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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上了他递过来的那件很厚的雨衣。我们一起带库马（Kuma）去湖边散步。
库马身体强壮又性情温和。它的这个日本名字的本意是“熊”。我知道，他很得意自己为它取的这个名字。他迷恋东方文化。他就寝前会换上精致的和服。他有闲时会到“中国城”去参加初级的烹饪速成班（他说出过他已经学会的那道菜的配料和工序，听上去，那好像是“宫保肉丁”）。他深藏在湖光山色中的“豪宅”里摆设着不少中国的古董，悬挂着不少中国的字画（巨大的卧室入口有一幅黄永玉的作品）。这座“豪宅”由三组分离的建筑构成，而主体建筑中的两部分由一条长廊联结，是一座具有西方特色的日本庭院。走下主体建筑旁的石级，沿山坡往下再走20米，就到了他搭建在静谧的“驯鹿”湖边的码头。
湖面上的冰两星期前才彻底融化。湖水现在还冰凉刺骨。我不能像前两次那样下湖游泳了。他在我们带库马回来的路上问我是不是愿意趁这样的“天时”看一眼他的早期作品。
我在他舒适的书房里坐下。他首先给我放了一部名为 Labyrinth （《迷宫》）的短片。自始至终，屏幕上呈现出五个排列成十字的大小相等的“窗口”。伴随着不间断的华丽的音乐，窗口中的意象不停地运动：从自然到社会，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从爱到恨，从生到死……强烈的对比充满着激情和哲理。在这部短片的开头，他用文字提醒观众：“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迷宫之中。”但是，埋伏在这迷宫中心的怪兽是什么？“人”是否能够将它制服？
然后，我们看了一段他关于斯特拉文斯基的纪录片。他的镜头从多伦多的音乐厅开始盯住目标。接着，它又尾随目标在纽约登上穿越大西洋的客轮，无微不至地记录下了那位革命性的作曲家在海上度过的一段风平浪静的生活。
在看过他呈现宇宙起源的那部影片之后，我选择了他拍摄于1959年的关于古尔德的纪录片。纪录片由两部30分钟的短片构成。第一部短片名为 On the Record （《录音之中》），主要记录了古尔德1959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部录制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的复杂过程，从中可以见识古尔德对艺术的苛求；第二部短片名为 Off the Record （《录音之外》），主要记录的是古尔德在他的“村舍”里里外外的生活，从中可以领教古尔德在日常生活中的骄慢。
这是关于古尔德的最早也是最经典的纪录片。它的制片人和导演安静地坐在我的身后。当我回头向他询问摄像机可能漏掉的一些细节的时候，他总是认真地想一想，然后回答说他不记得了。我相信他的观看与我的观看完全不同。我相信他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感受到时间的冷漠。距离这部影片的拍摄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而影片中记录的不朽天才也已经在二十多年前作古。时间！时间也许就是所有迷宫中那个共同的怪兽，那个永远也不可能被最终制服的怪兽。
罗曼的这部影片在1960年公演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我后来在古尔德的传记 Wondrous Strange （《奇妙的陌生》）中读到的。传记作者认为这种影响不是因为古尔德当时暴涨的名声，而是因为这部影片本身精致的叙述方式。一贯非常挑剔的古尔德本人对影片也非常满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称这部影片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艺术“准则”和他对生活的“热情”。
罗曼在大学的专业是哲学和心理学。但是，他喜欢科学，迷恋技术。他客厅的杂志架上摆放着他订阅的《物理学》等科学杂志。大学毕业之后，罗曼进入加拿大国家电影局。1967年的蒙特利尔“世博会”成为他人生和事业的转折点。那一年，他与两位同事一起发明了至今仍然风靡世界的IMAX电影（他也是IMAX电影公司的开创者之一）。他因此又以发明家的身份进入了电影史。而按照一本电影史书上的记载，他向我演示的那部名为《迷宫》的短片就标志着IMAX概念的起源。（我还在一份材料中读到，“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导演卢卡奇称自己那部经典作品的最初想法来自与罗曼的一次谈话。）
2003年夏天，第一次到罗曼家做客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我告诉他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们的对立令我们彼此立刻就感觉十分亲近。那一天，我从“驯鹿”湖里游泳上岸之后，他带我去他在主体建筑旁搭建的木工车间。他说他在那里打发退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那里有几台小型的机床，有许多已经完成和尚未完成的玩具。那是罗曼的新作。那些作品显然比他早期的电影作品更受他那些与互联网一起面世的孙辈们的喜爱。
