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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所称的“市场”并不单单指代有形的商品交易场所，如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菜场、商场、集贸市场、家具市场等，它更多地代表着一种功能和作用。那么，市场到底有怎样的功能呢？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就是一个跷跷板，两头分别是买东西的人和卖东西的人；一旦两类人买卖的数量不一样了，跷跷板就会失去自身的平衡。在这里，某种商品的供货与需求数量相等时，市场就会给出一个保证双方可以发生交易的价格，经济学上称之为均衡价格。反过来，如果这个价格突然提高了的话，卖东西的人当然是高兴了，他们一高兴就会多生产一些商品去卖；可是买东西的人呢？他们觉得价格贵了，自然就会少买一些。结果又会怎样呢？结果是卖东西的人会有一些商品卖不出去。
很显然，如果他们希望都卖掉的话，就只有一种选择方法——降价，且一直降到某个价格水平让商品供需的数量完全相等，这时候，跷跷板又恢复了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在调节买卖双方交易行为时，价格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个价格正是在自由、平等的市场上才能够出现；所以，市场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这个跷跷板的平衡。
在许多时候，人们对于经济学中关于理性的经济人的说法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把理性经济人等同于自私的人。应当说，这一看法是不对的。因为从现代经济学来看，理性的经济人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分析前提。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理性的意思。所谓理性，就是对事物准确的判断与推理能力。当人被定义为理性的时候，他好比是一个“神仙”，比如，他有着超凡的知识、卓越的计算能力和对未来的准确判断力。那么，什么是经济人呢？这里的经济人可不是那些做中介的“经纪人”，而是懂得最优化自己经济目标并作出合理决策的人。很明显，理性的经济人是一个期望追求目标最大化，而且完全能够实现自己想法的人。
现在，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把自私定义为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想法或行为的话，那么，每一个人都成为理性的经济人之后，就不可能再出现自私。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假如某个经济人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结果会如何呢？当然是别人都不与他合作共事，他也就无法实现目标最大化，这将给其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失，这也表明他不属于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再如，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人在买卖东西，你想一想，买方如果只想着自己的话，他就会出很低的价格，可这个价格对卖方来讲是无法接受的，结果生意做不成，买方的目标最大化也就无法实现。这对于买方而言，实际上也是一笔损失。
关于时间，19世纪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曾谈道：“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最偏私，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这句话前半句的意思是显然的，后半句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每天都必须花或长或短的时间去完成睡觉、吃饭之类不可或缺的事，每个人对时间的运用又存在效率高低的差别。因此，同样的一天内，时间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是颇为不同的。
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有认真计算过1个小时的价值，而美国三大“国父”之一——本·富兰克林却这么做过。某日，他正在准备文稿，一位年轻的顾客走进他的书店，拿起一本书，并向店员询问价格。店员回答说：“1美元。”顾客问店员：“能否便宜些？”店员坚持说：“书的价格就是1美元。”
顾客说：“我想见书店老板——富兰克林先生。”于是在书店后面房间的富兰克林走了出来。
顾客问：“富兰克林先生，这本书多少钱？”
富兰克林说：“1美元15美分。”
顾客吃惊地说：“刚才，店员还说只卖1美元呢。”
富兰克林说：“如果你刚才从他那儿买了，我可以1美元卖给你；可是我正忙着呢，你却把我叫了出来。”顾客坚持道：“富兰克林先生，您到底最低可以多少钱卖？”
富兰克林说：“1美元50美分。我们讨论的时间越长，你浪费我的时间就越多；而我卖给你的价钱就越贵。”最后，顾客诚服地掏出了1.5美元。
富兰克林对时间的估值，与经济学中“机会成本”的概念颇为相似。简单地说，假如你在某一时刻作出的选择是你认为最好的，那么你所能做的第二好选择的价值就是你的机会成本。面对白驹过隙似的光阴，富兰克林先生有足够的理由向打扰他工作的顾客索取时间的价值——机会成本。同样就不难理解，富人为了节约自己的时间而开车、打车，往往是因为公交车太慢，乘公交车的机会成本太高；而开车、打车的支出对于他们的财富而言实在是九牛一毛；简单地说就是“花钱买时间”了。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看似较难理解的事情，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在大兴土木建造房屋的同时，也会预留出一大片土地搞绿化设施。按照常理，用于绿化的土地属于公益建设，是不能买卖的；那么，若在这些土地上也盖房屋的话，不是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吗？那为什么开发商还要将之留作建设绿化呢？经济学中把这种现象叫作“稀缺”。
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阳光、空气，它们是生命要素，但每个人都不会因为使用它们而支付钱。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就是：这些要素不稀缺。经济学上所说的那些可以用来买卖的东西一定是稀缺的，如果它不稀缺的话，那就一定不值钱。其实，开发商之所以大搞绿化建设，固然与政府的某些要求有关，但更多地是和开发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在实际生活中，随着城市建设日趋发展，土地变成了稀缺的要素，所以它很值钱，这或许是房屋价格这几年快速上涨的一个重要诱因。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在有限的土地上再进行绿化建设，既可以提高居住在这类小区的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在某种意义上使原本稀缺的土地因为品质的提高而变得更珍稀了，其结果会比在这块土地上多造出的有限的几套房子更加值钱。这就好像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传世绝品瓷器，因为不慎而打碎了一件，另一件存世品的价值将远远大于两件存在时的价值总和。
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案例。早在200多年以前，有一位叫作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巨著《国富论》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没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能用它交换的货物却非常有限，很少的东西就可以换到水；相反，钻石没有什么用处，但可以用它换来大量的货品。”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呢？这里首先有必要说明一下“重要”和“贵”的区别。按照常理，“重要”说的是一种物品的用处，以及这种用处与人们的联系。比方说，水、阳光和空气是人们生存的必备要素，这些要素与人们的联系简直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水、阳光和空气具有非常大的使用价值。与此不同，“贵”指的是商品价格比较高。那么，为什么有些商品（如黄金和钻石）的价格天生就比较高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东西的数量很少，以至于要想买到这种物品就必须出高价。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三个基本道理：一是有用的东西不一定就贵，因为这种东西的数量较多；二是贵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生活必需品，比如，有没有钻石并不影响人们的生存，它只是一个奢侈品而已；三是商品的贵重和便宜并非是人为决定的，它是由商品存在的数量决定的。
一杯白开水能换千金吗？我想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个笑话，其实不然。让我们想象一下，在炎热的沙漠中，一个行走于其间且迷路的游客，已经一两天没有喝上一滴水了，对他而言，水就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必备条件。此种情景下，别说千金，就是万金，他也愿意换。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原理“效用决定价格”。在这里，效用就是一个人对获得消费物品的满足程度的主观判断。比如，一个人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对他而言，吃上一顿最为普通的饭菜所获得的满足感，要比已经吃饱的人再吃上一顿鱼翅或燕窝大餐的满足感要大得多。正是因为心理感觉有着如此之大的差异，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面对同一类消费物品的前提下，如果消费者可以从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他就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价格只是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并不是均衡价格，因为我们还没有考虑到供给的因素。事实上，如果把供给因素考虑进来的话，那么，沙漠中的水就可能不值千金了。原因是，当人们知道了到沙漠中卖水可以赚大钱以后，在那里卖水的人就会多起来；结果就会因为供给数量急剧增加，导致水的价格下降。
站在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不同的解释。比如，生物学家的答案是，兔子和老虎的生理结构存在本质差异；动物学家的答案是，它们在进化过程中的适应能力不同；经济学家的答案则是偏好。在这里，偏好就是人们对某些物品的特别喜爱。比如北方人爱吃面条，南方人爱吃米饭；有些人爱喝酒，有些人爱看书，有些人爱收藏，等等。同时，大家还应知道，偏好是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经济学家不仅关心偏好是如何形成的，也非常关注偏好对行为的影响。比如，一些痴迷于收藏古董的人，他们平时省吃俭用，却不惜花大价钱买一些我们认为“无用”的瓶瓶罐罐——这就是偏好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同一商品，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好，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偏好可能与习惯有关，但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同样是吃一顿饭，当一个人收入很低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吃一顿价低量大的饭菜；但当他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他就可能更喜欢价高质优的饭菜。在这里，人还是同一个人，变化的只是其收入，却导致了对食物喜好较大的改变。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取舍性的抉择，比如，你现在要考大学了，你究竟是报考经济学专业呢，还是报考计算机或其他专业？面对这类取舍性的难题，人们的选择往往非常艰难，因为这可能对你一生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正如俗话说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大家试想一下，某一位在学术或艺术方面具有天赋的人，如果偶然间选择了进入政府部门做公务员，那么，他在此后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很可能少了许多。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选择不是哪个多一点或哪个少一点的数量问题，而是非此即彼的取舍问题。然而，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许多经济学家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此类问题，至少没有对取舍行为进行过深入研究。他们虽然也在分析选择行为，但着重于数量组合问题，如人们吃饭时究竟会选择吃多少馒头或多少面包，而且不包含只吃馒头或只吃面包的情况。实际上，这种分析手法就是经济学中通常说的“边际效用分析法”。近来，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它就是把取舍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运用了更加复杂的数学方法。
