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去世前两个月，在他给予出版许可的最后一篇文章里，向乔治·康吉兰致以了明确有力的敬意，强调这位哲学家在法国哲学史中的地位：“这位著作严谨的人，坚决为其作品划定界限，细致地将之献给科学史中的一个特别领域——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会被视为大场面的学科领域，他以某种方式出现在他自己一直留意不予卷入的争论之中。但是如果抛开康吉兰，你们就会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进行的一系列讨论所知寥寥；你们就会对诸如布尔迪厄 、卡斯特尔 和帕斯龙 这些社会学家的独特之处，以及使他们在社会学领域极为引人注目的东西也不甚了然；你们还会缺失精神分析学家尤其是拉康主义者们理论工作的一整个面向。而且，在1968年运动前后的所有观点争论中，很容易找到康吉兰（或近或远）培养过的那些人的位置。”

福柯补充说，《正常与病态》（ 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 ） 毫无疑问是康吉兰最意味深长的著作，它实际上反映出康吉兰式工作的本质：反思生命和死亡，重估科学史中的“错误”和理性状态，强调连续性和间断性、正常与异常概念，更新医学领域中实验化与概念化的关系。

在这同一思想的冲击下，福柯注意到一个将法国当代思想划分为两大流派的分界线：一边是经验、意义和主体的哲学（从梅洛·庞蒂到萨特），另一边是知识、理性和概念的哲学（卡瓦耶 、康吉兰和科耶夫 ）。福柯说，正是后者，这一在表面上最为思辨、最远离所有主观性和政治性参与的流派，承担了反法西斯的斗争。也许，《疯狂史》 的作者［福柯］在如此向一个曾经是抵抗运动英雄（在成为福柯老师之前）的人致敬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考虑他自己的。福柯自己难道不也是一个参与政治斗争的严格的科学史学家？当然不是反法西斯主义，而是反对形式更为微妙的压迫。

而实际上，康吉兰曾两次表明这个分界。第一次是在1943年，当他在二战法国抗德游击队员中，冒着生命危险为他关于正常和病态的论文进行答辩的时候；第二次是在1976年，当他为他被纳粹杀害的朋友卡瓦耶撰写葬礼颂词的时候，他写道：“他的数学哲学不是通过参照某个可以暂时和不确定地等同于让·卡瓦耶的 主体 而构造的。这个让·卡瓦耶在这个哲学中完全缺席，但这个哲学要求某种形式的行动，这种行动通过逻辑的严密道路，将卡瓦耶引向一条一去不返之路。让·卡瓦耶，就是至死抵抗的逻辑。但愿那些存在主义和人格主义的哲学家们——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下次也能做得如此之好。”

通过这些话，康吉兰表明：在政治参与和基于概念优先性的理智活动之间，存在着逻辑融贯性；而19年后，福柯强调了服务于自由的参与行动与捍卫概念哲学的事实之间存在的断裂。然而，1983年，福柯又重拾康吉兰关于逻辑融贯性的观念：“数学史学家、关注数学内在结构之发展的卡瓦耶，就是那些战争时期做过抵抗的法国哲学家中的一个。那些参与政治的哲学家，包括萨特、西蒙·德·波伏娃和梅洛·庞蒂，却什么也没做。”

如果在对自由和主体哲学、概念和结构哲学之间奠基性关系的表述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辩证法，这也许意味着它们是以律因（principielle ）方式支配政治与哲学关系的两种主要模式。但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只有进入弗洛伊德式无意识概念的场景——这个无意识概念不能还原为任何人格心理学——，才能解决和超越上面的矛盾。

与那个年代的众多巴黎高师学生一样，康吉兰也纯粹是共和主义教育的产物。康吉兰1904年6月4日出生于卡斯泰尔诺达里（Castelnaudary）一个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家庭，作为小城里一个裁缝的儿子，他是法国南部农民家庭的后代。他一生都留着使其音色格外特别的乡音：既粗犷又锐利。10岁的时候，康吉兰在母亲所继承的位于奥德省与阿列日省交界的奥尔吉贝农场里学会了耕地，在两次大战期间，他就以此为生。康吉兰就是在自己的故乡，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巴黎的亨利四世中学，之后又于1921年进入了准备报考巴黎高师的文科预备班（khâgne）。那里的风云人物是爱弥尔·萨尔提尔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阿兰（Alain）。按照学校里的黑话传统，在准备报考高等师范学校的预备班里读文科（也就是高级修辞班）的学生，会得到“khâgneux” （八字腿儿，即不雅观）的外号，而读理科的学生则会得到 矿兵 的外号，带有地下工作（鼹鼠，即矿山工程师 ）的意思 。

阿兰是朱勒·拉尼奥 的学生，文科预备班上亨利·柏格森、维克多·德尔博斯 和雷诺·布伦瑞克 的后继者，他在不接受军衔、自愿投身于各种战役之前，曾为德雷福斯 效力。阿兰因大战中的大型屠杀而大受震惊，坚信哲学绝不能停留在与政治反思无关的境地。阿兰还赞成某种极端和平主义的论点，这种和平主义与某种节制的人道主义确信如出一辙。阿兰也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但他并不打算向国家的精英们强加某种思想体系，而是唤醒他们的批判精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直到1933年），阿兰将其建立在自由、意识和理性前提下，通常是伏尔泰式的行动哲学理想，传递给了这些国家精英。1921年，他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了20多页的系列周刊《自由谈话》（ Libres propos ），周刊面向他的学生，表达了他的极端主义、和平主义以及对军事机构的憎恶。

1924年，年轻的康吉兰进入巴黎高师时，已经成为热忱的阿兰主义者。同一时期进入巴黎高师的还有让-保罗·萨特、保罗·倪藏 、丹尼尔·拉加什 、雷蒙·阿隆 。

在塞勒斯坦·布格莱 的指导下，两年后，康吉兰在索邦获得其关于《奥古斯特·孔德的秩序与进步理论（ La théorie de l’ordre et du progrès chez Auguste Comte ）》的高等研究学位。1927年，康吉兰获得哲学教师资格，并化名C.G.贝尔纳（C.G.Bernard）在《自由谈话》中发表文章。

这一年，作为一个热忱的和平主义者，康吉兰一下子成为高师人反对既有秩序的先锋，他与同学西尔万·布鲁索迪耶 共同为巴黎高师的年刊举行了一个名为《谅山 之灾》的演出。古斯塔夫·朗松是巴黎高师享有盛名的校长，写过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手册，他的名字与征战印度尼西亚那段不太光彩的事件有关 ：谅山战役。在（《谅山之灾》中的）两首歌里，表演者以半讽刺半戏言的方式嘲笑法国军队，尤其嘲笑在谅山战役那年由议会投票决定的一则法律，这则法律规定：战时政府应该 在理智秩序中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国家士气。当演员们在《马赛曲》的旋律中高唱《康比萨上尉悲歌》（ Complainte du capitaine Cambusat ）的主歌段落时，乌尔姆街 军队教官则颜面扫地。

这个攻击激怒了古斯塔夫·朗松，他对戏言的作者们进行了纪律处分，将他们的档案转交给了战争大臣。高师的和平主义者们因此被指控进行革命宣传，第二年，他们签署了一个反对高等军事训练——他们正受制于此——的请愿书。作为抗议，康吉兰将机关枪的三脚架撂倒在指导教官身上，有意以此搁浅自己的获得文凭的进程——因为有这个文凭的人将作为下士服役18个月 。

