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曾经有一部非常火爆的古装剧《琅琊榜》，里面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主角——梅长苏。所谓“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文能帮你算计皇兄得大位，武能以少胜多破危局，而且还有情有义有情怀。其实在历史上，还真有一位在设定上非常接近“江左梅郎”的人物，就是战国初期的吴起，他身上甚至比小说里的梅长苏，更多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吴起的一生，概括下来就是：大荣大辱、大无大有、大起大落。战国时期数得上名字的学派，他一个人就占了三家——儒、兵、法。论儒家，他的老师是曾子——地位不亚于孔孟；论兵家，吴起一生大战七十六次，无一败绩，还差点把秦国灭了国，春秋战国时代唯一可与他比肩的，只有后来的战神白起；论法家，吴起在中国法学历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和李悝、商鞅、韩非子相提并论。

之所以说吴起是大荣大辱，是因为吴起的一生背负了太多的非议和误解。而究其根由，很可能和他当初在鲁国的经历有关。

吴起出生在卫国的一个富裕家庭中，家境富而不贵，有钱没门路。论出身吴起远不如作为皇帝外甥的梅长苏，但这样的家庭，让他有机会得到比平民子弟更好的学习环境，同时天天看着父母操持家业，耳濡目染之间，他也更能理解，个人奋斗所需的是坚韧。

但是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对比那些贵族高干子弟，用《人民的名义》里的话说，就是天然缺乏政治资源，也就是人脉。此外，他们对于“权力”“权谋”的理解，对比贵族子弟，首先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这个问题的存在，很可能就决定了吴起后来的结局。

卫国是殷商后裔，民风富有商业精神，老百姓脑子普遍比较活泛，国家也很富裕，所以比较容易出人才。但是从政治上来看，这个国家不过就是一个上层早已糜烂不堪的小国，阶层固化，统治者毫无进取之心，在“国际”上毫无影响力，根本无法给人才提供发展空间。以吴起的出身，在这种环境下要想做官肯定是门都没有。可少年的吴起，却不甘心做个富家翁，而是立志要从政。

在求官的过程中，吴起花光了家里的钱，结果一无所获，有一次还遭遇了“校园暴力”，被十几个恶少同学给堵在了半道上。这种斗殴是最容易出人命的，吴起手上出了人命，于是他只能跑到临近的鲁国。

这次逃亡，却意外地让吴起因祸得福，他先是拜在了曾子门下为徒，后来又娶了齐国大夫田和的女儿为妻。曾子是儒家大师，而儒家对道德又非常严苛，仅从这点上说，我们就可以相信，吴起在卫国时根本不会有那些传说中的道德污点。结果好景不长，吴起很快就和自己的老师闹翻了，从后面他在兵家和法家上的造诣看，闹翻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学术分歧。但曾子给出的理由是，吴起母亲死了却不回去奔丧。吴起是因为杀了人跑出来的，他能回得去吗？

吴起在鲁国又待了些日子后，齐国大军准备打鲁国。当时，鲁国的情况其实比卫国好不到哪儿去，都是人畜无害的小国，内部也都谈不上政治清明。而齐国在当时是超级大国，所以这场战争对鲁国来说是灭顶之灾。对于腐烂、僵化的系统而言，危机是唯一可能让他们回归正常的东西。那些靠裙带关系上来的贵族子弟，谁也不愿意去领兵抵抗，因为他们承担不起战败的责任。这就给了吴起机会，让他成了鲁国的领军大将。

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草根逆袭”究竟有多不易，吴起最多只能算是准草根。你的本事必须远远超乎常人，而你的机会，很可能是那些肉食者碰都不愿意碰的“垃圾股”，而即便如此，你也仅仅是“可能”成功而已——所以千万不要把那些励志鸡汤太当回事。

吴起率领两万军队，奇迹般地打败了齐国的八万大军，一时间声名大振。结果等待他的不是奖赏，而是鲁国上层对他的集体批判，而这些批判，无一例外都是在拿道德说事。从古至今，国家也好，企业也好，都始终应该秉承一个处世铁则，就是德需自律，而不能律人。因为道德这个东西根本无法量化，甚至无法得出统一的结论，我们看看如今网络上的种种关于道德的争论就该清楚。反过来说，拿道德说事，就很可能怎么说都有理。只拿道德说事，往往意味着在实际利益或是法律层面，对方根本挑不出毛病，而这还没考虑造谣的可能性。

最有意思的是，所有关于吴起道德污点的记载都来自鲁国。那问题就来了，吴起先前在卫国好好的，在魏国、楚国也没什么丑闻，可偏偏在你鲁国这个君子之国，就完全是个“人渣”，这符合逻辑吗？

如果你所在的企业，内部道德流氓横行，高层成天务虚不务实，那么这样的企业，只要不愁吃饭，不留也罢。我们自己在为人处世上，也要尽量避免形成过分的道德“洁癖”。对于领导者来说，如果你身边有人用和业务无关的私德问题来向你“控诉”他人时，你首先需要警惕的不是被举报者，而恰恰是这个举报人。