100多年以前，有人在游历日本以后曾对“日本为什么比中国富”的问题给出过这样的答案：与中国相比，日本买东西的人多，而且卖东西的人也多，因此，当时日本更有活力，国家也就更富裕。这个答案自然不是按照标准的经济学术语来表述的，但却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经济学道理，那就是分工的水平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
比如，在一座孤岛上，鲁滨孙和“星期五”各自独立生活，所有吃的和用的都需要他们各自独立解决。大家想一想，不论鲁滨孙和“星期五”的能力有多强，他们也难以高效率地完成那么多的工作；结果是尽管他们很勤奋，但也只能达到温饱水平而已。现在“星期五”与鲁滨孙偶然碰面了，他们开始商量一件事：“星期五”除管理好和种植小麦以外，什么都不做；而鲁滨孙则专门抽出精力和时间去织布。很显然，正是由于鲁滨孙和“星期五”之间有了一个合理的分工协议，才使得两个人创造的财富总量大大高于他们各自去做“种小麦和织布”这两件事的产量总和；这就是分工带来的好处。大家一定要注意，鲁滨孙和“星期五”是两个独立的人，当他们获得自己的产品后，他们就会通过交换来换取自己需要的对方的物品；结果买卖就有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农村之所以没有城市富裕，就是因为农村的分工水平较低，导致了农村生产效率较低。
早在200年以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ivd Ricardo，1772—1823）曾经对农田的耕作进行过细致观察。他发现，在一块固定面积的土地上，随着耕种人数的增加，麦子的产量并没有同步增加，而是表现为一种递减的趋势。比如，第一个农民在这块土地上劳作一年可以获得1000斤的麦子；次年再增加一个农民，这就变成两个农民，他们仍然在这块土地劳作一年，结果麦子的产量是1800斤。虽然两个农民的总产量要比一个农民的高，但第二个农民加入劳作后，得到的产量增量只有800斤，低于第一个农民劳作一年获得的产量。同样，在增加第三个农民、第四个农民的情形下，产量的增加量也会递减。对于此类现象，经济学家将其称为“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这里有三个前提大家一定要注意：一是在我们的故事中，所有人是共同在做一件事情，并不存在彼此之间的分工；二是土地的总量规模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不论增加多少农民，他们都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劳作；三是所有农民的能力没有任何差异。在这里，我们不考虑某个农民可能借助于更高级的技术手段或者新的机械化设备。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才得以存在。
气候宜人，风调雨顺。夏天到了，临海市张大叔家和中原村马大姐家的荔枝大获丰收，两户人家的产量均为1200斤；张大叔家毗邻城市，马大姐家住在农村，他们销售荔枝都采取就近原则。于是，张大叔把荔枝运到临海市最繁华的水果市场销售，销售价格为3元/斤，由于临海市的荔枝供应商只有张大叔一人，很快就卖完了，总共获得了3600元收入；马大姐拿荔枝到中原村的集市上卖，由于集市开市晚、收市早，而且冷冷清清，马大姐花了三天才把1200斤荔枝卖完，销售价格平均下来每斤才1元，总共得到1200元收入。
同样是1200斤荔枝，为什么张大叔和马大姐出售的价格不一样呢？原来，在荔枝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临海市，荔枝的市场需求比较旺盛，供不应求，价格再高也能卖出去，当荔枝市场达到供需平衡时，均衡价格为每斤3元；而在农村，由于人口稀少，荔枝的市场需求比较少，价格太高卖不出去，所以只能低价出售，当荔枝市场达到供需平衡时，荔枝的均衡价格仅为每斤1元。
从城市与农村的荔枝市场形成的不同的均衡价格，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农村土地价格与城市土地价格不一样了。因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土地数量都是固定不变的；土地的均衡价格是由对土地的需求来决定的，不同的需求导致不一样的价格。因此，在土地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和城市对土地需求的不同，形成了城市土地价格和农村土地价格的差异。
大家都知道云南普洱茶吧。多年以前，普洱茶在云南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即便是茶商降低价格，也很少有人去买。后来，研究发现普洱茶中富含一种对人体非常有用的元素，这种元素不仅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而且有助于延年益寿。正是在这条关键信息的影响下，全国各地一时出现了普洱茶热，许多采购商纷纷奔赴云南，结果普洱茶的价格扶摇直上，甚至出现了天价普洱茶。为什么普洱茶的价格在信息发布前后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原因很简单，就是普洱茶的需求量大了。事实上，在面对同一商品时，如果买的人少，商品就存在过度供应；商家若想要把它都卖出去，就必须降低价格。反之，如果有太多的人希望得到这个商品，需求超出了供给的能力，买家之间就会产生激烈竞争，一定是出价高的人才能够得到这种商品，这样的现象有点类似于拍卖。在拍卖会上，主持方手拿一把木槌，所有参加竞标的人轮流出价，当没有人再出更高的价时，槌子就落了下来，那个出价最高的人就获得了被拍卖的物品。因此，当物品被赋予了“你有，我就没有”的排他性时，想得到它的人就会越多，价格也就会越高。
这些年，彩电、电脑、手机等商品的价格可谓是一降再降，许多此类商品的生产商家为了占领市场，不惜打价格战和花大价钱做广告。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很少看见销售食用盐、糖、油的商家打价格战。有人认为，电脑、彩电、手机等产品的生产成本降得很快，而盐、糖这类产品的成本基本不变，因此，前者往往会不断降低价格。这样的理解并不全面，因为即便彩电之类的产品成本保持不变，这些商家也会展开价格战。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关键的原因在于两类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具体来讲，盐或糖这类商品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即便商家把价格降低了1%，也不会因此增加太多的消费量。有关研究显示，当盐的价格下降1%时，销售量虽然也会增加，但只增加了0.6%。与此相反，当电脑、手机等商品的价格降低1%时，销售量因此会增大，而且销售量的扩张程度将大于1%，有时会达到5%。很显然，对于理智的商家而言，如果降价所带来的收入损失能够通过销量增长来弥补的话，他们就会选择降价。
曾经有过一位网络名人——抢盐哥，许多人对他抢购盐的行为表示无法理解，甚至认为是可笑和荒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造成“抢盐哥”做出如此蠢事的根本原因是，他不了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们都知道，食盐、食糖、电力、饮用水、矿产等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这些产品历来都是由国家控制，而不允许私人任意囤积或哄抬价格。从历史上看，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汉代，就有一位名叫桑弘羊的人，曾经向皇帝提出把盐、铁等矿物资源纳入政府控制经营范围的建议。著名的历史文献《盐铁论》记录了桑弘羊和当时的贤良文学围绕这一问题的一场辩论。
事实上，促使桑弘羊提出这一建议的根本原因是：无论贵贱，盐无一人不吃，铁无一人不用，而煮海成盐、开山出铁，这铁矿与海域的主权应该在政府手里。如果国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私人经营者仅仅付出少许的税费，却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这将极大地危害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盐、铁经营权都由政府控制。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大家应该不会再犯“抢盐哥”的错误了吧。原因很简单，在国家控制经营权的前提下，政府既不会让人们买不到盐，也不会放任盐价暴涨。
点子能买卖吗？大家对此一定充满了好奇。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好的点子可以让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也可以让一个穷小子一夜暴富。点子既然如此重要，但我们却看不到有专门出售点子的公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点子无法申请专利。试想，如果你出售的点子，在收款前告诉了购买方，很有可能对方听完点子后讲：“你这个点子不值钱，我拒绝付款！”而他回去之后却免费使用这个点子；反之，如果出售点子的一方强迫购买方先付款的话，对方会因担心点子无用而不愿付款。这样看来，点子虽然非常重要，但真的无法直接形成点子市场。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点子的买卖，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剩余索取权”。比如，你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点子，那该如何从这个点子中赚到钱呢？基本的操作方法是：你可以通过向银行贷款，或者以他人合法投资的方式组建企业，在实际经营和管理企业的过程中，把你的点子用在其中；等到企业产品卖出并获得收益，将原材料成本、实发的工资、支付的贷款利息和红利、缴纳的税收等扣除以后，剩余的所得就是你这个点子的价钱。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剩余索取权的作用，正是有了这样的制度，才激励着许许多多的创业者努力奋斗，并为全社会贡献出了那么多的好点子。
经济学家认为，任何形式的价格联盟都是不攻自破的。那么，什么是价格联盟呢？举个例子来讲，有四个人在一起打扑克牌，如果其中的任意两方商量好了牌的暗号，那么，剩余的两方一定会输得很惨。在这里，两人在打牌前商量暗号的行为就是“联盟”，也是我们常说的“串通”。与此类似，价格联盟就是几家卖相同产品的企业，在出售商品前商量好价格，或者这些企业一起商量同时提高价格。大家设想一下，如果这些企业串通一气的话，就相当于市场上出现了一个超级垄断企业，此时，消费者就别无选择，只能被迫接受高价格，从而造成经济上的损失。现在的问题是，当这些企业成功结成了价格联盟以后，这种联盟是坚不可摧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尽管这些企业在事前商量好了某一价格，但当他们独自面对消费者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一定会这样想：“我稍微降点价格，就可以多卖一些，而且其他企业根本就发现不了！”正是在利益的驱动下，每一家所谓加入联盟的企业都会违背协议，最终导致价格联盟不攻自破。当然，价格联盟最终必会失败，这是从长期的角度而言的；短期里，价格联盟仍然会发生，并对消费者造成不利的影响。为此，各国政府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严加制止此类行为，我国于2011年出台了《反价格垄断规定》。
香烟是具有某种特殊属性的商品，这种属性在经济学上被解释为“消费的负外部性”。所谓消费的负外部性，特指某人在消费一种物品时，尽管可以为自己带来幸福感，但也会同时给他人造成痛苦。我们都知道，吸烟是有害健康的，但吸烟者却因为心理上或生理上的原因而不愿放弃吸烟。对他来讲，吸烟所带来的幸福感大于对身体危害的恐惧，因此，吸烟者将会我行我素。但与此同时，当吸烟者吞云吐雾的时候，周边的人却在遭受着二手烟的危害。科学数据显示，大量吸入二手烟后，人们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浓度将下降，这会影响到心血管的正常功能。同样，儿童如果经常在烟雾缭绕的环境中进食，就会产生恶心、不适，如果由此而产生心理定式并形成条件反射，久而久之会出现厌食症，甚至危及生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全面禁烟的情况下，是无法命令吸烟者放弃吸烟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就发挥干预作用，主要的方式就是对香烟课以重税，让吸烟成为一种非常昂贵的嗜好。假如对香烟课以很重的税，那么，香烟的价格就会变得很高，此时，吸烟者尽管还能够从烟草中获得幸福感，但超昂贵的烟价将使他感受到的痛苦更大，这样就可能会使“瘾君子”放弃吸烟。