从1930年开始，阿兰式和平主义逐渐过时。亨利四世中学原来的那些高师文科预备班学生趋向于参与其他的活动。经济危机与法西斯主义抬头使他们陷入与年少时截然不同的世界。尽管如此，在查尔城（Charleville ）获奖后，康吉兰曾多次表达了他对埃米尔·沙尔捷（即阿兰）教诲的忠诚，尤其支持孔多塞中学费里西安·沙拉耶（Félicien Challaye）的“全面和平主义”，更或者，他还以苏格拉底式公民身份宣布反对所有机构化的权力形式 。与此同时，从1934年开始，康吉兰发觉希特勒的上台使得过去反军事主义的反抗失效。在阿尔比、杜艾和瓦朗西安纳任教后，康吉兰加入 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戒委员会 （Comité de vigilance des intellectuels antifascistes），站在保罗·郎之万 和保罗·里韦 一边，也是阿兰和沙拉耶曾经支持的一方。

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国家反对国家，为的是保护统治阶级和帝国利益，因为致力于 启蒙运动 的那些欧洲（这样的欧洲既没有祖国也没有边界）民众和个体在破坏这个利益。此后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宽容与暴政之间的较量。既然各个国家不是作为国家相冲突，而是以反奴役的自由为名，那么从一个战争到另一个战争的关键就不再一样了。在这一新语境下，面对希特勒及其联盟所体现出来的毁灭力量，拥护和平主义就有与放弃（抵抗）相混淆的危险。因此，康吉兰和有着共同演变路线的人们所做的选择，与之后使他们走向拒绝慕尼黑、拒绝与蒙图瓦尔（Montoire）握手言和的决定，在预期上是性质相同的。

1936年10月，在贝济耶教书一年后，康吉兰在图卢兹得到任命，这次轮到他成为巴黎高师文科预备班的老师。但当他担负起过去曾是其老师的职责时，他在教书育人的角色中极尽可能地远离阿兰式姿态。康吉兰的教学是古典的和严格的，他很快就采纳了骑士军官的步调，以便体现出共和国学校直至严苛的所有特性。他向图卢兹的学生反复灌输秩序感、逻辑感和纪律感，在班上树立了各种禁律：不能用本子、铅笔，不能说脏话。通常记笔记的习惯是将所传递知识以确定的方式固定起来，康吉兰则倾向于在档案夹中建立灵活的归档，或建立可活动的笔记组合。

同样地，为了训练学生的批判精神，培养他们有理解地记忆，康吉兰要求学生在一小时的课堂上认真听讲，不做任何笔记，课后总结课堂内容。这些个人总结从来不需要上交，他也不评论这些总结。康吉兰从不做“无指导性的教学”，他也从不受虚假的自由发言的诱惑，更倾向于口授或油印课程内容 。这样，那个曾经进行最极端斗争的人，也成了那个在课堂上要求学生最大限度地服从于某种知识练习的人。表面上来看，这与自由的任何实践都相去甚远。若泽·卡巴尼斯 说，“对我来说，康吉兰的中学课堂不是为了发现真理，而是为了发现方法，我想我的这个说法是忠实的：批判性反思不容许任何预设，保持距离，逐条判断，同时，发自内心地赞同，钻进问题核心，既拥护又保持后退和警惕。”

因而，在康吉兰是和平主义者的那些年，他秉持的不是对抗拒或挑战的热爱，而是这些抗拒或挑战之深层次原因的本质：真正的反抗精神基于禁律与权威的效力。在他自己看来，所有人都应该是反抗的，但所有反抗都是为了建立某种胜过主观自由的秩序，即理性和概念的秩序。

正是在这个时期，康吉兰决定从事医学研究。通常，转到这个方向的哲学家是因为对精神病理学和精神疾病的治疗感兴趣，比如皮埃尔·雅内 就是这种情况。因而这就涉及到发展临床心理学，目的是为了以充满活力的方式转化精神病学知识，而这通常又有脱离医学领域的危险。在康吉兰这里，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他年轻时，也从未仰慕过乔治·迪马 对疾病的著名阐述。

因为选择了医学，康吉兰似乎是绕开了哲学，但其实是从哲学借鉴了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也许他对哲学感到某种失望。实际上，对这样一个行动的、出身乡土的，敏感于体力活动和田间劳作，直到对法西斯和纳粹统治下的农业危机产生浓烈兴趣的人，这其实更是某种面向具体经验，面向“大地”，面向一个不需要从事科学就可以给概念反思提供实体和生命的学科。哲学忽略医学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也许因为医学不像数学或物理学那样属于所谓“高贵”的科学，也许因为医学更接近生物学，它本身也在忽略哲学。对于这个年轻的哲学家来说，医学也许能够成为某种新理性形式的关键。

正如福柯所强调的，从18世纪开始，科学史值得尊重的价值在于它曾经提出了思想的基础、正当、权力和运作条件的问题。不过，20世纪初期的25年里，随着埃德蒙德·胡塞尔著作的出版，科学史的问题又重新在哲学中孕育起来。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德国哲学家的论题开始为法国所了解。更确切地说始于1929年2月胡塞尔在 法国哲学学会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宣读的著名报告：“笛卡尔式的沉思” 。胡塞尔的现象学以笛卡尔的 我思 （ cogito ）为起点，认为在 我 的思维存在之外，任何认识都不能得到确定。因而，现象学的还原概念就在于设立 自我 （l’ ego ）和思想的首要地位，并通过朝向对世界之意识的存在，越过所谓“自然”经验。由于“朝向”某个事物， 自我 （l’ ego ）从而成为先验的和意向性的意识。这样，依据一系列经验， 自我 （l’ ego ）就形成了对他者的观念。于是，先验的主体间性被定义为脱离各人 自我 （l’ ego ）的现实。

1935年，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的现象学》（ La Crise européenne et la Phénoménologie transcendantale ）（ Krisis ） 中，胡塞尔提出对于主体间性的寻求应该防止人文科学的非人性化。换句话说，通过使 自我 （l’ ego ）免于科学形式主义，先验现象学拯救了人的某种可能的科学。在这种科学里， 自我 （l’ ego ）能够显现为生命体或生命本身的结果。所以，在面对威胁着世界和平的野蛮之时，胡塞尔呼吁某种欧洲哲学意识，以回应向往生活在存在之自由建构中的人性。

实际上，胡塞尔的著作可以以两种方式解读，即以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方式解读。胡塞尔的著作可以用来批判 启蒙 （ Aufklärung ）自身的进步理想，并将存在的缺失置于主体核心，从而打通一个新的意义和主体哲学。但从另一个并不排斥前者的方式来看，胡塞尔的著作打开了一种可能的认知哲学，这种哲学将撤出存在论主体或心理学主体的所有形式 。萨特和梅洛·庞蒂属于第一种方式，亚历山大·科耶夫和康吉兰属于第二种方式，而雅克·拉康则选择置身于这两个方向的中间道路，既要追回主体理论，又要求某种依赖于无意识规定性的理性形式。

