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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个青年教师，非常勤奋，对课堂非常迷恋，近几年上了不少有影响的公开课。我有幸到现场听过几次，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除了钦佩他的好学和努力之外，我隐隐产生了一丝担忧：我发现他在不同地方上的同一节课不光环节一模一样，甚至连教师现场反馈的语言也几乎完全相同。尽管这些语言都经过了精雕细琢，几乎无可挑剔，但我依然感到这是他的课堂所面临的最大问题。面对不同的学生群体，面对不同的教学现场，怎么会出现完全一样的教学环节？尤其是怎么会出现完全一样的反馈语言？
作为一个经常上公开课的教师，我是非常理解这位青年同行的心理的。由于种种原因，公开课逐渐演变成一门不允许失败的“艺术”。为了避免“失败”，不少上公开课的教师在备课时都经过了反复打磨，有的公开课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劳动，而是融合了一个集体的智慧。因此，经过反复修改打磨后的教学设计不允许轻易改变，甚至连每一句过渡语、串联词、对学生的评价语都已经事先设计好，只等着在合适的时候抛出来即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不足的青年教师就没有胆量在课堂上作出改变。尽管教学现场、学生情况跟预设的并不那么一致，他也就只好照着这个现成的“剧本”演下去了。
在我看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教师的课，尤其是那些普遍受到好评的课，在很多时候都是缘于课前充分而精致的教学预设，使得课堂基本上处在比较“安全”的掌控中，也就是说，没有变化成为这些课堂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但恰恰是因为缺少了变化，课堂就缺少了只有真正的挑战才能带来的真正的精彩。
其实，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公开课上。有些教师执教多年，教学同样的内容时，他采取的依然是同样的方法。这样做固然省力，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们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机器。对此，苏霍姆林斯基非常准确地指出：
上课并不像把预先量好、裁好的衣服纸样摆到布上去。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我们的工作对象不是布料，而是有血有肉、有敏感而娇嫩的心灵的儿童。
事实上，无论多么优秀的教师，他都不可能对课堂上所有的细节作出非常准确的预设，他必须在课堂现场中根据实时发生的情况作出及时的判断与调整，也就是善于按照最必要的方法去进行教学，而这个方法是从这节课本身的逻辑和学生的思维规律出发，而不是从预先的教学设计出发的。
这一点正是苏霍姆林斯基在谈到课堂教学时反复强调的。他认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预先规定好课上的一切细节，而在于巧妙地、对学生来说是不知不觉地根据情况作出变化。这对于保证教学效果是非常重要的。真正优秀的教师，上课时他的脑海中不应只想到教材，不应只想到他的教学设计，而是应该充分重视学生的反应，通过细致的观察对学生是否掌握了教材作出准确的判断，并及时对教学内容、进度与教学方案作出相应的调整。对此，他曾反复以自己的课堂为例进行说明。我们看到在苏霍姆林斯基的课堂上，他所注意的中心点不是自己的讲述，而是学生的思维情况，因为他可以从学生的眼神里看出他们是懂了还是没懂，是哪些地方没有懂，有没有必要补充新的事实材料进行教学。
那么，一个问题非常明显：我们应该把学生摆到一个什么位置？美国课程论专家小威廉姆·E·多尔认为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平等的，而教师位于“平等中的首席”地位。那么，按照多尔的这一说法，课堂教学应该是教师与学生进行的一番平等对话。作为平等对话中的首席，教师从外在于学生情境转化为与这一情境共存，也就是说，教师的课堂行为应该与学生的思考、表现完全融为一个整体，并在这个过程中，师生互相启迪，互相成为彼此的关注者和理解者。这也就决定了教师的课堂教学必须是变化的，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变化与不确定，表现了一个教师高度的教学技巧和创造性的劳动过程。事实上，也只有真正优秀的教师才能做到这一点。要达到这个教学艺术的高峰，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教师来说，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既需要积累，也需要反思，需要提炼，还需要智慧。
在关注学生这一点上，小威廉姆·E·多尔与苏霍姆林斯基的教学思想有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
作为教师我们不能，的确不能，直接传递信息；相反，当我们帮助他人在他们和我们的思维成果以及我们和其他人的思维成果之间进行协调之时，我们的教学行为才发生作用。
多尔认为这也是杜威为什么将教学视为交互作用的过程，而学习则是那一过程的产物。这里的“交互作用”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师生与教材之间的课堂对话产生的作用。的确，教师不应该只是传递信息，更不是直接传递信息，教师更应该关注、协调课堂上的各种因素，对计划作出适当的改动。
又想起了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玄而又玄，众妙之门。”这里的“玄”是转变、变化之意，该句的大概意思是：变化来变化去，是微妙的天地万物之门。那么，按照老子的哲学思想，变化应是教学中的“众妙之门”了。
让我们牢牢记住：一节成功的课，它的诞生只能是在课堂上，在课堂的实施过程之中，在不确定的变化和调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