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19年，对于德意志民族而言，同样是危急存亡之秋。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的阴郁氛围中，发表了题为《以学术为业》的著名演讲。韦伯提醒德国青年，不要被新浪漫主义的种种迷狂所惑，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诸如自由民主或共产主义之类的终极真理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现代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他说道：

人们试图利用严密的自然科学，因为这些学问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来把握上帝的作品，以此找出一些线索去了解上帝对于这个世界的意图。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除了那些老稚童（在自然科学界当然也可以找到这类人物），今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能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即便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这种意义的线索？姑不论其他，自然科学家总是倾向于从根底上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自然科学是非宗教的，现在谁也不会从内心深处对此表示怀疑，无论他是否乐意承认这一点。

韦伯直言不讳：古代人和中世纪人都会把真、善、美视作一个整体，求真的同时就是求善、求美；然而到了近代，理性与信仰却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真的东西未必善，更不见得美，它可能丑陋肮脏、无耻下流。现代科学理性不会再像中世纪那样，为了证明上帝的伟大而存在，它会反过来为信仰“祛魅”，使世界走向合理化。此即韦伯所说的，“自然科学家总是倾向于从根底上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

大抵对现代性问题有所研究的学者，都不敢无视海德格尔的重要判断：现代科学的实质是以种种对于意识或经验确定性的追求，遮蔽了对于存在本身的追问。诚如刘小枫教授的近著《海德格尔与中国》所论，海氏对存在与自然的理解远不能说是古人的，它倒毋宁体现了日耳曼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处境”或曰“势”。不过我们同样无法否认，海德格尔所说的“种种对意识或经验确定性的追求”，一语道破了现代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思维的实质。

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往往会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自然的秩序或曰“天道”。人间政治就是对自然秩序的模仿，越接近自然秩序的政治统治，就越是好的统治。自然始终都是人的技艺追求的目的，都是人必须投身其中的真实存在。然而近代主体主义却把自然变成了人意识的对象和供人技艺操作的质料。那么对后者而言，还会有什么秩序和德性是永恒的呢？苏联解体的教训不就证明了，即便是强有力的革命政权，也完全有可能被打着“告别革命”旗号的颜色革命给革掉。

这种变化起于何时？我们不难在西方历史中确定它的位置：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哲学和宗教改革。它们打击了经院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把实体彻底排除出了人类知识的范畴，使永恒存在从此不再是人类知识的对象，而只是单纯信仰的对象。这种信仰不再需要教会或其他公共机构的中介，它完全从属于私人空间。

西方历史固如是乎，中国呢？中国会不会也经历了类似于韦伯所说的“整全性思想的沦丧”、“理性与信仰的分离”，会不会也经历了类似于海德格尔和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自然与技艺的倒置”？

大凡我国的传统学者都会肯定，周公与孔子的区别在于，前者“有德有位”，后者“有德无位”。周秦之变的根本即在于从“德位一致”沦落至“德位分离”。是故三代以上圣人之道行于天地，百姓日用而不知；三代以下圣人之道隐没不彰，学者遂著书立说，载之文字，传于后世。

然而如本书上篇所示，廖平变周孔“德位之别”为“制度之别”。古学传“三代旧制”，今学传“孔子新制”，前者不过一朝一代的盛世，后者才是万事太平之道。对于乾嘉学者而言，三代之治无疑能够垂范于后世，把上古典章考据得越清楚，就越能为后人树法立规。廖平的所作所为则不啻于像后来韦伯那样告诉世人，不要以为研究古史就能立法后世，“古史研究不涉及终极关怀”。美轮美奂的三代之治只存在于儒家理想，远不是过去的真实。过去的真实很可能尔虞我诈、鲜血淋漓。

由是，“历史之三代”与“理想之三代”分裂了。换句话说，经与史、“尊德性”与“道问学”分裂了。

孔子曾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焉。”古代中国人固然不会像古希腊哲人那样绕过历史现象，直接求诸理念、实体，但这并不代表古代中国人没有古希腊哲人那种对于世界整体性的思考。此诚如刘家和先生所言，古希腊人善于越过变动的现象追求永恒的存在，中国古人则习惯于在变动的现象之中发现永恒的存在（大意）。整全性思想在中国处，便体现为六经的整体性，体现为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圣人之道连接起上古三代的历史事迹。

复如本书下篇所示，乾嘉学者治经仍以此六经的整体性为基本准则，仍凭“以经证经”为不二法门。这使得他们总试图弥缝《周礼》与《王制》之间的制度差异。自廖平撰写《今古学考》开始，学者索性彻底割裂了二者。晚清今文学家批判郑玄混注今、古文经，但其结果并没有真正回到西汉十四博士“专守一经一传”的状态中去。他们只是拆掉了六经的整体性，把它们还原为“五部不相干的书（《乐》本无经）”（钱玄同语）。疑古派如此，释古派亦复如是。所谓“二重证据法”使得地下古物、域外人类学观念与上古文献互证的效力，大大高于六经文献之间互证的效力，这本身就是拆解六经整体性，就是现代历史主义在中国的表现方式。

念及于此，我们还会笑话蒙文通过分拔高了廖平吗？不妨听听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判词：

康氏昌言孔子改制讬古；廖氏发明今古文之别，在于其所说之制度；此则为经学上之两大发明。有康氏之说，而后古胜于今之观念全破，考究古事，乃一无障碍。有廖氏之说，而后今古文之分野，得以判然分明。 Qh0wBmriX0vJq4Tw8myKvVnXatmiYmUiguRqI0QEqHXu03bQRDsPQPYN5mF8aD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