尽管康吉兰的反思中参考了很多胡塞尔著作，但康吉兰并不是由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进入科学史研究的。相比胡塞尔这个康庄大道，康吉兰更倾向于医学和技术的道路。在参加《谈谈方法》（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1937年的300周年纪念研讨会之时，康吉兰提呈的一个与后年课程 同名的报告见证了这一演进，他特别提出：科学总是出现于某个先已存在的技术变革框架之中。学者只是参与明晰、精炼或明确一个源自经验的知识。至于学者在反思中可能出现的概念化工作，极少是来自对技术成果的观察，而更是因陷入无法厘清的僵局所做的权宜 。

1939年，当意识到一场风暴很快就要席卷欧洲时，康吉兰在一本与同事卡米耶·普拉内（Camille Planet）共同编写的书中，以绝决的方式抛弃了其年轻时代的和平主义理想：“至于那些将和平置于一切之上的论点，不管其灵感是来自何种慷慨，不管其颂扬的论证是何等坚固，这种论点都有这样的缺失：其所谓和平只是对战争进行纯粹语词上的否定。也就是说，和平主义似乎不知道，直至今日和平之名所包含的意思，不是国际冲突的不存在或取消，而只是这些冲突的一种形式，战争则是这些冲突的另一种形式。” 在书末，康吉兰邀请读者进行明确的选择。他说，战争实质上是两种社会类型的对抗，应该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样懂得选择阵营。

1940年9月，新学期不久，康吉兰知道了如何选择他的阵营。在他眼里，如同他随后所写道的那样，法国的军事失败是不可接受的侮辱：“需要自以为多么熟悉上帝的道路与企图，才能在其中读出道德救赎的承诺；需要拥有多么贪婪的权力欲，才能在其中寻找政治更迭或社会革命的机遇。” 为了拒绝服从贝当 元帅，康吉兰以“个人便利”之由请辞法国大学。康吉兰对图卢兹学区区长罗伯特·德尔泰伊（Robert Deltheil）宣称：“我获得哲学教师资格不是为了教授 劳动 、 家庭 和 祖国 。”

康吉兰是三个年幼孩子的父亲，他因此只能靠妻子西蒙娜（Simone）维持生活。在康吉兰献身医学研究的时期，西蒙娜保留了自己的教职和工资。未来的共产主义抵抗运动英雄让-皮埃尔·韦尔南 ，化名贝尔捷（Berthier）上校，接替康吉兰成为图卢兹学区文科预备班老师。但康吉兰的请辞是短暂的。1941年2月，斯特拉斯堡大学（撤退到克莱蒙-费朗）逻辑与哲学讲师让·卡瓦耶在索邦得到任命，他于是成功说服康吉兰接替他的讲师席位，并建议康吉兰参与在该区域组织的抵抗运动。康吉兰因而在参加埃马纽埃尔·德·阿斯捷·德·拉·维热里 解放运动（后来成为“南方解放运动”）的同时，又重拾了教职。

康吉兰是以拉丰（Lafont）为代号的抗德游击队员，成为亨利·安格朗 （奥弗涅地区抵抗运动首领）的合作者。与此同时，他继续教学和研究工作。1941年至1942年间，他在上朋友丹尼尔·拉加什的课时，探究了库尔特·戈尔德施泰因 的著作。1943年7月，尽管面临战争带来的各种困难，康吉兰在积累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后，在由阿尔弗来德·施瓦茨（Alfred Schwarz）（药理学和实验医学教授）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面前，完成了关于正常与病态的医学博士论文答辩。之前，他也以同一主题开过一门课程，并得到斯特拉斯堡医学院（尤其是生理学家夏尔·凯泽〈Charles Kayser〉和逻辑学家马克·克莱因〈Marc Klein〉）各位老师的指导。

在读这本杰出著作 的时候，很难相信康吉兰和拉丰会是同一个人。这些哲学家的出色假说和外部环境（完全没有出现在其论证之中）如此分裂，人们直到今天都很难相信，随着轴心国在非洲力量的垮台和同盟国登陆意大利，在欧洲法西斯主义正在遭到溃败之时，这篇具有如此特质的论文可以在战火硝烟之中完成答辩。然而，哲学家所进行的反思与抗德游击队员的活动并非不相干。值得注意的是，康吉兰和卡瓦耶一样，从来都不是能够扛枪作战的战斗人员。康吉兰因其和平主义主张，保持着对身体暴力的厌恶；而他成为和平主义者，也许就是因为战争狂暴激发了他的反感。

一直以来在游击队里，康吉兰主要进行的是人道主义活动：他在那里冒着生命危险行医 。而且，这也是他生命中唯一实践这门学科的时期。也就是说，他也只是在战争中并因为战争才做医生的：急救、外伤和杀戮的医生，当下和紧急情况下的医生，事件和创伤的医生。之后，他没有再重新行医。况且，他拒绝进入医生队伍。

在这一点上，在康吉兰的生命轨迹中，在他正常状态概念这个闪闪发光的命运中，医学和抵抗运动有相互关联的部分。如果说进入医学使得哲学家康吉兰能够成为拉丰，那么抵抗运动作为某种个体性反抗，对他来说就像规范性秩序中非连续性的范式一样起着作用，也就是说，就像是采取新规范的时机、生命的出路。在这里，怎能不让人想起尼采所肯定的命令：只有融入当下的力量，才有权质问过去，以此更好地理解未来。人们永远也无法说清行动哲学在两种模式（抵抗行为和治疗行为）中所实际经历的这种巧合，到底给予康吉兰关于正常状态本质的反思多少启发。

1940年6月的正常状态是什么？是服从那个几乎被所有人都接受并被那个断言将自己献给法国的人所体现出来的秩序吗？或者相反，是与正常状态的种种表面现象极端决裂，是对另一个规范（只能立即导致流亡或死亡）的选择？在此决定性时刻，正常是在哪一边呢？在伦敦？在游击队？还是在维希政府？

康吉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和另外几个知识分子一起致力于拯救法国，不仅仅是把法国从奴役和军事失败中拯救出来，还更是从羞耻和侮辱中拯救出来。有的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马克·布洛克 、阿尔贝·洛特曼 、鲍里斯·维尔德 、乔治·波利策 ，有的人存活了下来并见证了这一切：让·皮埃尔·韦尔南、露西与雷蒙·奥布拉克 。康吉兰有幸成为后者的一员。在年轻一代面前，他从未停止提及这些为了自由牺牲了自己未来的人。他总是说：没有任何生命的正常状态，更加没有任何在生命过程中包含死亡的正常状态，会让人喜欢贝当甚于戴高乐、喜欢法西斯甚于反法西斯、喜欢赖伐尔 甚于让·穆兰 。正因为理解了这一点，即死亡总是要对生命负责，所以，英雄能够成为英雄，并为永生而死。另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英雄与狂热者或恐怖分子区别开来 。在我们这个时代，去歪曲抵抗运动的英雄，并给他们抹上道德缺陷甚至道德卑劣的色彩，是很时髦的——我尤其想到那些对让·穆兰和雷蒙·奥布拉克的攻击 ——，但重申下面这一点是有益的：任何关于圣徒传记或传说的争论都不能证明取消英雄主义本身的本质是正当的。

