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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了，各地在部署工作时大都会谈到“减负”的问题。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近年来却成为中国基础教育挥之不去的困扰。尤其是“减负京八条”，更是引发了人们对减负的强烈关注。
减负减了很多年，不奏效，为什么？
社会、家长甚至学生本身，评价一所学校好坏，一地教育工作优劣，无不将升学率作为第一标杆。升学率从何而来？从不断提高的相对分数中来。相对高分从哪来？从不断增加的学生课业负担中来。可见，学生课业负担的加重，是由多个因素决定的。
一方面，大家认识到，学生课业负担重，学习时间多，睡眠时间少，体育锻炼时间少；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眼镜片越来越厚，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越来越弱。把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已经成为基础教育改革创新的基本方向和首要任务，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人们又认为学生的本职工作就是学习，就该多学一点、考好一点；学校担心，自己减负而其他学校没减，升学率会下降，减负的执行动力不足；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减负，别人没减，将来难以竞争，家长配合意愿不足。有很多人忧虑，虽然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的认真贯彻、严格督查，“减负京八条”应该可以落到实处，但升学率的诱惑和分数的压力，会使课外辅导班呈现升温的趋势。学生“校内减负校外补”，校外的培训、补习机构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这真是一件吊诡的事情。就像是劝农民少打粮食，工人少出产品一样，学校劝老师少教点，劝学生少学点，甚至是禁止多教多学，总让人觉得有点滑稽。最后，升入好学校的，受到表彰鼓励的，很可能是那些私下里、背地里、校园外“多学狠学拼命学”的学生。减负就好像是在和教育工作者的事业追求开玩笑。
当代中国，任何一个对教育发展和学生生存状况有些许了解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今天的课业负担，确实已经成为了学生健康成长的障碍，减负是大势所趋。全国各地实施经年的减负措施，不可谓不具体，不可谓不有力，但为何年年减、年年“负”，屡屡陷入治标不治本，治校内不治校外的尴尬境地？这恐怕要从政策设计的逻辑原点来思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顶层设计。
我们的教育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命题展开的：学的越多就越容易成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成功的标志是“颜如玉”“黄金屋”。想要多些“颜如玉”“黄金屋”，那就多读书吧。事实上，在全民进校园、知识大爆炸的当代，这是一个伪命题。
当下，学习和成功的概念，已经丰富到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理解和认识的程度。人生怎样才算成功？拥有有钱、有权、有面子的生活？不，这只是陈旧的世俗意义上的所谓成功。真正的成功是什么？现代文明社会早就给了我们更多的选项，社会主义的教育也绝不能给孩子这样的导引。
退一步说，就算我们要追求世俗的成功，那么，成功与学习之间又有怎样的逻辑关系？大量读书就一定可以换来成功吗？如果是，那究竟要读到什么程度？今天，知识已经成了海洋，是不是要“淹死”在知识的海洋里才能够有车、有房、有面子？
再进一步追问：学习对人的成长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究竟要学什么，怎么学，学多少？现代基础教育是人人参与、人人过关的大众教育，不同于以往的精英教育，其职责在于提供一个人由“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的知识、技能和过程。换句话说，就是教孩子如何离开父母、走出家庭、融入社会，如何认知自我、懂得与人打交道、在社会中生存。如此，现代基础教育的学习内容和难度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基础教育阶段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对所谓成功的学习追求，只能用一种大一统的学制、课堂、教案和评价标准，推行大众的学校教育，以实现尽可能多的人由“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的教育目标。这就要求我们把教育教学的内容和难度减下来，让孩子懂得爱自己、爱父母、爱伙伴、爱师长、爱自然，进而爱故乡、爱国家、爱这个星球。这已经足够了，至于培养“大师”“成名成家”，那不该是基础教育的职责。只有这样的基础教育，才不需要学校高举减负的大旗，孩子在学校的快乐成长也才会成为可能。
否则，减负就无法摆脱不是笑话就是难题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