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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明帝国第八任皇帝朱见深（明宪宗）来说，1472年绝对不是个好年头。鞑靼（明朝时由也速迭儿开始，最终由达延汗统一的东部蒙古）从年初到年末持续不断地攻击帝国北疆；大运河因为干旱而枯竭，南方运往北京的粮食只能走遥远而艰险的海路；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政府军接二连三地惨败；苏州发生洪灾，两万余人被冲进大海成了鱼虾的美食。朱见深和他的政府焦头烂额。
但对于浙江余姚王华家来说，1472年是个非常好的年头。因为就在本年九月三十，王华的老婆生下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就是多年以后的王阳明。
王阳明早慧，四岁之前，他就把爷爷王天叙经常朗诵的书籍内容全部烂熟在胸。和大多数孩子一样，他生性活泼、顽皮好动，有一种惹人发火的好奇心。当他四岁开口说话后，总是把王天叙追问得走投无路。同时，他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刻苦钻研的心。七八岁时，他迷上了中国象棋，很快就把自己沉浸到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去了。
那个时候，他不是在和别人玩象棋，就是在去和别人玩象棋的路上。吃饭时，他身边摆着棋谱，睡觉时，他枕边摆着棋谱，即使洗澡时，他的木桶旁边也摆着棋谱。最疯狂时，他废寝忘食，几乎忘了自己还有很多儒家经典要读。
他的父亲王华实在看不下去了，训斥他：“你整天鼓捣这种‘小技’，是违背圣人的教诲。”
王阳明一本正经地说：“我正是在遵循圣人的教诲啊。”
王华冷笑：“你老子我是秀才，圣人说过的每句话我都背得滚瓜烂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圣人让人鼓捣象棋的话？”
王阳明摇头晃脑地说：“您说象棋是‘小技’，但孔夫子说过，即使是小的技艺，也一定有可取之处（“虽小技，必有可观者焉”）。这不是告诉人们，可以钻研象棋这种小技吗？”
王华被气得胡子抖了两下，说：“你断章取义的功夫还真不错。孔夫子这句话下面还有句话，你可记得？”
王阳明当然记得，但他摇头。
王华冷笑：“真是学艺不精。孔夫子下面的话是：但对远大的事业恐怕有影响，所以君子不从事这些小技艺（“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王阳明假装恍然大悟：“孔夫子是个性情活泼的人，他肯定支持人钻研小技。后面那句话大概是后人加上去的，应该不是孔子的话。”
王华的胡子又抖了起来。
王阳明的母亲没有闲工夫和他斗嘴皮子，索性趁他睡觉时把他的象棋扔到了水里。小王阳明悲痛不已，还做了首诗来描述象棋的“凄惨”命运：“象棋在于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帅溺水同时休；车马千里随波去，相士和川逐浪流；炮响声音天地震，象若心头为人揪。”
这并未摧折王阳明喜欢钻研的心，他很快就把象棋的事忘到脑后，又一头钻到了道教的养生术里。
父亲王华再次吹胡子瞪眼，母亲严肃地站在了王阳明面前。王阳明只好乖乖地将关于养生术的书籍束之高阁，但只要父母不注意，他就会像做贼一样偷偷地阅读。好在他很快就从养生术中走了出来，又开始舞枪弄棒。
王华看着这个孩子，唉声叹气。唯一支持王阳明“为所欲为”的只有他的爷爷王天叙。这是位和蔼的老人，饱读诗书思想开放，允许年轻人按自己的想法去行事。正是在王天叙的保护下，王阳明才充实了自己丰富多彩的少年生活。
随着年纪的增长，王阳明的心越来越野，越来越让当时的人不能接受。1482年，王阳明的父亲高中状元在北京获取官职。十一岁的王阳明和爷爷王天叙从浙江余姚前往北京。途经镇江时，王天叙被他在镇江的诗友挽留，一行人游览金山寺。
游玩进入高潮时，有人提议以“金山寺”为名作诗。当大家都在冥思苦想时，王阳明已挥笔而就，这首诗是这样的：“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王天叙扬扬得意地把孙子的诗传给众人看，这些诗友们啧啧称奇。但有几人打翻了醋坛子，议论说，这样的诗歌怎么可能是一个孩子所作，必是王天叙代作，以显示他孙子的超人才华。王天叙显然听到了这样的议论，为了证明他孙子的确有超人的才华，就让他们给王阳明命题。
有人就指着金山寺的“蔽月山房”景点说：“作一首如何？”
王阳明毫不谦虚，点头。
有人要拿笔墨纸砚给王阳明，王阳明拒绝说：“不必。”还未等那人反应过来，他已脱口而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高月更圆。”
对诗歌稍有欣赏力的人就能发现，这首诗语言虽然清新平凡，却呈现了一种非凡的艺术观念，它的美几乎是浑然天成。
即使那些醋坛子也不得不发自肺腑地称赞，这真是一首好诗。可王阳明却发出一声青涩的冷笑，说道：“文章小事，何足挂齿！”
众人大惊。这些人一致认为，王阳明要么是在玩清高，要么就是疯了，文章怎么是小事？在大明帝国，文章是能获取高官厚禄的头等大事，作为知识分子，文章差不多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事。如果文章是小事，那王阳明心中的大事还能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在一年后有了答案。
1483年，王阳明在北京的私塾读书。有一天，他一本正经地问老师：“何谓第一等事？”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问，人生的终极价值到底是什么？
他的老师吃了一惊，从来没有学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看了看王阳明，笑笑，又思考了一会儿，才做出他自认为最完美的回答：“当然是读书做大官啊。”这在当时的确是标准答案，正如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发家致富的“第一等事”一样，明帝国的知识分子们当然是以读朱熹理学，通过八股考试，进入仕途为毕生理想。
王阳明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他看着老师说：“我认为不是这样。”
老师不自然地“哦”了一声：“怎么，你还有不同的看法？”
王阳明夸张地点头，说：“我以为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
老师目瞪口呆，突然狂笑，然后对着王阳明摇头：“孩子，你这第一等事可是太高了，哈哈。”
王阳明对老师的讥笑毫无反应，转身离去。这件事后来传到王华的耳里，王华冷笑。有一天，他看到王阳明在院子里望天，若有所思，就笑着问他：“听说你要做圣贤？”
王阳明对父亲点了点头：“当然。”
王华大笑，说：“你把吹牛皮的功夫放到学业上，该多好。”
王阳明有点恼怒，回问父亲：“圣贤怎么就做不得，您和我老师都这样取笑我？”
王华收起笑容，质问儿子：“你懂什么叫圣贤？”
王阳明像背书一样回答：“圣人就是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
王华说：“你虽然把北宋张载这段话背得很扎实，但我告诉你，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呓语，你怎么就当真了！”
王阳明说：“孔子就是这样的圣人。”
王华正色道：“那是千年才出的一位圣人，你怎么能比？”
王阳明反驳：“大家都是人，怎么就不能比？”
王华语塞。
的确，孔子出生时也不是圣人，是通过后天努力把自己锻造成圣人的。按王阳明的见解，大家都认为圣人不好做，只是因为被圣人的光环吓唬住了，不敢去做，所以很多人都和圣人失之交臂。他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可以和圣人失之交臂。
但是，做圣人的第一步该是什么呢？
为天地立心，太空了；为生民立命，太大了；为往圣继绝学，太远了。能摸得着看得见的只有“为万世开太平”。为万世开太平可不是靠嘴皮子，而要靠出色的军事能力才能经略四方。
正是这种“经略四方”的理想，使得王阳明在课堂上总是心不在焉。后来他干脆就逃课和很多小朋友玩军事游戏。不过他组织的军事游戏，即使在成人看来也已超越了纯粹的玩闹。他制作了大小旗帜数面，自己则装扮成指挥官的样子居中调度。在他手中的旗帜不断变换时，他的“士兵”们左旋右转，右旋左转，很有排兵布阵的架势。
王华唉声叹气，可以说，他为这个孩子操碎了心。他大声训斥王阳明：“我家是书香门第，你却搞这些不入流的东西，真是败坏家风。”
王阳明深为父亲的武断吃惊，问：“排兵布阵怎么就是不入流的东西？”
王华耐住性子解释道：“本朝自开国以来就重文轻武，凡是有志向的君子都不会参与武事，而且我从来没听过哪个圣贤是舞刀弄棒的。”
王阳明小心翼翼地质问：“孔子不是文武全才吗？”
王华跳了起来：“人家是圣人，你只是个普通人。你最正经的事就是好好读书，将来通过科举考试，最好成为状元，像你爹我，就是状元，大家都喜欢我，尊重我，羡慕我。”
王阳明转动眼珠子，不怀好意地问父亲：“父亲中了状元，后世子孙还是状元吗？”
王华丝毫没察觉出这是个陷阱，严肃地回答：“你想得美。状元只是一代，你若想中状元，还需要刻苦读书。”
王阳明随意地一笑：“原来只是风光一代，但建功立业却能百世流芳，所以我恐怕不会稀罕状元。”
王华气得发疯，他拿出家长的姿态来，要体罚王阳明。每每在这个时候，王天叙都会适时地出现，先是好言相劝王华，如果王华不听，他也拿出家长的架势来，王华是孝子，只好乖乖地溜走。
王天叙早就对王华讲过大道理：“人才不是管出来的。”
王华谨慎地反驳说：“但人才是教育出来的。”
王天叙就反击道：“最好的教育是引导，不是你这种强制管束，你应该顺着孩子的习性去教育。我这个孙子将来必有大成，不是你所能体悟到的。”
王华摇头苦笑，他实在看不出这个有点多动症、喜欢吹牛皮，整天都在搞“小技”的孩子将来能有什么大成。
王华不了解王阳明，王阳明的确有多动症，但绝不是吹牛大王。为了实现“经略四方”的志向，他很是投入。除了频繁地组织军事模拟外，他苦练骑射，遍览兵法，在史籍中寻找出色的军事家传记反复阅读，然后把这些人打过的著名战役在现实中还原，不停地模拟。
在模拟之外，他还极为认真地进行过实地考察。1486年，十五岁的他单枪匹马私出居庸关。当时大明帝国的主要敌人就是居庸关外的蒙古人，他们三番五次攻击大明帝国的边疆，王阳明私出居庸关，正是为了实地考察蒙古人，希望能得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当他在居庸关外的一条羊肠小道上骑马漫行时，两个蒙古人在他不远处信马由缰。王阳明热血澎湃，从身后抽出弓，搭上一支利箭，扯开嗓门向那两个蒙古人大喊：“哪里走，吃我一箭！”
两个蒙古人突然发现一匹马腾空而来，马上端坐一人，正朝他们的方向弯弓。他们从未在此遇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吓得魂飞魄散，调转马头，带着哭腔拍马就跑。王阳明在后面大喊大叫，追出了几里才停住。他看着两人的背影哈哈大笑，很为自己的勇气而自豪。不过，他这样做的目的并无恶意，他只是想练练自己的胆子。随后，他就和当地的蒙古人打成一片，在居庸关外待了一个月，他深刻了解了蒙古人的生活习惯和军事训练方式，后来还在一场蒙古人组织的射箭比赛上拔得头筹，又在蒙古人组织的摔跤比赛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当他回到北京时，他父亲王华的肺都被气炸了。王阳明在爷爷王天叙的庇护下才没有受皮肉之苦。这件事不久，北京郊区发生了农民暴动。这是件大事，皇帝朱见深要各位大臣出谋划策，王阳明得到消息后，兴奋不已，他连夜写了一篇《平安策》，请求父亲交给皇帝。王华斜眼看了看他，又拿过他的《平安策》扫了几眼，就扔给他，说：“老生常谈，无济于事。”
然后王华拿出了另一副腔调：“我说，你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吗？”
王阳明在心里说：“我现在做的是第一等事，第一等事怎么就不是正经事了？”
王华似乎注意到了儿子的心思，指责他：“你四处乱逛，像个夜游神，我听说你有事没事就去逛于谦庙？”
王阳明回答：“于谦是大英雄，当初土木堡之变，如果不是他守卫北京城，蒙古人可能就把这座城给攻陷了。”
王华又问：“你还很喜欢东汉的马援？”
王阳明激动地回答：“他平定交趾，实在是天底下第一等豪杰。”
王华叹了口气：“你呀，羡慕英雄豪杰我不反对，但你想过没有，人家是赶上了时势，人家有平台施展。你要真想做那样的英雄豪杰，就要读书做官，只有做了官才有平台给你施展。”
从以上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因为王阳明太聪明，所以能积累起大量的知识，同时，极致的聪明也使他目空一切，把别人看得特别重的东西视为粪土，并且树立起高人一等的理想。又因为他与生俱来一种“英毅凌迈，超侠不羁”的性格，使他浑身散发着任侠情怀和要在战场上摧敌制胜的伟大心愿。
