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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的西北角有两座4层的公寓楼，这里的环境很幽雅，楼的前后都植着草坪和高大的雪松，一条不宽的水泥路从这里通向办公区，这是部里的司局级干部的住宅楼，平时来这里的人不多。“文革”开始后，这些司局长大部分都出了问题，有的进了隔离审查学习班，有的干脆进了秦城监狱。这两座楼几乎成了空楼，每到夜晚时，偶尔路过的人会发现，这儿只有几家窗户里有灯光，其余的窗户都是黑沉沉的。
袁军的家就在这里。自从他父亲袁北光、母亲王咏琴被隔离审查后，行政处就给袁军安排了一间8平方米的平房，他家的大门被贴上封条查封了。按照革委会主任王占英的意思，之所以分给袁军一间平房，是因为袁军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体现党的给出路政策。
袁军却不大领情，他最烦听这些，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凭什么他就老得受教育？安上这么个名，本身就是种歧视，就好比1957年的右派，据说表现好就可以摘帽子，结果摘了帽子又变成了摘帽右派，还是没什么区别。袁军看不出“黑帮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间有什么不同，反正都是给你脑门子上贴个标签，省得别人不知道。
袁家一共4个儿子，袁军最小，他的3个哥哥都在“文革”以前从“哈军工”或“西军电”这类的军事工程学院毕业，被分到西北的国防工业基地工作。自从他父母被审查后，袁军算是获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自由。没人管的日子简直太幸福了，以前上学时他最怕老师找家长告状，现在好了，谁爱告谁就告去，只要他找得着袁北光局长。如果单从这点考虑，袁军还是挺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如果说袁军对这场政治运动有什么不满的话，那就是他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每月15元生活费，无论他怎么算计也坚持不到月底。这一年来，他始终过着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后来他终于想开了，与其算计，不如干脆及时行乐，有钱了就先混个肚儿圆，没钱了再说，反正社会主义祖国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饿死。
袁军和郑桐是一对活冤家，两人从上小学起就在一个班，多年来两人的关系始终保持在打打合合的状态，常常是一句话不合，双方就各自抄家伙准备单练，每次都是正要玩儿命时被同伴们拉开。正因为翻脸成了家常便饭，所以两人从不记仇，往往是劝架的人还没缓过劲来，这两位已经又勾肩搭背地称兄道弟起来。
这个月还不到20号，袁军又没饭吃了。他厚着脸皮去郑桐家蹭了两顿饭，实在不好意思去了，因为郑桐家的经济状况也没好到哪儿去。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此时正和袁北光关在一起，母亲孙逸群是个中学教员，虽然没有被停发工资，但也在停职受审查。孙逸群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况且郑桐还有两个上小学的妹妹，因此日子过得也很紧。
近来社会上经常发生一些入室盗窃的案件，这座大院里也有几家住户被撬了门，损失了一些财产，案子一直没破。饿急了眼的袁军由此受到启发，决定先拿自己家开刀。他突然有了种紧迫感，自己要是不先动手，早晚得有真正的贼惦记上，那不便宜了别人？更何况撬自己家应该是轻车熟路，也省了踩点这套程序。
郑桐知道袁军的想法时，不禁大喜，连声说他早就想到这儿了，只不过没好意思说罢了。他见袁军还有些犹豫，便一个劲儿给他打气：“哥们儿，你得这么想，袁北光不是你爸爸，他是‘三反分子’，咱们顺了‘三反分子’的东西，就是革命行动了。不是老教育咱们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吗？怎么划？怎么能证明你袁军和反动家庭掰了？就得把‘三反分子’家的门给撬了，这样界限不划也清了。”
袁军听着不入耳：“去你大爷的，你爸才是‘三反分子’呢，要不咱先撬你家得了，你爸留过洋，谁知道他当年在美国都干了点儿什么，闹不好早和中央情报局挂上钩了，正经地里通外国，我觉得先撬你家比较合适。”
郑桐显得很为袁军着想：“我家还用得着撬？我现在带你去就行了，问题是我家除了书就没什么值钱东西，你见什么值钱就尽管拿，就是千万别撬锁，撬坏了锁我还得去配，不是又得花钱？”
袁军一想也是，他搔搔头皮下了决心。
公寓的楼道里静悄悄的，看样子住户们已经入睡了，袁军家的大门上贴着被查封时的封条。
袁军和郑桐鬼鬼祟祟地用改锥在撬锁，郑桐边撬锁边心虚地四处张望，他小声问：“你家邻居是张局长吧，这老头儿没被关起来？”
“没有。这老头上面有人保，没人敢动他。”
“要是他听见动静出来看怎么办？”郑桐不放心地问。
袁军没好气地说：“操，这是我家，我撬自己家的门他管得着吗？我他妈乐意。”
“你丫就吹吧，这么牛逼你怎么不敢白天来，非深更半夜来撬门？”郑桐挖苦道。
袁军嘟囔着：“废话，革委会贴的封条，我敢白天撬锁吗？”
门锁发出一声轻响，被撬开了，他俩不管什么封条，推开门溜了进去。
黑暗中袁军轻车熟路地在自己家里四处乱翻。
郑桐提出警告：“你当是他妈抄家呢？把翻出来的东西照原样放好，戴上手套，别留下指纹。”
袁军不以为然地说：“你以为你作了多大案子，公安局还会来查？人家警察吃饱撑的？”
郑桐突然被桌子上的一对瓷花瓶吸引了，他拿起花瓶仔细端详。他父亲郑天宇是个瓷器迷，家里也收集了不少瓷器，他从小耳濡目染地知道一些鉴赏瓷器的知识。
他脸上突然露出了喜色：“这对花瓶是明代的，崇祯五年烧制，还是官窑的，你们家哪来的这东西？”
袁军想了想说：“听我爸说，解放军刚进城时，各部队见了没主儿的房子就占，我爸他们占的那所院子的主人是个国民党大官儿，逃到台湾去了，这花瓶就摆在客厅里，后来这院子分配给我们家住，这花瓶和家具就成了我们家的，后来搬家时，我爸只带了这对花瓶。”
