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各地在部署工作时大都会谈到“减负”的问题。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近年来却成为中国基础教育挥之不去的困扰。尤其是“减负京八条”,更是引发了人们对减负的强烈关注。
减负减了很多年,不奏效,为什么?
社会、家长甚至学生本身,评价一所学校好坏,一地教育工作优劣,无不将升学率作为第一标杆。升学率从何而来?从不断提高的相对分数中来。相对高分从哪来?从不断增加的学生课业负担中来。可见,学生课业负担的加重,是由多个因素决定的。
一方面,大家认识到,学生课业负担重,学习时间多,睡眠时间少,体育锻炼时间少;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眼镜片越来越厚,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越来越弱。把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已经成为基础教育改革创新的基本方向和首要任务,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人们又认为学生的本职工作就是学习,就该多学一点、考好一点;学校担心,自己减负而其他学校没减,升学率会下降,减负的执行动力不足;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减负,别人没减,将来难以竞争,家长配合意愿不足。有很多人忧虑,虽然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的认真贯彻、严格督查,“减负京八条”应该可以落到实处,但升学率的诱惑和分数的压力,会使课外辅导班呈现升温的趋势。学生“校内减负校外补”,校外的培训、补习机构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这真是一件吊诡的事情。就像是劝农民少打粮食,工人少出产品一样,学校劝老师少教点,劝学生少学点,甚至是禁止多教多学,总让人觉得有点滑稽。最后,升入好学校的,受到表彰鼓励的,很可能是那些私下里、背地里、校园外“多学狠学拼命学”的学生。减负就好像是在和教育工作者的事业追求开玩笑。
当代中国,任何一个对教育发展和学生生存状况有些许了解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今天的课业负担,确实已经成为了学生健康成长的障碍,减负是大势所趋。全国各地实施经年的减负措施,不可谓不具体,不可谓不有力,但为何年年减、年年“负”,屡屡陷入治标不治本,治校内不治校外的尴尬境地?这恐怕要从政策设计的逻辑原点来思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顶层设计。
我们的教育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命题展开的:学的越多就越容易成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成功的标志是“颜如玉”“黄金屋”。想要多些“颜如玉”“黄金屋”,那就多读书吧。事实上,在全民进校园、知识大爆炸的当代,这是一个伪命题。
当下,学习和成功的概念,已经丰富到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理解和认识的程度。人生怎样才算成功?拥有有钱、有权、有面子的生活?不,这只是陈旧的世俗意义上的所谓成功。真正的成功是什么?现代文明社会早就给了我们更多的选项,社会主义的教育也绝不能给孩子这样的导引。
退一步说,就算我们要追求世俗的成功,那么,成功与学习之间又有怎样的逻辑关系?大量读书就一定可以换来成功吗?如果是,那究竟要读到什么程度?今天,知识已经成了海洋,是不是要“淹死”在知识的海洋里才能够有车、有房、有面子?