但也正如他老爹王华所说，他现在只是空想，因为没有平台。王阳明也经常问自己，施展经略四方的平台到底在哪里呢？
王阳明当时只是个普通的读书人，即使往大了说，他也不过是个状元的儿子，没有任何平台施展他那“经略四方”的志向。
而在王华看来，王阳明总有点三心二意，一会儿玩箭，一会儿骑马，一会儿搞军事游戏，一会儿又对着兵书发呆，一会儿又跑去对着道教典籍愣神。王华心里说，恐怕只有鬼知道这个小子天天在搞什么。
王阳明七八岁时曾接触过单纯的道教养生术。十二岁时，他重新回归道教，这一次不仅仅是养生术，还有道教思想。这次回归起源于他生母的离世。在为生母守孝期间，他那多愁善感的心绪不能平静，于是感叹说，人生在世，忽然而来忽然而走，太短暂，什么事都干不成。倒不如学习道教长生术，做个不死神仙。
不过很快，他被“经略四方”的志向所吸引，把道教又扔到一边。然而，他只是扔掉了手中的道教典籍，在他心里，始终留有道教的一席之地。
1488年，王阳明按长辈们的约定到江西南昌迎娶江西副省长（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的女儿。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一刻千金的新婚之夜，王阳明居然茫然若失地走出了诸家，在南昌城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荡起来。或许是命运使然，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一处道观，抬头看时发现了“铁柱宫”三个大字。铁柱宫在江西南昌名气非凡，是许多达官贵人趋之若鹜的地方。但在那个沉寂的深夜，王阳明可算是唯一的香客。
他信步走了进去，放眼四望，灯火阑珊，只见空地上坐着一位仙风道骨的道士，大概在修行导引术。他走上前，小心地坐在道士面前。道士闭着眼，听到急促的喘气声，缓缓睁开眼。他吃了一惊。
王阳明当时的脸色很不好，呈现青黑色，在灯火并不明亮时，很像鬼魅。道士对王阳明说：“你有病啊。”
王阳明承认：“我从小身体就不好，肺部经常感到不适，脸色始终如此，所以一直坚持用你们道家的导引术缓和病情。”
道士“哦”了一声。
王阳明就问：“仙人何方人氏？”
道士回答：“祖籍四川，因访问道友到此。”
王阳明仔细打量着面前这位道士，只见他白发披肩、皮肤细腻、眼神清亮，王阳明无法猜出对方的年纪，只好问：“您高寿啊？”
道士回答：“惭愧，才九十六。”
王阳明吃了一惊，九十六岁，够短命鬼活两回了，他居然还惭愧，看来世界上的确有长生不老术这回事，而面前这位活神仙就是证据。
他问活神仙：“请问您俗名？”
道士抱歉地一笑说：“从小就在外面漂泊修行，姓名早就忘记了。有好事者见我经常静坐，所以称我为‘无为道者’。”
王阳明又凑近一点，殷切地问活神仙：“您是高人，必有养生妙法，请赐教。”
道士笑了笑说：“我才说过，那就是静坐。养生之诀，无过一静。老子清静，庄子逍遥。唯清静而后能逍遥也。”
按王阳明的理解，这位道士的话其实就是：首先通过身体的安静（静坐）从而进入心灵安静（内心空空，什么都不想）的状态。只要心灵安静了，就能跳入逍遥境界，成为不死奇人。这就是养生的秘诀，它养的不仅是身体，还有心灵。
王阳明大喜过望，把他在道教方面的造诣和盘托出。道士一面听着一面频繁地点头，这更激起了王阳明的表现欲。两人就那么畅谈，直到东方发白，毫无倦意。
道士适时地止住王阳明的滔滔不绝，问道：“你好像不是本地人，来此何干？”
王阳明“啊呀”一声，他总算想起来南昌是为了结婚，而洞房花烛夜就在昨天。他跳了起来，和道士告别，很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子。
道士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以后要保重，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下一次我们见面，你的人生将迎来转折点。”
王阳明对道士的讳莫如深不感兴趣，因为凡是道士都有这样的怪癖，他只是问：“何时能再见？”
道士笑了笑，伸出两根手指说：“二十年后。”
王阳明向道士拜别，急如星火地跑回了他老岳父诸养和的家。诸养和与他的家人和下人们一夜无眠，新郎失踪几乎让诸养和绕柱狂走。当王阳明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大门口时，诸养和惊喜交集，王阳明不停地道歉。诸养和也顾不上追问王阳明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他现在只知道，这个女婿应该把新婚之夜该做的事补上。
新婚之夜的失踪告诉我们的信息是：王阳明对任何一件事只要痴迷起来，就会倾注十二分的精力，这种使人震惊的热情让他在每个领域都可以成为专家级人物。
戏剧性的新婚之夜失踪事件后，王阳明又做了一件高度戏剧化的事——格竹子。它是王阳明人生中最有趣味，同时也是王阳明本人最苦闷的一件事，而起因则是王阳明和大儒娄谅的见面。
1489年秋天，第一片黄叶飘落地面时，王阳明带着他的老婆诸女士离开南昌回老家浙江余姚。途经广信（江西上饶）时，他舍筏登岸，拜访了居住在此的大理学家娄谅。娄谅是吴与弼的高徒，喜欢佛道二家思想，深谙理学三昧，善于静坐，并把静坐当成是步入理学殿堂的敲门砖。
王阳明来拜访他时，他正在给他的弟子们讲课，场面很大，足有几百人。王阳明确信自己找到了真人，并希望娄谅能和他单独交谈。
这个时候的王阳明虽然也读了朱熹的很多书，和大多数人一样都是应景，并未深钻。他来向娄谅请教朱熹理学，实际上还是想得到如何成为圣贤的答案。
他问娄谅：“如何做圣贤？”
娄谅自信满满地回答：“圣人是可以靠后天学习而获取的。”
王阳明满心欢喜，因为这正是他一直以来的认识。他问娄谅：“为万世开太平是不是通往圣贤之路的捷径？”
娄谅大摇其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说：“不是，绝对不是。你说的为万世开太平是‘外王’，只有先‘内圣’了才能‘外王’。所以要成为圣人，必须锻造自己，然后才能去做圣人做的事。”
王阳明再问：“怎样才能成为内圣的人呢？”
娄谅一字一字地回答：“格物致知。”
这是朱熹理学的治学方法，也是成为圣人的方法：人在面对自己所不知的物时，要通过各种方式（实践或书本知识）来把它搞明白。搞明白一切事物的道理后，你就是圣人了。
王阳明表示谨遵娄谅教诲。娄谅告诉他，人生要绝对严肃。王阳明回到浙江余姚后就把从前嘻嘻哈哈的习气一举荡涤干净，变成了不苟言笑的谦谦君子。娄谅又告诉他，要刻苦读朱熹经典。王阳明回到余姚后就苦读朱熹注解的“四书”。别人读“四书”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王阳明却真是向里狠钻，不但钻朱熹，还钻各种各样的理学大师们的著作。娄谅还告诉他，一草一木都有道理，必须要去格出来，王阳明于是就去格了竹子。
王阳明格竹子事件的始末大致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和一位同样精钻朱熹理学的朋友在竹林前探索学问。王阳明突然说：“咱们把竹子的道理格出来如何？”
这位学友吃了一惊：“竹子能有什么道理？”
王阳明回答：“朱熹说，一草一木都有它自己的道理，你不格你怎么知道它有什么道理？”
学友认为王阳明说得有点道理，于是两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一棵挺拔的竹子面前。学友不知从何下手，问道：“如何格？”
王阳明也不知方法，只好胡乱说：“盯着它看，道理自会闪现。”
两人就死盯着那棵竹子看，草草地吃饭，草草地睡觉。三天后，那位学友都快成了竹子，可他什么都没有得到，却有了幻觉。他发现竹子自己飘了起来，绕着他转。他头昏脑涨，实在无法支撑，就对身边瞪着布满血丝双眼的王阳明说：“哎呀，我不行了，看来朱熹老头的‘格物’真不是我等凡夫俗子能做到的。”
王阳明说：“你要坚持！”
学友懊恼道：“天赋有限，不是坚持就能成功的。我撤了，你继续。”
学友的离开并没有使王阳明灰心失望，他依然坚持盯着竹子看，到第六天时，他不但出现了幻觉，还出现了幻听。他听到竹子在说话，好像在埋怨他：我的道理如此简单，你怎么就“格”不出来呢？
王阳明懊丧不已，正要回答他的难处，突然听到所有的竹子哄堂大笑，这种笑声具有明显的挑衅味道，王阳明怒了，使尽浑身力气喊道：“你们就没有道理，我怎么格！”
他不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喊出任何话来。他体力严重透支，最后扶着竹子倒了下去。几天后，他恢复过来，反省此事，他确信，朱熹的“格物致知”有问题。
他找来那位难友，把自己的怀疑说给对方听。对方的幻觉才消失不久，以为自己又得了幻听，当他确信不是幻听时，不由惊骇起来：“你疯了？朱熹的‘格物致知’怎么可能是错误的，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王阳明没有走火入魔，他冷静地分析说：“别说我们没有格出竹子的道理，即使把它格出来又能怎样？朱熹说，天下万物包括一草一木都有道理，而且要我们去格，格个竹子都这么费劲，天下万物那么多，我们格到死，连圣贤的影都看不到。况且，如果我们踩了狗屎运，突然把竹子的道理格出来了，可那是竹子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不被我们认可该怎么办？是把它扔了，还是违心地承认这个道理？”
他的难友对王阳明这段话瞠目结舌：“你这话太惊世骇俗了，唬得我六神无主。总之，朱熹老夫子是没错的。你不能因为格不出来竹子的道理就说人家的理论是错的，这只能说明你没有天分。”
王阳明叹息道：“我倒希望如此。可无论是我受天分所限还是朱熹有问题。总之，如果通过朱熹这条路成为圣人，对我而言，是一条死路了。”
他苦恼，从前对朱熹的狂热瞬间全无，转为了一种捉不到根由的绝望，就像是一个人掉到了云彩上，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在苦恼了一段时间后，他适时转向。王阳明就是有这样一种本事：此路不通，掉头再寻找另外的路，绝不会在一条路上走到黑！
能勇敢向前是勇气，能转身是智慧，智勇兼备，才可成大事。
看上去，王阳明在俗世的大事好像要成。
1492年，格竹子事件发生后不久，王阳明在浙江的乡试中脱颖而出。据他的同学们说，王阳明几乎没有费什么劲就金榜题名，所以当1493年北京会试时，人人都认为王阳明会毫无意外地重演乡试的荣耀，令人大感诧异的是，他居然落榜了。
王阳明心情必定是沉重的，但他未挂碍于心。他的朋友们来安慰他，他只是笑笑说，我并未哀伤，我只是为不能考中做官为国家效力而遗憾。他父亲的朋友、大学士李东阳就起哄说，为国家出力也不在乎一天两天，当然也不在乎一年两年，三年后，你必高中状元，何不现在写个《来科状元赋》？
王阳明在诗词文章上向来是毫不谦虚的，听到李东阳这么一说，就提起笔来，文思泉涌，很快完成一篇赋。在场的人深为叹服，但有醋坛子看着这篇文章对别人小声说，此人口气如此大，自负之气跃然纸上，将来真得势，他眼里还会有我们？
实际上，王阳明在那时眼里就已经没有了很多人。他在1493年的会试中名落孙山，并非是运气不佳，而是他并未用心于八股文。乡试过关后，他开始钻研道家养生术和佛家思想。他对自己说，经略四方，没有平台；钻研朱熹理学，没有诀窍，倒不如另辟蹊径，去道教和佛家中寻找成为圣贤的密码。
然而这一密码，他只找了一年，1493年会试败北后，他放弃道教和佛家，开始精研辞章之学。和那些欲以诗歌文章获取名利的人不同，他是希望通过辞章为万民立心，立下千古之言。这种钻研是虔诚的，他在北京的家中读古代那些伟大文学家们的著作，他和北京城中那些文学家们建下深厚友谊，彼此切磋文学的真谛，日夜苦读，以至于累到吐血，搞得他父亲每天夜晚必须强迫他休息才算完。1494年，王阳明离开北京回到浙江余姚，热情地组织了龙泉诗社，每天的生活都在和文章诗歌打交道，他发誓要走通这条路，把自己送上圣贤的圣坛。
在辞章之学上，王阳明取得了灿烂的成就，他被当时的文学界誉为天才。可不知什么时候，他突然解散了龙泉诗社，重新拾起了久违的军事。
让他做出这一“吃回头草”举动的是一个叫许璋的居士。许璋当时在浙江余姚附近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传奇人物的特征。他喜欢穿白衣，喜欢站在茫茫一片绿的森林中，人们一眼就能发现他。据说，许璋曾经也是理学高手，拜过陈白沙为师，不过和王阳明一样，他也琢磨不透朱熹理学的真谛，所以抛弃理学，钻研军事和奇幻法术。他有两个让人钦佩的地方，一是占卜：他能掐会算，有在世刘伯温的美誉。他曾准确地预言了朱宸濠的造反，又准确地预言了明帝国十一任皇帝朱厚熜（明世宗）的继位（朱厚熜是以非太子身份登基的）。另一成就是在军事理论上，他用多年时间吃透了诸葛亮兵法和奇门遁甲中的兵法部分，后来他把这些兵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王阳明。
王阳明得知山中有这样一位奇人后，就急忙去拜访。二人交谈，当许璋发现了王阳明的宏图大志和他正在钻研的辞章之学后，夸张地大摇其头。
他说：“辞章是小技，小技不能成大业，何况是圣贤。”
