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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连祥
湖州师范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1916年8月28日，刚满20岁的茅盾进入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
北京大学预科生茅盾，凭着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的介绍信，顺利见到总经理张元济。张元济1916年7月27日《日记》“用人”项载：“伯恒来信，卢鉴泉荐沈德鸿。复以试办，月薪廿四元，无寄宿。试办后彼此允洽，再设法。”
张元济征得茅盾同意，把他安排在编译所英文部。茅盾的饭碗属“试办”性质，并不稳固。“彼此允洽”应有两层含义：一是茅盾与商务“彼此允洽”，二是财政部公债司与商务北京分馆在承印公债证券方面“彼此允洽”。
商务编译所的编辑和翻译，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是传统科举功名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张元济、高梦旦、杜亚泉、庄俞、蒋维乔为代表；第二类是海归，以陈承泽、邝富灼、郑贞文、周昌寿、蒋梦麟、杨端六为代表；第三类是国内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以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为代表。
茅盾进馆时，编译所的骨干属前两类，茅盾他们这一批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
茅盾从1916年的“试办生”，到1921年出任革新后《小说月报》的主编，前后只用了短短五年时间。茅盾的迅速成长，一方面固然是其天赋与勤奋，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商务印书馆这一良好的舞台。本文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探讨茅盾的成名之路与商务印书馆的用人机制。
初进商务，茅盾被安排在英文部新近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修改学生寄来的课卷。“英文函授学校”，实际名称为“英文函授学社”，张元济亲自兼任社长，周越然负责日常事务。该社创办才半年，只有初级和中级两班，高级班讲义尚在编写。学生程度不高，茅盾每天改几本卷子，工作很轻松。与茅盾同住一舍的谢冠生，属“辞典部”。茅盾从他那里看到了当时正在发行的《辞源》。《辞源》由江苏武进人陆尔逵（炜士）主持编纂，历时8年，前后参加者近50人，耗资13万元，于1915年10月初版。《辞源》汲取外国辞书的长处，在国内首创以单字为词头、下列词语的体例；既收古语，也收录新词，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世界学术成果。茅盾翻阅《辞源》后，忍不住给张元济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开头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次举《辞源》条目引出处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最后说，许慎《说文》才九千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四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译《天演论》等名著，故《辞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英文为《百科辞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辞典。”
茅盾一时冲动写了这封便笺性质的信，交给茶房头目通宝，随同编译所每日应送请经理过目或核示的诸文件专差送去。当天晚上，谢冠生就对茅盾说：“你那封信，总经理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送请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核办。”张菊生不愧是识才、爱才、用才的伯乐，从寥寥二百余字的信中看出了这位“试办”者的学识，指示高梦旦调他到更能发挥才能的岗位上去。