郑桐敲敲花瓶：“我看你们家没什么值钱货，也就这对花瓶还值点儿钱。”
袁军喜出望外：“真的，这花瓶值钱？那么咱把它送到委托行卖了。”
“这年头儿卖不出价来，能卖个几十块钱就不错了。对了，你还得把你们家户口本顺走，没户口本委托行不收。”
袁军沮丧地说：“妈的，我们家存折是动不得的，都让银行冻结了，你看除了花瓶还有什么可卖的？”
“把那个半导体收音机带上，再卷上你爸的呢子大衣。”郑桐吩咐道。
“我操，你丫出点儿好主意行不行？哪天我爸被放出来，发现他大衣没了，非他妈打死我不可，不瞒你说，我爸手黑着呢。”
郑桐耐心地开导道：“好不容易把锁撬了，不顺走点儿东西，咱们干吗来啦？赶明儿你爸要问起来，你就往造反派身上推，你爸准没脾气。再说了，你爸能不能出来还难说呢，万一哪天老爷子没扛住，又撂出点儿反党罪行，闹不好就被送秦城了，你就可劲儿折腾吧，没事。”
袁军骂道：“你爸才被送秦城呢，你丫别老方我。”
郑桐又想起了什么，他拉开了衣柜，开始翻动衣服。
袁军问：“你又惦记上什么啦？”
“你爸是不是还有一身将校呢？咱们来都来了，索性就多弄点儿东西走。”
“嘿，你丫这不是趁火打劫吗？给我放下，我都没敢顺这身将校呢，你怎么净想这美事？”
郑桐理也不理，边翻边回嘴：“我还缺身行头呢，我们家再往上翻八代也翻不出一个当过兵的人，找件军装算是费了劲儿啦。我说过，不弄件将校呢穿穿，哥们儿死不瞑目。”
袁军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痛快就来了，闹了半天是冲我家的军装来的。操，引狼入室，我他妈绝对是引狼入室。”
郑桐话里有话地威胁道：“要不我过几天再来？”
袁军道：“算啦，反正你是惦记上这身将校呢了，不弄到手不算完，你随便吧。”
两人摸着黑收拾好细软，溜出大门，消失在黑暗之中。
北京西城区的百万庄、二里沟一带有着大片的楼群，这些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住宅楼按照不同的等级划分出若干个区域，以天干地支类推，如子区、丑区等。这些住宅区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机关和部委，如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机械工业部等。
如果你在1968年穿越这片住宅区，会发现这里随处可见成群结伙、身穿黄色军装和藏蓝色制服的青少年。他们或无所事事地站在街头，或数十人一起骑着自行车闲逛。这是些追逐时尚的青少年，当时的成年人是不会了解这种时尚的，这好比今天的成年人不了解那些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鸡毛掸子状，鼻子上戴着鼻环的新新人类一样。1968年的青少年们追求的时尚还不算太出格，最时髦的服装首推军装，蓝制服次之，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款式平庸、色彩单调的服装怎么能领导一个时代的时装潮流呢？简直毫无道理。创造这些时尚的是那些被称为“老兵”的青年，在一个刚刚能吃饱肚子的国度里，他们都是来自最富有的家庭。但他们的审美能力不可能摆脱时代的束缚，他们所能创造的时尚无非是在朴素的衣着上进行某种搭配，比如一身蓝制服可以配上一双白边的懒汉鞋，再配双雪白的线袜。如果是位姑娘，冬天的围巾倒是颇有讲究，一种色彩鲜艳，用细毛线织成的拉毛围巾成了时髦货，不过戴这类围巾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很容易被人指责为“不正经”。
就像今天的城市青年崇尚名牌汽车一样，当年的“老兵”崇尚一种全链套、装有电镀后架的永久牌自行车，此车的型号为永久十三型，俗称“锰钢车”。当年这种自行车产量有限，市面上极难见到，商店里若是偶尔到一批货，要事先贴出告示，购买者头一天傍晚就得到商店门前排队，和钟跃民等人购买芭蕾舞票一样，追求时髦的代价是忍受一夜凛冽的寒风。
如果你在1968年身穿军装或一身蓝制服，再配上懒汉鞋、白袜子，骑上锰钢车在百万庄一带闲逛，那就等于在向世人宣告：我是顽主，谁不服气就惹我试试。你放心，肯定会有不止一群顽主来找你麻烦。如果是位姑娘穿上这身行头，再戴上一条鲜红的拉毛围巾，那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叫“找拍”呢。何谓“拍”？拍婆子是也。何谓“拍婆子”？就是在大街上和不大正经的女孩子搭讪，要求交朋友。其实这位姑娘早该有心理准备，既然打扮成这样，就怨不得顽主们把你视为同类。
李奎勇和小浑蛋旁若无人地站在通往申区的路口上，两人边谈话边四处张望，脸上带着挑衅的神态。
在非“老兵”类顽主的眼里，百万庄地区无异于敌占区，特别是在百万庄的诸多区块中，申区简直是百万庄的灵魂。这是一片二层小楼的高级住宅区，里面的住户级别最低的也是副部级，他们的子女都是“老兵”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也就是说，谁要是得罪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他们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数百人进行报复。
今天李奎勇和小浑蛋两人敢跑到申区来拔份儿，这无非是想表明他们的勇气——根本没把这些“老兵”放在眼里。
李奎勇和小浑蛋曾住在一条胡同里，当年李奎勇练摔跤时，小浑蛋还是个很瘦弱、胆小的孩子，有时还受别的孩子欺负，每次都是李奎勇替他打抱不平。后来李奎勇的父亲和别人换了房子，他家搬到了宣武区南横街，两人才断了联系。前些日子，小浑蛋在天桥剧场抢了李援朝的票，竟和李奎勇意外地重逢了。李奎勇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当年胡同里最不起眼的老实孩子，几年没见竟成了大名鼎鼎的小浑蛋，连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兵”都谈虎色变。
