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经济学中所称的“市场”并不单单指代有形的商品交易场所，如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菜场、商场、集贸市场、家具市场等，它更多地代表着一种功能和作用。那么，市场到底有怎样的功能呢？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就是一个跷跷板，两头分别是买东西的人和卖东西的人；一旦两类人买卖的数量不一样了，跷跷板就会失去自身的平衡。在这里，某种商品的供货与需求数量相等时，市场就会给出一个保证双方可以发生交易的价格，经济学上称之为均衡价格。反过来，如果这个价格突然提高了的话，卖东西的人当然是高兴了，他们一高兴就会多生产一些商品去卖；可是买东西的人呢？他们觉得价格贵了，自然就会少买一些。结果又会怎样呢？结果是卖东西的人会有一些商品卖不出去。
很显然，如果他们希望都卖掉的话，就只有一种选择方法——降价，且一直降到某个价格水平让商品供需的数量完全相等，这时候，跷跷板又恢复了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在调节买卖双方交易行为时，价格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个价格正是在自由、平等的市场上才能够出现；所以，市场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这个跷跷板的平衡。
在许多时候，人们对于经济学中关于理性的经济人的说法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把理性经济人等同于自私的人。应当说，这一看法是不对的。因为从现代经济学来看，理性的经济人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分析前提。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理性的意思。所谓理性，就是对事物准确的判断与推理能力。当人被定义为理性的时候，他好比是一个“神仙”，比如，他有着超凡的知识、卓越的计算能力和对未来的准确判断力。那么，什么是经济人呢？这里的经济人可不是那些做中介的“经纪人”，而是懂得最优化自己经济目标并作出合理决策的人。很明显，理性的经济人是一个期望追求目标最大化，而且完全能够实现自己想法的人。
现在，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把自私定义为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想法或行为的话，那么，每一个人都成为理性的经济人之后，就不可能再出现自私。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假如某个经济人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结果会如何呢？当然是别人都不与他合作共事，他也就无法实现目标最大化，这将给其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失，这也表明他不属于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再如，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人在买卖东西，你想一想，买方如果只想着自己的话，他就会出很低的价格，可这个价格对卖方来讲是无法接受的，结果生意做不成，买方的目标最大化也就无法实现。这对于买方而言，实际上也是一笔损失。
关于时间，19世纪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曾谈道：“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最偏私，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这句话前半句的意思是显然的，后半句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每天都必须花或长或短的时间去完成睡觉、吃饭之类不可或缺的事，每个人对时间的运用又存在效率高低的差别。因此，同样的一天内，时间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是颇为不同的。
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有认真计算过1个小时的价值，而美国三大“国父”之一——本·富兰克林却这么做过。某日，他正在准备文稿，一位年轻的顾客走进他的书店，拿起一本书，并向店员询问价格。店员回答说：“1美元。”顾客问店员：“能否便宜些？”店员坚持说：“书的价格就是1美元。”
顾客说：“我想见书店老板——富兰克林先生。”于是在书店后面房间的富兰克林走了出来。
顾客问：“富兰克林先生，这本书多少钱？”
富兰克林说：“1美元15美分。”
顾客吃惊地说：“刚才，店员还说只卖1美元呢。”
富兰克林说：“如果你刚才从他那儿买了，我可以1美元卖给你；可是我正忙着呢，你却把我叫了出来。”顾客坚持道：“富兰克林先生，您到底最低可以多少钱卖？”
富兰克林说：“1美元50美分。我们讨论的时间越长，你浪费我的时间就越多；而我卖给你的价钱就越贵。”最后，顾客诚服地掏出了1.5美元。
富兰克林对时间的估值，与经济学中“机会成本”的概念颇为相似。简单地说，假如你在某一时刻作出的选择是你认为最好的，那么你所能做的第二好选择的价值就是你的机会成本。面对白驹过隙似的光阴，富兰克林先生有足够的理由向打扰他工作的顾客索取时间的价值——机会成本。同样就不难理解，富人为了节约自己的时间而开车、打车，往往是因为公交车太慢，乘公交车的机会成本太高；而开车、打车的支出对于他们的财富而言实在是九牛一毛；简单地说就是“花钱买时间”了。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看似较难理解的事情，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在大兴土木建造房屋的同时，也会预留出一大片土地搞绿化设施。按照常理，用于绿化的土地属于公益建设，是不能买卖的；那么，若在这些土地上也盖房屋的话，不是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吗？那为什么开发商还要将之留作建设绿化呢？经济学中把这种现象叫作“稀缺”。
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阳光、空气，它们是生命要素，但每个人都不会因为使用它们而支付钱。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就是：这些要素不稀缺。经济学上所说的那些可以用来买卖的东西一定是稀缺的，如果它不稀缺的话，那就一定不值钱。其实，开发商之所以大搞绿化建设，固然与政府的某些要求有关，但更多地是和开发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在实际生活中，随着城市建设日趋发展，土地变成了稀缺的要素，所以它很值钱，这或许是房屋价格这几年快速上涨的一个重要诱因。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在有限的土地上再进行绿化建设，既可以提高居住在这类小区的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在某种意义上使原本稀缺的土地因为品质的提高而变得更珍稀了，其结果会比在这块土地上多造出的有限的几套房子更加值钱。这就好像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传世绝品瓷器，因为不慎而打碎了一件，另一件存世品的价值将远远大于两件存在时的价值总和。
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案例。早在200多年以前，有一位叫作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巨著《国富论》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没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能用它交换的货物却非常有限，很少的东西就可以换到水；相反，钻石没有什么用处，但可以用它换来大量的货品。”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呢？这里首先有必要说明一下“重要”和“贵”的区别。按照常理，“重要”说的是一种物品的用处，以及这种用处与人们的联系。比方说，水、阳光和空气是人们生存的必备要素，这些要素与人们的联系简直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水、阳光和空气具有非常大的使用价值。与此不同，“贵”指的是商品价格比较高。那么，为什么有些商品（如黄金和钻石）的价格天生就比较高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东西的数量很少，以至于要想买到这种物品就必须出高价。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三个基本道理：一是有用的东西不一定就贵，因为这种东西的数量较多；二是贵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生活必需品，比如，有没有钻石并不影响人们的生存，它只是一个奢侈品而已；三是商品的贵重和便宜并非是人为决定的，它是由商品存在的数量决定的。
一杯白开水能换千金吗？我想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个笑话，其实不然。让我们想象一下，在炎热的沙漠中，一个行走于其间且迷路的游客，已经一两天没有喝上一滴水了，对他而言，水就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必备条件。此种情景下，别说千金，就是万金，他也愿意换。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原理“效用决定价格”。在这里，效用就是一个人对获得消费物品的满足程度的主观判断。比如，一个人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对他而言，吃上一顿最为普通的饭菜所获得的满足感，要比已经吃饱的人再吃上一顿鱼翅或燕窝大餐的满足感要大得多。正是因为心理感觉有着如此之大的差异，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面对同一类消费物品的前提下，如果消费者可以从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他就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价格只是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并不是均衡价格，因为我们还没有考虑到供给的因素。事实上，如果把供给因素考虑进来的话，那么，沙漠中的水就可能不值千金了。原因是，当人们知道了到沙漠中卖水可以赚大钱以后，在那里卖水的人就会多起来；结果就会因为供给数量急剧增加，导致水的价格下降。
站在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不同的解释。比如，生物学家的答案是，兔子和老虎的生理结构存在本质差异；动物学家的答案是，它们在进化过程中的适应能力不同；经济学家的答案则是偏好。在这里，偏好就是人们对某些物品的特别喜爱。比如北方人爱吃面条，南方人爱吃米饭；有些人爱喝酒，有些人爱看书，有些人爱收藏，等等。同时，大家还应知道，偏好是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经济学家不仅关心偏好是如何形成的，也非常关注偏好对行为的影响。比如，一些痴迷于收藏古董的人，他们平时省吃俭用，却不惜花大价钱买一些我们认为“无用”的瓶瓶罐罐——这就是偏好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同一商品，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好，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偏好可能与习惯有关，但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同样是吃一顿饭，当一个人收入很低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吃一顿价低量大的饭菜；但当他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他就可能更喜欢价高质优的饭菜。在这里，人还是同一个人，变化的只是其收入，却导致了对食物喜好较大的改变。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取舍性的抉择，比如，你现在要考大学了，你究竟是报考经济学专业呢，还是报考计算机或其他专业？面对这类取舍性的难题，人们的选择往往非常艰难，因为这可能对你一生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正如俗话说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大家试想一下，某一位在学术或艺术方面具有天赋的人，如果偶然间选择了进入政府部门做公务员，那么，他在此后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很可能少了许多。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选择不是哪个多一点或哪个少一点的数量问题，而是非此即彼的取舍问题。然而，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许多经济学家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此类问题，至少没有对取舍行为进行过深入研究。他们虽然也在分析选择行为，但着重于数量组合问题，如人们吃饭时究竟会选择吃多少馒头或多少面包，而且不包含只吃馒头或只吃面包的情况。实际上，这种分析手法就是经济学中通常说的“边际效用分析法”。近来，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它就是把取舍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运用了更加复杂的数学方法。
100多年以前，有人在游历日本以后曾对“日本为什么比中国富”的问题给出过这样的答案：与中国相比，日本买东西的人多，而且卖东西的人也多，因此，当时日本更有活力，国家也就更富裕。这个答案自然不是按照标准的经济学术语来表述的，但却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经济学道理，那就是分工的水平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
比如，在一座孤岛上，鲁滨孙和“星期五”各自独立生活，所有吃的和用的都需要他们各自独立解决。大家想一想，不论鲁滨孙和“星期五”的能力有多强，他们也难以高效率地完成那么多的工作；结果是尽管他们很勤奋，但也只能达到温饱水平而已。现在“星期五”与鲁滨孙偶然碰面了，他们开始商量一件事：“星期五”除管理好和种植小麦以外，什么都不做；而鲁滨孙则专门抽出精力和时间去织布。很显然，正是由于鲁滨孙和“星期五”之间有了一个合理的分工协议，才使得两个人创造的财富总量大大高于他们各自去做“种小麦和织布”这两件事的产量总和；这就是分工带来的好处。大家一定要注意，鲁滨孙和“星期五”是两个独立的人，当他们获得自己的产品后，他们就会通过交换来换取自己需要的对方的物品；结果买卖就有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农村之所以没有城市富裕，就是因为农村的分工水平较低，导致了农村生产效率较低。
早在200年以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ivd Ricardo，1772—1823）曾经对农田的耕作进行过细致观察。他发现，在一块固定面积的土地上，随着耕种人数的增加，麦子的产量并没有同步增加，而是表现为一种递减的趋势。比如，第一个农民在这块土地上劳作一年可以获得1000斤的麦子；次年再增加一个农民，这就变成两个农民，他们仍然在这块土地劳作一年，结果麦子的产量是1800斤。虽然两个农民的总产量要比一个农民的高，但第二个农民加入劳作后，得到的产量增量只有800斤，低于第一个农民劳作一年获得的产量。同样，在增加第三个农民、第四个农民的情形下，产量的增加量也会递减。对于此类现象，经济学家将其称为“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这里有三个前提大家一定要注意：一是在我们的故事中，所有人是共同在做一件事情，并不存在彼此之间的分工；二是土地的总量规模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不论增加多少农民，他们都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劳作；三是所有农民的能力没有任何差异。在这里，我们不考虑某个农民可能借助于更高级的技术手段或者新的机械化设备。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才得以存在。
气候宜人，风调雨顺。夏天到了，临海市张大叔家和中原村马大姐家的荔枝大获丰收，两户人家的产量均为1200斤；张大叔家毗邻城市，马大姐家住在农村，他们销售荔枝都采取就近原则。于是，张大叔把荔枝运到临海市最繁华的水果市场销售，销售价格为3元/斤，由于临海市的荔枝供应商只有张大叔一人，很快就卖完了，总共获得了3600元收入；马大姐拿荔枝到中原村的集市上卖，由于集市开市晚、收市早，而且冷冷清清，马大姐花了三天才把1200斤荔枝卖完，销售价格平均下来每斤才1元，总共得到1200元收入。
同样是1200斤荔枝，为什么张大叔和马大姐出售的价格不一样呢？原来，在荔枝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临海市，荔枝的市场需求比较旺盛，供不应求，价格再高也能卖出去，当荔枝市场达到供需平衡时，均衡价格为每斤3元；而在农村，由于人口稀少，荔枝的市场需求比较少，价格太高卖不出去，所以只能低价出售，当荔枝市场达到供需平衡时，荔枝的均衡价格仅为每斤1元。
从城市与农村的荔枝市场形成的不同的均衡价格，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农村土地价格与城市土地价格不一样了。因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土地数量都是固定不变的；土地的均衡价格是由对土地的需求来决定的，不同的需求导致不一样的价格。因此，在土地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和城市对土地需求的不同，形成了城市土地价格和农村土地价格的差异。
大家都知道云南普洱茶吧。多年以前，普洱茶在云南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即便是茶商降低价格，也很少有人去买。后来，研究发现普洱茶中富含一种对人体非常有用的元素，这种元素不仅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而且有助于延年益寿。正是在这条关键信息的影响下，全国各地一时出现了普洱茶热，许多采购商纷纷奔赴云南，结果普洱茶的价格扶摇直上，甚至出现了天价普洱茶。为什么普洱茶的价格在信息发布前后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原因很简单，就是普洱茶的需求量大了。事实上，在面对同一商品时，如果买的人少，商品就存在过度供应；商家若想要把它都卖出去，就必须降低价格。反之，如果有太多的人希望得到这个商品，需求超出了供给的能力，买家之间就会产生激烈竞争，一定是出价高的人才能够得到这种商品，这样的现象有点类似于拍卖。在拍卖会上，主持方手拿一把木槌，所有参加竞标的人轮流出价，当没有人再出更高的价时，槌子就落了下来，那个出价最高的人就获得了被拍卖的物品。因此，当物品被赋予了“你有，我就没有”的排他性时，想得到它的人就会越多，价格也就会越高。
这些年，彩电、电脑、手机等商品的价格可谓是一降再降，许多此类商品的生产商家为了占领市场，不惜打价格战和花大价钱做广告。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很少看见销售食用盐、糖、油的商家打价格战。有人认为，电脑、彩电、手机等产品的生产成本降得很快，而盐、糖这类产品的成本基本不变，因此，前者往往会不断降低价格。这样的理解并不全面，因为即便彩电之类的产品成本保持不变，这些商家也会展开价格战。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关键的原因在于两类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具体来讲，盐或糖这类商品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即便商家把价格降低了1%，也不会因此增加太多的消费量。有关研究显示，当盐的价格下降1%时，销售量虽然也会增加，但只增加了0.6%。与此相反，当电脑、手机等商品的价格降低1%时，销售量因此会增大，而且销售量的扩张程度将大于1%，有时会达到5%。很显然，对于理智的商家而言，如果降价所带来的收入损失能够通过销量增长来弥补的话，他们就会选择降价。
曾经有过一位网络名人——抢盐哥，许多人对他抢购盐的行为表示无法理解，甚至认为是可笑和荒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造成“抢盐哥”做出如此蠢事的根本原因是，他不了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们都知道，食盐、食糖、电力、饮用水、矿产等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这些产品历来都是由国家控制，而不允许私人任意囤积或哄抬价格。从历史上看，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汉代，就有一位名叫桑弘羊的人，曾经向皇帝提出把盐、铁等矿物资源纳入政府控制经营范围的建议。著名的历史文献《盐铁论》记录了桑弘羊和当时的贤良文学围绕这一问题的一场辩论。
事实上，促使桑弘羊提出这一建议的根本原因是：无论贵贱，盐无一人不吃，铁无一人不用，而煮海成盐、开山出铁，这铁矿与海域的主权应该在政府手里。如果国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私人经营者仅仅付出少许的税费，却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这将极大地危害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盐、铁经营权都由政府控制。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大家应该不会再犯“抢盐哥”的错误了吧。原因很简单，在国家控制经营权的前提下，政府既不会让人们买不到盐，也不会放任盐价暴涨。
点子能买卖吗？大家对此一定充满了好奇。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好的点子可以让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也可以让一个穷小子一夜暴富。点子既然如此重要，但我们却看不到有专门出售点子的公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点子无法申请专利。试想，如果你出售的点子，在收款前告诉了购买方，很有可能对方听完点子后讲：“你这个点子不值钱，我拒绝付款！”而他回去之后却免费使用这个点子；反之，如果出售点子的一方强迫购买方先付款的话，对方会因担心点子无用而不愿付款。这样看来，点子虽然非常重要，但真的无法直接形成点子市场。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点子的买卖，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剩余索取权”。比如，你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点子，那该如何从这个点子中赚到钱呢？基本的操作方法是：你可以通过向银行贷款，或者以他人合法投资的方式组建企业，在实际经营和管理企业的过程中，把你的点子用在其中；等到企业产品卖出并获得收益，将原材料成本、实发的工资、支付的贷款利息和红利、缴纳的税收等扣除以后，剩余的所得就是你这个点子的价钱。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剩余索取权的作用，正是有了这样的制度，才激励着许许多多的创业者努力奋斗，并为全社会贡献出了那么多的好点子。
经济学家认为，任何形式的价格联盟都是不攻自破的。那么，什么是价格联盟呢？举个例子来讲，有四个人在一起打扑克牌，如果其中的任意两方商量好了牌的暗号，那么，剩余的两方一定会输得很惨。在这里，两人在打牌前商量暗号的行为就是“联盟”，也是我们常说的“串通”。与此类似，价格联盟就是几家卖相同产品的企业，在出售商品前商量好价格，或者这些企业一起商量同时提高价格。大家设想一下，如果这些企业串通一气的话，就相当于市场上出现了一个超级垄断企业，此时，消费者就别无选择，只能被迫接受高价格，从而造成经济上的损失。现在的问题是，当这些企业成功结成了价格联盟以后，这种联盟是坚不可摧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尽管这些企业在事前商量好了某一价格，但当他们独自面对消费者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一定会这样想：“我稍微降点价格，就可以多卖一些，而且其他企业根本就发现不了！”正是在利益的驱动下，每一家所谓加入联盟的企业都会违背协议，最终导致价格联盟不攻自破。当然，价格联盟最终必会失败，这是从长期的角度而言的；短期里，价格联盟仍然会发生，并对消费者造成不利的影响。为此，各国政府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严加制止此类行为，我国于2011年出台了《反价格垄断规定》。
香烟是具有某种特殊属性的商品，这种属性在经济学上被解释为“消费的负外部性”。所谓消费的负外部性，特指某人在消费一种物品时，尽管可以为自己带来幸福感，但也会同时给他人造成痛苦。我们都知道，吸烟是有害健康的，但吸烟者却因为心理上或生理上的原因而不愿放弃吸烟。对他来讲，吸烟所带来的幸福感大于对身体危害的恐惧，因此，吸烟者将会我行我素。但与此同时，当吸烟者吞云吐雾的时候，周边的人却在遭受着二手烟的危害。科学数据显示，大量吸入二手烟后，人们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浓度将下降，这会影响到心血管的正常功能。同样，儿童如果经常在烟雾缭绕的环境中进食，就会产生恶心、不适，如果由此而产生心理定式并形成条件反射，久而久之会出现厌食症，甚至危及生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全面禁烟的情况下，是无法命令吸烟者放弃吸烟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就发挥干预作用，主要的方式就是对香烟课以重税，让吸烟成为一种非常昂贵的嗜好。假如对香烟课以很重的税，那么，香烟的价格就会变得很高，此时，吸烟者尽管还能够从烟草中获得幸福感，但超昂贵的烟价将使他感受到的痛苦更大，这样就可能会使“瘾君子”放弃吸烟。
