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见到一个新材料,是我以前没见过的。
1943年3月22日,毛泽东在谈到边区文化教育问题时说: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作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
我理解,这是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在教学领域的应用。在毛泽东看来,教学也是“发言”,得以调查研究为前提,你不了解学生情况,只顾按自己准备好的东西讲下去,是不行的。其实这就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的前提是“辨才”,辨才就是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教师用在这件事上的精力要有七分,剩下的三分,用来讲课。
用这个观点观察我们的教学,观察我们的教改,你会发现,基本上都属于“没有调查,偏要发言,而且滔滔不绝”。
我说过,教育的本质是“了解”,教育者必须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搞清学生到底怎么回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班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才能打中要害,才能四两拨千斤。我说的“教育诊疗”,也是这个意思。一定要把调查和诊断“挺在前面”,至于“传道授业解惑”,那是后面的事情。
真懂这个道理而且加以实践的老师有多少?
教育者应该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搞清学生到底怎么回事,然而实际上这样做的教师很少。下面说说,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原因是,有些教师认为没必要对学生情况搞调查研究。教学有大纲,我每堂课有教学目标,学生跟着我学就是了,还调查研究,哪儿那么多事?公开持这种观点的教师如今不多了,但是心里这样想的老师可能还有不少。这当然是很落后的教育观念了,完全的以教师为中心。
更多的老师知道而且承认了解学生是分内之事,且很重要,然而实践中他们并没有做,或者对此只付出了很少的精力,这大概是大多数教师的实际情况。我们重点讨论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有些教师是觉得,学生情况他们“已经知道了”,没必要再作调查。我每天和学生打交道,难道还不清楚他们怎么回事?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简单。家长比教师接触孩子更多吧?生活在一起,互相还不了解吗?然而家长不了解孩子,走不进孩子的内心,这种情况很多很多,真正了解孩子的家长反而是少数。教师也是这样。把主观印象当成事实,把表面印象当成整体,把对学生的普遍印象当成每个学生都如此,把若明若暗的认识当成清晰确切的事实,这类思维方式非常普遍,严重阻碍教师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经验是很宝贵的东西,但经验也很容易成为束缚人思想的枷锁。我们有很多老师不去学生中调查研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成的结论太多了”,用起来非常方便,无须思考,久而久之,就失去了调查研究的动力,也失去思考能力了。这种教师多极了。比如学生上课不听讲——贪玩;不完成作业——对学习不重视;不守纪律——没有好习惯;情绪不好——单亲家庭:孤僻——缺少爱……一切问题都有现成的、廉价的、俗而又俗的、老套的标准答案。既然答案已明,还有什么必要再去调查?
还有的老师读了几本心理学之类的书。那里面说了,一年级的孩子有什么特点,二年级的孩子有什么特点,等等,他看完了,记住了,就觉得自己这下门儿清了。殊不知这些结论即使完全正确(这很难)也不过是一般情况,说到某个孩子,未必符合,还要具体分析,而这种分析的本领,从书本是学不来的。
还要指出的是,教育教学有很多硬任务、硬指标,要评比排队,要和工资挂钩的,但是调查研究、教育诊疗,都没有硬指标,不是硬任务,上级领导顶多是号召一下而已,因此,教师很自然地就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硬任务上,工作本来就很累,也就很难从精力的大蛋糕上切下一块分给调查研究和教育诊断了。虽然老师可能也知道这是缺乏远见的短视做法,但一天天也就这么过来了……
这我都理解,但我还是要劝说老师们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精力分配问题。谁要是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而且决心试试,我就不胜荣幸了。我荣幸不荣幸无所谓,学生幸甚,教育幸甚,国家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