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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奇怪的时代。人们从未停止纪念那些伟大的事件、人物、思想和美德：“兰波年”、“雨果年”或者“儒勒·凡尔纳
年”。然而，人们却从不去修整各个学科、学说，以及没有得到相应重视的那些解放性探险的基础。人们粗暴地拒绝了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和精神分析，宣称弗洛伊德、马克思或尼采已死，可这样做的理由，与任何形式规范批判所使用的理由是一样的。人们只谈论清查或评估的权利，就好像各种智识活动的必然差别可以概略为对人和事——更或是对那些变成物的人——进行的一个庞大簿记。
我并不只是指那些已经被历史学家共同体所抛弃，但仍继续潜在发挥作用的否定主义，我想到的更是那些平庸的小修正主义者，比如，他们试图以必要的英雄主义相对化为名，以与叛乱思想决裂的意志为名，将“
维希
”
（Vichy）与“抵抗运动”（la Résistance）相提并论；他们还通过某个对文本的巧妙歪曲，在揭露社会主义世界历史之所谓奠基性神话的语境下，将萨尔瓦多·阿连德
当作种族主义者、反犹分子和优生主义者
。
至于哲学领域，那些视哲学无用、过时、太希腊或太德国、无法评估或无法囊括在科学主义范畴里——总之，太过颠覆性——的人，他们越是威胁哲学在学校或大学里的教学，在国家机构之外“进行哲学”或“学习独立思考”的需求就越是旺盛：柏拉图、苏格拉底、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唯物主义者、拉丁人、现代人、后现代人、古代人、新现代人、或新或旧的反动分子兴盛起来。在学院主义者加强官方教学在哲学上的回归与要求“鲜活”和超越学院教育的大众之间，正在形成一道鸿沟。因为人们害怕丢失自己的身份、界限和民族性，被这种恐惧所俘虏的世界正在不断加深着这道鸿沟。
新闻界构建的档案大多致力于灾难性宣告：
历史
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大师的终结，思想的终结，人的终结，一切的终结。支持还是反对让·保罗·萨特？支持还是反对雷蒙·阿隆？你更倾向于认为其中之一有道理而其他的没道理，或者相反？要烧掉那些从此被认为不堪卒读、精英主义、危险而又反民主的“五月风暴”思想、思想家及著作吗？这些风俗和精神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现在］
是否已经成为资产阶级、资本家和既无信仰又无法则、贪享小乐趣的人了呢？
那些假装表现“新文明病”的相同问题和相同答案到处都是。父亲消失了，那么为什么母亲没有消失？母亲难道最终不也是父亲，而父亲最终则是母亲？为什么年轻人不思考？为什么孩子不可忍受？是因为弗朗索瓦兹·多尔托
、电视、色情书刊或卡通？思想大师们都变成了什么？他们死了，还是在孕育、在冬眠或是在通向最终灭绝的路上？
而女人，她们是否有能力以男人们所拥有的同样名义，来指导人类，来像男人那样思考，来成为哲学家？她们是否有同样的神经、神经元、情感和犯罪冲动？耶稣是否是抹大拉的马利亚的情人，而基督教是否是一个性别化、两极化（被遮蔽女性和统治性男性）的宗教？
法国是否进入了衰退？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斯宾诺莎、达尔文或者伽利略？你喜欢美国吗？海德格尔只不过是个纳粹？米歇尔·福柯是本·拉登的先兆？吉尔·德勒兹有毒物癖？雅克·德里达是解构的精神领袖？拿破仑与希特勒真的如此不同吗？说说这些相似性，说说你的想法，升级你的知识，以你自己的名义说话吧。
谁是你的最爱，谁是最渺小的，谁是最伟大的，谁是最平庸的，谁是最故弄玄虚的，谁又是罪大恶极的？分门、别类、计算、衡量、鉴定和标准化。这就是当代追问的零度，它以假面舞会式的现代性之名，不断质疑所有建立在人和事物之复杂性分析上的批判智慧。
性从未如此自由，科学从未在身体和神经探索中如此进步。然而，心灵的痛苦也从未如此鲜活：孤独、嗑药、无聊、疲惫、减肥、肥胖，以及将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医疗化。20世纪通过高昂的斗争所获得的、如此必要的自我自由，现在似乎已经转变为某种清教徒式的拘束要求。至于社会苦痛，在青年失业基数和悲惨迁移基数的持续推进之中，比它看上去还要不可承受。
性从道德枷锁中解放出来，但不再是与欲望相关的经历，而成为只能走向至死方休的器官性能、锻炼和保健。如何高潮？如何使人高潮？阴道的理想尺寸是什么，阴茎的最佳长度是什么？［性生活的］时间需要多长？在人的一生中，在一个星期内，在一天中，在一分钟里，需要多少个性伙伴？调节心理学与性错乱或性伙伴交换心理学，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人感到触目惊心。人们正好处在各种抱怨的扩张之中，因为越是有人承诺幸福和安逸，不幸就越是挥之不去，风险就越是巨大，就会有更多因承诺未兑现而受害的人起来反抗那些背叛他们的人。
这个对存在所进行的神奇的心理化进程赢得了整个社会，并为加强社会的去政治化程度做着贡献。在这个心理化进程之中，怎能不看到福柯和德勒兹所说的那种“平庸的小法西斯主义”？这种“平庸的小法西斯主义”是私密的，那些本身既是其主导者又是其受害者的人欲求它、需要它、接纳它，并颂扬它。小法西斯主义当然与那些庞大的法西斯体系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这个法西斯主义滑向每个个体，滑向这些个体的无知，这个法西斯主义从不质疑人权、人道主义和民主权利的神圣原则。
我选择向六位法国哲学家致敬——康吉兰、萨特、福柯、阿尔都塞、德勒兹和德里达，他们的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人所知并广受评议。撇开他们的分歧、争议和同谋式冲击不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以批判的方式，不仅面对着政治参与问题（即面对自由哲学），还面对着对弗洛伊德“无意识”概念的领会（即面对结构哲学）。他们都是语言的风格大师，充满着艺术和文学激情。
将他们齐聚在此，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和生活中共同包含着这种面对。以我所说的“穿越风暴”为代价，他们都拒绝成为人之标准化的仆人——而这个人之标准化，在其最为实验性的版本中，只不过是一种臣服于野蛮的意识形态。他们都是在电视和大媒体还没有在知识传播上占据重要地位之前发表了自己的著作，德勒兹和德里达还为重新反思现代媒介论
（médiologie）提供了基石。
可以说，这远远不是要去纪念他们过去的辉煌，或者怀着乡愁去对他们的著作进行简单的重新解读。通过让他们的思想彼此映照，通过强调20世纪后半叶法国知识分子生活历史中闪亮的几个时刻，我试图表明，只有对遗产的批判性接收，才能让我们进行自己的思考，并创造出未来的思想、黄金时代的思想以及不屈从的思想，而这个思想，必然是不忠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