监视他们。那天的太阳很毒，哥儿几个几乎被晒得脱了一层皮。这件事情给钟跃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他还是小学生，对这类强制劳动毫无反抗能力，简直是任人宰割。要是放在现在，摘他几根黄瓜是看得起他，那条大狼狗再敢龇牙，非扒了它的狗皮不可。
平心而论，钟跃民一点儿也不怀念“文革”以前的岁月。那时的生活很没意思，简直是死水一潭，老师和家长总是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们，无非是让你好好学习，做个乖孩子。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愿意做乖孩子，钟跃民就不愿意。他认为这只是老师和家长们一厢情愿，是一种比较自私的想法。所有的家长在对待孩子的前途时，几乎都带有一种功利色彩，“养儿防老”这句话就是证明。在钟跃民看来，这简直是一种投资行为，为的是将来有回报。这好比农民种庄稼，就是为了收获，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你干吗不种草？这种投资行为的恶果就是孩子们倒了霉。因为来到这个世界上，根本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是被迫来的，来了就马上被告知要好好学习，做个乖孩子。上中学时，学校走廊里挂满了爱因斯坦、贝多芬、托尔斯泰的画像，这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你：长大后要做这类人，而做这类人的前提是从现在开始争取做个乖孩子。钟跃民常为此愤愤不平，谁规定他必须要做爱因斯坦？他从来不崇拜这类大师们。小时候读斯蒂文森的《金银岛》时，他突发奇想，认为长大后做个海盗船长也不错，不过他没敢把这个愿望告诉父母，只是埋藏在心里。
钟跃民真正把这个问题想明白时，已经是成年后了。他开始这样理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什么时候人们才能只听凭于心灵的召唤，而不被肉体的欲望所控制？走在人群里，钟跃民常常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人的心灵还和中国历史一样，在功利主义和隐逸之间茫然地徘徊，使人世变成没有理智的掠夺，使出世变成失败的藏身之所。在这样的群体里，最容易形成时尚和潮流，所有潮流的流向，都是一元化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的心灵总是一驾失控的马车。
钟跃民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比较满意的，首先是没有老师和家长在耳边喋喋不休，也没人逼你做功课。他觉得，世上有一种无法无天的生活方式，它未必适合所有人，但对钟跃民个人来说，是比较合适的。那年公安部抓了他们的红卫兵战友，弟兄们一怒之下就冲了公安部，几百个半大小子愣敢和军队叫板。那些受过特殊训练的战士面对他们一浪一浪地冲击队形，显得束手无策。这事儿要是搁在“文革”以前，你敢跟公安部叫板？你在那大门跟前多站一会儿试试？
有意思的是，和钟跃民有同样想法的青年决不止他一个，就在钟跃民躺在北京玉渊潭公园的长椅上胡思乱想之时，在遥远的欧洲，巴黎的青年们已经在酝酿一场震惊世界的风暴。这些巴黎的青年简直和钟跃民心心相印，他们身体力行的目标，也是坚决不当乖孩子。
不过，此时的钟跃民还不知道纸醉金迷的巴黎已经山雨欲来，他只关心眼皮底下的事，他在静静地等着李奎勇到来，他早就得到消息，知道李奎勇这些天一直跟小浑蛋在一起。钟跃民认为自己有责任劝劝李奎勇，他要警告一下这位老同学。李奎勇目前的处境很危险，钟跃民是个讲义气的人，他不想眼看着李奎勇倒霉。
李奎勇骑着自行车来到湖边，他支好自行车，坐在钟跃民身边，钟跃民默默伸出了手，两人握手。
“跃民，听我弟弟说，你找我？”李奎勇问。
