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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天跟卡罗尔开玩笑说，我们的“墓志铭”都只需要一个字，她的那个字与我的那个字正好相反：她的那个字是“忙”。
卡罗尔是我在“别处”见到过的最忙的人。她退休已经差不多十年了，还是忙得不可开交，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如果我想安排与她的见面，她没有一次不需要查询记事本，而查询的结果没有一次不令我扫兴：“最近”的一个星期已经没有空白可以容下我的名字。
她有一半的时间为别人忙：每星期一的上午要去医院做义工；每星期四的下午要去照看一个已经瘫痪的朋友；还要定期去看望刚刚去世的一位朋友的家人……她另一半的时间为自己忙：她每学期都在大学里选修一门课（历史、语言或者艺术史），每星期要去一次学校，回家之后还有许多材料要阅读；她还参加了一个每个月要聚会一次的读书小组，每个月要读完一本高深的小说，要写出自己的读书报告……还有，每年春天她绝不会错过蒙特利尔蓝色都市文学节中令她感兴趣的讲座，每年秋天她也不会忘记去麦吉尔大学一年一度的二手书市做两天的义工。
电话不是与卡罗尔联系的最好方式。我按下她的号码之后，通常听到的不是占线的声音就是留言的提示。两者都是她“忙”的标志。好不容易接通了的电话，有一大半的时间只能长话短说或者“下次再说”，因为她马上就要出门或者家里已经来了客人。
我不敢去想象她在退休前会有多忙。
卡罗尔退休前是蒙特利尔一所英语大学预科的数学老师。她在任教的同时，曾经长期为一个国际组织做义工。她每天都要用大量时间与世界各地的人联系，要将很多伸张正义的信件从邮局寄往世界各地。她有一天给出了那“大量时间”的数学定义：“每天10小时，至少10小时。”难怪卡罗尔家里不设电视，她没有时间看电视；难怪卡罗尔没有组织过家庭，她没有时间相夫教子。
卡罗尔出生和成长于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她的曾祖父是中国人，但是关于这位祖先在中国的生活，流传到她这一代的只有一条信息，就是他离开中国的口岸是“厦门”。卡罗尔以自己的中国血脉而自豪，尽管她的言行和外表已经全无中国的痕迹。唯一能够透出异国情调的是她有点古怪的家姓。那显然是一个汉语的方言词在一座南半球的孤岛上与英语肉搏多年之后留下的印证。
卡罗尔25岁那一年从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移民到加拿大的魁北克。这是“第二世界”内部的平移，在政治上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可以归于“瞎忙”一类。但是从地理上看，这却是从南半球到北半球的移动。对一个曾祖父来自中国的人来说，这勉强可以附会为“回家”：她流动着中国人血液的身体也许更习惯“6月份是夏天1月份是冬天”这种北半球的直白逻辑。另外，她成长的昆士兰州东北部是冰雪不到地区，寒冷是不是也是卡罗尔的生理需要，她移民的“内因”？当然，从文化上也可以找到这“平移”的一条解释：法语是卡罗尔的一种激情，而蒙特利尔是一座语言的迷宫。作为欧洲历史的一面镜子，两百多年来，英语和法语在这里不断冲撞和融合。
因此，她的生活围绕着三个国家展开：她的出生地，她的居住地以及她的祖居地。对于中国，她最关心的是政治和艺术。不过，因为我的出现，她对中国的文学也多了一份心思（尽管她真正感兴趣的还是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文学）。她订阅了三十多年的 TLS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最近三年，每次从那里读到关于中国作家用英语写的或被翻译成英语的新书书评，她都要打电话告诉我，哪怕我已经向她“承认”过那些书评经常会让我产生吃酸葡萄的感觉。
