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权力”，说得直白点，就是你可以让别人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比如领导有权要求我们加班，国家有权向个人征收财物作为税款。这就是权力的实质，也是权力的可怕之处。

掌握权力，光靠一纸委任、一个图章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话题，咱们需要从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治水开始说起。

我们都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也知道舜把权力禅让给大禹，然后禹传子开始了家天下的模式。事实上，从古至今，权力永远也不会这么轻松就可以获得。大禹治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掌握实质性权力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永远不要奢望别人会把权力主动交到你手里。

在四千多年以前，中国北方的地理环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完全是两回事。那个时候全球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二到三摄氏度，西北地区到处是原始森林，河南省遍地跑着犀牛和大象，北京二环能看见野生鸵鸟，黄河里游着两三米长的大鳄鱼……气候温暖湿润不缺水，不但不缺，而且还经常发大水。现在考古发现的遗迹，基本都和古代的文献对应得上，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当时确实发生过大洪水。

所谓“大禹治水”，其实就是对黄河的全流域治理。因为局部河段整治根本防不住大洪水，现在也是如此，所以政府才设立“国家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黄河全流域治理即便是放在现在，也绝对是国家级的大工程，而在四千多年以前，这个工程更是需要集中华夏族的全部力量才能搞起来。

当时还没有国家的概念，人们都是以部族为单位凑在一起过日子。大禹既是黄河全流域治理的总指挥，也是他自己部族的首领。在治水过程中，大禹肯定要协调沿河的各个部族，于是就建立了最早的上下级服从体制，所有部族都必须听大禹的命令；参与治水的这些人肯定要脱产，他们的吃喝就只能靠其他人来保障，于是产生了最早的税收；治水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不服管的部族，管不服就得开打，于是大禹就建立了最早的常备军；要治水肯定得勘察地形，这一趟下来，等于是做了最早的国土普查；勘察完了，为了便于管理，大禹把这些土地分为九州，这就有了最早的行政区划；治水过程中肯定会有不少人偷奸耍滑，既要惩治这些人也要为其他人立规矩，于是就又有了最早的司法体制；大水退了之后，需要重新划分土地搞灾后重建，于是有了最早的土地所有制度——井田制。

大禹治水一共治了十三年，十三年下来，大禹不光治理了黄河，建立了威信，也在自己手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权体系。这套体系包括职业官僚、手工匠人、职业军人等，这些人都不再下地种田，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大禹手中的这套体制。当大伙都依靠你才有饭吃的时候，你就已经掌握了一部分实质权力。这就好比现在的一个团队，其中总会有几个技术方面的灵魂级人物，一旦离开他们，很大一部分项目将进行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他们名义上是什么职务，实质上的发言权往往都会多过其他人。反过来，从团队负责人的角度来看，应该尽量避免团队的生存完全依赖一个灵魂人物，最好是能保持两到三个技术核心人物，否则负责人就会面临名不副实的问题，管理必然会出现混乱，于人于己这都不是好事。当然，这种“牛人”太多，也同样不利于团队运作，这一点我们日后会说到。

除此以外，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也拥有了自己坚定的政治盟友——伯益部族，这个部族的后代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就是他们建立了大秦帝国。

大禹和他父亲鲧能指挥治水，除了个人才智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禹部族是当时最强大的部族之一。伯益部族在实力上与禹部族则不相上下，而牢固的基本盘和牢固的同盟者，恰恰是实质性权力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今西方国家的总统大选经常搞得充满悬念，可是资助这些政治家的大财团，翻来覆去其实就是那么几个。万变不离其宗，这些大财团之间往往有比较稳定的同盟关系，这其中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大财团的掌控者们未必会在政府中担任什么职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国家事务施加影响力，做官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手段问题，做不做完全看具体的需要。

在职场，必要的人脉和盟友对权力而言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众多空降下来的管理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基本盘和盟友，那么必然会导致权力难以名实相副。

一直以来，说到禅让，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近乎理想的权力交接过程，其实真实情况远没有这么美好。有人的地方必然就有政治，有政治就必然有斗争，从古至今，这一点从未改变过。舜帝并不是在治水完成以后就主动让贤的。那个时候帝王是靠各部族公推出来的，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选举，只不过那时是以部族为单位来进行投票的。大多数部族都选择了支持大禹，这才有了后面的禅让。而这个支持，正是由于在此之前大禹已经掌握了实质性的权力，可以影响到各部族的利益得失。

治水成功以后，大禹随即在会稽山召集诸侯，由他来主持祭祀天帝。在古代，组织祭祀是权威性的体现，其实现在也一样，农村祭祖，主祭的肯定是家族里最有威望的长辈。当时舜帝还在位，从法理上说，大禹的这个行为是不合规矩的，甚至可以视为僭越，可是诸侯们谁也没说什么，都乖乖地去了。唯独防风氏这一族，也就是现在汪姓的先祖，他们不服气。但他们也不敢不来，只能用故意迟到，不痛不痒地“怼”了大禹一次。