使李奎勇感动的是，如今的小浑蛋虽已成名，但他对李奎勇仍然像小时候一样尊重，还是一口一个“勇哥”地叫着。李奎勇是个讲义气的人，别人敬他一尺，他就还人一丈。他虽然对干部子弟怀有极深的成见，但仍然能和钟跃民交朋友，就因为钟跃民能尊重他。所以当小浑蛋提出要他陪着到申区来拔份儿时，李奎勇没有犹豫，立刻就答应了。他没有想到，这一答应，几乎给他惹来杀身之祸。
两个穿军装的姑娘骑着自行车从路上走过，小浑蛋轻佻地招招手：“嗨，小妞儿，过来陪哥哥聊聊……”
两个姑娘显然没受过这等侮辱，她们停下自行车骂道：“浑蛋，哪儿来的狗东西，敢到这儿来撒野？”
小浑蛋大笑：“你还真说对了，我就叫小浑蛋，小妞儿，你连哥哥叫什么名字都知道？来，让哥哥亲一下。”他边说边向姑娘们走去。
两个姑娘见小浑蛋真要过来，慌了神，她们连忙骑上自行车：“你有胆量就等着别走。”
小浑蛋停下脚步：“好呀，哥哥在这儿等你，快点儿来。”
李奎勇笑道：“真是个浑蛋，我怎么都不认识你了？你小子以前可挺老实的。”
小浑蛋望着两个姑娘远去的背影说：“奎勇，你还记得吗？当年我瘦得像个猴子似的，咱们胡同里的孩子谁都敢揍我，也就是你老护着我。那会儿你正练摔跤，没人敢惹你。后来你们家搬走了，我还挺想你，晚上做梦还梦见你好几次呢。”
“你现在可不一样了，倒退半年，谁知道有小浑蛋这一号？现在可了不得，北京城谁不知道你小浑蛋的大名？前两天我在朝阳门碰见一个过去和我一起练摔跤的哥们儿，那哥们儿还问我呢，听说新街口最近煽起一个小浑蛋，腰里别把插子，见人就插，才一个月工夫就插了七八个了。”
“没想到我现在有这么大名声，连朝阳那边都知道啦？好像我是疯子，见人就捅刀子，其实我不过是专插那些‘老兵’。”
李奎勇劝道：“哥们儿，最近你可要留神，那个李援朝上次在你这儿栽了面儿，我听说他早放出话了，逮住你就要你的命。不是我说你，你最近干得有点儿出圈了，一连捅了好几个，连西城分局都在抓你，你还是躲躲吧。”
“扯淡，谁干掉谁还没准儿呢，大院里的人就那点儿能耐，打架就仗着人多，一对一单练就熊了。我试过几次，甭管多少人，你上去捅倒一个，其余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一群身穿黄呢子军大衣，骑着自行车的青年来到路口，他们停下车，用无礼的目光将小浑蛋和李奎勇上下打量个遍。
小浑蛋一见就来了脾气：“孙子，你照什么？”
那群青年显然不认识小浑蛋，见有人寻衅，便纷纷从车把上拿下弹簧锁向小浑蛋围了过来。
李奎勇忙上前劝说：“哥们儿，你别再惹事了，咱们走吧。”
小浑蛋是个暴脾气，哪能如此善罢甘休？他说：“你站着别动，看我的。”他双手插在裤兜里迎着那群人走过去。
那群青年气势汹汹地把小浑蛋围在中间，小浑蛋面不改色。一个为首的高个子青年晃动着手里的弹簧锁，傲慢地向小浑蛋发问：“你哪儿的？给我报个名儿。”
小浑蛋根本不说话，突然出手，一把三棱刮刀已经捅进了高个子青年的腹部。高个子青年惨叫一声，捂住肚子跌坐在地上，他的同伴们都被吓呆了。小浑蛋用带血的刮刀向青年们晃晃，青年们一个个呆若木鸡。
小浑蛋轻蔑地笑笑，转身扬长而去。
这时，那些被吓呆的青年似乎才清醒过来，七手八脚地扶起受伤的人。受伤的高个子青年痛苦地咬着牙，双手紧紧地捂住腹部，鲜血从指缝里涌出……
什刹海冰场的高音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放着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水银灯下，一群群青年男女兴奋地追逐着、嬉闹着，姑娘们漂亮的长围巾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鲜艳。
钟跃民、袁军、郑桐及几个伙伴和另一伙青年在跑道南侧的冰球场上打冰球，钟跃民灵活地带球向对方禁区猛冲，他连连绕过对方的几个堵截者，抢到了一个极佳的射门位置，他抡起冰球杆正待大力击球，却被对方一个高个子青年撞出一丈多远，摔了个嘴啃泥。
袁军和郑桐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钟跃民从冰面上爬起来，恼羞成怒地给高个子青年一记耳光：“你他妈往哪儿撞，找死呢？”
高个子青年捂住脸愤怒地问：“你凭什么打人？打冰球有规则，允许合理冲撞。”
钟跃民冷笑着：“对不起，我看差眼了，把你脑袋当冰球了。”
高个子青年不像是顽主，也不懂顽主的规矩，他哪里知道和顽主是没有理好讲的。他涨红着脸抓住钟跃民的衣领：“你跟我走，咱们去派出所讲理。”
钟跃民和同伴们都被这个不谙世事的青年逗乐了：讲理？真有意思，这年头儿哪有理好讲？这孙子是从外国来的吧，他怎么能提出如此可笑的问题？看来这人脑子有毛病，以至于钟跃民都懒得揍他了，钟跃民不耐烦地挥挥手：“滚吧，找个凉快地方待着去。”
那青年哪里知道钟跃民已经饶了他，他仍在激动地喊着，要求钟跃民和他去派出所解决问题。
袁军不耐烦了，他觉得这个人太不懂事，今天哥儿几个心情不错，没有暴打他一顿已经是对他最大的爱护了，他怎么还敢没完没了？袁军板着脸向高个子青年走去。
那青年还沉浸在愤怒的情绪中，嘴里不停地嚷着。忽然，声音戛然而止，他只觉得自己脖子上凉飕飕的，原来是一把锋利的匕首架在他的脖子上……这青年终于明白自己碰到什么人了。
袁军收起刀子，挥挥手，那青年立刻跑得没影儿了。
这样一来，刚才和钟跃民他们一起打对抗的几个青年都收起冰球杆走了。人家是来打冰球的，不是来拔份儿的，要是撞倒个人就得挨揍，那这冰球就没法儿玩了。
钟跃民自己也觉得怪没趣的，但这没办法，他横惯了。
郑桐似乎发现了什么：“哎，跃民，你看！”他指着不远处正在溜冰的两个姑娘说，“你认出那两个妞儿没有？”
两个姑娘正互相搀扶着在练习滑冰，她们好像还不太会滑，在冰面上站立不稳，一次次地跌倒。
钟跃民仔细瞧了瞧：“不认识，她们是哪儿的？”
郑桐白了钟跃民一眼：“哎哟，你丫什么记性？上次咱们为这两个妞儿还和张海洋打了一架呢，你还让人给花了。”
钟跃民恍然大悟：“噢，想起来了，是这两个妞儿吗？让我看看哪个妞儿更漂亮点儿。”
他终于想起来了，那其中一个姑娘叫周晓白，这名字还是自己冒充她表哥套出来的。