王阳明惊异地问：“那该如何？”
许璋说：“建功立业是圣贤的不二法门，你如果真是胸藏韬略、有经略天下之志，还愁没有机会施展？所以，应该努力提升军事能力。”
王阳明于是扔了辞章经典，死心塌地地跟许璋学习兵法。他悟性好，有底子，而且用心，很快就得到了许璋的真传。在许璋的引导下，王阳明的军事理论逐渐成熟，王阳明“经略四方”的志向死灰复燃。
1495年，他回到北京，准备第二年的会试。可人人都注意到，他根本没有准备。他在那段时间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和人家大谈用兵之道。每当宴会结束时，他就用果核在桌子上排兵布阵。他说起来头头是道，很多阵形都是那些久经沙场的将军们闻所未闻的。或许出于嫉妒，或许他们真的这样认为，他们对王阳明说，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而你这战阵却是一成不变的，难免胶柱鼓瑟，削足适履。
王阳明叫起来，把其中几个果核略一改变方位，说：“你看，只需要动一下，就是另外的阵形，怎么说是一成不变呢？”
有人讥笑起来：“你觉得摆个标新立异的阵形就能克敌制胜？”
王阳明严肃地回答：“当然不是。”
“那是什么？”
“攻心！”王阳明自信地回答，“虚虚实实，让敌人的心慌乱，动起来没有章法，我们就能趁势而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
这是王阳明日后用兵的诀窍，那些愚人是不会懂的，所以那些人只好攻击他神经中最脆弱的一环：“请问，你有机会上战场吗？”
王阳明哑口无言，于是很多人在背后窃笑说：“还是先过了会试这关再说其他的吧。”
王阳明大失所望，他本来不是个轻易受到别人影响的人。但多年以来，他的理想始终无法实现，这不由让他灰心丧气。1496年，他在会试中再度名落孙山。有人在发榜现场未见到自己的名字而号啕大哭，王阳明却无动于衷。大家以为他是伤心过度，于是都来安慰他。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沧桑的笑，说：“你们都以落第为耻，我却以落第动心为耻。”恐怕只有王阳明这样的人，才能说出这样有境界的话来。他的确能对落第而不动心，但对不能实现圣贤理想，他却无法做到不动心。
1498年，二十六岁的他又回到了朱熹理学这座高山面前。这一年，距他格竹子已过去了六年，距他拜访娄谅已过去了九年。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有一天他在不经意翻看理学经典时看到了朱熹给赵惇（宋光宗）的一封信。信中有句话如是说：“虔诚的坚持唯一志向，是读书之本；循序渐进，是读书的方法（‘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
王阳明像是被雷劈到了一样，这句话恰好戳中了他多年来的毛病：始终不能坚持唯一志向，而是在各个领域间跳来跳去，也没有循序渐进地去研究一个领域，所以什么成果都没有获得。
他如同在沙漠中一脚踩到了喷泉，兴奋得狂呼起来，他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通往朱熹理学的钥匙，他开始重新认真地钻研朱熹的“格物致知”，恨不能要把印在纸张上的朱熹思想生吞进肚子里。但是无论他如何钻研，依然无法从“格物”中“致知”。最令他沮丧的是，他无法确证到底是朱熹错了，还是自己智慧不够。他一会儿坚信朱熹的格物致知是错的，一会儿又认为自己智慧有限。最后他心灰意冷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圣贤大概是命中注定的，而我很不幸，未被注定。”
《金枝》的作者弗雷泽说，当人类的思维之舟“从其停泊处被砍断缆绳而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的艰难之海”时，他们会感到痛苦和困惑，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抹平这种痛苦，消除这种困惑，那就是，思维之船必须重新进入一种“新的信仰体系和实践的体系中”。
王阳明的思维之船在1492年格竹子事件和1498年采用循序渐进读书法后，已经从停泊处漂了出去。他其实一直“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的艰难之海”中，几乎是左冲右突、上蹿下跳，但仍不能磨平那种成圣无望的痛苦，而“新的信仰体系和实践的体系”离他还有很远，他看不到，甚至连幻想都幻想不到。
15世纪的最后一年（1499年），王阳明终于通过会试，正式步入仕途。在其他人看来，这是个光明的起点，王阳明最初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被分配到了工部实习，第一个差事是为王越修建坟墓。
王越是明代军事史上屈指可数的儒将之一，他的人生由无数传奇写就。他年轻时参加会试，刚要交卷时，考场中起了一阵飓风。风停时，王越发现自己的卷子消失了，大哭，考官被他凄惨的哭声感动，就又给了他一份考卷。王越奇迹般地在考试结束前完成，高中进士。几年后，朝鲜使者来北京，谈到一件奇事。1451年，朝鲜国王早上起床，发现王宫中有份考卷，找来翻译朗诵之下，啧啧称赞。稍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明帝国会试的考卷。朝鲜使者说完这件奇事，就把那份考卷恭敬地捧出，并且说，希望不要耽误了这位考生的前途。当那份考卷被各位大臣击鼓传花一样传到王越手中时，他惊骇起来。原来，这份考卷就是他在1451年的会试考场失踪的第一份考卷。
这个故事透露给我们两个信息：一、王越能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两份考卷，足见其功底深厚，思维敏捷，有急智；二、杰出人物必有传奇跟随。
在后来的岁月中，很多人发现王越对文职没有兴趣，对军事却如痴如醉。土木堡之变后，王越被任命为大同军区司令。自此，明帝国中央政府对蒙古人的反攻中，王越率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480年，王越兵团出大同，追击蒙古兵团至威宁海，捣毁敌营，擒男女一百七十一人，斩首四百三十七级，这次大捷使他毫无悬念地被封为威宁伯。
据说，王越经常和士兵打猎，士兵获得猎物的多少决定了他在战场上的位置。打十只兔子的士兵肯定会排在打一只兔子士兵的前面。这种排列顺序会不会导致士兵故意不获取猎物，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从1467年王越开始和蒙古兵团打交道，直到1498年他病逝于甘肃军营的30年中，他取得了十三场中小型战役的胜利。这个纪录，整个明代，没有任何一名文臣能打破。明代的爵位制，沿袭的是西周王朝“公侯伯子男”的爵位。整个明代，文人被封为“伯”的有十余人。不过文人立军功而被封为伯的只有三人。他们是：王骥、王越和王阳明。王骥是1406年的进士，1441年，身为国防部长（兵部尚书）的他在云南消灭了少数民族的叛乱，因此一战而被封为靖远伯。当然，王阳明比前二人要厉害，这不仅是王阳明立下的战功比二人彪炳得多，还因为王阳明在去世后，从“伯”跳到了“侯”，终明一代，文臣有如此殊荣，唯王阳明一人。
不过1499年，王阳明在为王越修建坟墓时，他还只能将王越当成偶像，实际上，就在几年前，他曾梦到过王越。
据说，为王越修建坟墓，让他兴奋异常。明代文官出外执行任务，一向是坐轿子，可王阳明却拒绝轿子而骑马。他在工地上骑着高头大马来回巡视，威风凛凛。同时，第一次管理这么多民工，让王阳明的军事激情顿时燃烧。他把工地变成了战场，排兵布阵，休息时，就让民工们演练诸葛武侯的“八阵图”。当王越的坟墓修建完毕，那群民工就成了一批民兵。据王阳明说，如果把这些人投放到战场，那就是以一当十的特种兵。
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很久，王阳明始终沉浸在喜悦中。他以为他能凭借出色的才华和热忱很快就平步青云，然后走到那个经略四方的平台上建功立业。但他错了，他的仕途生涯就此转折。
1499年冬的某一天，一颗流星从北京上空大张旗鼓地滑过。国家天文台（钦天监）在第二天的报告中指出，那颗流星在天空中画了个圆，然后就跑到北边去了。天文台的官员们认为，这颗流星是老天爷警示世人而发的一个信息。至于信息的内容，从它画圈和消失在北方的现象来看，应该和边疆战事有关。
北方的边疆战事指的自然是蒙古人。王阳明满心欢喜地抓住这个机会，向皇帝上了一道《陈言边务疏》。这是一封以使命感为灵魂的政治建言书，里面谈了很多需要改观的问题，而且还拿出了一份改变现状的计划。它的主旨是，军事问题首先是政治清明问题。只要政治清明，军事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这道奏疏为他赚来的成果只有一个：皇帝认为他的心意和文字都不错，于是把他从工部调到了刑部，担任刑部云南分部的一名处级干部（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审核已被定性的案件，看是否有冤假错案。
这不是他想要的，他本希望皇帝能采纳他的建议。他变得消沉，尤其是当他正式在刑部工作后，现实的黑暗让他对理想的实现更加失去信心。据他后来回忆说，有一些案件的审理根本没有依据法律，依据的是皇帝和一些政治大佬们的意志。每当他进入大牢时，都会被淹没在喊冤声的海洋中。大牢中的气味令人窒息，狱卒的鞭子和木棒上永远都有未干的血迹，这里没有任何光线，阴惨凄凄，如同地狱。犯人们头发蓬乱、皮包骨头，在一个狭小的牢房中和蟑螂、老鼠争夺着地盘。
1500年之前，王阳明成长在阳光下。1500年那个夏天，当他进入刑部大牢时，他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黑暗。与此相比，他精神上追逐未果的痛苦实在不值一提。当他被眼前的刑部大牢所震骇，无法移动脚步时，他的属下告诉他：“这根本不算什么，您还没有去过锦衣卫大牢，与锦衣卫大牢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安乐窝。”
王阳明如同被一种看不见的恐惧所捕获，他知道自己无法改变这些人的命运，正如他在多年的圣学探索中找不到出路一样。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按自己良心，能做一件是一件。
有一天，他看到大牢里的狱吏抬着一个大桶，绕到大牢后面去了。他小心翼翼地跟踪，发现大牢后面是一个猪圈，狱吏正把大桶里的食物倒进猪槽中。王阳明很奇怪，以主事的身份询问情况。狱吏告诉他，这群猪是刑部养的，食物是犯人的。
王阳明大为恼火，问：“你把犯人的食物喂了猪，犯人吃什么？”
被问的人回答：“他们少吃点，不会饿死。再说这些人迟早都要死，吃那么多做什么？把这群猪喂肥了，可以杀了吃肉。”
王阳明七窍生烟，通过雷厉风行的手段废掉了这一不知已延续多少年的潜规则。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王阳明只是让自己的良心稍稍宽慰一些。但繁杂琐碎、沉沦理想的政务根本释放不了那颗向往圣人的心。
王阳明渐渐明白，他的人生价值不可能在这烦琐无趣的仕途上实现。1501年，在刑部工作不到两年，他已身心俱疲。这年秋天，他请了一个漫长的假期，上了九华山。这预示了王阳明在之后几年中的行事轨迹：当他对现实失望时，就会转身跳到世外。
王阳明一生中曾两上九华山，两次上山的心情完全不同。
1501年他上九华山，大概是想彻底放弃世俗的羁绊。也许在他看来，不能成为世俗的圣人，还可以成为方外的仙佛。他一走进大自然，世俗圣人的欲望就烟消云散，成仙成佛的心灵躁动起来。
现在，他对佛道是如此向往，于是有了下面两个传奇故事。
王阳明在九华山的寺院里闻听山中有位奇人，此人没有名字，蓬头垢面，见过他的人都称他蔡蓬头。他住在阴暗潮湿的山洞中，有时候会来寺庙中要吃的，有时候就靠山中草木和雨露为食。
王阳明欣喜若狂，断定此人必是异人。他上了山，仔细地寻找，终于在一个山洞中看到了那个传奇人物——蔡蓬头。他热情地邀请蔡蓬头到他的临时住所，希望蔡蓬头能为他指明一条通往神仙殿堂的道路。蔡蓬头爽快地接受了邀请。王阳明请他吃饭，蔡蓬头看到满桌子素菜，脸就沉了下来。王阳明急忙让人换上大鱼大肉，蔡蓬头高兴地吃了几口，脸色又难看了。王阳明恍然，又叫人拿来一罐子酒。这次，蔡蓬头喜笑颜开。
王阳明趁他高兴时，问了长生不老之术，问了神仙之事，问了蔡蓬头有几百岁，最后问了自己是否可以如他蔡蓬头那样过着无拘无束的神仙日子。
蔡蓬头不回答。王阳明只好等待，等桌上的盘子全空了，罐子里倒出最后一滴酒时，蔡蓬头打着饱嗝，终于开口说话，但只有两个字：“尚未。”
王阳明追问：“什么尚未？是我过你这种日子尚未，还是您的年纪尚未达到几百岁，还是我在养生之术上的成就尚未？”
蔡蓬头看了一眼王阳明，像复读机一样：“尚未。”
王阳明焦急：“那就请您赐教一二啊。”
意料之中的，蔡蓬头还是那两个字：“尚未。”
王阳明停止了追问，他想思索这两个字背后隐藏的玄机。蔡蓬头没有给他时间，把答案说了出来：“从你进入山洞的那一刻起，我已用眼和心看了你好久。你虽然对待我这个臭道士非常尊重有礼，看上去是真的尊崇道家，实际上，你脸上终究有官相，去不掉的。”
