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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炳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 上海 200083
摘要： 茅盾的文学实践从上海这个城市开始并确立其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但作家身份的选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它是作家个人选择与历史场域相遇合的结果。本文拟从茅盾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关系入手，分析其作为一个作家、社会与文化活动家的个性、命运选择、文学特点及其历史影响，并进一步概括茅盾相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知识分子群体的典型性意义。
关键词： 茅盾 上海文化 命运选择历史遗产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他开始文学写作之后使用的笔名，也是他先后使用过的几十个笔名中，最为读者所熟知的一个。茅盾出身于中国晚晴末年的南方乡镇（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县乌镇）的一个中等富裕家庭，他并没有完整的大学学历，只读过3年预科（1913—1916），也没有正式的外海留学经历，只有不到两年的日本流亡经历（1928.7—1930.4），但最终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批评家、编辑家和翻译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有着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如果说以读者公认的“鲁郭茅巴老曹”排列而位居第三的话，从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而言，因为鲁迅的早逝（1936年）、郭沫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本从政，茅盾则是连接20世纪上下半叶中国文学最关键的人物之一，而这个人物的成长及其历史影响，与上海有着特殊的关联。
茅盾14岁（1909年）以前在老家乌镇的小学就学，18岁（1913年）前在湖州、嘉兴和杭州三地的中学读书，20岁以前在北京大学读书。从1916年夏天，20岁的沈雁冰只身一人，怀揣一纸荐书踏上陌生的上海滩起，到52岁的茅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离沪北上，时间长达30多年。这30多年中，有超过1/3的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期间虽也有几次或长或短的离开，主动或者被迫前往广州、武汉、日本、香港、桂林、重庆、新疆等地，但一旦条件许可或者机缘巧合，他还是回到这个五方杂处、熙熙攘攘的十里洋场。总之，茅盾一生的命运，与这个现代魔都结下了不解之缘，上海这个现代东方大都市，是他的第二故乡。
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北京大学（蔡元培之前）的预科肄业生，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和重要组织者之一，一度专注于中共早期政治与文化活动，又几经磨难，最后从一个社会活动与文化活动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编辑家、文学批评家、左翼革命作家，是除鲁迅之外影响最大、成就最为卓著的左翼文学领袖，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艺的第一代领导人。1948年底，茅盾应中共中央邀请，赴北平（即北京）参加由中共发起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从此，他的文学与政治生涯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文化部部长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务。若从个人成长的角度看，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发生，与上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30年间的上海，作为当时东方世界现代化与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演了无数幕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戏剧。自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之后，上海的中心区域先后被英、法、美等国租赁，这就是上海的“租界”。1937年之后又逐步被日本占领，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为止，上海的完整主权才回到中国民国政府手中。近百年“国中之国”的租界存在，成为上海不同于其他传统都市的一个明显特点。由于弱化了专制政权的控制，上海便成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直接碰撞、交融时间最早、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它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演示与实验场所，也为各种新生的社会力量的孕育、生存和发展创造了空间。自辛亥革命（1911年）后，从维新派到革命派，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各种政治势力和文化派别都将上海作为重要的活动基地。由于上海事实上成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不同于北京（或南京、武汉）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文化传媒与出版中心，因此也是各种文化人士大量汇聚、出入频繁的城市。在动荡的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多元文化空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文化精英的到来。半个世纪中，先后有1920年代初（五四运动后）、1920年代末（北伐战争后）和1930年代末（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三次大规模的文化人汇聚上海的现象。反过来，这些文化精英又为上海的多元文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上海由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茅盾，只不过是这几代文化人中最引人注目者之一。
根据茅盾的生平及其精神历程，我将他历时30年连续或者间断地在上海居住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1916—1925年（9年）；1925—1929年（4年）；1930—1948年（18年）。这三个时期，茅盾在上海经历着不同的历史，也面临着不同的人生选择。