次日上午，高梦旦叫茅盾去谈话。他称赞了茅盾的信，说总经理希望茅盾能到重要的岗位上去历练。商请茅盾与孙毓修合作译书。孙毓修为编译所的高级编辑，1909年起在国文部主编《童话》丛书。茅盾小学时所获的奖品中就有孙毓修编译的童话《无猫国》。高梦旦其实是让茅盾做孙毓修的助手，所谓“合作译书”，实际上是“续译”。卡本脱的科普畅销书《人如何得衣》，孙毓修已译了三章，让茅盾接着译下去。茅盾看了孙毓修自称“与众不同”的译文，才知道孙毓修是用骈体文意译的，并不高明。他仿其文笔，续译完全书，孙毓修不核对原文，略作修改，便交给高梦旦付印。茅盾于年底前又独自译完了卡本脱的《人如何得食》和《人如何得住》。
1917年上半年，孙毓修与茅盾商定，要“编一本开风气的书，中国寓言”。茅盾十分中意商务涵芬楼丰富的藏书，乘编选《中国寓言初编》之机，系统地阅读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子部等典籍。大半年后，该书编定，孙毓修写了一篇并不高明的骈四俪六的序。《中国寓言初编》于1917年初版，版权页上写“编纂者桐乡沈德鸿，校订者无锡孙毓修”，两年内印了三版。
综上所述，茅盾这一助手其实并不好当，译书要懂英文，译文甚至还要用骈体文，编辑《中国寓言初编》更需要古文功底。好在茅盾中西皆通，能胜任这一“助手”的角色。
不久，茅盾又兼任了另一“助手”。
茅盾利用业余时间译述了英国威尔斯之科学幻想小说《三万年后孵化之卵》投给《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自1917年1月20日起，分3期登完了该小说。这篇用文言译述的小说是茅盾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译作。当年朱元善主编《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和《少年杂志》，正缺人手。他向高梦旦提出，要调茅盾到他那个部门去当助手，助编《学生杂志》。孙毓修借口还要茅盾编辑《中国寓言续编》，不肯放，经协商，自8月起，茅盾半天做孙毓修的助手，半天帮助朱元善审阅《学生杂志》的投稿。
孙毓修并没有要茅盾续编中国寓言，而是要求帮他编写童话。孙毓修编译的童话富有生活情趣，语言优美且图文并茂，深受读者喜爱，茅盾称他为“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从1917年下半年起，茅盾陆续编写了17册《童话》共27篇，加上收入郑振铎接编的《童话》中的《第十二个月》，共28篇。从载体上看，可分童话和故事两类，大都属编译和改写性质，用的是古代白话小说的通俗笔法。其中《寻快乐》、《风雪云》、《学由瓜得》和《书呆子》等童话和故事，是茅盾自己创作的。由此可见，茅盾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为儿童文学。《书呆子》写一个贪玩的学生万尔，到表哥家玩，正赶上养蜂人王老儿给蜜蜂“分房”，自告奋勇去帮忙，却越帮越“忙”，险些闯了大祸。正当王老儿慌乱之际，人称“书呆子”的南散赶到，用书上看来的“分房”知识，指导王老儿将两个蜂王先后丢入两个新蜂房，万尔身上的蜜蜂都随蜂王飞进了新蜂房。从此万尔对南散十分尊敬，向同学讲述南散用科学知识“救”自己的故事，不少学生也像南散那样，成了爱学习的人。该故事生动有趣，是一篇寓教于乐的儿童文学佳作。
助编《学生杂志》伊始，茅盾的工作主要是处理在校学生的投稿，编辑文言的游记、诗、词。朱元善是一个趋时的编辑，订阅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该刊1917年初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朱元善打算以《学生杂志》小试改革，先从社论开始。茅盾应朱元善的要求，写了社论《学生与社会》，发表在1917年12月号的《学生杂志》上。这是茅盾的第一篇论文。朱元善对其社论很中意，要求茅盾再写。1918年正月号的《学生杂志》上又发表了他的《一九一八年之学生》。社论对学生提出三点希望：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和奋斗主义。当年商务众杂志中唯有《学生杂志》对《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作了微弱的呼应。