这是段大白话，王阳明听懂了。蔡蓬头的意思是，他俗世未了，还没有到达谈仙谈佛的境界。可能还有引申出来的意思：你的理想终究要在俗世实现，而不是山林古刹。
王阳明心上很不平。他在道教上的成就他最清楚。老庄哲学、养生之术，他花了多少年心思！他的道士朋友有多少，数都数不过来！他以道家语境写的诗歌散文，车载斗量。如今却被一个疯疯癫癫的道士几乎全盘否定，他完全不能接受。
然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被蔡蓬头否定后，他又听说山中有位得道高僧，于是，迫不及待地去拜访。之前有人提醒他，通往高僧家的路迷幻险阻，从未听说有人可以到达那里。王阳明对这样好心的提醒置若罔闻，热情洋溢地上路了。
那个山洞虽然在九华山中，可的确异常难寻，王阳明在路上吃了不少苦头，似乎感动了苍天，终于被他找到了那个和尚。让他失望的是，和尚并无传说中的神奇之处，只是丢给了他一句话：
“北宋的周敦颐和程明道是儒家的两个好秀才。”
和尚这句话意味深长。他没有给出王阳明在佛教道路上的指路牌，却指明了让王阳明重回儒学中的心学领域——周敦颐是理学和心学的精神导师，而程明道（程颢）则是心学的鼻祖。和尚的意思是，圣贤之道在民间，在心学上，希望王阳明能从此入手。
这位和尚比蔡蓬头还不厚道，蔡蓬头只是否定王阳明不能求仙入道，和尚却让他马上调头。王阳明心情沮丧到极点，他热情似火地来投奔佛道，却被两个看门的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人世间如果有“热脸贴冷屁股”这回事，那说的可能就是王阳明在九华山的寻仙觅佛了。
不过，王阳明并未理会九华山两个异人的指点。离开九华山后，王阳明回北京上班，重新捡起辞章，在京城的文化圈里混起来。不知是什么缘故，有一天，他在推敲一个句子时，猛地扔下了笔，说：“我怎么可以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到这无用的虚文上！”
这是他创建心学前思想上的第一个转捩点：和辞章说再见。
辞章是虚文，什么才是实的？王阳明的答案是：佛道。
1502年夏，他又请了假，回老家浙江余姚，虔诚认真地温习起了佛经，全身心地练起了导引术。
这件事足以说明，九华山的蔡蓬头和无名和尚的指点和劝告在王阳明心上连个涟漪都没有激起。同时，这件事还验证了另外一个问题：王阳明和他的门徒多年以来都面不改色地说，王阳明心学是从朱熹理学突破而来，并非来自陆九渊。王阳明很少提心学始祖程颢和陆九渊，甚至离他最近的心学大师陈白沙都不曾提过。
事实可能的确如此。如果王阳明心学真的是从陆九渊那里转手而来，1502年他也不会不听从无名和尚的话而在老家钻研佛经和修习导引术。
1502年，王阳明在老家浙江余姚的一个山洞中修习导引术，品读佛经，这并非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当初在九华山一直追寻的目标：远离红尘，成仙成佛。1502年，王阳明已三十一岁。二十多年的追寻，二十多年的苦闷，足以让他把红尘俗世抛到脑后。他在静坐中想了很多，建功立业没有平台，又不能突破理学的大山而寻到成为圣贤的钥匙，文学家的迷梦又被他亲手刺破。他此时唯一的精神支柱只有佛道。
佛道的确能解脱他的苦恼，终止他前半生的迷茫，只要他能放弃一切。但是，他还有个心结。这就是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父亲。毕竟，他是个儒家士子，儒家提倡的第一道德就是孝，他说服不了自己去违背这一道德。
终于有一天，他在静坐中从胡思乱想中睁开双眼，以一副如释重负的口气说道：“亲情与生俱来，如果真能抛弃，就是断灭种性！”他站起来，走出山洞，深吸一口气，外面的空气新鲜纯净，原来俗世才是最亲切的呵。他和佛教说了再见。
而就在几天前，他在静坐修行导引术时成功预感到了几位朋友的到来。可当他的朋友们大为讶异时，他却叹口气说：“这是簸弄精神。”在和佛教说再见之前，他已经和道教说了再见。
第二年，他又为自己和佛教的分手举行了一场怪诞的仪式。这场仪式发生在杭州。他在一座寺庙中看到一个枯坐的和尚。据知情人透露，这个和尚已不视不言静坐三年。
王阳明笑了笑，就绕着和尚走了几圈，像是道士捉鬼前的作法。最后他在和尚面前站定，看准了和尚，冷不防地大喝一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这句话就是传说中禅宗和尚的禅机。所谓禅机，就是用含有机要秘诀的言辞、动作或事物来暗示教义，让接收方触机领悟。
不知是王阳明的禅机触动了和尚，还是王阳明的大嗓门惊动了和尚，总之，和尚惊惶地睁开眼，“啊呀”一声。
王阳明盯紧他，问：“家里还有何人？”
和尚回答：“还有老母。”
“想念她吗？”
和尚不语。一片寂静，静得能听到和尚头上的汗水流淌的声音。最后，和尚打破了这一死寂，用一种愧疚的语气回答：“怎能不想念啊。”
王阳明露出满意的神色。他知道，自己对佛教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向和尚轻轻地摆手说：“去吧，回家去照顾你的母亲吧。”
第二天，和尚离开寺庙，重回人间。
无论多么宏大深渊的宗教，在人性面前都要俯首称臣。王阳明在佛教领域多年的浸染和探究，终于在最被人忽视的人性上看穿了佛教的弊端。正如他创建心学后所说的，佛教是逃兵的避难所。佛教徒所以出家，就是想逃避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五伦中他们本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什么是洒脱？王阳明用他的行为告诉了我们：该放手时就放手，不必计较付出多少。王阳明在辞章、道教、佛教上的付出如海洋般深沉，在这三方面的成绩几乎是他半生的心血。然而，他一旦想明白，说放就放，连个犹豫的眼神都没有。
王阳明用他和辞章、佛道的一刀两断指出了一条心法：只有放弃，才有日后的得到。如果你在付出的人事上得不到快乐和人生价值的答案，它就是一个包袱，甚至是五行山，只有放下它，才能轻松上路，继续你的前程。
现在，王阳明轻装上阵，只剩下了军事方面的建功立业。他又回到起点：想要建功立业，必须成为圣人，而圣人必须要从儒家理学那里获得密码和能量。
看上去，曙光，像是再一次出现了。
在重归理学前，王阳明对他的前半生做了一次严肃的回顾和总结。这次回顾在山东，回顾的方式是考题。1504年秋，王阳明被他的同乡、监察御史陆偁（chēng）推荐到山东主持乡试，王阳明欣然前往。他出的题目并不仅仅是考问，还有切磋的感觉。
他问考生：“合格的臣子以道侍君，如果不能行道，就可以离开君主（所谓‘大臣者，以道侍君，不可则止’）？”这是孔孟思想的精华，要求臣子要以忠诚之心对待君主，可如果君主对这份忠诚视而不见，那就应该离开。这不但是一个臣子应该具备的品质，也是“圣贤”的素质之一。他大概是想通过这样的试题来求证，如果一个臣子没有机会没有平台施展自己的抱负，是不是可以转身就走？自己这么多年来在工作和隐居之间的华丽切换是否正确？他还想知道，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毫无条件地忠诚领导还是只忠诚于真理。
其实他的答案就是考题本身。王阳明几乎用大半生时间在践履这个答案，就是在这时，他心中已经有了心学的种子：我只对自己的心俯首听命。但是，王阳明还是希望所有的臣子以道侍君时能被君主关注，因为“不可则止”听上去很潇洒，对于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人而言，却是痛苦的。
他又问考生：“佛道二教被人诟病，是不是它们本身的问题？”他的答案是，佛道二教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弘扬佛道二教的那些人。道教说能让人成神，这太荒诞；佛家说能让人成佛，这更无稽。即使它们真的可以让人成神成佛，付出的却是抛弃人伦的代价，这种神佛不成也罢。
所以，他和佛道一刀两断。
最后，他站在了朱熹理学前，对考生说：“天下之事，有的貌似礼但实质上不是礼；有的貌似非礼但实质上就是礼。”二者的区别很细微，如果不用心去研究（格）它们，将会产生大困惑，就不能得到真理。
这是他否定辞章、佛道后重新回归朱熹理学的一个表态。他两次倒在理学的“格物致知”上，但还是认定人人都应该“格物致知”。
山东乡试结束后，王阳明登了泰山。在泰山之巅，他写了几首诗。诗歌是沉闷抑郁的，他说自己的使命感没有实现的机会，他又说自己虽然认定佛道并非圣学，但朱熹理学也没对他笑脸相迎。他还说，半生已过，往事不堪回首。
1503年农历九月，他回到北京，进了兵部工作，依然是索然无味。他重新探索理学，但这一次的探索是平静的，没有从前的激动和困惑。他此时毫无预感，不知道他前半生的历史已到了尾声。1504年，他突然对好友湛若水说：“我们倡导身心之学如何？”
湛若水双手赞同：“好！我们招生，讲学。”
湛若水是陈白沙的弟子，深得陈白沙心学之精髓，一直倡导学习的目的是涵养身心，这一点和王阳明不谋而合。王阳明和湛若水是好朋友，也是好同志，互相敬佩。湛若水说自己周游世界，从未见过王阳明这样的优秀人物。王阳明则回应说，他活了这么大，也没有见过湛若水这样的理学家。
两人在1504年志同道合，几年后，王阳明创建心学，两人成为不共戴天的论敌，但仍然保持着友谊。什么是真朋友，王阳明和湛若水可为表率。
多年以后，据王阳明的心学门徒说，1504年王阳明在北京倡导身心之学，实际上离心学的大门近在咫尺。如果不是后来刘瑾的干扰，心学可能提前三年降临人间。
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情况是，1504年王阳明和湛若水在北京城里开班讲课，来听课的人并不多。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家都在学习口耳之学，对于身心之学，那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富家子弟唱的高调。一个穷苦读书人学习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科举和仕途。你对他说，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修身养性，你如果当它是晋身工具，那就太低俗了，他非跟你拼命不可。
还有个原因，无论是王阳明还是湛若水，当时都很年轻，他们对身心之学的感悟力和体验力远没有那么强大。尤其是王阳明，他自己还对朱熹理学感到困惑，如何去指点别人？
王阳明的学生们认为1504年王阳明离心学的大门近在咫尺，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老师王阳明。这个时候的王阳明虽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拥有别人所没有的儒释道三教精髓，但他没有自己的思想系统。勿论其他人，就是他的伙伴湛若水的理学造诣和悟性禀赋并不逊于王阳明半毫，为什么湛若水没有创建心学？
王阳明在1504年时不过是一座地下烈火飞奔的休眠火山，要喷发出万众瞩目的璀璨光芒，必须要有一个外力（比如地震、磁极变化）推一把。我们称这种外力为外部环境。
实际上，每个大人物的成功都有一个外部环境，这个外部环境像运气一样，绝不可少。有的人在外部环境特别好的时候不需要过人的自身素质就能成功，比如官二代、富二代。而从来没有听说过拥有超级素质的人在没有外部环境的帮助下可以成功的。人类历史上怀才不遇的人多如过江之鲫。
注意，外部环境是一种作用力，不过有正推力（顺境），也有反推力（逆境）。而很多时候，反推力才是人类前进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动力。王阳明就是在一股反推力的作用下，一举创建了心学。作用于王阳明身上反推力的，是一个叫刘瑾的人。他是个名人，关于他，我们也要从头说起。
如果用因果论来看，王阳明创建心学，权阉刘瑾居功至伟。倘若不是刘瑾，王阳明就不可能到龙场，王阳明不到龙场，他的心学恐怕就不会横空出世，至少不会在1508年横空出世。
刘瑾出生于陕西贫苦人家，本姓谈，伶俐乖巧，有冒险精神。六岁时到北京城流浪，被一位宫中的刘姓太监收养，遂改名刘瑾。十几岁时，刘瑾在养父的怂恿下主动阉割进入皇宫做了小太监。刘瑾是个实用心理学大师，能在最短时间里摸透别人的心思，于是他先是得到了皇帝朱祐樘的喜爱，朱祐樘把他交给太子朱厚照时，意料之中地得到了后者更深的宠信。
时移事往，刘瑾和朱厚照建立下了深厚的主仆友谊。这缘于刘瑾对朱厚照各种欲望的纵容和引导，朱厚照一日都不能没有刘瑾。所以当1506年朱祐樘去世朱厚照继位时，刘瑾知道，他的好日子来了。
但他高兴得有点早。朱祐樘死前为朱厚照指定了三位辅政大臣：端正持重、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的刘健；善于辩论，并坚持原则的谢迁和那位让王阳明做《来科状元赋》的李东阳。从三位大臣的眼中看朱厚照，朱厚照是个任性自我、我行我素的十五岁的大男孩。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半成品皇帝，需要他们精心塑造。而儒家知识分子最大的追求就是把皇上塑造成德高望重的圣贤。
