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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与淞沪抗战的行与思
欧家斤
上海普陀区教育学院 上海 200063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座反映两次淞沪抗战的主题纪念馆，也是淞沪抗战的主战场遗址所在。2016年年初，笔者专程前去参观该馆举办的“‘血沃淞沪’——八·一三淞沪会战主题展”。主题展共分7个部分，包括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日军在上海的暴行、正义的声援、历史的审判、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力图全方位展示淞沪会战的历史原貌。主题展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部分介绍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提到了茅盾为理事。为加深对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印象，笔者又点击进入上海抗战纪念馆官网浏览。该官网由主页、纪念馆简介、重要新闻、1.28抗战、八·一三抗战、纪念文章、抗战英烈、历史资料、相关报道、专题荟萃和永远的老兵等组成。在“八·一三抗战”部分有“八·一三文字资料”栏目，内收茅盾的《展开我们的文艺战线》论文。
参观“‘血沃淞沪’——八·一三淞沪会战主题展”，点击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感觉有些遗憾的是，茅盾长期和多方位为宣传淞沪抗战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足迹在此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纪念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场地和成熟形式。尤其是上海淞沪纪念馆，系2014年8月被党中央、国务院命名为首批80家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之一。“‘血沃淞沪’——八·一三淞沪会战主题展”后记强调道：“重温这段历史，就是要缅怀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过程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就是要缅怀为追求和平主义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作为享誉国内外文坛的作家、为党创建做出贡献的革命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茅盾有关淞沪抗战论述显示他就是“为追求和平主义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值得我们缅怀！
茅盾与淞沪抗战的行与思，充分全面显示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茅盾有关淞沪抗战论述当年产生了广泛而又积极的影响，但今天似乎已经属于被遗忘的文字！故有必要撰写此文追溯茅盾追求民族的自由与解放的足迹，弘扬革命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以此纪念茅盾抵沪100周年。
从1932年到1937年，日本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即一·二八事变（也称第一次淞沪会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也称第二次淞沪会战）。茅盾围绕两次淞沪会战题材进行创作，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号召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青年投入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中去，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奋进的力量。