“没什么大事，好久没见了，想找你聊聊。”钟跌民淡淡地说。
“你有话就直说，干吗兜圈子？这可不像你。”
“好，我明说了吧，我听说你最近和小浑蛋混在一起，有这事吗？”
“你问这些干什么？”
“干什么？我想救你，我不想看着你和他一起倒霉。”
“你想救我？口气也太大了，北京城总不见得属你份儿大吧？”李奎勇不大喜欢钟跃民的口气。
钟跃民冷冷地说：“我只想告诉你，离他远点儿，你犯不上蹚这浑水。”
“你们想干掉他？”李奎勇的脸上露出轻蔑的微笑。
“他早晚得死，我们不动他，公安局也饶不了他。公安局的人说，他犯的是故意杀人罪，现在受重伤的就有七八个人，他还不该死吗？”
“可是到现在还没死过人。”
“故意杀人罪是主观上有杀人动机，即便没杀死，那属于偶然，杀人罪是成立了。奎勇，你不要迷信他身手如何了得，什么‘京城第一杀手’，他不过是个蠢货。这年月打架是件时髦的事，全城的顽主不过是打打架，拔拔份儿，仅此而已。小浑蛋这个蠢货却一上来就要杀人，这是拎着脑袋跟整个社会干，这不是找死是什么？你听我一句劝，躲他远点儿。”
“公安局抓他，我管不了，可你们动他我不能不管，我不能不讲义气。”
钟跃民叹了口气道：“这我就没办法了，我已经把话说到了，奎勇，你好自为之吧。”
“你不想听听他为什么一见你们的人就下黑手？”李奎勇问。
“为什么？”
“1966年的‘红八月’你还记得吧？你那会儿也闹得挺欢的，先是打‘黑五类’，后来你们又想起打流氓，各学校都成立了‘镇流队’。谁是流氓脸上又没写字，你们看谁不顺眼谁就是流氓，小浑蛋以前是个老实孩子，有个邻居和他家有仇，就给红卫兵递过话去，说他是流氓，这么着，红卫兵把他抓去差点儿打死，他命大，挺过来了。我们胡同有个哥们儿也是练摔跤的，他嘴硬不服软，当场就被打死了。小浑蛋从那以后就变了，变得心毒手狠了。”
“他就这么结下仇了，可他怎么连不认识的人也杀？”钟跃民惊讶地问。
“你想想，红卫兵是谁搞起来的？还不是你们干部子弟。你们这些人又特别爱臭显摆，变着法儿也要闹件军装穿穿，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的身份。小浑蛋认准了穿军装的就是干部子弟，他不是冲哪个人，是冲你们‘老兵’这个圈子去的。”
钟跃民露出凶相：“那么他是找死呢。”
李奎勇也绷起了脸：“别说是他，我们胡同的孩子，包括我，也都看你们不顺眼。你们的爹妈不就是有权有势吗，你们从小就吃好的、穿好的，连上学都是好学校，我们就天生命贱，凭什么？”
钟跃民冷冷地说：“我们的爹妈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时候，你们的爹妈在干什么？这会儿要讲平等了，早干吗去了？”
李奎勇猛地站起来说：“钟跃民，我最烦的就是你这牛哄哄的劲头。你牛什么？你们爹妈有权有势，总不能我们老百姓的孩子就该死吧？”
钟跃民也站了起来：“你怎么样我不知道，小浑蛋肯定是该死，他死定了。”
“你别以为你们人多势众，谁干掉谁还不一定呢。”李奎勇阴沉着脸说道。
“奎勇，你们不是对手，不要不服气，不信咱们走着瞧，看在同学的分儿上，将来我们抓住你，我也许会放你一马。”
“钟跃民，从今天分手以后，我要再碰上你，就用刀子和你说话。”李奎勇把烟头狠狠地摔在地上，骑上自行车要走。
“奎勇。”钟跃民叫了一声。
李奎勇停下车，但仍然背对着钟跃民：“有话就说。”
“下星期一的芭蕾舞，你们还去吗？”
“什么意思？是想从我这儿探点儿消息？”李奎勇充满敌意地问。
“如果小浑蛋不去，他就算栽了，这种丢份儿的事他恐怕不会干，可他要是敢去，我们就让他变成筛子。所以，奎勇，我希望你别去，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不知怎的，钟跃民的口气有些近乎哀求。
李奎勇迟疑了一下，骑上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钟跃民望着李奎勇的背影，心情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