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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对廖平新今文经学之革命性质的剖析后，作者戏剧突转式地谈起了一个看似与廖平的经学革命并不相干的论题：“本省意识、保路运动与蜀学认同”。由于这一部分的标题是“中等社会的革命”，笔者不禁好奇：廖平及其弟子蒙文通的新今文经学与“中等社会的革命”有什么关系吗？
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论述，有必要简扼回顾保路运动的来龙去脉。这一运动历时数年，其高潮“成都血案”史称辛亥革命前奏。事情原委大致是这样：1903年9月，清廷推行“新政”搞改革开放，允许民间集资办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公司，各省陆续成立私营铁路公司集资修铁路。清廷没有想到，如此“新政”举措会损害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进而引发民间私营公司与西方列强所谓在华铁路修筑权的利益冲突。换言之，清廷高层对现代政治缺乏基本常识，竟然不知国家主权为何物。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绅商首先发起“收回路权”运动，并在1905年成功从美国人手中赎回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修筑权。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是，愚蠢的清廷在1911年春东施效颦成立“责任内阁”后不久（同年5月），随即颁发“上谕”宣布商办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并派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湘鄂川粤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打算把筑路权卖给英美德法四国财团。
湖南人首先起身反抗，在绅商组织下，长沙和株洲出现万人筑路工游行示威，甚至包围了巡抚衙门。湖北人随后跟进，绅商组织筑路工与前来强行接收的政府军发生冲突，当场打死政府军20余人。成都的保路运动出现得稍晚却更持久，组织性也更强，保路同志会成立10天就发展到十万之众。愚蠢的清廷仍然采取高压手段，没想到同盟会早已介入，与地方哥老会联手，把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准备武装反抗。四川总督赵尔丰设计诱捕省谘议局议长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要人，引发数万人包围总督府，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几天之内，成都附近州县保路同志军二十多万人围攻成都。由于行动仓促又缺乏统一指挥，同志军攻打成都十余天未果，不然的话，辛亥革命的发生地就不是武昌了。尽管如此，新共和国开国元帅中，川人占四位，湖南湖北各占两位，绝非偶然。
显然，在作者看来，保路运动是所谓“中等社会的革命”。作者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清廷已经搞改革开放而且准备立宪，何以成了自掘坟墓。这明显属于政治史学论题，作者的论析甚至带有历史社会学史学的痕迹：通过考察保路运动与本省意识和蜀学认同的关系，作者希望解释“静悄悄的革命”何以最终引致“孙中山和暴力革命话语的成功”。
作者让我们看到，所谓“中等社会”这个概念的具体所指有不同的界定，但无论哪种界定都会包含新知识阶层。作者还提醒我们：
“中等社会”的优势在于，它作为当时人自己的术语，既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又是分析历史的框架。
这当然不等于提醒我们，20世纪末东欧的“公民社会”或“公共空间”看起来是在搞“静悄悄的革命”，没准会引致某种“暴力革命话语的成功”。其实，在西欧这样的基督教传统国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新知识阶层的形成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史学课题。要说中国的现代知识阶层的形成有什么独特性，人们恐怕只能说，清廷新政搞改革开放时废除科举过于匆忙，没有迅速建立由国家主导的新型国民学校和高等教育。作者让我们看到，一方面，大量年轻学子蜂拥东渡日本留学，另一方面，国内各地纷纷建立新式学堂，“学生成为了一个游离于政治控制之外的特殊阶层”。
其实，从今天的经验来看，年轻学子大量出洋留学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执政者是否对国内教育体制有形塑和掌控能力。作者让我们注意到，清末新式学堂模仿海外新学，纷纷增设“历史”“地理”科目。清廷固然多次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但高层官僚缺乏明智的政治意识和应有的政治素质，意在激发爱国意识的教育反倒成了强化本省意识的催化剂。换言之，清廷并非没有致力于形塑国家教育体制的形成，毋宁说，清廷高层完全不懂得应该如何形塑国民教育。单纯的强制无异于毫无章法，以至于新学成了自掘坟墓的行为。
