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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2岁的科亨先生在夏天的时候总是穿着白色的西裤，显得很老派又很有风度。他的个子很小，个头却很结实。他的脸型很英俊。他银白的胡须和头发总是梳理得很精致。他的目光祥和又刚毅，那标志着他与生活曾经有过不同寻常的交道。他行走的速度与他的生理年龄极不相称。冬天的时候，我曾经看见他从积雪上小跑而过，去追赶刚刚停下的一辆公共汽车。
我是在楼下游泳池旁边的桑拿室里认识他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相识一开始就无遮无挡、无牵无挂。我们很快就进入了话题。他告诉我他是研究欧洲历史的历史学家。而我告诉他我从小就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我追问他更具体的研究领域。他说他主要研究犹太人经历的大屠杀的历史。对这个领域的无知引起了我对他更大的兴趣。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科亨先生给我带来了一叠他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以及一些他从来没有发表过的诗作。从他的文章中，我得知他自己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他有将近两年在集中营生活的经历。这种特殊的经历让我更着迷他“祥和又刚毅”的目光。这种特殊的经历引导我在桑拿室里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他大汗淋漓的身体。
科亨先生动作和思维的敏捷隐瞒了他的生理年龄。而他还用其他的方式来隐瞒自己的生理年龄。87岁生日那天，他告诉我他的生日蛋糕上写着他过的是15岁的生日。将生理年龄中十位与个位相加，得出自己新的年龄，这是科亨先生发明的“返老还童”的快捷方式，这是顽童的游戏。
他的生活极有规律。只要不与教学和研究相冲突，下午4点钟他一定会出现在楼下的游泳池里。他首先游蛙泳，然后游自由泳，最后再游仰泳。他的每一种泳姿都不标准，但是，他却从不克扣每天运动的定量，就像他不克扣每天用于写诗的时间一样。除了游泳之外，他每天还要徒步很长的距离，风雪无阻。
科亨先生说他每天都要写诗。这种执着令我为自己断断续续的“写作者身份”深感愧疚。他的诗作很“老派”。他显然深受荷马史诗的影响，经常为“玫瑰色的”日出或者日落而激动，每一首诗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情绪。一位作家曾经断言在“奥斯维辛”之后，诗就不存在了。可是，为什么这个经历过“奥斯维辛”的人还要用诗来陪伴自己的生活？
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前的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注意到科亨先生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在我快追上他的时候，他走到了十字路口。这时候，路灯正好变成红色。科亨先生没有停下来等候，而是向右转，沿着马路一丝不苟地走了一段，又一丝不苟地走回到了路口。他像时间一样准确：路灯正好变成了绿色。我们一起横过马路。我问他为什么不愿意等待。他回答说：“等待很无聊。”
这很平常的回答在我听来很历史也很哲学。我相信，在集中营度过的那些灾难性的日子早已经耗尽了科亨先生对“等待”的耐心。
我们一起往住处走，同时做一些随意的交谈。快分手的时候，我突然问起科亨先生对我很欣赏的英国历史学家、他的犹太同胞祖特（Tony Judt）的看法。60岁的祖特不久前猝然去世。这位研究欧洲历史的大家曾经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最后完全背叛了这两种主义。上纲上线，就是说他既背叛了“革命”又背叛了“传统”（或者“祖先”）。他的所有成熟的著作都是这种背叛的产物。
科亨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问题：“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他在我面前，我会脱帽向他致敬。但是，他的许多观点都是错的。特别是他关于犹太民族的观点……那些观点全是错的。”这样的回答显得很老派又很有风度，就像科亨先生夏天的装扮。
每一个裸露在桑拿室里的老人都带来了一段亲身经历的历史：标志着二战开始的波兰的沦陷，预示着二战结束的对柏林的轰炸，意味着冷战升温的“匈牙利事件”，等等。桑拿室里有限的水雾与历史无边无际的烟尘混杂在一起，现实的感叹与历史的意象混杂在一起……这奇妙的混杂令我决定将这12平方米的地方当成格尔写作课上一篇大作业的“场所”。她要求我们写一个可以从许多角度观看的“公共场所”。我选择的“场所”当然面积最小，但是它却有最大的景深。几年之后，格尔还向我提起过那个她不能随便进入的“公共场所”。《历史裸露的地方》是我为那篇作业选定的题目。
来自匈牙利的兰茨先生是那篇作业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因为我熟知“纳吉”而对我刮目相看。他告诉我，五十年代初在布达佩斯游行的时候，他曾经高举毛泽东的画像。他称赞我们的“大救星”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人。而我告诉他，我就是从那个非常英俊的人那里知道了“纳吉”的存在，当然我还同时知道了中国也存在着“纳吉”。
兰茨先生总是随身带着关于他自己的剪报。他是著名的雕塑家。这座城市有三条主要街道上都安放着他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哈佛大学肯尼迪图书馆内的肯尼迪雕像也是他的作品）。
他告诉我他的工作室离唐人街不远。每次见面，他总是用那同一句汉语与我打招呼：“我爱中国人。”这比好像所有人都会的“你好”当然感情充沛得多。然后，他总是要停下来，谈一谈他对生活和艺术的感受。他很健谈。
兰茨先生每天游泳的距离也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83岁了。他每天却仍然要坚持游五六百米的距离。不过，他远没有与他同年的科亨先生那样刻板：只要游泳池里出现了年轻漂亮的女子，他肯定会中断自称是从不马虎的锻炼，迫不及待地游过去，迫不及待地向对方暴露自己的身份。“我是大艺术家。”他总是这样自我暴露，特别是将“大”字发得很饱满，听上去好像夹带着充足的唾沫。他不仅自己从不会放弃游泳池里的任何一次“艳遇”，还多次鼓励我说人生苦短，见到年轻漂亮的女子，一定要勇敢地游上前去，绝不要放过。我沮丧地提醒他，我的视力不好，在游泳池里什么都看不见。对我来说，游泳和审美是一对矛盾。
有一天，兰茨先生又在游泳池里与一个刚从突尼斯来这里学法国文学的年轻女子攀谈起来。我独自上岸，先坐到了桑拿室里。没过多久，兰茨先生也进来了。他对我做了一个赞赏的手势，显然对刚才的攀谈非常满意。但是，他的神色突然又变得忧郁起来。他在桑拿室的角落里坐下，先是一声不吭，后来又滔滔不绝。他说起了他去世多年的妻子。他说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她。”他这么说着，竟流下了眼泪。
2006年的一天，我在一层的大厅里遇见兰茨先生。他坐在沙发上，看上去非常虚弱。我在他身旁坐下后，他告诉我，他的胰腺癌已经到了晚期。我知道他得癌症的事。他一开始若无其事，每天上午继续到一家购物中心去画人物肖像。我没有想到他的病情发展得这样快。他说他不想死。我拉着他的手安慰他说他不会死。我还提醒说他是艺术家。“艺术家不会死。”我很冲动地说。兰茨先生显然很高兴我这样哄他。但是，他马上又抱怨说他正在接受的化疗让他感觉身体非常虚弱，甚至都没有一点力气去做运动了。他说他想马上停止化疗。他说他不想这样虚弱地活着。
两个月之后，我从一份扔在我房门口的英语报纸上读到了兰茨先生的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