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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世纪和20世纪一些在巴黎留下过痕迹（或者巴黎在他们身上留下过痕迹）的伟大作家的对话是这部小说的一部分。”在小说 My Paris （《我的巴黎》）的“鸣谢”部分，格尔表达了她对仍然在巴黎的街道上游荡着的那些幽灵们的感激。她感谢巴尔扎克（尤其是他的“两性化”的《金色眼睛的女孩》），她感谢斯坦因（尤其是她关于语言、种族以及共和制的著名见解），她感谢波德莱尔和柯蕾特，她还感谢雨果和他的女儿阿黛尔。最后，她特别感谢本杰明，因为在这部被视为加拿大女权主义代表作的小说里，孤独的主人公与本杰明的幽灵“就他描述历史的蒙太奇手法展开了关键性的对话”。

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女性与这些幽灵们在巴黎的对话实际上是《我的巴黎》的精神框架。这位对现实有很高要求同时对历史也有很深体会的女主人公来自一个地理上与欧洲分离而文化上却与欧洲同源的大陆。她走进了这座被本杰明称为“19世纪的首都”的城市。这座迷宫一样的城市既是她永久的精神家园，又是她临时的栖息地。她在城市中心一间很小的房间里住了下来。她记录下自己短暂又永恒的“停留”（或者说“回归”）。她的第一个句子就将自己带进了幽灵的世界。她比喻自己“像巴尔扎克的一个女主人公”。

这种比喻模糊了现实与历史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表面上，《我的巴黎》在谈论现实；实际上，它却沉湎于历史。它看上去是一部生活的“流水账”，一部抹去了日期的日记。事实上，这生活之流只是主人公“意识流”的路标，在它的下面荡漾着情感和情绪的涟漪。真实的生活在小说中只是一种媒体：“巴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巴黎”。《我的巴黎》是一个虚构的“女人世界”（女人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与已经开始“信息化”的外部世界激烈冲突：刚刚得以释放的女权马上又要准备抵制形式更加隐蔽的奴役。

我曾经想过是不是可以将这部著名的加拿大小说翻译成汉语。但是，太多的语言实验吓退了我。《我的巴黎》是一部没有逗号的小说。文本中几乎所有的停顿都用句号标志。比如“像巴尔扎克的一个女主人公”就是一个独立的句子。而最极端的情况是，一个单词（不论虚实）也可以独立成句。书中最简单的句子就简单到只含一个虚词“但是”。还有，小说极力想避开动词。这是另一个刺眼的实验。它以现在分词代司动词之职，这一方面使小说读起来更富“动感”，而另一方面却又增加了叙述的骚动不安之感。这样的实验显然不合汉语的胃口。

我告诉格尔，《我的巴黎》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的”巴黎。

我三次选修格尔的课。前两次是我主动注册。那两门课有不同的名称，其实却都是强度很大的写作课。学生每星期都要交出一篇小作品，而学期结束时更要交出一篇大作品。我喜欢也需要这种高强度的写作训练。而给我带来更大快感的是，几乎每个星期，我的作品都会得到最高的评价。这成为惯例的评价点燃了我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的野心。

在第一次注册进入格尔的写作课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位英语系的客座教授是加拿大的著名作家。课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才在书店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她的书以及别人谈论她的书。发现她的“身份”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不知道作为一种“外交礼仪”，我是不是也应该向她暴露我自己的写作者的身份。

直到第二次选修到她的课，那门课的最后一节宣布下课之后，我才从书包里取出那张一个月前出版的英文版《中国日报》，将上面那一大版关于我的小说集《流动的房间》的书评递到她的眼前。我对她的课充满了感激。我对她给我每篇作业的高度评价充满了感激。我用这自我暴露来向她告别和“鸣谢”。

格尔竟没有丝毫的诧异。她自言自语似的说：“一点也不奇怪。”她已经从我两个学期的勤奋写作中辨认出了我写作者的身份。她扫了一眼报纸上我本人的照片下的说明。她说“流动的房间”是一个很特别的小说题目，她可以据此猜想出我的写作风格。她最后又说她骄傲有我这样的学生出现在她的课堂上。

