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钱振纲 赵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长期以来，学界没有注意到《子夜》在描写民族工业困境原因时出现的矛盾。《子夜》给人的印象是，赵伯韬是民族工业困境的主要制造者。作者对于《子夜》创作意图的阐述也与此一致，学者们也多按此思路解释。实际上，《子夜》对民族工业困境的原因的描写是非常丰富的。在描写中，赵伯韬的金融封锁并不是造成民族工业困境的主因。而赵伯韬在公债市场上对于益中公司的胜利也不等于外资压迫民族工业的结果。《子夜》在构思与描写上存在的这些矛盾，与作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认识有关，也与作者对于作品艺术效果的某种考虑有关。这一矛盾，通过重新阐释《子夜》的中心思想，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
关键词： 茅盾 《子夜》 民族工业困境原因 经济视角
关于《子夜》的思想，过去有不少文章和著作进行过探索。近年来又有学者从经济视角对其进行分析，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从这一视角深入考察。
在阅读《子夜》时，读者会有一种深刻的印象，金融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是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的最主要的敌人。因为赵伯韬不仅对吴荪甫不断地实行金融封锁，而且吴荪甫和益中信托公司的最终失败也是赵伯韬造成的。读者的这一印象来自《子夜》的基本情节和主要人物构成。同时，这也与茅盾自己对《子夜》的阐释相吻合。例如他在《〈子夜〉是怎么写成的》一文中曾说：“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因为一九一〇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一致，就形成了以往中国学界这样一种共识：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主要是被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打败的，中国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陷入了困境。一切顺理成章，没有疑问。
那么事实如何呢？如果认真阅读作品，并从经济角度来分析，答案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
通过文本细读，可以知道，《子夜》的作者对于中国民族工业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作了多方面的探索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中原大战的影响。
爆发于1930年5月的中原大战对民族工业的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看直接的影响。如战争阻断交通，使货运困难，或者征用商用设备。小说中写到八个日用品小工厂的产品因战争关系运不出去。王和甫曾感叹“出一身大汗拉来了款子，放到那八个厂里，货出来了，却不能销，还得上堆栈花栈租”。孙吉人的轮船有时被扣去拉伤兵，有时价值三十万的轮船竟然莫明其妙地失踪了。这都直接影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除了直接影响外，战争的间接影响也是很大的。南京政府为了战争需要，从公债市场吸纳了大量的资金，致使实业资本家融资困难。《子夜》第八章写了三个人物：土财主冯云卿、革命县长李壮飞、老官僚何慎庵。他们把通过高利贷和刮地皮搜刮的民脂民膏都带到上海。因此上海现银并不缺乏。但有钱人为了又快又多地赚钱，愿意将钱投入公债市场，而不愿投资工业。公债市场又把资金转变为军费。所以当时的金融市场不过是政府筹集军费的账房。由于战争吸纳了大量资金，办企业的人融资就十分困难。第二章中作者借朱吟秋之口说道：“从去年以来，上海一埠是现银过剩。银根并不紧。然而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一千万，两千万，手面阔得很！碰到我们厂家一时周转不来，想去做十万八万的押款呀，那就简直像是要了他们的性命；条件的苛刻，真叫人生气！”第三章中也写到这一现象。陈君宜在资金上遇到了困难，而往来钱庄却不肯通融：
朱吟秋对陈君宜说：“节边收不起账，是受了战事的影响，大家都一样；难道你的往来钱庄不能通融一下么？”
“磋商过好几回了，总是推托银根紧啦，什么什么啦，我简直有点生气了，——回头我打算和杜竹翁商量一下，或者他肯帮忙。”
陈君宜一边回答，就叹了口气；仿佛那位不肯通融的钱庄经理的一副不死不活的怪脸相，就近在咫尺。同时，一团和气的杜竹斋的山羊脸也在旁边晃；陈君宜觉得这是一线希望。不料朱吟秋却冷冷地摇着头，说了这么一句含糊的然而叫人扫兴的话：
“竹斋么？——哎！”