周晓白和罗芸不大来冰场滑冰，因为当时社会上有种偏见，似乎来冰场滑冰的都不是什么好人。听同学们讲，冰场是小流氓经常出入的地方，打架斗殴是常事。更要命的是，冰场上的流氓特别爱追着女孩子耍流氓。周晓白听了很不以为意，她从来不是个胆小的女孩儿，小流氓有什么可怕的？这一年多来，她遇见的小流氓多了，不过就是在大街上厚着脸皮和她搭讪，也没什么太出格的举动，别理他就是了。再说，这年月简直没什么可玩的，除了滑冰还有什么娱乐？只剩下个冰场了，要是因为冰场上有流氓就不敢去的话，那冰场不就成了流氓专用的了？凭什么？她还非去不可。
罗芸对滑冰兴趣不大，可她和周晓白是好朋友，既然好朋友要她陪，她当然不好拒绝。其实罗芸更不怕冰场上所谓的流氓，她本身就是最早参加红卫兵的一批女孩子，也属于“老兵”圈子里的人。她知道冰场上的所谓流氓都是当年的“老兵”，这些干部子弟能坏到哪儿去？所以罗芸连想都没想就陪周晓白来了。
周晓白从上幼儿园起就是那种很乖的女孩子，上学时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家里听父母的，在学校听老师的，这种女孩儿谁都喜欢。1966年闹红卫兵时，周晓白也想参加红卫兵，因为她最有资格，她是纯粹的红五类。她的父亲周镇南是1955年授衔的中将副司令，是解放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出身于黄埔的将军。周镇南告诉女儿：“学校不上课了，你就给我待在家里，那个什么红卫兵组织你不要参加。那些毛孩子懂个屁，要是把好东西都砸了就叫革命的话，那么任何一个二流子都是革命家。我真不明白，老头子是怎么了，怎么会支持这些毛孩子去胡闹？”
周晓白的母亲陈亦君在一边听了吓白了脸，她一遍一遍地叮嘱周晓白：“孩子，你爸的话你可千万不能和别人说呀。”
周晓白听话地点点头，对她来说，父母是她最爱的人，不听他们的话听谁的？周晓白果然没有参加红卫兵，1966年的“红八月”，社会上已经闹翻了天，周晓白居然老老实实在家里温习功课，她还以为到9月1日学校就会开学了，等一开学她就是初二的学生了。谁知她在家一待就是两年，等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时，她糊里糊涂地已经成了初三的学生，快要毕业了。这个养在深闺的女孩儿还不知道，如今干部子弟中最时尚的活动就是拍婆子，而她则是一个很显眼的目标。
罗芸从没滑过冰，第一次上冰面就穿了双花样刀冰鞋，她前仰后合地站立不稳，一不留神摔了个仰面朝天，乐得周晓白直不起腰来，她灿烂的笑容使脸庞显得十分妩媚。
谁知这一笑，可把不远处的钟跃民看傻了。
钟跃民目不转睛地盯着周晓白，嘴里警告着袁军等人：“你们听着，那个围红围巾的妞儿归我啦，谁和我争，我可跟谁玩儿命。”
袁军笑道：“得啦，别急赤白脸的，两个都归你，我们哥儿几个不眼馋，就怕你没能耐拍到手。”
“嘿，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我非让你们见识见识不可。袁军，你敢不敢和我打赌？”
“行呀，谁输了谁做东，新侨饭店，怎么样？”
“你丫有钱吗？就你那15块钱生活费，还他妈请客？”
“这你别管，我要是输了，决不赖账，是偷是抢，可是我自己的事。”
钟跃民一拍胸脯说：“哥儿几个可听好了啊，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下面看我的。”说完他已滑出10米开外。
钟跃民的滑冰技术很熟练，他高速冲过去，从周晓白身旁掠过，身子似乎无意地撞了她一下。周晓白站立不稳，她努力在冰面上平衡着身体，左摇右摆，最终还是跌倒了。
钟跃民兜转回来，扶起周晓白，嘴里忙不迭地道歉：“哎哟，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
周晓白不满地拍打着身上的冰末：“这么宽的地方，你怎么非从这里过，你是不是成心的呀？”
钟跃民一脸委屈：“这你可冤枉我了，我怎么会成心撞你呢？真对不起，请你原谅。”
“行啦，我不介意，你可以走了。”
钟跃民死皮赖脸地说：“这多不合适，我把你撞了，拍拍屁股就走了，这像话吗？万一你以后有个三长两短，到哪儿去找我？不行，这件事我要负责到底，我可不想让良心负债。”
周晓白突然认出了钟跃民：“是你呀，我想起来了，上次嬉皮笑脸地在大街上纠缠我们的就是你，流氓。”
钟跃民故作惊讶：“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浑蛋！”
“你真神了，连我的小名都知道。”钟跃民很绅士地鞠了一个躬。
罗芸拉开周晓白：“晓白，别理他，这么无赖的人倒真少见。你到底要干什么？”
钟跃民换了一副面孔，很诚恳地说：“我说两位女同学，你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懂得礼貌。一般来说，一位彬彬有礼的男同学在大街上企图和某位女同学相识，这无论如何不是男同学的过错吧？”钟跃民绕着两位姑娘滑了一圈，停下来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俩。
周晓白显然不了解这类顽主，他们的面孔变化太快，刚才还一副贫嘴滑舌状，这会儿又突然变得彬彬有礼。以周晓白的教养，她是绝不会对有礼貌的人口出恶语的，她缓和了口气，看了钟跃民一眼小声道：“那么总不是我们的过错吧？”
见女孩上了钩，钟跃民心头狂喜，心说，这就有戏了。拍婆子是有学问的，最怕的是女孩子一声不吭，那是一种无言的轻蔑，但凡到了这种程度，这个妞儿你就别惦记了，没戏。周晓白的表现，说明她是个十足的傻丫头，太好蒙了。
钟跃民的话来得很快：“当然是你们的过错，你想呀，要是哪个女孩子长得猪不叼狗不啃的，还老在我眼前晃悠，那不是招我烦吗？可是一看见你们，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纳闷儿呀，你们是怎么长的？也太漂亮了，让我们这些丑人很惭愧。”
周晓白和罗芸“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见第一招已经奏效，钟跃民趁热打铁：“就说今天吧，我和朋友比赛速滑，本来我遥遥领先，结果刚滑到这儿，你正好一抬头，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感觉吗？告诉你，我好像被阳光晃了一下，顿时眼睛就花了，等我明白过来时，我那朋友早超过我没影儿了，你说，你这不是害人吗？”