卡罗尔一生都“忙”于学习。我从她的简历上看到她17岁就从昆士兰大学音乐系得到了钢琴演奏的文凭。后来她正式进入昆士兰大学，从那里得到法国文学和应用数学双学位的本科文凭。抵达蒙特利尔之后，她又分别从英语的康科迪亚（Concordia）大学和法语的蒙特利尔大学得到过“数学教育”和“纯数学”两种数学的硕士学位。她还曾经下过几年的功夫，想学会祖先的语言。可惜这种努力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卡罗尔现在只会讲三种语言（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我是通过贝蒂或者说是通过贝蒂的死才认识卡罗尔的。贝蒂生前多次提起过她有这样一个忙得不可能有时间带我去认识的朋友。只是在贝蒂生命的“庆祝会”上，我才第一次与卡罗尔交谈。那一天，她的细心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贝蒂的一个朋友发言之后，她走到人群的前面，提醒大家贝蒂有很深的中国情结。然后，她将我和贝蒂在麦吉尔大学的一位汉语教师介绍给大家。
那之后的三年，我们每年写五六次邮件，通三四次电话，见一两次面。但是到了2009年，我们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我有幸成为了卡罗尔的一个“忙”源，在她每周的安排中占据了“雷打不动”的一格。
从那一年的1月开始，卡罗尔就承担起了我的小说的审读任务。我们的见面定在每个星期五的上午。在随后的整整六个月里，只有过一次中断。
雪莉粗放，卡罗尔缜密。雪莉行动不便，卡罗尔活蹦乱跳。性格和身体状况的不同导致了这两位审读者审读风格的对立：雪莉挂一漏万，卡罗尔锱铢必较。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卡罗尔不仅帮助我全歼了雪莉遗漏的错误，在雪莉“宽容”的地方，她也能挑出不少的“是非”。但是，卡罗尔并不刻板。她有极强的幽默感。在我的语言游戏出格的时候，她经常会用意想不到的玩笑敲响警钟，让我免遭“聪明”之误（可惜那些笑话都受制于英语，无法在这里用汉语与读者分享）。而且，她也有格尔的那种特殊才能，能够说出我想说却说不出的词或者句，善于填补我表达中的漏洞。最令我开心的是，文学和数学是我和卡罗尔共同的双重背景。这种背景使我们有罕见的默契，能够将关于词语的推敲演变为严谨的数学推导。因为卡罗尔，我的“另一种攀援”充满了思想的乐趣、语言的乐趣和发现的乐趣。
我有一天提醒卡罗尔，她其实还多做了一份“义工”：她还在为自己的母语做“义工”。热情奔放的雪莉也是这样的“义工”。我深有感触地告诉卡罗尔，“母语”有这么多孝顺体贴的孩子，真是一种幸运。而与雪莉的回答一样，卡罗尔说与我讨论写作和语言是一种意想不到的享受。
我们在探讨的间隙，还会用生活中的细节来放松自己的神经。卡罗尔谈起了与她“持不同政见”的弟弟（他是一位建筑师，仍住在昆士兰），而我会谈起已经在伦敦住了二十年的姐姐（她是一位商人）。我曾经称她是我“包括性别在内的一切方面的对立物”。有一天，我谈起我姐姐对我的指责。因为我不愿意接听她打断了我的思路的电话，她指责我“自私”。身为“姐姐”的卡罗尔马上有几乎是自动的反应。她说：“艺术家当然是自私的，艺术家当然要自私，他需要保护自己的灵感，因为灵感是最脆弱的东西。”
还有一件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是每次我推荐给卡罗尔读的书，她都会认真读和及时读。通常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关于那本书的讨论。另一件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是卡罗尔告诉我她“从来”不会扔掉任何的“手迹”。有一天，她向我展示了从移民加拿大以来四十五年间收到的“全部”几百封家信。那些信的信封都保存完好。
小说的审读在夏天去罗曼家小住的前一天结束。我将布满了旁注的稿件带到了“驯鹿”湖边。有一天晚餐后，趁罗曼和珍妮特还没有去听关于“医疗改革”的辩论，我给他们读了小说中渲染的那段关于共和党总统的政治笑话，引起了一阵阵欢笑。接着，我们又严肃地讨论了美国两大政党对中美关系的不同态度。
