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曾在国内的不同城市生活和工作，如今又定居国外，能谈谈您的乡愁吗？

我的祖籍在河南禹县，但是直到十八岁那一年的暑假，我才回去过那里一次（我至今也只回去过那一次）。我一直将湖南长沙当成是自己的故乡。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我会有很深的乡愁。我的普通话一直带着口音，这也许就是乡愁最深的痕迹。乡愁是一个与时间、距离和等待有关的概念：如果一个人只能用书信与故乡联系，如果等待一封家书需要三天、四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坐上火车回故乡需要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乡愁肯定会比现在要浓烈许多。现在，高科技的通信工具和交通手段已经扭曲了人对时间、距离和等待的感觉。与此相应，故乡和家园也已经失去它特有的意义和魅力。这是人性的现代悲剧之一。幸运的是，文学给了我另一个故乡，另一种家园。这永恒的故乡和精神的家园让乡愁永不磨损。这种乡愁让我对时间、距离和等待都依然保持着纯真的感受和传统的敬畏。

深圳的媒体往往将您视为深圳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想听听您关于深圳的看法。每次回来，深圳带给您哪些不一样的感受？

我不仅是深圳九十年代生活冷静的观察者，还在九十年代的深圳完成了我不可思议的“重返文学”的征程。我与深圳的关系现在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话题。大概在十年以前，我在深圳的报纸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我以无数的方式属于深圳》的短文。我在短文中写道：“深圳不仅与我过去的写作‘相依为命’，它还将以更加神秘的方式激励我未来的写作。”这是十年来不断被我的创造力所证实的命题。我相信，它还将会不断被更长远的未来所证实。

关于我对深圳的看法，可以参阅刚刚出版的《薛忆沩对话薛忆沩》一书中那篇题为《对深圳‘一见钟情’》的访谈作品，这里就不重复了。

《出租车司机》是您的“深圳人”系列小说集。但是，其中的作品跟深圳并不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比如在小说集的自序中，您就说《小贩》的人物原型早在1977年春天就已经出现在您当时就读的“长沙市第21中学”的门口。“深圳人”系列小说这个概念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在深圳的工作生活经历给您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深圳人”系列小说这个概念产生的过程的确比较复杂，我在小说集的自序中已经对它做过详细的说明。《小贩》被我称为是“用33年时间写成的作品”。它从原型的首次出现到文本的最后定型所经历的时间基本上就是整个“深圳人”系列小说所经历的创作过程。也就是说，这个系列作品根源于我少年时代以来对“人”的观察和思考。但是，没有经过后来十多年深圳生活现场的反复提炼，这些观察和思考不可能获得现在这种美学上的纯度和高度。这是我将它命名为“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原因。是的，我从这些作品中抹去了深圳“看得见”的痕迹，如道路和地标的名称等等。这是故意的处理，也完全符合我的小说美学。“看不见”的深圳才是我的文学需要去发现和呈现的深圳。它的里面隐藏着人性最真实的奥秘。

作为中国“城市文学”的代表人物，您怎么看待“城市”的特性？能否结合您个人的经历谈谈国内外城市的异同之处？

尽管我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城市为背景，我对城市却越来越没有信心和兴趣了。中国的城市尤其令我痛心，因为它们不过是不同名字之下的同一座千篇一律的城市。国外的城市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乏味，但是相比起来，它们的管理者还是需要顾忌选民的意愿，会将保存城市的特色和保护生态的环境作为比创收更重要的政绩。国外城市的文化气息会浓一点，商业气息会少一点，自然环境会好一点……以我居住的蒙特利尔为例吧：风光迷人的皇家山就绵延在城市的中心，而城市的公共交通四通八达，大部分人上下班都使用公共交通。还有，面对美国文化的强大冲击和诱惑，蒙特利尔特别注重保存自己的法语文化遗产，所有的商家都必须使用法语的招牌，而像肯德基那样的店铺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您在媒体采访中曾经明确表示不喜欢“城市文学”这个概念。为什么？您怎么看待城市与文学的关系？

我不喜欢所有将文学“变小”的标签，不管它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都是会将文学“变小”的标签。《边城》是乡土文学吗？《看不见的城市》是城市文学吗？《百年孤独》完全是乡土的，但是你能将它归为是乡土文学吗？《尤利西斯》完全是城市的，但是你能将它归为城市文学吗？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超越这种狭隘的标签的。我的第一部访谈集中有多篇涉及城市与文学的关系，其中《“文学永远只有一个方向”》尤其值得注意。文学是关于个人和内心的，而现代城市正在用形形色色的“营销策略”和“商业模式”勾销个人、掏空内心。还有过度的信息、过快的节奏、过多的“噪音”以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使得本应该成为文学沃土的城市有可能会变成创造力的坟墓。