吴起一气之下去了魏国。那时候，人们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本质上和现在跳槽的性质差不多，更别说吴起就是平民，和国君连亲戚都算不上。当时魏国的国君正是一代雄主魏文侯。吴起在魏文侯麾下，先是做了河西郡太守，光靠十万魏军，就把当时尚有二十万军队的秦国折腾得奄奄一息，差一点就宣告破产。后来吴起做了魏国上将军，对魏国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职业化军队魏武卒。我们知道，同样职业化的斯巴达勇士，真正能打仗的其实也就万数来号人，而吴起组建的魏武卒一共是五万人，他们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以平局告终。

吴起还写了实际价值超过《孙子兵法》的《吴起兵法》。《吴起兵法》里面主要讲的不是什么哲学思想，也不是计谋技巧，而是军队的制度建设和保障。任何竞争，归根到底都是实力的比拼，魏国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体量和实力都已经足够大了，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自己不出错，只要不出错，那么你就可以靠实力优势压垮一切竞争者。今天我们的企业管理者，看看《吴起兵法》，或许会比看看随处可见的《孙子兵法》更有现实意义。

吴起对下属的管理就是冰山烈焰。一方面，他可以和最基层的士兵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下属始终保持应有的尊重。言必信，信必果，“徙木立信”最早其实就是吴起搞的，后来商鞅只是照着学了一遍；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军法，吴起执法毫不留情，只要是违犯军纪、不听号令，即便是取胜了，那你回来也必死无疑。一次违纪所带来的侥幸胜利，绝对抵偿不了纪律松懈所带来的破坏，所以从理智上说，特事特办并不算什么聪明的选择，因为此例一出，下必为例。

而随着吴起位极人臣，他对权力和权谋理解浅薄和理想化的缺陷，开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一般说来，人的精力有限，做事和做人，有一长必有一短，能做到“佛心鬼手”的，少之又少。吴起的福星魏文侯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魏武侯成了吴起新一任的董事长，这样一来吴起就成了前朝老臣，而且威望和实际权力又都非常大。这种情况下，新老板对这位老员工自然不太放心。国君要把公主许配给吴起，结果吴起拒绝了老板的好意。吴起的这个举动进一步强化了新老板的疑心，再加上一堆新贵的排挤，没过多久，他就无法在魏国立足了。

此时距离吴起离开家，已经有三十多年，按岁数说，吴起这个时候正好处于职场中的“舒适区间”。可是这三十年他也没闲着，不但兵家老本行一点没扔，还从魏国老丞相李悝那学了全套的法家理论。由于他不停地扩展自己的能力，从魏国高管的岗位上离职以后，他很快就又在另一个大企业楚国谋得了CEO的职位。

吴起在楚国，从之前指挥打仗的将领，一下子提升成了令尹，随即开始了变法，对楚国进行改制重组。原先的楚国其实更像是一个松散的股份制公司，包括国君在内，所有股东都只能算参股，这种情况下扯皮就是难以避免。而吴起要做的，正是改变这种局面，让楚悼王能够做到绝对控股。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改革，归结起来说，本质上和商纣王所做的差不多，那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绝对正确的事。简单概括起来，吴起所做的事就是强化中央集权、打击既得利益阶层、向底层平民释放利益。比如说削减贵族封地，打破爵位世袭，建立职业官僚制度——放在企业就是职业经理人制度，打击游说集团——也就是俗称的“掮客”。楚国的很多大家族要是追溯起来，历史可以追到殷商时代，绝对算得上是树大根深。而吴起作为一个外来户，除了楚悼王的支持，根本没有自己的基本盘。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变法开始不久，支持吴起的楚悼王就突然病逝，当时吴起正在外指挥打仗。如果吴起真像传说中那样是个极度自私的小人，这个时候赶紧逃亡，或者干脆率军反叛，才是最好的选择。可是吴起却选择了回国都奔丧，而此时，几大家族都已经设好了伏兵要截杀他，这一去绝对是有去无回。在楚王的灵堂上，几百名弓箭手包围了吴起，而吴起却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一下扑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一阵乱箭之后，两个人的尸体被箭牢牢地钉在了一起，无法分开。

因为侮辱了楚王的尸体，十几户参与暗杀的贵族被全族诛杀。在最后一刻，吴起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企图保住改革的成果，同时也结束了自己比小说还精彩的人生。若论情怀，吴起并不比屈原差，只不过他所忠于的是自己的功业和理想，即便如此，楚国最终也不过是八分旧，两分新。

我们总说“命运”，大到一国，小到一个机构，利益格局其实就是“命”，而人才是“运”，改革改的不是运，而是命。任何变法从根本上说都是利益关系的改变。如果改革仅仅靠一个人的决心和才智，那么无论他多强悍，最终都是难以完成的。改革之难，就难在“逆天改命”。 ap6C8ohbZPpxdGfqom6lVPCeig6h+wrh8QLfcmXvYeHgYxDfj6GOs2pVaDjqu9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