但他们失算了。朱厚照自继位之后，除了在早朝露一面外，其他时间都和刘瑾在一起享受人生。刘瑾在宫中多年，并非是单打独斗，他有如下几个好兄弟：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刘健和谢迁给他们起绰号为“八虎”。据这二位老大人说，朱厚照登基的三个月内，这八只老虎就引诱朱厚照做了太多有违皇帝身份的事：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骑马跑出皇宫，鬼知道去了哪里；二、把钱不当钱；三、到北海划船，进行交通管制，严重影响京城百姓的正常生活；四、养了那么多老鹰和猎犬，搞得宫中成了马戏团；五、饮食上太邋遢，不符合圣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要求。
刘瑾和朱厚照一起看这封信，然后哈哈大笑，把信扔到一边，继续纵欲玩乐。刘健和谢迁一咬牙一跺脚，决心违背圣人们“不许和太监结交”的警告，找到了当时宫中的头号太监王岳。王岳对刘瑾“八虎”的迅猛崛起深感忧虑，看到政府部门的首脑主动和自己示好，很激动，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让朱厚照铲除“八虎”。
刘健和谢迁得到了王岳的支持，立即开始制定向“八虎”进攻的计划，这个计划其实很简单：凡有血性的臣子都要写信给皇帝，要他摆脱八虎的控制。他和谢迁在内阁“票拟”，要王岳呈送给朱厚照，并在朱厚照面前苦苦劝谏，得到朱厚照同意后，盖印，发布天下。
在呈送给朱厚照的信件中，有一封让他毛骨悚然。这封信追忆了太监祸国的历史，把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太监祸国的真实事件，清晰地摆在朱厚照眼前。东汉时的十常侍搞垮了东汉，唐时的太监不停换皇帝覆灭了唐朝。就在不多久以前，太监王振把先皇朱祁镇领到塞外，让朱祁镇成了俘虏，还失去了帝位。
信中说：“八虎现在羽翼未丰，您看不到危险。可危险来的那天，您后悔就晚了。”
据说，朱厚照看完这封信后，浑身发抖。他一夜未眠，清晨来临时，他找来王岳交代了几句话，王岳派人给刘健和谢迁送去了一封信。信中说：“已定。”刘瑾等人被发配到南京守太祖陵。
刘健大喜过望，叫道：“哇呀呀，好事！”
但谢迁却皱起眉头，说：“皇上与他们八人情分极深，如果有一天想起他们，就必然会召回他们。我们现在高兴，太早了。”
刘健吃了一大惊，扼腕道：“我怎么没有想到。”
谢迁已经铺开纸，准备写信给朱厚照。信的内容血淋淋：八虎罪大恶极，应该处决。为什么应该处决呢？谢迁用他那滴水不漏、无懈可击的辩才，给朱厚照全方位地分析了个遍，使朱厚照相信：“不杀八虎，天理不容。”
朱厚照中午给了回复：“我许可，明天早朝宣布。”
刘健和谢迁兴奋得满脸红光，两人对着洞开的窗户，说“只要过了今晚，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李东阳在旁却若有所思。
他想的是，夜长梦多，一夜时间，足以让很多事情发生改变。
历史的确就在那天晚上改变了。
改变历史的小人物是一个叫钱宁的小太监，当时还未受朱厚照的重视，但却得到了刘瑾的青睐。他靠上刘瑾这座大山，费了很多工夫。所以那天中午他凭着伶俐探听到了八虎的前途，马上就报告给了刘瑾。
刘瑾恐惧、愤怒、浑身发抖。他万万没想到就是在一夜之间，他千方百计哄着开心的朱厚照居然如此翻脸无情。但他不能把怨气撒到朱厚照身上。他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源于朱厚照。他嚼着无声的怨恨在房间里踱步，围在他周围的七只老虎面面相觑，惨无人色。
刘瑾要自我拯救，他带着七个兄弟靠着多年来积攒的人脉，终于在午夜时分见到了朱厚照。朱厚照眼圈红肿，无精打采，刘瑾一眼就看到了希望。
朱厚照刚坐到椅子上，刘瑾和他的七位战友便环跪在朱厚照脚下，哭出声来，神情哀伤。朱厚照便也流下眼泪，说：“我也舍不得你们死啊。”刘瑾就说：“您掌握天下苍生生杀大权，您不让我们死，我们就不会死。那群大臣为什么逼您杀我们，您心里最清楚。他们不过是想让您身边没有一个知心人，从而把您陷入孤立状态，好听从他们的摆布。我们的确是给你贡献过猎鹰猎狗，可王岳也没有闲着啊。为什么他就没事？我得到消息，王岳和那群大臣相互勾结，要把您身边所有对您好的人都铲除掉。”
朱厚照听到这里，失声叫了起来。他说：“我早就讨厌这群士大夫道貌岸然的那一套，现在听你这么一说，真是被我猜对了。你们起来，不必担心。明天，我自有分寸。”
八只老虎不起来，因为现在的形势瞬息万变，犹如战场。离明天早朝还有三个时辰，谁知道这三个时辰里还会发生什么意外。
朱厚照要搀起刘瑾，刘瑾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朱厚照看明白了，于是说：“我现在就任命你为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马永成为秉笔太监。你们六个，都有新职位，明天早上宣布。”
刘瑾吃了这颗定心丸，这才长出一口气，起了身。
朱厚照为了挽回他和八虎的友情，连夜就把王岳免职发配南京守太祖陵。
对于刘健和谢迁的理想而言，一切都过去了。
早朝时，刘健和谢迁得到噩耗：皇上因昨夜失眠无法上朝。关于刘瑾等人的处理，朱厚照说：“他们跟随朕这么多年，不忍心把他们处死，所以这件事稍后再议。”
李东阳叹息了一声，摇头。刘健和谢迁决定用多年来赚取的地位、威望和声誉做最后一击——辞职。
他们认为这是一招好棋。因为他们是先皇指定的辅臣，朱厚照再顽劣荒唐，也不可能对他们的辞职无动于衷。朱厚照的确没有无动于衷，他在辞职信上快活地批示了“准”。
刘健和谢迁的时代过去了，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朱厚照，早已把身心都沉浸在玩乐中的朱厚照巴不得他们离开。
刘健和谢迁现在已无回旋余地，只能回家养老。李东阳在送行会上对二人说：“我不能走，我要继续您二人未竟的事业。”
刘谢二人笑了笑，说：“好啊。我们的时代结束了，不知道你的时代是否真能开始。”
李东阳的时代没有办法开始。李东阳是个懂政治的人，他看清了刘瑾已经站立得很稳，坚如磐石，短时期内，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他从高处拉下来。
当北京方面的很多官员要求李东阳扛旗向朱厚照上书挽留刘健、谢迁二人时，李东阳说：“你们这不是救人，而是害人。刘瑾对他二人已恨之入骨，我们现在又去挽留，这不是给刘瑾火上浇油吗？先不说诸位的命，刘、谢二人也命不久矣。”
北京方面由此销声匿迹，南京方面开始生龙活虎。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是自残行为，至少在王阳明看来，它是心灵驱动下的冒险犯难，是孔子在良知命令下的“明知不可为而为”。
北京方面的“打老虎”行动彻底失败后，南京方面接过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早在刘健、谢迁“被辞职”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监察官（御史）薄彦徽、陆昆、蒋钦等十五人联名上书请求朱厚照挽留刘、谢二人。不过他们的请求书达到北京时，刘、谢二人已经离开。他们马上转向，矛头直指八虎，自然，刘瑾是他们攻击目标里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奏折中声称掌握了无数确凿的证据，证明刘瑾罪不容赦。
刘瑾的反应非常凌厉，要求朱厚照下令，把这些人捉到北京，廷杖伺候。朱厚照对刘瑾的愤怒感同身受，自他继位以来，官员们就一直在找他麻烦。
廷杖是朱元璋专门对付政府官员而设置的刑罚之一。这一刑罚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把罪犯在众目睽睽之下按趴在地，用绳子捆绑住手脚，把裤子褪到膝盖处，执行员以粗重的木板拍打受刑人的屁股。
扭曲的传奇就此上演。南京的监察官们被拖到北京，每个人都被打得奄奄一息，又被开除公职，政治生命就此结束。监察官蒋钦不服气，屁股挨了三十棍被贬为平民后，他又给朱厚照写了封信。在信中，他把刘瑾骂得狗血淋头，同时提醒朱厚照，我太祖皇帝（朱元璋）曾立下家法，不许太监干政。可如今，刘瑾已成了帝国的二号首长，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奏疏的最后，蒋钦豁出性命：“皇上如果您信臣，杀刘瑾；如果不信臣，杀我。”
刘瑾暴跳如雷，朱厚照七窍生烟，两人一合计，再给蒋钦三十军棍，如果他还没死，就扔他进锦衣卫大牢。
蒋钦没有死，不过已剩半条命。这半条命在蒋钦看来，剩和不剩没有太大区别。于是，他在狱中又给朱厚照写信，希望朱厚照能明白这样的事实：如果刘瑾没有罪，我为何要不惜性命来控告他。现在，我每天在狱中和蟑螂老鼠为伍，他在外面锦衣玉食，我有老爹七十二岁，我连尽孝这件事都可以抛弃，我图个什么？
朱厚照没明白，和刘瑾合计后，蒋钦又挨了三十军棍。剩下那半条命就这样和已死去的半条命会合了。
蒋钦在十天内挨了九十棍，给政府官员们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冲击和心理摧残。那是一幅血肉横飞的场景，屁股上被打烂的腐肉能割下一盆。当事人在受刑时钻心刺骨的痛时，使得面部都会变形。政府官员们在感叹蒋钦奇异的不屈不挠精神和朱厚照罕见的冥顽不灵外，毫无他法。人人都意识到，现在谁敢说刘瑾一句坏话，蒋钦就是榜样。
王阳明就在这噤若寒蝉的空气中不声不响地登场了。他必须登场，表面上看，是一群文官和太监刘瑾作对，实际上，这是正气和邪气的较量。王阳明当然站在正气这边，所以他必须做一个表态。
据说王阳明准备上奏疏之前，有人劝他：“当初闹得那么凶，不见你有任何动作；现在胜负已定，你却逆风而行，这太傻了吧？”
王阳明傲然道：“就是因为当初闹得太凶，那么多正义之士都在奋斗，所以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而现在，正义之士被压迫，死气沉沉，必须要有一个声音来呼唤他们的良知，而这个重任非我莫属。”
知道王阳明要登场的人可能会猜测，他会直奔当时官员们力挺的宏大主题：扳倒刘瑾。但王阳明的思考方式和一般人并不一样，他就是上了山，也不会直奔老虎。以他的见解，这场风暴的起源处是朱厚照，刘瑾不过一木偶。想要扳倒刘瑾，必须要从朱厚照那里入手。他入手的方式极为婉转，绵里藏针。
他的着眼点就是南京监察官事件。他首先把朱厚照捧起来：君仁，臣才直。也就是说，上有朱厚照这样英明的皇帝，下才有那些直言敢谏的南京监察官。他们如果说得对，您应该嘉奖。如果说得不对，您也应该包容，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随后，话锋一转：可是您现在做的叫什么事啊。南京离北京几万里，您也不惜成本把他们拉到北京来执行廷杖。对当事人而言，不过就是屁股上受了点苦，可在外人看来，您这就是在堵塞言路，将来谁还敢面对奸佞之人挺身而出？皇上您天纵睿智，不可能不知道南京监察官们的指控是虚是实。我希望您能施舍您的仁慈，把他们官复原职。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万民，都会以各种形式称颂圣明，天下有福。
上了这道奏疏，王阳明心情轻松，居然还跑到他和湛若水创建的学堂里继续给学生讲身心之学。朱厚照和刘瑾远没有他那么淡定，看完信后，虽然朱厚照根本不知道王阳明是谁，刘瑾也不清楚这个兵部的小官到底是何方神圣，不过他当时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既然王阳明的上书和南京监察官们有关，那就证明其心必异。而且，这封信里有暗示：那些监察官是对的，岂不就是证明他刘瑾是错的。
于是，一道圣旨到了王阳明眼前：廷杖四十，下锦衣卫狱。
王阳明年轻时虽然练过中国传统武术，而且能蹦过一丈宽的悬崖，更修习过道家导引术，可他天生体质就弱，更没有练过硬气功，所以，他无法“笑纳”招呼到屁股上的四十军棍。他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直到被抬到锦衣卫大牢时，他才悠悠醒转，眼前已换了世界。
这个世界，他在几年前任职刑部时见过，暗无天日，臭气熏天，俨然地狱。不过当年他在过道里看，现在他在囚笼里看，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情景就完全不一样。他有种异样的感觉：在这幽暗潮湿的囚牢中，他自少年时代就埋藏在心中的一切理想都消失不见了。他的心不是空的，而是像装满了浑水的罐子。