在《伊利亚德》中，在未来战争悲剧中的各个主角面对各自命运的时刻，我们可以找到荷马笔下英雄主义最激动人心的定义。众所周知，只有阿喀琉斯表现出能够实现来自古希腊英雄主义概念中“短暂生命和壮烈死亡”的绝对理想 。因为生得短暂、死得光荣的阿喀琉斯，不仅是唯一一个每次都敢于不顾生命危险毫不犹豫置身战斗的人，他也是懂得并选择提前以无条件方式、以不朽的英雄荣耀之名，抛弃世俗统治中寻常荣誉的人。他宁愿失去生命成为传奇，也不愿能够有一天，在和平到来之时收获胜利的果实。正如让·皮埃尔·韦尔南所阐释的，阿喀琉斯因此解答了人之条件的重大疑难之一：“在死亡中找到超越死亡的方式，通过给予死亡其所没有的意义，即死亡绝对丧失了意义，而用死亡本身战胜死亡” 。

当然，康吉兰受到了足够的希腊文化浸染，他不会不知道《伊利亚德》的教诲，但走向行动的道路震撼了他。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决定了其对英雄命运的选择。他常常自问：一个在著述工作中的思想者，何时可以决定参与到献身行动中，不仅是献出为了战胜死亡本身的生命，还要献出他所肩负之著作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英雄主义预设了选择短暂生命和壮烈死亡的勇气，但又不仅仅如此。

如果马克·布洛克、卡瓦耶没有在战斗中阵亡，他们将会写出怎样的著作？但反过来，如果康吉兰在写下未来著作的只字片语之前，就已经在游击队遭遇不幸，他在法国哲学中的位置又会是什么？当我们想象鲍里斯·维尔德在完成他人类学家的命运之前就被夺去了生命，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康吉兰就这样自问过。我随后可以证明这一点。

康吉兰说，英雄主义是一种在普遍概念的范畴下构想行动的方式，由此，精神主体的所有形式都被排除。一旦主意已决，一旦一个人的历史与世界的历史实现相遇，一切的发生就好像是每一进展、每一动作都受之于外部，既没有掌控也没有预谋：“行动在成为梦想的姐妹之前，一直是严谨的女儿。” 康吉兰这个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其力量在于：它将所有英雄行动抛给了行动本身几乎无意识但又有意选择的严谨。

当然，一个人总是可以诉诸他的过去、“根”和独特历史，来作为他选择的原因，让·皮埃尔·韦尔南就是这样做的：“1940年，在战败之际，我感受到的是根，这种感受如此深刻，以至于我想我们不能与德国和纳粹的占领生活在一起。与此同时，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之时，［我这］同一个好好先生，同一个法国人，带着忠实于自身认同的同样感觉，认为阿尔及利亚人有权独立；那么，在我的民族本位主义传统中，当德国人在我家的时候，我［在这里］看不到我曾经为他人捍卫的同样权利。”

然而，这个例子表明，让人投入英雄主义实质的抵抗行动，完全可以揭示出其他不同于眷恋土地、自身传统、美食或美丽风光的东西。如果是为了 同样的 理由，这 同一个 人要去将法国从纳粹主义强加的耻辱中拯救出来，将阿尔及利亚从这同一个法国所强加的殖民式顺服中拯救出来，那么，采取行动的决定就是以某种普遍性——或更确切地说，以丧失自我和进入自我的真相——为名进行的，而这大大地超出了对本位主义的各种参照。那么， 行动 揭示了一个人（所以，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的自我认同，揭示了一个人在当下瞬间与行动本身相融合的能力，勒内·沙尔（René Char）写道：“如果我逃跑，我知道我会与这个重要年代的芬芳决裂，将我的财富静静地丢弃在（不是撤退到）远离自己的地方。”

所以，不管英雄是在黎明登上诺曼底海滩的一个普通士兵，还是能够知道意志和理解力是一回事的斯宾诺莎主义数学哲学家，这不重要；不管他是一个拒绝在拷打下招供的战斗者或公务员，还是具有多重面具的特务，这不重要。简言之，不管英雄之前或之后是怎样的存在，不管他的“心理状态”、社会来源或他自己给自己的选择所找的理由是什么，这不重要。在英雄主义这里，唯一重要的是：对命运（阿喀琉斯的命运）有所选择，并支配着行动的瞬间严谨，将其引入炽烈状态。因为这样，行动就是成就。兰波曾说，思想斗争与人的战斗一样剧烈。

如果历史环境有所不同，康吉兰可能还是会以同样的方式撰写他的开创性著作《正常与病态》。在和平年代，可能他还是会发明同样的语词和概念。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部重要著作的命运还会是如此吗？它还会在这整个一代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眼中占据同样的地位吗？它还会让所有那些理解此书的人夸耀这种理解吗（即作者对正常概念的颠覆，既是摆脱所有主体心理学的方式，又是发明一种建立在概念分析严格性基础上新英雄主义哲学的方式）？

我们从著作［《正常与病态》］的前言就可以了解到康吉兰所宣称的正常状态与病态的定义：“病态现象与正常现象在相近的定量变化上是等同的。” 这个定义与1932年拉康关于妄想狂精神病的医学博士论文 中的前卫定义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生物学问题与心理和精神问题一样，都涉及到在定义了差异的情况下，将所谓正常情感和所谓病态情感包含在同一本质之中。根据这个概念，不再用固定的构造，而是用身体或人格对生死攸关之处境的反应，来把握（作为精神障碍的）精神病和（作为器官障碍的）疾病。

为了思考这个问题，拉康依据的是斯宾诺莎哲学；而10年后，康吉兰则是受库特·戈尔德施泰因的著作《有机体结构》（ La Structure de l’organisme ） （1934年发表于德国）的启发，同时向法国精神病学知识界致敬——尤其是夏尔·布隆代尔 、欧仁·明科夫斯基 和丹尼尔·拉加什，这些人也对“定义不健康或不正常心理事实的一般本质及其与正常的关系” 都有所贡献。

戈尔德施泰因是在1914年至1918年大屠杀的战场上培养起来的精神病科医生和神经科医生，他曾经负责照料神经损伤者，并观察到在这些神经损伤者那里建立生命新的正常状态，意味着在他们与新的、但“变窄了的”介质有关的行动层面的缩减。因此，在发生脑部病变的患者那里，狭窄反映出他们无力去回应之前正常状态的要求，但狭窄并不是减退：照戈尔德施泰因看来，实际上，疾病的独特性在于，它不能导致生命的任何复归。病人新的健康状态从来就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康吉兰说：“没有任何治愈可以回到生物的纯真状态。治愈，就是给予生命以新的正常状态，有时比之前的更优越。”

我们很清楚，与战争相关的境况会颠覆和平时期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东西，它也会使人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常规与病态。与战争相似，疾病就是一种震荡，一种将存在置于危难的状态，人体机制会因此在自身之中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运行。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中，总是会有医生无比谦逊地为病人服务，如有机会，他们也会构想一种关于常规的新理论。但也存在着某些其他形势，在这些形势中，世界暴力可以以生命相威胁，在临床医生或学者的意识里产生对常规与病态的别样看法。在这点上，安布瓦兹·帕雷 、伊尼亚斯·泽梅尔魏斯 或扎维埃·比沙 之间也许就鲜有差别了。

戈尔德施泰因就是从其战时经验中得到这样一个观点：所有理论都必须建立于对病人直接 的“临床”观察基础之上（即“成为个体化”这样一个理念），这是对人体机制（包括其与介质、环境和主体的关系）建立现象性理解的唯一方式。

因而，在精神病学那里和在神经病学那里是一样的，它们的问题是相同的：必须把常规与病态放在一起考虑，以便在其中建立一个绝对优先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可以相对于某个介质而做出反应的绝对优先存在。戈尔德施泰因和康吉兰一样，认为主体是内在于生命体的；在明科夫斯基那里，主体是存在的；而对拉康来说，主体则是由语言引起的。