一、初居上海的1916—1925年：交错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人生选择。在这9年时间里，沈雁冰完成了三个重要转变：
首先，开始了独立的职业生涯。因为有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债司任职的表叔卢鉴泉的帮助，沈雁冰被推荐给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近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从而开始其在上海的职业生涯。从编译所的英文部、国文部做普通编辑开始，到《学生杂志》的助理编辑，并继续自学英文，广泛阅读，开始写作与编译。
其次，主编《小说月报》（1920年主持“小说新潮”栏，1921—1922年主编）是其一生的重大转折，由此成为新文学重要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系统介绍大量西方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思潮流派（“海外文坛消息”栏目、童话编译），撰写大量文学评论，成为著名的新文学运动领袖、编辑家和文学批评家。
再次，参与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中共最早成员和领导骨干之一，从一开始就同时在政治与文学中展示才能与影响。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第一批50多名党员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秘书兼会计，并一度代理委员长之职（1923年8月）。同时在由中共创办旨在培养共产党干部的上海大学任教，并编辑《民国日报》副刊《社会写真》，撰写大量社会评论。但在执委会两度改组、两次推举新当选委员担任执委会委员长之后，茅盾辞去了执委会职务。一度编选道家典籍《淮南子》，但仍是中共商务印书馆组织的骨干。
二、再居上海的1925—1929年。惊涛骇浪的四年，从革命漩涡中分离出来的人生反省与选择，作家茅盾的诞生。
首先，更深入地参与政治。当反对外国资本的工人抗议活动遭到暴力镇压时，再次激起沈雁冰的政治热情，参与组织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走上街头革命（“五卅运动”成为北伐战争序幕）。国共分裂后，中共中央指令恽代英和茅盾筹组由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1925年12月），茅盾担任宣传部部长。年底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留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部长是汪精卫，代理部长为毛泽东），3个月后被毛泽东派回上海代理国民党上海交通局局长，兼任上海市特别党部主任委员，中共上海区委地方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信息科科长（1926年下半年）。北伐开始后，1926年底中共中央派茅盾赴武汉军校（黄埔军校的延续，为国共合作）担任政治教官（中校二级）。1927年4月受命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从上海、广州到武汉的两年多时间，是沈雁冰政治活动的又一次高峰。
其次，从政治风暴中甩出。国共再次分裂，7月15后受命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参加起义，途经庐山，与组织失去联系，急病受困于地缘别墅。之后撤回上海隐居，躲避官方通缉。自此在组织上脱离中共。在痛苦、无奈之中执笔开始虚构写作。以“茅盾”笔名发表《蚀》三部曲（《幻灭》、《动摇》与《追求》）。然后是两年的政治流亡，直至1930年5月，从日本返回上海。
三、三居上海的1930—1948年。其中“八年抗战”（1937年上海沦陷至1945年二战结束）期间转辗各地，1946年5月回到上海，实际居住10年。这18年是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立地位的最重要时期。
首先，完成小说代表作《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的写作。以他特有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视野和特定的手法，确立了在新文学传统中的“茅盾式叙述模式”，成为左翼作家的代表。
其次，与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学运动，从事文学批评和社会批判，成为左翼阵营的领导者和批评家的代表。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代表“国统区”左翼文学阵营做“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的报告，是其被认同的标志。
再次，与鲁迅、叶圣陶、郁达夫、郑振铎、傅东华等一起，创办《文学杂志》（1933.4—1937.8）；与鲁迅一起创办《译文》（1934.9—1937.9）。分别为发表文学原创和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大型期刊，后者是新中国后复刊的《世界文学》杂志的前身。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茅盾与上海这个城市的特殊关系，对个人而言，体现了其人生在矛盾中展开和抉择的情形；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而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又具有相当程度的典型性。
一是上海这个具体的历史场域，沈雁冰成了茅盾，作家茅盾诞生了。综上三个阶段所述的一切，茅盾的这30年的生活历程，都与上海这个现代都市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20世纪20至40年代，尤其是30年代，上海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及其在中国乃至东西方文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为茅盾提供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人生舞台，和许多难得的成长条件与发展机遇；而茅盾的天资、勤奋和卓越的创造力，也为这一时期的上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是茅盾经历了政治与文学这一人生最重要、最痛苦、最艰难的抉择，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现代激进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人生处境和抉择。
中国文人历来重视自己的名号，并在其中隐寓心志。“茅盾”这一笔名的矛盾寓意，茅盾本人反复申明，也为文坛公认。自1927年9月在《小说月报》第一次发表小说《幻灭》起，他就以“茅盾”和“沈雁冰”这两个名字行世。也许他作为一个新文学作家和评论家，赢得了太多的声誉，久而久之，其本名“沈雁冰”反而少为人知。其实，茅盾一生发表译著作品时，除了“字”沈雁冰（雁冰、冰）和“名”沈德鸿之外，还曾用过几十个笔名，但“茅盾”无疑是影响最大的。到40年代，这一名字已经通行文坛，盖过了他的本名，标志就是1946年在他五十岁生日时，被文坛尊称为“茅公”。