在商务涵芬楼图书馆的英美旧杂志中，茅盾发现了《我的杂志》（My Magazine）和《儿童百科全书》（Children's Encyclopaedia），是两种供中学生阅读的通俗读物。《三万年后孵化之卵》就是从这两种杂志上找出来的。1918年《学生杂志》上继续刊登科学小说，发表了茅盾与弟弟沈泽民合译的《两月中之建筑谭》以及科普读物性质的《理工学生在校记》。茅盾还根据上述两种旧杂志上若干篇成功者的传记和轶事，编写了励志读物《履人传》和《缝工传》，赞美大丈夫贵自立，也在《学生杂志》上连载。
与此同时，茅盾努力自学外国文学。编译所图书馆里英文书很多，比较系统的是全套的《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和《新时代丛书》（Moden Library），其中有英文原版的文学名著以及从希腊、罗马直到当代文学名著的英译本。茅盾除了借阅文学名著，还通过美国的“伊文思图书公司”和日本的丸善书店订购文学名著。他及时把自己的研究所得介绍给中学生。1919年第二、三期《学生杂志》上发表了《萧伯纳》，第四、五、六期连载了《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茅盾称后者是其第一篇文学论文。尽管论点幼稚，但茅盾的这两篇长文，较为详细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萧伯纳和托尔斯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由于茅盾的母校北京大学在这次运动中居于中心地位，而两年多来鼓吹新文化的《新青年》却正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所主持，这让茅盾发生彼此联想。从此，茅盾更加自觉地购阅《新青年》，并努力投身到新文化运动中去。胡愈之是当年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的编辑，与茅盾同事。他在《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一文中回忆道：
在上海只有《时事新报》的《学灯》，后来是《民国日报》的《觉悟》接受了白话文。那时茅盾同志用各种的笔名在《学灯》上写的白话文的短文和译稿。但是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的提倡者，仍然是《新青年》杂志。记得当时每逢新的一期《新青年》杂志在日报上登了出版广告，我在下班以后就匆忙到棋盘街群益书局去零买一本，以先睹为快。我总是在群益书局遇到雁冰同志，但是在编译所内部我们绝口不谈《新青年》和白话文的事。因为直至一九一九年为止，商务印书馆的刊物仍坚持用文言文，反对用白话文。
当年商务众杂志主编中，要数《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最保守。他在《东方杂志》上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1918年9月和次年2月陈独秀连续两次在《新青年》上著文，严厉质询和驳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胡愈之作为杜亚泉手下的青年助编，只能偷偷购阅《新青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茅盾专注于文学，翻译和介绍了外国文学作品，《学生杂志》是他投身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园地。他在馆外开辟的第一个园地则是《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是茅盾第一次用白话文翻译的小说，且尽可能忠实于英文译本。《在家里》发表于1919年8月20～22日《时事新报·学灯》，署名“冰”。茅盾在《时事新报·学灯》上用笔名“雁冰”、“冰”等发表外国文学译作，介绍外国作家，很快得到总编辑张东荪的赏识。
1918年3月，研究系报纸《时事新报》聘张东荪为总编辑。他上任伊始，就创办了《学灯》副刊。该副刊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被誉为“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四大报纸副刊。1919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张东荪任总编辑。次年改名为《改造》。1920年与梁启超等成立“共学社”，编译图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学社丛书。