那丛林深处的木工车间让我想起了《百年孤独》。经历过宏大历史的小说主人公最后在家乡的作坊里埋头于手工制作，孤独没有被波澜壮阔的历史卷走。他必须用最原始的专注来与它作最后的斗争。罗曼没有读过那本小说。我在第二次见他的时候，特意为他带去了一本。我不知道进入马尔克斯的迷宫之后，罗曼还能不能继续保持乐观主义者的信念。
第一次见面之后，我为他写下了一首题为“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画像”的小诗。诗中写道：“他走进丛林深处的车间＼用手指塑造不断涌来的幻觉”。罗曼让我将小诗译成英语，然后将汉语和英语的两个版本都抄给他。他说他要将它挂在车间的墙上。
我们通常是在夏天去他的“豪宅”小住。第一次，他和他的妻子珍妮特专门开近两个小时的车到城里来接我们。而我更习惯他们等在离“豪宅”20公里远的小镇的长途汽车站。他们自称是“乡巴佬”（country pumpkins），在城里开车好像总是不太自在。
罗曼仍然在制作立体电影。他的工作室就设在“豪宅”的底层。他在那里给我们演示他最新的作品。而阅读是珍妮特主要的生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曾经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中国先锋派文学作品的英译本，说那是她读过的唯一一本中国当代文学的书。这样的起点让我感觉惊喜。以后每次去那里，我都会给珍妮特带一本与中国有关的书。她总是当天晚上就坐在宽敞的客厅里开始阅读，有时候会读到半夜。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她一定会与我讨论书中的内容。
2009年夏天，美国举国上下都在为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激烈地辩论。吃过晚餐后，罗曼和珍妮特有条不紊地收拾好餐厅。然后，他们就会坐在书房，收看一个专门的政治频道里的辩论。罗曼告诉我，他们一辈子都是民主党理念的支持者，而“公费医疗”在他们看来更是天经地义。“人来到世界上连医疗都得不到保证，实在太荒唐。”他激动地说。尽管当时美国的许多地区已经闹得乌烟瘴气，罗曼仍坚信奥巴马的方案会获得通过，再显他乐观主义者的本色。
罗曼是贝蒂青少年时代起的朋友，最好的朋友。贝蒂确诊之后，他和珍妮特经常过来看望她。“化疗”期间，珍妮特更是陪同贝蒂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贝蒂停止“化疗”之后，他们又将她接到乡下住过一段时间。每次见面，我们总是要谈起贝蒂。她对生活和知识的热情令我们大家都赞叹不已。
在写完《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之后不久，我和“身边的少年”随贝蒂去她的“村舍”住了四天。第二天，她带我们去了罗曼的家里（“村舍”相距罗曼家的“豪宅”只有不到20公里）。第三天，她又将罗曼和珍妮特请到“村舍”来聊天和晚餐。在去罗曼家的路上，贝蒂告诉我，我将见到的这位朋友历来就蔑视金钱，但是因为参与立体电影的发明和普及，七十年代以来，“通货”从世界各地滚滚而来。这“魔幻般的现实”使罗曼得以在“驯鹿”湖边随心所欲地盖起了自己的“豪宅”，过上了“乡巴佬”的生活。
罗曼多次向我们提起过离“豪宅”两公里远的地方有一片漂亮的河滩。2009年夏天那一次，我决定要去那里看看。罗曼为我们画了一张草图，告诉我们如何从一条“捷径”去到那里。他说他们为下午茶做好准备就去河滩上找我们。
罗曼没有告诉我们，在接近河滩的地方，我们会遇见一个简易的栅栏，栅栏上的那块木牌上写着：“私人领地，禁止通行。”也就是说，罗曼多次提起过的河滩根本就不是“公共场所”。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树丛后伸延着漂亮的河滩。我们不想后退。我们将栅栏的门推开。
走进河滩就像走进了仙境。宽阔的河面，清澈的河水，河道中间突现的卵石以及流畅凝重的湍流声将我带到了上个世纪（1998年）与“身边的少年”在苏格兰度过的那些一尘不染的夜晚。那是我第一次带着这个孩子远离祖国。正是那次英国之行让我做出了“生活在别处”的决定。
没过多久，罗曼和珍妮特就出现在河滩上。我紧张地向罗曼提到了那块木牌上写着的字。他安慰我说：“没有关系，所有人对那块牌子都视而不见。”
我们在河滩上边走边聊。珍妮特提起她和贝蒂以前常在这河里游泳的事。那让我想起贝蒂在西安郊外的那次令她耿耿于怀的经历。而罗曼从河滩上捡起两个“易拉罐”。“总是有人在这里野餐。”他说。
“这的确是野餐的好地方。”珍妮特说。
“人们可不在乎这是不是私人领地。”罗曼又说。
“像我们这种不守规矩的人很多。”我调侃地说，“这河滩的主人一定很恼火。”
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几步。突然，我听见罗曼嘟噜着说：“事实上，这河滩和附近的几座山都是我们家的。”他似乎是偶然想起了这件事。他一点也没有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