每到期末的时候，在大学校园的自习室里便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有些座位上有人，有些座位上有书。无论是有人还是有书，都在向后来者提示“你来晚了，此位已有归属”，以致许多学生为求自习位置需费不少心机。面对座位有人的情形，大家自然不会有任何意见；但对座位上只有书而无人，且人一直不来的情形，大家都会非常愤怒。那么，为什么总会有一些人占位积极而使用不积极呢？难道这只是偶然吗？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道德风险在起作用。我们仍以占位为例，首先，教室的位子并非属于任何一个人，大家都有权利取得位子的使用权。其次，对那些热衷占位的学生而言，占位无非是早早来教室一下，扔下一两本书就可以了，其成本也就是消耗一点体力和有限的时间；然而，收益却是很大的，因为，位子一旦占好，你随时来都可以，绝对不会为找不到位子而发愁。显然，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等是造成占位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的例子在保险中也有很多，比如，你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在没有投保前，你会对自己的自行车备加呵护，想尽各种方法来保养它。然而，一旦对自行车投了保，许多人就不像从前那样爱惜车子了，因为，车子坏了自然有保险公司来赔偿。这种行为，可从经济学中的“道德风险”原理中得到解释。
美国总统罗斯福连任三届后，曾有记者问他有何感想，总统一言不发，只是拿出一块三明治让记者吃；这位记者不明白总统的用意，又不便问，只好吃了。接着总统拿出第二块，记者还是勉强吃了。紧接着总统拿出第三块，记者为了不撑破肚子，赶紧婉言谢绝。这时罗斯福总统微微一笑：“现在你知道我连任三届总统的滋味了吧。”这个故事揭示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原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谓“边际效用”，就是某种物品的消费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满足程度。
我们就从罗斯福总统让记者吃三明治说起。假定记者吃1块三明治的总效用是8个效用单位，吃两块三明治为14个效用单位，而吃3块三明治还是为14个效用单位。记者消费第一块三明治的边际效用是8个效用单位，消费第二块三明治为6个效用单位，消费第三块三明治是0个效用单位。这几个数字说明，记者随着消费三明治数量的增加，其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记者之所以不想再吃第三块三明治，是因为再吃也不会增加效用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可吃的东西太丰富了，就是天天吃山珍海味，也吃不出当年饺子的香味啦！”这实际上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
与许多生产厂商不同，发电厂具有非常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在这里，所谓的“规模经济效应”，就是指随着企业生产产品数量的增多，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就会加速降低。举个例子，大家都乘坐过出租车吧，如果你是一个人乘坐出租车的话，所有的费用都将由你一人来承担；假如你是和三位同学一起乘坐，那么，所有的费用将由四个人一起分担。最终的结果是，同样的路程所花费的相同的总费用，因为一起乘坐的人多了，你的花费就少掉了很多，这种现象就是“规模经济效应”。
对发电厂而言，情况也是相同的。我们都知道，兴办一家发电厂要购买许多昂贵的设备，其初始投入非常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初始投入与电厂未来的发电量没有必然联系，因此，经济学家将它称为“固定成本”。假如一座城市有太多的发电厂，而每一家发电厂都只提供给一小部分的居民用电，那么，发电厂的发电量就不大，而需分摊掉的固定成本就会很大，这将导致用户为用电所支付的价格也很高；相反，如果这座城市只有一家发电厂，那么，它的发电量将变得很大，相应的发电成本以及居民为用电所付出的费用也就少了很多。由此看来，一座城市之所以不能容纳太多的发电厂，关键是要降低发电成本，进而让老百姓能够用上更便宜的电。这种情况也存在于类似的自来水等行业上。
贾家和薛家是石头城里的贩盐大户，他们在规模上不相上下，并在多年的经营中打败了石头城所有的小盐贩。某日，贾家突然将盐价打8折，从每斤150文铜钱降到120文，石头城百姓无不欣然。一时间，贾家的盐铺门庭若市，而薛家的盐铺却门可罗雀。对此，薛家气不打一处来，打算把自己的盐价也降下来，至少得比贾家的还便宜。就在此时，他家的老朋友门子先生来了。
门子先生认为，这样降价对两家都没好处：如薛家在原价的基础上打七折，贾家的盐也没法儿卖了；于是贾家打六折，那么薛家得打五折……如此下去，盐价越来越低，必定两败俱伤。现在应把这利害关系跟贾家说清楚，他们会取消打折的。薛家听从了门子先生的意见。果然不出门子所料，贾家取消了打折，石头城盐价又回到了每斤150文铜钱。
站在经济学的视角看这一“盐价风波”，贾、薛两家就是市场上的两大寡头。正是由于对方的存在，降价迟早会被发现，并可能引起报复，进而两败俱伤，最终损失自身利益，因此往往难以降价。同时，提价会把自己的买家“推”到对方的商店里，寡头们同样不会独自提价。在市场经营中，寡头们往往通过“联盟”等形式加强联系，共同维持商品的高价位，这样商品的价格就会相对稳定了——那就是消费者所能承受的最高价。
相信大家都读到过这样一则故事：某日，一只小猴子运气特别好，捡到过不少东西，可惜它捡一样丢一样；最后一次，小猴子为了捡一粒芝麻，竟然丢弃了先前捡到的西瓜，结果回到家的时候，小猴子手里只剩下一粒芝麻。在许多人看来，这则“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故事是在讽刺那些“抓住了小的，却把大的给丢了”的愚蠢行为；但在经济学家眼里，故事的含义还不止于此。大家还记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吧，这在上文吃三明治的问题里已经解释过了。事实上，对猴子来讲，它所面临的矛盾恰恰就在这里。当它拥有西瓜时，西瓜给它带来的幸福程度用数值衡量为50；当它突然看到路上有一粒芝麻时，因为这个时候它还没有芝麻，因此，芝麻给它带来的幸福感很高，至少是大于50的，结果它就用一个西瓜换回了一粒芝麻。或许在许多人看来，这样换是不值得的，但对猴子来讲，它的智力还无法判断“怎样的交换比例是恰当”的，或许它以为“我有的东西总是比没有的东西要差”，这样一来，猴子的行为就得到了合理解释。实际上，这则故事里包含着边际效用递减这一经济学原理。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你手里有了太多的某个特定物品，你一定会产生厌倦感，甚至你会想着用这些多余的物品去换取别人有但你没有的物品。这就是因为，东西多了，其边际效用就低了；而东西少了或者你压根没有，其边际效用就高了。这也就是小猴子不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的真正缘故。
在同样的价格下，人们绝对不会去买三只“一顺”的鞋，除非他只有一只脚，或者大脑出了问题。但照理讲，付出同样的价格，三只“一顺”鞋子的数量总是要比一双左右对称的鞋子多吧，但为什么人们不会选择前者呢？对此，大家一定毫不犹豫就会给出答案：人的双脚是左右对称的，买三只“一顺”的鞋是没有使用价值的。这样的回答当然再正确不过了，然而，这里还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互补品。
在这里，左右对称的鞋子就是互补品。按照标准的经济学解释就是，对购鞋者而言，单单买左脚或者右脚的鞋子，数量再多给他（她）所带来的幸福感都是零，而成对的鞋子才能让他（她）获得幸福感。在现实生活中，互补品的例子有许多。比如，汽车与汽油、磁带与录音机等都是互补品。
这两年，汽油价格上涨得很快，以致许多有车族搁置汽车不用，改坐公交或者地铁了，这就是互补品的相互作用。再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就是利用生产互补品成功的。当时，全国兴起了一股西服热，于是，众多厂家纷纷上马生产西服。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生产领带；因为穿西服就要打领带，西服热了，领带也就随之会火起来。
牛肉和羊肉都是肉，只要人们没有特别的忌讳，它们都是餐桌上的佳肴。但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大凡牛肉价格涨了的话，买羊肉的就多了起来；或者因某种原因，人们不选择吃牛肉时，羊肉的需求就多很多，比如，前些年有关“疯牛病”的报道出现以后，许多“牛肉族”纷纷转向购买羊肉（或猪肉）了。
从生理角度分析，不管是什么肉，它们在功能上具有相似性，都可以满足爱吃肉的人们的胃口需求。但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牛肉和羊肉是一对典型的替代品。值得注意的是，商品之所以具有替代性质，自然是与不同商品的功能相似有关；但经济学不关注功能的问题，它只注重替代品之间的经济联系，比如，卖羊肉的不能只关注羊肉的供给数量，并据此给它设定一个价格，他还需要关注其他肉类的数量和价格，否则价格偏高，就会吓跑买羊肉的消费者。
当然，卖羊肉也不需要定一个和牛肉相同的价格，原因是不同的肉类总有一批忠实的“吃客”，适当的价差既是不同肉类生产成本差异的体现，也是它们供求数量差异的反映。
相信《三个和尚》的动画片曾经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完后也许我们会想，不是说“人多力量大嘛”，那为什么三个和尚反而没有水喝了呢？从管理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解释。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里涉及了公共品的搭便车问题。所谓“搭便车”就是别人努力做事，自己却从别人的成果中免费享受到了好处；所谓“公共品”就是一种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或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使用的产品，且无论在这种产品的生产中你是否付出了劳动。
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症结恰恰就在于：挑来的水是一种公共品，即无论是谁去挑，每一个和尚都可以喝，结果是每一个和尚都想搭便车，都不想下山挑水。同时，这个故事还隐藏了一个公平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在只有一个和尚的时候，由于生存的需要，他无法逃避，只能自己去挑水。当有两个和尚时，人的惰性和依赖性明显表现出来，除非他们两人各负责一天的挑水或共同抬水。虽然抬水好像不合算：每次两个人才抬一桶水，与一个人挑两桶水相比，足足差了3倍，人力和时间都不合算；但是，这非常公平，不存在互相找借口不去取水的问题，给予他们的是公平的感觉。而在有了第三个和尚以后，个人投机倾向明显加重，每个和尚都在想：“我就不相信你不喝水了，早晚你（们）会去挑（抬）水的！”结果是，水没有挑（抬）来，大家都没有水喝了。
买东西时，你是否会经常比较同类物品的价格差别呢？你是否常常被它们细小的差别所左右呢？聪明的商家发现了这个特点，于是在定价时，他们动了一番脑筋。如果仔细琢磨商品上的价格标签，你会发现商品的价格极少取整，且多以0.99元结尾。这不禁令人纳闷，如果取整数，价格容易让人记住并便于比较，收银员总计几件商品价格也更便捷而且不用找零，岂不是让客户和商场收银员更省事吗？然而，你可知道如此定价大有讲究呢，因为里面包含着经济学原理。
在前面的问题中，我们已经知道，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假设，那就是经济活动中，人都是理性的人，任何行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并非完全理性，而且很多情况下是非常不理性的，甚至仅仅是价格尾数的微小差别，就能明显影响其购买行为。比如，3.99元的价格虽然离4元只差1分钱，但消费者仍然会将之放在3元多的范畴内。显然，数字不同感觉就大不一样，整数与比它相差很小的带尾数的数字给人感觉相差很大，其中奥秘在于人对数字的认知特点。与此同时，如此定价会给消费者带来商品便宜的感觉，因为消费者会揣摩：为什么商家如此斤斤计较呢，很可能是因为商家对成本的计算是非常精确的，而成本如此精确计算，很可能是商家能赚到的利润并不高……于是，消费者多会选择此类商品。
重阳节到来的时候，许多商家不仅打出了“尊重老人”的宣传标语，而且选择适合他们观看的影片，并采取了对老年人打折优惠的实际行动。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等节日对特定人群的折扣优惠活动中。我们对这些商家的行为表示赞赏，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判断，这种优惠折扣是商家不计利润回报的慷慨之举。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商家为了增加利润所设计的定价策略。在通常情况下，老年人对电影的兴趣要比其他人群低得多，因此，老年人愿意为电影支付的价格也会比其他人群低。在此前提下，电影院会将消费者分为两个群体，一是老年人群体，一是其他年龄群体。正是因为老年人不太愿意看电影，所以电影院就希望通过向老年人提供折扣的方式吸引这部分群体。这样的定价方法被称为“价格歧视”，也就是商家对不同的群体在提供同一物品时，制定了不同的价格。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与电影票不同，爆米花可以很容易地被转卖。如果老年人可以正常价格的一半购买到爆米花，那么可能会有年轻人请老年人替他们购买爆米花，这样以正常价格售出的爆米花的数量就会下降，而商家将会因为对爆米花采取的“价格歧视”遭受损失。所以，电影院里卖的爆米花是不打折的。
如果对穿山甲赋予拟人化的童话想象，我们就可以把穿山甲看作是理性的经济人。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通常只吃掉洞中一半的蚂蚁，这样既可以让自己获得温饱，也保证了蚂蚁繁衍的速度与自己的需要完全匹配。
事实上，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人虽然是万物之灵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动物都是蠢笨的；在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凡是生存下来的物种一定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而所有符合自然规律的行为方式也一定是理性的。
再比如，大家都听说过“朝三暮四”的故事吧。在故事里，宋国的一位养猴子的老人对猴子说，要给它们早上三颗和晚上四颗橡实，猴子听了很生气；而他改口说“早上四颗晚上三颗”时，猴子都很开心。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在说这位老人的机灵，但实质上却道出猴子的选择符合理性的特征。因为对猴子而言，早晨是一天的开始，所以需要“朝四”来保证一天的活动有足够的能量；而到了晚上，是以休息为主，所以“暮三”就够了。如果硬要让它们接受“朝三暮四”，它们也许会觉得白天能量不够，晚上又太多了。
在距今近三千年的周朝，周天子本是中原的霸主；然而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实力已经与一个诸侯相差无几，军事实力与西周时期无法相提并论，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制度也逐渐形同虚设。然而，几百年形成的“周天子，家天下”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
在管仲、鲍叔牙等名臣的辅佐下，齐国的实力大幅提升。为了实现霸业，齐桓公采纳了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策略：“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攘夷”，即对游牧于长城外的戎、狄对中原诸侯的侵扰进行抵御。
“尊王攘夷”政策的关键在于，在古代争霸战争中，人心向背、师出有名是极为重要的因素。虽然“尊王攘夷”是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供奉周天子、抵御外族侵略可不是便宜买卖，召集诸侯更是要动用大量的财富；但是“尊王攘夷”旗号，为齐国贴上了“正义之师”的金字招牌，使众人敬仰，反对齐国的势力就成为“不义之人”。明白这一点，我们对齐国的部队所向披靡，齐国的实力更上一层楼，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便不难理解了。
在经济学的世界里，有很多企业也想成为行业的“霸主”。一家优秀的企业，创建并维护好自己的品牌，让自己的品牌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通过时间的历练，会逐渐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苹果、松下、索尼、福特、奔驰等知名企业的成长，就是伴随其品牌的成长而实现的。
“吉芬物品”是经济学中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是19世纪英国学者罗伯特·吉芬在爱尔兰从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中总结出来的。他发现，当土豆价格上涨的时候，人们消费更多的土豆。在这里，土豆这种商品被称为“吉芬物品”。单就一种商品而言，天底下到处都有“吉芬物品”。譬如股票、外汇等，价格上涨，购买的数量会上升。但是，经济学家之所以对这类商品特别关注，主要因为它和需求定律不相符合。所谓需求定律就是指商品的价格越高，愿意买商品的人就会越少；反之，价格越低，愿意买它的人也就会越多。那么，“吉芬物品”为什么与需求定理不一致呢？
在经济学中，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时，会对消费者产生两种影响：一种是使消费者当前收入的购买能力发生变化；第二种则是使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这两种变化都会改变消费者对某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就土豆而言，1845年的爱尔兰饥荒造成大量家庭陷入贫困，土豆这类能维持生活和生命的低档品，无疑会在大多数贫困家庭的消费支出中占较大的比重。此时，土豆价格的上升，虽然导致贫困家庭购买力大幅度下降，但在没有其他低档的商品可供选择的时候，他们还不得不大量地增加对土豆的购买，这样就出现了土豆的需求量随着土豆价格的上升而增加的特殊现象。这种现象又被称为“吉芬反论”或者“吉芬矛盾”。
比尔·盖茨曾是全球首富，他的个人身价在2010年已经达到了540亿美元。那么，在经济学家看来，盖茨如果弯腰去捡地上的100美元，他将因此丧失大于100美元的收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实上，经济学在讨论盖茨是否决定捡钱的问题时，主要考虑的是机会成本问题。由于盖茨具有超强的财富创造能力，所以，如果精确计算的话，他甚至可能在每一秒都创造出几百美元的财富。在这里，几百美元就是比尔·盖茨花一秒时间捡钱的机会成本。显然，捡钱，他虽然得到了100美元，但也会因此丧失几百美元。由此来看，盖茨不捡地上的100美元是明智的。
相似的案例在北大校园也出现过，如男女生抢座。通常，在北大的每堂课上，坐在前几排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男生大多坐在后几排。据说男生很不服气，于是一连几天早早起来抢座，座是抢到了，但因为男生晚上睡得晚，所以，上课精神自然不好；经历一连几天的恶性循环，身体承受不了，男生起早抢座的现象就没了，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其实这也是一个机会成本问题，男生占座的机会成本是一天的精神状态不佳；而女生因为一般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她们去占座位的机会成本也就几乎为零。
许多学生都会有偏科的问题，比如，英语非常不好，而数学却非常好，正如小明那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小明的家长请来英语老师进行补习，而且让他花上更多的时间去学习英语。仅仅从表面上看，我们当然明白小明父母如此做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不能让英语拖累总分。事实上，这样的理解与经济学的“等边际原理”完全相符合。为解释等边际原理，我们假定小明每天的课外学习时间只有4个小时，而且在不同科目上增加时间所带来的效果不同（见下表），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数学和英语两科上合理分配。
课外学习时间分配与成绩变化
由上表可见，无论在哪一科，随着小明等量增加学习时间，该科的总成绩虽然会提高，但增加的分数却是递减的，这就是边际递减规律。对小明而言，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呢？等边际原理告诉我们，在英语和数学上分别增加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如果两门科目因此而增加成绩相等的话，这个点就是最佳的分配比例。我们看到，当英语学习时间从2个小时增加到3个小时和数学学习时间从0增加到1个小时的时候，同为一个小时，却使得英语成绩和数学成绩都提高了5分。此时，最佳的分配方案就是英语学习增加至3/4的总时间，即3个小时；而数学增加至1/4的总时间，即1个小时。
许多女孩子都喜欢穿高跟鞋，这不仅仅是因为高跟鞋可以令身高看上去增加了，而且还可以让女孩子走路的姿势更加优雅。然而，我们都知道，穿高跟鞋是一件不太好受的事情，甚至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危害；权威研究也显示，常穿高跟鞋将会导致心脏病等。国外有人曾把高跟鞋戏谑为“通向地狱的开始”，因为英文高跟鞋是heel，而地狱是hell，两者仅仅相差一个字母，很容易让人将两词相联。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女孩子要穿它呢？你或许马上会想到，这是因为女性过分追求美丽，以及怀着高跟鞋未必使自己得病的侥幸心理。这当然没错，但它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尽管对高跟鞋的负面宣传越来越多，但穿高跟鞋的女孩还是越来越多。实际上，这种现象就是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每一个女孩子都会私下猜测：高跟鞋对身体不好，许多女孩子不会再穿了；那么，如果我穿的话，就一定会显得与众不同，可成为人们瞩目的中心。事实上，很多女孩子都会如此想，结果是尽管高跟鞋被证明有损健康，但穿它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多。
“技术”一词实在是令人太熟悉了，我们几乎可以在报纸或新闻上天天看到或听到；至于“技术”到底是什么，却是众说不一的。科学家会说，“技术”是一种可书写的符号，这些符号被编码在具体产品或人的大脑里了，以至于有了“技术”就可以获得更大的生产能力。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技术”是在同样投入的前提下，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因此，有了“技术”就可以降低成本并获得更高利润。
技术提高了，不仅有利于生产者，而且对消费者也有益处。原因很简单，当某家企业率先成功获得某项新技术后，它生产的单位产品的成本就会比同类企业要低许多，它就有降价的动力和能力；而技术水平差的企业却无法降价，结果就会被淘汰出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些年来我们身边的高科技产品的价格不是越来越高，而是越来越低，如液晶电视机、电脑、iPad、手机等，不都是这样吗？这些现象也能够说明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不是那些抽象的被编码的知识，而是清晰可见的单位产品成本变化的数字。那么，单位商品成本变化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是商品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可卖的商品数量增加了。比如20多年前，我们买一台电视机的价格一定比今天高，原因就是今天电视机的生产规模大幅度提高，每台电视机的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了。
每当到捕鲸季节的时候，世界上总会有一些环保主义者上街游行，抗议人类滥杀大型海洋哺乳动物，以致将这些动物逼到灭亡边缘的行为。然而，鸡也是动物，但我们却从未听到过拯救鸡的呼吁。这是为什么呢？人们会说，鸡不是濒危物种啊。但是，另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为什么有的物种濒危，其他的却活得好好的呢？这就需要用经济学中的所有权来给予解释了。
大家都知道，这些年鲸的数量不断下降，原因是没有人拥有鲸的私权。它们畅游在国际海域，好几个国家拒绝尊重保护鲸的国际禁捕协议。日本和挪威的捕鲸人很清楚，他们目前的滥捕行为威胁到鲸的生存，从而影响他们自己将来的生计。但是，每个捕鲸者同样明白，被他们放过的鲸早晚也会落入他人的渔网；因此，放弃捕捉鲸，自己现在和将来都是无利可图。相反，世界上多数的鸡都有自己明确的主人。你从自家笼子里抓一只鸡杀了吃掉，也只不过是你所养的鸡的数量少一只。如果养鸡是你的谋生手段，你将有强烈的动机设法平衡养鸡场中即将出售的鸡和新生小鸡的数量。鸡和鲸都有经济价值，然而，人们对鸡拥有私权，对鲸却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前者的生存前景很安全，而后者却濒临灭绝。
你相信钱能够自己生钱吗？你一定会说，钱又不是生物，怎么可以繁殖呢？但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并不奇怪。简单来说，钱之所以能够生钱，在于货币具有时间价值。在这里，货币的时间价值是指人们今年持有100元可能要比明年的100元具有更高的价值。
这是因为，假如你口袋里有100元，你决定放弃对它的消费转而存入银行；到了明年你去取钱时，你就会发现你获得的不再是100元，而是100多元；这多出来的钱就是银行支付给你的利息，也是你去年100元钱“生”出来的新钱。实际上，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今年的1元与明年的1元所具有的购买力不同，这种差异是因为你放弃了今年消费而获得的补偿。
还需要补充的是，货币虽然具有时间价值，但这个价值究竟有多大呢？有朋友或许会说，我去年的1元用来买股票，结果我大赚了一笔，今年变成了3元，这增加的2元是不是可以看成是去年1元的时间价值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货币的时间价值是不能把冒险获得的报酬也计算进来的，买股票是有风险的，尽管回报可能很高。也正因为此，人们通常拿银行的利息率作为估算货币的时间价值的重要标准。