茅盾应张东荪约稿，为《改造》编译了《罗塞尔〈到自由的几条拟径〉》，介绍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又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选译了《市场之蝇》。茅盾欣赏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反传统思想。该刊也刊登茅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如象征主义戏剧大师梅特林克的五幕短剧《丁泰琪之死》。
茅盾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张东荪甚至邀请茅盾代理了两三个星期的《时事新报》主笔，很想拉茅盾一起编《时事新报》。不过茅盾并没有入伙，一如既往，积极为《时事新报》和《改造》撰稿。
刊物在商务出版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到了“五四”时期，商务与时代之间的落差使商务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某些出版物与新文化运动的反差太强烈了。这种反差引起新文化界的强烈不满，罗家伦在北大的《新潮》杂志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公开点名批评商务版杂志。这种反差也导致商务的美誉度下降，营业日见衰退：商务版教科书的发行量迅速下滑，杂志销售数量也由1917年的14.6万册减少到1918年的11.6万册，到1919年初商务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多达60万册。这就说明商务出版物已无法满足新一代青年学子的期待视野。
穷则思变。张元济毕竟是识时务的俊杰。经过一番筹划，商务先拿最保守的杜亚泉开刀。自1920年起，由晚清著名督抚陶模的儿子陶保霖接替“只能维持现状”的杜亚泉出任主编。由于发行量下降，上司不满，其他杂志主编也明显感到了压力。1919年11月初，身兼《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莼农忽然找到茅盾，说是《小说月报》下一年起将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拟名“小说新潮”栏，商请茅盾主持这一栏的实际编辑事务。王莼农办革新《小说月报》的意图来自上峰，他要发挥茅盾译介外国文学之所长，让“小说新潮”栏专登翻译西洋的小说或剧本。
此时的茅盾在商务仍有两摊工作，即助编《学生杂志》和作孙毓修的助手。王莼农与孙毓修商量好，茅盾可以不管《四部丛刊》的工作，朱元善也卖王莼农的面子，同意茅盾主持“小说新潮”栏。茅盾不好再推托，同意帮王莼农主持“小说新潮”栏。
1920年第1期《小说月报》推出茅盾起草的《“小说新潮”栏宣言》，明确提出“刊中刊”的新文学主张。茅盾在《宣言》中指出，“为将来自己创造先做系统的研究打算，都该尽量把写实派自然派的文艺先行介绍”。茅盾希望中国的新文学能在系统译介、研究和吸收的基础上，实现与世界文学的“接轨”。
“小说新潮”栏作为“刊中刊”，版面有限，茅盾只能“螺蛳壳里做道场”，尽量把它办得有声有色。然而，新潮的“刊中刊”，对于守旧的《小说月报》来说，犹如一块破烂衣服上的新补丁，更加反衬出整件衣服的破烂。半革新的《小说月报》由于定位的半新半旧，在读者市场上“驼子跌跤，两头不着地”，即原先喜欢鸳鸯蝴蝶派的部分读者因不喜欢“小说新潮”栏而不再订阅或购买《小说月报》，而喜欢新文学的读者因不满仍占杂志三分之二的鸳鸯蝴蝶派作品而不订阅或购买《小说月报》。由于读者市场定位不准，到1920年第10期，《小说月报》的印数暴跌至最低点2000册。
与此同时，在馆内馆外因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而走红的茅盾，在馆内却潜伏着危机。1920年7月8日，编译所事务部部长江经畲奉命调查茅盾的工作情况后，向张元济汇报道：“雁冰近三月中本馆所付译费兹另单呈核。此君月薪四十八元，办事精神尚好，惟担任外间译件不少。近又充共学社社员，终恐不免有分心之处。向来座位设在《四部丛刊》中，此数月来实与《四部》事甚少关系。每月约担任《东方》、《教育》杂志一万字左右，不付稿费。前星期起座位移于楼上，夹在端六、经宇二座位之间，较易稽察。此后成绩或可稍佳。此复菊生先生。”
当年商务众多杂志中，除了《英文杂志》以外，都拉茅盾撰稿、译稿。从汇报来看，除了《东方》、《教育》杂志每月约一万字不付稿费外，其他杂志都是付稿费的。由于馆内外每月稿费不下40元，故茅盾在馆内稿费赚得太多，让有些人眼红。将茅盾的座位移至楼上《东方杂志》编辑杨端六、钱经宇之间，便于工作场所与座位相统一，“较易稽察”。