清廷高层不懂西方却瞎学西方，尤其体现在1907年下谕各省“速设谘议局”，为议会政治做准备。从政治常识上讲，清廷设立的这种“不受督抚节制的地方立法机构，等于给地方精英提供了一个可以对抗中央权威的平台”。短短几年内，全国出现多起“开国会”的请愿事件。在保路运动中，各省谘议局似乎起了不小的作用，起码成都事件与总督赵尔丰诱捕四川谘议局议长有关。
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论析晚清政府搞新式学堂和开设地方谘议局似乎意在说明，保路运动这样的“中等社会”革命其实是清廷自作自受。笔者却感到，这一论断明显有问题。凭常识也容易看出，即便没搞新式学堂和开设地方谘议局，保路运动照样会发生，因为，这一事件明显是清廷执政者的政治素质差得不可思议所致。毕竟，民间集资修铁路的股东不仅有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据说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因此，保路运动与清政府强行收回路权且不退还或补偿民间集资有关，与清廷的教育改革失败和开设地方谘议局谈不上有直接关系。
作者提到传统国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中间阶层乃至下层民众的参政。换言之，现代国家的建构必然要求中间阶层乃至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共和政制有利于政治体保持最佳的竞争状态。对于增强政治体的强力来说，让国民有政治参与感比庞大的税收更管用。中间阶层乃至下层民众处于积极的政治状态，政治体更有底气保持强势外交政策。因此，激活“中等社会”的政治活力，绝非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必然崩溃。成都事件之后仅仅几个月，由于武昌新军被紧急调往四川镇压保路军，武昌守备空虚，辛亥革命趁机就来了。如果清廷懂得利用民间自1903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收回路权”运动，凭此力量强化国家主权，未必会有这样的结果。
即便采用了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范式，想必作者也不至于会忽视这类常识性思考。因此，这一部分的论析意图让笔者感到难以琢磨。读完附论“严复对梁启超的批判：对中等社会的一种反思”，笔者才恍然大悟。作者说，他考察保路运动与清廷的教育改革和开设地方谘议局的关系为的是证明：
清廷改革的初衷固然正大光明，结局却播出龙种收获跳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事权往往落在了这群毫无政治经验却自以为是的新式知识分子手中。正是这些人把改革引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在“中篇”考察的附论中，作者看似要通过严复批评梁启超缺乏明智来证明这一点。因为，在作者看来，“越是大的变革越需要依赖高政治素养的人，而不是让更多本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分享权力”。因此，
严复更在乎如何提高执政者的政治技能，而非启蒙民众。反观梁启超等人以似懂非懂的西学知识煽动民众，其将有益于维新改革乎？
作者笔下出现了明显的自相矛盾，我们可以问：保路运动乃至辛亥革命是因为事权落在了“毫无政治经验却自以为是的新式知识分子手中”吗？当然不是！情形明明是清廷执政者缺乏最为基本的政治素质和政治才干。然而，完全可以理解，在我国的政治史学研究中，论者显然不便从维持清廷统治的角度展开论述，否则会被视为替封建专制说话。
由此来看，笔者的另一个困惑也迎刃而解了。在结束保路运动与清廷的教育改革和开设地方谘议局之关系的考察时，作者提到，廖平不仅积极参与保路运动，而且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四川枢密院长。作者似乎认为，这足以进一步证明，廖平的新今文经学“要旨在革命，而不在改制”：这时的康有为成了保皇党领袖，“岂足与投身革命的廖平相比”。在笔者看来，这同样是明显的似是而非之论。毕竟，即便情形如此，也不等于保路运动直接反映了廖平经学的革命性。我们当然更不能说，由于有了廖平的革命性经学，才有了保路运动这样的革命行动——与这一行动有直接关系的是同盟会，而廖平并非同盟会秘密成员。
作者的曲折笔法暗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廖平具有革命品质的经学究竟写给谁看，或者说，廖平学术在对谁说话？接下来作者就转向了廖平的弟子蒙文通，考察他如何推进廖平经学的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