周晓白笑了：“你可真贫……这些恭维话都是从哪本书上学来的？”周晓白从来没见过如此厚脸皮的人，不过她倒不觉得钟跃民讨厌。
钟跃民的话里充满真诚：“我说两位女同学，我说句话你们可别生气，不是我恭维你们，看你们两位往这儿一站，这相貌，这身材，就连我这最不爱恭维人的人都忍不住要说几句，你们长得够漂亮啦，别再长啦，总得给我们这些丑人留点儿活路不是？真的，求求你们了。”
周晓白和罗芸终于忍不住笑弯了腰：“我们成了植物了……”
钟跃民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当然是植物了，鲜花难道不是植物吗？”
罗芸笑道：“真够肉麻的。”
钟跃民话题一转：“我说两位女同学，不是我批评你们，要说你们这滑冰技术，我可就不敢恭维了，这和你们二位的身份也太不相称啦，你们现在需要一个高水平的教练。不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也豁出去啦，给你们当教练，我保证你们一个月后达到运动员的水平，怎么样？”
姑娘们都笑着望着钟跃民不说话。
钟跃民不管对方同意不同意，不屈不挠地说：“按我的理解，不说话就是默认了。现在我开始行使教练的职责，首先我要搞清楚，我的两位运动员都叫什么名字。哦，这位的名字我已经知道了，叫周晓白，对不对？那这位呢？”
罗芸笑笑说：“我叫罗芸。”
“嗯，都是好名字，一听就知道你们的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不像那些胡同里的老百姓，一起名就是‘桂枝’呀‘秀兰’的。别笑，你们都严肃点儿，记住，你们的教练叫钟跃民。”
这时，郑桐装作陌生人，从钟跃民身边滑过。钟跃民视而不见，一本正经地开始布置任务：“现在咱们开始练习，第一步，你们要先学会直线速滑……”
不远处，郑桐灵巧地滑了回来，袁军一伙迫不及待地向郑桐打听消息：“跃民这孙子跟人家说什么呢？”
郑桐乐得直不起腰来：“这孙子摆出一副教练的架势，正教那两个傻妞儿滑冰呢，丫装得跟真的似的，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哎哟，乐死我啦……”
袁军一伙乐得前仰后合，用手指着钟跃民起哄。
周晓白发现了他们，她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气恼地咬住嘴唇。
而钟跃民似乎越来越进入角色：“身体重心向前倾，腰要弯下，腿要弯曲……”
周晓白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我们好像没请你当教练，你能让我们安静点儿吗？”
钟跃民被噎住了，他闹不明白这妞儿怎么突然翻了脸，但他马上就摆脱了尴尬：“我知道你们是客气，不好意思麻烦别人，是不是？没关系，你们千万别拿我当外人，只当是雷锋同志又回来了……”
周晓白似乎没听见他说的话，突然反问道：“你叫钟跃民？”
“没错，‘大跃进’的‘跃’，‘人民’的‘民’，育英学校六八届的，如今正等待分配呢。”
周晓白和颜悦色地说：“钟跃民同学，能帮我们个忙吗？”
钟跃民忙不迭地说：“你尽管说，尽管说，钟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周晓白轻轻笑了笑：“没那么复杂，就是请你离我们远点儿。”说完，周晓白和罗芸手拉手向前滑去。
钟跃民尴尬地站在原地，怅然地望着姑娘们远去的背影，他回过头来，发现袁军、郑桐他们早已乐得站立不稳，纷纷扑倒在冰面上……
长安街上，钟跃民一伙骑着自行车兴高采烈地互相追逐着，刚才拍婆子未遂丝毫没有影响钟跃民的兴致，刚刚在冰场大门口他们还顺手“飞”了两顶羊剪绒皮帽，占了便宜的喜悦更是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他们彼此间高声叫骂着，发出一阵阵喧哗。
袁军突然发现了正在前方并排骑着自行车的周晓白和罗芸：“跃民，你看前边那两个妞儿，是不是你刚才拍的那两个？”
钟跃民望了一眼：“算了吧，我现在对那俩妞儿没兴趣。”
郑桐一撇嘴：“你什么时候学好了？跟真的似的。”
“刚才我说得嗓子冒烟儿，这俩妞儿整个是油盐不进。我他妈烦啦，懒得搭理她们。”
袁军嘲笑道：“情场失意呀，说话都是酸葡萄味儿，我看呀，你以后洗手别干啦，省得哥儿几个跟你一起受刺激，干这个你不行。”
郑桐用一种很内行的口吻对钟跃民传授经验：“你丫太急功近利，是不是一见了人家就两眼发直，放着绿光？这样可不行，哥们儿教你吧，往后见了妞儿可不能这副流氓相，吓也给人家吓跑啦。”
钟跃民颇不服气：“我这么正派的人要是像流氓，天下还有好人吗？本来她们都默认我这教练了，可你小子那会儿过来了，还带着一脸的坏笑，让人家一看就穿帮了，都是你这孙子坏的事。”
“肯定是你的方法不对，龇牙咧嘴地把人家吓着了，你能不能装出一副好孩子样儿？多聊聊以前上学时的事，和她们共同回忆那段美好时光，编故事你难道不会？就说你曾经是个品学兼优的少先队大队长，挂过三道杠儿。当然，我们知道你其实连一道杠儿都没混上过，可我们不会揭发你，你丫就抡圆了吹吧。”
“你还当过鼓号队的队长，还被从几万个孩子中选出来给毛主席献过花，你还演过电影《花儿朵朵》，你就愣说那里面的男主角是你，反正这电影现在也不让放了，她们闹不清是谁演的，让我再想想你还有什么露脸的事，编嘛……”
郑桐和袁军你一句我一句，一点儿没有要住口的意思。
钟跃民到底受不了激将法：“操，你们还别将我，今天我要拍不上这俩妞儿，从此就退出江湖了。”说着他脚下开始加速，渐渐追上了周晓白和罗芸。
“哟，真巧了，怎么在这儿碰上你们了？”
“怎么又是你？”周晓白有些诧异。
“我也奇怪呢，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你们，大概这就叫缘分吧？”
“你可真够无赖的，从冰场跟到这儿来了，怎么跟特务似的？”罗芸抢白道。
“罗芸，别理他。”周晓白决定不理睬这个无赖。
钟跃民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周晓白同志，你这就不对了，我知道你把我们当成了流氓，这只能说明你缺乏识别能力。请你想一想，世上有这么文明的流氓吗？”
罗芸一笑：“那么刚才你们在冰场门口干什么来着？”
钟跃民假装不记得，回头问：“郑桐，刚才咱们干什么啦？”