康吉兰在著作的第一部分提出，与“病态只是正常状态的数量性变化”这种观念相关的有两个疾病观念，其中一个是现代的，它源自牧师的工作，它将疾病（mal）视为某种异于身体的外在因子（微生物或病毒）。另一个则来自希波克拉底传统，这个观念认为疾病破坏了体液平衡。从此，疾病因子不再外在而是内在于其所破坏的身体自然平衡。从第一个疾病观念中发展出了一种存在论医学，从第二个则发展出了一种运动论医学。

这两个流派的对立具体体现在奥古斯特·孔德 和克洛德·贝尔纳 之间的经典争论。

孔德以病态为基础探索常规，这是建立在弗朗索瓦·布鲁塞 原则基础上的，即认为疾病是各种组织炎症的缺失或过度。而克洛德·贝尔纳则正相反，由于他在病态中看到常规状态的变异，因而他以常规状态来解释病态。

基于对这两个见证了现代医疗科学诞生之论述的批判性考察，康吉兰认为克洛德·贝尔纳的论述对疾病采取了一个过于生理学的态度。如果说生理学能够确认某个疾病，这个生理学科学获得这个认识的场所应该是临床。这也就是说，尽管生理学是医学学科的一个基础科学，但只有临床才能使生理学与具体的个体发生接触。这也就是为什么康吉兰在研究过哲学家（孔德）的概念，然后是学者（克洛德·贝尔纳）的概念之后，他研究了专科医生（勒内·勒里什 ）实际操作的临床技术。

勒里什依照克洛德·伯贝纳的正统传承，在（健康的）生理状态与病态之间看到了某种连续性。但他认为生理学不足以解释疾病，而是疾病本身在揭示生理学。勒里什因而倾向于某种引入了病人及其痛苦和疼痛角度的运动论医学，他说：“健康就是器官的沉默……疾病，就是在人的生活中滋扰其正常活动……尤其是使其痛苦的东西。”

康吉兰则在回归乐赫什的观点之后，在其著作的第二部分追问是否存在一种关于常规和病态的科学。正是在这个思路之下，康吉兰采纳了戈德斯坦的论述，既是为了引入唯一能够判断常规性的关于病人的视角，也是为了表明生理学是“生命稳定形态的科学”。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绝妙的定义已经远离之前的那个传统定义，即认为生理学是“人体健康状态下的功能科学”。

康吉兰从而区分了疾病的异常和病态的异常。前者是定义在空间之中，并不参照病人：它显示于“空间上的多样性”。后者则处于时间之中，并总是假设一个有意识的主体的存在，这个主体在他与医生的关系中表明其疾病。疾病本身，就“在时间序列中显现”。但即便疾病是时间性的，在危重期和急性期之后，疾病还是会在病人的身体里或意识里留下印记，就像是对“过往”的怀旧：“我们生病了，不仅是相对于别人，还是相对于自己。”对于病态学来说，它揭示的是生物学而不是生理学。

为了达到对概念的这些定义，康吉兰着手对“异常”（anomalie）、“反常性”（anormalité）和“常态”（normalité）这些术语进行语义学研究。“异常”是一个没有形容词对应的名词，它指的是某种与反常性、疾病或病态无关的奇特的生理事实，但它又与某种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标准（normativité）相关，也就是说，它与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常态方式相关。因此，“异常”等同于某种生物学秩序的畸形、残弱或不规则，它是体格上的或是先天的，比如，独眼畸、雌雄同体、兔唇等。

相反，病理学则指某种情感（ pathos ），也就是某种直接和具体的痛苦和无力感觉。如果这里反常性是由其统计学上的相对频率来定义的，病理学因此就是一种反常性的标志。反常者与正常者一样正常，因为这二者都能表现出有生命的组织形式。比如，我们可以说某种完全持续的健康是反常的：“反常状态在其表达与生命标准的关系时，不能毫不荒谬地被说成是正常的。但这个正常也不能毫不荒谬地被说成等同于生理学的正常，因为这涉及到其他规则。反常并不是因为缺乏正常状态而被称之为反常。没有标准就无所谓生命，而不健康状态却总是某种生存的方式。”

康吉兰远不是为了追求主体对疾病的单纯亲身经历，就要放弃生理学领地，而是将临床植根于一个在意识以内或在意识界限中的区域 。因此，只是因为生命本身在人类意识中引入生命和健康的范畴，才有病理学科学。换句话说，正常状态远不是外在于生者，而就是由生命本身的运动产生的。所以，不存在“正常状态的生物学。只有关于 所谓 正常情况和条件的科学。这个科学就是生理学。” 生理学因此就是“生命稳定化形态的科学”，也正是这门科学从根源上奠定了医学学科，但只有临床能给予病理学概念有效性。由此引出了现代医学的地位：它本身并不是一门科学，但它用 一切 科学的成果来提供生命的种种正常状态。不过，如果说只是因为人会感到自己有病，医学才能存在，那么也正是多亏医学的存在，人才知道他们病 在哪里以及病从哪里来 。

康吉兰强调实验室的那个时代，实验室还尚未主导临床知识；而康吉兰对正常状态的论证，则是通过一个比强调实验室更具预言性的宣告完成的。实际上，康吉兰强调：如果实验室经验（生理学）的目的是取代临床观察，那么实验室经验（生理学）也就再没有任何诊断价值了。我们今天真应该记得这个杰出的宣告！因为只有在倾听和观察疾病的基础上，临床技术的重新开发才可能保证一个现代医学执业者的真正地位，并使他免于成为实验室和药理学的仆从。我们知道实际上，实验室检查结果的真正解读与制定恰当有效治疗处方的能力一样，都依赖于诊断技术。

康吉兰的论文对60年代的哲学，无论是雅克·拉康的学生，还是路易·阿尔都塞的学生 ，无论是福柯，还是一线的临床医生和科学史学家，都有强烈的冲击。康吉兰在完成这样的论文答辩之后，继续他在奥弗涅游击队的医生活动。1944年初，他在莫兰 建立了一家乡村医院；随后的夏天，他在圣阿尔邦的医院呆了几个星期，并在那里藏匿和照料伤员。也是在这里，在反法西斯主义精神和弗朗索瓦·托斯盖勒 、吕西安·博纳费 麾下，集体精神治疗的最初经验发展起来了。在圣阿尔邦，聚集着抵抗者、疯子、诗人和治疗师，护士和精神病医生 ：“我协助了他们的一些工作。我们交谈了很多。我对他们的诚恳依然记忆犹新。”

康吉兰接着参加了篱雀山（Mont-Mouchet ）战役，其间与带解放军的奥弗涅反抗运动兵力汇合。他随后回到家人所在的卢瓦省，又下行到克莱蒙-费朗，在那里，他作为安格朗 （刚刚当选共和国特派员）的代表被派遣到维希政府工作。他因此过着肩负“微妙然而更危险职责” 的生活，至于这个职责的内容是什么，他从未明说。