每到期末的时候，在大学校园的自习室里便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有些座位上有人，有些座位上有书。无论是有人还是有书，都在向后来者提示“你来晚了，此位已有归属”，以致许多学生为求自习位置需费不少心机。面对座位有人的情形，大家自然不会有任何意见；但对座位上只有书而无人，且人一直不来的情形，大家都会非常愤怒。那么，为什么总会有一些人占位积极而使用不积极呢？难道这只是偶然吗？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道德风险在起作用。我们仍以占位为例，首先，教室的位子并非属于任何一个人，大家都有权利取得位子的使用权。其次，对那些热衷占位的学生而言，占位无非是早早来教室一下，扔下一两本书就可以了，其成本也就是消耗一点体力和有限的时间；然而，收益却是很大的，因为，位子一旦占好，你随时来都可以，绝对不会为找不到位子而发愁。显然，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等是造成占位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的例子在保险中也有很多，比如，你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在没有投保前，你会对自己的自行车备加呵护，想尽各种方法来保养它。然而，一旦对自行车投了保，许多人就不像从前那样爱惜车子了，因为，车子坏了自然有保险公司来赔偿。这种行为，可从经济学中的“道德风险”原理中得到解释。
美国总统罗斯福连任三届后，曾有记者问他有何感想，总统一言不发，只是拿出一块三明治让记者吃；这位记者不明白总统的用意，又不便问，只好吃了。接着总统拿出第二块，记者还是勉强吃了。紧接着总统拿出第三块，记者为了不撑破肚子，赶紧婉言谢绝。这时罗斯福总统微微一笑：“现在你知道我连任三届总统的滋味了吧。”这个故事揭示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原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谓“边际效用”，就是某种物品的消费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满足程度。
我们就从罗斯福总统让记者吃三明治说起。假定记者吃1块三明治的总效用是8个效用单位，吃两块三明治为14个效用单位，而吃3块三明治还是为14个效用单位。记者消费第一块三明治的边际效用是8个效用单位，消费第二块三明治为6个效用单位，消费第三块三明治是0个效用单位。这几个数字说明，记者随着消费三明治数量的增加，其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记者之所以不想再吃第三块三明治，是因为再吃也不会增加效用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可吃的东西太丰富了，就是天天吃山珍海味，也吃不出当年饺子的香味啦！”这实际上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
与许多生产厂商不同，发电厂具有非常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在这里，所谓的“规模经济效应”，就是指随着企业生产产品数量的增多，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就会加速降低。举个例子，大家都乘坐过出租车吧，如果你是一个人乘坐出租车的话，所有的费用都将由你一人来承担；假如你是和三位同学一起乘坐，那么，所有的费用将由四个人一起分担。最终的结果是，同样的路程所花费的相同的总费用，因为一起乘坐的人多了，你的花费就少掉了很多，这种现象就是“规模经济效应”。
对发电厂而言，情况也是相同的。我们都知道，兴办一家发电厂要购买许多昂贵的设备，其初始投入非常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初始投入与电厂未来的发电量没有必然联系，因此，经济学家将它称为“固定成本”。假如一座城市有太多的发电厂，而每一家发电厂都只提供给一小部分的居民用电，那么，发电厂的发电量就不大，而需分摊掉的固定成本就会很大，这将导致用户为用电所支付的价格也很高；相反，如果这座城市只有一家发电厂，那么，它的发电量将变得很大，相应的发电成本以及居民为用电所付出的费用也就少了很多。由此看来，一座城市之所以不能容纳太多的发电厂，关键是要降低发电成本，进而让老百姓能够用上更便宜的电。这种情况也存在于类似的自来水等行业上。
贾家和薛家是石头城里的贩盐大户，他们在规模上不相上下，并在多年的经营中打败了石头城所有的小盐贩。某日，贾家突然将盐价打8折，从每斤150文铜钱降到120文，石头城百姓无不欣然。一时间，贾家的盐铺门庭若市，而薛家的盐铺却门可罗雀。对此，薛家气不打一处来，打算把自己的盐价也降下来，至少得比贾家的还便宜。就在此时，他家的老朋友门子先生来了。
门子先生认为，这样降价对两家都没好处：如薛家在原价的基础上打七折，贾家的盐也没法儿卖了；于是贾家打六折，那么薛家得打五折……如此下去，盐价越来越低，必定两败俱伤。现在应把这利害关系跟贾家说清楚，他们会取消打折的。薛家听从了门子先生的意见。果然不出门子所料，贾家取消了打折，石头城盐价又回到了每斤150文铜钱。
站在经济学的视角看这一“盐价风波”，贾、薛两家就是市场上的两大寡头。正是由于对方的存在，降价迟早会被发现，并可能引起报复，进而两败俱伤，最终损失自身利益，因此往往难以降价。同时，提价会把自己的买家“推”到对方的商店里，寡头们同样不会独自提价。在市场经营中，寡头们往往通过“联盟”等形式加强联系，共同维持商品的高价位，这样商品的价格就会相对稳定了——那就是消费者所能承受的最高价。
相信大家都读到过这样一则故事：某日，一只小猴子运气特别好，捡到过不少东西，可惜它捡一样丢一样；最后一次，小猴子为了捡一粒芝麻，竟然丢弃了先前捡到的西瓜，结果回到家的时候，小猴子手里只剩下一粒芝麻。在许多人看来，这则“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故事是在讽刺那些“抓住了小的，却把大的给丢了”的愚蠢行为；但在经济学家眼里，故事的含义还不止于此。大家还记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吧，这在上文吃三明治的问题里已经解释过了。事实上，对猴子来讲，它所面临的矛盾恰恰就在这里。当它拥有西瓜时，西瓜给它带来的幸福程度用数值衡量为50；当它突然看到路上有一粒芝麻时，因为这个时候它还没有芝麻，因此，芝麻给它带来的幸福感很高，至少是大于50的，结果它就用一个西瓜换回了一粒芝麻。或许在许多人看来，这样换是不值得的，但对猴子来讲，它的智力还无法判断“怎样的交换比例是恰当”的，或许它以为“我有的东西总是比没有的东西要差”，这样一来，猴子的行为就得到了合理解释。实际上，这则故事里包含着边际效用递减这一经济学原理。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你手里有了太多的某个特定物品，你一定会产生厌倦感，甚至你会想着用这些多余的物品去换取别人有但你没有的物品。这就是因为，东西多了，其边际效用就低了；而东西少了或者你压根没有，其边际效用就高了。这也就是小猴子不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的真正缘故。
在同样的价格下，人们绝对不会去买三只“一顺”的鞋，除非他只有一只脚，或者大脑出了问题。但照理讲，付出同样的价格，三只“一顺”鞋子的数量总是要比一双左右对称的鞋子多吧，但为什么人们不会选择前者呢？对此，大家一定毫不犹豫就会给出答案：人的双脚是左右对称的，买三只“一顺”的鞋是没有使用价值的。这样的回答当然再正确不过了，然而，这里还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互补品。
在这里，左右对称的鞋子就是互补品。按照标准的经济学解释就是，对购鞋者而言，单单买左脚或者右脚的鞋子，数量再多给他（她）所带来的幸福感都是零，而成对的鞋子才能让他（她）获得幸福感。在现实生活中，互补品的例子有许多。比如，汽车与汽油、磁带与录音机等都是互补品。
这两年，汽油价格上涨得很快，以致许多有车族搁置汽车不用，改坐公交或者地铁了，这就是互补品的相互作用。再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就是利用生产互补品成功的。当时，全国兴起了一股西服热，于是，众多厂家纷纷上马生产西服。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生产领带；因为穿西服就要打领带，西服热了，领带也就随之会火起来。
牛肉和羊肉都是肉，只要人们没有特别的忌讳，它们都是餐桌上的佳肴。但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大凡牛肉价格涨了的话，买羊肉的就多了起来；或者因某种原因，人们不选择吃牛肉时，羊肉的需求就多很多，比如，前些年有关“疯牛病”的报道出现以后，许多“牛肉族”纷纷转向购买羊肉（或猪肉）了。
从生理角度分析，不管是什么肉，它们在功能上具有相似性，都可以满足爱吃肉的人们的胃口需求。但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牛肉和羊肉是一对典型的替代品。值得注意的是，商品之所以具有替代性质，自然是与不同商品的功能相似有关；但经济学不关注功能的问题，它只注重替代品之间的经济联系，比如，卖羊肉的不能只关注羊肉的供给数量，并据此给它设定一个价格，他还需要关注其他肉类的数量和价格，否则价格偏高，就会吓跑买羊肉的消费者。
当然，卖羊肉也不需要定一个和牛肉相同的价格，原因是不同的肉类总有一批忠实的“吃客”，适当的价差既是不同肉类生产成本差异的体现，也是它们供求数量差异的反映。
相信《三个和尚》的动画片曾经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完后也许我们会想，不是说“人多力量大嘛”，那为什么三个和尚反而没有水喝了呢？从管理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解释。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里涉及了公共品的搭便车问题。所谓“搭便车”就是别人努力做事，自己却从别人的成果中免费享受到了好处；所谓“公共品”就是一种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或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使用的产品，且无论在这种产品的生产中你是否付出了劳动。
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症结恰恰就在于：挑来的水是一种公共品，即无论是谁去挑，每一个和尚都可以喝，结果是每一个和尚都想搭便车，都不想下山挑水。同时，这个故事还隐藏了一个公平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在只有一个和尚的时候，由于生存的需要，他无法逃避，只能自己去挑水。当有两个和尚时，人的惰性和依赖性明显表现出来，除非他们两人各负责一天的挑水或共同抬水。虽然抬水好像不合算：每次两个人才抬一桶水，与一个人挑两桶水相比，足足差了3倍，人力和时间都不合算；但是，这非常公平，不存在互相找借口不去取水的问题，给予他们的是公平的感觉。而在有了第三个和尚以后，个人投机倾向明显加重，每个和尚都在想：“我就不相信你不喝水了，早晚你（们）会去挑（抬）水的！”结果是，水没有挑（抬）来，大家都没有水喝了。
买东西时，你是否会经常比较同类物品的价格差别呢？你是否常常被它们细小的差别所左右呢？聪明的商家发现了这个特点，于是在定价时，他们动了一番脑筋。如果仔细琢磨商品上的价格标签，你会发现商品的价格极少取整，且多以0.99元结尾。这不禁令人纳闷，如果取整数，价格容易让人记住并便于比较，收银员总计几件商品价格也更便捷而且不用找零，岂不是让客户和商场收银员更省事吗？然而，你可知道如此定价大有讲究呢，因为里面包含着经济学原理。
在前面的问题中，我们已经知道，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假设，那就是经济活动中，人都是理性的人，任何行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并非完全理性，而且很多情况下是非常不理性的，甚至仅仅是价格尾数的微小差别，就能明显影响其购买行为。比如，3.99元的价格虽然离4元只差1分钱，但消费者仍然会将之放在3元多的范畴内。显然，数字不同感觉就大不一样，整数与比它相差很小的带尾数的数字给人感觉相差很大，其中奥秘在于人对数字的认知特点。与此同时，如此定价会给消费者带来商品便宜的感觉，因为消费者会揣摩：为什么商家如此斤斤计较呢，很可能是因为商家对成本的计算是非常精确的，而成本如此精确计算，很可能是商家能赚到的利润并不高……于是，消费者多会选择此类商品。
重阳节到来的时候，许多商家不仅打出了“尊重老人”的宣传标语，而且选择适合他们观看的影片，并采取了对老年人打折优惠的实际行动。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等节日对特定人群的折扣优惠活动中。我们对这些商家的行为表示赞赏，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判断，这种优惠折扣是商家不计利润回报的慷慨之举。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商家为了增加利润所设计的定价策略。在通常情况下，老年人对电影的兴趣要比其他人群低得多，因此，老年人愿意为电影支付的价格也会比其他人群低。在此前提下，电影院会将消费者分为两个群体，一是老年人群体，一是其他年龄群体。正是因为老年人不太愿意看电影，所以电影院就希望通过向老年人提供折扣的方式吸引这部分群体。这样的定价方法被称为“价格歧视”，也就是商家对不同的群体在提供同一物品时，制定了不同的价格。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与电影票不同，爆米花可以很容易地被转卖。如果老年人可以正常价格的一半购买到爆米花，那么可能会有年轻人请老年人替他们购买爆米花，这样以正常价格售出的爆米花的数量就会下降，而商家将会因为对爆米花采取的“价格歧视”遭受损失。所以，电影院里卖的爆米花是不打折的。