早年曾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留法，与茅盾一起从事中共政治活动的郑超麟先生（因政治原因入狱27年【1952—1979】，在晚年谈起茅盾时）曾说过：我只认识“沈雁冰”，不认识“茅盾”。这句话说明了茅盾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两重身份，即作为新文学作家的茅盾和作为政治活动家的沈雁冰。事实上，茅盾本人在重要场合的署名方式，也印证了他对自己的社会身份和文学身份的区分。在1981年3月14日他的生命走到终结的时候口述了两封信（也被认为遗嘱），一封致中共中央，提出恢复自己党籍的请求，署名是“沈雁冰”；一封致中国作家协会，捐款25万元设立长篇小说奖即“茅盾文学奖”，署名“茅盾”。这两个署名及其代表的两种身份，也蕴涵了他临终时对自己一生在两个方面的评判。
当我们把这或者来自别人，或者来自茅盾自己的判断和用意，与他本人在政治和文学活动的追求中所一再显现的矛盾心态联系在一起时，可以隐隐窥见他一生奋斗挣扎的心灵轨迹。在一生的理想追求中，风云变幻的历史现实，使他在这两种角色身份间形成了长期的内在冲突。他既有作家的敏感气质，又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他有意作为一个政治家参与20世纪中国现实的变革，即使是早期的文化活动，也是意在社会革新，但无意间却终于成为一个作家和文人，并作为著名左翼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但同时，无论是30年代享誉文坛之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没有偃息，也不断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挫折而痛苦。值得欣慰的是，茅盾在1981年3月27日于北京逝世后的第4天，中共中央决定恢复茅盾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茅盾文学奖”也与同年启动，成为官方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自1982年至今已颁发9次。
从中国现代史发展来看，这种在政治与文化之间艰难抉择的现象不惟体现在茅盾一个人身上，它也是历史文化现实对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形的制约力，同时也与主体的内在选择有着重要联系。不仅鲁迅、郭沫若、丁玲等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有着类似的处境，即便如胡适、巴金、徐志摩、沈从文这些被视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作家，也总是离不开这样的抉择。
这样，主体在政治与文学文化活动之间，必然存在着种种外在的和内在的联系：一方面，他在政治活动中的挫折必然会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体现为文学创作的独特的取材、叙述角度和审美特征，也体现为政治意识形态对这种艺术个性有意无意地遮掩、修改甚至是自我扼杀。政治活动使他获得进入文学写作的独特途径，而政治和革命的志向、冲动和功利性要求也影响了这种艺术个性的完善、发挥和显现；另一方面，文学家的艺术敏感和冷静超越的观察、思考习惯，又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作为一个政治家、革命家必须具备的讲求实际和果断行事的品格养成和贯彻。
回到茅盾，这种内在的矛盾冲突，贯穿了他的一生，在其文学创作和批评中也都有着一贯的体现，而这种体现的最好最生动的浓缩和象征，无疑就是“茅盾”这个笔名和作家本人所赋予的内在意蕴了。但不管是政治与文学的交错、矛盾和冲突，还是这种冲突在文学中的体现，不管是政治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茅盾，还是作家茅盾的心路历程和文学写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矛盾，它们所产生的外在背景，它们所展开的活动空间，它们所选取的具体材料，都与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旧上海的多元化文化发展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使是其主体选择和追求中，其起重大作用的个人气质和性格的形成，也与所处的文化环境紧密相连，而茅盾的努力和实践，又对这个城市乃至全国的新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是作为新文学作家，茅盾确立了“五四”新文学的另一种传统，即全景式、史诗性地反映时代整体变动的叙述传统。在上海期间，茅盾以他的《幻灭》（1927）、《动摇》与《追求》（1928）（即《蚀》三部曲，后结集出版于1930年），开启了之后虚构性写作之路，并经过长篇小说《子夜》（1933）、中篇小说《林家铺子》（1931）与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1930）、《秋收》和《残冬》（1932），完成了对中国动荡历史现实的系统叙述，并塑造了知识青年、农民、地主、军人、城镇商人、大都市金融和实业资本家等各阶层形象。
更重要的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鲁迅开创了多从“个人”视角表现国民性格和时代变迁所不同的另外一个文学叙事传统，即以《子夜》为典型的叙述方式所显示的叙事特征：①政治意识形态的明晰性、系统性；②叙述过程的非个人化、非情感化；③反映现实的整体性、时事性和共时性。《蚀》三部曲以激进青年男女的情爱、彷徨和追求，体现“大革命”时代社会大变动的风貌；《子夜》旨在呈现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以及社会整体风貌；《林家铺子》与农村三部曲意在呈现政治专制与外来资本市场压迫下的农村现实，等等。正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所说的“在现实还没有成为历史的时候，就极为准确地抓住他，这就是茅盾的艺术原则”（普实克《抒情与叙事：茅盾与郁达夫》）。这三个方面的特点，当然还有在其作品中大量呈现的情感经验记忆和对这种记忆的反刍，都与茅盾在上海所经历的长期的政治参与、文化活动、编辑和评论工作，所获取的理论家、政治家眼光以及思维方式有关。汪晖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对此有精彩的论述（《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此外，茅盾在作品中所呈现的对时间的敏感与恐惧，也与来自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生活节奏有关，这仅从其作品篇名的选择偏爱中可见一斑：虹、蚀、泡沫（短暂的自然现象）；子夜（时辰）；清明前后（节气）；春蚕、秋收、残冬、桑叶红于二月花（季节），等等。
四是茅盾给中国现代文学的遗产。茅盾留给中国现代文学的遗产是丰富的，这份遗产随着历史的进展还在进一步地呈现。这里仅从文学叙事范式的角度举出两点：首先，是前述的以《子夜》为标志的全景式、史诗性反映整个时代变动的文学传统，它是后来的有关革命历史叙事和农村、工矿变迁叙事追求的先导意义。其次，茅盾的《蚀》三部曲、《腐蚀》（1941）和《清明前后》等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为原型的对现代中国革命的叙述方式，在当代文学的新历史小说中仍有积极的回响。从茅盾的大革命生动纪实，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格非的《迷舟》、《敌人》，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等有关现代中国革命的新历史叙事，其间的延续与变迁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