在散文《一个年代的副本》中，您详细地回忆了自己在七十年代的经历，文中多处提及“死亡”，而“死亡”这一命题也频频出现在您的其他作品之中。这是少年经历在创作中留下的印记吗？

可以这么说。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死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弥漫着死亡的气息：那位要好的小学同学的溺亡，那位我很喜欢的老爷爷孙子的自杀，他们都只活到了十二岁……九岁那年夏天，我自己也与死亡擦肩而过：如果不是水塘附近的一位菜农及时跳进水中，一把抱住了我，1973年就成了我人生的终点。少年时代能够有这么多关于死亡的体验是一个写作者的大幸。后来这些体验都进入了我的创作，如《白求恩的孩子们》的主人公扬扬就是在十三岁那年自杀的。他留在小说中的笔记本也是七十年代的一个副本。

您在大学学习的是工科，您一直都对数学很有兴趣。您大概是中国“数学水平最高的”作家。回看过去，您从工科到文科的转变是否存在必然性？

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人的处境的思考从此占据了我的生活。在1980年春天，也就是十六岁生日之后不久，我已经下定了要用写作去影响世界的决心。而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前的三年，在刚开始学习物理学的时候，爱因斯坦就进入了我的生活：我不仅花大量时间研读他的相对论，还博览他的哲学思考和政治见解，对他的人生经历更是如数家珍。这样的起点对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意味着什么？我那时候就对中国的应试教育充满了蔑视和敌意，也不断地反抗。我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中国式的“工科男”，在我的同学们为定滑轮和动滑轮绞尽脑汁的时候，我在学着爱因斯坦的样子，推敲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至今都非常感激爱因斯坦对我的影响。他让我将创造的激情和怀疑的精神推崇为生命的本质或者意义。我有时候不知道是我选择了文学，还是文学选择了我。但是我知道，像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先驱那样“弃理从文”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必然。

1988年写就的长篇小说《遗弃》于1989年初出版。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却“只有十七个读者”。这种冷遇有没有让您产生过自我怀疑？后来，因为何怀宏教授在《南方周末》上的推荐，这部作品迅速成为中国知识界的话题。2012年，经您重写的《遗弃》出版，并成为“年度十大好书”。您怎么看待自己这部小说的经历？

绝大多数现代派文学的经典都有过苦不堪言的出版经历和难以启齿的读者接受过程。我现在很高兴自己长篇小说的“处女作”也能够遭受类似的坎坷，与自己敬仰的经典“患难与共”。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对《遗弃》是持强烈的怀疑态度的，我甚至觉得应该将它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否则我就不会再有文学上的进步。所以，当何怀宏教授1997年秋天向我表示他对《遗弃》的兴趣的时候，我的态度完全是消极和抵触的……重写《遗弃》的过程加深了我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和认识。我尤其看到了这部作品与文学和历史以及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精神成长过程的“必然”联系。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对它现在不断获得的荣誉能够平静地接受，因为我知道这些荣誉不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我们那一代人……同样地，它也属于现在和未来所有那些在荒诞的世界面前感觉迷茫和困惑的年轻人。

1990年离开长沙前，您完成了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创作，您曾说：“这是我自《遗弃》和《一个影子的告别》两部长篇小说之后最激情的写作，它就是我等待的‘清算’。”应该怎么理解您的这句话？

1989年是我文学道路上的一个特殊年份。在春天即将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我二十五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遗弃》已经正式出版，后来改名为《一个影子的告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已经完成。我对自己的文学前途开始产生了特殊的期待和幻想……但是，在接下来的夏天、秋天和冬天，我像许多从噩梦中惊醒的人一样，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没有写出任何作品。在1990年最初那些天激情地完成的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打破了这个僵局。这大概就是我说的“清算”的意思吧。作品在当年的年底将我带上了《花城》杂志和台湾《联合文学》杂志的封面。这一事件不仅成为我第一次文学生命中的重要标志，也对我随后的文学征程和人生轨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十五年后，我将重写的战火引向这部至关重要的作品。重写版以《十二月三十一日》为题刊登于今年第四期的《作家》杂志上，再次引起文学界的关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我的第一篇“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品。很遗憾，它没有能够收入刚刚出版的以《十二月三十一日》为名的中篇小说集。它好像还在等待着另外的一次“清算”。

