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越多越成功”的伪命题，数十年来，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致力于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具有相同内容和形式的“人才”。学校成为教书育人的“工厂”，遍布城乡，统一范式，批量生产，逐步发展成为了“过度教育”。

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重，权钱择校、择师现象屡见不鲜，课外培训补课已成时尚，校长、局长责任没有边界；学龄与学段不匹配，成年人干着未成年人的活；投入与产出不对应，诸多的“教育工程”并没有换来预期的人才井喷；提倡多年的素质教育甚至异化为“音、体、美”教育……过度的教学内容，过度的教育责任，过度的道德功能，过度的学制设置，不仅没能很好地达到通过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更多人才的目的，反而把教育本身逼进了教育工作者难有正常的事业成就感、教育改革者莫衷一是、政府不堪教育责任重负的死胡同。教育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改革必须从源头抓起。我们必须认真厘清当下教育的目的和功能，科学界定不同学段教育的内容和学制，准确把握各类教育人的责任和义务，让教育回归本义，回归常态。

过度教育来源于对“知识就是力量”的片面认识和“人定胜天”的盲目主观性，它忽视了客观存在的人内在的先天差异和人生目标的多元异构，夸大和神化了作为外因的教育对人成长、成才、成功的影响和制约，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任何一个人的信仰追求、能力构成和人生命运，进而决定和改变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把教育特别是公办教育推上了无所不能的神台。如果不能，则归咎于教育的失败，仅仅拷问教育工作者的主观努力，而无视教育行为只是外因，必须通过个体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一内因才能起作用的客观规律。在影响个人与民族命运的众多因素中，无论如何强调其重要性，教育也只能是其中之一。反对过度教育，就是要提倡尊重客观规律，尊重个体意愿，摒弃盲目、浮夸、虚荣和不切实际，实施有限教育。

首先，教育的功能要有限。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十分重要，但并非必不可少的环节。即使是在当代，人人接受的基础教育也只是起到帮助个体由“生物人”向“社会人”顺利转化的作用，而无法决定其能力和命运。教育是人成长、成才、成功的重要推手，但只是外因，绝非内因。因此，不能夸大和高估教育对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和能力道德的影响和制约。

其次，教育的内容要有限。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一个人的能力与掌握知识的多寡不存在正相关，而与运用知识的方法关系更密切。“知识越多越成功”的老观念，在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几乎没有现实意义。就像贮存了过多内容的电脑，速度会降下来一样，知识太多也会驱使人们习惯于向经验求助，而抑制和扼杀了创新。基础教育的知识只需要满足一个人“三观”的科学建构，多则无益，多则成负担。应对基础教育的内容进行大幅度删减，减少必修课，英语选修即可；合并相关课，如将理、化、生、地合为一门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想品德融汇于文史类学科中会更有实效；降低课程难度，生活和一般工作中用不到的知识和公式全部退出必修课，基础教育阶段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和良好的文明习惯，以及日常生活的技能。

再次，教育的学制要缩短。教育的内容已经大幅压缩，功能也更加清晰和单纯，当然就不再需要耗费过多的时间来完成基础教育。现代学生青春生理期的提前和缩短，民族复兴对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迫切期盼，都需要从缩短学制下手。

最后，政府的教育责任要有限。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政府责无旁贷。但民生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全部包揽，因为一些事情，政府办还不如市场和社会运作更有效率，比如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实现教育多元化、促进教育现代化，等等。

有限教育与过度教育，其实是不同的哲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必然要求实施有限教育。这是在弄清楚了“教育是什么”和“教育应该干什么”等基本问题的前提下，以人为本，探索现行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有限途径，必将为教育注入无限活力。 keBERDgyuqyLVwBhQJdrFee2ceDfjnTsJ6u7dscdcA3M9/UeZGkz3CcYiwNFIy+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