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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锋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摘要： 茅盾的处女作《幻灭》创作于1927年9月，但这不是发表日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不是成立于1925年12月，而是1926年元旦；茅公乘醒狮轮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的时间不是1926年元旦，而是当年的1月7日……有关茅盾在上海的一些生平事迹，在已出版的《茅盾传》、《茅盾年谱》和其他有关著述中，似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差错。我对旧作进行了一番整理，并作了些增删，摘编出来，集在一起，以便于大家能得到进一步的了解。
上海，是茅盾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的起始点；上海，也是茅公开始进行创作活动的原发地。在上海茅公揭开了他光彩人生的第一页，在上海茅公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而茅公在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事迹，我们主要还是通过他的散文和回忆录来获知。近30年来，我对茅公在上海的1925年底至1927年秋的若干事迹进行了一些考查，发现有些日期和情况与他的所记略有些出入，这可能是因为年久失记之故。于是从1988年起，我将在考查中所得陆续发表在一些刊物中，但由于刊物的发行量有限，加上流通不畅，很多学者未能看到拙作，以至一些有关文章和《茅盾传》等专著，继续在沿用原说。
借全国第十届茅盾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的东风，我对旧作进行了一些梳理，并将若干主要事迹进行一番增删后摘编了出来，以便于大家的查阅。
2011年4月全国第九届茅盾研究学术研讨会在茅公故乡召开期间，我们收到了一册《桐乡名人》的刊物，在这一册子中有一篇题为《茅盾传略》的文章，文中说茅公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发表《幻灭》”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而这许多年来，其他一些学者的有关文章和专著，也几乎都采用了这一误说。
其实“一九二七年九月”是《幻灭》的创作日期，这一点茅公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创作生涯的开始》一文中说得十分明确：“《幻灭》从九月初动手，用了四个星期写完。”
而《幻灭》的“发表”日期，其上半部则是约在1927年10月出版的9月号《小说月报》上刊出的，原由是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政局动荡，工人罢工，蒋介石疯狂逮捕和杀害革命志士，迫使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郑振铎离沪赴法等原因，当年的多期的《小说月报》均为延期出版了的。
我们在版权页署作“一九二七年八月十日初版”的8月号《小说月报》题作《最后一页》的编后记中，可见有“下期的创作有茅盾君的中篇小说《幻灭》”的预告。在该期中有篇郁达夫的译作《一女侍》，文末署作“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译于上海”，所以这一期到9月19日必未能付印。因此，茅公于“九月初动手”，“用了不到两个星期写完了《幻灭》的前半部”
，就有可能在该期尚未出版之前交到了叶圣陶手中；也因此其“茅盾”之名和刊载《幻灭》的预告就能出现在这误期了的8月号上了刊载《幻灭》上半部的9月号《小说月报》中，有郑振铎的一篇小说《春兰与秋菊》，据他在《欧行日圮》中所记，此文是在这年8月9日写于巴黎，并寄出于次日的。当时从巴黎寄信稿至上海一般需32天以上，可见这期《小说月报》出版日期虽也署作“一九二七年九月十日初版”，而实际上此时却还未付印。从8月号到9月19日还未付印看，其9月号必要延期到10月间才可能出版。
其刊载《幻灭》下半部的10月号《小说月报》上，有叶圣陶的一篇小说《夜》。此作在1928年收入小说集《未厌集》时，文末加署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的一个写作日期，可见这一期将又会延期到11月4日以后才可能付印、出版。
综上所述，可见茅公的处女作《幻灭》是在1927年“九月初动手，用了四个星期写完”的，而发表日期则应是在是年的10和11月间。关于这些我在刊于2003年3月出版的《茅盾研究》第8期中的《茅盾赴粤参加国民党‘二大’的日期及其他》一文，曾有过较为详细的阐述。我将此事放在本文的第一节，主要是为了引起学界的重视。
茅公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到过《幻灭》的创作日期。他在作于1928年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说，那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至十月底写的”，其后他在《我的回顾》、《谈我的研究》和开明版《茅盾选集·自序》等于1952年前所撰的文章中，也都认为《幻灭》是动笔于1927年的9月。