如果对穿山甲赋予拟人化的童话想象，我们就可以把穿山甲看作是理性的经济人。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通常只吃掉洞中一半的蚂蚁，这样既可以让自己获得温饱，也保证了蚂蚁繁衍的速度与自己的需要完全匹配。
事实上，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人虽然是万物之灵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动物都是蠢笨的；在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凡是生存下来的物种一定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而所有符合自然规律的行为方式也一定是理性的。
再比如，大家都听说过“朝三暮四”的故事吧。在故事里，宋国的一位养猴子的老人对猴子说，要给它们早上三颗和晚上四颗橡实，猴子听了很生气；而他改口说“早上四颗晚上三颗”时，猴子都很开心。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在说这位老人的机灵，但实质上却道出猴子的选择符合理性的特征。因为对猴子而言，早晨是一天的开始，所以需要“朝四”来保证一天的活动有足够的能量；而到了晚上，是以休息为主，所以“暮三”就够了。如果硬要让它们接受“朝三暮四”，它们也许会觉得白天能量不够，晚上又太多了。
在距今近三千年的周朝，周天子本是中原的霸主；然而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实力已经与一个诸侯相差无几，军事实力与西周时期无法相提并论，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制度也逐渐形同虚设。然而，几百年形成的“周天子，家天下”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
在管仲、鲍叔牙等名臣的辅佐下，齐国的实力大幅提升。为了实现霸业，齐桓公采纳了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策略：“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攘夷”，即对游牧于长城外的戎、狄对中原诸侯的侵扰进行抵御。
“尊王攘夷”政策的关键在于，在古代争霸战争中，人心向背、师出有名是极为重要的因素。虽然“尊王攘夷”是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供奉周天子、抵御外族侵略可不是便宜买卖，召集诸侯更是要动用大量的财富；但是“尊王攘夷”旗号，为齐国贴上了“正义之师”的金字招牌，使众人敬仰，反对齐国的势力就成为“不义之人”。明白这一点，我们对齐国的部队所向披靡，齐国的实力更上一层楼，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便不难理解了。
在经济学的世界里，有很多企业也想成为行业的“霸主”。一家优秀的企业，创建并维护好自己的品牌，让自己的品牌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通过时间的历练，会逐渐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苹果、松下、索尼、福特、奔驰等知名企业的成长，就是伴随其品牌的成长而实现的。
“吉芬物品”是经济学中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是19世纪英国学者罗伯特·吉芬在爱尔兰从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中总结出来的。他发现，当土豆价格上涨的时候，人们消费更多的土豆。在这里，土豆这种商品被称为“吉芬物品”。单就一种商品而言，天底下到处都有“吉芬物品”。譬如股票、外汇等，价格上涨，购买的数量会上升。但是，经济学家之所以对这类商品特别关注，主要因为它和需求定律不相符合。所谓需求定律就是指商品的价格越高，愿意买商品的人就会越少；反之，价格越低，愿意买它的人也就会越多。那么，“吉芬物品”为什么与需求定理不一致呢？
在经济学中，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时，会对消费者产生两种影响：一种是使消费者当前收入的购买能力发生变化；第二种则是使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这两种变化都会改变消费者对某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就土豆而言，1845年的爱尔兰饥荒造成大量家庭陷入贫困，土豆这类能维持生活和生命的低档品，无疑会在大多数贫困家庭的消费支出中占较大的比重。此时，土豆价格的上升，虽然导致贫困家庭购买力大幅度下降，但在没有其他低档的商品可供选择的时候，他们还不得不大量地增加对土豆的购买，这样就出现了土豆的需求量随着土豆价格的上升而增加的特殊现象。这种现象又被称为“吉芬反论”或者“吉芬矛盾”。
比尔·盖茨曾是全球首富，他的个人身价在2010年已经达到了540亿美元。那么，在经济学家看来，盖茨如果弯腰去捡地上的100美元，他将因此丧失大于100美元的收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实上，经济学在讨论盖茨是否决定捡钱的问题时，主要考虑的是机会成本问题。由于盖茨具有超强的财富创造能力，所以，如果精确计算的话，他甚至可能在每一秒都创造出几百美元的财富。在这里，几百美元就是比尔·盖茨花一秒时间捡钱的机会成本。显然，捡钱，他虽然得到了100美元，但也会因此丧失几百美元。由此来看，盖茨不捡地上的100美元是明智的。
相似的案例在北大校园也出现过，如男女生抢座。通常，在北大的每堂课上，坐在前几排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男生大多坐在后几排。据说男生很不服气，于是一连几天早早起来抢座，座是抢到了，但因为男生晚上睡得晚，所以，上课精神自然不好；经历一连几天的恶性循环，身体承受不了，男生起早抢座的现象就没了，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其实这也是一个机会成本问题，男生占座的机会成本是一天的精神状态不佳；而女生因为一般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她们去占座位的机会成本也就几乎为零。
许多学生都会有偏科的问题，比如，英语非常不好，而数学却非常好，正如小明那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小明的家长请来英语老师进行补习，而且让他花上更多的时间去学习英语。仅仅从表面上看，我们当然明白小明父母如此做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不能让英语拖累总分。事实上，这样的理解与经济学的“等边际原理”完全相符合。为解释等边际原理，我们假定小明每天的课外学习时间只有4个小时，而且在不同科目上增加时间所带来的效果不同（见下表），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数学和英语两科上合理分配。
课外学习时间分配与成绩变化
由上表可见，无论在哪一科，随着小明等量增加学习时间，该科的总成绩虽然会提高，但增加的分数却是递减的，这就是边际递减规律。对小明而言，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呢？等边际原理告诉我们，在英语和数学上分别增加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如果两门科目因此而增加成绩相等的话，这个点就是最佳的分配比例。我们看到，当英语学习时间从2个小时增加到3个小时和数学学习时间从0增加到1个小时的时候，同为一个小时，却使得英语成绩和数学成绩都提高了5分。此时，最佳的分配方案就是英语学习增加至3/4的总时间，即3个小时；而数学增加至1/4的总时间，即1个小时。
许多女孩子都喜欢穿高跟鞋，这不仅仅是因为高跟鞋可以令身高看上去增加了，而且还可以让女孩子走路的姿势更加优雅。然而，我们都知道，穿高跟鞋是一件不太好受的事情，甚至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危害；权威研究也显示，常穿高跟鞋将会导致心脏病等。国外有人曾把高跟鞋戏谑为“通向地狱的开始”，因为英文高跟鞋是heel，而地狱是hell，两者仅仅相差一个字母，很容易让人将两词相联。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女孩子要穿它呢？你或许马上会想到，这是因为女性过分追求美丽，以及怀着高跟鞋未必使自己得病的侥幸心理。这当然没错，但它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尽管对高跟鞋的负面宣传越来越多，但穿高跟鞋的女孩还是越来越多。实际上，这种现象就是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每一个女孩子都会私下猜测：高跟鞋对身体不好，许多女孩子不会再穿了；那么，如果我穿的话，就一定会显得与众不同，可成为人们瞩目的中心。事实上，很多女孩子都会如此想，结果是尽管高跟鞋被证明有损健康，但穿它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多。
“技术”一词实在是令人太熟悉了，我们几乎可以在报纸或新闻上天天看到或听到；至于“技术”到底是什么，却是众说不一的。科学家会说，“技术”是一种可书写的符号，这些符号被编码在具体产品或人的大脑里了，以至于有了“技术”就可以获得更大的生产能力。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技术”是在同样投入的前提下，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因此，有了“技术”就可以降低成本并获得更高利润。
技术提高了，不仅有利于生产者，而且对消费者也有益处。原因很简单，当某家企业率先成功获得某项新技术后，它生产的单位产品的成本就会比同类企业要低许多，它就有降价的动力和能力；而技术水平差的企业却无法降价，结果就会被淘汰出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些年来我们身边的高科技产品的价格不是越来越高，而是越来越低，如液晶电视机、电脑、iPad、手机等，不都是这样吗？这些现象也能够说明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不是那些抽象的被编码的知识，而是清晰可见的单位产品成本变化的数字。那么，单位商品成本变化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是商品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可卖的商品数量增加了。比如20多年前，我们买一台电视机的价格一定比今天高，原因就是今天电视机的生产规模大幅度提高，每台电视机的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了。
每当到捕鲸季节的时候，世界上总会有一些环保主义者上街游行，抗议人类滥杀大型海洋哺乳动物，以致将这些动物逼到灭亡边缘的行为。然而，鸡也是动物，但我们却从未听到过拯救鸡的呼吁。这是为什么呢？人们会说，鸡不是濒危物种啊。但是，另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为什么有的物种濒危，其他的却活得好好的呢？这就需要用经济学中的所有权来给予解释了。
大家都知道，这些年鲸的数量不断下降，原因是没有人拥有鲸的私权。它们畅游在国际海域，好几个国家拒绝尊重保护鲸的国际禁捕协议。日本和挪威的捕鲸人很清楚，他们目前的滥捕行为威胁到鲸的生存，从而影响他们自己将来的生计。但是，每个捕鲸者同样明白，被他们放过的鲸早晚也会落入他人的渔网；因此，放弃捕捉鲸，自己现在和将来都是无利可图。相反，世界上多数的鸡都有自己明确的主人。你从自家笼子里抓一只鸡杀了吃掉，也只不过是你所养的鸡的数量少一只。如果养鸡是你的谋生手段，你将有强烈的动机设法平衡养鸡场中即将出售的鸡和新生小鸡的数量。鸡和鲸都有经济价值，然而，人们对鸡拥有私权，对鲸却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前者的生存前景很安全，而后者却濒临灭绝。
你相信钱能够自己生钱吗？你一定会说，钱又不是生物，怎么可以繁殖呢？但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并不奇怪。简单来说，钱之所以能够生钱，在于货币具有时间价值。在这里，货币的时间价值是指人们今年持有100元可能要比明年的100元具有更高的价值。
这是因为，假如你口袋里有100元，你决定放弃对它的消费转而存入银行；到了明年你去取钱时，你就会发现你获得的不再是100元，而是100多元；这多出来的钱就是银行支付给你的利息，也是你去年100元钱“生”出来的新钱。实际上，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今年的1元与明年的1元所具有的购买力不同，这种差异是因为你放弃了今年消费而获得的补偿。