山雨欲来风满楼。1932年1月，茅盾在《贡献给今日的青年》中提出三点希望：一、充实政治知识，明白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的野心；二、加紧反日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三、不要读死书，力争思想自由，言论集会自由。
一·二八事变后，茅盾非常愤怒，迅速参与呐喊与控诉活动，鼓舞人民群众进行抗战。他与鲁迅等43人于2月3日发表题为《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与鲁迅等129人于2月7日发表题为《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他希望文艺战士迅速用笔为抗战服务。针对当时出现反映一般市民彷徨苦闷的文艺作品，他在5月发表的《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中认为：“在沪战，必须艺术地表现出上海民众抗日作战的英勇，士兵英勇的牺牲。”
1933年问世的《子夜》，作者在后记中隐晦地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期间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事，因天气，作而复辍者，统计亦有八个月之多。”晚年的茅盾在回忆录中补充道：“关于《子夜》的题名也有一个变化，最初的题名我曾拟了三个：夕阳、燎原、野火，后来决定用《夕阳》，署名为逃墨馆主。当时是应《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之请，打算从1932年起先在《小说月报》连续刊登（其实，那时全书尚未写完，只写了一半）。不料突然发生‘一·二八’上海战事。商务印书馆总厂为日本侵略炮火所毁，《小说月报》从此停刊，我交去的那部分稿子也被毁了。幸而还有我亲笔手写的原稿，交去的是德沚抄的副本。”
1934年4月，茅盾在《“一·二八”的小说》中阐述了写一部有意义的“一·二八”小说的要点，首先要研究解答下例几个问题：“一、是什么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促成了当时上海驻军抗日战争的决心？仅仅‘爱国’二字还不够回答这问题。二、战事从开始以至白热化，以至于结束，整整一个月内，上海的‘诸色人等’的心理状况又如何？他们的忧虑、愤怒、喜悦、激昂、颓废，是一部复杂到极点的交响乐。三、就要讲到这一次战争的教训。抗日军人以及一般小市民从此认识了些什么？”
1936年4月1日发表《向新阶段迈进》，他旗帜鲜明主张：我们的新文学史上最大的章目只是一个：民族的自由，民族的解放——深入民众的反帝运动。9月他与鲁迅等21人联署《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1937年6月，他与巴金等140余人发表《反对日本〈新地〉辱华片宣言》，揭露日本德国法西斯合拍的电影是对中国人民的示威和侮辱。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大规模侵略进攻，英勇的上海军民奋起抗战，上海街头号外纷飞，人心激昂。茅盾也为这种民族精神的大检阅而激动而欢呼。
此前的12日，茅盾去找冯雪峰，然后一起参加由邹韬奋、胡愈之等人约集的会议。大家很兴奋，认为神圣的抗日战争是必定要爆发了，当前的救亡工作是百废待举。这不能靠国民党的官办衙门，必须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自己来干。文化宣传工作也是一样。茅盾打算把《生活星期刊》换个名称重新复刊。
13日上午，传来了闸北开火的消息。茅盾朝战火中的闸北走去，想亲自证实一下：这大时代是否真的来到了。但他未能进入战区，途中被拦住。晚上获悉消息，政府对民间的抗日救亡活动采取开放政策，各种救亡团体只要向政府登记，就可以公开活动。
14日那天是周末，上海进步文化界照例有个聚餐会，这些文化人都被昨天的战争激动着，也有不少人抱着探听消息和去向而来的，因此，聚餐会比以往多了一桌，气氛仍然十分热烈，探讨文艺家在抗战中的任务以及活动等具体问题。茅盾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人人都要有拿起枪来的决心，但是在目前，我们不要求作家艺术家投笔从戎，在战争中，文艺战线也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我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我们要用它来描绘抗日战士的英姿，用它来喊出四万万同胞保卫国土的决心，也用它来揭露汉奸、亲日派的丑恶嘴脸。我们的工作不再在亭子间，而在前线、慰劳队、流动剧团、工厂等。总之，我们要趁这大时代的洪流，把文艺工作深入到大众中去，提高大众的抗战觉悟。开创一个抗战文艺的新局面来。”大家希望办一个适应战时的能迅速传布出作家呐喊声的小型刊物，并且认为应该由茅盾担任这个刊物的主编。