再进一步追问:学习对人的成长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究竟要学什么,怎么学,学多少?现代基础教育是人人参与、人人过关的大众教育,不同于以往的精英教育,其职责在于提供一个人由“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的知识、技能和过程。换句话说,就是教孩子如何离开父母、走出家庭、融入社会,如何认知自我、懂得与人打交道、在社会中生存。如此,现代基础教育的学习内容和难度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基础教育阶段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对所谓成功的学习追求,只能用一种大一统的学制、课堂、教案和评价标准,推行大众的学校教育,以实现尽可能多的人由“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的教育目标。这就要求我们把教育教学的内容和难度减下来,让孩子懂得爱自己、爱父母、爱伙伴、爱师长、爱自然,进而爱故乡、爱国家、爱这个星球。这已经足够了,至于培养“大师”“成名成家”,那不该是基础教育的职责。只有这样的基础教育,才不需要学校高举减负的大旗,孩子在学校的快乐成长也才会成为可能。
否则,减负就无法摆脱不是笑话就是难题的窘境。
“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提出,高考考外语是“劳民伤财”的“悲剧”,直指基础教育科目盲目设置、内容不切实际的积弊,一语切中减负要义。减负,就是要大幅度地压缩基础教育阶段所开的科目数,在学生学习内容上动大手术,把那些不需要在基础教育阶段掌握的知识内容,坚决彻底地剔除出去,让学生在中小学以一种吃不饱、不够吃的状态,保持对知识的渴求、对学习的热爱,进而成长为具有终身学习愿望和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人。
外语教学大规模进入中小学校园,始自改革开放时期。当时,开放的中国渴望与世界拥抱,外语是工具、是桥梁,也是一种标志。但是,今天把外语教学提到基础教育的“第一梯队”,甚至是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确实极大地增加了学生不必要的负担。
第一,社会进步必然带来社会分工的细化,或者说,一个没有细致分工和职业互补的社会就不能称其为现代化的社会。无论多么开放,当代的中国也不需要人人都成为外语人才;能够掌握外语,并使之成为交流工具的只能是少数人。
第二,语言学习,特别是非母语学习,有其特殊规律,对学生天生的兴趣和禀赋有着基础性的苛求。通俗点说,就是人们常讲的“语言天赋”。没有这种天赋,学习起来常常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劳无功。孔夫子讲的“有教无类”,首先是承认人是有“类”的,承认人“生而有别”、有先天差异这个基本客观事实,然后才是如何顺应这一差别实施分类教育。在有“类”的人群中,具有学习外语天赋的学生,必定是部分而非全部。
第三,在中小学中开展外语教学,是落实“教育要面向世界”指导思想的具体措施之一,而不是这一思想的根本要求。面向世界的教育,本质应该是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与国际的接轨,是国际视角和全球胸怀的养成。把基础教育中的外语教学,异化成“教育要面向世界”的根本要求,要求人人过关,人人达标,不仅是对“教育要面向世界”这一要求的机械片面理解,而且是现实社会中虚荣、浮夸、功利的片面“成功观”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反映。
如果高考必考科目中取消外语,只在报考外语专业或对外语有要求的专业时加考外语,外语这座压在学生头上最高、最重的“大山”就可以搬掉了。在基础教育领域,像外语这种脱离中国中小学学生成长实际而盲目设置的教育科目,不是个别。
信息时代,信息技术重要,多开一门课吧;将来就业实用技术少不了,再多开一门课吧……现实中,基础教育甚至承载着职业教育的功能。问题是,没有切身的就业压力,对某一具体技能没有内在的学习驱动,任何技术和技能的教学,都不可能会有实际的效果。
基础教育有时还会成为跟风和赶时髦的“形象工程”。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教育要进课堂;关注法制建设,法制教育要进课堂;禁毒、消防、计划生育、创建文明城市、民族文化等,样样都很重要,样样都要进课堂。没错,这些都是学生成长的必需营养,但是营养不能过剩,更不能杂乱,要有配方比例,必须合理科学“进补”。
基础教育不是职业教育,更不是万能教育,其主要功能是让学生实现从“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建立起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备一定的心理、生理上的准备,可以开始下一阶段的继续教育,进行职业训练和人生规划。
在这一阶段,中文语言文字的教学应是主要内容。对一种文明的传承,首先是对语言文字的传承,一个民族的品德、性格、梦想,都应该蕴含其中。此外,还有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科学,主要是对人和自然的基本认识。这些已经足够支撑起学生的“三观”,多则无益、滥则有害。前面提到的法制建设和生态文明理念,以及艺术的素养等,都应该在语文、历史、科学这些课程中得以体现。