当然，这事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张元济觉得茅盾是一位“能人”，只是馆内外副业太多，有些“不务正业”，故要加强对他的管理。这也为张元济日后起用茅盾主编《小说月报》埋下了伏笔。张元济对茅盾的管理，采用的是内紧外松的策略，并没有伤及茅盾的自尊。两年之后，王云五却采用伤害茅盾自尊的手段来强行建立自己的威信，这就激怒了年轻气盛的茅盾。
尽管《东方杂志》撤换主编后只是略有起色，但张元济他们仍坚持对商务版刊物的主编进行“换血”：《教育杂志》改由李石岑编辑，实际由周予同负责；《学生杂志》由杨贤江主持编辑；《妇女杂志》改由章锡琛编辑；《小说月报》改由茅盾主编。富于戏剧性的是，让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是张元济、高梦旦上北京“访贤”的结果。
1920年10月，张元济、高梦旦为了使商务能在新文化运动中获得新的动力，便到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去寻求支援。他们去拜访了胡适、梁启超、蒋百里等名流。蒋百里便向张菊生、高梦旦提到了郑振铎等一批青年，并转达了他们想办一个文学刊物的意愿。
郑振铎设法找到张元济和高梦旦，想在商务出版新文学杂志。高梦旦是福建长乐老乡，他们便用方言交谈，倍感亲切。张、高两位对他很有好感，但不太愿意新办刊物，只想革新原有的《小说月报》，希望郑振铎他们写稿支持。言谈中，郑振铎向张菊生说，贵馆有一位沈雁冰，虽未曾认识，但读其文，知其人于新学旧知均很有根底，十分佩服。
蒋百里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新文化倡导者。茅盾在北京大学念预科时，有个同学是他的小同乡兼亲戚，曾带茅盾到他京寓去过几次。硖石与乌镇相距数十里，蒋百里与茅盾可谓是半个老乡。蒋百里追随梁启超，是共学社的骨干。茅盾作为共学社的活跃分子，引起了蒋百里的注意。他把茅盾作为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同志”介绍给郑振铎他们，还向寻觅《小说月报》主编的张元济、高梦旦他们推荐了茅盾。张元济与蒋百里也是“半个老乡”，由蒋百里向张元济推荐茅盾，自然比郑振铎更有分量。
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茅盾这位4年前的“试办”生，如今已是闻名京沪的新文化“弄潮儿”。张菊生、高梦旦回商务后进一步了解茅盾的情况，不禁大喜，就决定提升沈雁冰为《小说月报》主编。这可谓是他们北上访贤闹出来的“乌龙”事件。
大约是十一月下旬，高梦旦约我在会客室谈话。在座还有陈慎侯（承泽）。高谈话大意如下：王莼农辞职，《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都要换主编，馆方以为我这一年来帮助这两个杂志革新，写了不少文章，现在拟请我担任这两个杂志的主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听说连《妇女杂志》也要我主编，就说我只能担任《小说月报》，不能兼编《妇女杂志》。高梦旦似乎还想劝我兼任，但听陈慎侯用福建话说了几句以后，也就不勉强我了，只问：全部改革《小说月报》具体办法如何？我回答说：让我先了解《小说月报》存稿情况以后，再提办法。高、陈都说很好，要我立刻办。
茅盾向王莼农了解存稿，才知道他那里已经买下而尚未刊出的稿子足够用一年，全是“礼拜六派”的稿子，另有数十万字的林译小说。于是，茅盾向高梦旦提出三条要求：一是现存稿子（包括林译）都不能用，二是全部由四号字改用五号字，三是馆方应当给主编全权办事，不能干涉编辑方针。高梦旦与陈慎侯商谈后，全部接受了茅盾的三条要求。他们只是提醒茅盾，明年一月号的稿子，两星期后必须开始发排，40天内结束。
封存原有稿子，既为新文学清理“门户”，从“礼拜六派”手中全面夺取文学阵地，又可以让全面革新的杂志令读者耳目一新，不再犯定位不准的旧病。面向学生的《学生杂志》早就用五号字了，《小说月报》改为五号字，意味着读者市场要从中老年市民转向年轻人了。向馆方要求“全权办事”的权力，自然能充分贯彻自己的编辑意图。
茅盾对于组织论文和翻译稿比较有把握，但对能否组织到满意的创作稿心里没底。不过他在组织创作稿时又有了戏剧性的一幕。1920年第10期《小说月报》上所刊王剑三的《湖中的夜月》，是一篇风格新颖的白话小说。茅盾找出此人在北京的通讯址，发了快信，告知《小说月报》将全面革新，自己是新任主编，约请他和熟人写稿支持。
郑振铎正在筹建“文学研究会”。王统照（剑三）收到茅盾的来信，急忙拿来给郑振铎他们看。郑振铎他们阅信后，觉得这是好事，应该大力支持。郑振铎给茅盾复信，说明成立文学研究会的筹备经过和宗旨，并热情邀请茅盾也作为发起人参加，同时答应立即筹集稿子寄到上海。