关于王阳明在锦衣卫大牢的具体情景，没有旁证，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诗歌来还原他在监狱中的生活。据他的诗歌说，他刚进大牢时，由于屁股创伤和心理压力，整夜整夜地失眠。从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一下跌到人间最黑暗的锦衣卫大牢，就是元始天尊和佛祖，心理也会起变化。当他勉强能直立行走后，他就在牢里来回地踱步。回忆起前半生时，他不仅潸然泪下。他好像没有回忆他的那些理想，人的理想和站立的位置有关，一个身陷囹圄的囚犯不可能去想建功立业。王阳明也没有想自己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境地，也许他在写那封奏疏时就预料到会有今天。如今，他漫不经心地观察今天的处境，牢房里没有四季的更替，只有刺骨的寒冬。牢房里的光线惨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牢房里的饭菜几乎比猪食还难吃。
后来，他终于认清了现实，自己在这个地方会待很久。据他估算，离他去另一个世界的时间也还有很久，这段时间，他怎么来打发，应该是他首先思考的问题。他把时间用在了《周易》上。《周易》是周文王在监狱里写的一本卦书，道家说它里面暗藏人生玄机，读透它就能趋吉避凶，儒家却说他是君子的修身宝典。王阳明读《周易》，也想读出点天机来。不过读着读着，他就想到了自己在家乡的阳明洞。在那里，他曾翻过佛经，练过导引术，清风吹进洞里时沁人心脾。
出乎王阳明意料的是，1507年春天，他的牢狱生涯居然结束了。但旧的厄运结束标志着新的不幸到来：他被贬到贵州龙场驿站担任站长。但凡有点地理常识，就知道那不是人待的地方。不过王阳明却很开心，他出狱时还曾勉励他的狱友，要保持君子风范，不可抛弃圣贤之书。
人生一切所谓的苦难，都是比较而言。和锦衣卫大牢相比，山遥水远的贵州龙场就不值一提。这至少是王阳明当时的想法，可他的朋友们却面色大变。
湛若水费了好大劲，才在大明帝国疆域图的最南方找到了一个叫龙场驿站的地方。他沮丧地对王阳明说：“此地非人类所能居住，你这一去恐怕……”
王阳明心里有数，但却安慰湛若水：“我大明帝国既然在那里有驿站，就说明有人。别人能在那里生活，为什么我不能？锦衣卫大牢是什么地方，我这不也出来了吗？”
他话锋一转：“我唯一担心的是当今天下，圣学不明，读书人只讲口耳之学，不谈身心之学，我希望你能把身心之学发扬下去。”
湛若水很愧疚，一个生死未卜的人还时刻不忘身心之学，他这个在波平浪静中生活的人没有任何资格颓丧。况且，他对王阳明也有很深的了解，王阳明大半生无论是对理想还有生活从未绝望过，只要他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
看上去，王阳明应该没什么事。
可生活自有它自己的准则，凡是你能预料的事大都不会发生；凡是你没有预料到的，毫无意外地肯定会发生。
王阳明在离开北京之前，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贤圣可期先立志，尘凡未脱漫言心。”这说明他一离开锦衣卫大牢，心里的宏图大志就复活了。另外，他并没把到恶劣的龙场去生活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障碍。他是个有抱负的人，抱负是一个人活出价值的发动机。至少在他离开北京时，他是这样想的。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在面对险恶环境时，这台发动机也会熄火。
王阳明从北京去贵州龙场的第一站是老家浙江余姚。由于牢狱之灾，他的祖母和家人一见到他，就说他苍老了很多，并对他去贵州龙场表示出担心。王阳明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劝慰他们说：“那个地方虽然少有人行，却是山清水秀。你们也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山水，所以那个地方在你们看来是地狱，对我而言却是天堂。”当他的家人心绪平静后，他离开余姚到了杭州，住在他曾经成功劝退那个静坐和尚的胜果寺中。王阳明并非重新皈依了佛教，而是为了养病。四十军棍带给他的生理创伤还在，天气稍有变化，他的屁股就会出现阵痛，以至于不能安心静坐。更糟的是他的肺病又复发了。所以王阳明必须要把身体休养好，才有能量继续赶路。
可惜，他这点小心愿都没有达成。在杭州休养了几个月后，刘瑾派了人来。来的人是锦衣卫，任务是杀掉王阳明。
锦衣卫日夜兼程，很快就来到杭州。他们凭着高度灵敏的嗅觉，摸上了胜果寺。王阳明在胜果寺满坑满谷的朋友，马上就有个叫沈玉殷的找到王阳明，对他说：“寺里今天住进了几个操北方口音的人，面露杀气，可能是来找您的。”
王阳明惊恐起来，沈玉殷问他：“你是否有仇人？”
王阳明回答：“平生只有一个仇人，就是刘瑾。”
沈玉殷点头道：“是了，如果我没有猜错，这几个人应该就是锦衣卫，是来对付您的。”
王阳明站起来就要走，沈玉殷拦住他，说：“先不要着急，我去探查一下，然后见机行事。”
当夜，沈玉殷备好酒菜敲开锦衣卫的房间，开门见山问道：“你等为何要杀王阳明？”锦衣卫明人不做暗事，回道：“奉刘公公之命。”
沈玉殷又问：“何时动手？”
锦衣卫回答：“今夜。”
锦衣卫的自负让他们付出了任务失败的代价。沈玉殷把他们灌醉后，急忙通知王阳明快逃。王阳明连行李都不收拾，仓皇逃出了胜果寺。
他走得越快，就感觉危险离他越近，他拼命地跑起来，一直跑到钱塘江边，但危险的气息仍然在左右萦绕。他知道，醒酒后的锦衣卫始终在后面嗅着他的踪迹尾追不舍。
要摆脱一个人，只需让他如愿以偿。王阳明把外衣和鞋子放到钱塘江边，又写下遗书“百年臣小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他藏了起来，锦衣卫到来时，看不懂他的遗书，但看到了正被江水推向江心的衣服和鞋子，他们认定，目标已死，于是回京复命了。
王阳明“死亡”的消息很快传遍浙江，又传到北京。他在浙江的一些朋友居然到钱塘江边去祭奠他，他的家人痛不欲生，刚被刘瑾赶回老家的王华老泪纵横。只有王阳明最好的朋友湛若水不信，当他看到王阳明的遗书时，哈哈大笑，说：“这是英雄欺人。”湛若水的意思是，王阳明在玩诈。
诈，让他摆脱了暂时的困境。他搭上一艘去舟山的船。倒霉的是，一阵狂风把船吹离航向，当他登岸时，人家告诉他这里是福建福州的鼓山。王阳明叹息了一回命运不济，辨明了贵州方向后就钻进西南的森林里。穿过森林，有座破败的寺庙，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延伸到远方，王阳明顺着小路走了一会儿，就见到一座装修简单的寺庙。他兴奋地去敲门，过了很久，门才打开一条缝，探出个和尚的光头来。和尚见王阳明一脸焦虑，有些讶异。王阳明希望和尚能收留他一晚，和尚连连摇头，却不说原因。据和尚说，小路的尽头有座寺庙，那里可以容身。
王阳明咳嗽着，浑身颤抖，但和尚毫无慈悲之心。
这就叫祸不单行。王阳明只能掉头回那座破败的寺庙，虽然破败不堪，但遮风挡雨的功能还未完全丧失。当第二天王阳明醒来时，看到的第一个物体就是昨夜那个和尚的脸，那是一张惊异的脸。后来王阳明才知道那个出家人的用心有多险恶，寺庙在深山老林，没有多少香客。没香客就没有香火钱，和尚于是很贫穷。有一次，一位过路客在那个破败寺庙里过夜时被老虎吃掉，遗留下大堆的骨头和金银财宝。这让和尚产生了灵感，此后，他拒绝任何过路客住他的寺庙，那个破败寺庙就成了他的经济来源。在王阳明之前，只要有人来，就必有收入。可王阳明打破了他的定律——老虎居然没有吃他。和尚想，此人绝非等闲之辈，这种想法唤回了他久违的慈悲心，他把王阳明请回寺庙，好生招待。
王阳明在寺庙里安顿下来后，身体康复得很快。有一天，他百无聊赖，在寺里闲逛，走到一空旷处发现一位老道静坐闭目。听到脚步声，就睁开眼，看了看王阳明，哈哈一笑，说：“我终于把你等来了。”
王阳明吃了一惊，定睛细看，失声叫道：“啊呀，道长，怎么是你啊！”
道士正是二十年前江西南昌铁柱宫里的那位道士，他的容貌和二十年前一样，光阴似乎在他脸上没起任何作用。两人热烈地交谈起来。
王阳明问他：“为何在这里？”
道士回答：“你不记得二十年前我说过，二十年后咱们再相见吗？”
王阳明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充盈了他的脑子。道士问他多年来的人生状况。王阳明一五一十地说给道士听，说完，长叹一声。道士也叹了一声。
王阳明说：“我被刘瑾追杀，九死一生，前途未卜。我不想去贵州龙场，只想找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隐居。”
道士说：“你是要出世？”
王阳明说：“是的。”
道士笑了：“你才否定佛道的出世思想，如何又转回来了？”
王阳明苦笑：“如今我也顾不得那些，只求保存性命。”
道士问：“你当初为何和佛道分道扬镳？”
王阳明答：“实在是难舍亲情。”
道士追问：“你现在就能舍了？”
王阳明被问住了，他当然不能。
道士替他分析：“如果你一走了之。刘瑾说你去了越南，或是蒙古，诬你个私通敌国的罪名，你的家人肯定受牵连。”
王阳明惊骇道：“我也是被时势逼得太紧，居然忘了这样的事。”
道士说：“你来之前，我已为你占得一卦，得卦明夷，断辞是：光明消退，黑暗降临，面对灾难，宜坚贞守持。”
其实这几个字无非是告诉王阳明和每个在逆境中的人：切勿受到不利环境的影响，也不要让坚定之心有所动摇。要避免灾祸，就要守护内心的光明，尽管表面上可以屈服。采取这种态度，再大的灾难都是浮云。有时候，人必须隐藏他的光芒，以便在当时的困难处境之下仍能让他意志占上风，内心深处必须意志坚定，并且要一点都不流露在外。如此，就能在困难中坚持。
据说，道士的占卜在王阳明身上唤起了信心。王阳明决定先去看望父亲后，就继续踏上通往贵州龙场的坎坷路。实际上，王阳明不想再逃避，和卦象没多大关系，亲人们的安全才是决定性因素。
离开那座寺庙后，他直奔南京去看他父亲王华。王华当时被刘瑾驱赶到南京，坐着冷板凳。父子二人相见，抱头痛哭。王阳明愧疚地对父亲说，自己对不起父亲的养育之恩，对不起王家列祖列宗。王华却说：“我们都以为你真的自杀了，如今能看到活着的你，还有什么奢望。你从小性格就野，不与人同，步入仕途后三心二意，我从来未在光宗耀祖上对你寄予厚望。虽然如此，你那道上书是对的。正义总需要一些人来维护，你只是做了你该做的事。”
王阳明对父亲说，他已经决定去龙场，勇敢地面对这次放逐。临行前，王华让两个倒霉的仆人跟随王阳明。在重新上路前，王阳明写下了动人心弦的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普遍认为，王阳明用这首诗表达了他决定直面前途未卜的未来之后如释重负的感觉，里面透露出的勇气让人深深感动。
人的力量永远来自心灵。当你的心灵产生力量后，外界的环境看上去也就没有想象中的险恶了。所以他后面的路虽然异常艰辛，但他从浙江到江西，再从江西进入湖南，从湖南进入贵州，一步一个脚印，终于在1508年初到达了他的放逐地——贵州龙场驿站。
王阳明虽然对放逐地的严酷现实有思想准备，不过到达龙场驿时，他的心还是瞬间冷了下来。
龙场驿位于今贵州贵阳西北约八十里的修文县城，地处荒僻，虫蛇甚多，瘴气流行。如果你说此地不是人类所能居住的，但是当地居住了很多彝人、苗人等少数民族；如果你说这个地方是人类可以居住的，但是和山顶洞人的生活条件差不多。
王阳明到达龙场驿时是一个太阳还未升起的早晨，植物腐烂的气息在森林里形成浓密的雾。这仿佛是一个迷幻的世界，看不到任何希望。龙场驿站的站长用出离了兴奋的心情接待了他们。他的这种心情实在不厚道，他的高兴不是因为有人来，而是因为有接替他的人来。他把自己在龙场驿三年的生存经验全部传授给王阳明。按他的意思，这些生存经验一旦出了龙场驿，就是屠龙之计，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他毫无保留。
他要王阳明在未来的生活中需要时时警惕以下五点：第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当地少数民族和我们不是同一类人，阴鸷易怒，发起火来像魔鬼，要命的是，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发火。即使是中原人，也不要随便和他说话。来这里的人有很多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好人谁会来这里；第二，注意空气质量。这里的空气看上去清新，但暗藏杀机，尤其是早上和夜晚，森林中的瘴疠之气四处弥漫，稍不小心就会中毒身亡；第三，动物凶猛。这原本就是野兽的家园，所以要时刻小心狼虫虎豹的攻击；第四，自力更生。法律虽然规定政府供应粮食，但经常一年才来一次，所以你要学会种植谷物；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既来之则安之，一定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否则，你终会有一天把自己结果了。
这位卸任的龙场驿站站长传授完毕，收拾了自己的行李，乐呵呵地走了。王阳明望着他的背影在原始森林深处消失，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想朗诵他在离开南京时写的那首诗，可怎么也想不起第一个字是什么。