“哎哟，你这记性，不是有一帮坏孩子欺负咱们吗，咱们还跟人家讲理呢，你怎么忘了？”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如今是什么形势？是全国人民正在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年轻人更应该关心国家大事，怎么能在公共场所寻衅闹事呢？我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可他们呢，实在是不可救药，竟然掏出了刀子，是不是这样，郑桐？”
“对，我证明，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我们这些人平时在学校都是表现不错的好学生，别说动刀子，连吵架都不会，遇事总是想以理服人，谁知碰上这么一群疯狗，我们惹不起就躲了，人家还不依不饶，追了我们半天。”郑桐一脸真诚。
半天没说话的周晓白回头看了一下：“钟跃民，你说实话，后面那几个浑蛋是不是你们一伙的？”
这回钟跃民是真的莫名其妙了：“谁呀？我们都在这儿。”
袁军回头瞧了一眼，不远外有几个青年也骑着自行车不远不近地跟着。他明白了：“跃民，后面还真有几个人跟着。”
罗芸气鼓鼓地说：“那些人真讨厌，纠缠了好几次，还用自行车别我们。钟跃民，求你件事行吗？”
“该不会是又让我离你们远点儿吧？”
“你不是要当我们的教练吗？要是你能把后面那几个坏家伙赶走，我们就认你这个教练。”
钟跃民笑了：“这没问题，不过等我把他们赶走以后，我这个教练再找我的运动员，恐怕连影儿都没了。”
周晓白一听真生气了：“你这个人帮别人干点事就这么讲价钱？要不就算了，我们不求你了。”
“你看，你看，如今的女孩子怎么都这么大脾气？行，这事我管了，我可事先声明，我帮你们完全是出于正义感，而不是有什么企图。看见有人欺负女孩子，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是我们了。哥儿几个，咱们得帮助帮助后面那几个坏小子，给他们讲讲道理，也算是办个学习班吧，从精神上感化他们，劝他们以后少做些无聊的事。”
袁军跟着起哄：“哟，我忘了带语录本了，早知道今天要给那些坏小子办学习班，我肯定会把语录本带来，先让他们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接着再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干这个我拿手。”
郑桐的嘴更损：“今天不学语录，咱们让那几个坏小子学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七条就是‘不许调戏妇女’，让他们好好检讨检讨。”
周晓白和罗芸都被逗笑了，她们觉得这帮男孩子贫是贫点，但是挺好玩的。
钟跃民等七八个青年停住车，将自行车横在马路上，严阵以待。袁军悄悄打开弹簧锁，藏进衣袖。钟跃民从挎包里拿出带跑刀的冰鞋。郑桐拿着冰球杆向空中挥舞了几下，似乎是想试试冰球杆的结实程度。另外几个伙伴也悄悄地把什么东西藏进衣袖。
随着一阵自行车铃响，几个青年骑车过来了。袁军横在路上，口气蛮横地嚷道：“嗨，你们几个都下来。”
几个青年停住自行车，一个戴栽绒棉帽的青年出口也很蛮横：“干吗？”
“干吗？没什么大事，就是想给你们办办学习班。”
“办他妈狗屁学习班，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色眯瞪眼地追什么呢？年纪轻轻的学点儿好行不行？”
“孙子，关你什么事，你们是哪儿的？”
“是你大爷。”
对方一个青年的手悄悄向挎包里摸去：“你们他妈活腻歪了是不是……”
袁军不容他掏出家伙，藏在袖子里的弹簧锁呼啸而出。钟跃民、郑桐等人纷纷亮出家伙扑上去，黑暗中传来闷响和惨叫，双方打作一团。
钟跃民一伙人多势众，出手凶狠，对方很快不支，顷刻作鸟兽散，钟跃民一伙不依不饶，挥舞着凶器将对方又追出几百米远……
架打完了，郑桐回头看了一下便乐了：“跃民，你看看，那两个小妞儿早没了影儿啦。”
袁军在东张西望：“看来咱们又上当啦，这俩妞儿还真没影儿了，咱们白跟人家干了一架。”
郑桐发牢骚：“哥们儿后背还挨了一冰刀，衣服都被砍破啦，这是招谁惹谁了？”
“这回你们知道了吧？这就是跃民这孙子重色轻友的结果。”
钟跃民笑着说：“哥儿几个，你们要这么说就没劲了，我让你们去打架了吗？咱不是说要给那几个坏小子办办学习班宣传宣传毛泽东思想吗？你们这些人，太野蛮了，没说两句话就动手，该好好反省，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啊。”
袁军一听：“我操，这孙子逮住便宜卖乖，咱们帮丫拔份儿，丫撂爪就不认账，哥儿几个，怎么办？”
众人高喊：“打丫挺的！”
钟跃民大笑着拼命蹬车逃，袁军等人大骂着，闹哄哄地追去。
袁军和郑桐两人骂骂咧咧地走进一个食品商店，郑桐手里拎着一个用白铁皮做的水桶。他们正在用最恶毒的语言诋毁着对方。郑桐一口咬定袁军是个不折不扣的傻逼、弱智，他妈怀他的时候肯定是受了刺激，不然怎么生出袁军这么个傻逼来。而袁军回骂郑桐说：“你丫也精不到哪儿去，还他妈号称瓷器鉴赏家呢，狗屁，你长这么大都见过什么瓷器？除了你们家抽水马桶是瓷的，你丫还见过别的瓷器吗？”
他俩是为从袁军家偷出来的瓷瓶吵架。这对崇祯五年的官窑瓷瓶被他们送进了委托行，那个负责收购的老家伙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又找出个放大镜仔细研究瓷瓶上的花纹。袁军和郑桐心中一阵狂喜，心说，这瓶子算是顺对了，肯定值钱。结果老家伙长叹一声，说：“东西还不错，可明朝的瓷器存世太多，不太值钱。这样吧，愿意卖的话50块钱咱们可以成交。”袁军大喜，他认为50块已经是巨款了，便迫不及待地掏出户口本准备成交。而郑桐却大怒，他认为这老家伙在装孙子，明代官窑的瓷器至少也得给个一两百块，50块钱简直是打发要饭的。
郑桐冷笑一声：“老头儿，您这打鼓儿的行当是祖传的吧？”
老头儿惊奇地问：“年轻人，你不简单呀，还懂得打鼓儿这称呼？”