在郑振铎的组织下，各会员积极交稿。周作人写了《圣书与中国文学》以及译作《乡愁》，郑振铎署名“慕之”投寄了小说《不幸的人》，冰心、叶圣陶、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等都交来了小说，还有不少译作。郑振铎认真审阅后分批寄往上海。最后寄去《文学研究会宣言》和《文学研究会简章》。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茅盾在主持革新《小说月报》之初，戏剧性地成了文学研究会的12名发起人之一，《小说月报》成了该会的代用刊物。
文学研究会是一个不太像文学社团的社团，他们只痛恨“礼拜六派”等封建旧文学，热心白话新文学。他们不像创造社那样，对于新文学还有“门户之见”。该会的组织也不严密，郑振铎进商务印书馆后，总会的工作实际上由郑振铎和茅盾，后来还有叶圣陶主持，其他各地分会也由热心人编辑新文学副刊。
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即革新号，如期出版。《〈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大大方方用四号字排了两页多。
宣言先介绍了革新后《小说月报》的栏目，同时以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口吻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新文学主张。接下来是两篇文学论文：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和沈雁冰的《文学与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
两个骨干栏目是《创作》和《译丛》，都十分精彩。《创作》栏里，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都是各自的代表作之一。茅盾对叶绍钧的小说《母》加了按语，特别赞赏。
《译丛》栏里，有耿济之译果戈理的《疯人日记》、周作人译日本加藤武雄的《乡愁》、孙伏园译托尔斯泰的《熊猎》、王剑三译荷兰夏芝的《忍心》和波兰高米里克的《农夫》、茅盾（署名冬芬）译挪威般生（比昂逊）的《新结婚的一对》、郑振铎的《杂译泰戈尔诗》等。
此外，茅盾还配合译文撰写了论文《脑威写实主义前驱般生》、《海外文坛消息》六则，郑振铎写了《书报介绍》和《文艺丛谈》等。
面貌一新的《小说月报》第1期印5000册，供不应求。各地读者纷纷要求加印，各处分馆还纷纷来电要求下期多发。第2期便印7000册，到年底竟突破1万册。
茅盾全面革新《小说月报》可谓一炮打响，其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正确的读者市场定位。茅盾上任伊始，就封存了“礼拜六派”的稿子和林译小说，表明了其彻底革新的决心。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从栏目设定到刊出稿子，不留“礼拜六派”的影子。1917年，《新青年》创导白话新文学，启动了白话新文学的读者市场，北大师生创办的《新潮》紧随其后，推波助澜。1921年1月，全面革新的《小说月报》面世时，《新青年》已转为政治性刊物，《新潮》也已是强弩之末，布不成阵了。《小说月报》及时填补了市场空缺，迅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新文学杂志。
其次，《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相辅相成，共同扩大影响力。《小说月报》这块刚从封建旧文学手中夺过来的文学园地，正待新文学作者来耕耘；而文学研究会正需要在新文学园地里有其用武之地。经过茅盾与郑振铎等人的努力，《小说月报》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刊物，文学研究会诸人也成了《小说月报》的基本作者队伍。
第三，有赖于茅盾这位新派编辑家综合能力的充分发挥。茅盾是一位新学旧知均有根底的新文学家，他在《小说月报》上通过文学论文和作品评价，提倡为人生而艺术，起到了很好的编辑导向作用。作为一位有主见的主编，茅盾在栏目设置、稿件选用方面有所侧重，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文学研究会诸人的“问题小说”就是由《小说月报》推出的，在茅盾的呵护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茅盾不仅具有眼光的编辑，而且是全能型的作者。尽管有文学研究会这支在当时最“豪华”的新文学作者队伍，但茅盾在排兵布阵时仍捉襟见肘，关键时刻，茅盾只能亲自上阵。除了创作栏，其他栏目，茅盾都是最优秀的作者之一。《海外文坛消息》则是茅盾的“自留地”，且影响很大。