“什么！你看来不成功么？我的数目不大，十二三万也就可以过去了。”
陈君宜急口问，眼光射住了朱吟秋的脸孔。还没得到朱吟秋的回答，那边周仲伟忽然插进来说：“十二三万，你还说数目不大！我只要五六万，可是也在没有办法。金融界看见我们这伙开厂的一上门，眉头就皱紧了。但这也难怪。他们把资金运用到交易所公债市场，一天工夫赚进十万八万，真是轻松平常——”
接着，作者又通过唐云山的话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不是没有钱办工业，就可惜所有的钱都化在军政费上了。”正因为如此，朱吟秋、陈君宜、周仲伟这些人一开始就陷入资金周转的困境中，后来终于因为资金不能周转而垮台。也正因为如此，吴荪甫他们才被迫自己成立益中信托公司。
第二，国内苛捐杂税加重了产品的成本，影响了产品的竞争力。
1930年前后的中国，吏治不清，税多且重。《子夜》在与日本的对比中对此也作了揭示。第二章中这样写道：
……黄奋似乎很同情于朱吟秋，却又忍不住问道：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的‘厂经’专靠外洋的销路？那么中国的绸缎织造厂用的是什么丝？”
“是呀，我也不明白呢！陈先生一定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雷参谋也跟着说，转脸看看那位五云织绸厂的老板陈君宜。
可是这位老板不作声，只在那里微笑。朱吟秋代他回答：
“他们用我们的次等货。近来连次等货也少用。他们用日本生丝和人造丝。我们的上等货专靠法国和美国的销路，一向如此。这两年来，日本政府奖励生丝出口，丝茧两项，完全免税，日本丝在里昂和纽约的市场上就压倒了中国丝。”
……此时，陈君宜也慢吞吞地发言了：
“搀用些日本丝和人造丝，我们也是不得已。譬如朱吟翁的厂丝，他们成本重，丝价已经不小，可是到我们手里，每担丝还要纳税六十五元六角；各省土丝呢，近来也跟着涨价了，而且每担土丝纳税一百十一元六角九分，也是我们负担的。这还是单就原料而论。制成了绸缎，又有出产税，销场税，通过税，重重叠叠的捐税，几乎是货一动，跟着就来了税。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什么都有买客来负担去，但是销路可就减少了。我们厂家要维持销路，就不得不想法减轻成本，不得不搀用些价格比较便宜的原料品。……大家都说绸缎贵，可是我们厂家还是没有好处！”
《子夜》重点写了两种民族工业：丝业和火柴业。丝业以外销为主，火柴业以内销为主。以外销为主的丝绸业如此，以内销为主的火柴业也是如此。第二章写道：
笑声过后，雷参谋望着周仲伟，很正经地说：
“大家都说金贵银贱是中国振兴实业推广国货的好机会，实际上究竟怎样？”
周仲伟闭了眼睛摇头。过了一会儿，他这才睁开眼来忿忿地回答：“我是吃尽了金贵银贱的亏！制火柴的原料——药品，木梗，盒子壳，全是从外洋来的；金价一高涨，这些原料也跟着涨价，我还有好处么？采购本国原料吧？好！原料税，人口税，厘捐，一重一重加上去，就比外国原料还要贵了！况且日本火柴和瑞典火柴又是拼命来竞争，中国人又不知道爱国，不肯用国货，……”
第三，关税不能保护民族工业。
以外销为主的丝绸业可以通过减免税收的方法，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内销为主的火柴业不仅可以通过减税的方式增强其竞争力，还可以通过提高外货进口税的方式加以保护。保护虽然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之策，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有效的。然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关税就不能自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出口货物一般按值百抽五抽取海关税，洋货运入内地后再抽取2.5%的子口税。一共是7.5%的进口税。有时甚至达不到这个水平。在这种世界上罕见的低进口税的情况下，中国很难在贸易保护政策下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1928年之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德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瑞典、英国、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家缔结新的“通商条约”或者新的“关税条约”，这一现象有所改变。从1928年到1930年，进口关税的平均实际税准如下：1928年是3.9%，1929年是8.5%，1930年是10.4%。不过当时已经实行差等税率，不同类型的商品所收的关税是不同的。火柴业的关税就非常不利于中国火柴业的发展。正如有的史学家所叙述的那样：“1924年后，瑞典火柴大量输入，并收买了日本在华的火柴工厂，华商火柴业受到瑞典火柴沉重的压力，纷纷停工歇业。各地火柴业呼吁自救，1929年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派代表团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抵制洋货和救济。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将火柴进口税由7.5%提高至40%，火柴进口锐减。”《子夜》第十六章就反映了1930年中国火柴业由于原料进口税重而火柴进口税轻所陷入的困境。小说通过“广东火柴行商业公会呈工商部的呈文”指出，当时中国“火柴入口原料，税外加税，厘里添厘”，而瑞典火柴托拉斯利用“舶来火柴进口税轻，源源贬价运来，使我国成本较重之土造火柴无法销售”。
