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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身边的少年”，我首先认识了葛诺米，然后又认识了葛诺米的主人。
“身边的少年”有一天兴奋地告诉我，他得到了一份“责任重大”的工作。那本来是他住在二层的朋友，那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阿根廷孩子的工作。因为他马上要随父母迁居魁北克城，“身边的少年”接替了他。他每天晚上将去遛20分钟的葛诺米。
葛诺米是一只活泼可爱的马耳他狗。他的主人是一位身体过胖、行动不便的老人。这是“身边的少年”得到的第一份工作（他后来考到了“国家救生员”的执照，开始在我们租住的住宅区里的室内游泳池当救生员）。
“身边的少年”经常带来一些关于葛诺米的主人的信息。她叫雪莉。她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中学里教数学，大女儿在加拿大西部的一座城市教小学，而小女儿则在蒙特利尔艰苦经营一家没有其他雇员的小公司。退休之前，雪莉是麦吉尔大学生物系实验室的负责人。她很喜欢阅读，家里有不少的文学书籍。她又受过良好的音乐训练，竖笛的演奏达到专业水平，从前经常登台表演。
这些信息来自“身边的少年”在遛完葛诺米之后与雪莉的简短交谈。在交谈中，他当然提起过自己喜欢读书和写作的父亲。有一天回来之后，他告诉我，雪莉欢迎我去她那里聊天，也许我还可以从她的书架上找到想读的书。
我在2007年深秋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去见雪莉。如她事先在电话里交代的，她的房门长期不锁，我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进去。刚一进门，葛诺米就窜了出来。它很高兴，围在我的脚边乱蹦乱跳。然后，我听到了葛诺米的主人请我往里走的声音。我走过一个过道，走进显得有点脏乱的客厅。雪莉指着沙发跟前的一张低矮的转椅：那成了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我每个星期五下午的固定座位。
我们一见如故。我们谈历史，谈文学，谈政治，谈语言。雪莉尽管行动不便，思维却极为活跃。我惊叹她头脑的清晰，她夸奖我的“无所不知”。除了知识，我们还谈起了各自的家庭。雪莉来自犹太家庭，祖父早在十九世纪末就从俄国取道伦敦移居到了蒙特利尔。蒙特利尔的犹太家庭一度以“左倾”出名。雪莉一生的偶像就是她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思想非常激进的哥哥。她多次提到有机会一定要介绍我与她哥哥见面。她说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一定会有许多共同语言。她还提到了她的前夫（她的三个孩子的父亲）的家庭。他的外公是热力学第三定律的发现者，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能斯特（Nernst）。她从她曾经的婆婆那里听到过许多能斯特如何提携爱因斯坦的轶事。
我们经常会谈起音乐。有一天，雪莉突然激动地告诉我，她少年时代从哥哥带回家的一本《世界歌曲集》上学会了一首名为《起来》的中国歌曲。接着，她竟用英语将《义勇军进行曲》从头到尾唱了出来，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雪莉称我们的星期五下午是“高知”的下午。她在每次谈话之后都显得意犹未尽。她感谢我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质量”。我也用同样的理由对她充满了感激。她有一天对我说，我和“身边的少年”就像是她的家庭成员。每次有客人来了，她总是会给我电话，让我去打个照面。
2008年夏天，我决定将自己在格尔的写作课上开始的小说继续写下去，而雪莉很有兴趣为我检查写作中的语言问题。我们星期五的下午从此发生了“质”的变化：从闲谈变成了研讨，从“务虚”变成了“务实”。我通常是提前两天将我们要研讨的部分交给她，由她预审一遍。而到了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再一起复审。复审的时候，雪莉将我的写作朗读出来。这是我的建议。朗读能够帮助我发现叙述节奏上的破绽（我相信任何文学作品都首先应该“动听”）。可是，雪莉精彩的朗读经常会被我打断，因为我突然会对一个她认为没有问题的用法产生疑问。然后，我们就我的疑问展开讨论。
我有几次担心雪莉的身体承受不了如此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但是，她却坚持说，她需要这种脑力劳动。她说大脑的亢奋能够帮助她抵抗身体的不适和精神的忧郁。
我们的“务实”继续进行，直到发生了那件至今让我觉得神秘莫测的事情，那“谜中之谜”。
那一天，当朗读到小说主人公扬扬的尸体终于被人在一座废弃的仓库里发现的时候，雪莉突然激动地大声说：“不！扬扬是一个好孩子。他不应该死。”
雪莉的激动令我有点得意。我以为它确认了我的作品的“感染力”。没有想到，接下来雪莉竟会用极为平和的语气告诉我她生活中最大的悲剧。“我也有一个孩子自杀死了，就像扬扬这么大的时候。”她说。
这对我就像是“晴天霹雳”（我现在觉得只有这个有点平庸的词语才足以表达我当时的震惊）。我对自己的听觉产生了怀疑：这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还是“生活来源于艺术”？这是“魔幻”还是“现实”？
稍稍平静下来之后，我向雪莉说对不起。我说我不应该让她读这篇故事。而雪莉说，她觉得我的故事写得很好。它对她没有任何消极的影响。她告诉我她早已经走出了那种创伤的阴影。她说她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确不能自拔。但是有一天，她遇见了一位以类似的方式失去过两个儿子的母亲。她不知道她是怎样支撑过来的。而那位母亲告诉雪莉，她的方法非常简单：她每天都去回忆孩子们“在世”时的那些美好的生活细节，而不是去哀叹他们“出世”一刹那的悲剧。是这种美好的回忆治愈了那位母亲的创伤，而雪莉也用同样的方法战胜了自己的绝望。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不让雪莉继续审读我的小说了。每个星期五的下午，我还是去她那里聊天。雪莉甚至还有几次谈起了她自杀的孩子，谈起他美好的生活细节。可是，一旦她问起我小说的写作进度，我总是含糊其辞。
三个星期之后，雪莉突然陷入了极度的忧郁之中。她开始是经常在半夜惊醒，最后发展到整夜整夜地失眠。有一天晚上九点钟，她打来电话，请我过去陪她坐一下。她说她好像支撑不住了。她说她已经通知了她的女儿，但是她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赶到。
当天晚上，雪莉就被送进了医院。几天之后，她的女儿给我电话，告诉我雪莉的状况没有明显的好转。我和“身边的少年”去医院看过她一次。她抱怨说在医院住着很不舒服。她只想赶快出院。她还说很怀念我们星期五下午“高知”的交谈。那之后不久，雪莉被转往一个康复中心。我将那当成她好转的标志。她到康复中心的当天还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我她房间的号码。可是两天之后，她女儿通知我雪莉已经离开了人世。
在她的葬礼上，差不多所有发言的人都提到了13岁儿子的自杀对雪莉造成的沉重打击。他们都称赞她坚强和乐观的性格。在葬礼结束之后，我看见了雪莉一生的偶像，她思想激进的哥哥。她一直说想要介绍我们认识。但是，他显得那样悲伤。我没有走近他。
雪莉刚住院的那几天，葛诺米独自留在家里。我去喂过它几次。它显得极度不安，先前的灵气荡然无存。它将所有它能够拖得动的东西都拖到了地上，客厅和卧室被折腾得乱七八糟。我准备离开的时候，葛诺米焦躁地跟在我的身后，跟我走到门口。它的叫声听上去那样地压抑，让我有点不忍离去。我想起了沃科特（Derek Walcott）的那一句诗：“上帝的孤独移入了它最渺小的创造物。”毫无疑问，上帝的孤独也移入了“它最渺小的创造物”的最忠实的朋友。
后来，葛诺米被雪莉的女儿接走了。它现在应该仍然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