战友们的信任和期待，使茅盾义不容辞，当天下午就约冯雪峰去找巴金，商量办刊物的事。巴金完全赞成办这样的一个刊物。他还对茅盾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决定《文丛》停刊，听说《中流》、《译文》也已决定停刊。现在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抗战开始了，但文艺阵地上却反而出现一片空白！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出现，否则我们这些人一定会被后人唾骂的！不过当前书店老板都忙着搬家，顾不上出新书和新刊物，看来这个刊物还是我们自己集资来办，好在周刊经费也不多，销路估计也可以的。冯雪峰道：“这是个好办法，何不就用《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个刊物的同人的名义办起来，资金也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人自筹。”茅盾肯定道：就这么办，还可以加一条，写稿尽义务，不付稿酬。这样，一个为顺应抗战形势而诞生的刊物——《呐喊》的雏形初成了。茅盾自告奋勇来写发刊词，又约定由茅盾、巴金、冯雪峰分头去找《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个刊物的主编，讨论合力办刊。茅盾热血沸腾地赶写了《呐喊》的创刊献词《站上各自的岗位》，用充满激情的文笔写道：“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上各自的岗位罢！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在这炮火，这血，这苦痛，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到8月25日，《呐喊》像一个婴儿一样，呱呱坠地了。不久，出现了租界工部局扣留了抗战报纸和杂志，报童被殴打等等情况，其中就有《呐喊》。于是茅盾他们又利用邵力子等老朋友的社会关系，走个形式，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补办个手续。这时，茅盾他们也听到不少朋友对《呐喊》这个刊物名称有不同看法，认为和这个时代不协调，仅仅呐喊是不够的。因此，茅盾趁补办手续的机会，把《呐喊》改为《烽火》，于9月5日正式出版。
8月15日，茅盾见到了邹韬奋，请他给《呐喊》写稿。此时邹韬奋在帮忙筹办小型日报《救亡日报》，便对茅盾说：上海的民间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这些活动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很可能走入歧途，自生自灭，或被官方利用和接管。所以要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把各方面的群众救亡团体和爱国力量都吸收进来。这件事马上办，已经把茅盾的名字列在发起人名单上了。《救亡日报》就是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社长是郭沫若，主编是夏衍，茅盾是编委之一。
茅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从‘八·一三’至九月底，我主要是写短论和杂文，发表在《救亡日报》、《呐喊》、《烽火》、《抗战》以及九月一日出版的四刊（《世界知识》、《妇女生活》、《中华公论》、《国民周刊》）《战时联合旬刊》上，其中给《救亡日报》写得最多，平均三天一篇。”
“上海抗战文化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底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历经血与火的考验，英勇奋战，异军突起，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上海乃至中国抗战史册上留下了光辉一页。”（见2015年5月11日《解放日报》刊登的《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和发祥地》，作者余子道、张云）茅盾就是这中间的杰出代表人物。
