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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近电梯口。在跟我打招呼之前，她弯下腰捡起地毯上的那一小片废纸，将它扔进电梯口旁的垃圾箱里。然后，她客气地跟我打招呼，我也礼貌地回应。电梯很快就来了。电梯门打开，我跟在她的身后走进去。我们的交谈在下降的空间里伸延。她问我在这座大楼里住多久了。我稍微夸大了一点，回答说已经六个月了。这种夸大带给我一种成就感：我已经有点熟悉这陌生的地方了。我已经开始将自己还是空荡荡的房间当成“家”了。我的回答充满了自信和得意。

我肯定她是刚搬来的住户，因为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回问了一句：“你呢？”我相信她的回答一定会伴随着尴尬的一笑。

她的回答不需要伴随着尴尬的一笑。她说她已经在这里居住六年了。

我的成就感顿时云消雾散。我感觉有点尴尬。幸好她接下来的问题改变了谈话的方向。她问我是不是来自日本。我的否定和更正令她的精神为之一振。这“为之一振”是我与贝蒂第一次谈话的上半部分结束的标记。谈话的下半部分是用汉语完成的。“这么说，你应该会说普通话？”她突然用我的母语向我提问。这令我为之一振。我想知道她怎么会讲我的语言。她回答说她起步于哈佛大学，随后她又在中国生活过一年。不过，那是十几年前的经历了。她说她的汉语已经荒疏。她说她正在准备将它重新捡拾起来。

七天之后，我们的交谈在贝蒂的客厅里继续。我们的房间只相隔着一个号码，却在电梯口的不同侧。我们这一次交谈的主题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三个月前，作曲家谭盾在麦吉尔大学音乐系做过一次讲座。在那次讲座中，作曲家谈及《看不见的城市》给他带来了创作的灵感。贝蒂是在那次讲座中才听说那部神奇的小说的。她好奇一个中国作曲家怎么会从一个意大利小说家那里获得启示，回家之后，马上从图书馆借来了《看不见的城市》。她将自己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记在一张纸条上。当她在一次电话里得知我也是那部作品的“鉴赏家”，便邀请我过去进行讨论。那是我们将持续两年多的“学术交流”的开始。

这段故事还有更神秘的一面：三个月前的那天下午，我也曾经与“身边的少年”挤进了麦吉尔大学音乐系的那间不大的教室。也就是说，我和贝蒂在共同走进电梯之前三个月就曾经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注视过同一个人。不过在那里，我们都没有“看见”自己的邻居。

那一天，我是在讲座的中间才挤进去的。而没有待多久，我又不得不挤出来，因为“身边的少年”很快就失去了兴趣。我想说服他坚持一下，却没有成功。随后九年里有无数次类似的“扫兴”，那是第一次，它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了“行李”的重量。我很遗憾不能够坚持到讲座结束后去与作曲家寒暄几句：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我们说同一种方言，我们成长于同一座城市。“身边的少年”无知地剥夺了我那第一次“他乡遇故知”的机会。

与贝蒂的友谊从《看不见的城市》开始。她慷慨地为我打开城门，让我看见了她的世界。我知道了她年轻的时候受过很好的教育，大学学的是法国文学，能讲流利的法语，还曾经到巴黎的索尔邦大学深造。但是，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西方妇女一样，她受完教育之后马上就进入了家庭，成了家庭主妇。只是在丈夫过世、孩子成人，而自己也已经“年过半百”了之后，贝蒂才有机会重返学校。她注册进入哈佛大学，在那里取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同时，她也开始学习汉语。毕业之后，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西安石油学院教了一年的英语。那似乎是她一辈子除了做贤妻良母之外做过的唯一工作。

那非常愉快的一年中有一件小事让贝蒂耿耿于怀。有一天，她随学生们去西安的郊外游玩。他们来到一条小河边。学生们都激动地冲进河里。他们想拉贝蒂下水，却遭到了她的拒绝。贝蒂是顽固的自由主义者。她热爱自然，蔑视“文明”（她多次跟我说“文明”是一个荒唐的概念）。她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在乡间。她会不假思索地在魁北克的林间席地而坐，她会毫不犹豫地在魁北克的湖中戏水游乐。但是那一天，她却拒绝下水。她一直耿耿于怀。她说她没有办法理解和分享学生们的喜悦，她说那河水实在是太脏了。我想，它一定是脏到了远离“自然”而接近“文明”的程度了。我理解贝蒂。她来自世界上水源最充足的国家，来自那个国家水源最充足的地区。她位于滑雪胜地的“村舍”附近有不计其数的湖泊，湖水清澈见底，不少甚至都可以直接饮用。

贝蒂急于与我分享她的生活：最好的公共图书馆，最好的朋友，最好的电影和音乐……她像母亲一样关心和督促我。她问我是不是每天都坚持做了锻炼。她问我是不是已经将窗帘送去干洗。她问我在学习上有什么收获和问题。她问我怎样度过了上一个周末……相应地，我也开始像儿子一样敷衍和推脱她。我总是说我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她位于滑雪胜地的“村舍”，没有时间去品尝她想为我准备的晚餐，甚至没有时间马上去解答她在学习汉语时遇到的疑难……她总是像母亲一样纵容我的敷衍和推脱。