在中国不同的城市理发，相同的服务，价格却有所差别。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大概要30多元，一些二、三线城市如合肥、贵阳等一般只要5元。假定全国平均的理发价格相当于2美元（约合人民币12元），那么，美国的情况如何呢？据我们所知，美国最便宜的也要2美元，而且这些理发人员很不专业，服务也比较差；美国的平均理发价格是20美元。事实上，美国理发师的技术水平未必比中国的好，即便服务好些也难以用10倍于中国的价格水平差距来衡量。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美理发价格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
经济学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分为可交易的和不可交易的。我们通常看到的产品，如玩具、服装、电器等都是可交易的，而有些服务却无法交易。因为，你可以比较容易地出口一堆服装到美国卖，但是，让你旗下的理发师到美国提供服务则比较困难。那些可交易的实物产品价格在全球任何国家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尤其是比较容易运送的电子产品和纺织品。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比较高，服务行业人员的收入相应也比较高。显而易见，如果美国从事理发工作的人员工资是中国的10倍的话，那么，理发店收取的价格也至少是中国的10倍；否则，这些店就要亏本。
“民以食为天”，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人们生存的基础。既然如此，每一个人都需要先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人们在每个月领到工资以后，通常会先预留出一部分作为当月的伙食费，剩余的再作其他考虑，如存一些钱到银行，再买一些自己需要的其他物品。从国家层面来看，如果某个国家收入中的大部分被人们用作生活基本开销，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是比较贫穷的。这是因为，在富裕的国家里，大多数的人都比较有钱，这种有钱或富裕的标志，就是人们可以购买更多更好的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将大部分的钱都用在吃喝上。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恩格尔定律”，是一位名叫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1821—1896）的德国统计学家在19世纪从统计资料中发现的规律。当时，他主要是对人们的消费结构变化情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因而，一个国家越穷，国民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即随着国民家庭收入的增加，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会下降。
你在机场或者旅游景点吃过饭吗？如果吃过的话，你一定会发现，那里的饭菜很贵，有时达外面饭店的几倍。或许有朋友会奇怪，为什么同样的饭菜，一进入机场或旅游景点这些场所，就像镀过金一样，涨得如此离谱？其实，经济学告诉我们，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市场圈定的原因。
所谓市场圈定，就犹如在某个特定的地方画了一个范围，于是，凡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商品就变得与众不同，“贵”就是其特征之一。其实，了解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餐饮食品属于竞争性的商品，因为在撇开品牌、知名度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某家饭店的菜肴太贵，人们就会选择到其他饭店消费；而我们生活中可供选择的饭店实在是太多了，数都数不清楚，也正因为这样，任何一家饭店都难以做到既卖高价饭，又招揽到很多顾客。
然而，一旦这些饭店进入机场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这是因为，机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场所，在这里往往是机场垄断了经营权。此时，进入机场的饭店虽然仍然提供着“竞争性商品”，但因为机场是垄断的，所以，这些“竞争性商品”就变成“垄断性商品”了。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垄断的结果将带来商品的高价格，它将通过剥夺消费者的选择权和讨价还价能力，让消费者蒙受损失。当然，在实践中，政府往往会依法出面干预，不允许这些场所的商品价格太离谱，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在20世纪50至80年代，如果手中没有粮票的话，你就可能寸步难行；因为，即使有钱你也买不到食品。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再也不需要粮票了，它已经成为历史，只留存在人们对往事的记忆中了。实际上，当时不仅粮票是定额发给人们的，而且还有买布的布票、买（食用）油的油票、买豆制品的豆制品票、买糕点的糕点票、买自行车的自行车票等等。问题是，当时为什么要发行这些不同的票证呢？为什么后来又废除这些票证呢？
粮票等票证是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特有产物。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能够提供给人们消费的各种商品都非常匮乏，人们想要买这些东西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市场可以提供的数量。此时，如果政府不进行限制购买的话，只能造成有钱者得的局面，这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对一些商品实行凭票证供应的制度。出现了这些票证以后，即使你很有钱，而且可以出高价，但对不起，如果你手上没有票证，照样买不到限购的商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商品的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人们再也不会买不到商品了，此时，再继续沿用票证制度已没有任何必要，因此，这些票证逐渐被废除。
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让我们来做个数学练习题吧。
哈利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当2008年的每小时工资为60元时，他每天工作7小时；当2009年的每小时工资提高到90元时，他每天工作8小时；当2010年的每小时工资提高到120元时，他每天工作9小时；而当2011年的每小时工资提高到150元时，他每天工作的时间仅为7.2小时。为什么每小时工资提高到150元，哈利的工作时间反而减少了呢？
因为对每个人来说，每天只有24小时的有限时间，增加工作时间意味着休息时间的减少。假设休息是一个消费品，随着每小时工资的提高，休息的消费价格也变得昂贵起来；只有当休息时间所带来的收入损失变化，大于或等于工作时间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变化时，随着工资的提高，人们才会愿意增加工作时间。
对哈利来说，当每小时工资为60元时，每天的工作收入为420元，而休息的收入损失为1020元；当每小时工资提高到90元时，每天的工作收入为720元，而休息的收入损失为1440元；换句话说，当每小时工资从60元提高到90元，哈利每天加班（多工作）1小时，工作收入增加300元，而休息导致的收入损失增加了420元，休息所付出的代价较高；当每小时工资从90元提高到120元时，每天工作9小时，哈利每天加班（多工作）1小时，工作收入增加360元，而休息导致的收入损失增加为360元；当每小时工资提高到150元时，每天加班（多工作）1小时，工作收入增加为420元，因休息而导致的收入损失为300元，即工作付出的时间代价比休息付出的时间代价高了，所以哈利不愿意多付出这一个小时了。很显然，每天工作9小时和休息15个小时是哈利最优的时间分配，此时，工作和休息的时间代价是相等的。这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个人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效应”，即当工资提高时，个人工作时间会增加；但是工资上涨超过一定程度时，工作的时间代价超过了休息的时间代价，休息比工作更加宝贵了，个人就会选择放弃工作而把时间花在休息上，越来越不愿意加班了。
先来讲一个“保姆赚小费”的故事：有一个保姆被雇佣去照顾爱哭闹的孩子，但孩子听到欢乐球爆破的声音或者吃几粒糖就会停止哭泣。刚开始的时候，欢乐球的价格为0.25元，一粒糖的价格为0.1元，每周需要100个欢乐球和290粒糖，总共花费54元；后来，欢乐球的价格由0.25元降到0.15元，购买同样数量的欢乐球和糖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只有（0.15×100）+（0.1×290）=44元了，但主人给保姆的预算还是54元，剩下的10元钱，保姆不需要上缴给主人。因此，在欢乐球的价格下降后，保姆从中赚得了10元小费，但所做的仍是照顾孩子并让孩子不哭闹的工作。
同样的任务，不变的预算，保姆的小费到底从哪里来呢？这就是欢乐球价格下降产生的收入效应。原来25元只能买到100个欢乐球，而价格下降后，则可以买到167个，相当于可以多买67个欢乐球；而哄孩子只需要100个欢乐球，所以多出来的67个欢乐球的费用变成了保姆的10元小费，即增加了保姆的收入，这是价格下降的收入效应产生的结果。如果欢乐球的价格没有下降，这10元就需要增加工作时间才能获得。
同样的道理，假设迈克要买一个时下流行的iPhone手机，需要6000元人民币，当他每小时工资为30元时，他需要工作200个小时；而当每小时工资由30上涨到50元时，他只需要工作120个小时就能实现目标了。也就是说，麦克在保持他的效用（赚6000元人民币买iPhone）不变的前提下，当每小时工资由30元涨到50元时，他的工作时间由200个小时减少到了120个小时，他的工作时间反而减少了80个小时。这就是在保持效用不变的前提下，由于小时工资上升的收入效应，导致了工作时间的减少。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叫“庞氏骗局”，如果理解了这个骗局的真实内涵，就能知道何谓传销，以及传销为什么是骗人的把戏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个叫作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的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在波士顿大肆向人们宣扬，如投资欧洲的某种邮政票券，就能在45天内获得50%的回报。不过事实上庞兹并没有按他所承诺的去做，他把从B处获得的投资金额的一部分作为回报支付给A，然后把从C处获得的投资金额的一部分作为回报支付给B，诱惑了很多人上当，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人趋之若鹜。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伎俩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一年过去了，庞兹承诺的邮政票券纯属子虚乌有，人们这才开始认识到庞兹的真实面目。最终，当庞兹把非法获得的1500万美元挥霍殆尽时，这个可恶的骗子被送进了监狱。
传销与“庞氏骗局”的本质是相同的——传销往往打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旗号，通过上家发展下家的方式收取会费，组成金字塔层级形集团；但其实际上并未提供或只提供少量的产品和服务，主要通过收取会费牟利——两者都是通过金融活动进行诈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故事：某日一个生产小麦的农场主向他的工人发布了一则坏消息，他说：“今年的小麦价格很低，而且我从今年的粮食中最多只能获得3.5万元收入。如果我付给你们与去年相同的工资（3万元），我就会亏本，因为我3个月以前已经为购买种子和化肥花了2万元；如果为了那些仅值3.5万元的粮食而让我花上5万元，那么我一定是疯了。如果你们愿意只拿去年一半的工资（1.5万元），我的总成本将为3.5万元（2万元＋1.5万元），至少可以收支相抵；如果你们不同意降低工资，那么我也就不打算收割这些小麦了。”
大家想一想，农场主的说法是否可信呢？答案是不可信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算两笔账。第一笔账是假如农场主真的不收割小麦了，那么，他将损失2万元，这些钱是以前买种子和化肥花费的钱；第二笔账是假如农场主只是开个玩笑，他最后还是收割了，结果他也有损失，但损失的数值是1.5万元（3.5万元—3万元—2万元）。很明显，农场主收割小麦要比放弃收割小麦划算。在经济学上作如此解释：农场主前期买化肥和种子的钱属于固定成本，也就是无论他收割与否，这笔钱已经花掉了；而农场主雇佣工人收割支付的工资属于可变成本，这种成本只和收割与否有关。从道理上讲，农场主卖小麦获得的收入如果能够弥补因收割小麦而产生的可变成本，他就应该选择收割，因为这样做毕竟还可以弥补一些固定成本的损失。
“谷贱伤农”是我国流传甚广的俗语，意思是粮食丰收了，农民的收入反而减少了。这是因为，农民卖粮食能赚多少钱取决于两个因素：产量和粮价，也就是二者的乘积。但这两个因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其联系主要体现在一条向右下倾斜的粮食需求曲线。也就是说，粮价越低，愿意买粮食的人就越多；粮价越高，愿意买粮食的人就越少。
另一方面，还要注意的是，粮食需求曲线缺少弹性，也就是说，人们的需求数量对其价格的变化不是很敏感。当粮价下跌时，对粮食需求数量尽管会增加，但不会增加很多，其主要的原因在于：粮食是一种必需品，对粮食的需求最主要是由人们对粮食的生理需求所决定的，这种需求量不会有大的起落。此外，对大部分人来说，用在粮食方面的花费在全部花费中所占的比例已很小了，并且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还会越来越小，这也导致了人们对粮价的变化反应不敏感。
认识到粮食市场的这一特性后，就不难理解下面的现象：当粮食大幅增产后，粮食多了且难以储存，农民为了卖掉手中多余的粮食，只能竞相降价。但是由于粮食需求缺少弹性，只有在农民大幅降低粮价后才能将手中的粮食卖出，这就意味着，在粮食丰收时往往粮价要大幅下跌。如果出现粮价下跌的百分比超过粮食增产的百分比，就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的状况，这就是“谷贱伤农”。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购物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购物中讨价还价也是常见的。虽然有些人特别享受讨价还价的过程，但在经济学家看来，消费者基本上不可能从讨价还价中占到便宜，其原因就在于买卖双方对商品的了解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对于消费者来说，主要目的是能够以更少的钱去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从而更多地获得快乐。在这种心理驱动下，如果卖方提出的售价过高的话，消费者就会有极大的动力去讨价还价，使得价格慢慢下降。但问题在于消费者对所买商品的成本和质量并不完全了解，对什么是最低价和合理价心中无底，因此当价格降低到消费者心理价位的时候，多数消费者就会掏钱购买。这也就意味着消费者无论如何讨价还价，也不可能占到便宜，到头来只是多付一点钱或者少付一点钱的区别。
与此相反，对销售方来讲，由于他掌握有关商品的质量和成本等完全信息，他自然很清楚自己所卖东西的成本以及相应的最低价。此时，如果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低于此商品的最低价格，任何一个卖者都不会出售该商品的；只有当消费者出的价格高于商品的最低价，即卖方能够赚钱的情况下，双方才可能成交。
计划生育曾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实施多年，其具体效果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经济相对富裕地区显著不同：前者愿意多生，后者则愿意少生。从经济学原理来分析，这是因为人们对生孩子的预期成本和收益不同，从而导致对生孩子的意愿不同。
具体来讲，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人们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比较低，就是俗话说的“做饭时多加一碗水”，对于孩子的教育、就业前景则考虑甚少；而孩子长大后，不仅能够成为家里一个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可以出去打工挣钱，甚至是家庭和别人发生冲突时的一个安全因素。同时，这些地区的养老、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小孩长大后是父母当然的养老保障，子女多不仅能够提高父母年老后生活的保障水平，也能降低每个孩子赡养父母的成本，所以，生孩子的预期收益大大超过成本。
在经济比较富裕的地区，父母更能够意识到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也予以更多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更多，也就需要更多的成本支出，如金钱、精力等。同时，由于经济比较富裕地区的养老、社会保障的水平较高，孩子虽然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但父母依靠子女的程度大大低于贫穷的地区，所以，对多生孩子的预期收益相对而言比较低。在预期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一些经济富裕地区的家庭不愿多生孩子也就不难理解了。
经济学告诉我们，同样的商品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价格出售，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不同地区的买或卖的数量不同；当同类商品有多个商家生产并销售时，如果某家的价格比较贵，其他的价格便宜，消费者就会选择价格便宜的商家去购买，此时索要价格较高的商家就会失去消费者。相反，如果一个地区内，某个产品只由一个或少数商家来提供，即使该商家或少数商家向消费者索要的价格比较贵，消费者由于没有其他选择，要想消费也只能支付较高的价格。
正因如此，同样的一杯咖啡，在上海新天地商圈的价格往往比在其他地方的价格高。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对于咖啡馆来说，因为新天地只有很少的几家，他们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能够索要较高的价格而不担心消费者去其他咖啡馆；对于消费者来说，在上海新天地喝咖啡，由于只有几家，没有更多的选择，因此，他们也愿意付出较高的价格。另一方面，大多数消费者去咖啡馆不仅仅是为了喝一杯咖啡，更为重要的是看在什么地方消费。上海新天地作为一个著名的上海文化娱乐中心，具有较高的品位和独有的上海风情，在那里喝咖啡代表着一种休闲、一种时尚，更是一种消费的品位，其意义已不止于喝一杯咖啡，这也是一个享受文化、时尚和品位的过程。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不断发展，工厂机械化程度快速提高，人们生活中使用的电器不断增加，都加大了我国电力供给的压力。尤其在白天，由于工厂开工较多，用电量大，对于电力需求也大；而到了夜间，无论生产用电还是生活用电都大大减少。因此，夜间低量供电时，发电机组容量不能充分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有必要抑制白天高峰时段负荷，鼓励夜间用电，这就导致了峰谷分时电价的产生。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峰谷电价就是电力企业基于电能产品消费时间的不同而采用的二级歧视价格策略。运用这种定价策略，企业根据消费者购买产品时段的不同，按照不同的单价出售。例如，浙江省是我国最先实施峰谷电价的省份，据浙江省电力公司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使用峰谷电表后，用户的平均用电量增长22%，高峰低谷用电比例由原来的85∶15变为57∶43，夜间和白天用电量差距大大减小了；而且在享受峰谷电价后，居民生活电价平均为0.439元/千瓦时，比常规0.530元/千瓦时的电费降低了近0.091元，减轻了居民用户的电费负担。可见这种定价方法，抑制了高峰高价消费，鼓励低谷低价消费，无论是对电力公司还是对用户来说都是有利的。它既提高了低谷电力使用效率，增加了企业收益，又使用户节省了电费。
作为社会个体，我们每个人都存活在社会竞争的战场上，在无形中参与着竞争。企业有了竞争对手的比较，才能共同进步，推动整体发展；竞争中有了压力，才能有动力更好地服务市场，从而形成一个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良性循环。举个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多数都使用常用的微软（Microsoft）电脑操作系统，仅有少数使用其他系统，如苹果电脑使用自己的专属操作系统；微软的一家独大，最直接的后果是使得微软操作系统软件的价格居高不下，产品的安全问题饱受争议。因此，微软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遭到反垄断调查和诉讼，并为此支付了高额的罚款。试想一下，如果经济市场上只剩下一些大企业在操控，而无数小企业拼得头破血流，世界还会和谐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样的后果将是：一方面，大公司和大企业等经济组织在社会上迅速发展，他们能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因而更加有能力提高经济效益；而另一方面，农民、小企业家饱受大公司、大企业的价格操纵之苦，惨淡经营。这会导致市场畸形，资源配置不均衡，小企业不能长期生存，市场都将顺从大企业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发展战略，消费者更是深受其害。
1914年，美国政府出台政策反对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保护了市场竞争的活力，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快速发展。此后，80多个国家相继出台《反垄断法》。我国于2008年8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生活中人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现象：购买某商品时就必须要购买另一配合使用的商品。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我们称之为“搭售”。“搭售”也被称为“附带条件交易”，即一个销售商要求顾客购买其商品A的同时也购买其另一种商品B，并且把顾客购买商品B作为其可以购买商品A的条件。
“搭售”也是一种销售技巧，“搭售”的原因有很多：有时因为厂商生产的一种商品只有在与它的另一种商品一起使用时才能发挥作用，厂商就会要求客户向它而不是向别的商家购买后一种商品。例如，我们买了某品牌的电脑或手机，为使商品的质量得到保障，电脑或手机的售后服务以及更换零配件等都必须到该品牌指定的网点。厂商这样做，有时是为了保证商品的完整性，如果两种商品分开卖的话，会造成管理上的不便，例如，厂商往往会把鞋子和鞋带一起出售，尽管这两种商品完全是可以分开销售的，但是这样不仅可以节约销售时间，而且对消费者也是方便的；有时是为了控制品质，维护公司信誉，例如，柯达公司为了避免出问题时消费者搞不清是胶卷的原因还是冲洗的原因，而可能不敢再买柯达胶卷，要求顾客买了柯达胶卷后要拿回到柯达公司的冲印店冲洗，以避免其他商家冲洗不当而可能导致的冲洗效果不佳。当然，“搭售”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例如为产品进入市场减少壁垒、逃避价格管制、推销滞销商品等。
都说女孩子爱美是天生的，在经济承受能力允许的条件下，女孩子们都会尽可能多地消费化妆品和高档服装，来打造自己的美丽形象，或是为自己的美貌锦上添花。但是化妆品和高档服装并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试想假如有一天，你被迫要去荒无人烟的沙漠生存，让你选择带上水、面包、打火机、化妆品、高档服装等10件物品中的3件时，毫无疑问，化妆品和高档服饰会最先被排在此选项之外。类似这种非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消费品，我们称之为奢侈品。
对于这种奢侈品，当它们的价格变高时，人们的相对购买力降低，那么人们用单位货币所换取的自身利益也就减少了，人们就会考虑减少对它们的购买。反过来，当人们的收入水平降低后，他们会觉得奢侈品的价格变高了，单位货币所能换取的自身利益也随之减少，人们的实际购买力降低了，于是也会减少对奢侈品的购买。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称之为“收入效应”，其定义为由实际收入水平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
奢侈品是具有收入效应的，当人们的收入水平降低时，就不得不考虑减少对奢侈品的消费，从而能从心理上觉得自己依然“有钱”，并且保证了自己的正常消费水平。
名人代言的商品可谓比比皆是，为什么名人代言这么受商家的欢迎呢？这是因为名人代言的商品总是能销售得比较好，具有“名人效应”。所谓“名人效应”，是名人的出现所达成的引人注意、强化事物、扩大影响的效应和人们模仿名人的心理现象的统称。简单地说，名人效应相当于一种品牌效应，它可以带动人群，如同带动疯狂的追星族追星那样，产生强大的效果。
有这样一个故事能很形象地描述什么是“名人效应”：有个卖马的人，一连卖了三天都无人问津，他就去见相马专家伯乐，对他说：“我要卖一匹马，可一连三天都无人过问。请您无论如何帮我一下。您只要围着我的马看几圈，走开后回头再望一眼，我奉送您一天的花费。”伯乐同意了，真的去市场上围着马看了几圈，临走时又回头看了看。伯乐刚一离开，这匹马的价格立刻暴涨了十倍。正是因为伯乐是名人，而且还是相马的高手，他表现出欣赏这匹马，人们觉得靠谱，所以趋之若鹜。
在现代社会，代言商品的名人分布在各个领域，他们各自拥有很多的“粉丝”，这些“粉丝”多多少少都会爱屋及乌，他们所崇拜的人代言的商品，往往能较快地得到他们的追捧，因而这种商品的销量也就会比较可观。所以名人代言商品，其实是利用名人效应对消费者的影响来达到促进销售的目的。
