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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关于目的地的想象都是错误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中的“抵达之谜”。
我在九年前的那个寒冷的夜晚抵达这座城市。我随身携带着两件无法托运的“行李”：一个不满12岁的孩子（后来闪现在我的读书专栏里的“身边的少年”）以及一种与我最后竟相隔着整个地球的身份——孤独的汉语写作者的身份。
“身边的少年”对我既深深地依赖又深深地畏惧，而他将要赖以生存的环境肯定令他更加畏惧：因为在我们抵达的这座城市里并存又冲突着两种语言，他只略懂其中的一种，“抵达”对他来说意味着退缩到了更没有安全感的婴儿时代。这种畏惧增加了我扮演的双重角色的难度。在即将开始的生活中，我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理智与情感中“父亲”和“母亲”的比例？
而汉语写作者的身份将令未来的局面更为复杂。抵达这座城市，我就被同时抛入了两种与那种身份无关的语言。从前，这两种语言只是我的“外语”，只以“外遇”的媚态刺激和愉悦我的感官。我们只是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而“抵达”却公开了我们的关系：与身份无关的“外遇”突然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主宰，思考和激情所依恋的汉语却退变为记忆的侍从，成为“少数民族”的语言。我既失去了写作能够渗透的空间，又失去了写作所需要的时间。如果继续用母语写作，我在这“别处”的生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如果停止“写作”，我的整个生命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打破这僵局的唯一方式似乎是用“别处”的语言来“写作”。但是，哪怕这奇迹将来能够在我身上出现，它同样也是一种“尴尬”：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抵达”，它必须抵达读者。而我的“身份”固执地提醒我，我的理想读者散居在地球的另一侧。
面带倦容的移民官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下了入境的印记。那有点沉闷的声音确认了我在异域生活的合法性，同时又标志着我的汉语写作者身份开始经受“合法性的危机”。我已经抵达了想象的尽头。只要再往前走一步，想象和现实的箭头将会交换方向，“别处”将会变成“此处”。
我不止往前走了一步。我走了整整的九年。我背负着沉重的“行李”。我走过了一座座异域的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