我必须推脱。因为2003年3月彻底结束法语培训之后，我第一次有时间去重温自己汉语写作者的身份。贝蒂的纵容“成全了我的宿命”（这是我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前面写给母亲的献词）。我全力回归，完成了《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我在异域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它的成功令我的“行李”更加沉重。而更为神秘的是，这第一部作品的题目竟然“隐喻”我在异域不断重复的一种遭遇：我一次次地“抵达”了“最后那一段路程”。或者说，我用“我”的特殊方式陪伴着一个个特殊的生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贝蒂的纵容和我的推脱其实都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奢侈。她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敏捷的生活能力蒙骗了她自己，也蒙骗了她的朋友们和孩子们。她的身体还可以忍受滑雪的疲劳，她的心智还能够应对汉语的复杂。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样的生命竟然离终点已经那么近。

2004年的春天，她稍稍觉得有点不舒服。而去医院检查之后，竟查出淋巴癌已经到了中期。有谁会相信那是正确的诊断？

那是正确的诊断。贝蒂轻描淡写地打电话告诉我诊断的结果。她的乐观让我感动。她停掉了她已经在麦吉尔大学开始的西班牙语课，准备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不过，她还是不想舍弃已经重新捡回的汉语。为了让她多一点乐趣，我建议她通过翻译来学习。我选择了《三重奏》中的《驿站》（我的一篇小小说）给她做这个练习。那是一段非常充实的日子。我不再敷衍和推脱，总是及时审读她的“作业”。而我们关于英语、汉语和翻译的谈论让彼此都学到了许多东西。在痛苦的化疗阶段开始之前两天，贝蒂完成了她的翻译。

在与病魔周旋的八个月中，贝蒂只有四次请求我的帮助。其中最令我感叹的那次是她来电话让我陪她下楼。她已经叫好了出租车。但是，她说自己连走到电梯间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在等电梯的时候，贝蒂虚弱地靠在墙上。我想起我们在同一个地点的第一次见面。我告诉她那天我说“六个月”时的得意和听她说“六年”时的尴尬。贝蒂没有笑。她说她的身体痛得难受。接着，她用她的母语里那最不“文明”的词咒骂那不堪忍受的痛。

贝蒂正在经受的折磨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她仍然在继续学习汉语。但是，化疗的效果让她回避我们的见面。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她只是打电话过来询问。她让我帮忙去买过一次食物，她也只是交代我将东西留在她房间的门口。

我站在自己的阳台上可以看见贝蒂房间的灯光。我发现她睡得越来越晚了……她告诉我那是因为那不堪忍受的痛。她只能通过学习汉语来分散身体对剧痛的注意。我的母语陪伴着异域绝望的灯影，陪伴着她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

最后一次与贝蒂见面是在圣诞节的前夕。她打来电话让我去她的房间。她说她准备在乡下过圣诞和新年，她会在那里住三个星期。她托我照看房间里唯一的植物：一盆弱小的富贵竹。

那是贝蒂最后的三个星期。她的大女儿玛格丽特后来告诉我，贝蒂在临终前两天从电视上看到了东南亚海啸过后的惨状。她激动地对围守在身边的孩子们说，自己的一生过得非常幸福。

六年过去了，我一直在照看着贝蒂托我“暂时”照看的那盆富贵竹。它现在枝叶茂盛，已经高达80厘米了。它成了我简单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在这简单的生活中阅读和写作。2007年的春天，我决定写下自己多年来对《看不见的城市》的“观感”。那是极限的写作，是我作为汉语写作者的巨大虚荣。这种虚荣将我逼压在疯狂的边缘。每天黄昏，我必须在蒙特利尔的山路上借助五到十公里的长跑才能将自己拉扯回平庸的现实。我没有想到，三年之后，我的那些“观感”会在上海的杂志（《上海文化》）上连载出来。上海是蒙特利尔的姐妹城市，却又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城市。在那里发表我关于《看不见的城市》的“观感”显然也是一个“抵达之谜”。

玛格丽特住在美国俄尔冈州。她的专业与她的母亲一样，也是教育学。她曾经在南非和博茨瓦纳生活和工作过好几年。我们只是在处理贝蒂后事的过程中有过一些来往，没有做过深入的交谈。我记得我担心自己的精神状况，想躲避将在“别处”参加的第一个葬礼。而玛格丽特安慰我说，他们在殡仪馆组织的活动不是传统的葬礼，而是生命的“庆祝会”（celebration）。请柬上将不会出现“葬礼”这样的词。她说这是贝蒂本人的交代。

“庆祝会”之后，玛格丽特将贝蒂的大部分藏书都留给了我，其中包括那套珍贵的《牛津英语字典》（OED）以及她在哈佛大学学习汉语时使用的教材。

每年在贝蒂忌日的那天，我都会收到一张玛格丽特从俄尔冈州寄来的卡片。这死亡的标志标志着生活的继续。 vrd1jvzzp/YtPcseYC9QcQPxP5C0ffh46Xx11jNznA8JPXHtZs+NMCLttsguEZ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