茅盾参与《救亡日报》与《呐喊》周刊的创办及其他文化活动，将启蒙、动员、组织群众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创作了大量的以“一·二八”、“八·一三”为背景的理论文章、散文随笔和各类小说，对抗战文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形象地将英勇抗击的历史显现了出来，表明“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1932年5月，他在《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表示，闸北停战两月了，“能够对于一般市民心目中的问题给予一个正确解答的文艺作品，到目前为止，尚未曾产生。”
1933年2月发表《“抵抗”与“反攻”》，抨击国民党的消极抵抗政策。
1934年4月发表《“一·二八”的小说》，“我们以为在两种不同的条件下可以产生好的‘一·二八’小说。一是作者对于战役的前线后方各种事态都有丰富的知识，相当的实地经验，而又有锐利的目光，社会科学的头脑，去把这些材料分析整理；——这样写了出来小说，即使不能毫无漏洞，至少是一部说明了时代、表现了时代的全般的作品。又一就是作者老老实实只把他个人在战时所见的种种，所经历的种种，所感想的种种，用日记体，或者第一人称体，写了出来。”同月发表《向新阶段迈进》，强调新文学史上最大的章目只是一个：民族的自由，民族的解放——深入民众的反帝运动。5月发表《需要一个中心点》，阐述有关国防文学观点。
1937年10月发表《如何能持久》，作者认为“现在北方军事虽已失利，我们却也得了个好教训。我们更应当知道我们要持久战，非使每个人都直接间接参加抗战不可。比方说你，我们总要求在业余时间受军训，帮助防空，检查汉奸，而在一旦后方变成了前方的时候，我们职业的青年们尤须以组织的力量监视那些不识大体的商人们歇业关店，卷资逃避，给自己的军队一个‘坚壁清野’，妨碍了行军上的便利。这一些，都得加紧准备：自然需在政府领导之下去做，但如果地方政府麻木怠工的话，民众就应当坚决的要求。”
1938年2月13日发表《关于大众文艺》，认为“《八百好汉死守闸北》是鼓词——《八百好汉》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了一个主角，作者也提出谢晋元团附的名字，然而只不过提名，没有把他作为鼓词中的一个人物来描写。自然，作者的意思，是要避免归美于一人，是要强调那八百位无名英雄的英烈——其实即使将谢团附作为主角，也不会陷入‘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的，只要把八百士兵的决心精神巩固了推进了团附的尽职心——这一点强调起来就行了。”5月1日发表《八百壮士》，首先概述了八百壮士成为创作热点的情况，然后分析这个题材受欢迎的原因：“第一，那时正当淞沪沦陷，苏嘉失守，而‘虎踞龙盘’的首都也危在旦夕，敌骑豕突，几乎有锐不可当的样子，大局如此，我们的作家们闻鼙鼓而思勇士，于是就首先注目于死守闸北一据点的八百壮士了。”“第二，八百壮士孤军死守，上海各报都有极详尽记载，八百壮士终于撤回后方以后，和我们的新闻记者乃至作家有接近的机会；材料充足，而且找补充也容易，这又是使得作家们不谋而合，采取了这题材的原因。”“第三，是八百壮士这一番壮烈的行为，它本身就是一篇有首有尾，有波澜曲折，具备各种艺术条件的‘故事’，这又当然是作家们不肯放过的。”作者分析了这类作品的不足：受事实束缚，主题太单纯、缺少生动。
8月16日发表《八月的感想——抗战文艺一年的回顾》，论述文艺创作的最高目标“是写典型事件中的典型人物”这一问题。“八百壮士是应该写的，但写这件‘事’，——把他作为‘典型的事’来写，就不及台儿庄战役更能得出重大的教训的意义乃至它在整个抗战形势上的地位和价值。我以为要写八百壮士的故事应当在写‘人’，就是创作视死如归惟知完成任务的忠勇士兵的典型。”同月发表的《大上海的一日》，“当《救护车里的血》这一篇到了我手里时，我知道他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成的：终日奔波乃至夜间也要出发几次，嗅的是血腥和火药气，看的是断肢破腹的尸体，只要有几分钟的时间，抓到了任何纸笔，他就写；——他是用他的心血来写，为控告敌人的残暴而写。——我不必多说，这里的七个短篇写得如何好；这样用血用怒火写成的作品，读者自能认识它们的价值。”
1940年1月18日发表《记取“一·二八”的经验教训》，“没有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要抗战胜利，乃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今日纪念‘一·二八’，除了接受‘一·二八’战事的经验与教训，必须加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与阴谋破坏分裂统一战线的伪装的汉奸卖国贼托匪们，作无情的斗争！全中国的人民求生，求解放，中华民族非到最后胜利不停止斗争！”