郑桐调侃道：“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开当铺的，要不怎么一见您就觉着亲呢，我爷爷当年说梦话都是这个，‘破皮袄一件，光板无毛’。您还别说，我爷爷就这毛病，他眼里没好东西，您就是把皇上的金夜壶拎来，他也这么喊，‘破夜壶一个，有孔无嘴儿’。”
老头儿好脾气：“年轻人，你可真有张好嘴，可惜现在没打鼓儿这行了，不然我非收你做徒弟不可。我问你，你知道崇祯五年是公元多少年吗，距今年多少年？你要是答对了，这瓷瓶我个人200块钱买你的。”
郑桐哪儿知道这个，他不想和老头儿废话，只是收起瓷瓶说了句：“那50块钱您还是留着养老吧，这瓷瓶我不卖了，留着回家当夜壶用啦。”
袁军一旁忍不住说：“50块就50块吧。”
郑桐没好气地喝道：“住嘴，你个败家的东西，你当老子的家产挣得容易？”
袁军回嘴：“郑桐，我看你丫又找抽了。”
他俩走到门口还听见老头儿在说：“记清楚了，年轻人，崇祯五年是公元1632年，距今年336年。咱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呢，三百多年是小意思，你要是能把秦始皇的夜壶拎来，别说两百，两万都给你。”
郑桐大怒，回身道：“我这儿还有唐明皇的避孕套呢，给你孙子当气球吹吧，老丫的。”
出了委托行的门，袁军便大发牢骚：“50块钱就不少了，你丫还贪心不足，这下好了吧，连50块也没有了。”
郑桐不耐烦了：“你丫再唠叨我就把这瓶子砸了。”
袁军说：“你不砸你是孙子。”
郑桐举起瓷瓶做威胁状，袁军不为所动，坚持声称不敢砸就是孙子。郑桐正不知如何收场，这时有个老人拍拍他的肩膀：“小伙子，我刚才都看见了，这个瓷瓶我想要，你开价吧。”
两人当时便发起愣来，老人穿着一身浅灰色毛派力斯中山装，面色红润，气宇轩昂，一看就是个有身份的人。
郑桐当时自己也闹不清为什么脱口就是一句：“500块。”
老人点点头，从皮包里拿出一叠钞票递过来：“小伙子，你清点一下。”
郑桐和袁军哪里见过这么多钱，数来数去也数不清。等老人拿着瓷瓶走后，袁军一拍后脑勺：“妈的，肯定又卖赔啦，这老头儿连价儿都不还。郑桐，你丫口口声声自称瓷器鉴赏家，怎么才开价500块？你没看见那老头儿抱着瓶子就跑，生怕咱们反悔，我估计你开1000块的价他也买。”
郑桐不爱听了：“真没法和你这孙子共事，你他妈50块都想卖，卖了500块你倒埋怨上了。你丫知足吧，把你卖了也不值500块。”
两人进了食品店还在互相诋毁。
郑桐探头探脑地向冷饮柜台里张望：“袁军，我看你是有病了，大冬天的怎么想起吃冰激凌来啦。你是想拉稀还是怎么着？”
袁军大大咧咧地说：“我他妈乐意，大爷我有钱，怎么啦？今天想吃冰激凌，就得吃个够。今天的事今天办，也许到明天我还改戏了，改吃铁蚕豆了。”
郑桐不以为然地说：“我看你丫就是被钱烧的，刚卖了点儿东西，手里有了点儿钱，就找不着北了。”
商店的售货员走过来：“你们买什么？”
袁军一副财大气粗的口吻：“我们买冰激凌。”
售货员打开冰柜问：“要几盒？”
“你总共有多少吧？”
售货员的服务态度也不怎么样，他翻了袁军一眼，生硬地说：“我有多少不关你的事，我只问你要几盒。”
袁军傲慢地说：“当然关我的事，我怕你这里没这么多货。”
售货员睁大眼睛打量着袁军：“那么你就说出来听听，你打算要多少？”
郑桐把水桶放在柜台上：“这个桶能装多少我们就要多少。”
售货员惊愕地愣了一会儿，转身将冰柜里成纸箱的冰激凌搬到柜台上。
袁军和郑桐耐心地用木匙将冰激凌刮进水桶，售货员们都惊讶地围在一边看热闹。
两人旁若无人地工作着，边干边往嘴里放，凉得直哈气，他俩旁边已堆起一堆空冰激凌盒了，水桶里的冰激凌刚刚盖满桶底……
钟跃民的运气比袁军好些，他父亲钟山岳虽然也进了“牛棚”，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家居然没有被查封，这真是个奇迹。袁军为此常愤愤不平，凭什么局级走资派的家都被抄了，而副部级走资派的家倒不抄？这也太不公平了。多年以后钟跃民才知道，这是钟山岳的一个没有倒台的老上级起的作用。
钟跃民的父亲不在家，家里那个多年的老保姆于阿姨也被造反派轰回农村老家去了，钟跃民成了这套四室一厅副部级干部住宅的唯一主人。于是，他家成了顽主们聚会的场所，每天高朋满座。有的哥们儿遇到些小麻烦，譬如遭到公安局的追捕不敢回家，就到钟跃民家来躲几天，顽主们的行话叫“刷夜”。钟跃民家是个极适合“刷夜”的场所，反正有的是房间，住上十来个人都有富余。后来在这里“刷夜”的人多了，钟跃民的一双将校靴不翼而飞，这才引起他的重视。他发誓以后谁再带人来“刷夜”，他二话不说就把他打出去。当然，他还没忘了补充一句，要是有妞儿来“刷夜”，他很欢迎。可惜到目前为止，他还没碰见过有“刷夜”嗜好的妞儿。
袁军、郑桐，还有外号叫“猴儿腚”的乐冀中、外号叫“二毛子”的于国庆和钟跃民都是一个大院的，他们来钟跃民家像来自己家一样随便，钟跃民有时烦了，干脆就堵着门不让进。今天这四位又来了，钟跃民不由分说就往外撵，拎着水桶的猴儿腚神秘兮兮地揭开桶盖让钟跃民看了一眼，钟跃民立刻改变了主意，他马上变得非常好客，很热情地把大家迎进客厅。
袁军对钟跃民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很不满意，他故意作出犹豫的样子：“哥儿几个，既然跃民不欢迎咱们，咱也别招人家烦，我看还是另找地方吧。”话说完他才发现大家根本没有反应，原来每人早端了一个大碗吃上了，袁军这才不说话了，连忙用勺子把冰激凌大勺大勺地舀进嘴里。
客厅里大约有半个小时没人吭声。
郑桐边吃边揉肚子，钟跃民吃得直松裤带，二毛子不住地打嗝儿，猴儿腚吃着吃着突然浑身哆嗦起来，他抓过钟跃民的军大衣披上。这时袁军突然放下碗，捂着肚子蹿进了厕所。
钟跃民等人幸灾乐祸地笑起来。
郑桐笑道：“这小子真是舍命不舍财，吃得直拉稀，还舍不得放下碗，生怕吃亏。”
钟跃民向厕所高喊：“袁军，别再吃了，身子骨儿要紧，想开点儿。”
二毛子苦口婆心地说：“袁军，你就听哥儿几个一句劝吧，实在撑不住就别硬撑了，肚子可是自己的，算我们大家求你啦。”
袁军在厕所里喊：“不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革命到底，想想红军两万五，爬雪山过草地，我这点儿困难算什么？跃民，桶里还有多少？”
钟跃民看看水桶：“还有小半桶呢。”
袁军喊：“别忙，哥儿几个歇口气，一会儿接着练。”
钟跃民摇摇头：“这孙子，不要命啦？”
郑桐不失时机地说：“典型的小农意识，和他爹一样。”