还需要补充的是，货币虽然具有时间价值，但这个价值究竟有多大呢？有朋友或许会说，我去年的1元用来买股票，结果我大赚了一笔，今年变成了3元，这增加的2元是不是可以看成是去年1元的时间价值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货币的时间价值是不能把冒险获得的报酬也计算进来的，买股票是有风险的，尽管回报可能很高。也正因为此，人们通常拿银行的利息率作为估算货币的时间价值的重要标准。
在中国不同的城市理发，相同的服务，价格却有所差别。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大概要30多元，一些二、三线城市如合肥、贵阳等一般只要5元。假定全国平均的理发价格相当于2美元（约合人民币12元），那么，美国的情况如何呢？据我们所知，美国最便宜的也要2美元，而且这些理发人员很不专业，服务也比较差；美国的平均理发价格是20美元。事实上，美国理发师的技术水平未必比中国的好，即便服务好些也难以用10倍于中国的价格水平差距来衡量。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美理发价格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
经济学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分为可交易的和不可交易的。我们通常看到的产品，如玩具、服装、电器等都是可交易的，而有些服务却无法交易。因为，你可以比较容易地出口一堆服装到美国卖，但是，让你旗下的理发师到美国提供服务则比较困难。那些可交易的实物产品价格在全球任何国家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尤其是比较容易运送的电子产品和纺织品。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比较高，服务行业人员的收入相应也比较高。显而易见，如果美国从事理发工作的人员工资是中国的10倍的话，那么，理发店收取的价格也至少是中国的10倍；否则，这些店就要亏本。
“民以食为天”，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人们生存的基础。既然如此，每一个人都需要先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人们在每个月领到工资以后，通常会先预留出一部分作为当月的伙食费，剩余的再作其他考虑，如存一些钱到银行，再买一些自己需要的其他物品。从国家层面来看，如果某个国家收入中的大部分被人们用作生活基本开销，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是比较贫穷的。这是因为，在富裕的国家里，大多数的人都比较有钱，这种有钱或富裕的标志，就是人们可以购买更多更好的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将大部分的钱都用在吃喝上。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恩格尔定律”，是一位名叫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1821—1896）的德国统计学家在19世纪从统计资料中发现的规律。当时，他主要是对人们的消费结构变化情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因而，一个国家越穷，国民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即随着国民家庭收入的增加，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会下降。
你在机场或者旅游景点吃过饭吗？如果吃过的话，你一定会发现，那里的饭菜很贵，有时达外面饭店的几倍。或许有朋友会奇怪，为什么同样的饭菜，一进入机场或旅游景点这些场所，就像镀过金一样，涨得如此离谱？其实，经济学告诉我们，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市场圈定的原因。
所谓市场圈定，就犹如在某个特定的地方画了一个范围，于是，凡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商品就变得与众不同，“贵”就是其特征之一。其实，了解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餐饮食品属于竞争性的商品，因为在撇开品牌、知名度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某家饭店的菜肴太贵，人们就会选择到其他饭店消费；而我们生活中可供选择的饭店实在是太多了，数都数不清楚，也正因为这样，任何一家饭店都难以做到既卖高价饭，又招揽到很多顾客。
然而，一旦这些饭店进入机场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这是因为，机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场所，在这里往往是机场垄断了经营权。此时，进入机场的饭店虽然仍然提供着“竞争性商品”，但因为机场是垄断的，所以，这些“竞争性商品”就变成“垄断性商品”了。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垄断的结果将带来商品的高价格，它将通过剥夺消费者的选择权和讨价还价能力，让消费者蒙受损失。当然，在实践中，政府往往会依法出面干预，不允许这些场所的商品价格太离谱，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在20世纪50至80年代，如果手中没有粮票的话，你就可能寸步难行；因为，即使有钱你也买不到食品。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再也不需要粮票了，它已经成为历史，只留存在人们对往事的记忆中了。实际上，当时不仅粮票是定额发给人们的，而且还有买布的布票、买（食用）油的油票、买豆制品的豆制品票、买糕点的糕点票、买自行车的自行车票等等。问题是，当时为什么要发行这些不同的票证呢？为什么后来又废除这些票证呢？
粮票等票证是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特有产物。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能够提供给人们消费的各种商品都非常匮乏，人们想要买这些东西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市场可以提供的数量。此时，如果政府不进行限制购买的话，只能造成有钱者得的局面，这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对一些商品实行凭票证供应的制度。出现了这些票证以后，即使你很有钱，而且可以出高价，但对不起，如果你手上没有票证，照样买不到限购的商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商品的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人们再也不会买不到商品了，此时，再继续沿用票证制度已没有任何必要，因此，这些票证逐渐被废除。
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让我们来做个数学练习题吧。
哈利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当2008年的每小时工资为60元时，他每天工作7小时；当2009年的每小时工资提高到90元时，他每天工作8小时；当2010年的每小时工资提高到120元时，他每天工作9小时；而当2011年的每小时工资提高到150元时，他每天工作的时间仅为7.2小时。为什么每小时工资提高到150元，哈利的工作时间反而减少了呢？
因为对每个人来说，每天只有24小时的有限时间，增加工作时间意味着休息时间的减少。假设休息是一个消费品，随着每小时工资的提高，休息的消费价格也变得昂贵起来；只有当休息时间所带来的收入损失变化，大于或等于工作时间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变化时，随着工资的提高，人们才会愿意增加工作时间。
对哈利来说，当每小时工资为60元时，每天的工作收入为420元，而休息的收入损失为1020元；当每小时工资提高到90元时，每天的工作收入为720元，而休息的收入损失为1440元；换句话说，当每小时工资从60元提高到90元，哈利每天加班（多工作）1小时，工作收入增加300元，而休息导致的收入损失增加了420元，休息所付出的代价较高；当每小时工资从90元提高到120元时，每天工作9小时，哈利每天加班（多工作）1小时，工作收入增加360元，而休息导致的收入损失增加为360元；当每小时工资提高到150元时，每天加班（多工作）1小时，工作收入增加为420元，因休息而导致的收入损失为300元，即工作付出的时间代价比休息付出的时间代价高了，所以哈利不愿意多付出这一个小时了。很显然，每天工作9小时和休息15个小时是哈利最优的时间分配，此时，工作和休息的时间代价是相等的。这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个人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效应”，即当工资提高时，个人工作时间会增加；但是工资上涨超过一定程度时，工作的时间代价超过了休息的时间代价，休息比工作更加宝贵了，个人就会选择放弃工作而把时间花在休息上，越来越不愿意加班了。
先来讲一个“保姆赚小费”的故事：有一个保姆被雇佣去照顾爱哭闹的孩子，但孩子听到欢乐球爆破的声音或者吃几粒糖就会停止哭泣。刚开始的时候，欢乐球的价格为0.25元，一粒糖的价格为0.1元，每周需要100个欢乐球和290粒糖，总共花费54元；后来，欢乐球的价格由0.25元降到0.15元，购买同样数量的欢乐球和糖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只有（0.15×100）+（0.1×290）=44元了，但主人给保姆的预算还是54元，剩下的10元钱，保姆不需要上缴给主人。因此，在欢乐球的价格下降后，保姆从中赚得了10元小费，但所做的仍是照顾孩子并让孩子不哭闹的工作。
同样的任务，不变的预算，保姆的小费到底从哪里来呢？这就是欢乐球价格下降产生的收入效应。原来25元只能买到100个欢乐球，而价格下降后，则可以买到167个，相当于可以多买67个欢乐球；而哄孩子只需要100个欢乐球，所以多出来的67个欢乐球的费用变成了保姆的10元小费，即增加了保姆的收入，这是价格下降的收入效应产生的结果。如果欢乐球的价格没有下降，这10元就需要增加工作时间才能获得。
同样的道理，假设迈克要买一个时下流行的iPhone手机，需要6000元人民币，当他每小时工资为30元时，他需要工作200个小时；而当每小时工资由30上涨到50元时，他只需要工作120个小时就能实现目标了。也就是说，麦克在保持他的效用（赚6000元人民币买iPhone）不变的前提下，当每小时工资由30元涨到50元时，他的工作时间由200个小时减少到了120个小时，他的工作时间反而减少了80个小时。这就是在保持效用不变的前提下，由于小时工资上升的收入效应，导致了工作时间的减少。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叫“庞氏骗局”，如果理解了这个骗局的真实内涵，就能知道何谓传销，以及传销为什么是骗人的把戏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个叫作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的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在波士顿大肆向人们宣扬，如投资欧洲的某种邮政票券，就能在45天内获得50%的回报。不过事实上庞兹并没有按他所承诺的去做，他把从B处获得的投资金额的一部分作为回报支付给A，然后把从C处获得的投资金额的一部分作为回报支付给B，诱惑了很多人上当，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人趋之若鹜。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伎俩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一年过去了，庞兹承诺的邮政票券纯属子虚乌有，人们这才开始认识到庞兹的真实面目。最终，当庞兹把非法获得的1500万美元挥霍殆尽时，这个可恶的骗子被送进了监狱。
传销与“庞氏骗局”的本质是相同的——传销往往打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旗号，通过上家发展下家的方式收取会费，组成金字塔层级形集团；但其实际上并未提供或只提供少量的产品和服务，主要通过收取会费牟利——两者都是通过金融活动进行诈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故事：某日一个生产小麦的农场主向他的工人发布了一则坏消息，他说：“今年的小麦价格很低，而且我从今年的粮食中最多只能获得3.5万元收入。如果我付给你们与去年相同的工资（3万元），我就会亏本，因为我3个月以前已经为购买种子和化肥花了2万元；如果为了那些仅值3.5万元的粮食而让我花上5万元，那么我一定是疯了。如果你们愿意只拿去年一半的工资（1.5万元），我的总成本将为3.5万元（2万元＋1.5万元），至少可以收支相抵；如果你们不同意降低工资，那么我也就不打算收割这些小麦了。”
大家想一想，农场主的说法是否可信呢？答案是不可信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算两笔账。第一笔账是假如农场主真的不收割小麦了，那么，他将损失2万元，这些钱是以前买种子和化肥花费的钱；第二笔账是假如农场主只是开个玩笑，他最后还是收割了，结果他也有损失，但损失的数值是1.5万元（3.5万元—3万元—2万元）。很明显，农场主收割小麦要比放弃收割小麦划算。在经济学上作如此解释：农场主前期买化肥和种子的钱属于固定成本，也就是无论他收割与否，这笔钱已经花掉了；而农场主雇佣工人收割支付的工资属于可变成本，这种成本只和收割与否有关。从道理上讲，农场主卖小麦获得的收入如果能够弥补因收割小麦而产生的可变成本，他就应该选择收割，因为这样做毕竟还可以弥补一些固定成本的损失。