大禹的处理方式却异常激烈，他直接下令把防风氏的首领处死，然后将尸体大卸八块。这个处置手段同样是不合规矩的。理论上说，大禹和防风氏首领是平级的，他们是两个不同部族的首领。可是大禹就这么干了，而且各路诸侯对此都予以默认。这就是实质性权力的威力，在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不需要任何程序上的支持。一旦领导者的地位在事实上被架空，千万不要指望纸上的程序可以帮到你什么。

大禹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意在立威。权力的实质不是你能做你想做的事，而是你可以让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这一点，从古至今同样从未改变过。要真正掌握权力，你总要有那么几次做“恶人”的时候，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一些处于中层的管理者，出于个性或是不想得罪人的考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做“善人”“好人”。可是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的权威性却在一点点被削弱。因为你背离了权力的本质，权力自然也就会背离你。

会稽山祭祀之后，大禹很快就有了新的举动。他把华夏各部族组成联军，向南方的三苗部族开战。三苗是华夏族之外的南方蛮族。随着战争的爆发，在治水期间形成的国家机器再一次发挥出了效能。众多的官员和军人通过战争获得了战功，进而获得了奖赏，而这些奖励，最终又是从禹王手里获得的，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大禹的忠诚度。

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其实权力也一样是喜动不喜静，或者说，权力在于折腾。对于被管理者而言，权力的表象其实就是“赏罚”两个字，无论是赏还是罚，都只有动起来，只有开始做事才有从谈起。过分地强调“萧规曹随”“无为而治”，最终必然会侵蚀你手中的实质性权力。因为在众人看来，大家无非是按规矩做事，按规矩吃饭，没赏没罚，管理者的存在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因此，无论是从保持权威性，还是保持团队活力来考虑，每隔一段时间，管理者适当地给大家找点事做，无论这些事是否有实际的意义，对团队来说都不会是一件坏事。

当大禹接替舜帝成为新的华夏族首领已经毫无悬念，之后舜帝的所谓禅让，实质上不过是走了一个法律层面的程序而已。

我们总结一下会发现，名义上的权力来自上层，而实质性的权力则来自下层：你需要能让跟着你的人有饭吃有钱拿；你需要拥有必要的人脉网络；你需要在关键时刻敢于做“恶人”。而即便获得了实质权力，也需要时时动一动，做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而在四千年前，大禹恰恰完美地践行了这几点，最终他取代了舜帝，成为华夏族最后一个公推的首领。之后他又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威，打破惯例，直接将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血统传承的朝代——夏朝，由此诞生。

·注·

准确地说，在当时，牵头联合治水的是一个由四大部族组成的联盟，他们的首领分别是：居于领导核心的禹，以及契、稷、伯益。有意思的是，这四位正分别是后世夏、商、周、秦四朝的先祖。

治水工程完结之后，四大部族都接受了舜帝的赐姓：禹部族姒姓；契部族子姓；稷部族姬姓；皋陶、伯益部族嬴姓。

最早的“姓”与后世所言并不是一个概念，这是一个贵族才有的概念，普通人是没有“姓”的。此外，“姓”由一族人所共有，一族有姓，即说明他们对所在区域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荣誉和权力，也就是说，姒、子、姬、嬴四族是当时中国最为显赫的大族。

至于所谓某某氏，其实要看你所在的地方，比如商鞅，最早在卫国，所以叫卫鞅，得了商於封地以后，就改称商鞅。

又比如始皇帝嬴政。武王灭商以后，因为嬴姓部族站错了队，被周人流放，其中一支到了后来的赵国，所以他们就是嬴姓赵氏，另一支去了后来的秦国，严格来说就是嬴姓秦氏。有人认为嬴政其实应该叫“赵政”，其实在他回国以后，叫他“秦政”可能还更靠谱一点。当然，作为王室成员，当时人家真正的称谓应该是“秦王子政”，继位之后，就该叫“秦王政”。

同理，《封神榜》里著名的反派“崇侯虎”，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个称呼并不是说他姓“崇”，真正的意思是：崇国国君、爵位为侯爵、名“虎”。

不过为了不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混乱，所以书中的称谓都是按照我们通常的习惯来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姓氏体系自春秋时代就开始趋于模糊，到战国后期，已经基本实现了姓、氏融合，人人有姓（日本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人人有姓）。 6b1RlVIb0Xnm02T8o6DHQ54LPieDpwLeAQK/bE6bJsIkmj7kt7mvz9X2o6mwyH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