然而在1957年作的《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一文，则说“一九二七年八月，我从武汉回到上海”后，遂试写作《幻灭》。茅公于1980年7月撰写的《创作生涯的开始——回忆录〔十〕》一文，在1981年《新文学史料》第1期刊出时，也说“《幻灭》从八月下旬动手，用了四个星期写完”。然而，当此文在收入1984年5月出版的《我走过的道路》中册时，前半句的“八月下旬”则又改成了“九月初”
，这究竟是为何呢？
茅公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说，1927年“八月中旬”离开庐山（据笔者考查似为8月25日）乘船至镇江，于次日再从镇江搭火车到“无锡找旅馆过夜”。又说“在旅馆里我才知道，原来头一天晚上孙传芳的部队突然从南京对岸的龙潭打过江来……第二天早上，听说孙传芳的兵又退回江北了，我就乘当天的夜车回上海”。查当年8月27日《申报》，知孙军是在26日“下午五时许即渍退江边”
的。这就是说，茅公是在1927年8月27日夜间回到上海的。
茅公虽然曾说过“一九二七年八月，我从武汉回到上海，一时无以为生，朋友劝我写稿出售，遂试之”
的这番话，但实际上在动笔之前，他则还有一个先要安顿家庭生活的过程。因茅公回家当夜，妻子正值小产住院。而事实上，他也是在妻子出院后，坐在“病榻旁边一张很小的桌子上断断续续写起来的”。
妻子的住院、出院和安顿，自然是需数天的时间的。而由于从8月27日夜间到9月初仅仅是历经五六天时间，因此当多年后，茅公在回忆《幻灭》的写作时间，要对确切时间的定夺，自然会有一定的难度，故此，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会产生了略有所异的几种说法，这也是情理中的事。
从上述的时间来看，关于茅公在回忆录《创作生涯的开始》中的“《幻灭》从八月下旬动手”句，最后改为“《幻灭》从九月初动手”的这一修订，显然是恰当的。
茅公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山舰事件前后》一章中说：“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海特市党部成立”，应当说这一回忆材料是有差错的。在1926年1月3日《时报》上刊出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成立大会》的报道中说：“各区（党）部之市代表之复选手续已办理就绪，该会特元旦日假上海大学开特别市（党）部成立大会。”张廷灏在他的未刊回忆录《我的出身和经历》中也说：“1926年元旦，上海市党部宣告成立。”
从上述等材料可见，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成立大会是在1926年元旦上午举行的。但1925年12月也确实开过一次代表大会，这即是在1925年12月30日召开的“各区党部之市代表之复选”和“出席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大会。
当时上海国民党员“共有五千多人”，元旦成立大会到会第一至第九的九个区党部代表“共八十一人”。恽代英为大会主席，他首先“报告筹备经过”。嗣后，大会进行了执行委员的选举，“当选者为张廷灏、恽代英、沈雁冰、张君谋、杨贤江、杨之华、林钧、王江良、陈杏林”等九人，候补有徐梅坤、洪鼎等五人。
这次大会还做出了“要求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西山会议之首领林森、邹鲁、谢持，并分别惩戒其他参与之党员”，和“由大会名义警告上海孙文主义学会”，以及“要求全国代表大会请照总理政策，解决党内纠纷”等八项决议。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国共合作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当时茅盾作为上海代表赴粤参加了会议，这也是在他光辉一生中值得一书的一件大事。
关于到广州去参加这次大会的日期，茅公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山舰事件前后》这一章中说，他是在1925年“十二月尾，上海市党员大会选出代表五人”，“定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半夜”
乘醒狮轮前往广州的。
在1926年1月3日《时报》上的一篇题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成立大会·又讯》的报道中，有如此之记述：“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出席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已于前月三十日开票。当选者为沈雁冰、吴开先、恽代英、张廷灏、洪鼎、蒋宗文，候补刘绍先。后以蒋宗文因事不克赴粤，以刘绍先替补。该代表等拟于今年头班轮赴粤与会。”这就是说当时选出的代表是六人，并决定乘1926年元月的头班轮赴粤。
然而当年1月23日《民国日报》上所载的《萧淑宇启事》中，也正有“本月五日淑宇应恽代英之约在永吉里三十四号谈话”之记。这就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准备赴粤的“二大”代表恽代英于1月5日还在上海。
再说茅公的《南行通信（一）》的写作日期和地点是“一九二六，一，八日，于浙闽洋面之交”，文中又说“我们知道后日可到汕头”。根据上海至浙闽洋面和浙闽洋面至汕头的航程推算，醒狮轮应是在1月8日的一天前的“晚上十二点后开行”，即是1月7日凌晨启航的。
据茅公《南行通信（一）》中所记，此次的航程是“五日五夜”，所以到达广州的时间就该为1月12日了。然，虽说船行了“五日五夜”，而实际的跨度却为六天，所以茅公在回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山舰事件前后》这一章中又会有“船行六日”之说。而参加国民党“二大”的代表，据茅公和张迋灏的回忆应是，“恽代英、沈雁冰、张廷灏、吴开先”和刘绍先等“五个代表”。