“谷贱伤农”是我国流传甚广的俗语，意思是粮食丰收了，农民的收入反而减少了。这是因为，农民卖粮食能赚多少钱取决于两个因素：产量和粮价，也就是二者的乘积。但这两个因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其联系主要体现在一条向右下倾斜的粮食需求曲线。也就是说，粮价越低，愿意买粮食的人就越多；粮价越高，愿意买粮食的人就越少。
另一方面，还要注意的是，粮食需求曲线缺少弹性，也就是说，人们的需求数量对其价格的变化不是很敏感。当粮价下跌时，对粮食需求数量尽管会增加，但不会增加很多，其主要的原因在于：粮食是一种必需品，对粮食的需求最主要是由人们对粮食的生理需求所决定的，这种需求量不会有大的起落。此外，对大部分人来说，用在粮食方面的花费在全部花费中所占的比例已很小了，并且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还会越来越小，这也导致了人们对粮价的变化反应不敏感。
认识到粮食市场的这一特性后，就不难理解下面的现象：当粮食大幅增产后，粮食多了且难以储存，农民为了卖掉手中多余的粮食，只能竞相降价。但是由于粮食需求缺少弹性，只有在农民大幅降低粮价后才能将手中的粮食卖出，这就意味着，在粮食丰收时往往粮价要大幅下跌。如果出现粮价下跌的百分比超过粮食增产的百分比，就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的状况，这就是“谷贱伤农”。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购物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购物中讨价还价也是常见的。虽然有些人特别享受讨价还价的过程，但在经济学家看来，消费者基本上不可能从讨价还价中占到便宜，其原因就在于买卖双方对商品的了解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对于消费者来说，主要目的是能够以更少的钱去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从而更多地获得快乐。在这种心理驱动下，如果卖方提出的售价过高的话，消费者就会有极大的动力去讨价还价，使得价格慢慢下降。但问题在于消费者对所买商品的成本和质量并不完全了解，对什么是最低价和合理价心中无底，因此当价格降低到消费者心理价位的时候，多数消费者就会掏钱购买。这也就意味着消费者无论如何讨价还价，也不可能占到便宜，到头来只是多付一点钱或者少付一点钱的区别。
与此相反，对销售方来讲，由于他掌握有关商品的质量和成本等完全信息，他自然很清楚自己所卖东西的成本以及相应的最低价。此时，如果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低于此商品的最低价格，任何一个卖者都不会出售该商品的；只有当消费者出的价格高于商品的最低价，即卖方能够赚钱的情况下，双方才可能成交。
计划生育曾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实施多年，其具体效果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经济相对富裕地区显著不同：前者愿意多生，后者则愿意少生。从经济学原理来分析，这是因为人们对生孩子的预期成本和收益不同，从而导致对生孩子的意愿不同。
具体来讲，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人们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比较低，就是俗话说的“做饭时多加一碗水”，对于孩子的教育、就业前景则考虑甚少；而孩子长大后，不仅能够成为家里一个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可以出去打工挣钱，甚至是家庭和别人发生冲突时的一个安全因素。同时，这些地区的养老、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小孩长大后是父母当然的养老保障，子女多不仅能够提高父母年老后生活的保障水平，也能降低每个孩子赡养父母的成本，所以，生孩子的预期收益大大超过成本。
在经济比较富裕的地区，父母更能够意识到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也予以更多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更多，也就需要更多的成本支出，如金钱、精力等。同时，由于经济比较富裕地区的养老、社会保障的水平较高，孩子虽然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但父母依靠子女的程度大大低于贫穷的地区，所以，对多生孩子的预期收益相对而言比较低。在预期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一些经济富裕地区的家庭不愿多生孩子也就不难理解了。
经济学告诉我们，同样的商品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价格出售，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不同地区的买或卖的数量不同；当同类商品有多个商家生产并销售时，如果某家的价格比较贵，其他的价格便宜，消费者就会选择价格便宜的商家去购买，此时索要价格较高的商家就会失去消费者。相反，如果一个地区内，某个产品只由一个或少数商家来提供，即使该商家或少数商家向消费者索要的价格比较贵，消费者由于没有其他选择，要想消费也只能支付较高的价格。
正因如此，同样的一杯咖啡，在上海新天地商圈的价格往往比在其他地方的价格高。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对于咖啡馆来说，因为新天地只有很少的几家，他们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能够索要较高的价格而不担心消费者去其他咖啡馆；对于消费者来说，在上海新天地喝咖啡，由于只有几家，没有更多的选择，因此，他们也愿意付出较高的价格。另一方面，大多数消费者去咖啡馆不仅仅是为了喝一杯咖啡，更为重要的是看在什么地方消费。上海新天地作为一个著名的上海文化娱乐中心，具有较高的品位和独有的上海风情，在那里喝咖啡代表着一种休闲、一种时尚，更是一种消费的品位，其意义已不止于喝一杯咖啡，这也是一个享受文化、时尚和品位的过程。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不断发展，工厂机械化程度快速提高，人们生活中使用的电器不断增加，都加大了我国电力供给的压力。尤其在白天，由于工厂开工较多，用电量大，对于电力需求也大；而到了夜间，无论生产用电还是生活用电都大大减少。因此，夜间低量供电时，发电机组容量不能充分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有必要抑制白天高峰时段负荷，鼓励夜间用电，这就导致了峰谷分时电价的产生。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峰谷电价就是电力企业基于电能产品消费时间的不同而采用的二级歧视价格策略。运用这种定价策略，企业根据消费者购买产品时段的不同，按照不同的单价出售。例如，浙江省是我国最先实施峰谷电价的省份，据浙江省电力公司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使用峰谷电表后，用户的平均用电量增长22%，高峰低谷用电比例由原来的85∶15变为57∶43，夜间和白天用电量差距大大减小了；而且在享受峰谷电价后，居民生活电价平均为0.439元/千瓦时，比常规0.530元/千瓦时的电费降低了近0.091元，减轻了居民用户的电费负担。可见这种定价方法，抑制了高峰高价消费，鼓励低谷低价消费，无论是对电力公司还是对用户来说都是有利的。它既提高了低谷电力使用效率，增加了企业收益，又使用户节省了电费。
作为社会个体，我们每个人都存活在社会竞争的战场上，在无形中参与着竞争。企业有了竞争对手的比较，才能共同进步，推动整体发展；竞争中有了压力，才能有动力更好地服务市场，从而形成一个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良性循环。举个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多数都使用常用的微软（Microsoft）电脑操作系统，仅有少数使用其他系统，如苹果电脑使用自己的专属操作系统；微软的一家独大，最直接的后果是使得微软操作系统软件的价格居高不下，产品的安全问题饱受争议。因此，微软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遭到反垄断调查和诉讼，并为此支付了高额的罚款。试想一下，如果经济市场上只剩下一些大企业在操控，而无数小企业拼得头破血流，世界还会和谐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样的后果将是：一方面，大公司和大企业等经济组织在社会上迅速发展，他们能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因而更加有能力提高经济效益；而另一方面，农民、小企业家饱受大公司、大企业的价格操纵之苦，惨淡经营。这会导致市场畸形，资源配置不均衡，小企业不能长期生存，市场都将顺从大企业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发展战略，消费者更是深受其害。
1914年，美国政府出台政策反对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保护了市场竞争的活力，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快速发展。此后，80多个国家相继出台《反垄断法》。我国于2008年8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生活中人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现象：购买某商品时就必须要购买另一配合使用的商品。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我们称之为“搭售”。“搭售”也被称为“附带条件交易”，即一个销售商要求顾客购买其商品A的同时也购买其另一种商品B，并且把顾客购买商品B作为其可以购买商品A的条件。
“搭售”也是一种销售技巧，“搭售”的原因有很多：有时因为厂商生产的一种商品只有在与它的另一种商品一起使用时才能发挥作用，厂商就会要求客户向它而不是向别的商家购买后一种商品。例如，我们买了某品牌的电脑或手机，为使商品的质量得到保障，电脑或手机的售后服务以及更换零配件等都必须到该品牌指定的网点。厂商这样做，有时是为了保证商品的完整性，如果两种商品分开卖的话，会造成管理上的不便，例如，厂商往往会把鞋子和鞋带一起出售，尽管这两种商品完全是可以分开销售的，但是这样不仅可以节约销售时间，而且对消费者也是方便的；有时是为了控制品质，维护公司信誉，例如，柯达公司为了避免出问题时消费者搞不清是胶卷的原因还是冲洗的原因，而可能不敢再买柯达胶卷，要求顾客买了柯达胶卷后要拿回到柯达公司的冲印店冲洗，以避免其他商家冲洗不当而可能导致的冲洗效果不佳。当然，“搭售”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例如为产品进入市场减少壁垒、逃避价格管制、推销滞销商品等。
都说女孩子爱美是天生的，在经济承受能力允许的条件下，女孩子们都会尽可能多地消费化妆品和高档服装，来打造自己的美丽形象，或是为自己的美貌锦上添花。但是化妆品和高档服装并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试想假如有一天，你被迫要去荒无人烟的沙漠生存，让你选择带上水、面包、打火机、化妆品、高档服装等10件物品中的3件时，毫无疑问，化妆品和高档服饰会最先被排在此选项之外。类似这种非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消费品，我们称之为奢侈品。
对于这种奢侈品，当它们的价格变高时，人们的相对购买力降低，那么人们用单位货币所换取的自身利益也就减少了，人们就会考虑减少对它们的购买。反过来，当人们的收入水平降低后，他们会觉得奢侈品的价格变高了，单位货币所能换取的自身利益也随之减少，人们的实际购买力降低了，于是也会减少对奢侈品的购买。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称之为“收入效应”，其定义为由实际收入水平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
奢侈品是具有收入效应的，当人们的收入水平降低时，就不得不考虑减少对奢侈品的消费，从而能从心理上觉得自己依然“有钱”，并且保证了自己的正常消费水平。
名人代言的商品可谓比比皆是，为什么名人代言这么受商家的欢迎呢？这是因为名人代言的商品总是能销售得比较好，具有“名人效应”。所谓“名人效应”，是名人的出现所达成的引人注意、强化事物、扩大影响的效应和人们模仿名人的心理现象的统称。简单地说，名人效应相当于一种品牌效应，它可以带动人群，如同带动疯狂的追星族追星那样，产生强大的效果。
有这样一个故事能很形象地描述什么是“名人效应”：有个卖马的人，一连卖了三天都无人问津，他就去见相马专家伯乐，对他说：“我要卖一匹马，可一连三天都无人过问。请您无论如何帮我一下。您只要围着我的马看几圈，走开后回头再望一眼，我奉送您一天的花费。”伯乐同意了，真的去市场上围着马看了几圈，临走时又回头看了看。伯乐刚一离开，这匹马的价格立刻暴涨了十倍。正是因为伯乐是名人，而且还是相马的高手，他表现出欣赏这匹马，人们觉得靠谱，所以趋之若鹜。