1932年6月发表《故乡杂记》，反映日本侵略后农村的变化。7月发表《第二天》，作品叙说“一·二八”第二天日本飞机轰炸上海北站、商务印书馆等处的情况，表现市民失望和忿忿的心情。
1937年9月8日发表《不是恐怖手段所能慑服的》，对侵略者轰炸徒手民众的血腥罪行无比愤怒。10日发表《无题》，叙说赞美勇敢上前线救护伤员的十八九岁的童子军。同日发表的《街头一瞥》，赞扬“八·一三”炮火中“出生入死喋血市街”的战士，抨击醉生梦死的特区市民。11月21日发表《非常时期》，描写10月5日的上海西站在敌机威胁下的混乱情景。
1938年2月13日发表《为着幼年的中国主人》，首先披露了惨景：“上海沦陷以后，南市有一个友邦人士主办的难民区，收容我们遭难的同胞二十余万人，其中以妇孺为最多。当时难民区的东西南三面，敌军步哨如林。而北通法租界的几条路口又都铁门紧闭，不得通行。二十余万难民饥无食，渴无饮；上海租界内的慈善团体和个人乃以面包馒头从法租界各路口的铁门上掷入，铁门内难民争先抢夺，自相践踏，混乱中死者就有儿童。我亲眼看见被踏死的儿童，脏腑外流，头如扁饼；我又亲眼看见幸而不死于践踏而得一馒头一面包的儿童，仍因体力较弱不能守护他的珍贵的所得物而为强暴的‘同胞’所劫掠。”5月15日发表《从敌人摧残文化说起》，“摧残文化已经和奸淫掳掠一样，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拿手好戏了。‘一·二八’的时候，日本的轰炸机在毫无防空设备的上海闸北轰炸了半天，投下炸弹和烧夷弹百数，毁灭了中国最大的出版机关——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以及上海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这里收藏的，有中西图书数十万卷，以及前清末年‘维新运动’以来的各种定期刊和日报。东方图书馆被毁以前，曾经是上海青年们最好的‘自修大学’，它那宽敞的阅览室里拥挤着知识饥荒的青年——这可爱的景气，我现在尚如目睹。”作者最后强调：“我们要尽力防御敌人的暴行，我们深恶痛恨敌人这种毒辣的破坏，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沮丧；敌人所能破坏者，只是我们文化的有形的物质的设备，却不能打击和损害我们悠久的潜奋的而且在新生的文化力量。”8月8日发表《追记一页》，记录了“八·一三”在沪西地区的所见所闻所感，“大家都知道大时代来了，这次跟‘一·二八’完全不同了！——就在劳勃生路上，听见第一次的炮声。呀，‘喜炮’响了，时间是午后四点多罢。”8月13日发表《光荣的一周年》，文章回忆一年前淞沪战争情景，文章结尾写道：“但是战事在上海猛烈进行着，上海市民迅速地自动地自我教育成功配做这大时代的中国人了！请看今日之上海，还不是埋在敌人肘腋之下的一个地雷么！沦陷十月成为‘孤岛’的上海，更见坚强了呵。”同日发表《今日》，作者认为“八·一三”是个伟大的日子，“去年的‘八·一三’，敌人正做着一举而征服中国的痴梦，那时的国际形势也是于他有利得多；今年的‘八·一三’他在内在外都是窘态毕露，第二个‘八·一三’是记录着侵略者崩溃开始的日子。”8月14日发表《今日之上海》，“第二个‘八·一三’到来了的今日的上海，好比一座尚未喷火的火山，热力在潜动，在积蓄，在膨胀，到了时机，就将爆发。”
1932年6月发表发表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抨击日本侵略魔影：被上海供货商逼债，林老板实在无奈，去钱庄通融，“‘不行了！东洋兵开仗，上海罢市，银行钱庄都封关，知道他们几时弄得好！上海这路一断，敝庄就成了没脚蟹，汇划不通，比尊处再好的户头也只好不做了。对不起，实在爱莫能助！’”9月发表短篇小说《右第二章》，小说以“一·二八”为背景，描写商务印书馆职员李先生经历厂毁失业的不幸生活。“上海周围二十公里内没有中国兵，也就没有战事了！停战撤兵的会议开了又开，终于草约签订了。闸北是一片瓦砾。‘复兴’上海的呼声，紧一句松一句在喊。中国方面的损失，一大篇一大篇的在报纸上登载出来。单是商务印书馆，损失一千六百万。”11月发表短篇小说《春蚕》，描写“一·二八”战事对江南农村的危害，“离老通宝坐处不远，一所灰白色的楼房蹲在‘塘路’边，那是茧厂。十多天前驻扎过军队，现在那边田里留着几条短短的战壕。那时都说东洋兵要打进来，镇上有钱人都逃光了；现在兵队又开走了，那座茧厂依旧空关在那里，等候春蚕上市的时候再热闹一番。老通宝也听得小陈老爷的儿子——陈太少爷说过，今年上海不太平，丝厂都关门，恐怕这里的茧厂也不能开；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