您刚才提到了您的重写。许多读者都知道，从2010年到2015年，您用五年的时间重写了自己几乎全部的文学作品。您称重写的原因是您对旧作的语言已经“无法容忍”。什么样的语言表述是您所“无法容忍”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简单地说，在写作《与马可·波罗同行》的过程中，我对汉语产生了崭新的认识，因此对自己的汉语表达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精准”是这种要求之一。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在短篇小说《首战告捷》的起始句中，旧作称将军指示吉普车“转入一条狭窄的土路”。这个短语可能有两层暗示：一是他们原来走的不是一条“土路”，二是他们原来走的不是一条“狭窄的”土路。这个故事发生在1949年，第一层暗示当然不能成立。而那又是将军进入故乡村庄的最后一个转弯，也就是说，他们刚才也应该是行驶在“狭窄的”乡间土路上，第二层暗示也不正确。在重写版中，这个短语被改为“转入一条更窄的土路”。这个改动一举两得，同时消除了隐含在旧作松弛的表达中的两个“不合国情”的暗示。

近年来，网络词汇层出不穷，您认为这一现象将对现代汉语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您在写作中会用到这些词吗？

流行得很快的词汇往往也消失得很快。这是在网络出现之前就已经反复出现过的语言生态。绝大多数的流行语就像是流星雨，肯定会转瞬即逝。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或者上个世纪末的那些流行语呢？我是对语言很敏感的人。记得八十年代每次放假从北京回长沙，方言中新出现的流行语都会引起我的好奇。而更让我好奇的是那些流行语的消失：有一些甚至在过一个假期回去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人使用了。新词汇很可能是一种营养，但是过度的营养就像泛滥的信息一样，一定会妨碍写作者的身心健康。当然，时间是最后的审判者。只有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词汇才会在语言里生根发芽，最后长成意义丰满的大树。我对流行的一切都非常戒备。我是一个自愿的“落伍者”。我在写作中从来不会用到我自己感觉陌生的网络词汇。

您称自己是“一个居住在书面语言里面的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您认为哪些作品可称为书面语言的典范？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两代中国作家对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思考不多，这种思想上的“贫困”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变。我知道现在有不少年轻的写作者对语言、结构、文体等等问题有许多的思考，也正在勤奋地将思考的成果运用于写作的实践。这些年轻人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有了这样的思考和实践，堪称“典范”的作品将来一定会出现。

能谈谈您的阅读经历吗？在您看来，阅读对一个人到底有什么意义？

一个好的写作者一定是一个好的阅读者，也只有一个好的阅读者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写作者。我的第一次海量的阅读期出现在十一岁左右。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读书也还不是值得炫耀的爱好，而真正触及灵魂的书籍还只能在“地下”流通。我什么都读，从父母书架上的《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邻居家桌面上的《赤脚医生手册》。七十年代后期注意力的转移应该是一个关键。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工厂里的一位技术员将他的房间借给我做“工作室”，每天晚上吃过饭，我就去那里自习（用当时的流行词应该叫“攻关”）。有一天，我翻到了他收在衣柜里的一摞旧书，其中有一本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我一下子就坠入了“情网”。对“哲学”的爱从此牢牢地抓住了我。当然还有怀疑的精神。《遗弃》从某种意义说就是这宿命情缘的结晶。我感谢爱因斯坦。在桀骜不驯的少年时代能够遇上如此桀骜不驯的精神导师真是人生的大幸。去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书籍占据了我行李中的大部分重量，其中包括黑格尔的《小逻辑》和《美学》以及《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回想起来，那完全不像是一个去“航空学院”攻读“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的十七岁的年轻人。二十世纪末期，我的阅读又发生了一次改变，我基本上改用英文阅读了，而且除文学之外，阅读的重心也转移到了历史之中。这次变化对我的文学状态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写作和阅读是我生活中的两大主题。痛苦、焦虑、绝望等等负面的情绪始终会与写作的过程相伴，而阅读是纯粹的享受，是生命能够获得的最大的享受。阅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我觉得最神奇的是，它能够让有限的生命去体会无限的处境，让人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

您现在择书的标准是什么？

语言是我择书的第一标准。叙述的语言没有达到我个人美学标准的书，我是不会读下去的。我现在最喜欢读历史方面的作品，包括形形色色人物的传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书是用最好的语言写成的。英语世界里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对语言的迷恋和苛求真是令人敬佩。

请谈谈您最近在读的一本书和您最嗜爱的三本书。

我总是同时读好几本书。最近一直在读西方文学中的经典作品。重返经典让我对自己和对经典都有许多新的发现。最喜爱的书也有很多，一定要罗列三本的话就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吧。

后记：

这篇访谈发表于2015年11月10日在深圳出版的《书都》杂志。最初的采访提纲由杂志记者刘秋香提供。 ZTfpT/6c+FA99iYPR3KOA6QTKJxHQL0QFcdhppcafgIYSWhvlhr8oDdxMW9ILH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