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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米勒教授只年长我不到五岁。我在2009年秋季学期选了他的“20世纪早期英国文学”。我想用那门课来结束我的英美文学硕士学位阶段的学习。我已经买齐了那门课上必读的八本小说。米勒教授是现代派文学专家。我曾经想过，如果“迫于生计”还需要继续深造的话，我会选择他做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的指导老师。
他是我在这座城市注意到的第一个人。这又是一个“谜中之谜”。刚搬进租住地的那天傍晚，我从附近的地铁站入口经过。从地铁站里涌出的人流让我浪漫地联想起现代派文学最著名的路标：庞德的那两行关于地铁站的诗句。但是，在寒冷昏黑的空气里闪动着的那些“花瓣”中，只有一片真正强烈地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张脸看上去极度迂腐，迂腐得超过一般的学究。而那个人走起路来却蹦蹦跳跳，活泼得像一个适龄的学生（而不是我这种“超龄”的学生）。在我看来，他的活泼没有减低反而加强了迂腐的效果。我料定他是我的同行，也就是说他与文学有关。我甚至更为专业地觉得他与庞德倡导的现代派文学有关。他有可能正在附近的蒙特利尔大学做博士论文，我这样猜想。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经常与那“花瓣”在地铁站附近擦肩而过。他迂腐的表情和活泼的举止总是引起我的注意，不断强化我对他的“认同”。
2004年的秋季学期，我在蒙特利尔大学英语系注册，成为正式的全日制学生。我在第一个学期选了一门名为“现代爱尔兰文学”的课程。我选这门课是因为根据任课老师的教学计划（所有课程的教学计划都张贴在英语系办公室门外的广告栏里），学生要读到叶芝的诗歌、乔伊斯的小说和贝克特的戏剧。
上课铃声刚响过，过道里传来了一阵悦耳的男高音。很快，那声音连同发出那声音的身体一起进入了我们的教室。啊，那个总是在地铁站附近吸引我注意的匆匆过客！他就是执教这门课的米勒教授。
他的标志性动作是用手掌自下而上擦自己总是有点淅淅沥沥的鼻子。他的口头禅是“等等等等”（and so on，so forth）。他在细读文本的时候总是将眼镜摘下来，几乎是“扔”到桌面上。他显然有点不满刚刚开始老花的视力。他经常身体还在教室外声音就已经开始在上课。而在课堂上，他总是滔滔不绝，旁若无人。他的朗读就像是在舞台上的表演。他对现代派的熟悉程度让我自惭形秽又肃然起敬。
他在课间休息后的第二节课总是迟到，有几次竟迟到将近30分钟。他坐回讲台之后会解释一下迟到的原因。他需要利用课间的时间打电话回家去做“心理辅导”。“青春期的孩子太麻烦了。”他抱怨说。他大概不知道，他的课堂上“最老”的学生在这与文学无关的话题上与他也有强烈的同感。
接下来的一个学期，我又选了他的一门名为“现代诗歌”的课。那是英语系学生的必修课，学生成堆，教室严重“超载”。他仍然在课间休息后的第二节课迟到。他的理由仍然维持不变。他的这种“心理辅导”电话一直打到了我选修的他的最后一门课程里（那也是他一生中执教的最后一门课）。
就是在这门可以滥竽充数的“现代诗歌”课上，米勒教授注意到了我的“文学解释力”。他在我那篇细读狄金森一首小诗的论文后面写下了令我趾高气扬的评语：“你有非凡的文学解释力。”
再一次回到米勒教授的课堂上已经是三年之后。我在2008年年初选修了他那门名为“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主义”的著名课程。他对我有隐隐约约的印象。在第一节课老套的自我介绍之后，他说他记得我以前“好像”选修过他的课。他显然已经忘记了我的“非凡”之处。而我自己也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用三十多年时间磨练出来的“文学解释力”将从此给他带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惊喜，陪他走完“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
在这门课的第一篇论文中，我分析了庞德的 On His Own Face in a Glass （《关于他自己在镜中的面孔》）。这是一首仅有九行的小诗。米勒教授在评语中写道：“这是一篇极为深刻和精辟的论文……里面充满了漂亮的洞见和观察。”他在评语的最后还提醒我将论文的电子版传给他，因为他要将论文收藏在自己的档案里。
而在这门课的第二篇论文中，我盯上了《洛丽塔》。我关于“私家车”在那部小说中的作用的分析令米勒教授赞叹不已。他热情洋溢的评语这样开始：“这是我教这门课以来收到的最好的论文。”我知道这是“非凡”的评语，因为这门课是他的品牌，他已经执教了整整八年。
……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一直惊喜到了我交给他一生的最后那篇论文。那是名为“20世纪早期美国文学”的研究生课上的论文。我的论文瞄准了那个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我剖析“和解”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的“不可能”。完成论文的那天，我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我用自己充满警句的论文发现了福克纳的“所有秘密”。我相信米勒教授的评语不会与我的自我感觉相去太远，不会让我感觉特别的惊喜。没有想到，米勒教授还是用评语之前的那句“题外话”给我带来了特别的惊喜：“在说任何话之前，我首先要告诉你，我已经提名这篇论文为研究生年度最优论文。”
我还没有来得及向米勒教授暴露我与被他视为生命的文学的“特殊”关系。我一直不希望自己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写作者身份影响他对我用他的母语完成的写作的判断。（顺便说一件趣事：在最后这门研究生课上有一个像我一样认真勤奋的女学生，她当时已经出版过两本诗集，即将出版第一本小说。她显然在“自我介绍”之前就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因为我记得米勒教授在她刚走进教室的时候就称她为“作家”。也就是说，她是那只有八个学生的课堂中“唯一”的作家。不久前，她穿着晚礼服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上——她的那第一本小说得到了加拿大万众瞩目的文学奖。她顿时成为文学界的新闻人物。）
事实上，我相信自己是将米勒教授假想成了埋伏在迷宫中心的那头怪兽。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用自己殚精竭虑的写作去征服他，去一次一次地征服他。
对别的教授我都像大家一样以“名”相称，但是，我从来都只是用“姓”再加上“头衔”来称呼米勒教授。一开始这好像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和敬畏，后来我怀疑，这种社会生活中的距离已经变成了我自己的一种“变态”的需要。我好像需要用这种距离来考验那“非凡的文学解释力”。我好像需要用这种距离来让我的征服显得更为惊险更为刺激。
现在，我经常责备自己的那种固执的虚荣心。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如果我能够主动地去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比如去他的办公室坐一坐，比如邀请他去咖啡馆坐一坐，比如告诉他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本可以归为“现代派”的小说，比如称他为“安德鲁”，而不是米勒教授……也许我们之间不会突然出现这么大的距离。
我最后一次收到米勒教授的邮件是他在2009年9月3日写下的。在邮件中，他提醒注册了“20世纪早期英国文学”课的学生们读完第一节课就要讨论的小说。第二天，他因为心肌梗塞去世的消息抵达了英语系所有师生的邮箱。他只年长我不到五岁。
他对学术精益求精，直到2008年才由世界上顶级的学术出版社罗特利奇（Routledge）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 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Sovereignty （《现代主义与主权危机》）。而我从讣告上得知，他的第二部作品也已经完成，那是关于庞德的专著。
在他的葬礼上，我见到了他总是在课间去进行电话“心理辅导”的那个青春期的孩子——他身材高挑、长得极为漂亮的女儿。她在她的追忆中动情地说她和父亲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她说母亲告诉她，在她出生的时候，第一个抱起她来的就是她的父亲。而在那个没有任何预兆的下午，她的父亲却是突然倒进她的怀里，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