袁军在厕所里喊：“郑桐，你丫再说我爸我跟你急啊。”
钟跃民悲天悯人地说：“你就别招他了，袁军够痛苦的了，那模样看着都让人心酸。”
众人大笑。
袁军边系皮带边走进客厅：“真他妈痛快，把一辈子的冰激凌都吃了，从此我再不吃这东西了。以后要是有人请我吃冰激凌，我就告诉他，对不起，哥们儿吃伤了。”
郑桐担心地望着袁军：“你没事吧？”
袁军梗着脖子说：“没事，就是汗出多了点儿。”
“你看看，是不是发烧了？”钟跃民似乎很同情地问。
袁军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真发烧倒好了，我出的是冷汗，这会儿怎么觉得胃里都冻成块儿啦？”
钟跃民又满满盛了一碗：“这种感觉就对了，这会儿你要是觉得肚子里像火盆儿似的，不就麻烦了吗？来来来，再来一碗。”
袁军毛了：“别别别，让哥们儿歇口气，真有点儿扛不住啦。”
大家七嘴八舌，很热情地劝道：“你千万别客气，再来一碗，我们还有呢。”
“你不用考虑我们，哥儿几个少吃点儿没关系。”
“袁军，你千万要再坚持一下，只当是爬雪山呢。”
“哥儿几个，这小子死活不吃了，怎么办？”
“不吃哪成？灌丫的……”
钟跃民等人端着碗扑上去，七手八脚把袁军按在沙发上，捏着鼻子愣灌……
客厅里传来袁军的讨饶声：“哥们儿，哥们儿，高抬贵手，饶哥们儿一命。哎哟，郑桐，我操你大爷，你丫轻点儿，呛死我啦……”
袁家被撬的事传遍了整个大院，大院的保卫部还向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那时刚刚被军管，警察们也是牢骚满腹，他们从来都是管人的，没想到现在派来了军代表，凡事都是军代表说了算，警察们也成了被管的，他们敢怒不敢言，破案的积极性也不高。保卫部报案后，分局来了两个警察，照了几张相就走了，从此再没下文。袁军和郑桐两人心里窃喜，袁军居然逮住便宜卖乖，他跑到革委会主任王占英的办公室，声泪俱下地要求组织尽快破案。
王占英是眼看着袁军长大的，他太了解袁军这坏小子了，当他得知袁家被撬时，他的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袁军，只不过他还没来得及找袁军，袁军倒自己撞上门来了。王占英深知对付这类坏小子用不着兜圈子，只需开门见山搞突然袭击就行，他一拍桌子，吓唬道：“袁军，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把门撬开后都拿走了什么东西？”
袁军是那种没提上裤子都不认账的主儿，岂能被王占英唬住？他面不改色：“王主任，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我知道您对我印象不好，可您不能公报私仇呀，这不是污辱我的人格吗？我也有尊严呀，我袁军小时候虽然淘气，可我本质不坏，怎么能干溜门撬锁的事？”
王占英冷笑道：“哼，我看这件事你的嫌疑最大，你不承认也没用，公安局不是吃干饭的，马上就会把你抓起来，我看你还是争取主动点儿，先把这事交代了。”
袁军可不怕唬：“王主任，这事真不是我干的，我有病是怎么的，溜门撬锁撬到自己家去了？这太不合逻辑了。人家小偷都是往自己家搂，哪有胳膊肘向外拐的？再说了，我们家有什么值钱玩意儿我还不知道，值当一撬吗？我向毛主席保证……”
“袁军啊，你是人小鬼大呀，我可是看着你从小长到大的，还不了解你？1958年我刚调到机关时你多大？嗯，那时你才6岁，那时候你就不简单啦，爬烟囱、钻垃圾箱、往机关的猪圈里撒图钉，这些事你没少干吧？你家邻居，那个张奶奶最了解你，你知道老太太怎么说你吗？有一次你规规矩矩守着炉子烧开水，老太太还纳闷呢，心说，这孩子今天怎么学好啦？居然学会干活儿了。结果怎么样？水一开你拎起壶就浇花去了。你说你，从小到大，你干过一件好事吗？”
“王主任，您不能总翻历史旧账，谁也不能要求一个6岁的孩子就像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那样净做好事，我要是6岁就能像雷锋同志那样给灾区人民寄钱，那这钱的来路肯定就成问题了，不是偷我爸的就是偷我妈的。”
“你少跟我胡搅蛮缠，这事肯定是你干的。这件事的严重性你不是不知道，你父母都是走资派，党和人民对他们实行专政，查封了你家，这是机关革委会的决定，更何况党和人民对你这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是给出路的，不是也给了一间房子让你住吗？你就这样对待党和人民对你的挽救？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干的？”
“王主任，我算是看出来了，您今天是打算让我屈打成招，非弄出一个盗窃犯来不可。您不能因为我小时候往猪圈里撒过图钉、用开水浇花就断定我长大会溜门撬锁，这太冤枉我了，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您看看，我也有一颗红心呢。”
“我们怀疑你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是有根据的，根据你的一贯表现，我们有理由认定是你干的。”
“就因为我往猪圈里撒过图钉？您要是这么说，我就不能再瞒您了，其实那年的事是我和你们家老三一块儿干的，多年来我忍辱负重把恶名一个人担了，从没揭发过他。是他对我说猪肚子里有蛔虫，吃图钉能治蛔虫，并且作示范给我看。我当时太天真，为了使猪能健康成长，就把图钉当作打蛔虫的药喂了猪。当饲养员抓住我时，你们家老三早没影儿了。我出于哥们儿义气没揭发他，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是老三偷了驴，让我拔橛子……”
谁都知道王主任家的老三是个傻子，绝不可能跟袁军他们混在一起，更不可能指挥袁军干什么坏事，从来只有傻乎乎被指挥的份儿。袁军这么说，分明是在胡说八道，故意拿王主任开涮。王主任气得直哆嗦，他猛地一拍桌子：“袁军，你少和我胡扯，避重就轻，这件事不算完，你回去好好给我想想，什么时候想通了，再来找我谈。”
袁军偏偏不罢休：“还有那次爬大烟囱的事，也是我和你们家老三……”
“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