第四，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而造成丝价大跌。本来厂丝可以卖到900两一包，后来竟跌到600两一包，无法抛售。朱吟秋和吴荪甫先后都因此压住了资金。
第五，工人斗争和农民暴动的影响。
资本家遇到困难，就转嫁危机，克扣工人工资。而这就必然引起工人反抗。工人罢工当然会影响生产和加重产品成本。农民受压迫太重，也要发生暴动。暴动就会造成破坏。这些在小说中都有所反映。例如其中写到仅双桥镇暴动就使吴荪甫损失了10万元的资金。
第六，技术落后，管理不善，导致产品缺乏竞争力。
技术落后，管理不善也是导致民族工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小说在第二章中用谐谑的笔法揭示了这一点。周仲伟常常埋怨中国人不爱国，不用国货。唐云山用桌子上的瑞典凤凰牌火柴燃着一支茄立克烟后说：“对不起，周仲翁，说句老实话，贵厂的出品当真还得改良。安全火柴不用说了，就是红头火柴也不能‘到处一擦就着’，和你仲翁的雅号比起来，差得远了。”第三章中吴荪甫则直接批评朱吟秋不会管理：他“又不会管理工厂。他厂里的出品顶坏，他的丝吐头里，女人头发顶多；全体丝业的名誉，都被他败坏了！很好的一副意大利新式机器放在他手里，真是可惜！——”
第七，买办金融资本家的金融封锁。
吴荪甫等工业资本家为了摆脱金融困境，联合成立了益中信托公司。赵伯韬认为这是对他的挑战，处心积虑加以破坏。他首先在朱吟秋的丝厂问题上与吴荪甫捣乱，后来又制造谣言使益中信托公司的老存户纷纷撤出自己的资金。他的目的是使民族企业陷入困境，然后由他和他的外资靠山来兼并收购。吴荪甫他们也保持警惕，并曾试图在金融市场上打败赵伯韬，但却在7月底的公债市场上折戟沉沙。
《子夜》对中国民族工业陷入困境原因的揭示相当全面，但在这众多的原因当中，究竟哪个或者哪些原因是最主要的？
在《子夜》中，不同的民族资本家陷入困境的原因有所不同。如丝厂老板朱吟秋和绸厂老板陈君宜的失败与融资困难有关，火柴厂老板周仲伟则除了融资困难之外，还与关税不合理以及当时的金贵银贱有关。但就作品中主要描写的民族工业资本家集团益中公司而言，赵伯韬的金融封锁似乎是一把悬于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过这把剑似乎始终没有落下来。赵伯韬在金融封锁方面对益中公司的实际危害并不是致命的。其主要表现就是他通过制造谣言使益中的老存户撤走自己的存款。而撤走的存款不超过十万。对于具有300多万财产的益中公司而言，算不上是大数目。所以说，从实际描写来看，《子夜》并没有将赵伯韬虚张声势的经济封锁视为中国民族工业陷于困境的最重要原因。
接着的下一个答案恐怕就是益中信托公司在公债市场上被赵伯韬打败这一事件了。吴荪甫他们确实是被赵伯韬打败的。但我们认为，赵伯韬在公债市场上对于益中公司的胜利说明他在这一领域是有优势的，他的胜利给吴荪甫和益中信托公司造成了重创。但公债市场并不是民族工业资本家必须介入的领域。民族工业资本家与赵伯韬在公债市场搏斗时他们的角色已经变了。赵伯韬在公债市场上对他们的胜利并不代表买办金融资本对民族工业资本压迫的成功。赵伯韬的胜利也不能说明买办金融资本是造成中国民族工业困境的重要因素。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造成民族工业发展困境的最主要原因呢？在作者笔下，战争才是造成这一切的真正祸首。小说第十七章写益中公司在遇到了资金困难时将他们盘进不久的八个小厂又盘了出去。但盘出去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资金困难。而是当时的民族企业因为战争的原因已经处于赔钱状态。当孙吉人提出要讨论益中还能够维持多久时，作者写道：“孙吉人这话刚出口，王和甫就很沮丧地摇头，吴荪甫摸着下巴叹气。用不到讨论，事情是再明白也没有的：时局和平无望，益中那八个厂多维持一天就是多亏一天本，所以问题还不在吴荪甫他们有没有能力去维持，而在他们愿意不愿意去维持。他们已经不愿意，已经对于企业灰心！”他们为什么会对企业灰心呢？在同一章中吴荪甫说：“能进能退，不失为英雄！而且事情坏在战事延长，不是我们办企业的手腕不行！”王和甫也说：“荪甫！我们这次办厂就坏在时局不太平，然而这样的时局，做公债倒是好机会！我们把办厂的资本去做公债！再和老赵斗一斗！”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吴荪甫和王和甫，包括隐含作者在内，都有一个共识：战争的延长才是益中公司盘出八个小工厂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作者将赵伯韬作为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主要敌人来描写，另一方面，在实际描写中又没有将外资的压迫写成造成民族工业陷于困境的最重要原因。这里显然存在着构思上的矛盾或者对位的偏离。而应当如何理解这一矛盾的形成呢？
