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某种意义上说，好的访谈文字承担的亦是心灵摆渡者的工作，它甚至毫无猎奇之意，也决不作简单粗略的记录与呈现，它是生命的摄像，细微而诚恳地把人带到被访问者丰富、复杂而精彩的灵魂深处。

王珺的写作一定也有这样的自觉，我在看文稿时最深的感受就是，读这些文字“既亲切而又有热烈的触动”，她写的都是“重要人物的重大事件”，也可以说这些人物构成中国教育“当代性”的一个重要侧面，他们中的很多人深深影响了今天教育的面貌，而且，他们也曾给我带来过不少的影响与启迪。

在14位人物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叶澜老师，我第一次读到她的《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时，产生了“中国基础教育即将被她改写”的震撼感，当然这也是我对教育变革一种天真的想象。1997年，叶老师到泉州讲学，我慕名前往听课与拜访。叶老师听说我与同行的余文森均毕业于华东师大，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一起来建华东师大教育学派吧”。说实话，叶老师的学术自觉与学派建设意识当时我并不能有更深的理解，但听她的讲座、读她的书从此成了我教育生命成长的一个重大事件。2002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之一：“叶澜”，是一个人的名字，但我们从字面上无从辨别其年龄和性别，一般地说，这问题不大，但当你要整体性地把握今天中国基础教育的时候，这个姓名就显出极为重要的意义：是问询与前行的路径，是精神启示，是一种鼓舞；不过，要成为“叶澜”的同路人，也不是容易的事。我想，实际上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

之二：有位年轻的教师听完叶澜的报告，说自己的灵魂长高了。他可能太着急了，灵魂没有这么容易长高，叶澜的报告或许会使灵魂变得恍惚，这是偶然会遇到的事，像是一个奇迹。但灵魂终归属于自己的肉体，肉体的现实性很难有什么奇迹可言，却真的有种震撼使人无法自持，其实是博大的灵魂寻找着与自己相配称的追随者。

之三：叶澜教授说我们的课堂教学常常为一只无形的手所操纵，这只手就是教案、教参和标准答案：课堂教学漠视生命的存在，生命的价值，而沦为完成教案、教参和标准答案的课堂剧；其实，还有另一只手更为可怕，即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它无视一切丰富性、多样化、多元化、个性化的价值取向，唯我独尊，成为毋庸置疑的绝对真理，然后使所有的思想变得渺小，所有的学习者变得顺服，所有的教育目标变得整齐划一。最后的结果则是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完成伟大事业的。

之四：在上海的叶澜教授不会想到她的《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在福建的传播如此广泛，她赢得了自己的“同志”，漳浦的林瑞聪给我挂电话，“我是流着泪读完的”。这是献给战士最好的奖品。

这位中国教育界稀有的浪漫主义者很多动人的思想，现在会时时划过我的脑海，仿佛因此我获得了一种新的空间结构：每一次都是重新相遇，每一次都是有意味的开启。就像一棵树超出了自己。

叶澜老师早有期许、用心营构的教育学派，今天已蔚成大树，在王珺笔下记录的诸多名家的评价也是恰当之词，在我看来，叶澜的教育学也是希望与相信的教育学，诗意荡漾，直扑人性。

朱永新老师亲切的眼神、爽朗的笑声、热情的话语方式确实是他魅力的一部分，我第一次在福州见到他时就深深被他吸引。他告诉我们他刚刚创办了“教育在线”，要做新教育实验。也可以说这十几年来我一直是新教育实验的关注者与阅读者，令人惊奇的是“教育在线”曾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今天中国基础教育最有激情与创造力的中青年教师几乎都受过它的滋润与激荡，新教育实验更成为“现象级”的教育变革行动，朱老师事实上也成了为中国教育发声的最重要的官员与学者之一。当然朱老师也是个有些争议的人物，这关乎他的身份与学术，他的新教育实验规模与科学性，等等。朱老师面对各种质疑都心地坦荡，直言回应，他是真心希望教育变好的人，他也极其明晰自己的使命，某些限制与矛盾恰恰构成了他的自信与开阔。而这些，在王珺对他的两篇访谈中都有所展现。

柳斌先生、魏书生先生，都是对当代教育颇具影响的人物，王珺的笔触则帮助我们认识了在各种光环之下他们更为质朴与真实的一面。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中，矛盾与复杂是人性的常态，正是对教育、教师还有教学的真挚情感使他们生命的意义变得更为精彩。李吉林、蔡林森两位老师对教育事业的执著与奋斗不息的精神，也同样帮助他们成就了自己最动人的一格。

王珺还采访了全美最佳教师罗恩·克拉克。克拉克的“55条班规”曾经给我很深的震撼和启迪，后来我在佛山跟他有过面对面的对话。他的上课方式，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手舞足蹈，自由畅快，没有好的身体是很难像他那样上课的。那天，我跟他约好课后一起聊几句，到了约定时间，我去找他，发现他不在。翻译告诉我，克拉克正在隔壁房间跟一个孩子谈话。我很好奇，就向翻译打听到底怎么回事。翻译说，那个孩子在课堂上做小老师时只关注到跟他一起来的七位美国同学，而没有去关注其余20多位中国同学。

听到这里，我感到非常惊讶，在我看来，那个孩子上课自信流畅，极其精彩，他之所以不关注中国同学，是因为那些中国同学确实不在上课的状态。但罗恩·克拉克关注的却是更高层面的东西，作为一个教师，他要求“上课者”首先眼睛要看到每一个人，然后还要努力跟每一个人交流，去激发每一个人的学习情绪。

罗恩·克拉克既富有激情又极为严谨，这样的教学态度令我敬佩。他身上有一种属于教师的职业自觉，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与责任，绝不放过任何可能会对教育效果发生影响的细节。当我思考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的时候，我首先会想到罗恩·克拉克的这份自觉。

从对14个采访对象的访谈中，我能感受到王珺作为采访者所经历的“在场”，尤其在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的访谈文章中，我更是清晰地看到她的细致观察和细腻感受经由准确的叙述抵达时间的深处、人物的内心。

今天我们一谈到周有光，就会说他是“汉语拼音之父”，但我作为他的普通读者，最为他那堪称伟大的人格所感动。他诚恳素朴的待人方式，泰然自若的处世态度，以及他的亲切与幽默，都构成某种积极的、极富魅力的生命状态。周有光先生的一生也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何谓“仁者多寿”。

王珺是教育媒体的记者、编辑，她所采访的这14个人物，也都跟教育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可以说，她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访谈自己熟悉的人。在访谈中，她清晰地知道自己关心什么，要问些什么，但她也是一个善体人意的人，有时她会把问题问得很含蓄。同时，她又不是一个炫技的访谈者，而是一位忠实的记录者。她不多言，无意在访谈中展示自己的才华与学识，而是努力呈现访谈对象最真实的一面。可以说她一直放置信任与希望于自己的笔墨，看似素朴平易，细细品读却又会被她带动，对教育与人生的态度也明亮了许多。

张文质
2017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