当天晚上，我收到格尔的邮件。她约我去离她住处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聊天。

我们第一次以同行的身份坐下来，交换自己的创作心得和对世界的看法。她送给我两本小说：《我的巴黎》以及她的成名作 Heroine （《女主人公》）。我很惭愧自己的作品没有她能够读得懂的英语或者法语译本，只好让这位温和的女权主义者遭受“不平等”的待遇。而那家咖啡馆有一个很浪漫的法语名字Toi et Moi（你和我）。这名字好像也是对那种“不平等”的揶揄。

在咖啡馆里就像在课堂上一样，格尔的语流平缓、语气柔和，完全没有她文学实验中的激进。这是一个“人不如其文”的典型例子。而且，她是一个极为认真和耐心的倾听者。面对我可能比英国作家毛姆还要结巴的表达，面对我肯定比她的实验还要唐突的叙述，她竟毫无惧色和愠色。她有特殊的语言才能，善于填补我的表达中的坑坑洼洼，让我们交谈行进得四平八稳。

我的自我暴露和我与格尔的“不平等”的交流又一次激起了我对自己汉语写作者的身份强烈的怀念。这种怀念导致了我的又一次语言的“回家”。与前一次不同，这一次我带去的不是小说，而是另外一种礼物。我将在《南方周末》和《随笔》杂志上的读书专栏作品塞进了自己沉重的“行李”。

可是，汉语写作者的身份与我的“学生”身份不能兼容。“回家”意味着我必须“辍学”。而中断自己的“学业”就意味着中断由政府提供的“经济来源”。我的现实与我的理想之间相隔着整个的地球！我只能顾此失彼。

2007年秋天，“迫于生计”，我不得不再一次“背井离乡”，中断刚刚激起读者兴趣的写作，恢复自己的“学生”身份。在学期开始之前，格尔写来邮件，邀请我注册她为研究生开设的写作课。研究生课程对这座城市里所有大学的研究生开放，想要保持“最优”的成绩，我必须击败更为强悍的对手。

就是在这门课上，我开始了自己的“另一种攀援”。我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大部分作业都引向了同一座迷宫：那里蛰伏着一个神话，两个家庭，三个孩子……时间之流从封闭的七十年代直抵北京“奥运会”的前夕。我将最后的作业交给格尔的时候暴露了自己的野心。我说那只是我将会努力完成的一部英语小说的开头。

在这门课一开始，格尔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一些作业最后要结集出版。我对在一个学生作品集中抛头露面没有兴趣。但是，格尔几次来邮件说服我。她说我是那门课上最好的学生，我的缺席将是那本小书的遗憾。最后，我的两首诗歌和一篇“实验性”的小说被结于集中。它们成为我用另一种语言发表的“处女作”。在异域的迷宫里，我第二次经历了发表“处女作”的羞涩和激动。

为了写作以上这段关于格尔的文字，我重新翻阅了她出版于1999年的《我的巴黎》。我突然意识到它与1989年出版的我的《遗弃》有许多的类似之处：它们都是日记体。它们的人物都用字母代替。它们暴露的都是内心世界。它们都很悲观。它们在各自国家的文学界都有名声。它们都没有多少读者。

（注：坐在那家咖啡馆的时候，格尔就告诉我她正在写一部新的小说。而2009年冬天去香港之前到她的办公室与她话别的时候，她告诉我，小说已经交到了出版社。她说接下来的“等待”是对写作者最大的折磨。我刚刚知道，这部被《环球邮报》称为加拿大文坛“期待已久”的作品已经在去年年底出版。《环球邮报》的书评对格尔孤独的努力十分赞赏。这篇书评题为Where am we？Who am we？任何一个略懂英语的人马上就能看出其中重复的语法错误。这是故意的炫耀。这是有心的“影射”。它提醒读者，在这部新作中，著名的格尔仍然在继续她的哲学思考和语言实验。） WjllBWluN0qmxFKOfC276ttSHSrLuc7QDs9hNwUl+zkWM9KtiFY3yVDZL1BxG6J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