他没有心情去想那个字，因为有好多活要干。首先就是居住问题，按法律，王阳明是戴罪之人，不得居于驿站。他找到一个山洞，阴暗潮湿，却能抵挡频繁而至的雨水。但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安装门！所以一天晚上，一只狗熊在他们熟睡时走进山洞，把他一个仆人的半边脸当成了夜宵。王阳明懊悔之下才想起了前任的警告。他开始忠实地奉行起来。第一，他叮嘱仆人在森林里寻找食物时不要和当地土著说话，不要有任何接触，包括眼神。第二，每当森林中瘴疠弥漫时，他就用他有限的中医药知识采集消毒的植物放到锅里煮沸，祛除瘴疠气。第三，他让仆人打造了一扇石头大门，睡觉前必须关门。第四，他带着仆人开垦土地，种植前任留下来的种子。第五，为他自己和他的仆人找各种乐子。他把自己居住的几个山洞和临时搭建的窝棚起了很多文雅而有深意的名字，比如他所居住的山洞叫“玩易窝”，按他的解释是，这个山洞是山麓的窝，我时常在这里凭记忆力读《易》，读到精熟处，感觉就像是在玩一样，于是叫“玩易窝”。有一个窝棚叫“何陋轩”，王阳明解释说，这里的土著虽然表面粗野，但性格直爽，心思如小孩子，这说明他们“良知”并未丧失。所以他给这个窝棚起名为“何陋轩”。还有个窝棚叫“君子亭”，王阳明的解释是：这四周都是竹子，竹子具备君子的四个特征，中空而静，通而有间，这是君子之德；外节而实，一年四季枝叶颜色不改，这是君子之操；随着天气而出而隐而明，适应性强，这是君子“适应时势”的变通；挺然而立，不屈不挠，这是君子之容，所以我给它起名为“君子亭”。
这是艺术上的自我调节。在现实生活中，王阳明给他的仆人用大白话唱民歌，跳最狂热的舞蹈，以驱逐他们对现实的沮丧。为了淡化残酷的生存环境，他凭记忆诵读理学经典，把自己从现实世界中拔出来沉到思想世界中。
有生以来，王阳明第一次有意识地陷进回忆中。他突然发现了许多自己从未发现的事实。他钻研军事、探索理学、浸染佛道、苦攻辞章，都是他那“野多违俗”的性格和“成为圣贤”的理想与现实世界的生死搏击。现实世界总把他的性格和理想打倒在地。而他自己也注意到，每一次他都能站起来，并且比倒下之前更强大。就在他被投入锦衣卫大牢前，他心中已有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身心之学。即使在来贵州的路上，他还在探索身心之学的精妙。不过他也承认，现实世界还是很强大的，因为它用龙场这一记重拳把他打倒在地，至少在他回忆往事时，他还没有站起来。
实际上，从内心而言，他现在比过去强大了百倍。他说：“我已超脱了得失荣辱，只是还无法超脱生死。”其实人人所谓的怕死，怕的并不是死，而是对生有所眷恋而已。王阳明一想到因为死亡会让他那些理想半途而废，心里就火烧火燎地难受。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副棺材，说：“我现在就听天由命吧。”
这并不是放弃，实际上“听天由命”隐含了某种洒脱，它是在我们无法改变事情时的淡然心态。王阳明在听天由命时，每天都用静坐的方式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当他的心彻底安静下来后，他就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一个圣人处在我这样的环境下，他如何做？”
这个问题问得好！
它实际上问的是，圣人是如何改变外部世界有所作为的？
王阳明已意识到，圣人无论多么非凡，也不过是肉体凡胎，他生活在社会中，所以必须要面对外部环境。那么，圣人们处于逆境时是如何改变外部世界的呢？遗憾的是，王阳明很快发现，儒家圣人系统中的那几位圣人谁都没有他这样的遭遇。孟子是贵族，每次出门都鲜衣怒马，仆从如云。周武王是西周时期的万王之王，谁敢放逐他？周文王坐过牢，但吃喝不愁。孔子在周游列国时的确挨过饿，那也是几天的事。也就是说，没有哪个圣人像他王阳明这样倒霉过。
他找不到标杆，寻不到成功的案例，这让他的心灵备受煎熬。后来，他通过长时间的默想，突然发现，圣人是没有办法改变外部环境的，他们只是适应环境。正如他自己，刚来时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想死的心都有。可现在，他不还是好好地活着？那么，让他活下来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努力适应了外部环境。
想到这里，他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他觉得自己应该把时间用在理学的突破上。于是，他开始审视朱熹的“格物致知”。他对朱熹仍然极不满意，因为朱熹说，去外面世界格真理。这就如他现在，他如何才能从外部找到一个好好活下去，并且可以创造人生价值的真理呢？外部根本没有这样的真理，所以他根本无法找到。
朱熹的“格物致知”和“圣人处此该如何”交织在一起在他的脑海里撞击着，他变得神魂颠倒起来，像中了魔一样絮絮叨叨，时而点头，时而皱眉，时而摇头。
他的脑子再也放不下这些翻来覆去被他肯定和否定的问题，终于有一天，这些问题冲出了他的脑子，像一幅画一样清晰地呈现在他眼前。于是，就发生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王阳明的心学横空出世。这个传奇故事被称为“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诞生典礼上的礼炮。
龙场悟道引来很多争论。有人说是禅悟，有人说是道家思想的结晶。有人则说，是儒家孟子思想和陆九渊心学思想的碰撞。也有人说，其实这是王阳明长期失眠和极度消沉后所产生的幻觉。
但无论怎么说，王阳明在龙场所悟到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都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夺目的光辉。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就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心中就有圣贤之道，因为我们心中与生俱来就有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而做圣贤就是要通过自我努力实现最真实的自我。我们每个人身上既然都有圣贤的因子，那人人就是平等的，谁都没有权力支配谁。只有一个人有权力，那就是我自己。只有我才能支配我自己，我才是自己的主人！
这就是王阳明心学最根本的思想，也是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二十一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的理由。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回答下面这三个问题：为什么是王阳明？为什么是他创建了心学？为什么他能创建心学？
宿命论者认为，王阳明创建心学是苍天注定的，因为他就不是凡人，有四件事可以证明。第一件事，王阳明在1472年出生前，他的祖母梦到神仙从空中垂直降落，把怀中一个婴儿交给他祖母，并且说，此子将来必能光大你家门庭。他祖母从梦中醒来，王阳明降临人间。为了纪念神仙乘云雾送子这个梦，王阳明的爷爷王天叙给他起名为“王云”。第二件事，王阳明直到四岁还不能讲话。有个和尚就对他爷爷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他爷爷王天叙猛然想起“王云”的“云”字，恍然大悟，这是道破了天机啊，于是马上把的名字由“王云”改成“王守仁”（王阳明是他成人后自己取的号）。第三件事，1482年，王阳明在镇江府金山寺的禅房里看到一位圆寂的和尚和自己特别像，墙上的诗歌暗示，王阳明就是这位和尚的转世。第四件事，1483年他和父亲在北京城走路，一个道士对他父亲说，你这孩子能跨灶（超越父亲）。他父亲很疑惑，我已经是状元了，他难道是状元中的状元？道士说，这正是此子奇异之处。
还有人说，王阳明天生睿智，但人类历史上天生睿智的人太多。在王阳明身边就有湛若水，在他之前，还有陈白沙。有人说，他始终有成圣之志。但娄谅也有，陈白沙更有，几乎所有的儒家思想家都有成圣之志。有人说，王阳明多年以来积累了儒释道诸子等百家知识，但陈白沙的知识积累比他要深厚十倍，陈白沙十几岁就悟透佛道二教，而他三十岁时才通佛道。最后，有人说，王阳明所以创建心学，是因为经历了一次严酷的放逐洗礼。
的确，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定律是：任何一位伟大的圣贤都要经历过一番非比寻常的困苦环境。摩西被放逐渺无人迹的沙漠，才有了《摩西十诫》；耶稣在颠沛流离的传道中悟得大道；穆罕默德在放逐地创建了伊斯兰教；释迦牟尼放弃了王子养尊处优的生活，到深山老林中度过艰苦的岁月，创建佛教。这几个人的成功似乎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生哲理：不经风雨，就不能见彩虹，逆境使人成长，让人成熟。
但身处逆境就一定能有所作为吗？从古到今，死在逆境中的人不胜枚举，何谈成就！
那么，到底为什么是王阳明？
至少一个因素必不可少。王阳明出身书香门第，他本人衣食无忧，这让他有充足的条件随心所欲。我们很容易就注意到一个问题：但凡哲学家，出身贫苦的极少。
实际上，这种“事后追溯”意义并不大。正如我们走在路上看到一起车祸，“事后追溯”就是，我们马上思考自己怎么会看到这起车祸的。你肯定能找到理由，如果你有耐心追溯，就会发现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已注定了你会看到这场车祸。
虽然王阳明具备的那些要素很重要，也许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王阳明在“悟道”之前反复琢磨的那两个问题：一个是朱熹的“格物致知”；另一个则是圣人如何从困境中超越出来。如果非要给“为什么是王阳明”安一个看上去标准的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就应该在两个问题里，它就是：圣人肯定不像朱熹所说的去外面寻找存活下去的真理。用排除法，不去外面找，自然就在心里找。所以，他修改了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
于是，王阳明心学的宗旨无非就是，我们心里的良知是应对万事万物的法宝，无须去外部寻求任何帮助。
不过我们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寻找他创建心学的能量，不如用心来学习如何获得这种能量。这应该是王阳明的心愿，也应该是我们的终身追求。
王阳明创建心学后，他的世界看似光明起来。他适应了龙场这块土地，并且和当地的土著发展出了深厚的友谊，这源于王阳明高度的传道责任感。悟道后，王阳明马上把精力投入到讲学事业中。他让仆人开发了一块空地当作潦草的讲习所，热情地向土著居民发出邀请。
实际上，自王阳明来到龙场，当地土著们就对这个有气无力的中原人表现出了莫大的好奇。在他们眼里，王阳明有些诡异。有时候，这个中原人很正常，也很勤奋。他耕种土地，修葺山洞，生火做饭。而有时候，这个中原人像个神经病，要么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森林里来回转悠；要么坐在空地上，一动不动。有一段时间，他们认为王阳明比山中的虎豹毒虫更可怕，而有时候，他们则觉得王阳明和蔼可亲。在森林中偶然相遇时，王阳明都很礼貌地向他们打招呼。
王阳明邀请土著去听他的讲座，土著们蹲在一起开会讨论，有人说不去，因为中原人外表忠厚，内心狡诈。也有人说，可以去，但必须全副武装。最终，王阳明几次三番邀请的热情感动了他们。他们只带着一颗心来了。
他们是王阳明在龙场结交的新朋友，这些人被王阳明所讲的内容深深迷住（土著讲的语言和汉语不同，无从得知王阳明是怎么向他们传道的），每天都来捧场。有捧场的自然就有砸场的，正如一个出色的人有朋友就肯定有敌人一样。
来砸王阳明场子的人是贵州巡抚王质。王质早年在中央政府担任御史，知道王阳明。担任御史的人由于需要经常找碴儿弹劾别人，所以心理往往比较扭曲。王阳明来贵州，作为巡抚，王质当然早已知晓。按王质的想法，王阳明到他的地盘任职，应该对他有所表示。可王阳明那段时间太忙，忙着存活，忙着悟道，就把这位贵州官场上的大佬忽视了。
这本是无心之罪，但王质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了王阳明的挑战，于是派了一群亦官亦匪的人来到龙场驿站。这群人来砸场子时，王阳明正在给土著们讲课。他们训斥王阳明不识好歹，并作势要揍王阳明。王阳明丝毫不动声色，土著们却怒了。双方开战，当地人人多势众，来砸场子的人被打得抱头鼠窜。
王质大怒，当时就想调动军队对付王阳明，但马上就改变了主意。他意识到这是杀鸡用牛刀，而他只想让这只鸡对自己低头。王质拿出官老爷的威势来，下命令给贵州司法部长官毛应奎，要他通知王阳明，这件事的影响极端恶劣，王阳明必须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地向他道歉，只有王阳明做到这一点，他才可以考虑是否要赦免王阳明的罪。
毛应奎了解王质，知道这是官场中“廉价自尊”下的无理取闹。虽然如此，他权衡了一下，认为王阳明比王质更容易摆平。于是他给王阳明写信，要他向王质道歉，哪怕就是一封道歉信也好。