茅公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山舰事件前后》中说，他依然是乘那条醒狮轮由穗返沪的，启航时间约在3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又说“也是航行了六天到上海”
的。
1926年3月31日《申报》上有篇题为《国民党全体党员大会纪事》的新闻报道，说：“上海特别市全体党员，于昨日（三十日）下午，在闸北宋园开党员大会，到一千多人。三时由市党部常务委员张廷灏主席宣布开会，并读总理遗嘱，次报告开会理由，谓日来报纸宣传，广州政府所载消息，颇有可疑，本市党员沈雁冰亲自粤省归来，特请其报告以明真相。”这就是说茅公在3月30日已回到上海。
宋园在闸北，为国民党先驱宋教仁先生墓地的所在，因陵园对外开放，故又称宋公园。茅盾在宋园党员大会所作的关于“广州政治状况”的报告，立刻遭到了由邹鲁、谢持等一伙所凑合的伪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疯狂的围攻。他们于4月1日在《申报》上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启事”，说“号称国民党员之沈雁冰乃世人共知之共产党员，而非本党同志，其演说内容实属别有用心”，企图打击、瓦解国共合作。
我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这些史料的时候，见茅公的回忆录及其他有关论述和资料中，似都未曾提及到这次大会。为此我曾就叶圣陶参加左派国民党等事一起去函请教了叶至善先生。至善先生为我向他父亲叶圣老了解了这些事后，曾给了我一封十分诚挚的回信，信中说：“26年宋公园大会，我父亲母亲都去参加的，军队曾放枪驱散群众。”显然这则史料的发现，对我们研究茅盾和叶圣陶在当时从事革命活动情况和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都无不具重要意义。
茅公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山舰事件前后》中说“在我回到上海后不久，四月三日和四日召开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代表大会”。关于这一史实，1926年4月4日和5日的《申报》上也正有此详细的记述。
报道中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于4月3日至4日召开了上海第二次全市代表大会。第一天到会80余人，由杨贤江任主席；第二天到会90余人，由张廷灏任主席。茅公在第一天大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报告说：“此次广州第二次代表大会，精神异常饱满，为中国近年各种集会中之有数的盛会。并历举其各种特点。”同时，茅公又参加了大会《宣言》的起草。
《宣言》把西山会议派的“伪代表大会黑幕，一一揭示予众”，使国民党右派的卑劣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使右派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茅公在此章回忆录中说：市党部的“地址在贝勒路永裕里八十一号”，而1926年10月7日上一篇《法租界国民党市党部昨日被封》的报道中说，其地址为“西门路永裕里八十三号”。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永裕里是由既通西门路（今自忠路）的主弄，和又通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的八条横弄组成。其市党部的确切地址应为：西门路或贝勒路永裕里八十三号，而非“八十一号”，此事和其他说明，可参阅刊于2006年12月出版《茅盾研究》第10辑的拙作《茅盾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文。
另据有关文献资料所示，1926年4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中共上海地方政治委员会，并通过茅盾、张廷灏等六人为委员。同时，文献资料又显示从是年的四月起，中共上海区委的正式委员为罗亦农、茅盾等十人。并且1926年4月至12月茅盾又兼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
茅公在1926年3月底离粤返沪时，时任国共合作中的宣传部部长毛泽东对他说：“上海《民国日报》早为右派所把持，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在上海没有喉舌，你到上海后赶紧设法去办个党报。”
为了能早日完成毛泽东嘱托的事，茅公在返沪后，立即就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这项筹办工作中去。他先把此事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说《中华新报》正想停刊，不妨去了解一下。于是，茅公即就去找了《中华新报》的人，了解了盘进印报的机器设备的费用，并估算了开办费和开办后的日常经费，同时将总经理和总主笔等人选也都拟定了。茅公马上就写信给毛泽东，不久就收到了毛泽东签发的宣传部复函，说开办费及每月经费，都将会“由宣传部陆续支付”的。
《国民日报》的筹办，不仅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由他主持的宣传部的热切关怀，还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的积极支持。据张廷灏回忆，在《国民日报》报社的经理和编辑人员被正式任命后，即“同时汇来经费”。由于上下合作默契，所以茅公他们在上海的前期工作也展开得十分顺利。不久，就在5月9日的《民国日报》和5月10日的《申报》上刊登出了“上海《国民日报》定于五月十六号出版”的广告。