在现代社会，代言商品的名人分布在各个领域，他们各自拥有很多的“粉丝”，这些“粉丝”多多少少都会爱屋及乌，他们所崇拜的人代言的商品，往往能较快地得到他们的追捧，因而这种商品的销量也就会比较可观。所以名人代言商品，其实是利用名人效应对消费者的影响来达到促进销售的目的。
在一个村庄里，养蜂人和果园农场主毗邻而居。农场主在果园里种植果树；养蜂人在果园边上养蜜蜂；蜜蜂在农场主的果园里采蜜。按常理，养蜂人的蜜蜂去果园里采花来酿蜜，为养蜂人生产蜂蜜，果园作为生产蜂蜜的原材料供给地，果园农场主是可以向养蜂人收取一定费用的；可是实际上农场主并没有向养蜂人收取任何费用，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农场主种植的果树需要授粉才能结出果实，而蜜蜂在采蜜的同时也在帮助农场主为果树授粉，结果使农场主节省了为果树授粉需要支付的成本；果园产量提高了，收入也增加了，这本身已经是提高了收益，于是也就没有必要向养蜂人收取蜜蜂采蜜的费用了。其实，我们从养蜂人的角度来看，也是同样的道理。对农场主和养蜂人来说，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行为，双方都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便可以从中获益。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最基本且很重要的概念叫“外部效应”，是指个体的经济活动或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不体现在自身的成本和收益上，而是给他人或社会带来影响。当这种影响具有积极、正面的作用，并为他人或社会带来利益时，称为“正外部效应”。这个概念由经济学家科斯提出，果园农场主和养蜂人的故事正是他为了帮助人们理解“正外部效应”而列举的例子。
社会上的产品或服务种类众多，但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私人物品，二是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具有明确的产权，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而公共物品则不一样，它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可以理解为物品被提供出来以后，增加新的消费者不会减少任何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数量和质量，即增加新的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只要该物品一旦提供出来，就不能排斥其他人消费它，也就是任一消费者都可以免费消费它。由于公共物品的这两个特征，其成本或收益不一定由某个市场主体承担，你可能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但不一定是收益的全部获得者，这种不对称关系决定了公共物品无法像私人物品一样生产和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企业一般是不愿提供的，只能由政府代表公众无偿提供。
消防队提供的灭火服务之所以不收费，就是因为消防队提供的灭火服务属于公共物品。消费者的财产一旦失火，其损失大小不同，消防队无法针对每次的灭火服务去收取不同的价格；此时，为了尽快灭火，降低社会财产的损失，就由国家代表公众利益，来向消防队支付他们提供灭火服务的费用。所以，在具体的失火事件中，由消防队去灭火是不另行收费的，这种服务的费用由政府代表公众支付。
你听说过灯塔经济学吗？早期的英国，航海业繁荣昌盛，由于缺乏导航服务，海上航行事故频发；为了满足航海者对导航服务的需要，一些临海人家建造了灯塔，为航海者提供导航服务。但管理和维护灯塔需要成本，灯塔建造者需要向过往船只收取一定费用才能维持生计，但过往的船只总是绕道或想方设法逃避交费，结果，灯塔建造者因入不敷出而关闭了灯塔。此事说明什么问题呢？
从经济学的原理看，灯塔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它温暖而明亮的灯光，服务所有过往的船只，即使有些远离灯塔航行的船主未付钱，还是可以享有灯塔的指引；灯塔建造者很难因为那些船主不付钱而把他们排除在灯塔的照明之外。这就是公共物品的典型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一个人使用这个公共物品时，并不能或很难排除其他人使用，同时，多一个人使用也不会额外增加公共物品的成本。
灯塔经济学告诉我们，像灯塔一样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公共设施，不可能通过私人或者企业来投资建造并向公众提供无偿的服务。然而，这些公共设施又是社会和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所以，只能由政府来负责修建。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智猪博弈”的故事：猪圈里有两头猪，其中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头是按钮，另一头是投食口，每按一下按钮，投食口就会有食物掉进食槽。如果有一头猪去按按钮，另一头猪就有机会跑到食槽抢先吃掉下的食物。如果是小猪去按按钮，则在小猪跑回到食槽之前大猪已经吃掉了食物；如果是大猪去按按钮，则大猪回到食槽时还能吃到一半以上的食物。结果呢？小猪会站在食槽边不动，大猪则愿意为了每次能吃到掉下的一半以上的食物，而不知疲倦地奔忙于按钮和食槽之间。所以，小猪最好的选择是在食槽边等待，让大猪去按按钮。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从道理上讲，开发新产品应该是企业标新立异、独领市场的重要途径，可实际上中、小企业不太会投资于新产品开发，其道理和“智猪博弈”一样简单。大企业和小企业犹如大猪和小猪，如果大企业开发新产品，中、小企业可以从新产品开发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受益，大企业也不会丢失自己的市场份额。而如果中、小企业自己开发新产品，往往在新产品开发完成准备推向市场之时，却发现大企业已经占领了全部市场，不仅完全失去市场，而且还会赔本。谁愿意放弃坐享其成的机会而去做赔本生意呢？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汤姆和杰瑞是俩兄弟，其中汤姆是哥哥。妈妈每天都做一块蛋糕给汤姆和杰瑞分着吃，兄弟俩常为分蛋糕闹矛盾，总认为负责切蛋糕的人拿走的那一半一定大一点。有一天，妈妈说：“你们俩谁切蛋糕，就最后拿自己的一半；谁不切蛋糕，就先拿自己的一半。”这样一来，不论切蛋糕的是汤姆还是杰瑞，他们都想方设法把蛋糕切成一样大小的两半，从此兄弟俩相安无事。由此可见，故事中妈妈设计的“切蛋糕规则”同时实现了公平（平分蛋糕）和效率（兄弟俩相安无事），再也不会因蛋糕分配问题而发生矛盾。
然而，现实生活远比切一块蛋糕复杂得多，“公平”和“效率”很难做到兼顾。关键在于，“公平”是一个道德理念，远比平均分配这个表面概念复杂得多。同样是切蛋糕的故事，只要前提条件稍加变化，妈妈的切蛋糕规则可能就是不公平的了：假如汤姆的年龄比杰瑞大很多，胃口也大得多，那么平分的结果可能是杰瑞吃得很撑，而汤姆只能吃个半饱；长年累月下来他一定不会觉得满意，进而再次与弟弟发生矛盾，那么这种公平就是缺乏“效率”的。然而，究竟该怎么分配呢？是按体重分，还是按兄弟俩平日的饭量分？总之，不管怎么分，都比平均分配要复杂得多。至于在更为复杂的现实生活中，要兼顾“公平”和“效率”自然就更困难了。
瑞奇是乌有村唯一的富人，酷爱喝酒。乌有村的村民比尔开了一家啤酒厂，生产的啤酒大多数卖给了瑞奇一家，其他村民只在遇上红白喜事时，才会买上一些。事实上，多亏有了爱喝酒的瑞奇，比尔酒厂的啤酒才不愁销路。
然而，圣诞节前后，情况就不太一样了。这时候，每个家庭都想买点啤酒，庆祝一下节日的到来。此时，尽管比尔酒厂加班加点生产，但仍满足不了需求。于是，比尔干脆决定谁出的价高卖给谁，结果是瑞奇家买走了所有的酒。村民们被激怒了，就去找瑞奇和比尔理论。瑞奇觉得错在比尔，自己因为出价高还吃了亏；比尔也觉得挺无辜，因为人多而酒少，只能是谁出价高卖给谁。
从经济学角度看，村民的愤怒是正常的，瑞奇和比尔的反应也是正常的，如果说这件事有错，就错在这是一个收入分配十分不均的村庄，瑞奇是这个乌有村唯一的富人。因此，小部分人占有大部分人的财富，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前者过多地占有社会财富，后者的生活就会发生困难。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平均分配财富就一定是好的，如果瑞奇的财富平分给村民，而这个村子的人口特别多，落到每个人头上的钱相当有限，因此平时很少有人去买啤酒，这样，比尔的酒厂就可能由于无人光顾而倒闭，最终大家在圣诞节都将无啤酒可喝。因此，收入的绝对平等与悬殊都不是好事。
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在《公共地悲剧》一文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在一片公共草地上放牧，为了增加个人收益，每一个牧民都尽可能多养几头牛，并继续在这片草地上放养；结果牛的数量超过了这片公共草地的最大承受能力，草地最终成为一片不毛之地。这就是著名的“公共地悲剧”。
没有人看管的牧场可以看作是一种天然的公共资源，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草地，但不需要付费，也不需要担负任何责任，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此外，每个人都认为，如果我充分利用这片草地，就能提高自己的收益，结果他们都这么想也这么做了。这种个人的决策变成了集体的行为，最终可能导致这片无人看管的草地被过度开发和利用，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上演“公共地悲剧”。
这种“公共地悲剧”在生活中并不少见：森林被过度砍伐，矿山资源被过度开采，鱼类被过度捕捞，以及河流和空气受到严重污染等，这些都是“公共地悲剧”的典型例子。
当人们决定是否购买某种商品的时候，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是对欲购商品未来价格走势的预期。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如果估计这种商品将要降价，就会控制当前的消费，以便等该商品降价后再买，从而以较少的钱购买同一个商品；相反，如果消费者估计这种商品将来要涨价，则意味着将来要付出更多，为了降低费用，消费者就会选择当下购买。
就电视机而言，消费者如果根据自己的经验，预计它会在不久的将来降价，则会比较两个选择：当上购买还是将来购买。如果当下购买，可以马上满足需要，开支却可能会高些；如果将来购买，可以节省自己的开支。一般来说，消费者即使当下就需要电视机，也会选择推迟消费，等到降价时再购买。当大多数消费者抱有同样的预期时，将直接导致电视机的购买量大幅度下降，这时在电视机市场上就会出现电视机的供给大大超过电视机的需求，电视机的销售价格就会逐步降低；而电视机价格一旦开始下降，会进一步印证消费者对电视机价格下降的预期和判断，为了以更低的价格来购买电视机，消费者会改变原来的计划，继续等待电视机价格进一步下降。这将导致电视机的购买量以更大的幅度下降，市场上供大于求的现象更为严重；企业为了提高销售量，只有进一步降低电视机价格……如此反复循环，使得电视机的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下降。
“跳蚤市场”是欧美等西方国家旧货市场的名称，它由一个个地摊摊位组成，出售的商品多是人们使用过或者家中多余的物品（未曾用过但已过时的衣物等），小到衣服上的小装饰物，大到完整的旧汽车、录像机、电视机、洗衣机，品种繁多。跳蚤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低廉，仅为新商品价格的10%—30%。人们可在跳蚤市场上把自己不需要的物品变成别人需要的物品，这和大学里每逢毕业前后，都有师兄、师姐清理出不需要的物品变卖一样。我国最有名的跳蚤市场是北京潘家园市场，据称这里是世界十大跳蚤市场之一。
由于跳蚤市场上出售的都是旧货，显然卖家比买家更了解自己所卖的货物信息；但买者肯定不会相信卖者的话，即使卖家说得天花乱坠，买者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以避免所购货物因质量不好所带来的损失。而买者支付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者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这样就导致市场上高质量的产品越来越少，低档品则越来越多，最终低档品会充斥于跳蚤市场。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打的”是一个十分平常的现象。在“打的”的时候，大家不难发现，当天气晴好时，很多出租车都是在空驶，你随时可以打到出租车；但天气不好如下雨、下雪时，尤其是在上下班高峰期，你想要很快打到一辆出租车是非常困难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原因在于出租车的提供数量和愿意打车的乘客需求量不匹配。具体来讲，天气晴朗时，人们往往会逛街、散步、购物等，出行可以选择步行、公交，也可以打出租车。仅仅从出租车供求方面看，这个时候人们需要的出租车数量比较少，多会发生供大于求，空驶的出租车比较多而人们容易打到的情况。但是，一旦天气下雨，或因事先不知天气变化未带伞，为及时避雨，更多的人就不会步行外出了，公共交通车辆随之而拥挤；在这种情况下，会有更多的人选择乘坐出租车。由于打车的人多了，出租车总量却没有变，供不应求，结果就会导致很多人难以打上车。您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增加出租车数量呢？这是因为，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剧烈变化，出租车总量只能根据该地区在正常情况下所需要的数量来确定，而不能按照雨雪等异常天气的需要量来定；同时，出租车多了以后，还可能造成交通拥挤并增加环保压力。