在一个村庄里，养蜂人和果园农场主毗邻而居。农场主在果园里种植果树；养蜂人在果园边上养蜜蜂；蜜蜂在农场主的果园里采蜜。按常理，养蜂人的蜜蜂去果园里采花来酿蜜，为养蜂人生产蜂蜜，果园作为生产蜂蜜的原材料供给地，果园农场主是可以向养蜂人收取一定费用的；可是实际上农场主并没有向养蜂人收取任何费用，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农场主种植的果树需要授粉才能结出果实，而蜜蜂在采蜜的同时也在帮助农场主为果树授粉，结果使农场主节省了为果树授粉需要支付的成本；果园产量提高了，收入也增加了，这本身已经是提高了收益，于是也就没有必要向养蜂人收取蜜蜂采蜜的费用了。其实，我们从养蜂人的角度来看，也是同样的道理。对农场主和养蜂人来说，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行为，双方都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便可以从中获益。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最基本且很重要的概念叫“外部效应”，是指个体的经济活动或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不体现在自身的成本和收益上，而是给他人或社会带来影响。当这种影响具有积极、正面的作用，并为他人或社会带来利益时，称为“正外部效应”。这个概念由经济学家科斯提出，果园农场主和养蜂人的故事正是他为了帮助人们理解“正外部效应”而列举的例子。
社会上的产品或服务种类众多，但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私人物品，二是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具有明确的产权，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而公共物品则不一样，它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可以理解为物品被提供出来以后，增加新的消费者不会减少任何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数量和质量，即增加新的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只要该物品一旦提供出来，就不能排斥其他人消费它，也就是任一消费者都可以免费消费它。由于公共物品的这两个特征，其成本或收益不一定由某个市场主体承担，你可能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但不一定是收益的全部获得者，这种不对称关系决定了公共物品无法像私人物品一样生产和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企业一般是不愿提供的，只能由政府代表公众无偿提供。
消防队提供的灭火服务之所以不收费，就是因为消防队提供的灭火服务属于公共物品。消费者的财产一旦失火，其损失大小不同，消防队无法针对每次的灭火服务去收取不同的价格；此时，为了尽快灭火，降低社会财产的损失，就由国家代表公众利益，来向消防队支付他们提供灭火服务的费用。所以，在具体的失火事件中，由消防队去灭火是不另行收费的，这种服务的费用由政府代表公众支付。
你听说过灯塔经济学吗？早期的英国，航海业繁荣昌盛，由于缺乏导航服务，海上航行事故频发；为了满足航海者对导航服务的需要，一些临海人家建造了灯塔，为航海者提供导航服务。但管理和维护灯塔需要成本，灯塔建造者需要向过往船只收取一定费用才能维持生计，但过往的船只总是绕道或想方设法逃避交费，结果，灯塔建造者因入不敷出而关闭了灯塔。此事说明什么问题呢？
从经济学的原理看，灯塔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它温暖而明亮的灯光，服务所有过往的船只，即使有些远离灯塔航行的船主未付钱，还是可以享有灯塔的指引；灯塔建造者很难因为那些船主不付钱而把他们排除在灯塔的照明之外。这就是公共物品的典型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一个人使用这个公共物品时，并不能或很难排除其他人使用，同时，多一个人使用也不会额外增加公共物品的成本。
灯塔经济学告诉我们，像灯塔一样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公共设施，不可能通过私人或者企业来投资建造并向公众提供无偿的服务。然而，这些公共设施又是社会和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所以，只能由政府来负责修建。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智猪博弈”的故事：猪圈里有两头猪，其中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头是按钮，另一头是投食口，每按一下按钮，投食口就会有食物掉进食槽。如果有一头猪去按按钮，另一头猪就有机会跑到食槽抢先吃掉下的食物。如果是小猪去按按钮，则在小猪跑回到食槽之前大猪已经吃掉了食物；如果是大猪去按按钮，则大猪回到食槽时还能吃到一半以上的食物。结果呢？小猪会站在食槽边不动，大猪则愿意为了每次能吃到掉下的一半以上的食物，而不知疲倦地奔忙于按钮和食槽之间。所以，小猪最好的选择是在食槽边等待，让大猪去按按钮。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从道理上讲，开发新产品应该是企业标新立异、独领市场的重要途径，可实际上中、小企业不太会投资于新产品开发，其道理和“智猪博弈”一样简单。大企业和小企业犹如大猪和小猪，如果大企业开发新产品，中、小企业可以从新产品开发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受益，大企业也不会丢失自己的市场份额。而如果中、小企业自己开发新产品，往往在新产品开发完成准备推向市场之时，却发现大企业已经占领了全部市场，不仅完全失去市场，而且还会赔本。谁愿意放弃坐享其成的机会而去做赔本生意呢？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汤姆和杰瑞是俩兄弟，其中汤姆是哥哥。妈妈每天都做一块蛋糕给汤姆和杰瑞分着吃，兄弟俩常为分蛋糕闹矛盾，总认为负责切蛋糕的人拿走的那一半一定大一点。有一天，妈妈说：“你们俩谁切蛋糕，就最后拿自己的一半；谁不切蛋糕，就先拿自己的一半。”这样一来，不论切蛋糕的是汤姆还是杰瑞，他们都想方设法把蛋糕切成一样大小的两半，从此兄弟俩相安无事。由此可见，故事中妈妈设计的“切蛋糕规则”同时实现了公平（平分蛋糕）和效率（兄弟俩相安无事），再也不会因蛋糕分配问题而发生矛盾。
然而，现实生活远比切一块蛋糕复杂得多，“公平”和“效率”很难做到兼顾。关键在于，“公平”是一个道德理念，远比平均分配这个表面概念复杂得多。同样是切蛋糕的故事，只要前提条件稍加变化，妈妈的切蛋糕规则可能就是不公平的了：假如汤姆的年龄比杰瑞大很多，胃口也大得多，那么平分的结果可能是杰瑞吃得很撑，而汤姆只能吃个半饱；长年累月下来他一定不会觉得满意，进而再次与弟弟发生矛盾，那么这种公平就是缺乏“效率”的。然而，究竟该怎么分配呢？是按体重分，还是按兄弟俩平日的饭量分？总之，不管怎么分，都比平均分配要复杂得多。至于在更为复杂的现实生活中，要兼顾“公平”和“效率”自然就更困难了。
瑞奇是乌有村唯一的富人，酷爱喝酒。乌有村的村民比尔开了一家啤酒厂，生产的啤酒大多数卖给了瑞奇一家，其他村民只在遇上红白喜事时，才会买上一些。事实上，多亏有了爱喝酒的瑞奇，比尔酒厂的啤酒才不愁销路。
然而，圣诞节前后，情况就不太一样了。这时候，每个家庭都想买点啤酒，庆祝一下节日的到来。此时，尽管比尔酒厂加班加点生产，但仍满足不了需求。于是，比尔干脆决定谁出的价高卖给谁，结果是瑞奇家买走了所有的酒。村民们被激怒了，就去找瑞奇和比尔理论。瑞奇觉得错在比尔，自己因为出价高还吃了亏；比尔也觉得挺无辜，因为人多而酒少，只能是谁出价高卖给谁。
从经济学角度看，村民的愤怒是正常的，瑞奇和比尔的反应也是正常的，如果说这件事有错，就错在这是一个收入分配十分不均的村庄，瑞奇是这个乌有村唯一的富人。因此，小部分人占有大部分人的财富，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前者过多地占有社会财富，后者的生活就会发生困难。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平均分配财富就一定是好的，如果瑞奇的财富平分给村民，而这个村子的人口特别多，落到每个人头上的钱相当有限，因此平时很少有人去买啤酒，这样，比尔的酒厂就可能由于无人光顾而倒闭，最终大家在圣诞节都将无啤酒可喝。因此，收入的绝对平等与悬殊都不是好事。
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在《公共地悲剧》一文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在一片公共草地上放牧，为了增加个人收益，每一个牧民都尽可能多养几头牛，并继续在这片草地上放养；结果牛的数量超过了这片公共草地的最大承受能力，草地最终成为一片不毛之地。这就是著名的“公共地悲剧”。
没有人看管的牧场可以看作是一种天然的公共资源，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草地，但不需要付费，也不需要担负任何责任，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此外，每个人都认为，如果我充分利用这片草地，就能提高自己的收益，结果他们都这么想也这么做了。这种个人的决策变成了集体的行为，最终可能导致这片无人看管的草地被过度开发和利用，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上演“公共地悲剧”。
这种“公共地悲剧”在生活中并不少见：森林被过度砍伐，矿山资源被过度开采，鱼类被过度捕捞，以及河流和空气受到严重污染等，这些都是“公共地悲剧”的典型例子。
当人们决定是否购买某种商品的时候，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是对欲购商品未来价格走势的预期。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如果估计这种商品将要降价，就会控制当前的消费，以便等该商品降价后再买，从而以较少的钱购买同一个商品；相反，如果消费者估计这种商品将来要涨价，则意味着将来要付出更多，为了降低费用，消费者就会选择当下购买。
就电视机而言，消费者如果根据自己的经验，预计它会在不久的将来降价，则会比较两个选择：当上购买还是将来购买。如果当下购买，可以马上满足需要，开支却可能会高些；如果将来购买，可以节省自己的开支。一般来说，消费者即使当下就需要电视机，也会选择推迟消费，等到降价时再购买。当大多数消费者抱有同样的预期时，将直接导致电视机的购买量大幅度下降，这时在电视机市场上就会出现电视机的供给大大超过电视机的需求，电视机的销售价格就会逐步降低；而电视机价格一旦开始下降，会进一步印证消费者对电视机价格下降的预期和判断，为了以更低的价格来购买电视机，消费者会改变原来的计划，继续等待电视机价格进一步下降。这将导致电视机的购买量以更大的幅度下降，市场上供大于求的现象更为严重；企业为了提高销售量，只有进一步降低电视机价格……如此反复循环，使得电视机的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下降。
“跳蚤市场”是欧美等西方国家旧货市场的名称，它由一个个地摊摊位组成，出售的商品多是人们使用过或者家中多余的物品（未曾用过但已过时的衣物等），小到衣服上的小装饰物，大到完整的旧汽车、录像机、电视机、洗衣机，品种繁多。跳蚤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低廉，仅为新商品价格的10%—30%。人们可在跳蚤市场上把自己不需要的物品变成别人需要的物品，这和大学里每逢毕业前后，都有师兄、师姐清理出不需要的物品变卖一样。我国最有名的跳蚤市场是北京潘家园市场，据称这里是世界十大跳蚤市场之一。
由于跳蚤市场上出售的都是旧货，显然卖家比买家更了解自己所卖的货物信息；但买者肯定不会相信卖者的话，即使卖家说得天花乱坠，买者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以避免所购货物因质量不好所带来的损失。而买者支付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者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这样就导致市场上高质量的产品越来越少，低档品则越来越多，最终低档品会充斥于跳蚤市场。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打的”是一个十分平常的现象。在“打的”的时候，大家不难发现，当天气晴好时，很多出租车都是在空驶，你随时可以打到出租车；但天气不好如下雨、下雪时，尤其是在上下班高峰期，你想要很快打到一辆出租车是非常困难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原因在于出租车的提供数量和愿意打车的乘客需求量不匹配。具体来讲，天气晴朗时，人们往往会逛街、散步、购物等，出行可以选择步行、公交，也可以打出租车。仅仅从出租车供求方面看，这个时候人们需要的出租车数量比较少，多会发生供大于求，空驶的出租车比较多而人们容易打到的情况。但是，一旦天气下雨，或因事先不知天气变化未带伞，为及时避雨，更多的人就不会步行外出了，公共交通车辆随之而拥挤；在这种情况下，会有更多的人选择乘坐出租车。由于打车的人多了，出租车总量却没有变，供不应求，结果就会导致很多人难以打上车。您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增加出租车数量呢？这是因为，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剧烈变化，出租车总量只能根据该地区在正常情况下所需要的数量来确定，而不能按照雨雪等异常天气的需要量来定；同时，出租车多了以后，还可能造成交通拥挤并增加环保压力。
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价格，有的高有的低，那么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按照经济学的理解，人们愿意为商品支付的价格主要由人们消费商品时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来决定；而有一些特殊的商品，如酒、茶叶等，它的价格主要和商品的生产时间有关。例如，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品牌白酒，如果保存得比较完好且存放的时间较长的话，它的价格就会比较贵，其原因在于酒的品质随着保存时间增加而有所提高；同时，人们对陈年品牌，如具有历史积淀和特有文化内涵的茅台酒，其喜爱已经不仅在酒本身的物理性能，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品位和文化，由此也会提高它的价格。
相反，绿茶价格则是越新越贵，如杭州西湖龙井茶，作为我国的名茶之一，每年清明前采摘的称为“明前茶”，因其采摘期短、数量有限，价格最高；其他绿茶也是由于采摘初期量少而价高。清明节后，随着茶叶的大量采摘、上市，其价格则逐步降低。因此，在市场上表现为刚上市的新茶价格最贵，而越往后产出的价格越便宜；陈年绿茶因存放时间久，茶叶不再新鲜，失去了其特有的芬芳而价格更低。
实际上，制衡白酒价格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保存的时间，而决定绿茶价格的重要因素是数量、上市的时间。这两种商品一个表现为越陈越贵，一个表现为越新越贵，就在于不同商品的价格决定因素不一样。
我们都打过出租车，你是否有过长时间堵车而计价器不断“跳价”而心惊肉跳的经历呢？其实，当你心惊肉跳时，出租车司机的心里也很着急。比如，在城市打的时，一旦遇上堵车，对于乘客来讲，就意味着无法按时到达目的地；同时，在堵车时，出租车照样会按时收费，堵车时间愈长，乘客的付出也就愈多。乘客害怕堵车自然可以理解，可为什么司机也害怕堵车呢？堵车等候的时间乘客不是也要付费吗？
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对出租车司机来说是多拉一趟客人挣得更多。根据出租车出的“份子钱”和耗油费等出车成本，出租车司机每天挣多少钱是有最低标准的。发生堵车时，虽然司机可以根据堵车时间来收费，但乘客为堵车时间支付的费用远远低于出租车正常行驶时的收入，司机在堵车时获取的收入其实是不划算的。另外，司机每天驾驶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堵车严重，什么时候能畅通无法确定，这时出租车司机虽然很着急，但他无法改道行驶，也无法拉乘新的客人，所能做的只是等待；堵车时间愈长，司机在有限的时间内拉乘的客人就愈少，也就意味着他的损失愈多。所以，出租车司机和乘客一样都担心堵车。
上海淮海路是一条闻名全国的商业街。在那里，很多商场在开业时商品价格定得比较优惠，因而吸引了很多顾客。但过了一段时间后，细心的消费者会发现商场里面商品的价格已经没有开业初优惠了。其实，这个现象在经济学中可以用“渗透定价”来解释。这是一个心理定价的策略，这些商场在开业之初把价格定得较低，能够迅速地吸引顾客，聚拢人气，增大自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也能够通过降低自身的利润来和其他商场抢夺顾客，实现销售额的大幅度提升；而较大的销售额保证了商场可以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可以说是以“量”来换取“利润”，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策略在实际应用中也有不足：一方面，优惠定价降低了商场的利润空间，如果不能大幅度提升销量的话，则无法弥补降价带来的利润损失；另一方面，如果价格一直比较低，会降低商场在顾客心中的档次；另外，如果其他商场也采取价格优惠策略的话，商场之间会陷入价格战，对大家都不利。因此，过了开业阶段转入正常经营时，商家一般都会取消优惠。
对于一家企业而言，能够招聘到有能力的人才是十分重要的。但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才能以及才能的大小，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固然重视应聘者的实际能力，但在招聘中，仍然不会忽视其学历的高低。表面看来，这是矛盾的，但实质上有其合理性。企业之所以把高学历作为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依据，并非是企业不重视应聘者能力，相反，这种选择本身就是重视其能力的表现。因为对企业来讲，难以在有限的招聘时间内了解每个应聘人；而一个人的学历高低虽不能说明其能力高低，但可以说明这个人有无良好、正规的教育背景。在这里，学历向企业传递的信号是：拥有学历者比没有学历者更有可能是一个人才。
当然，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培训的工人，完全有可能具有很好的潜在能力，甚至比拥有学历的人能力高；但在一个公司接纳他以前，这种能力缺乏一个合理的、有一定权威性的证明。尤其是该工人和高学历者在一起面试时，工人难以有明确的信号向公司表明自己是一个人才；而拥有高学历者至少说明他在受教育阶段是成功者，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较高的综合素质和知识水平，这一点在其个人能力没有得到更好的验证之前较能得到企业的认可。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是工薪阶层，他们的收入相对于其对生活的需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于是，人们购物时要重点考虑如何用更少的钱来买到更多的东西。经济学上有一个重要的定理被称为“需求定理”。它告诉我们，影响人们购买东西的因素很多，如自己收入的高低、商品价格的高低等；其中，收入的高低和购物数量成正比，价格的高低和购物数量成反比。由于人们的收入在短时间里是不变的，因此，如果他们要想购买到更多的东西，就需要节制消费，等到物品价格降低时才能出手。
另外，人们买到便宜的东西会产生一种满足感，这种感觉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消费者剩余”，它实际就是消费者购物时愿意付出的金额和实际付出的金额之间的差额。比如，你去买一部手机，你心中的期望价是1500元，遇到厂家在搞活动“让利大促销”，你最终以1000元价格成交了；此时，你会感到很划算，心中非常高兴。相反，如果你以1500元的价格购买了，那你的满足程度就会降低很多。由此可以看出，消费者大量购买减价商品，归根结底在于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心理评价高出了当前的实际价格，所以购买这种商品的动力和愿望就会很强。
在拍卖会上，我们会看到，某些拍品明明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但价格反而高得离谱。比如，一件不能吃、不能喝，只能用来欣赏的青花瓷竟然能够卖到天价。也许有人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但在经济学家看来，道理很简单：人们对商品愿意支付的价格与他对商品的喜欢程度有关。具体说来就是，当人们特别喜欢某件商品并达到狂热的程度时，商品的价格就不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了。这就犹如在拍卖场上的青花瓷一样，虽然它看起来没有使用价值，但在一个酷爱青花瓷的人看来，它代表着瓷器文化。有珍贵的稀缺性，这些因素将促使喜欢它的人，无论价格多高，只要承受得起，就会慷慨解囊。
当然，如果一个人，他对收藏青花瓷根本不感兴趣，那么，即使这个瓷器的价格非常低，他也不会去购买的，更不用说支付天价了。这就是“货卖行家”的真正含义。在这里，行家就是真正懂得青花瓷的稀有性和收藏价值的人，他们是发自内心地喜爱这些艺术品；凡是精品，只要一入眼，他们就会千方百计收入囊中，哪怕付出极高的代价。
相信大家都到电影院看过电影，但你发现没有：电影放映前的票价一定是全价，而电影开始15分钟且电影院仍有座位时，票价就可能半价出售。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关键在于电影院和看电影的人都能获利。
对电影院来说，它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票房收入。电影放映前，电影院自然是全价售票；但开始15分钟后如还有空座时，电影院就要考虑如何能多收回一些钱。不难想象，如果这些座位一直空着，电影院就不会增加任何收入；如果电影票贱价出售的话，即便是半价，电影院至少也可以获得一些收入，也不会因此增加任何成本。
对想看电影的人而言，如果电影已开始15分钟，已无法观看到完整的电影，他是不会愿意按照原价来购买电影票的；相反，如果能够以半价来买电影票的话，他或许会感到这是比较划算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院获得了收入增加的好处，而看电影的人也以较低的价格看到了大半场电影，双方都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辛迪·克劳馥，这个16岁还在路边卖玉米的小姑娘，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年收入650万美元的超级名模，她曾入选《财富》杂志20世纪收入最高的模特。但令人费解的是，同样是超级名模，如果是男性，不仅知名度有限，而且收入也无法与女模特相比。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对此，有经济学家研究发现，模特的收入是和时装的销售额密切相关的。
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女性花在衣服上的费用远远高于男性，这也为女装公司带来了高额的利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女装公司为了扩大它们的品牌影响力，自然愿意向女模特支付更高的工资。相比之下，男性在选择服装时对模特的关注度往往不如女性，因此男模特的收入就会低很多。生活中类似的现象不少，比如，在员工招聘中，在具备同样工作能力的前提下，名牌大学毕业生受聘概率就高很多。其原因在于，对企业而言，聘用更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是自身形象的一种体现，这至少可以对外传递一个信息：我们企业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否则，那么多高素质的人才为什么都愿意到我们的企业工作呢？
邮票、钱币等收藏品的价格，常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上涨。一张发行于1980年的生肖猴邮票，2011年就从原价8分钱一路攀升到了12000元。今天，有许多人都在调侃：“假如当时我买它100张的话，现在我就成了百万富翁喽！”经济学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张纸质印刷品，能够卖到这么高的价格，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
邮票价格的高低，与其发行量有很大关系。这张“猴票”当年发行了600万张，而且很多都已被用于寄信了，因此，有一张崭新的、首次发行的“猴票”确属难得。因为，邮票收藏者都知道，邮票发行量通常在2000万枚以上，而当年猴票的发行数量仅600万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市场需求极大。在集邮界有这样一种说法：“玩邮票是否专业，衡量标志之一就是是否拥有‘猴票’。”正因为此，拥有“猴票”成为众多集邮爱好者的梦想，许多人甚至不惜出高价去买这张邮票。但即便如此，依然是一票难求，大多数人甚至无缘一睹这张令人神往的邮票。这里道出了一个经济学规律，这就是在物品保持一定数量的前提下，人们的需求就成为主导物品价格的唯一因素。这一规律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一些看似没有任何用途，却受人追捧的物品，如名贵瓷器以及名人（尤其是已故名人）的字画，成交时可以达到“天价”。
大家都听说过“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句俗语吧。在自然界里，老虎算是牛的天敌，牛怕老虎是正常的；然而，刚刚出生的小牛犊，由于没有见识过老虎的厉害，所以不知道怕它。这句话用来比喻年轻人做事很少顾虑，敢作敢为。
通常而言，人们都会觉得拥有更多的信息一定是好的，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人们对接下来的行为决策作出更合理的判断。但现实却不都如此，有时人们知道得越多，反而会瞻前顾后，迟疑不决，最终错过最佳决策时间，蒙受巨大的损失。与中老年人相比，年轻人阅历浅，所受到的羁绊就少，遇事会快速作出反应；这样失败的概率固然不小，但只要有一次获胜，他就可能成为成功者。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将多拥有信息看作是坏事；大多数成功人士的案例均证明掌握丰富的信息更有利于促进个人的发展，这些信息包括前人积累的实践经验，以及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等。
相信大家对美国次贷危机都略有所闻。在危机发生之前，许多美国的金融人士每天都在从次级债中赚取着巨额的财富，但这种财富不是现金，而是账面数字。突然有一天美国的房地产出了问题，那么，所有捆绑在房产上的债券、期权等纸质凭证就变得一文不值，结果那些前期买了这些次级债券的人或机构，都血本无归，甚至资不抵债。现在有许多人在反思这场危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并将罪责归咎于华尔街那帮金融创新人士，但问题却不仅于此。