但是《国民日报》并未如期出版，虽又打广告说“改定六月一日出版”，到时却依然未能面世。究其原由是因广州方面有几只黑手在从中作梗。原来时任《国民日报》副经理的张廷灏去广州时，张静江和“蒋介石一起召见了他，蒋介石大肆诬蔑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要张廷灏加入右派行列，想利用张廷灏控制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部和《国民日报》，表示可以提供充足的经费”
。
蒋介石在当时也不是不让茅盾他们办《国民日报》的，关键是在于他要把该报攥在自己的手中，成为他个人的传话筒和篡夺革命胜利成果的工具。张廷灏当然没有答应蒋介石的这种无理要求，他还及时地向恽代英作了汇报，蒋介石也曾试图拉拢恽代英，恽代英早就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他“叫张廷灏马上离开广州回上海”。
蒋介石集团当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他们自知控制《国民日报》的阴谋有可能破产时，不得不撒出了杀手锏，刚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的张静江不惜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取消了《国民日报》的经费”。然而，终因茅公他们始终不愿对右派势力有所屈从，故尔，最后蒋介石凶相毕露，亲自下令“停止筹备《国民日报》”。
虽说《国民日报》的创办被右派势力扼杀了，但茅公并不为此而气馁，他昂首阔步，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的革命斗争——国民党上海交通局的一揽子事中去。
1981年初，我在1927年8月13日、20日、23日和24日的《民国日报·党务》版上，发现一份所谓披露“在沈雁冰宅中搜得”的一大批文件书刊的连载报道。这些材料所展示的主要是茅盾等共产党人，在1925年和1926年间所进行的有关国共合作等方面的革命活动情况，对探索茅盾的生平道路和研究上海方面的国共合作情况，都无不具一定的重要价值。
原来是年7月6日下午，伪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据“市党部密报”（因党内叛徒的出卖），查抄了闸北横浜桥祟福里及福安里的两处“共产党秘密机关”，逮捕了陈明德梁闺放夫妇等四名“跨党”分子。“七月七日晨”，反动分子又“驰往闸北公兴路仁兴坊四十五、四十六号前楼”，见“皆铁锁严扃。于是毁其锁进内一窥，除少数木器外，累累者皆印刷品，共五十余大包，又觅得藤箱一只，内藏去年跨党分子提取款项之支票存根簿四册，中央交通局各省通信留底全部，汪精卫致沈雁冰函三通，日记数册。其他共产党书籍不计其数。乃雇大号运输汽车一部满载而归”。这里的“共产党书籍”是指“《响导周刊》，《新青年》等各种书刊四十一种”。
茅公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山舰事件前后》中说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上海交通局的业务繁忙了”等原因，他向组织上要求派人，“不久，派来了姓郑（男）姓梁（女）一对夫妇，都是知识分子，也是党员。这两人担任会计和记录”。这“姓梁”的即就是在横浜桥被捕的梁闺放，上世纪80年代我曾多次去访问过她，当时她住在山阴路，离茅盾故居景云里不远。梁闺放和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茅公的老战友吴文祺先生都说这被查抄的“沈雁冰宅”，就是茅盾所主持的上海交通局机关，地址在闸北公兴路仁兴坊四十五号、四十六号前楼，这地址与伪国民党清党会所报道的完全一致。
（对我新发现的或在茅盾回忆录中提及不完全而作了补充的事迹记条前，都加了“△”，以便于大家了解〕
△12月30号
召开了国民党“各区党部之市代表之复选”和“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出席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大会。“开票”结果，“当选者为沈雁冰、吴开先、恽代英、张廷灏、洪鼎、蒋宗文，候补刘绍先。后以蒋宗文因事不克赴粤，以刘绍先替补。该代表等拟于今年头班轮赴粤与会”。
△元旦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成立大会于上午在上海大学举行。大会进行了执行委员的选举，“当选者为张廷灏、恽代英、沈雁冰、张君谋、杨贤江、杨之华、林钧、王江良、陈杏林”等九人。恽代英为主任委员，茅公为常委兼宣传部长，张廷灏为常委兼组织部长。这次大会还做出了“要求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西山会议之首领林森、邹鲁、谢持”等八项决议。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地址，为西门路或贝勒路永裕里八十三号，而非“八十一号”（永裕里同通此两路）。
茅公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山舰事件前后》中说，他们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的“船定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半夜开航”，因1月5恽代英还约萧淑宇在永吉里三十四号谈话，所以去广州的船必定是延航了的。
△1月7日