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价格，有的高有的低，那么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按照经济学的理解，人们愿意为商品支付的价格主要由人们消费商品时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来决定；而有一些特殊的商品，如酒、茶叶等，它的价格主要和商品的生产时间有关。例如，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品牌白酒，如果保存得比较完好且存放的时间较长的话，它的价格就会比较贵，其原因在于酒的品质随着保存时间增加而有所提高；同时，人们对陈年品牌，如具有历史积淀和特有文化内涵的茅台酒，其喜爱已经不仅在酒本身的物理性能，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品位和文化，由此也会提高它的价格。
相反，绿茶价格则是越新越贵，如杭州西湖龙井茶，作为我国的名茶之一，每年清明前采摘的称为“明前茶”，因其采摘期短、数量有限，价格最高；其他绿茶也是由于采摘初期量少而价高。清明节后，随着茶叶的大量采摘、上市，其价格则逐步降低。因此，在市场上表现为刚上市的新茶价格最贵，而越往后产出的价格越便宜；陈年绿茶因存放时间久，茶叶不再新鲜，失去了其特有的芬芳而价格更低。
实际上，制衡白酒价格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保存的时间，而决定绿茶价格的重要因素是数量、上市的时间。这两种商品一个表现为越陈越贵，一个表现为越新越贵，就在于不同商品的价格决定因素不一样。
我们都打过出租车，你是否有过长时间堵车而计价器不断“跳价”而心惊肉跳的经历呢？其实，当你心惊肉跳时，出租车司机的心里也很着急。比如，在城市打的时，一旦遇上堵车，对于乘客来讲，就意味着无法按时到达目的地；同时，在堵车时，出租车照样会按时收费，堵车时间愈长，乘客的付出也就愈多。乘客害怕堵车自然可以理解，可为什么司机也害怕堵车呢？堵车等候的时间乘客不是也要付费吗？
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对出租车司机来说是多拉一趟客人挣得更多。根据出租车出的“份子钱”和耗油费等出车成本，出租车司机每天挣多少钱是有最低标准的。发生堵车时，虽然司机可以根据堵车时间来收费，但乘客为堵车时间支付的费用远远低于出租车正常行驶时的收入，司机在堵车时获取的收入其实是不划算的。另外，司机每天驾驶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堵车严重，什么时候能畅通无法确定，这时出租车司机虽然很着急，但他无法改道行驶，也无法拉乘新的客人，所能做的只是等待；堵车时间愈长，司机在有限的时间内拉乘的客人就愈少，也就意味着他的损失愈多。所以，出租车司机和乘客一样都担心堵车。
上海淮海路是一条闻名全国的商业街。在那里，很多商场在开业时商品价格定得比较优惠，因而吸引了很多顾客。但过了一段时间后，细心的消费者会发现商场里面商品的价格已经没有开业初优惠了。其实，这个现象在经济学中可以用“渗透定价”来解释。这是一个心理定价的策略，这些商场在开业之初把价格定得较低，能够迅速地吸引顾客，聚拢人气，增大自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也能够通过降低自身的利润来和其他商场抢夺顾客，实现销售额的大幅度提升；而较大的销售额保证了商场可以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可以说是以“量”来换取“利润”，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策略在实际应用中也有不足：一方面，优惠定价降低了商场的利润空间，如果不能大幅度提升销量的话，则无法弥补降价带来的利润损失；另一方面，如果价格一直比较低，会降低商场在顾客心中的档次；另外，如果其他商场也采取价格优惠策略的话，商场之间会陷入价格战，对大家都不利。因此，过了开业阶段转入正常经营时，商家一般都会取消优惠。
对于一家企业而言，能够招聘到有能力的人才是十分重要的。但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才能以及才能的大小，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固然重视应聘者的实际能力，但在招聘中，仍然不会忽视其学历的高低。表面看来，这是矛盾的，但实质上有其合理性。企业之所以把高学历作为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依据，并非是企业不重视应聘者能力，相反，这种选择本身就是重视其能力的表现。因为对企业来讲，难以在有限的招聘时间内了解每个应聘人；而一个人的学历高低虽不能说明其能力高低，但可以说明这个人有无良好、正规的教育背景。在这里，学历向企业传递的信号是：拥有学历者比没有学历者更有可能是一个人才。
当然，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培训的工人，完全有可能具有很好的潜在能力，甚至比拥有学历的人能力高；但在一个公司接纳他以前，这种能力缺乏一个合理的、有一定权威性的证明。尤其是该工人和高学历者在一起面试时，工人难以有明确的信号向公司表明自己是一个人才；而拥有高学历者至少说明他在受教育阶段是成功者，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较高的综合素质和知识水平，这一点在其个人能力没有得到更好的验证之前较能得到企业的认可。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是工薪阶层，他们的收入相对于其对生活的需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于是，人们购物时要重点考虑如何用更少的钱来买到更多的东西。经济学上有一个重要的定理被称为“需求定理”。它告诉我们，影响人们购买东西的因素很多，如自己收入的高低、商品价格的高低等；其中，收入的高低和购物数量成正比，价格的高低和购物数量成反比。由于人们的收入在短时间里是不变的，因此，如果他们要想购买到更多的东西，就需要节制消费，等到物品价格降低时才能出手。
另外，人们买到便宜的东西会产生一种满足感，这种感觉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消费者剩余”，它实际就是消费者购物时愿意付出的金额和实际付出的金额之间的差额。比如，你去买一部手机，你心中的期望价是1500元，遇到厂家在搞活动“让利大促销”，你最终以1000元价格成交了；此时，你会感到很划算，心中非常高兴。相反，如果你以1500元的价格购买了，那你的满足程度就会降低很多。由此可以看出，消费者大量购买减价商品，归根结底在于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心理评价高出了当前的实际价格，所以购买这种商品的动力和愿望就会很强。
在拍卖会上，我们会看到，某些拍品明明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但价格反而高得离谱。比如，一件不能吃、不能喝，只能用来欣赏的青花瓷竟然能够卖到天价。也许有人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但在经济学家看来，道理很简单：人们对商品愿意支付的价格与他对商品的喜欢程度有关。具体说来就是，当人们特别喜欢某件商品并达到狂热的程度时，商品的价格就不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了。这就犹如在拍卖场上的青花瓷一样，虽然它看起来没有使用价值，但在一个酷爱青花瓷的人看来，它代表着瓷器文化。有珍贵的稀缺性，这些因素将促使喜欢它的人，无论价格多高，只要承受得起，就会慷慨解囊。
当然，如果一个人，他对收藏青花瓷根本不感兴趣，那么，即使这个瓷器的价格非常低，他也不会去购买的，更不用说支付天价了。这就是“货卖行家”的真正含义。在这里，行家就是真正懂得青花瓷的稀有性和收藏价值的人，他们是发自内心地喜爱这些艺术品；凡是精品，只要一入眼，他们就会千方百计收入囊中，哪怕付出极高的代价。
相信大家都到电影院看过电影，但你发现没有：电影放映前的票价一定是全价，而电影开始15分钟且电影院仍有座位时，票价就可能半价出售。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关键在于电影院和看电影的人都能获利。
对电影院来说，它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票房收入。电影放映前，电影院自然是全价售票；但开始15分钟后如还有空座时，电影院就要考虑如何能多收回一些钱。不难想象，如果这些座位一直空着，电影院就不会增加任何收入；如果电影票贱价出售的话，即便是半价，电影院至少也可以获得一些收入，也不会因此增加任何成本。
对想看电影的人而言，如果电影已开始15分钟，已无法观看到完整的电影，他是不会愿意按照原价来购买电影票的；相反，如果能够以半价来买电影票的话，他或许会感到这是比较划算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院获得了收入增加的好处，而看电影的人也以较低的价格看到了大半场电影，双方都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辛迪·克劳馥，这个16岁还在路边卖玉米的小姑娘，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年收入650万美元的超级名模，她曾入选《财富》杂志20世纪收入最高的模特。但令人费解的是，同样是超级名模，如果是男性，不仅知名度有限，而且收入也无法与女模特相比。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对此，有经济学家研究发现，模特的收入是和时装的销售额密切相关的。
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女性花在衣服上的费用远远高于男性，这也为女装公司带来了高额的利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女装公司为了扩大它们的品牌影响力，自然愿意向女模特支付更高的工资。相比之下，男性在选择服装时对模特的关注度往往不如女性，因此男模特的收入就会低很多。生活中类似的现象不少，比如，在员工招聘中，在具备同样工作能力的前提下，名牌大学毕业生受聘概率就高很多。其原因在于，对企业而言，聘用更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是自身形象的一种体现，这至少可以对外传递一个信息：我们企业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否则，那么多高素质的人才为什么都愿意到我们的企业工作呢？
邮票、钱币等收藏品的价格，常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上涨。一张发行于1980年的生肖猴邮票，2011年就从原价8分钱一路攀升到了12000元。今天，有许多人都在调侃：“假如当时我买它100张的话，现在我就成了百万富翁喽！”经济学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张纸质印刷品，能够卖到这么高的价格，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
邮票价格的高低，与其发行量有很大关系。这张“猴票”当年发行了600万张，而且很多都已被用于寄信了，因此，有一张崭新的、首次发行的“猴票”确属难得。因为，邮票收藏者都知道，邮票发行量通常在2000万枚以上，而当年猴票的发行数量仅600万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市场需求极大。在集邮界有这样一种说法：“玩邮票是否专业，衡量标志之一就是是否拥有‘猴票’。”正因为此，拥有“猴票”成为众多集邮爱好者的梦想，许多人甚至不惜出高价去买这张邮票。但即便如此，依然是一票难求，大多数人甚至无缘一睹这张令人神往的邮票。这里道出了一个经济学规律，这就是在物品保持一定数量的前提下，人们的需求就成为主导物品价格的唯一因素。这一规律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一些看似没有任何用途，却受人追捧的物品，如名贵瓷器以及名人（尤其是已故名人）的字画，成交时可以达到“天价”。
大家都听说过“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句俗语吧。在自然界里，老虎算是牛的天敌，牛怕老虎是正常的；然而，刚刚出生的小牛犊，由于没有见识过老虎的厉害，所以不知道怕它。这句话用来比喻年轻人做事很少顾虑，敢作敢为。
通常而言，人们都会觉得拥有更多的信息一定是好的，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人们对接下来的行为决策作出更合理的判断。但现实却不都如此，有时人们知道得越多，反而会瞻前顾后，迟疑不决，最终错过最佳决策时间，蒙受巨大的损失。与中老年人相比，年轻人阅历浅，所受到的羁绊就少，遇事会快速作出反应；这样失败的概率固然不小，但只要有一次获胜，他就可能成为成功者。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将多拥有信息看作是坏事；大多数成功人士的案例均证明掌握丰富的信息更有利于促进个人的发展，这些信息包括前人积累的实践经验，以及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