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正标题为“古今之变”，正意在思考上述近代中国学人心智的巨大变革。其中上篇“晚清蜀学与经今文学的另一谱系”，就试图通过廖平的《今古学考》揭示这种思想变革，这当然是仍想“复三代之旧”的常州学派未尝梦见的。

思想革命的另一面是政治革命。历史的巧合往往令人回味无穷，廖平能在《皇清经解》无一部蜀人著作的情况下发动经学革命，似乎暗示了后人四川人能在风气远不如东南沿海开化的情况下，走在辛亥鼎革的前列。本书中篇“中等社会的革命”就意在揭示这场革命的实相，及其与蜀学认同的关联。二十世纪的大半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渡过的。从阶段论的角度看，后一场革命当然接续了前一场革命。但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从类型论的角度品评一番，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辛亥革命这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同一类型吗？清政府因保路运动引发的革命浪潮而垮台，然而四川人的“铁路梦”却直到1952年成渝铁路全线贯通，才得以实现。相信这一基本事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值得一提，保路运动可能是四川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动员，廖平当然不能置身事外。他不惟积极鼓吹“破约保路”，更在光复之初成为了四川军政府的枢密院院长。政治立场的不同为廖平的今文学涂抹上了一层与康有为十分不同的底色。还在鼎革之初的1913年，廖平就驰书康有为，规劝其正视革命现实，早日弃暗投明回到人民的怀抱：

西人革命，自图生存，为世界进化必经之阶级。吾国数千年前汤武革命，何尝不如此。

这番话不禁令人想起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按理说左派应该激进地拒斥现状，右派应该保守地维护现状，但在当下的中国思想界，情况却反转了过来。左翼不过在痛斥传统糟粕沉渣泛起，搅乱了社会公正；右翼却激进到连革命这一现代中国的合法性根基都不要了。我们的“保守主义者”一面鼓吹哈耶克，一面宣扬“告别革命”，这不像极了叶利钦一面搞“休克疗法”，一面为沙皇平反？

甚或有某些“政治儒家”将拒斥革命、谋求复辟的康有为引为保守主义的同道，殊不觉康氏一贯主张欧美、日本近于孔子的大同之道，当为华夏，中国反而近于夷狄。

造成上述吊诡现象的根源，端在于革命业已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种断裂不是事实的断裂，而是法理的断裂。我们诚然可以举出一大堆史实，证明革命后与革命前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谁都无法否认，革命的法理对象就是传统，革命之所以正当，乃是预设了传统不能自发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一个理想的民族国家自然既需要传统，也需要现代。当传统与现代不得不相互对立、互相否定时，百年共和之路就遗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还是廖平，他不惟首先划出了中国人的伤口，更很快开出了医治伤口的药方。廖平指出，近代革命不只是西方人的舶来品，它更是中国人的传统精神，革命不是告别传统，而是回归传统。时过境迁三十几载，蒙文通在“抗战建国”的历史背景下，将恩师的学说发展成了系统的“素王革命论”，彻底跟康有为、陈柱的“素王改制论”划清了界线。

本书下篇“‘诸子合流’与‘素王改制’”，就是对这一理论的系统评述。不同于廖平“千溪百壑皆欲纳之孔氏”，在蒙文通那里，从孔子到汉儒，隔着一个周秦之变。“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孔孟主张的“汤武革命”是诸侯革命、贵戚革命，陈涉、刘邦实践的革命却是平民革命、群众革命。由谘议局领导的“中等社会革命”和由布尔什维克政党领导的“下等社会革命”不正是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革命吗？

法家“明君权，削世卿”，打破了“贵贱悬绝”的先秦血缘等级社会，却造成了“贫富悬殊”、“皇权专横”的新问题。汉儒不想倒退回先秦去，就必须吸收法家的成果“讥世卿，杜门阀”；汉儒要解决法家的问题，就必须吸收墨家的成果“均贫富，选天子”。总之，汉儒不再是先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旧儒家，而是总结周秦之变并吸收百家之长的新儒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文学研究倒毋宁是一个从先秦到西汉的思想史、社会史研究。蒙文通十分清楚，经历了启蒙的智识人不会再去相信那有如上帝般的孔圣人了，康有为主张的孔教终不过自说自话。 在现代社会，任何经学大义都必须在现代历史学研究面前说明自己的合理性。蒙氏的上述努力，无疑反映了我们今天学人不得不面对的境况和症候。 frxdh6o1iL8Lyq0lJy1ovBGOMS+Nv1J8r0YHZhPc87U1ur36hUXF+h+HAb9j94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