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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个书名，或在另外的时间遇见，恐怕很难读它——中年后，难得有闲情读小说，尤其是长篇。西奥多·阿多诺说：“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读过一篇杂文，大意说：在今天的中国，写小说是一种耻辱。愤慨中不乏偏激，偏激中又不无道理。因为我们的生活，无论情节的精彩度，还是矛盾的冲突度，都远远超出小说。看看《南方周末》和网上不断“被和谐”的深度报道，就不难明白。
但是正好在关注教育，尤其是教师教育，便捧起了它。
一个略有些郁闷的孩子，歪戴着帽子，若有所思地呆坐在楼梯口。在他身边，是一摞码得不甚整齐的书。他头顶上方，有一行粗粗的粉笔字：Teacher Man。《教书匠》——我若有所待地翻开，想看看这个爱尔兰裔美国作家笔下的教育生活。或者说，想看看弗兰克·迈考特在美国怎样教书，因为据说，这是他的自传体小说。
感觉，像在看电影。像梁家辉主演的《我的教师生涯》——30年时光，在字里行间漫流。一个人的生活历程，生命史，教育史，苦涩与甘甜，辉煌与黯淡，随着叙事展开。刚走上讲台时的紧张与糟糕，漫长过程中的探索和实践，职业成熟时的荣耀与微笑……再艰苦的岁月过去，在记忆里重现，都会有美好的微光。当迈考特以他的睿智开始回望，有欣慰，有嘲讽，有温馨的笑，有苦涩的泪，自然也不乏历尽沧桑后的诙谐、幽默、辛辣。
尽管书商广告说，这是“教师的圣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书匠”，而迈考特自己，也确实得了“全美最佳教师”的荣誉。但他并非上帝似的天才人物，更非天生的师表典范。他当过兵，做过码头工人，经过“通往教学的漫长道路”，28岁才开始教书，是典型的“大器晚成”。他有种种弱点：自卑，懦弱，胆怯，优柔寡断，喜欢胡思乱想，自嘲自谑。他一开始就被学生叫作“教书匠”，并不得不接受学生的嘲笑。
“我连鸡蛋壳般的自信也没有。”他说，“如果自我贬低是一场竞赛，那么我就是获胜者。即使在发令枪响之前，我就已经获胜了。”他甚至终其一生，也没能改掉曾让他备受嘲笑的爱尔兰口音。
从fear（害怕）到freedom（自由），是迈考特对从教心路历程的形象总结。第一天进教室，他将学生掷落在地的三明治捡起并当众吃下，被学生嘲笑不说，还令路过的校长大为光火；第二天，又因出言不慎，招致众多家长投诉，面临极大的信任危机……在教学生涯的前十几年里，他就像一头“蓟丛中的驴”：一直在不同的学校代课，好几次险些失业；直到40岁，他才真正走出蓟丛，探寻到教书的意义。
“有些孩子属于动物园猴山，而不是学校。”在这样的牢骚里，我们很容易想象和感受到他曾经的焦头烂额。但他到底成功了。这个曾被戏称为“看上去活像一个被猫叼进来的东西”的“教书匠”，之所以能赢得学生发自内心的尊重，除了他富有创造性的教学手段，更重要的，或许就是他的真诚和善良——他以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以自己的成长经验和几乎是“本能”（我更喜欢理解为：本身的能力）的方式，应对危机，化解矛盾。
他对“三明治事件”的处理，或许会被视为“教学机智”，但我以为，其实是出自他的“本能”，是饱受饥饿的成长岁月的馈赠。正是这种由本能而致的“应激反应”，使他渐渐赢得了学生的认可和亲近——他把自己的角色与本色融合，一点点完成职业认同，一点点从害怕走向自由。他以自己的故事为教材，在娓娓的述说中，引导学生“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讲自己的故事”，最终赢得了学生的信赖和尊重。
即使后来，他考上博士，在大学执教一年，但他的灵魂，仍渴望“在二○五教室复活”。他重新回到中学，而且做得更好。他教的一门选修课，教室里满员不说，连窗台上也挤满了学生——他不像我们很多老师，总是挺着身子，绷着面子，端着架子，摆着谱子，在学生面前扮演全知全能、超然物外的上帝。
迈考特教英语。但即使在美国，这碗饭也并不好吃。生源的问题，厌学的问题，种族歧视的问题，他都遇到过。天底下的教育，或许大都如此。天底下的“教书匠”，所要面对、解决的问题，或许大多如此。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这是所有教师的梦想。但教师永远不可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学生。摊上调皮捣蛋的学生，为他们伤透脑筋，是教师无法逃脱的职业“宿命”。
迈考特所面临的麻烦与困难，比我们多得多：不同肤色的少年，永无休止的争吵，文化冲突、种族冲突、性别冲突，甚至对他这个“教书匠”不屑一顾——这是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从“三明治事件”开始，在30多年的岁月里，他除了与吹毛求疵的校长、教务主任，甚至教育局官员周旋进退外，最重要的就是打一场以1敌20、30、40个学生的战争，真正的“持续一生的战争”。
面对那个由29名黑人女孩和2名波多黎各男孩组成的班级，面对那一张张青春叛逆、躁动不安的面孔，迈考特也曾想过逃离和放弃。但他最终坚持下来了。他说，他可以在加斯豪斯酒吧或狮头酒吧对着啤酒哭泣，但是在教室里，他得继续工作。他孤身迎战，以“教书匠”的身份。