1944年9月12日，当时在任部长亲手授予康吉兰战争十字勋章。此时，他是否会想起17年前，另一个战争时期的在任部长对他的指责？

解放翌日，康吉兰在斯特拉斯堡大学重新开展教学活动；接着，1948至1955年，他接受了国家教育部哲学总督学的职位。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关于反射概念形成 的哲学博士论文答辩，随后在索邦接任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任巴黎大学科技史研究所主任。学生和亲近的人给他取绰号“康”，而他则一直工作到1971年，从而通过他的课程和著作——同时也在教职会考评委主席一职上，对哲学学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贝特朗·圣-塞尔南 曾是康吉兰的学生，他留下了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康吉兰肖像：“人们仰慕他、害怕他、模仿他、爱戴他，却也逢迎他、批评他。有时，出于某种莫名的、束缚其天资的原因，他拥有比他行为准则所承认的更多的社会权力，也拥有比他实际应有的（如果他有的话）更少的直接光芒。在我看来，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应受如此的思想荣耀，他因为某种没有依据但又无法根除的谦卑，反而在别人眼里显得特别高大。但是，当他分析一个作者，或者，当他总是能毫不疲倦地抽身出来帮助学生或研究者分辨研究兴趣或梳理志向时，就表现出必不可少又才智横溢的洞察力。”

康吉兰的主要著作是在战火硝烟中写就的，相继有四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于1943年在克莱蒙-费朗发表，标题为《论关于正常与病态的几个问题》（ Essai sur 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 ）。随后增加了前言，于1950 年重新编辑出版。直到1966年，康吉兰对此书进行了深度修改。他选择了更为简洁的标题《正常与病态》，以附录的形式加了一篇“告读者”并新增了一章，这都是在1963至1966年间完成的。新写的这一章以一篇题为《二十年后》的“告读者”开头，分为三个部分（“从社会到生命”、“关于人的器质性正常状态”和“病理学的新概念：差错”），这让人看到某种和荷马史诗同样有力的英雄主义史诗 。其中，康吉兰对克洛德·贝尔纳 的某些评判有所缓和，重新认识了他在1943年没有认识到的克洛德·贝尔纳对临床的担忧，但一下子对勒里什就显得不再那么宽容了。康吉兰这本主要著作的最后一个版本是1972年的版本，康吉兰有意添加了一个补遗：“细节更正与几个补充注释”。也就是说，在这30年里，他从未停止修改他最初的著作，就好像针对每个新的事件，他都要让著作符合这个对正常状态进行颠覆的伦理——这也是其著作诞生最引人注目的一点。

不过，重要的改变是1966年进行的，这个改变是康吉兰通过解读福柯的著作《临床医学的诞生》（ 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 表达出来的。

福柯与康吉兰1960年相遇。那时，福柯请康吉兰做他博士论文的报告人（这篇博士论文就是后来产生巨大反响的《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疯狂史》〈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 ）。康吉兰立刻意识到：福柯激进地修正了思考疯狂的精神病学方式，还提出了定义正常状态的新方式，即用与社会规范性有关并产生理性与非理性晦暗分割的历史构造来定义正常状态。康吉兰一下子就看出福柯受益于阅读弗洛伊德著作，才意识到精神病学何时以及怎样离开了仁爱之堤，而成为疯子的警察。实际上，福柯从弗洛伊德那里吸取的不是正常状态的概念，而是对精神病院结构的新看法。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继续走在［与弗洛伊德］相同的道路上，并为现代医学构造提供了一个历史起源。在福柯眼里，现代医学诞生于机构化的“医学观看”，这种观看被构造为某种规范并在3个极点上组织起来：一个极点是病人——类似于被观看的对象或“观看对象”，另一个极点是医生——唯一能够成为“观看主体”的人，最后一个极点是机构——负责在社会上将观看主体和被观看对象的关系合法化。

对于正常状态，康吉兰式的理解是它是由生命产生的，福柯则用社会秩序和进行正常化的载体取而代之。也就是说，福柯用社会正常性对立于生物正常性，用考古学对立于现象学。

福柯书中最美妙的部分是献给扎维埃·比沙的。比沙是对尸体开膛破肚的外科医生，在革命风暴中创造了生死关系的新概念。他剖析了战场上或墓地里挖出的尸体，开始重新发现人们已知的临床解剖病理学。在完成这个工作的同时，比沙还用一个新原则代替了对事物旧秩序进行的固定论式绘图法，这个新原则将医学知识从旧形而上学中纯化出来。他剥夺了神学家涉足死亡概念的神圣特权，从而转变了关于死亡的古典概念。因为如果生命是抵抗死亡的一系列功能，这意味着上帝无权对人类和动物世界进行生杀予夺。死亡不再属于上帝，从生到死的过程也不再依赖于上帝——既不依赖于天堂也不依赖于地狱——，而是依赖于生命机体自身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双重过程。死亡因而内在于生命的历史，就像疾病内在于每个主体的存在之中，是死亡在生命中进展的征象。死亡是身体漫长退化的渐进现象，死亡从出生的那一刻就侵袭着人，死亡居于人之生命的整个过程，直到最后一刻。

吉尔·德勒兹说，“福柯分析比沙的论题时，语调提高到足以说明这涉及到认识论分析之外的其他问题。这涉及到对死亡的孕育，很少有人像福柯那样死于自身对死亡的孕育之中。这个属于福柯的生命力量，福柯总是把它思作和体验为以比沙的方式繁衍的死亡。”

在1963年至1966年间，康吉兰自己又重新考虑用社会规范性代替生物规范性的福柯式替换，这不是为了宣告他1943年的论文无效，而是为了把它带到一个也许没有福柯的挑战就永远也不会到达的严格性上来，而福柯的这一挑战本身也是从比沙的功绩而来的。

康吉兰并没有放弃将正常状态的生成锚定在与生命有关的力量中，他坚持认为正常状态不能在其自身的否定性沉思之外自我构造起来。因此就有这样的观念：疾病的威胁对于正常人来说是其健康的证明，也是一般性的人类健康的组成部分之一。总之，康吉兰指出了一门关于正常状态之科学的轮廓，在那里，不仅有生命体中正常与病态之辩证的整合，还有违反常规的优先性，即正常状态中之病态的优先性。

康吉兰部分地放弃了他年轻时期的生机论理想，就像病人放弃追求过去状态之惬意；他指出了人的矛盾身份，即在某种程度上永远患有“常人病”。因此，他指出“紊乱产生于正常状态的持久性，产生于正常之不可腐蚀的一致性；疾病产生于疾病的丧失，产生于某种与疾病几乎不相容的存在……”康吉兰总结道：“因此，正常人为了能够自以为并自称正常人，需要的不是对疾病的预见，而是其所携带的阴影” 。

在康吉兰的这个改写中，既清晰地显现出福柯著作“所携带的阴影”，又有阅读弗洛伊德《超越快感原则》（ Au-delà du principe de plaisir ） 的轮廓，此外，康吉兰在他后来关于生命 认知的工作中不断引证弗洛伊德。当然，这是一个与福柯的弗洛伊德不同的弗洛伊德，一个更为生物学家的弗洛伊德：他不是正常状态的毁灭者，而是死亡本能的理论家。