1933年1月出版的《子夜》，作者也隐晦地记录了“一·二八”形成的麻烦，《后记》中写道：“右〈子夜〉十九章，始作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5日脱稿；期间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事，因天热，作而复辍者，统计亦有八个月之多，所以也还是仓卒成书，未遑细细推敲。”
1936年1月发表中篇小说《少年印刷工》，主人公赵元生平静的生活也是被上海战事打破的。7月1日，发表《大鼻子的故事》，描绘上海人民发出的吼声，“然而这一天，在‘大上海’纵贯南北的一条脉管（马路）上，却奔流着一股各色人等的怒潮，用震动大地的呐喊，回答四年前的炮声——这样的队伍浩浩荡荡前来，看不见它的尾巴。不，它的尾巴在时时加长起来，它沿路吸收了无数人进来，长衣的和短衣的，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小的。有些人（也有骑脚踏车的），在队伍旁边，手里拿着许多纸分给路边的看客，也和看客们说些话语。忽然，震天动地一声喊——‘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1938年4月1日发表中篇小说《你往哪里跑》，从一个侧面完整叙说上海市民在“八·一三”战事中不屈不挠的斗争情景：一、上海市中心区之一夕；二、民族工业家何耀先；三、“什么都沾染了些寒热病”；四、和战皆主派；五、“与打击者以打击”；六、大时代降临了；七、怒吼罢；大上海！八、生活关系在变化；九、“工作无门”；十、两条战线的斗争；十一、沦陷的前夜；十二、献给你光荣的市花！
1948年9月长篇小说《锻炼》连载于香港《文汇报》上。“文化大革命”后，1979年作者修订，加了两章，写上海的难民收容所中的凄惨情景（将发表于1943年《文艺先锋》上的《走上岗位》的第五章、第六章修改，移作《锻炼》的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于1981年5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多卷小说中的第一部。小说主要描写抗战初期上海“八·一三”淞沪战争时整个社会风貌；通过国华机器厂内迁、《团结》刊物的遭遇等事件的描述，真实地再现了淞沪抗战的社会现实。
一·二八淞沪抗战从揭开战幕到宣布停战，虽然只有短短的38个昼夜，但从中国抗战史的角度审视，却是持续15年之久的抗战历史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其意义而言，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中国局部抗战中承前启后的重大一役，从局部抗战走向全国抗战的里程碑。它是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高举起爱国主义旗帜，冲破国民党及其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为中国军队抗日的表率，为全面抗战开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茅盾参加的左联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呼吁革命人民奋起抗日。茅盾任行政书记时的左联执委会通过《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抗议日本侵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抨击“民族主义文学”的无耻行径。号召一切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青年投入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中去。
淞沪战事不能遗忘，抗战历史不能割断，据粗略梳理，1932年、1933年、1934年、1936年、1937年、1938年、1940年、1941年、1943年、1945年、1946年和1948年，茅盾均有涉及淞沪抗战的作品问世，有正面描写的，也有侧面反映的。
茅盾认为淞沪抗战文化具有延伸性，从“八·一三”抗战到上海沦为“孤岛”后，他转移到抗战大后方，仍然心系孤岛，把淞沪抗战文化从上海撒播到祖国的东西南北。1938年1月发表《“孤岛”见闻》，5月16日发表《“孤岛”文化最近的阵容》，赞扬“孤岛”文化的新发展。6月1日发表《每日“精神食粮”在“孤岛”》，对“孤岛”上的“精神食粮”之一的报纸副刊做了充分的肯定。
