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导言”中提到笔者的旧作《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并谦虚地说,他的这部论著受到笔者旧著的启发。确如作者所说,笔者旧著的主要目的“仍是想在中国传统内部找到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而作者得到的启发是,从中“看到了一条弥缝传统与现代裂痕的道路”(导言,页13)。毕竟,由于时代语境和人世经历的差异,笔者旧著关注的问题与作者所关切的问题有所不同。
1967年五月初的一天,笔者还未满11岁,家父急匆匆跑回家,命我把家里的《朱德诗词集》烧掉。笔者后来才知道,这是“二月逆流”事件的结果。当时,学堂已经停课闹革命,笔者在家无事,烧书时不是一把火烧掉,而是一页页撕下来,读一页烧一页。笔者迄今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新共和开国元帅戎马倥偬,为何与古人一样诗情不断,而且诗笔古雅?
家父命我一同烧掉的还有多卷本《沫若文集》,因为沫若自己宣布,他过去的所有作品当付之一炬。笔者也是读一页烧一页,那时笔者才小学四年级,仅仅对文集中讲的故事感兴趣。笔者迄今还记得的并非是沫若留学日本的经历,而是他在北伐军政治部的经历和前往南昌参加起义途中的历险。长大后每读沫若的文史论著,笔者都会想起这位一代文豪曾有过的革命军旅生涯。
《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没有论及廖平,作者的这部论著让笔者认识到廖平经学的革命品质,这是笔者的最大收获。遗憾的是,作者没有论及廖平的哲学。毕竟,廖平是哲人,其经学是哲学,如蒙文通所说,“廖先生说古文是史学、今文是经学(或哲学),的确是颠扑不破的判断”。因此,这部论著难免让笔者想到一个问题:蒙文通的经学观是廖平经学的推衍吗?笔者的直觉恰好相反:蒙文通一再背离宗师。
蒙文通认同现代史学的观点,《王制》不是孔子的设计,而是汉初博士的设计,这无异于腰斩了“知圣”论这一廖平经学思想的要核。自二变以来,廖平抨击宋儒凭靠孟子建立的心性之学抹去人的德性差异不遗余力,一以贯之地强调圣人与贤者的德性等差,蒙文通则要打通孟子心性之学与公羊学,因为他相信,“经历了启蒙的智识人不会再去相信那有如上帝般的孔圣人了”(导言,页12)。就此而言,蒙文通的经学观与廖平经学实不可同日而语。
2018年5月23日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