大家试想，当整个环境都在误导人们做错事的时候，危机离人们还会远吗？同样的道理，市场经济原本只是引导和激励人们去追求自己利益的工具，当这种工具成为“谁说谎谁就赚钱”的扭曲怪物之时，就离经济危机不远了，次贷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因为，每一个人只是在想方设法去买“凭证”，然后再把它卖出去，而没有人去考虑“凭证”背后有没有实际的赢利，以及这个赢利是否能支撑这个价格，大家都生活在一个“乌托邦式”的财富梦幻之中，结果，哪天梦醒了，危机就到了。正是金融工具过度创新、信用评级机构利益扭曲、货币政策监管放松导致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从根本上讲，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确实是盲目的，它往往会让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迷失自我，也正因为如此，金融调控政策必须顺应经济态势，符合周期性波动规律。这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在加强金融监管、健全防范机制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产品及其体系创新，及时引导和规避那些错误的发生。
人们对同一问题不同的表述有不同反应，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没有学习经济学之前，我们通常将它归为语言逻辑问题，但行为经济学却告诉我们，这实质是“框架效应”在起作用。
所谓“框架效应”，英语称为Framing Effects，它是指一个问题在逻辑意义上相似的两种说法导致了不同的决策判断。也就是指：当消费者感觉某一价格带来的是“损失”而不是“收益”时，他们对价格就越发敏感，进而会作出不同的决策。
为了解释“框架效应”，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在A加油站，每升汽油卖5.6元，但如果以现金的方式付款，每升可以得到0.6元的折扣；在B加油站，每升汽油卖5元，但如果以信用卡的方式付款则每升要多付0.6元。显然，这两个加油站用现金购买汽油的经济成本是一样的。但大多数人认为：A加油站要比B加油站更吸引人，因为，前者是与某种“现金折扣收益”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则是与某种“加价的损失”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发现，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权衡一个交易时，人们对于“收益”的重视要比同等的“损失”大得多。因此，企业在进行定价或促销时，应该将之与“收益”而不是“损失”联系在一起，从而有效激励消费者购买。
美国种植小麦的农民到市场上买面包吃，而不是亲手制作面包，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称为“社会分工”。所谓社会分工，就是社会成员从事不同的社会生产活动，进行专业化生产，从而使得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
种植小麦和制作面包是不同的工作，种小麦的农民在小麦种植这个岗位上可以熟练且高效率地工作，但是若换到制作面包这个岗位上，由于没有经过培训和长时间的实践，必然不如专业制作面包的师傅来得熟练。因此，同样制作一块面包，种植小麦的农民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意味着更高的投入和成本；而这些时间和精力用在他所擅长的小麦种植上，则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小麦。这样看来，购买现成的面包是个更明智的选择。同样的道理，面包师也不会自己去种植小麦来生产面包。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社会分工也在不断优化和细化。从小麦种植到面包出炉，中间经历了包括小麦收割、加工、运输、仓储等多个环节，这些环节的工作分别由不同的社会部门承担，大大提高了社会效率。
通货膨胀是指因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现象。当吃、穿、住、行方面的价格在一段时间内普遍上涨时，我们就称之为“通货膨胀”。根据其成因，通货膨胀主要分为：因总需求的过度增长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因成本上升引起的通货膨胀；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的情况下，经济的结构性因素的变动引起的通货膨胀。
当经济萧条的时候，国家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发行，目的在于拉动需求使经济恢复繁荣。货币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又是诱发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扩大货币的供给量是国家抑制经济萧条的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能刺激经济的增长，但长期施行有害无利。
如果发生因成本（即成本上升引发）的通货膨胀，现行总需求所能购买的实际产品数量就会减少。这会引起实际收入和产量下降，失业上升，实际储蓄和投资减少，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
另外，随着价格持续上升，人们认为它会再度升高，为了不让闲置的储蓄和现行的收入贬值，人们宁愿在价格上升之前把它花掉，这就会产生过度购买的现象，从而导致经济混乱。那些靠中、低收入维持生活的人生活质量会下降。
因此，从长远来看，增加货币发行量不是一个很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
GDP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值，常被公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
市面上出售的产品包括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比如对一家面包厂来说，小麦是原材料，面包是最终产品（为了便于理解，其他辅助材料暂且忽略不计），但面包厂也可以通过购买面粉这个中间产品作为其生产面包的原材料。一位农夫将价值50美元的小麦卖给了面粉加工厂，小麦经过加工成为面粉后，价值产生增值，因为凝结在其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增多。面粉厂的老板将价值60美元的面粉卖给了面包厂，60美元当中包括50美元的成本和所增加的价值10美元；面包厂将面粉加工成总价值80美元的面包，然后卖给消费者，这80美元当中包括60美元面粉的成本和20美元的价值增值。在这一过程中，所创造的GDP只能是80美元，而不能是50+60+80=190（美元）。因为，价值80美元的面包只有20美元是面包厂创造的，50+10=60（美元）是生产面包的成本，即农民创造的50美元价值+面粉厂创造的10美元价值。如果按照将市面上出售的所有商品的价值相加来计算该经济活动所创造的GDP，就会出现以上重复计算的情况：农民创造的价值被计算了三次，面粉厂创造的价值被计算了两次，即50+（50+10）+（50+10+20）=190（美元）。所以国内经济总量不是将市面上所有出售的商品的价值相加得到的，而是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值。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目前通用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具有综合性强和简便易行的优点。但是，国内生产总值并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不能全面反映人们实际享有的社会福利水平和生活状况。
首先，GDP无法全面衡量老百姓的收入状况。人们的幸福程度、经济福利的大小还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无论是GDP也好，人均GDP也好，反映不出收入分配的状况。我们考察一个社会的幸福状况，不是看一部分人甚至少数人是否幸福，而是看所有的人是否幸福。一个社会如果收入差距悬殊，即使这个社会GDP高，人均GDP也高，也不能说明是一个幸福的社会。GDP在某些方面的确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好坏，但是不能切实反映社会现状，反映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其次，GDP无法衡量老百姓的精神生活。从物质意义上说，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取决于我们经济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产品与服务。但按现行的统计方法，GDP中有许多遗漏。GDP衡量的是通过市场交易并有价格的东西，诸如在非经营型场所听音乐、看电影、运动、参观等非经济活动，虽然未统计在GDP中，但老百姓从中获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却是影响其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外汇储备是一国所持有的、以国外银行存款与外国政府债券为主要形式的流动性资产。外汇储备在维持本币（本国货币）的稳定上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充足的外汇储备还能够弥补国际收支的逆差，能够满足对国外先进产品、技术的购买和对外投资需求。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是一国综合国力增强的标志，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企业的信誉，拓展国际贸易，吸引外资。
但外汇储备过多则会给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汇储备过多，就要求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加剧本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外汇储备过多，意味着在市场上外汇供给大于需求，迫使本币升值，从而减低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利于本国的经济增长；外汇储备过多，还会增加汇率风险。例如，某国持有大量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若美元贬值，则该国的储备资产将严重缩水。
此外，外汇储备过多还会使本国失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优惠贷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外汇储备充足的国家不但不能享受该组织的优惠低息贷款，还必须在必要时对国际中发生困难的其他成员国提供帮助。
外汇储备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随着外汇储备的增长，外汇占款投放量不断加大，这会从结构上削弱宏观调控的效果，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
失业率是指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即一定时期全部就业人口中有工作意愿而仍未有工作的劳动力比例，对其进行统计，旨在衡量闲置中的劳动产能，这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失业状况的主要指标。失业可以分为自愿性失业与非自愿性失业。非自愿性失业是指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相对货币稍有上升，在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下愿意工作的劳动总供给量和在此工资水平下的劳动总需求量都将大于现有就业量，那么劳动者就处于非自愿性失业状态。非自愿性失业又分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季节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等。摩擦性失业是指人们在寻找工作或转换工作过程中的失业现象；结构性失业指市场竞争的结果或者是生产技术改变而造成的失业；季节性失业是指农业、营建业与旅游业等特别容易受季节因素影响而引起的失业；周期性失业是指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短期失业，一般出现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
宏观经济学认为，经济社会在任何时期总存在一定比例的失业人口。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人们的消费偏好改变等因素，社会上总会存在着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等现象，由此产生了“自然失业率”这一概念。自然失业率是一个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失业率。从整个劳动力市场看来，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正在寻找工作的人，经济学家把在这种情况下的失业比例称为“自然失业率”。经济学家对自然失业率的定义，是“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失业率”，或“无加速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在经济学家的眼中，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失业率不可能为零。
在经济生活中，一般“涨价容易降价难”，这一现象可以用宏观经济学中价格刚性理论予以解释。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市场竞争被垄断所替代，因此物品的价格是由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公司操纵的，因而形成了“价格刚性”，即价格在确定后不易下降，导致价格缺乏弹性，物价经常处于较高的位置上。
价格刚性理论是针对均衡价格理论而言的。按照均衡价格理论，市场价格会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自动进行灵活的调整，但实际上，企业价格调整往往滞后于供求的变化。经济中的垄断厂商是价格的决定者，能够选择价格。他们承认交货滞后、服务与协作失败、成本加价、隐含契约、明确的名义契约和价格调整成本等是造成价格刚性因素。就拿价格调整成本来说，对厂商而言，每次调整价格需要花费的成本包括研究和确定价格、重新编印价目表、更换价格标签等所支付的成本，这些成本的产生会阻碍厂商调整价格。所以，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买东西的人少，而价格却很少降低。
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工人工作的效率与工人的工资有很大的相关性。效率工资是指一种足以消除工人偷懒或调动工人积极性的实际工资水平，这种工资一般高于与劳动市场充分就业均衡相适应的工资水平，它的主要作用是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付给工人的工资水平越高，工人就越努力工作，越少消极怠工，从而劳动生产率越高，给雇主带来的利润也就越大。厂商支付更高的工资，可能使净生产率提高，因此雇主的做法往往是，即使工人人数超过需求，也不减少工资。
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开始向其工人支付每天5美元的工资，这一工资远远高于当时的均衡水平（2—3美元）。福特认为高工资意味着低成本，而不是高成本。福特的效率工资实践给他和他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基于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的加强，企业必须支付一种效率工资以及赋予劳动者更多的权利，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实际上，工资不仅仅是一种成本，也可以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导致工人忠诚度增加，效率提高，能够生产更多更高质量的产品，同时降低了管理成本，减少了高效率人员流失。
如果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来摆脱困难，这会打击绝大多数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降低他们的生产效率，对公司来说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一般公司宁愿拥有数量少而效率高的员工而不要数量多却效率低的员工。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进步由于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最重要的因素。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美、日、德等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贡献率远远超过我国。技术进步水平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以我国为例，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增长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资源配置效率低，经济效益低，自主创新少等几个方面。在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大大超过技术进步的贡献，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投入驱动型的。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充分发挥技术因素的巨大推动作用，从而降低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和经济效益。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其推动力量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据统计，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相比之下，我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还有一些差距（2013年为51.7%）。因此，依赖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暂时的，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想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通过技术不断进步来实现。
在一国的宏观经济中，投资和消费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投资是消费的基础和来源，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传导机制。投资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和工人的收入，而工人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新增的消费对投资又会形成新的需求，这样循环往复，能使GDP的增加数额倍于初始投资额。反之，投资不足对消费和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影响，会导致消费的萎缩和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所以，在增长的经济中，投资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和速度来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是指增长依赖于投资，这也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缺陷，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流动性过剩及房地产价格上涨过高等。而政府过度强调对投资的依赖，则会削弱对消费的重视程度，这样做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会导致居民之间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降低国民福利水平。由于大量的GDP来源于投资，资本所有者分配的国民收入会越来越多，会形成劳动者阶层收入分配水平降低，其中对产业工人、农民工、失业人员等收入水平的影响尤大，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拉越大。城市化带来的利益在城市中分配过多，也会造成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各地区投入的不相同，会造成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我国目前尚存在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城市农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政府与企业的共识。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基本上没有一个大国经济能够长期依靠投资来保持持续增长。如果消费跟不上，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虽然各社会阶层的消费力水平不一样，但是中、低收入人群占比大，如果他们的消费能力得不到提高，就没有消费提供支撑，那样，光靠投资只会拉大各阶层收入的差距，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1901—1985）是一位俄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他是美国的“国民收入核算之父”，也是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为纽约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教授、哈佛大学教授。
库兹涅茨在经济周期研究中，提出了为期20年的经济周期，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库兹涅茨周期”。西方经济学界认为，他的分析准确地描绘了各个发达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同时，他对这一过程的发展也提出了很多的深刻见解。
库兹涅茨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期间，开始进行国民收入方面的研究，并于1937年出版了他的专著《国民收入和资本构成》，书中概括地说明了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定义和估算方法。1941年，他又出版了《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一书，在这部900多页的两卷本书中，库兹涅茨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详细地研究了国民收入及其构成的含义，形成了估算国民收入的方法，建立起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基本结构。正因为如此，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1924—1980）称库兹涅茨为“国民收入核算之父”。
反映储蓄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储蓄率，储蓄率是指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中储蓄所占的百分比。2010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为1000多美元，而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50%以上。显而易见，老百姓虽然收入低，但储蓄水平高。
在此，我们将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相关情况作一个对比：
美国人的收入不低，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社会保险水平高，老年人平均社会保险福利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也高。美国个人信贷宽松，房贷款可达总价的80%—90%，自付比例相对较低，有较多的钱可用于消费；他们习惯于贷款消费，贷款额可达抵押房价的80%。美国家庭的负债率往往较高，虽然消费能力强，但一旦失业，家庭容易破产。美国人勇于冒险，倾向于风险较高的证券投资，而非储蓄。此外，他们有良好的医疗保障，不会出现看不起病的情况。
中国老百姓的收入低，人均可支配收入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等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难以提高，致使社会保障不充分。中国的个人信贷政策偏紧，房贷占总房价比为50%—70%，个人首付比例较高，用于消费的钱相对较少。中国人比较谨慎和节约，加之教育、医疗、养老支出较高，社会保障不充分和预期的不稳定，导致老百姓具有高储蓄倾向，抵押贷款消费意识薄弱，不愿意选择风险较大的证券投资，而更倾向于通过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险。
因此，老百姓收入水平低是储蓄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如果老百姓收入水平足够高，社会保障充分，很少后顾之忧，人们自然不会总是将大部分钱存进银行，而是进行消费了。所以，老百姓收入低并不一定代表储蓄水平低。
所谓贸易顺差，是指在特定的单位时间里（通常按年度计算）一国出口贸易总额大于进口贸易总额，又称“出超”，这表示该国当年的对外贸易处于有利地位。贸易顺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国在特定年份对外贸易活动的状况。