参加国民党“二大”的“五位代表”：“恽代英、沈雁冰、张廷灏、吴开先”和刘绍先于凌晨乘醒狮轮赴广州。
△1月12日
根据茅公的《南行通信（一）》的写作日期和地点是“一九二六，一，八日，于浙闽洋面之交”等资料来推算，茅盾等五代表应于此日到广州。
△3月30日
茅盾已从广州回到上海。
上海特别市全体党员于下午，在闸北宋园召开党员大会，到会一千多人。因“日来报纸宣传，广州政府所载消息，颇有可疑”，为此市党部特请“亲自粤省归来”的茅盾“报告以明真相”。
△4月1日
茅盾在宋园大会所作的关于“广州政治状况”的报告，立刻遭到了由邹鲁、谢持等一伙所凑合的伪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疯狂的围攻。他们于4月1日在《申报》上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启事”，说“号称国民党员之沈雁冰乃世人共知之共产党员，而非本党同志，其演说内容实属别有用心”云云，企图打击、瓦解国共合作。
△4月3日至4日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开了上海第二次全市代表大会。茅盾在第一天大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4月6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中共上海地方政治委员会，并通过茅盾、张廷灏等六人为委员；同时决定当年4月至12月茅盾兼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
△4月
茅盾受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毛泽东的嘱托，由粤返沪后开始筹办《国民日报》的出版。在陈独秀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前期工作展开得十分顺利。
△5月
5月9日和5月10日的《申报》上都刊出了“上海《国民日报》定期出版”的广告，说“本报定于五月十六号出版”，又说馆址在“上海带钩桥南堍爱多亚路（今延安东——引者）一五九号”。
△5月16日
《国民日报》原定于今日出版，然而，当日的《民国日报》和《申报》都刊载了“《国民日报》展期出版通告”的启事。说“本报原定于五月十六日出版，兹因装置印机尚未竣事持改定六月一日出版”。
△6月1日
今日的《民国日报》刊出了“上海《国民日报》展期七天出版”的告示，茅盾他们试图再作最后的努力，但蒋介石、张静江一伙右派势力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的，在他们自知控制《国民日报》的阴谋有可能破产时，终于凶相毕露，张静江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取消了《国民日报》的经费”，接着蒋介石又下令“停止筹备《国民日报》”。
5月至12月底
茅公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山舰事件前后》中说：“国民党上海交通局。这本是恽代英管的”，国民党“二大”后，“我代管交通局（正式名称是上海交通局代主任）”。
△5月间吴文祺按组织上要求，将在海宁一起教过书的郑明德和他爱人梁闺放介绍给茅盾，于是他们就进了国民党上海交通局工作。
△10月6日
孙传芳的淞沪警察厅声称“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为赤化张目”，要“从严查究”。当日他们纠集了法租界当局在“西门路永裕里八十三号特别市党部”，逮捕了梅电龙等31人。
△10月7日
上午中共上海区委举行主席团会议，着重讨论了被捕事件。经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被捕人员最后一人于当夜出狱。但“市党部房屋”久不给启封，为此茅盾他们只得将办公处搬到“陶尔斐斯路五十六号”（今南昌路56号），并于11月24日正式在此重新办理党员的组织登记。
△12月
茅公邀请吴文祺、樊仲云、陶希圣等参加的，为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科（武汉分校）代行的招生工作，也即在陶尔斐斯路五十六号进行。
△7月6日下午
因叛徒的出卖，伪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在闸北横浜桥东崇福里和福安里，逮捕了原茅盾主持的上海交通局任会计等职的郑明德、梁闺放夫妇。
△7月7日
这伙匪徒于晨间，又查抄了闸北公兴路仁兴坊四十五号、四十六号前楼——原茅盾所主持的上海交通局机关，反动派在《民国日报》上声称他们搜查的是“沈雁冰宅”。
△8月25日
茅公“离开庐山乘船至镇江”。
△8月26日
茅公从镇江搭火车到“无锡找旅馆过夜”，在旅馆里他“才知道，原来头一天晚上孙传芳的部队突然从南京对岸的龙潭打过江来”，当日下午五时许孙军即溃退到江边。
△8月27日
茅公听说孙传芳的兵又退回江北了，就乘夜车回上海了。茅公的妻子因小产，正住在医院里。
9月
茅公在《我走过的道路·创作生涯的开始》中说：“《幻灭》从九月初动手，用了四个星期写完。”
△在版权页署作“一九二七年八月十日初版”的，而实际上至少要到“九月十九日”后，才能付印、出版的8月号《小说月报》题作《最后一页》的编后记中，有“下期的创作有茅盾君的中篇小说《幻灭》”的预告。
10月
△在版权页署作“一九二七年九月十日初版”的，而实际上也至少延期了一个月的9月号《小说月报》刊出了茅盾处女作《幻灭》的上半部。
11月
△在版权页署作“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初版”的，而实际上至少要在“十一月四日”后才可能出版的10月号《小说月报》，刊载了茅盾处女作《幻灭》的下半部。
2015年12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