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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学的研究发展到今日，已成为专业性极强的学术产业，有关重要作曲家、作品和风格的论著汗牛充栋，运用各种新理论和新视角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大量“显微镜式”的专题论文或者参考书目与注释比正文还要长的长篇大著。音乐学，经过不到两百年的发展，已经积累起了数量惊人的文献与一整套严密的科学式的学术研究规范。
不过，这些研究性著作似乎离一般爱乐大众的音乐生活甚为遥远，也许就连具有较为深厚的人文学科背景的音乐爱好者，对于诸如有关中世纪古谱的版本校雠、古代乐器的图像学研究或者运用音级集合理论对20世纪作品进行的图表式分析这样的音乐学文章，也有望而生畏之感，尽管他们对这些研究所涉及的作品的音响十分熟悉、津津乐道。而对于和西方文化与历史有一定距离的中国音乐爱好者而言，情况就更是如此：汉语音乐学术界真正以爱乐大众为读者对象的优秀著作并不太多，而大量有关西方经典音乐作品的普及性介绍文章要么不断重复既有的信息，要么在许多知识细节上存在谬误，甚至以讹传讹。事实上，音乐尽管可以不依赖文字而独立存在，但对音乐的理解是离不开文字的。不少古典音乐的欣赏者，在聆听了使他们激动不已、真心喜爱的作品后，很自然想要了解和这些作品有关的背景性知识，以丰富自己对作品的了解并获得更多的精神享受；反之，优秀的音乐普及著作的匮乏，也影响了西方经典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音乐学家在音乐普及活动中的缺位。
西方音乐史上的经典作品，绝不仅仅是抽象的音响，而是渗透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信息的精神产品，聆听音乐，正是为了和这些“活着的历史”发生内心的契合，进而从中感受到永恒的人性的因素以及不同于现在的表达这种因素的方式，从而让历史为我们现实的精神生活服务；而历史是栩栩如生的，只要能获得准确翔实的史料并对其巧妙地加工、裁剪，就会远胜过脱离生活的虚构与幻想；为此，优秀的音乐史著作应当以娓娓动人的笔触，将那些凝结了真实可信的史料的历史场景描绘给我们，让我们走进这长卷一般的五彩世界，以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去面对那些我们熟知并热爱的音乐。
这种感受，在阅读了美国音乐学家托马斯·凯利的作品《首演》之后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我们宛如回到了17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欧洲，置身于文艺复兴晚期的曼图亚、18世纪中叶的伦敦、19世纪-20世纪初的维也纳和巴黎，亲耳聆听了蒙泰威尔第的《奥菲欧》、亨德尔的《弥赛亚》、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和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这五部音乐史上划时代的经典之作的首演。我们熟悉的音响，因为这些动人的文字、生动翔实的素材、珍贵的插图，而具有了别样的魅力、引起更为丰富的遐想。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和历史演奏技巧同样重要的是对历史聆听的理解。”历史学与音乐，在这本书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流与直面相对。
本书的叙事方式及其中包含的大量一手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音乐史的研究者颇资启发和借鉴；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的写作并不仅仅针对专业的音乐学家，而是力图在“不失学术价值的前提下，更强调其可读性”（见“译者跋”）。可以想象，一个“贝九”的狂热听众在读到贝多芬1824年4月写给乐谱誊抄员的信（174页）和1824年5月7日演出海报时（182页）的新鲜感受；而一个柏辽兹的爱好者在读到《幻想交响曲》与作曲家的复杂恋爱的真实关系时也会感到十分过瘾；对于一个专业的指挥家或者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可以从本书中知道大量有关这些作品上演时的重要技术细节（包括乐队的编制、乐手的来源、演出的场地乃至舞台上不同声部的位置），从而极大地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而一个对西方历史、文学、艺术感兴趣的读者则会因为阅读本书而爱上音乐：他会发现，音乐，本是这些精彩的历史文化场景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此外，本书和许多音乐史学著作相比，其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对“演出史”和“接受史”的强调与偏重。这也是向来偏重于“风格”史的音乐史学容易忽视的、但对于建构音乐作品生存与延续的历史场景至关重要的内容。通过吸收许多既有的研究成果，并对史料进行大量考证，作者对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经典音乐作品作为历史事件发生时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的关系进行了十分详尽的勾勒，尤其是对《奥菲欧》和《弥赛亚》这样较早的作品，一度创作的“文本”（即乐谱）和通过二度创作实际呈现出的音响之间关系是极其复杂的，这种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产生后，人们对其风格的认识与界定，从而构成了作品“接受史”的最初环节。例如本书中所引用的蒙泰威尔第在1609年版的《奥菲欧》乐谱上给出的器乐演奏指导（77页）和亨德尔给弃婴医院的遗嘱里留下的《弥赛亚》分谱的数量（118页），都有助于我们更为细致地了解作品产生时可能具有的音响特征，从而为历史地评论作品的风格因素提供帮助。在论及“接受史”的问题时，作者不仅注意到了“客观性的”技术环节，也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接受者在面对音乐作品时的“下意识的”主观因素进行了评说：
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时尚和风俗，听众聆听一部新的作品时，身处既存的传统、经验和习惯曲目的束缚中，我们自己的传统、知识储备和习惯曲目都和这些作品刚诞生时的人远远不同。尝试像首演时一样聆听，会给每部作品带来全新的视角和声音。（7页）
这也许正是从历史的角度去审视经典音乐作品的魅力所在吧！当人们严肃地以聆听“首演”的态度面对经典音乐作品时，实际上是在检验与审视其既有的文化背景。而对于身处西方文化语境之外、但又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有独立思想和判断的中国听者来说，反思我们在聆听西方音乐时的文化心态，进而发现与西方听者的不同，不仅必要而且不可避免。在这一意义上，历史是一面镜子，许多有趣而意义深刻的细节都可以在其中发现；当我们面对历史的镜像时，自我的主体也会清晰地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