通常情况下，一国不宜长期大量出现对外贸易顺差，因为这样很容易引起与有关贸易伙伴国的摩擦。例如，美、日两国双边关系发生波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方长期处于巨额顺差状况。
大量外汇盈余通常会致使一国市场上本币投放量随之增长，因而很可能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巨额贸易顺差的本质是过度出口的结果，会给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带来长期危害。以前，我国的贸易顺差很大，出口商品中以原材料和基本生活用品居多，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很少。尤其是通过廉价的制衣业来取得外汇，以之换飞机的贸易，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我们把价廉物美的生活用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发达国家，让他们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享用到比他们自己生产得更好的商品，而我们得到的是过多的外汇储备。
过高的贸易顺差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意味着本国经济的增长过多依赖于外部需求，对外依存度过高；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带来了外汇储备的膨胀，给人民币带来了更大的升值压力，也给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以口实，认为巨额顺差反映的是人民币被低估，这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金融风险，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增加了成本和难度。对此，比较简单的对策就是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降低贸易顺差，拉动国内消费。
这种现象不仅与“资源的稀缺性”相关，还与劳动力结构密切相关。
通常情况下，在劳动力数量少的国家，相对于GDP这块大蛋糕，参与分配的人数就较少，每个人所获得的份额也就大于劳动力多的国家。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几乎是确定不变的，因此，所需要的劳动力只能根据可提供的劳动力人数来确定。在劳动力较少的国家，劳动力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往往比较多，但这种付出和收入成正比，因而人均收入会很高；而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劳动力很多，通常会供大于求，因而劳动力成本较低，劳动力所获得的收入也就较低。当然这是以人均GDP为评价标准出现的状况。
在一个劳动力少的国家，劳动力结构合理，大部分劳动力分布于工业、服务业，而农业人口较少，这种情况下的国民产出会明显高于劳动力多的国家。而后者要解决就业问题，往往得依靠农业。很多发展中国家的30%的劳动力依赖于农业，导致就业质量不高，这也就意味着在人均财富分配上会出现悬殊差距。财富集中在富人手中，而富人只占很少一部分，穷人占了大多数；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力结构，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收入不如劳动力少的国家。
财富或商品凝聚着劳动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生产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通常是工农林牧业等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品，而无形产品生产部门往往是指服务业。尽管这些“服务”很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由于也是由劳动形成的，含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具有了价值，也能够创造财富。
不能生产具体物品的部门一般指的是非物质性服务的部门，从产业划分来讲也可以是指第三产业，如科学、文化、教育、卫生、金融、保险、咨询等部门。社会财富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的总和，生产制造环节创造财富，流通环节创造财富，第三产业同样创造价值，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创造的价值要超过纯粹的生产制造业。发达国家发展第三产业就是看中第三产业可以创造的巨大财富。
第三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随着服务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发达的服务业是制造业提升的助推器，例如：银行、证券等金融服务行业为制造业融资和扩大再生产等创造了条件。发展现代服务业，主要依靠信息、科技、人才等资源的投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能为经济发展创设更高层次的平台。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越来越重要的产业。
政府发行债券，实际上就是使市场上流动的货币变少，随之企业和个人可以使用的货币也会相应减少，企业的投资能力和个人消费能力会下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总量也会下降，从而导致国内生产总值GDP（由投资总量、消费总量等决定）的下降。打个比方，如果市场上，企业有50元，个人有30元，政府有20元，所有的钱一共有100元。当政府发行债券时，如企业拿出10元，个人拿出5元，来购买这些政府的债券，市场上货币的总和是不变的100元；当企业和个人都买了政府债券之后，就相当于把15元都暂时交给了政府，那么企业和个人手上可以用的钱就减少了。也就是说，企业只剩下40元，它们能用于投资的钱变少了；而个人则只剩下25元，他们能消费的钱也变少了。这样，人们的需求下降，社会供给也会随之下降，如此情况下，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总值下降。
同样，政府提高税收，企业和个人需要缴纳的税金便会增加，在原来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和个人手中拥有的货币就会减少，则企业的投资能力和个人的消费能力下降，使得社会的投资和消费总量下降，从而会导致GDP的下降。
换季时节，很多商场都在进行促销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物两价。同样牌子的鞋子在不同的商场价格有高有低。因为从卖方的角度来说，利润是销售收入减去成本，商品只有卖出去了才能赚钱，才有利润。某些商场定的价钱高，获得的利润就高；某些商场定的价格低，获得的利润就低。
甩卖清仓。表面上，甩卖价是低于市价，但实际上甩卖并不是让利，其目的是清仓。经济学上的成本，指的是放弃某种选择的最高代价。卖家会选择清仓，肯定是因为不清仓的成本更高。故从成本方面来看，清仓甩卖不仅不是让利，相反，它是商家的逐利行为。
预订打折。比如预订机票打折现象，表面上看是航空公司让利，但其实是为了提高飞机上座率。机票定价是不需要考虑沉没成本（已经发生且不可回收的支出）的，而且航班固定，无论票卖出多少飞机都得飞。机票打折只要不低过经营成本，航空公司就是赚的；不然机票卖不出，那才是真正的损失。所以机票预订打折也不是商家让利。
返券销售。去商场买东西，达到一定金额，商家送你相应的购物券，可以在该商场作为抵价券使用，这样购物券作为“货币”，在内部进行流通。这其实是作为一种捆绑销售，“逼着”消费者进行二次消费。
因此，消费者必须明确，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的价格促销，都是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卖方价格向市场价格回归，故促销不是让利。返券销售是在价格不明折的情况下，卖方给予消费者的暗折，故返券和折价一样，也不是商家让利。商家返给消费者的购物券，最终都是由消费者自己付账。所以不要被商家的促销活动诱导着进行盲目消费。
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产品或者服务仅仅由一个或很少的几个商家来提供。这种行为就是垄断。由垄断产生的原因，可以将垄断分为国家垄断、自然垄断、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
国家为了保障安全、增加财政收入或促进社会整体的利益，依法对特定领域的商品或服务进行全面控制，不允许其他商家参与的行为，称为国家垄断。例如，在国防上，国家要保持着对枪支弹药的垄断，才不会让这些危险品随便在市场上买卖，减少枪击等恶性事件发生，保护公众的安全。
如果一个或少数几个商家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成本，要比由很多商家提供所花费的成本少很多，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垄断，这就是自然垄断。以铁路为例，如果不是垄断，就会有许多公司进行竞争，每个公司都修建自己的铁路网，那便会造成重复建设，使得铁路运行成本大幅增加。
经济垄断是某些具有优势的商家为了能够长期保持这种优势，采用非法手段，不允许其他商家与之进行竞争。这种行为不仅是违法的，而且妨碍了经济正常的发展。
当某些政府部门为了一己私利，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某个商家，并强制要求其他商家退出市场或限制其竞争的行为，被称为行政垄断。
在一般情况下，所有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皆属于非法垄断，而自然垄断、国家垄断属于合法垄断，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垄断”是有好处的。
通常情况下，在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他们的消费也会随之增加，但是消费增加的幅度却不如收入增加的幅度大。这是因为，我们的消费欲望会有一定的饱和度，收入增加了，消费会先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但是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新增收入里的消费比例会不断减少。
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花3元钱可以填饱肚子，在原先只有3元的情况下，他会花光手中全部的钱；后来他有了10元，虽然3元就可以填饱肚子，但是他想吃得更好一点，那么他可能会花掉手中的5元来改善伙食；而当他有20元时，他觉得花5元就完全能满足自己既能吃好又能吃饱的要求，于是便不会再增加自己在这方面的消费。在这个例子中的吃饭，是人们的一种需求，人们的生活需求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比如穿衣、住房、旅游等。这些需求会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而得到一定的满足，但是当人们觉得无论花多少钱都不能再继续改善这些需求时，便不会再花钱，或只花比较少的钱投入到这些已被满足的需求中。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增长幅度自然赶不上收入增加的幅度，于是便出现收入提高了，但新增收入里的消费比例却会不断减少的现象。
人们将具有价值的东西都称为财富，包括自然财富、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财富其实也是从几个方面来分类的，所以国家财富除了金、银、珠宝、纸币和有价证券之外，还有其他的形式，包括人为创造的价值、国家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国家尊严、民族荣誉等等。
我们通常所见的，人们通过使用先进技术和生产工具生产出的各种商品，以及科学成就和探索自然的成就，都属于人为创造的价值。原来，人们仅仅将货币作为衡量国家财富的标志，随着经济和文化的继续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除了货币，其他人为创造的价值如文化、品牌等，也属于国家的财富，它们虽然不是直接的货币形式，但是通常都可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并且能够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
例如：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是人民进行劳动生产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自然资源，就生产不出产品，也就获取不了更多的货币。因此，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土地、矿产、森林、动物等自然资源，都是国家的财富，也是其他国家不能任意侵犯的。
另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家的尊严、民族的荣誉，都构成了它立足于世界的重要的精神财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中国以其精彩的奥运会开幕式，以及108枚金牌的骄人成绩令世人瞩目，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当然，国家的文明史、发展史，也是一个国家内在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汇率也称“外汇行市”或“汇价”，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调节杠杆。它是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也是以一种货币表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由于世界各国货币的名称都不同，币值也各不相同，所以一国货币想要兑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就需要规定一个兑换率，即汇率。
例如，一件价值100元人民币的商品，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6.66∶1，也就是6.66元人民币可以换1美元，那么这件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就是15.02美元。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涨到7∶1，也就是7元人民币才能换1美元，这件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就是14.29美元，这就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美元买到这件商品。商品的价格降低，买的人就会变多。反之，如果美元汇率跌到6，则这件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就是16.67美元，此商品的价格变贵，买的顾客自然就少了。
简言之，汇率是一个单位的一种货币兑换等值的另一种货币的价格，所以说汇率是一种特殊价格。
在这里我们以人民币汇率贬值为例。人民币汇率贬值，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人民币贬值。这就意味着1元的人民币可以换的美元减少了，也就是说1美元可以换取更多的人民币。
从出口方面来讲，假设我国的水杯8元人民币一个，在人民币贬值前，要花1美元才能买到一个水杯；而在贬值后，由于以更少的美元可以换得1元人民币，在国内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到美国用美元来购买，就不需要1美元，可能是0.9美元或者更少。在美国，当中国水杯的价格由1美元下降至0.9美元甚至更低时，由于减价，美国人就会购买更多的中国水杯，这就促进了中国水杯出口的增加。
从进口方面来讲，假如我们从美国进口汉堡，以前你买一个1美元的汉堡需要8元人民币，现在人民币贬值，要更多的人民币才能换得1美元，就意味着买一个汉堡需要9元人民币甚至更高。汉堡涨价，人们觉得东西变贵了，便会有意识地减少购买；销量减少，从美国进口的汉堡量也就会减少。
所以，汇率贬值有利于增加出口，减少进口。
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生产出的产品越多样化，产品就销售得越快、越多和越广泛，所得的利润也就越大。在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去古玩市场买玉的时候，一开始也许只有“观音”、“如来佛”两种形式的玉制品，这时买的人都比较少。但是，如果把玉做成十二生肖的形式，人们会不会有选择购买带有自己生肖的玉的冲动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产品生产顺应了不同的消费偏好，所以，这样的供给就会有更多的需求。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很多商品的营销其实是具有连带作用的，一种商品的销售的增加，与之相关联的产品的销量可能也会增加，这时候总的市场需求会随之而增加。例如，我们在买手机的时候，同时也就需要配备耳机，市场上售出的手机会带动人们对耳机的需求。
从个体消费能力来看，人们总是在赚到更多钱之后，才会提高消费；那些盲目提高消费的人，总是维持不下去的。这就说明“自身的生产能力”是一个人需求的前提。而从社会消费能力来看，在整个经济周期中，也总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之后，社会消费能力才会崛起。每一轮经济恢复，总是先从生产开始。生产低迷的时候，消费一定不振。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供给越多，需求就会越大。
这里所说的技术创新，实际上是新技术、新工艺从设想、发明、生产到推广应用的过程，这是一种高级的脑力劳动，它具有创造性、高效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技术创新的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是信息加工的过程。从创新人员用大脑摄入各种信息开始，经过各种复杂的探索，可能要花去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研究时间，最终生产出智力成果。为了使创新人员获得他们应有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就需要法律来保护他们的智力成果不被非法盗用。
而且，技术创新要获得成功，不能靠强迫命令，只能靠激励、引导，以及良好的法治环境来调动广大从事技术创新人员的积极性。对技术发明进行专利保护，实际上就是一种直接的激励创新的手段。
此外，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与其说是经济的竞争，不如说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而科技和人才的竞争最终是技术发明的竞争。谁在某技术领域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谁就能在这一领域取得控制权。知识产权正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种资源，因此各国对技术创新的法律保护也尤为重视。只有通过制定公平竞争的法律规则，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才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认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周期有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在技术革命之前，蒸汽机、电动机等尚未诞生，整个社会经济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企业家只能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减少劳动报酬来获得更多利润。但是，工人的劳动时间是有限的，因此企业家只能重新寻找获得超额利润的方法。他们意识到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时候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创新就变得重要起来，于是就掀起了创新的浪潮。
随着蒸汽机、电动机等先进的生产设备的应运而生，企业家就希望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但是扩大生产规模需要足够的资本和更多的生产资料，于是又增大了银行的信贷和生产资料的需求，从而引起经济的高涨。由于创新浪潮的出现，企业家会竞相运用新的生产方法和推出新产品，社会经济由此达到繁荣。然而，新产品的出现又会导致竞争加剧，也会使商品价格下跌，企业的盈利机会减少；于是，为了维持生存，企业就会减小生产规模；接着，银行信贷收缩，生产资料的需求减少；最后，经济体系从繁荣转入衰退直至萧条。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创新不仅仅是源头，也贯穿了始终，所以熊彼特认为蒸汽机、电动机等技术革命是形成经济周期的重要原因。
在经济学上，人们在一个阶段的消费其实并不仅仅取决于当前的收入高低，而取决于对于未来，甚至是一辈子所能预计、能创造的财富的多少。因此，人们年轻时期的消费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当时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自己以后能挣多少的预期。
比如一个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几乎没有收入的来源，不过他预计自己在4年之后可以得到高薪，那么他在大学时期就通常会通过助学贷款，或向父母、亲友举债等方法来设法保障自己的种种消费需求。这是由于他预计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在他工作以后就能还清之前所欠下的债。而当人们到中年时，不仅仅要考虑满足当前的消费，还要预估到进入老年时自己收入降低后的消费水平。这个时候，虽然收入在一生中处于最高的水平，可是人们却不会像年轻时候那样举债消费了，因为要为以后养老做好准备。
这就是人们对一生的收入预期起的作用。同龄的两个年轻人，由于对各自的收入预期不一样，也会对他们当前的消费产生影响。比如，一位知道自己在以后能够继承一份价值不菲的遗产，而另外一位却没有，很显然，能继承遗产的那位年轻人当前可以消费得更多些，也更愿意选择贷款消费。收入预期对于经济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明白了收入预期的作用，也就知道了为什么年轻人收入比较低，却倾向于贷款消费。
我们都知道，税收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具有帮助政府实现宏观调控，维护国家政权等作用。因此，税收对于维持经济活动的稳定是有益处的。
税率则是影响税收总量的一个直接的因素，当税率很小时，国家几乎收不到钱，实现税收的好处自然也就谈不上了；但是，随着税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反而会降低国家的税收总量。对此，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假设一种极端的情况——当税率为100%时，人们的全部生产活动的成果都被政府给征收了，那么很自然的人们就不会愿意去工作，其直接导致社会生产活动的停滞，那么政府所能收到的税收就为0，因此必然存在某一个税率点，高于这一税率会降低国家的税收总量。
如果我们把税率作为横轴，税收收入作为纵轴，就能够画出一条关于税率和税收的曲线。当税率从0慢慢开始上升时，税收收入也随着上升；当税率增长到一定程度时，由于人们对劳动的积极性不断减少，税收收入就随着税率而降低。这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如下图所示）。它告诉我们，如果政府想要使财政收入实现最大化，并不是一味地提高税率就能奏效；当税率达到一定程度后，提高税率反而还有副作用。也就是说，一国税率上升到一定程度时，进一步提高税率反而会降低国家的税收总量。因此，国家必须制定合适的税率以确保国家税收总量的稳定。
在经济学中，一般把产业部门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其中，第一产业主要是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主要包括制造业、采掘业、建筑和公共工程等，而第三产业主要包含的是商业、金融、保险、不动产、运输、通信、教育、卫生等服务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往往会经历几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三个产业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会不断变化。下图是我国1953年、1978年和2009年的产业比重数据简表。
上表总体上说明了我国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逐渐下降，在1978年出现第二产业占比上升以及2009年出现第三产业占比上升。
导致第一产业所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当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对农产品等的需求占比降低；其次，由于以往农业等技术进步相对滞后，不如其他产业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回报大。导致第二产业所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上升的原因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工业产品需求量不断增大，以及由于工业技术投入带来的回报比农业更大。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以及企业对服务业的需求会呈现出一种上升的趋势，因而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也在不断上升。总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产业占比都会出现阶段性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生活离不开投资，股票是证券投资的方式之一，那么股票的涨跌对人们的生活消费会有什么影响呢？统计学家发现，股票的上涨往往会带来人们的消费总量的增加。