文艺创作为救亡而呐喊！1936年4月1日发表的《向新阶段迈进》，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新文学史上最大的章目只是一个：民族的自由，民族的解放——深入民众的反帝运动，从‘五卅’起。‘九·一八’以后，到了血淋淋肉搏的阶段。‘九·一八’固然无抵抗地过去了的，然而东北人民自救的武力抗争到现在而声威更大了，然而‘一·二八’曾经试验了强敌的武力并不能在一星期内亡了中国（像有些人所说）。去年十二月间全国各处热烈悲壮的救国运动是四五年来郁结下的民族精神之不可遏制的爆发。这英勇的斗争的大旗写着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当前的简单信条：武力反抗强敌的侵略！这是全民族全心灵所拥抱的伟大的目标。”5月作者发表《需要一个中心点》，阐述有关国防文学观点：“这是唤起民众对于国防注意的文学。这是暴露敌人的武力的文化的侵略的文学！这是排除一切自馁的屈伏的汉奸的理论的文学。这是宣扬民众救国热情和英勇行为的文学。这是讴歌为祖国而战，鼓励抗战情绪的文学。然而这不是黩武的战争文学。”
抵抗政策需要从消极向积极转化。1933年2月发表的《“抵抗”与“反攻”》，作者抨击国民党的消极抵抗政策：“去年上海的‘一·二八’战事是我们的第一次的‘抵抗’。读了翁照垣的《淞沪血战纪》，我们知道‘一·二八’战争之终于失败，就因为当时死死抱定了‘敌来则抵抗，敌去则不追’的被动政策。因此死守上海华界阵地的十九路军虽则是‘抵抗’，实际无异坐待敌人用更猛烈的炮火来将他们毁灭。在这教训上，我们认识了我们所谓‘抵抗’实在已经是‘坐而待毙’的自杀。”“我们现在从事实上认明了被动的‘抵抗政策’的误国，我们要求积极主动的‘反攻’！我们须知：只有全民族一致奋起向横暴的日本帝国主义反攻，然后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自存于世界！我们要吐弃那些‘中日国势悬殊’的悲观论调。”“只有立即奋起向横暴的日本帝国主义反攻，我们的民族方有活路！是积极的主动的反攻，不是消极的被动的‘抵抗’！”
通观茅盾编辑的《呐喊》（《烽火》）（上海时期）的内容，无一不与抗战有关。作者群非常庞大，既有已成名的文化人，也有刚执笔写作的青年；既有前左联的成员，也有其他流派的作家。如第一期作者为茅盾、郑振铎、巴金、王统照、靳以、黎烈文、黄源等。她的艺术度量也相当宽广，既有现代形式的短篇小说，也有适应战时形势的报告和速写，而且不排斥传统的或民间的艺术形式（如旧体诗和歌谣）。可以说，她是一个初具文艺界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性的文艺刊物。
《文艺阵地》创刊于1938年。它以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运用各种文艺形式为抗战服务为宗旨。在主编该刊期间，茅盾充分运用“文阵广播”专栏将分散于各地的抗战文艺活动和生活消息及时汇总，向全国军民广为传播。该刊成为抗战时期最为普及、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全国性文艺刊物。1938年5月16日出版的《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孤岛”文化最近的阵容》，赞扬“孤岛”文化的新发展，介绍几种内容充实、正确的新刊物，如《华美周报》、《上海妇女》、《月刊读物》、《杂志之杂志》半月刊、《译报》副刊《爝火》等。6月1日出版的《文艺阵地》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每日“精神食粮”在“孤岛”》，对“孤岛”上的“精神食粮”之一的报纸副刊做了充分的肯定，也指出其不足之处。评论到的副刊有：《文化报》的《世纪风》；《大美晚报》的《夜光》；《导报》的《晨钟》；《大美报》的《早茶》。10月1日出版的《文艺阵地》第一卷第十二期发表《西北高原与东南海滨》，“上海出版的《文艺》半月刊（十六开二十四面），现已出至四期；三期是‘革新号’。这是‘孤岛’上的几个‘自己也感到饥饿’的文艺青年，为要使‘孤岛’的青年们都能读到内地刊物里的文章，并发表自己的文章，就这样办了起来——但‘孤岛’上的环境仍然不能使他们有转载与发表的自由，他们是在重重束缚之下挣扎。我们已经介绍过‘孤岛’上的许多新刊（三期《书报述评栏》），但纯文艺的新刊，以我所见，还只有这半月刊。几位年轻朋友的努力是值得敬佩的——我希望《文艺》能够长生，能够发展，在‘孤岛’上成为一支有力的文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