在这两个人，一个系于生死现象的生机论概念，另一个则纠缠于致死的暴政及其不可能的违抗（transgression）间所具有的晦暗划分；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怎能不看到战后法国哲学最有生命力的一个时刻呢？当然，也是最不寻常的时刻。因为很少能看到这样一个演变关系的倒转，即老师在选择成为其学生的人之著作启发下，修正自己的理论。康吉兰1991年说道：“从1961年来已经有30年了，福柯的其他著作——《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 Les Mots et les Choses ）、《性史》（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已经部分地盖过了《疯狂史》的最初光芒。我赞赏前两部著作。我在《正常与病态》中说了我对那第一部著作有多激动。我为那第二部著作写了一篇文章，那是一篇对我来说只有赞赏的文章。但1961年对我来说是且继续是一个发现真正大哲学家的一年。我知道至少已经有两个这样的大哲学家，他们是我研究中的同事雷蒙·阿隆和让-保罗·萨特，他们彼此互不宽容。他们也不能宽容米歇尔·福柯。但有一天，我们看到他们三人集结起来：那是为了反抗死亡而坚持一个无边界的事业。”

《正常与病态》这部论著写于康吉兰参加抵抗运动的伟大战斗过程中。然而，有意思的是，我们观察到康吉兰的著作整体带着概念哲学与介入哲学最初相遇的痕迹，一个矛盾和出乎意料的痕迹。因为如果康吉兰从来都不是某种主体性介入哲学的理论家，他的整个生命就会保持着斯宾诺莎的方式——一个反抗的哲学家，不过只是概念的反抗。这也是为什么他将作为行为、适应和调节守则的心理学视作顺服和消除自由的学派。因为如同他总是抛弃泰纳 以及地表、种族和环境理论门徒的思想一样，他也厌恶对人的所有这类研究方法：即旨在将精神化约为事物、将灵魂化约为心理决定论、将思想化约为反射，简言之，将人类化约为昆虫。

因此，康吉兰1956年12月18日在哲学学院发表的著名报告中，致力于对心理学进行毫不留情的激烈否定，宣称心理学是“缺乏严格性的哲学”，因为它是以客观性为借口的折衷主义；是“无追求的伦理”，因为它不加批评性评判地联合各种经验；最后，还是“不受控制的医学”，因为它将自己的各种预设建立在对疾病的观察上，而这些疾病是它永远也无法达至理解的——神经疾病 。

康吉兰在此骑兵式冲锋后，提出与这个学科缺乏自我认同相应的是它也缺乏对象。在康吉兰看来，这个缺陷的证据是这样一个事实：心理学永远在寻找不可能的统一体，也就是在种种所谓观察领域——实验心理学、精神分析、临床心理学、社会和人种心理学——中寻找一个无法找到的综合。按照康吉兰的说法，在这个总是不可捉摸之统一体的场所和位置，我们发现始终对立的专业人士间有一个和平共存协定，即归顺大师之间的协定。心理学作为既没有本质也没有对象的“事物”，因此只能归结为服务于同行的一门技术，而它自己则屈从于法官、审查官的权力，或者屈从于教育者之人将人工具化功能的权力。

康吉兰并不满足于［对心理学的］这一系列否定性定义。为了给他的论证提供依据，康吉兰诉诸了历史，从而将心理学第二次置于死地。康吉兰解释说，实际上，为了确保幸存，心理学不管依赖何种思想体系，它始终是在模仿，或是被另一种可理解性模式取代，更或是溺毙于自身的泥塘之中。

从古代开始，当心理学自称自然科学的时候，它实际上就一方面依赖生理学，一方面依赖医学。正因此，它作为生理学能够整合到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之中，在这个体系中，灵魂被视作有生命者身体的形式，而不是与质料相分离的实体。相反，作为医学，它又在盖伦学说中被撤销，因为盖伦将神经视为灵魂所在地。况且由于心理学自称是两个游荡中对象的科学，所以它在这方面也毫无科学地位。

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衰落之后，心理学装出一副主体性科学的样子，以为自己的时代终于到来，但它只不过是跨出走向失败的新的一步。它时而自诩外感官的物理学，寻找对感觉的实验性描述，而它实际上只是在模仿机械论物理学。它时而又表现为内感官的科学，以致很快就被化简为学习期的教学法。最后，它还时而将自己构造为私密性的科学，但因此它发现它一方面被附属于医学的精神病学所取代，一方面又被精神分析所取代，后者是唯一能够在无意识概念的作用下重新思考意识原则的学科。

那么，对于心理学来说，只剩下将自身建构为行为和反应的科学。康吉兰解释说，但即便是在这条道路上，心理学的死路也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心理学因此就必须依赖生物学，可能将自己变成“视人为工具之野心的工具”。结果就是心理学在测试、鉴定和挑选程序上溺亡。

在将心理学表现为进行工具化的双重计划之后，康吉兰说出了一句因模糊性本身而很快出名的话，这句话也被几代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无数次地评论：“当我们从圣-雅克街走出索邦，我们可以上行也可以下行。如果我们向上走，就会接近先贤祠，它是某些伟人的博物馆；如果我们向下走，我们肯定会走向警察局。” 也就是说，按照哲学家的说法，心理学从来别无选择，只能徒劳地靠近英雄主义哲学，并永远也不可能停止去实现归顺的技艺。

那么为什么康吉兰在1956年的时候这么热衷于揭露这个在他眼里既无对象亦无自我认同的假科学？为什么如此猛烈？那么心理学是否是在战后法国大学达到如此具有威胁性的境地，以至于这个作为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人感到必须向它表现出如此的唾弃？

实际上，这一天，康吉兰是在攻击他过去在巴黎高师的同窗好友丹尼尔·拉加什，后者既要寻求统一心理学的多种分支，又要在这个学科内部引入精神分析的临床教学。其实，康吉兰在这个“统一论”计划中，看到可能会将高贵素材（医学、生物学、生理学、哲学和文学，等等）从属于心灵和灵魂的工具化模式；从长期来看，这有将共和国的教授们转化为心理教育者的危险——这种教师更关心的是去帮助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学生，而不是去培养服务于自由理想的精英。在康吉兰眼里，考虑到心理学研究在民主国家的奇妙扩张，这种模式也可能会浸染到整个社会结构，因为对人际关系现象的经营会在社会结构中代替政治和理智介入的所有形式。

正是以此之名，康吉兰表现出对行为心理学 特别激烈的反对。尽管临床心理学家进行了充满勇气的斗争，康吉兰还是有理由认为，就因为心理学的科学主义要求，心理学会以向其他心理学分支强加统治权而告终，康吉兰写道：“但是，照我们来看，相对于其他心理学研究的类型，构成行为心理学特征的是它先天就没有能力在明晰性中了解和展示它的创建性计划。如果说在心理学之前的某些类型的创建性计划中，有一些还能够被认为是哲学性误解，这里则正相反，当它拒斥了与哲学理论的所有关系后，这样一个心理学研究还能够从哪里获得意义就成为问题。这门心理学以及这些心理学家通过在生物学的模型上，将自己认作态度、反应和行为的客观科学，他们完全忘记对他们自身的那些相对于历史环境和社会介质的特别行为进行安置，然而就是在这些历史环境和社会介质中，才导致他们提出他们的方法或技术，才使他们能够让人接受他们所提供的服务。”

如果康吉兰1956年的报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意将力求不可能“统一体”作为学科的心理学置于死地的行为，一种涉及到行为主义危险的警告，那么10年后，这篇报告将成为一场新战斗的武器，而其作者对此用法却并无准备。但无论如何，当《分析手册》（ Les Cahiers pour l’analyse ）杂志（由巴黎高师认识论小组出版）的负责人打算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康吉兰是同意的 。