我们认为，这应当从作者对当时社会的基本认识与对1930年民族工业困境的具体认识之间的矛盾中去寻找原因。
按茅盾自己的说法，1930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对《子夜》的创作有思想启发作用。有学者认为茅盾这一解释是1939年补加的，未必符合实际。而我们认为，茅盾的这一解释可能有一定的夸大成分，但他在大论争中接受左翼观点则是可信的。中国共产党1922年7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已经将中国视为列强的“殖民地”了。1930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争只是在此基础上的更深入更细致的讨论。作为一个早期中共党员，茅盾认同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的说法，顺理成章。
关于中国近现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基本正确，但在接受这一理论时也不能忘记对每个时段作具体研究。可以这样认为，从鸦片战争至1928年，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相当明显。关税不能自主就是最好的证明。但1928年国民政府与各国换约之后，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可以说情况在发生变化，但还没有彻底改变。例如中国的关税状况开始逐步好转，但至1930年，中国关税方面的自主权仍未充分行使。因此导致中国火柴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茅盾是相信这一理论的。仅从《子夜》来看，描写赵伯韬的金融封锁，点出关税问题，都体现了这一认识。甚至作品在解释南北大战的起因问题上，也体现了这一观点。比如《子夜》第九章中李玉亭就因看到这样一张传单而大惊失色：“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联合向革命势力进攻，企图根本消灭中国的革命，然而帝国主义以及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亦日益加深，此次南北军阀空前的大混战就是他们矛盾冲突的表面化，中国革命民众在此时期，必须加紧——”从作品来看，作者是基本同意传单上的看法的。这表明，在作者眼中，南北大战的背后也有帝国主义的身影。
因此可以判断，在《子夜》中，将赵伯韬与吴荪甫两大财团的争斗作为主线，应当与茅盾相信“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的判断有关。当然，除此之外，这一构思也与艺术效果上的考虑有关。一部小说，主人公没有强有力的对手，情节没有一系列有连贯性的冲突，难以形成必要的戏剧性效果。
但茅盾根据自己的观察，又发现买办金融资本家并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于是为了与大的设想相统一，他又不得不在描写过程中渲染赵伯韬经济封锁的威胁，同时让他在公债市场上打败民族工业资本家。但当描写民族企业的失败原因时，作者仍然将其主因归于南北大战的延长。从《子夜》的构思和具体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左翼理论对作者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实际上，《子夜》反映的社会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绝非如作者后来所说，“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当我们了解了《子夜》的构思与描写中的矛盾之后，我们就可以不囿于作者原来对作品的阐释，而通过重新阐释作品的中心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掉以往的阐释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使读者的阅读更加顺畅。我们对《子夜》中心内容的阐释是：《子夜》通过实写1930年上海的金融工业界，大视野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政治走向。作品除了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困境和失败原因作了生动而深刻的反映外，还描写了当时社会的众生百态，并暗示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小说体现了当时左翼知识分子对所处社会的审美认知。
2016年8月完成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