如果我们已经持有了一定数量的股票，那么股票的上涨就带来了我们总资产的增加，因为原来按市场价格买来的股票的价格升高了；由于总财富的增加，我们对自己的消费承受能力会变得更有信心，因此就会更多地进行消费；而随着消费需求的上涨，企业产品的销售量自然就上升了。例如，我们以每股50元买了一个公司的股票2000股，一年后随着股票市场价格的上升，原来市值10万元的股票涨到15万元，因此，我们的总财富上升了5万元。原来我们只能在家里最需要的房间安装一部空调，但是现在我们就可能会选择在每个房间都安装一部空调；原来我们的家庭可能只能购买一台电脑，现在可以多购买一台电脑。这就是股票上涨对商品销售量提升所带来的影响。因为股票价格上涨使得消费者的财富增加，人们的消费需求也会随之增加，从而带动了消费品销量的上升。
要理解这个问题其实不难。比如某人在20世纪80年代将100元存入银行，可能当时这100元钱可以购买一个月的生活物品。过了几年，将这笔钱连本带利地取出来，可能只够维持一个星期的花销。在存入这笔钱的时候，银行会支付利息，似乎是能够有盈余而不是遭受损失的，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这与物价普涨时将钱借给别人会遭受损失的道理是差不多的。两者的原因其实都在于单位货币所含有的价值或所代表的价值的下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贬值。
经济学中，货币是作为一种价值衡量存在的，它具有时间价值的特性。货币的时间价值就是指当前所持有的一定量货币比未来获得的等量货币具有更高的价值。也就是说，当前的一单位货币与未来的一单位货币所能够买到的物品量是不一样的，要节省现在的一单位货币不消费而放到未来消费，则在未来消费时，必须有大于一单位的货币可供消费，作为弥补。市场利息率是衡量货币时间价值的标准，它是对社会平均经济增长的一种反应。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人们手中的货币没有遵循时间价值的规律，也就是低于市场利息率增长，那么其实这些货币就无法在将来获得和现在一样高的效用，也就相当于一种贬值。在物价普涨的时候，市场利息率处于一种上升的趋势，人们手中的货币的时间价值也是增加的。如果在这时将钱借给别人，借贷双方按照签订借贷合同时的利率计算利息，那么随着市场利息率上升，借方所得的利息往往会低于当时的市场利息，那么遭受损失也就是必然的了。
在市场经济里的垄断，说的就是某些大型的企业为了使自身获得高额利润，通过相互协议或联合，对一个或几个部门商品的生产、销售和价格进行操纵或控制。当然，还存在着一些自然垄断行业，比如自来水、电力、公交等，这是由于在某一些特定的行业中，存在多个厂商的成本比存在单个厂商的成本要高。垄断地位的厂商能够在市场中更自如地调节商品的价格和产量。另外，在经济学中，商品的价格除了受到价值的影响，还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
在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市场上商品的价格都普遍提高，为了保持企业的利益，企业必然要选择提高自身产品的价格。可是，在现实中价格提高多少，什么时候提价都是受到市场制约的。比如说，按照市场情况，今天白菜的价格要卖到每公斤1元才有盈利，但是当天农贸市场上白菜非常多，每公斤1元的价格卖不出去，反而可能导致亏损；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定价每公斤0.95元的商家可能就会延缓涨价。可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厂商却不一样，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他们除了可以调节价格，还可以控制产量，商品的价格不容易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在物价普涨的时候，垄断厂商就能够利用这种便利更快速地调整商品的产量和价格，获得更高的盈利。所以说，物价普涨时，他们是更容易获得好处的。
我们经常在各种媒体上听见或看见通货膨胀一词。所谓“通货膨胀”就是说在一个时期中，由于发行的货币量大于需求量，从而导致物价普遍上涨。其实对于经济发展来说，随着经济的增长总是会伴随着一定的通货膨胀，它并非一定是坏东西。
在国民经济中，我们经常用GDP来衡量社会的经济增长，因为GDP的增长就代表着经济的增长。其实在一个国家中，存在着一个潜在的GDP的值，说的是在大家充分就业、所有企业的生产线充分运作时所能生产出来的总量。当一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需求量的不足，使得原本该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卖不出去而减产，这个时候，实际的GDP就小于潜在的GDP，那么经济的增长量就比潜在能够增长的少了。此时，政府就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进行宏观调控，有效地刺激经济需求。伴随着货币的增发，大家就会觉得自己变得比原来有钱了，那么市场上的消费需求自然就会增加，从而让那些原本开工不足的企业能够顺利地进行生产活动，让那些原本失业的人能够找到工作。这个时候国家就能够在潜在GDP的水平上运转，也就使得原本慢速发展的经济由于受到增发货币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刺激，而变得加速发展了。所以，通货膨胀在经济生活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在特定阶段，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货币的发行量来有效地调控经济的增长。
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可以体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1957年，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ips，1914—1975）根据英国1861—1913年间的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资料研究出了一条表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曲线，它表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互相交替的，即：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这个过程是：当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时候，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下降，企业的成本也就下降，就能够刺激生产，于是就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失业率就下降。然而，它是在没有考虑预期的情况下得出的，也就是劳动者没有意识到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没有感觉到价格的变化，没有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如果劳动者意识到了通胀率的上升，并且，这个预期与实际的通胀率上升相同，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也就不会有企业成本的下降，自然而然，通胀率的上升也就无法刺激生产，无法降低失业率。所以，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表示，失业率是维持在自然失业率水平的。
不过，因为劳动者对于通胀率的预期往往是滞后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就为政府提供了一份可供选择的总需求管理菜单，也就是说，在通胀率或失业率太高时，可以用提高失业率的紧缩或提高通胀率的扩张政策来降低通胀率或失业率，以免经济过分波动。当然这只能作为短期的政策来维持当时的经济平稳，从长期的经济发展来看是不科学的。这也是政府有时会为了降低失业率而容忍高通胀率的原因。
1929—1933年资本主义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但在这场危机中却成就了一位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和其所创造的理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和他的凯恩斯理论。
凯恩斯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史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其一生对经济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他发表于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经济学的革命，这部作品对人们如何将经济和政权运用于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也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在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增加财政开支，减少税收和发行公债，通过国家干预控制投资，以消除投资对经济造成的波动性，推进收入均等化以增加消费需求。此时国家干预的手段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维持繁荣。
在宏观经济学中，通常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可以减少失业率，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高的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是不能并存的。但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石油危机”，都曾出现过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滞胀”。顾名思义，“滞”是指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胀”是指通货膨胀，它的全称是停滞性通货膨胀。
滞胀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政府出台了错误的经济政策，二是某些因素导致社会的供给不足。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而导致石油价格上涨，随之生产成本急剧上升，社会的供给处于不足的状态，使得社会的生产水平下降，进而导致通货膨胀。另外，由于生产成本的高速上涨，许多厂家无法适应而破产，从而使失业率升高。由此可见，滞胀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市场的参与者都不希望发生这种现象，自然就会积极思考与应对，于是各流派的经济学都对滞胀予以高度的关注。经济学家都希望科学解释滞胀，并采取有效手段防止它带来的经济衰退。
另一方面，滞胀的出现是当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由此引发了一场经济学革命，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在这一经济学理论中，高的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是不能并存的；而滞胀现象的出现对这一理论体系提出了挑战，由此促进了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和观点的创新与发展。
在新闻节目里，我们经常会听到政府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失业补贴、贫困补助等方法来增加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希望以此来带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那么，在降低税收和增加补贴这两种方式中，到底哪一种更有利于增加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呢？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两者的各自定义，再对其进行比较分析。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通过税收工具强制地、无偿地参与国民收入和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由政府征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形式特征。税收三性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失业补贴、贫困补助是政府对社会上暂时没有找到工作、失去劳动能力、生活有困难的人群进行财政形式的转移支付，即对其进行货币形式的补贴，以增加其可支配收入。
那么，两者中哪一种方式更有效呢？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降低税收比失业补贴和贫困补贴更有效果。因为，税收是国家强制征收的，它的覆盖面广，产生的作用大，因此税收的变化对社会各阶层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失业补贴和贫困补助则是政府针对社会中的低收入人群进行的一种财政的转移支付，通过现金等方式增加该人群的货币收入，由此提高生活水准，但这种方式的惠及面有限，较之降低税收的影响力要小许多。
由此可见，相比失业补贴和贫困补助，政府通过税收的调节可以更有效地调节国民经济，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
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时，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处于经济上的大萧条。面对金融危机，美国一改以往淡化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和多年以来放任市场自由调节的常态，重拾久违的国家干预手段，不管是在立法上，还是政策调控上，都表现出积极的行为，在各个方面加强对市场的干预。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给每一个纳税人发放了600—1200美元的退税。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其国民进行退税呢？其目的是什么呢？
根据凯恩斯的观点，向全体老百姓的直接退税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提高他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激发老百姓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其目的是想通过激发国内老百姓的有效需求来促使本国经济走出泥淖。
由此我们可知，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为什么会站出来起主导作用，因为只有通过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才能挽救陷入泥淖中的国家。正是基于此，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美国政府才向纳税人退税，以此刺激国民消费，减少企业库存，刺激国内的有效需求。
如果有一天你的老板给你一个人涨工资了，那么带给你最直接的感觉便是你所持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增强了。但如果有一天全体社会劳动者的工资都按照相同数额增加后，那么你还会觉得所持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增强了吗？在那种情形下，人们的生活水平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根据古典货币理论，物价总水平的变动类似于衡量单位的变动。这就像我们变用“尺”为用“寸”来表述同样一段距离一样：即表面上数量增加了，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变。假设这样一个场景，某一天早晨你醒来发现，由于某种原因所有人民币计价的数字都增加了10倍，即你所要购买的每一件产品的物价都上升了10倍，同时你的工资价值也都扩大了10倍。那么你认为这会带来什么改变呢？其结果仅仅是所有产品的价格和工资收入后面加了个零，却什么也没有改变。
这是因为长久以来，人们都被“货币幻觉”欺骗了。“货币幻觉”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于1928年提出来的，指的是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它是指人们只是对货币的名义价值作出反应，而忽视其实际购买力变化的一种心理错觉。当人们产生这种错觉时，便会在涨工资但物价也同时上涨后作出错误的判断，误认为自己的实际购买力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的经济福利取决于相对物价，而不取决于物价总水平。
所以，当社会上全体劳动者的工资都按照相同数额提高后，劳动者的工资涨幅与消费品的价格涨幅是一致的，两者相抵，人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在日常生活中，银行是我们必不可少的金融服务机构之一，而人们去银行的目的却各有不同。有的人是为了把多余下来的钱存入银行以获得利息；有的人则希望从银行得到贷款用以创业等投资。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渠道把居民储蓄和企业贷款联系起来了呢？
一般来说，我们称这一渠道为间接融资，即老百姓把多余钱款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然后这些金融机构按照相关的规定把一定比例的钱款借贷给有需要的企业，这些企业把借贷得到的钱款拿去进行再生产等投资。
接下来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居民储蓄、银行贷款、间接融资的不同定义。
储蓄是指城乡居民将暂时不用或结余的货币收入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一种存款活动，又称储蓄存款。储蓄存款是信用机构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储蓄分为活期储蓄和定期储蓄。其作用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作为一项信贷资金来源。通过聚少成多，变消费为积累，用来增加生产建设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国民经济比例和结构的调整，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加速和规模扩大。二是作为货币的信用回笼手段，可以推迟部分购买力的实现，有利于调节货币流通。三是能够引导消费，有利于居民有计划地安排生活。
银行贷款是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按一定利率和必须归还等条件出借货币资金的一种信用活动形式。广义的贷款是借贷、贴现、透支等出借资金的总称。银行通过贷款的方式将所集中的货币和货币资金投放出去，可以满足社会扩大再生产补充资金的需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银行也可以由此取得贷款利息收入，增加银行自身的积累。
间接融资，是指拥有暂时闲置货币资金的单位通过存款的形式，或者购买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发行的有价证券，将其暂时闲置的资金先行提供给这些金融中介机构；然后再由这些金融机构以贷款、贴现等形式，或通过购买需要资金的单位发行的有价证券，把资金提供给那些有需要的单位使用，从而实现资金融通的过程。
由此可知，无论是居民储蓄还是企业贷款都需要进入间接融资这一渠道，而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正是间接融资的主力军。居民通过银行系统把资金按照一定期限存入，然后企业通过银行信贷进行融资，也就是按照约定期限进行贷款，最终把银行贷款投资到企业经营的项目中去。
我们从小就常听大人念叨“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意思是说，在社会上有不同的产业分工，而不同的产业分工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工作，由此鼓励年轻人只要认真工作，都可以在本职岗位上发光发热。那么，为什么社会上会产生不同的产业部门，而又为什么不同类型的企业属于各自类型的产业部门呢？
这一问题涉及社会分工和产业结构理论的原理。社会分工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发展。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分工具有不同的特点、形式。在奴隶社会，由于生产规模很小，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高，社会分工处于不发达的较低级的阶段。到了封建社会，农业中的分工由于土地的小块经营而受到了阻碍，手工行业之间的分工也是很少的。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分工的广泛发展，主要表现在：新的生产领域和生产部门的增加，企业或工厂内部分工的出现，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复杂的分工体系，并把分工扩展到国际范围，出现了国家间的分工。
当我们观察和分析产业问题时，通常都会采取联合国制定的《全部经济活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of All Economic Activities，Rev.4），将产业划分为：农、牧、林、渔业（通常我们所说的第一产业）；采矿和采石，制造业，水、电、燃气供应，污水处理、废物管理，建筑业（通常我们所说的第二产业）；批发和零售，汽车和摩托车修理，运输和存储，住宿和餐饮服务，信息和通信，金融和保险，房地产业，科学和技术，行政和辅助，公共管理，国防，社会保障，教育，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艺术、娱乐和文娱，其他服务，家庭作为雇主的家庭自用、未加区分的物品生产和服务，国际组织和机构（通常我们所说的第三产业）。
因此，在现代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工业、农业、建筑业、商业、运输业等均达到了相当规模时，各产业间的细分化程度会越来越高，社会分工必将协调发展。
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人口增多了就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食品提供给人们食用；而人们必需的食品，尤其是以粮食为原材料的食品所需要的种植土地、气候条件等因素不可能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更有利于食品的生产，所以食品的供应量不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相应增加。这样就出现僧多粥少、食品供不应求的局面。于是人们会愿意用更贵的价格去购买食品，所以，随着人口的增长，食品的价格也会上升。
其次，是经济停滞问题，所谓经济停滞是指社会生产下降、经济增长缓慢或波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失业人数的上升。如果人们花更多的钱去买食品，在其他方面的花销就会相应地减少。假设每个月10000元收入中，原来用于食品的花费是1000元，那么用于娱乐、旅游、学习等其他费用最多可以花费9000元；而如果要将2000元用来购买食品，那么只有剩下8000元可以被用作其他用途了。减少了可以用于其他用途的花销就意味着：要么减少购买的数量，要么购买更加便宜的东西；而对于商家来说就意味着降价销售，或者减少产品的生产数量。所以，经济停滞最终的结果就是产品生产数量减少，社会经济收入减少；同时由于产品的生产任务减少了，生产工人也就不需要原来那么多了，从而导致一部分企业员工的失业。这些现象如长时间得不到改善，就会使经济停滞不前。
这种现象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如今的纺织加工厂、建筑工地以及其他诸多类别的工人中，有很多人原来都是农民。这种现象可以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之间的差别加以解释。
经济学中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概念，是指劳动者多投入一个单位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劳动成果的数量，多投入一个单位劳动力能够生产的劳动成果越多，则边际劳动生产率越大。比如，在一号生产线增加1个工人生产汽车能够多生产出2辆，而在二号生产线增加1个工人能够多生产出8辆，那么二号生产线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就比一号生产线的大。和工业相比，农业生产会直接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土地面积、质量和气候条件限制了农产品产出的数量，增加劳作的农民数量，并不会相应提高能够收获的农产品的数量。所以，增加相同的劳动人数，在农业部门增加的农产品数量要少于工业部门增加的产品数量。
由于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以及生存需要，农业生产先于工业生产出现。一开始，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很多，而农产品一般只能满足人们温饱；随着科学技术的运用，生产方式不断改善，少数农民就可以生产出足够多的农产品，导致农业部门存在过多的劳动力。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中对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因此，也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支撑这两个产业的运行，于是，农业部门剩余的劳动力就会流入其他产业部门。