对于革新《小说月报》，叶圣陶在《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中指出：“《小说月报》的革新，是极有意义的事……我不说革新以后的《小说月报》怎样了不起，我只说自从《小说月报》革新以后，我国才有正式的文学杂志，而《小说月报》的革新是雁冰兄的劳绩。”
1921年春，郑振铎毕业于交通部铁路管理专科学校，分到上海西站当见习。郑振铎于5月进馆，在教材部编中小学教科书，次年创办《儿童世界》周刊。他帮茅盾谋划《小说月报》，出面拉稿子，减轻了茅盾的负担。
茅盾为了提高《小说月报》创作稿的水平，还做了如下工作：一是偶有满意的作品发表，编者加按语给以肯定，叶绍钧的《母》、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换巢鸾凤》都受到茅盾的赞扬。二是与郑振铎一起，想方设法拉优秀的创作稿子。他在1922年6月6日致周作人信写道：“鲁迅先生如有创作，极盼其赐下。《月报》中最缺创作，他人最不满意于《月报》之处亦在不多登创作，其实我们不是不愿意多登，只是少好的，没有法子。所以务请鲁迅先生能替《月报》做一篇。”
鲁迅把1922年6月写的《端午节》寄给了茅盾，茅盾将它发在9月号的《小说月报》上；不久又把10月写的《社戏》寄来，茅盾将其刊登在自己编辑的最后一期上。三是发表优秀的译作，同时介绍外国文艺思潮和著名作家，盗别人的火，来煮自己的肉。在这方面，茅盾自己作出了表率。
针对一般读者不熟悉外国小说发展史的情况，茅盾请本馆的谢六逸专门撰写了《西洋小说发达史》，分期连载。
茅盾与郑振铎通力合作，把第13卷编得比第12卷更为成熟、精彩。然而，第13卷的《小说月报》只是巩固了喜欢新文学的忠实读者，没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反而流失了一些临时读者。
更让茅盾失望的是，坚决支持茅盾的高梦旦由于不懂外语，深感力不从心，主动让贤编译所所长。胡适经过调研后婉辞商务让其出任所长的邀请，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王云五于1922年1月就任所长，很快与商务保守势力合流，不顾当初不干涉编辑事务的约定，干涉茅盾编辑事务。茅盾在7月号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点名批评了《礼拜六》杂志上的游戏之作，这是对于一年多来“礼拜六”派对茅盾进行攻击的答辩。王云五借口茅盾抨击了“礼拜六”派，对茅盾施加压力，谓“礼拜六”派将提出诉讼，告《小说月报》破坏他们声誉，要求茅盾写文章向他们表示道歉，被茅盾断然拒绝。王云五又派手下对《小说月报》的稿件实施检查。茅盾发觉后，向王云五提出正式抗议，声明如馆方不取消内部稿件检查即辞职。商务当局经过研究，同意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但仍挽留在编译所工作，并由郑振铎从1923年起接任。商务当局一方面让茅盾辞职，给“礼拜六”派出一口恶气；另一方面让同为文学研究会核心的郑振铎来当主编，以表示该刊宗旨不变，以免影响销路，同时茅盾也可以接受。
王云五出任炙手可热的编译所所长，完全靠的是胡适的盛名以及胡适的力荐，除此以外，他一没名气，二没真才实学，他要在编译所建立威信，唯一的“资本”就是所长的权力。他亲自出面或通过手下人“奉所长之命”找借口指手画脚，让所里的人听他指挥。《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惹出的风波恰好让王云五找到了与茅盾“较量”的借口。当年的茅盾年轻气盛，压根儿不把王云五放在眼里，王云五自然要拿他开刀。此时的茅盾，是商务“少壮派”中最具知名度的人物，撤了他的主编职务，“杀猴给鸡看”，自然对于其他不卖王云五帐的人具有威慑力。
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后，茅盾与他前台幕后的角色进行了换位。郑振铎还请茅盾继续主持《海外文坛消息》。
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后，茅盾被调到国文部，工作由自己选择，自称“打杂”。尽管王云五推行“科学管理法”，但对茅盾破例，没有定量要求。茅盾介于馆内正式编辑和馆外名誉编辑之间。这让茅盾腾出时间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工作中去。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茅盾也成了跨党分子。上海市党员大会选出恽代英、沈雁冰等5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茅盾奉命留广州，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协助毛泽东主持宣传部工作，中山舰事件后奉命回上海。