［10年后的］这一天，在路易·阿尔都塞的推动下，乌尔姆街的学生要求对马克思著作进行重新解读，并从拉康的教导出发回到弗洛伊德的著作 。在他们眼里，问题从此在于建立一个反对唯灵论和反对所谓科学之观念论的理论阵线，用一门革命的 真正科学 与之对抗，这个真正科学建立在三重联合之上，即索绪尔的语言学、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和拉康的弗洛伊德学说。在这个形势下，倾向混乱的心理学则被视作服务于奴役和禁闭意识形态的假科学。从那时起，康吉兰的报告就被重新阐释为反对惩戒权力本质的前所未有的无情分析，此外，它还与福柯反精神病学的批判 同出一辙。

当然，康吉兰有机会的时候曾多次对我说起，他从未赞同过乌尔姆街的这一代阿尔都塞-拉康派激情。不过，这个反心理学的，更确切说是反心理学中最工具主义分支（行为主义）的造反倒并没有让他不愉快。实际上，起初他就认为他的报告肩负骑士责任，而现在他则乐于看到他的教诲硕果累累，尽管康吉兰本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康派。因为，抛开1956年原始文本与10年后人们所作解读之间的差异，这两个路径确实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它们都是在践行某种科学史概念，这种概念极端地反对将人化约为估价式阐释或机械阐释的所有形式。而且，必须说明的是，在1940年6月曾拒绝为贝当元帅服务的人，并不会对某些革命英雄主义的观念（这个标志着这整个一代人的观念）无动于衷，尽管康吉兰并不认为这些人是想要在辩证唯物主义或能指逻辑的基础上建立历史或主体性的任意一门“科学”。

康吉兰一直敌视教条主义和拉帮结伙。他太清楚结合拉康逻辑主义的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将会走向的种种死路，这一点不会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仰仗了他的思想而有所保留 。这也并不妨碍（正相反）康吉兰成为弗洛伊德著作的一个重要读者，而且就像同时代的萨特 ，康吉兰还知道，弗洛伊德本人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与其自身在科学史中的表征相一致的学者：一个错误与真理平分秋色的学者，一个能够构建并非科学之理性方法（其对象从来就不能用科学话语来限定）的学者。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自问为什么康吉兰从未写过一篇关于弗洛伊德或精神分析的文章。也许他更喜欢以影射的方式来着手探讨这一主题，以便更好地与精神分析学派的行话保持距离。也许他认为扩张的弗洛伊德式话语，已经在其科学性自负中、在其对知识的其他领域强加自身法则的野心中，与心理学一样殊途同归。

不管是什么原因，在面对行为和评价上的所谓科学时，康吉兰从未放松警惕。1980年，在索邦的大阶梯教室里，面对上千热情听众 ，康吉兰做了一个关于大脑与思想的报告，他通过隐蔽地捍卫弗洛伊德之发现的策略，恢复了1956年的争论 。这一天，康吉兰在向福柯致敬的同时，不满足于只是把心理学确定为不严格的哲学、无要求的伦理学以及失控的医学，他认为心理学与现时代的野蛮相似，因为心理学声称以生物学和脑部照相术为依据，而断言思想只是脑的分泌作用，心理学因而变得更加危险和让人不安。

康吉兰没有提及在1981年的法国已经非常普及的术语“认知主义”（cognitivisme） ，但他抨击了构建认知理想模式的信仰，即在精神状态能够与神经状态建立关联的观念下建立心灵科学的自负。他还极有兴致地揭露了所有从皮亚杰（Piaget）到乔姆斯基（Chomsky）的那些梦想将思想造就为空洞场所的人，这些人想象着机器将有能力写作《追忆似水年华》（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康吉兰说：“我坚决不会处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从逻辑上会导致去自问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有一天，我们是否会在书店的橱窗上看到这样一本书：《一部电脑的自传》（ L’Autobiographie d’un ordinateur ）——如果说我们看到一部电脑的《自我批判》（ Autocritique ）这样的书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这个抨击与1956年的报告一样猛烈，那么这次它有更多的政治意味，因为这个抨击考虑的是心理学的技术压迫。换句话说，康吉兰并不是在指责临床心理学家——即丹尼尔·拉加什的继承者，康吉兰对他们感到非常不安——，康吉兰的指责并不是朝向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即以心灵科学为借口声称附属于某种纯粹器官发生学的心理学。因此，他求助于雅内，以便更好地为弗洛伊德辩护。

康吉兰引用了一段法国心理学家的文字，这段文字涉及作为人之科学的心理学被纳入大脑学说的神话，并提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必要性。康吉兰通过这段文字提醒人们：反传统的精神病学家突显出精神药理学（以为仅仅在脑部采取措施就可以根除疯狂）的绝境不是没有道理的。康吉兰补充道，只有弗洛伊德懂得脱离给予精神局部药意义的类型学和定位学幻想。

这次康吉兰表现得比之前更为极端，他毫不犹豫地正式警告未来的一代人，要反对某种心理学的“永久灾难”，因为这种心理学只顾着扩大思想收益，却对这种力量的意义毫不忧心。康吉兰重提了在乔安·德·维德 被暗杀后，斯宾诺莎为了谴责这些 最后的野蛮人 （ Ultimi barbarorum ），离开了他的自留地和家园；80年代的康吉兰请求他的听众回忆一下1940年6月的康吉兰以及卡瓦耶的英勇牺牲。康吉兰将自己认作无主体哲学的奠基人，这个哲学以哲学统一体的名义联合良好意志（在这里联合着笛卡尔主义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也就是意识哲学的拥护者和敌人，更或是概念哲学和介入哲学的拥护者和敌人），去一起反对心理学最破坏自由的分支，康吉兰说：“初看来，我们可能认为斯宾诺莎犯了一个错误，即相信他所公开揭露的野蛮人是最后的野蛮人。但斯宾诺莎是懂拉丁语的，他想要说的是：最近的，在日期上最后的。因此，今天的哲学家，不管他的研究路线是什么，斯宾诺莎主义或笛卡尔主义，肯定都不会缺少这样的机会或理由，即冒着危险，以受大脑控制的介入行为，在墙壁、堡垒或围栏上写下： 最后的野蛮人 （ Ultimi barbarorum ）。”

在今天，当我们知道这个野蛮人的继承者们援引生物学、神经元或大脑的理由来“解释”性别与种族的所谓内在差异，从而重新创造我们以为已经废除了的歧视，我们感到康吉兰的号召比以往更值得让人们熟知 。实际上，没有什么比这个英雄主义哲学更现代，它懂得在同一时刻、同一运动中将最高的概念反思与最强有力的政治参与结合起来。

乔治·康吉兰不喜欢谈论他的阿兰时期、 他的 抵抗运动以及他自己，但他总是向能够唤起抵抗运动精神的斗争致敬。当我1988年建议他（在很多次建议以后）以他关于卡瓦耶的记叙为模型，写一本关于他自己历程的书时，他用下面这些话回答了我：“我还是认为不应由我来评论我所说、所写或所做的事情。我还是认为我的某些过去的同事（我对他们还记忆犹新）不去自己‘表现’自己并只是让他们的著作说话，这才是他们能够有所收获的地方。我不喜欢‘向您致敬的学术研讨会’，不喜欢电视采访。我不喜欢人们做关于自我的陈述。” ABkIM015PsbErdqfd4BIKaPH+BMtPH/dQ6diQ6jP/IG5oMYa7FlA5qonBdmNXWp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