如果一部分人撤离，不再从事某项产品的生产后，并没有使得这项产品的总产量有所减少，那么这部分人就是剩余劳动力。
打个比方，某皮鞋厂年产5万双皮鞋，新的一年有30位员工选择去了别的单位后，该皮鞋厂的年产量依旧是5万双，那么该皮鞋厂上一年度的剩余劳动力数量为30人。在发展中国家，人均生产的产品数量很少，表现在经济数据上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处于较低水平。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往往社会生产技术不高，生产效率很低，从而导致剩余劳动力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寻找适当的竞争机会争取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比如，出口商品可以从国外获取利润来增加本国的收入。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以可以用较低的工资建立雇佣关系，从而生产出的产品价格比较低廉。同时，由于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很庞大，可以保证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工人的工资处于低水平，从而使得生产出的产品长期保持低价格，在市场上也可以长期保持竞争优势，不断地从中获利，用以更新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也能够使得原本剩余的劳动力投入到新的生产中去创造价值，从而可以在逐步提高个人收入水平的基础上，使全社会的总体收入水平得以提高，国家经济得以起飞。
以中国为例，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球排名只居第九十三位，说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虽然很多城市都步入了现代化，人民过上了小康生活，但是还存在不少贫困落后地区，在那里，劳动生产效率低下，人们的收入微薄，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存在。所以，从总体上讲，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剩余劳动力来推动局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提高国家的经济水平。
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专业术语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那这一系数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系数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1821—1896）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总结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其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其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因此，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
联合国根据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裕，20%以下为极其富裕。按此划分标准，20世纪90年代，恩格尔系数在20%以下的只有美国，达到16%；欧洲、日本、加拿大在20%—30%之间，处于富裕状态；东欧国家一般在30%—40%之间，处于相对富裕状态；剩下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分布在小康及以下水平。
因此，越是富裕的家庭，它们的恩格尔系数越小；越是贫穷的家庭，它们的恩格尔系数越大。由此可以得出高收入家庭食品消费占收入的比重更小这一结论。
收入不平等可以用最贫穷人口的比例和人们收入的比例相比较来进行衡量。如果最贫穷人口比例越大，而他们占有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越小，那么收入就越不平等。
直观地来描述，如果有两个国家：A国，全国最贫穷的30%的人赚取的收入之和占所有人赚取的收入总和的20%；B国，全国最贫穷的30%的人赚取的收入之和占所有人赚取的收入总和的10%，那么B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要比A国的严重。
收入不平等与一国的工业化程度存在一定的关系。我们知道，农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产品，所以农产品的价格没有工业产品的高，因而农民的收入也没有工人的高。在工业化之前，人们生活在农业社会，大都从事农业劳作，这个时候，他们的收入相差无几；当工业化生产兴起时，一部分农民转向工业生产，成为工人，他们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于是就产生了收入的差别。随着工业化生产的扩大，又有一部分农民转变为工人，并赚取更多的收入，于是收入的差距被拉大。但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进一步深化，生活中普遍使用工业化生产和产品了，工业部门吸收了更多农民，他们成为工人后，收入普遍得到了提高，人们收入的差距就缩小了。
下表为一个理想状况下的简单构成表格模型，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动笔试算一下。
如果一国农民的收入为每人1元，工人的收入为每人2元；假设总共有10个农民，一开始没有工人，当工业化逐步扩大，农民逐步转变成工人，计算最穷的5人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百分比情况，如表。
全社会个体所有收入之和在经济学中的专业名词叫作个人收入；国民收入和个人收入都属于一个国家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指标，它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那么什么是国民收入，什么是个人收入呢？从广义上讲，国民收入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由全体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而个人收入是从国民收入中派生出来的一项指标，是个人在一年内从各种来源（其中包括了劳动报酬和提供社会需要的要素的报酬，如存款的利息，投资股票的收入等）所得到的收入总和。这里所说的国民不单包括了每个公民个体，还包括了企业单位；所以在国民收入中，一部分属于公民个体的收入，另一部分则属于企业的利润。比如一个国家一年新创造100万价值，其中40万分给各个企业作为它们的利润，60万分配给这个国家的公民作为他们这一年的报酬。然而，个人的劳动收入和要素收入并不是经济学中个人收入的全部，个人收入中还包括其他类别的收入，比如贫困家庭收到的政府补助金，这些收入并不是因为公民参加劳动生产或提供要素而获得，所以没有在国民收入中体现。用一个公式概括国民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即个人收入=国民收入——分配给企业的利润+不是提供劳动或要素的收入。由此可见，国民收入和全社会所有个体的收入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也有差别，决不能将两者简单等同。
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是非常常见的，生活中有很多可能导致收入下降的因素，或许是因为被扣当月奖金，又或许是因为慈善捐款使得收入减少，而通常遇到类似收入减少的情况并不一定会改变我们正常的消费支出。我们都知道储蓄是收入减去消费后所剩下的钱，如果用Y表示收入，C表示消费，S表示储蓄，那么一定有等式Y=C+S将这三者联系起来，当收入减少即Y减少，而消费不变即C不变的情况下，储蓄S就会减少。发生这种现象通常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收入水平的下降是暂时性的。比如，这个月被扣了奖金是因为意外情况而请了三天事假，慈善捐款也不是经常发生的支出。因为收入水平的下降是暂时的，所以我们会在心中预期以后的收入会恢复正常，于是就没有必要减少购物、娱乐的消费支出，转而使用减少储蓄的办法来渡过“难关”。储蓄就像每个人的资金蓄水池，它的用途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动用，人们储蓄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收入下降是暂时的前提条件下，人们一般不会改变原先为自己设定的消费额度；但是当收入下降不是暂时的，或者在收入下降以后人们无法预期到未来还能否拥有以前一样的收入，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人们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费用，这时通常会出现用于消费和储蓄的钱都减少的情况。就像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国家的民众都减少了收入，并且无法预计何时情况会有所好转，于是就纷纷减少了消费支出；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众甚至缩减了很多用于圣诞节的花费。
我们在欧洲旅游的时候，往往会购买一些商品，在商家给我们的收据上，会印有VAT的字样及其相应的金额，VAT是英文Value Added Tax的缩写，指的就是购买商品所交的增值税。在离境时，填写退税单后，根据不同的额度比例，可以退回由于购买这些商品而交的税。
在欧洲，政府都会向批发商或者零售商征收一定比例的税金。在一般情况下，商品的标识价格中已经含有了这部分税金，而需要向政府纳税的人通常是在境内生产、委托加工、零售和进口消费品的企业和个人。对于国外的游客，在欧洲旅游时购买的商品被视同为出口，大多数征收此类税种的国家，都有出口退税的制度，因此，外国游客在旅游当地购买商品可以享受退税。同时，不少国家为鼓励外国游客购物消费，也会通过一定方式向外国消费者返税。
这些所退税款均来自欧盟国家政府，所有退税操作由退税机构帮助办理。通常的办理程序是外国消费者在商店购物后，由商店开出退税单据，消费者在离境时，将所购物品及退税单据交海关查验并盖章，然后凭退税单据和原始购物发票到退税机构的网点办理退税。
因此，到欧洲旅游的中国游客都享有购物退税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退税必须是购物当日至1—3个月之内离开欧洲时，由海关盖章后方可生效。对于中国游客，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欧洲当地国家的海关检验所购物品后，就可以办理退税。若有机会去欧洲旅游购物，请一定别忘了享受这份权利。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初期，暂时还没有能力同国外较发达的同类产业竞争，但是新兴产业往往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并且与国内很多其他产业的发展都息息相关，对于其他产业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通过对该产业采取适当的保护政策，提高其竞争能力，将来可以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出口它们的产品，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贡献。
同时，新兴产业形成的核心原因是技术创新，但重大技术创新一般都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其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将产生高额研发成本；而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较大，企业的创新活力不足，因此需要政府对新兴产业的创新活动，特别是基础性研究进行资助。
其次，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有保护的、有利可图的市场，使这些国家的工业，特别是本国的新兴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从而促进这些国家经济结构的改善，加强它们的经济自立程度。
所以，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某些外国工业品的进口，促进和保护国内新兴产业的发展，为本国产业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马克思价值理论认为：某物有价值，首先它要能满足人类的需要，比如当你口渴了，这时水就能满足你解渴的需要；其次，价值的概念是商品用于交换时产生的，也就是说水能解渴，只是说明水有使用价值，并不能体现它有交换价值，价值概念是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的，当我们口渴了到商店购买矿泉水，在水、钱交换的瞬间就体现了水的交换价值，这样的水既拥有了使用价值又拥有了交换价值，我们才能说它拥有价值。
那为什么说劳动才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而不是其他的任何因素？商品是由劳动创造的，包含价值和使用价值双重属性。就像制造一瓶矿泉水，我们需要水源、加工设备、销售渠道等一系列资本，但仅是拥有这些资本我们是不可能在超市的货架上看到矿泉水的，而只有拥有了劳动，对这些资本进行加工利用，使这些资本中凝聚的价值转移到矿泉水中，使它的价值大于资本原本的价值，这多出来的价值就是劳动创造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资本虽然参与了劳动创造的过程却不创造价值，其本身含有的价值是上一步劳动创造的；劳动以资本为载体创造出新的价值，所以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
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家把从雇佣劳动力那里剥削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另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用于购买扩大生产规模所需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中不难发现，资本积累的源泉是资本家对劳动力的剥削，资本家资本积累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再生产，从而进一步无偿地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我们以矿泉水生产商为例：矿泉水生产商雇佣一名工人，工作了一年之后，发现手上有了再购买一套矿泉水生产设备和雇佣另一名工人的资金（资本积累的过程）。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他决定扩大生产规模，于是用积累的资本又购买了一套生产设备，同时又雇佣了一名工人。这名新工人与老工人一样，矿泉水生产商每天支付给他20元钱，同样要求他每天生产100瓶矿泉水。我们假设每瓶矿泉水中凝聚的劳动力的劳动价值同样是0.5元，即矿泉水的市场价值和中间投入的价值不变，那么由于资本积累而得以扩大再生产后，矿泉水生产商每天获取的剩余价值增加到60元。这中间每天多出来的30元就是资本家对于劳动力的进一步剥削。从资本积累到资本家进一步剥削劳动力，中间其实有一个扩大再生产的环节，正是这样一个环节的存在，使得资本积累与资本家进一步剥削劳动力能够联系起来。
劳动二重性，就是指生产商品的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指按一定形式和目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抽象劳动则是指撇开劳动的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比如，工人生产矿泉水的劳动就是一种具体的劳动，木匠将木头加工成桌椅是另一种具体劳动，裁缝将布料制成衣服又是一种具体劳动。制造不同使用价值的物品所需要的不同形式的劳动，就是具体劳动。假设工人生产一瓶矿泉水的过程创造了0.5元的价值，木匠加工一个桌子创造了10元的价值，裁缝制成一件衣服创造了20元的价值，工人、木匠和裁缝用他们各自的劳动创造出新的价值。对这种创造出新价值的劳动的总称，就是抽象劳动。他们的劳动形式虽然不同，但是都创造了价值，这一点是无差别的，不同的只是创造出价值的量的差别。不难发现，不管是工人、木匠还是裁缝，他们并没有付出两种劳动，所以不难发现生产商品的劳动都天然地具有二重性。也正是因为二重性的存在才使得商品交换成为可能。一方面，不同劳动者其具体劳动产生不同的使用价值，为了满足需求，他们必须进行交换；另一方面，不同劳动者的劳动都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它创造商品的价值，使他们的劳动及其产品能够在量上加以比较，在等量的基础上进行交换。劳动二重性的重要性也使其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
马克思认为，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在黄金还没有成为货币之前，货币已经以其他的形式存在了。在原始社会，人们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比如一头羊换一把石斧。但是，有时候受到用于交换的物品种类的局限，不得不寻找一种为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牲畜、盐、稀有的贝壳、珍稀鸟类羽毛、宝石、沙金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经作为货币使用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黄金，货币作为用于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是依然会存在的；同时也说明了货币天然不是黄金。
经过长年的自然淘汰，在绝大多数社会里，作为货币使用的物品逐渐被白银、黄金所取代。黄金是最早的世界通用货币，如今黄金依然是世界贸易中主要的通用货币之一。黄金能成为货币是由下面几个因素决定的：首先，黄金是稀少的，也就体现了它每单位的价值是很大的，买一头羊就只需要很少量的黄金，如果用石头就会需要很大的量，携带极不方便；其次，黄金的化学性质不活泼，能够长期保存和保值；再次，黄金可以方便加工使用，纯金甚至可以用小刀任意切割，方便商品交换；最后，黄金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黄金上述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它天然就是货币。
贮藏，就是将东西积聚收藏起来；货币的贮藏手段，就是指货币退出流通，以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被贮藏起来的职能。需要提醒的是，充当贮藏手段的货币必须是实在的足值的金银货币。只有金银铸币或金银条块才能发挥货币的贮藏职能。我们已经知道，货币的实质就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物品，某件物品能够成为货币，那么它的价值一定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同时，它的价值必然也很稳定。想象一下，当人们拥有的货币的价值大于他们现在需要消费的价值，那么多出来的货币就转化为人们的财富，这部分货币是可以用于将来消费的。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实质上就被作为贮藏手段。换个说法，货币之所以可以作为贮藏手段，其实是因为货币可以作为财富的象征。具有价值的东西被称为财富，所以，我们身边有价值的物品，比如房屋、桌椅、车、手机、衣服等，都是我们所拥有的财富。由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可以用来交换上面说到的任何物品，所以，货币可以作为财富的一般象征。货币可以用于贮藏，还因为它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价值的损失，同时易于保存。我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纸币并不能作为贮藏的手段，是因为纸币只是货币符号，其本身并没有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代表的价值有可能会损失，这也是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葛朗台喜欢收藏黄金，而不喜欢将纸币存放在家里的原因。
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社会生产力得到迅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生经济危机，比如1825年英国爆发的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在后一个大危机中，被毁坏的炼铁炉美国达92座，英国为72座，德国为28座，法国为10座。1933年，美国有1040万英亩的棉花被毁在地里，巴西有2200万袋咖啡被销毁，丹麦有11.7万头牲畜被消灭。当千百万人饱受失业痛苦的时候，当广大人民仍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时候，资产阶级竟如此毁坏由劳动人民辛勤创造的社会财富，这充分反映了它的腐朽性和历史局限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个资本主义企业都是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复杂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它在客观上是服务于整个社会，满足社会需要，同时受社会调节的。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完全从属于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家们各行其是，各生产部门比例不协调；严重比例失调是引起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伴随资本主义的诞生而产生的，所以，要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只有消灭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并不存在这一固有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将完全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决定的。
在政治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相对过剩人口。其含义有两层：一是，相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吸收的就业数量而言，希望得到工作的人太多了，这层意思有点绝对过剩的味道；二是，资本家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他们往往会加速技术创新，使用更好的机器设备，最终将正在就业的劳动力替代下来，这层意思就带有相对过剩的意思了。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是几个人就可以耕种上千亩土地，采用的是飞机播种、机械化收割等手段。但我们必须知道，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对维持资本主义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甚至可以随时调节和满足生产周期变动对劳动力的需求。例如，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量工人被解雇，被抛进失业大军队伍；在生产走向高涨时，他们又从失业大军中被随时吸收进企业。相对过剩人口起到了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而且，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使得工人在竞争就业岗位时，不断放低要求；而资本家恰恰就利用了这一点，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提高他们的劳动强度，从而加重对在业工人的剥削。因此，相对过剩人口，即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然“伴侣”。
马克思一生在自己研究的每一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些发现使马克思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在马克思的许多重要发现中，剩余价值论是他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大发现，这个理论使我们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运动规律。早在马克思之前，许多经济学家也都谈到过剩余价值，比如，一位名叫罗伯特·欧文的人通过经营工厂的实践，发现工人为企业生产的比他们自己消费的要多，两者的差额成了资本家的利润。但他对这一发现没有给予全面的理论阐释，只是认为剩余价值的存在是对价值规律的破坏，并认定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是不等价交换。与此不同，马克思则考察了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揭示了价值增值的秘密，指出了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出劳动力价值的价值。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指明“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这样，马克思最终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完成了自己的伟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