1926年4月，茅盾回上海的第二天，郑振铎来告知，香港报纸盛传茅盾为“赤化分子”，租界捕房向商务印书馆要过人。茅盾明白商务当局的意思是让他辞职走人，就主动提出辞职。商务给了茅盾900元的退职金和100元面值的股票。茅盾在商务的十年编辑生涯就此画上句号。
大革命失败后，茅盾成了被通缉的政治犯。茅盾不愿做职业革命家，又不能公开谋职，剩下的只有偷偷卖文一途。茅盾从庐山潜回上海，于8月下旬着手写中篇小说《幻灭》，用了4个星期写完。
中篇小说《幻灭》在叶圣陶代理主编的《小说月报》9月号和10月号推出后，由于题材的时效性和描述的真切，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幻灭》的“助产师”叶圣陶，在《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中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雁冰兄起初不写小说，直到从武汉回上海以后，才开始写他的《幻灭》……振铎兄往欧洲游历去了，我代替他的职务。我说，写些小说吧。雁冰兄说，让我试试看。虽说试试看，答应下来就真个动手，不久，《幻灭》的第一部分交来了。登载出来，引起了读者界的普遍注意，大家要打听这位“茅盾”究竟是谁……《幻灭》之后接着写《动摇》，《动摇》之后接着写《追求》，不说他的精力弥满，单说他扩大写述的范围，也就可以大书特书。在他三部曲以前，小说哪有写那样大场面的，镜头也很少对准他所涉及的那些境域。
《幻灭》、《动摇》、《追求》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分别于1928年8月、10月、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销路颇佳。
商务的其他杂志，也是茅盾“卖文”的对象。1928年2月23日写成的《创造》，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5卷第8号，这是茅盾的第一篇短篇小说。
茅盾蛰居上海寓所约10个月里，除了写作小说处女作《蚀》三部曲，还应叶圣陶的要求，写了《鲁迅论》和《王鲁彦论》等作家论。
作为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的“首席”评论家，茅盾一直高度评价鲁迅的小说。为了避难就易，茅盾先写《王鲁彦论》。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故茅盾接下来才写《鲁迅论》。可是，在11月号的《小说月报》上首先登出来的却仍旧是《鲁迅论》，因为叶圣陶从编辑的角度考虑，认为还是用鲁迅来打头炮比较好，而且那时鲁迅刚从香港来到上海，也有欢迎他的意思。
写完《追求》，茅盾就到日本避难去了。身在岛国的茅盾，主要精力还是用在卖文为生上面。蛰居上海时，《小说月报》的稿费是茅盾的主要收入。与此同时，茅盾还得广开财路。商务革新后的《妇女杂志》由章锡琛（雪村）主编，让周建人（乔峰）协助。该刊提倡妇女解放和恋爱自由，与王云五他们的矛盾不断升级，主编章锡琛遭解雇。章锡琛在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茅盾等人的支持下，于1926年8月1日正式挂出了“开明书店”的牌子。正因为有以上这段因缘，所以后来的开明书店，与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茅盾等人的关系，就像同人书店一样。1930年5月，茅盾把《幻灭》、《动摇》、《追求》三个中篇合成一部，题名为《蚀》，由开明书店出版。日后茅盾的小说大都由开明书店出版。
在1932年初的“一·二八”上海战争中，商务印书馆遭重创，《小说月报》停刊。茅盾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日渐疏远。日后关系密切的是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
综观茅盾的成名之路，是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最早成就了新派编辑家茅盾，同时又成就了作家茅盾和评论家茅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