就像我们不能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立起来一样,减负不能传递出“知识无用”“读书无趣”的论调。减负要通过合理科学地编排中小学课程,把对学生本阶段成长无实际意义的科目删减掉,让课程更贴近学生实际,教学目的更实事求是,回归基础教育的本义,让学生在学校循序渐进地长大成人,初步懂得自己、懂得他人、懂得世界,可以自立于社会。至于学有本领,术有专攻,成为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事,还是留待进入大学或职业技术学院以后吧。
减负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很多,有学生的无奈、家长的盲目、学校的屈从、官员的虚荣……但究其原因,还在于人们没有弄清楚当代中国基础教育的本质,不明白教育到底是什么,应该干什么和怎么干,因此也就不清楚减负的实质意义,工作缺乏原动力。
从春秋战国学派纷立,到新中国开始致力于普及基础教育,数千年光阴,在中华民族的性格构成里,深深地打上了教育的烙印。在历史进程中,教育改变命运的功利意义和换取物质财富的世俗价值,被推崇到了极致。中国教育早就远离了它名义上所推崇的孔夫子的教育理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乐在其中,而成为只能部分人参与、价值判断完全功利、毫无乐趣可言的苦差事。因为功利,再苦也值;因为苦,所有的功利都被披上了道德的光辉。
那些时代,读书不是义务而是志愿,全社会的知识总量与今天相比,可谓微不足道。就算饱读诗书,与今天学生的课业负担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只有少数人才能读得起书,吃得到这份苦,达成目的的概率和机会就大了许多,知识改变命运基本可行。知识量与命运线基本正相关,也就是书读得越多,越成功,越发达。苦难与辉煌得以平衡,于是苦得其所,苦有价值,苦中有乐了。
今天,大力推行义务教育,人人进学堂,个个有书读,信息社会知识爆炸。人类历史上人数最多、普及面最广、需要面对的知识量最大的教育工程,完全颠覆了以往任何层面和范围的教育规律、模式和状况。
人人进学堂,并不是人人都有读书的兴趣,天生不爱读书怎么办?也不是人人都是读书的材料,主观上很努力,客观上读不进去怎么办?有人擅长数理,逻辑思维较好;有人文史不错,长于形象思维;还有文体尖子,文化课难以过关。这些学生怎么教?怎么考?今天的教育模式,恐怕难以给他们一个好学生的评价。我们可以批评他们不够用功,但人人都读书的今天,知识改变命运已经不灵了;苦是苦了,却难见辉煌。
教育的功利作用大大减退,学生苦读完,找不到工作,跳不出农门,甚至成为常态。还有这样一些学生,对自己的人生另有规划,既无报效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亦无出人头地、发达富贵、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他们只想平平常常、粗茶淡饭,在和平的家园长大、变老、死去。珠海就有一位10岁男孩在《退学申请书》中表示,自己宁愿和喜欢的女孩一起砍柴、拾破烂,也不愿背书、写作业。在这些人面前,教育的功利作用更加一文不值。
这种难以改变命运,无法激励人生,基本没有世俗用途,却又苦不堪言的基础教育,还要人人接受,是不是有点违背人性?当然,学生当中必有天生爱读书的,天生对自然充满好奇的,天生有家国情怀的,他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为科学而读,为读书之乐趣而读,我们要通过普及基础教育把他们找出来,让他们成为民族的脊梁。如果说通过苦读,能够让这些人脱颖而出,帮助他们打下成为未来民族栋梁之才的基础,让大家都陪着他们苦读12年,虽说有点不公,似也不失民族大义。问题是,当今时代,知识爆炸、信息过剩,大学的知识3年都过期了,何况基础教育;信息技术都进入“云”时代了,知识全部网上在线可查,再苦读还能比得过电脑?纵观60多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的全民苦读,也并未见“大师”出现,栋梁们的一技之长也基本上与苦读的基础教育关系不大。因为知识不是力量,智慧才是。过度的知识只会窒息人的活力和聪明。
可见,教育中书要苦读的做法,不仅不存在于古代孔夫子的教育中,在今天的新教育中也行不通。这是因为产生于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的旧式教育突出和强化了教育的世俗功利,远离甚至背弃了教育是人的基本需要这一本质属性。
既然苦读的基础教育难以改变命运,也无法提供幸福生活和成功技能,甚至还可能将“大师”扼杀于摇篮中,那么我们就要大胆改革,破旧立新,扎实减负,让学习不再苦,让读书有乐趣。
人类要延续,文明要传承,人要由“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基础教育是必需的。基础教育应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人在其中要有做人的尊严和快乐。这样的基础教育还需要学这么多无用的知识吗?当然不用。减负还成问题吗?当然不会。
减负是基础教育回归本义的必然要求和正确路径。基础教育的内容和难度,至少应砍掉1/3。我们期盼,让人性归位,让学生归位,让教育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