曾经，对“教书匠”三字，理解是贬义的。读管建刚的《不做教书匠》，在颌首赞同时，想起多年前自己写过的《不做园丁》，不禁会心微笑。跟同事交流，也曾多次提醒他们，千万不能只想着教学，千万不能成为只会教学的教书匠，因为我知道，教育是艺术，而非技术——但是现在，我更愿意相信：教育首先是一门技术，教师首先应成为娴熟的“手艺人”，优秀的“教书匠”。
世有匠人若干，木匠、铁匠、油漆匠、泥瓦匠。所谓“手艺人”，必是在其专业方面有所擅长的，像擅长解牛的庖丁，擅长音乐的师襄。不擅长而称匠的，多半是冒牌，或不合格，或笨拙不堪。而真要在某个行业里做到“匠”的程度，做到能以手艺谋生的地步，也并非易事——手艺，我更愿意理解为“手上的艺术”。看看那些艺术家：达·芬奇从画蛋开始，莫泊桑从观察、写片段开始……再伟大的艺术家，在他成为艺术家之前，都必然进行过大量枯燥、乏味的技术性操练。
教书，也是如此。通过传授知识，进而影响和改变学生，这是方式，也是过程。而“教书匠”，就是执行和掌控这个过程的人。作为一门职业，教师必然涉及许多技术性的活儿，比如备课、板书、提问、复习、诊断、三笔字、简笔画、组织教学，即我们所谓的“职业技能”。这些技能，必要反复操练、熟中生巧，然后才能举重若轻、驾轻就熟，进入“恢恢乎其于游刃而必有余地”的化境。
“我通过反复试验才弄懂教书之道，并为此付出了代价。”迈考特说。
在自序里，迈考特以“宽恕”的方式，批评了很多人。但是，他特别提到一位给他很大启发的英语老师：史密斯小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可爱的老史密斯小姐。她过去常说，如果她在四十年教学生涯中能影响一个孩子，那就不枉此生，她就能开心地离开人世。”通过自己的教育影响学生，这就是教师的价值。
事实上，所有获得成功的教师，无论他们的经验、方法怎样大相径庭，他们往往都会将自己与所教的知识融合，然后以亲近自己内心的方式，去切近学生、引导学生，进而影响和改变学生。“师生是人类古老的共舞舞伴。”在《教学勇气》里，帕克·帕尔默如此诗意地描述师生关系。马克斯·范梅南在《教学机智》中则说：“教师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他实际上以一种个人的方式体现了他所教授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就是他所教授的知识。”
迈考特在小说临近结尾时，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教室是优秀剧本的演出场地。上百个人来了又去，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对他们做了什么或者为什么这么做。你看到他们离开教室：幻想，没精打采，嘲笑，羡慕，微笑，困惑。你可以判定你什么时候影响了他们或者疏远了他们。那是化学，那是心理学，那是动物的本能。你了解孩子们。只要你想当老师，就无路可逃。不要期待已经逃离教室的人——那些头头们的帮助。他们忙于吃午饭，忙于想更重要的事。
正因如此，他用他的激情、智慧和机智，创造着他的课堂。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师，有些教学策略甚至无师自通。他所创生的某些方法和韬略，是任何一所师范学校都未曾教授过的，是任何一本教育理论书里都找不到的：某一天，他领着那群漂亮的情愫萌发的女孩子，乘地铁穿过半个城市，去看她们的偶像电影；某一天，他要他的学生们研究请假条的艺术，并专门练习写请假条；某一天，他的语法课突然成了“菜谱朗诵会”，缤纷的菜谱，各式的乐器，让孩子们热闹而开心——“创造性写作课”，他没有玷辱这门课程。
他鼓励教师勇敢面对各种各样的学生，带着正气、带着吸引力、带着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走进教室。因为他正是那样做的，而且获得了成功。他说：“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和教学风格。我学会在教室里心平气和。我得以形成自己的课堂氛围，在没有行政干涉的情况下做任何我喜欢做的事情。”
他似乎明白：人与人之间，最坚强也最脆弱的堡垒就是心灵，最好的教学方法，也应当源自心灵、指向心灵、切近心灵。
而学生对教师的感念，正是这种心灵被激活之后的反应。就像《死亡诗社》里，被迫离职的基廷老师临走时，学生们站在桌子上高喊“船长，我的船长”一样，在《教书匠》里，那个曾经在班上和迈考特公开顶嘴的黑人女孩塞丽娜，在离开学校后，曾专门托同学转告他——她将选择教书作为自己的职业。
迈考特说，这是“美好时刻”——这也让我再次确信，我们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变化正在发生，美好正在出现。就像那个韩裔少年肯，那个对父亲一直仇恨的肯，因为迈考特的影响，在他高中毕业进入大学后，开始回想父亲。而在圣诞节前，他专程来看望迈考特，他说，要给父亲买一条领带，作为圣诞礼物。
钱理群先生说：“中小学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成为学生童年和青少年记忆中美好而神圣的瞬间。”我们的意义和价值，或许只是学生记忆中的一个瞬间，美好、神圣，但是短暂、倏忽。所以，让我们“继续做梦吧”，并且像迈考特那样，充满激情地教书，尽管我们“将不会受人歌颂”。
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