气象预报说那天晚上有流星雨。罗曼和珍妮特去书房听辩论之后，我独自坐到了静谧的“驯鹿”湖边的码头上。我仰望着满天的繁星，那样豪迈的夜空是在蒙特利尔城里看不到的。我回想起六个月来与卡罗尔关于语言的探讨，我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生中会有能力和体力完成这“另一种攀援”。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如此曲折和如此艰辛的“抵达”，就像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松弛地置身于如此纯净的仙境。
突然，一阵接一阵的流星雨让夜空散发出了触手可及的梦幻。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流星雨。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离天空竟是那么的近。
“身边的少年”突然的“成人”和剧烈的波动让我的2009年充满了焦虑。而繁重的学习任务和疯狂的“另一种攀援”让我再一次疏离了汉语的写作。加上年初雪莉的离去以及秋天米勒教授的猝死……我被一次次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星期五的上午”成了我的避难所，我的急救站。关于语言的探讨和发现一次次拯救了我。从卡罗尔那里骑车回家的路上，我有两次不得不停下来，擦干蒙住了眼睛的泪水。我流下了太多的眼泪，为我的孤独，为我的充实，为我的获救。
夏天短暂的停顿之后，我们又恢复了星期五上午的见面。与目标明确的上半年相比，我们不再需要跟踪叙述的线头，关于语言的探讨更为散漫和随意。那一段时间，我突然迷上了英国作家博吉斯（Anthony Burgess）。我们就他诡谲的语言展开了细致的讨论。我们“星期五的上午”一直持续到我启程去香港的前一个星期。
2009年底，我第一次以异乡人的身份返回故乡。标志着这“身份”的并不是那本有效的通行证，而是我对世界的不同反应：海地地震的震撼就像来自相反的方向，来自我的祖国。我急得如坐针毡，夜不能寐。蒙特利尔是海地人在海外最大的聚居地（蒙特利尔的大多数出租车司机都来自海地）。我已经熟悉和习惯了海地人的笑声和口音，那是我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地震的当天，我就给卡罗尔打去了电话，询问蒙特利尔的赈灾情况。另一种反应出现在一个月之后。那一天，我在香港的火车里看到了加拿大险胜美国，赢得冬季奥运会最后一块（男子冰球）金牌的电视报道。我本来对异域的“国球”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我的脸上突然出现了胜利的微笑，而我的身体突然摆动得比车厢还要厉害。令我自己都非常吃惊的这大悲大喜的“本能”反应将我与挤在身边的同胞拉开了距离。“糟了！”我嘟噜了一句。我看到了自己新的“身份”标记。
距离我的上一次“回家”已经四年多了。“家”不仅远离了我的现实，也已经背弃了我的记忆。我称自己是回到“故乡”的“闰土”。我迅速意识到我必须埋头于写作：只有汉语的写作本身能够让我免于幻灭的恐惧，重温“家”的温暖。
而这次“回家”还有更暧昧的一面，因为对我来说，它同时又还是“离开”。我“离开”了“身边的少年”。那是自十二年前同时担任他的“父亲”和“母亲”以来，我第一次离开他那么久和那么远。他仍然是我的“行李”。我在“回家”的路上仍然看不到他的前途。我在跨进“家”门之后仍然不停地回望，回望地球另一侧漫长的寒冬。
在去香港之前，我特意也为卡罗尔买了一本希尼（Seamus Heaney）的随笔集 Finders Keepers （《谁捡到归谁》）。那是我自己的案头书，而卡罗尔很快也就将它定义为她一生中读到的“最好的书”。我们约定，每星期读完书中的一篇随笔，然后在“星期五的上午”通过邮件交换阅读的心得。我想借助那个爱尔兰的天才来延续我们一年来的语言探险。遗憾的是，我利用“天时地利人和”迅速大规模地回归了汉语的写作，与卡罗尔约定的交流从定期变成了不定期，很快又变成了遥遥无期。
夏天的一个星期五的早上，当骑车接近卡罗尔的住处的时候，我远远看见她悠闲地坐在屋门口的台阶上，手里还拿着一片树叶。那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卡罗尔的“不忙”的样子。我想停下来，让她多享受一下悠闲的时光。但是，她看见了我。她站了起来。她马上又要“忙”起来了，为了捍卫她的母语，为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