王阳明陷入沉思。这是他龙场悟道后第一次遇到事，而且非常棘手。他必须拿出妥善的解决方法来证明心学的力量。反复思考后，他给毛应奎回了封信，他说，殴打那群流氓的本地居民不会无缘故打人，是那群流氓先动手的。他接着说，即使那群流氓是王质派来的，但我和王质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我为何要向他道歉？如果他非揪住这件事不放，那你替我转告他，我在恶劣的龙场什么没有遇到过，几乎一日三死，再大的风暴对我而言也不过是虫豸。他最后说，我虽然是流放官员，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这正是他心学的灵魂：人人都有尊严，不可侵犯。据说，王质收到这封并非是给他的信后大为震惊，只好接受了尊严被侵犯的现实。
凭几句义正词严的大话就把对手吓跑，世界上没有这回事。如果真有，公平和公正早已立足人类世界。王质不再找王阳明的麻烦，最有可能是毛应奎周旋的结果。毛应奎是个颇有正义感的人，在收到王阳明的回信后，他亲自去见王阳明。王阳明的人格魅力令他一见折服，这使他马上断定王质和王阳明之间的谁是谁非。在他的调和下，王质很容易做出判断，这件事再闹下去成本太高，而且有失他的身份，于是，不了了之。
自此，王阳明的敌人王质消失，毛应奎则成了他的新朋友。
王阳明还曾神交了一位朋友，正是这位神交之友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篇章《瘗（yì）旅文》。我们想要了解王阳明的文学成绩，只需要欣赏这篇文章就足矣：
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场，投宿土苗家。予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北来事，不果。明早，遣人觇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来，云：“一老人死坡下，傍两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伤哉！”薄暮，复有人来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叹。”询其状，则其子又死矣。明早，复有人来云：“见坡下积尸三焉。”则其仆又死矣。呜呼伤哉！
念其暴骨无主，将二童子持畚、锸往瘗之，二童子有难色然。予曰：“嘻！吾与尔犹彼也！”二童悯然涕下，请往。就其傍山麓为三坎，埋之。又以只鸡、饭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
呜呼伤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宜也。尔亦何辜乎？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呜呼伤哉！
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乌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胜其忧者？夫冲冒霜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然奄忽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瘗耳，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呜呼伤哉！
纵不尔瘗，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亦必能葬尔于腹，不致久暴尔。尔既已无知，然吾何能为心乎？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疠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尔者重，而自为者轻也，吾不宜复为尔悲矣。
吾为尔歌，尔听之！歌曰：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与尔皆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兹兮，率尔子仆，来从予兮。吾与尔遨以嬉兮，骖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乡而嘘唏兮。吾苟获生归兮，尔子尔仆尚尔随兮，无以无侣悲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餐风饮露，无尔饥兮！朝友麋鹿，暮猿与栖兮。尔安尔居兮，无为厉于兹墟兮！
现在，我们将这篇文章翻译成现代白话文。一篇优秀的古典文章，翻译成白话文字，即使减色不少，但同样能动人心弦。
在大明正德四年（1509年）秋季某月初三，有一名吏目从北京来到这里，不知道他叫什么。他身边带着一个儿子、一个仆人，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上任，路过龙场，投宿在一户苗族人家。我从篱笆中间望见他，当时阴雨昏黑，想向他打听北方的情况，没有实现。第二天一大早，我派跟班的一人去探视，他已经走了。近午时刻，有人从蜈蚣坡那边来，说：“有一个老人死于坡下，旁边两人哭得很伤心。”我说：“这一定是吏目死了。可悲啊！”傍晚，又有人来说：“坡下死了两个人，旁边一人坐着叹息。”问明他们的情状，方知他的儿子又死了。第二天，又有人来说：“看到坡下堆了三具尸体。”那么，他的仆人又死了。唉，令人神伤啊！
想到他们的尸骨暴露在荒野，无人认领，于是我就带着两个跟班，拿着畚箕和铁锹，前去埋葬他们。两名童仆脸上流露出为难的表情。我说：“唉，我和你们，本像他们一样啊。”两名童仆怜悯地淌下眼泪，要求一起去。于是在旁边的山脚下挖了三个坑，把他们埋了。随即供上一只鸡、三碗饭，一面叹息，一面流着眼泪鼻涕，向死者祭告说：
“唉，悲伤啊！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啊？我是此地龙场驿的驿丞、余姚王守仁呀。我和你都生长在中原地区，我不知你的家乡是何郡何县，你为什么要来做这座山上的鬼魂啊？古人不会轻率地离开故乡，外出做官也不超过千里。我是因为流放而来此地，理所应当。你又有什么罪过而非来不可呢？听说你的官职，仅是一个小小的吏目而已。薪俸不过五斗米，你领着老婆孩子亲自种田就会有了，为什么竟用这五斗米换去你堂堂七尺之躯？又为什么还觉得不够，再加上你的儿子和仆人啊？哎呀，太悲伤了！
“你如真正是为留恋这五斗米而来，那就应该欢欢喜喜地上路，为什么我昨天望见你皱着额头、面有愁容，似乎承受不起那深重的忧虑呢？一路上常冒着雾气露水，攀援悬崖峭壁，走过万山的峰顶，饥渴劳累，筋骨疲惫，又加上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难道能免于一死吗？我固然知道你必死，可是没有想到会如此之快，更没有想到你的儿子、你的仆人也会很快地死去啊。都是你自己找来的呀，还说什么呢？我不过是怜念你们三具尸骨无所归依，才来埋葬罢了，却使我引起无穷的感怆。唉，悲痛啊！
“纵然不葬你们，那幽暗的山崖上狐狸成群，阴深山谷中粗如车轮的毒蛇，也一定能够把你们葬在腹中，不致长久地暴露。你已经没有一点知觉，但我又怎能安心呢？自从我离开父母之乡来到此地，已经三个年头。历尽瘴毒而能勉强保全自己的生命，主要是因为我没有一天怀有忧戚的情绪啊。今天忽然如此悲伤，乃是我为你想得太重，而为自身想得很轻啊。我不应该再为你悲伤了！
“我来为你唱歌，你请听着。我唱道：‘连绵的山峰高接云天啊，飞鸟不通。怀念家乡的游子啊，不知西东。不知西东啊，顶上的苍天却一般相同。地方纵然相隔甚远啊，都在四海的环绕之中。想得开的人到处为家，又何必守住那旧居一栋？魂灵啊，魂灵啊，不要悲伤，不要惊恐！’
“再唱一支歌来安慰你：‘我与你都是离乡背井的苦命人啊，蛮人的语言谁也听不懂，性命没指望啊，前程一场空。假使我也死在这地方啊，请带着你子你仆紧相从。我们一起遨游同嬉戏，其乐也无穷。驾驭紫色虎啊，乘坐五彩龙；登高望故乡啊，放声叹息长悲恸。假使我有幸能生还啊，你尚有儿子仆人在身后随从；不要以为无伴侣啊，就悲悲切切常哀痛。道旁累累多枯冢啊，中原的游魂卧其中，与他们一起呼啸，一起散步从容。餐清风，饮甘露啊，莫愁饥饿腹中空。麋鹿朝为友啊，到晚间再与猿猴栖一洞。安心守分居墓中啊，可不要变成厉鬼村村寨寨乱逞凶！’”
王阳明在龙场除了结交新朋之外，还有旧友来巩固他们之间的友谊。这些旧友都是他曾经在北京讲身心之学的弟子，以他的妹夫徐爱为首，陆续来到龙场。当这些人得知王老师创出了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学说后，大为惊奇。他们让王阳明讲讲这个新学说，王阳明侃侃而谈：“心即理。”
众人不明白。
王阳明说：“我心中有个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所以一切道理都在我心上，就是：心即理。”
这一说法当然让他的弟子们耳目一新，但他们疑虑重重。徐爱就问：“您说心即理，不需外求。我孝顺父亲的种种行为，恐怕要去外面求取吧。一个三岁的孩子怎么知道那些孝顺父母的礼节？”
王阳明的解释是：如果你真有孝顺父母的心，就会去做孝顺父母的事。天冷了，你会给父母盖被；天热了，你会给父母打扇子。这种礼节，你需要去外面学吗？孝顺这个道理就在你心中，如果它在外面，比如在你父母身上，倘若你父母去世了，难道它就消失了？
王阳明心目中儒家伦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孝道到底该如何表现，有件事可以说明。王阳明的爱徒徐爱曾在安徽祁门遇到一个叫傅凤的人，此人以孝顺父母为终生理想。可因没有像样的工作而赚不来钱，所以理想无法实现。徐爱就推荐他来见王阳明。王阳明于是给他讲心学，傅凤偶有所得，正要痛下决心修行时，突然意识到年迈的父母和傻子弟弟都需要他来养活。所以就抛弃心学，不顾性命日夜苦读，希望能考个进士，有个一官半职来养活父母和弟弟。因为吃不饱，再加上学业辛苦，竟然患了大病，卧床不起。但傅凤仍然坚持读科举之书，王阳明的弟子们都千方百计劝他以身体为重。
傅凤很苦恼，于是请教王阳明。
王阳明叹息说：“你呀，虽然志在孝亲，可已陷入不孝的深渊了。”
傅凤吃惊地问：“难道我不想去做官赚钱养活父母和弟弟，就是孝了吗？”
王阳明说：“你为了做官赚钱而养活父母和弟弟，却把自己搞成病夫，这是孝吗？”
傅凤疑惑。
王阳明又说：“就看你现在病恹恹的样子，能考上进士吗？”
傅凤很坦诚地说：“不能！”
王阳明说：“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却没有得到官职，而因为你身体很差，不能照顾父母兄弟，可能还要让他们来照顾你。你说，你这不是大不孝，还能是什么？”
傅凤潸然泪下，请王阳明出个好主意。
王阳明说：“宇宙中最真的孝，就是不让父母担心。知道了这个，你就知道怎么去孝顺父母了。”
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心学中所倡导的孝的问题，其实就是一门不让父母担心的学问。良知告诉一个人，孝顺父母的终极目的是让他们心上安宁，物质条件还在其次。这其实就是感应，人世间所有父母希望的其实是儿女平安，锦衣玉食并不重要。那么，将心比心，我们希望的其实也是父母平安，心平安，身平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是你的身心要平安，否则，这都是空谈。宇宙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世事也在变幻，但那些良知未被遮蔽的心对于孝顺的要求却是亘古不变的。想要真孝顺，做到五个字就可以了。这五个字是：让父母心安。
有弟子曾问王阳明，学习朱熹理学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我们去外面格物，把格到的道理用静坐思考的方式和自己的心吻合就是了。您这个学说，应该怎么学会它呢？
王阳明给出了四点：第一，立志。就是要打定主意，下定做圣贤的决心；第二，勤学。做圣贤必须勤奋，努力学习知识和提升品德；第三，改过。有错就要改，绝不姑息；第四，责善。也就是在朋友之间要以责备的方式劝善。
实际上，这是儒家提倡的老方法：在仿效典范和反省中获得自我，进而成为圣贤。这时的圣贤就是心灵自由、自己能支配自己的人。
不过在龙场，除了徐爱之外，并没有矢志不移跟随在王阳明身边的弟子。这些弟子来了几天，或许是有别的事，又或许是忍受不了龙场的生活环境，所以就离开了。王阳明在《诸生》这首诗中叹息说，人生相聚机会不多，何不把你们的书和行李拿来，咱们在一起享受心学的极欢大乐？（“唯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携书来，茆堂好同住”）
而心学的极欢大乐在此时恐怕只有他一人能享受。虽然如此，他已蜚声整个贵州。前来拜访他的人相望于道，贵州龙场看上去不再是个闭塞之地，而成了人来人往的市场。在来看他的人中，有一人很特殊。他就是贵州军区世袭军政长官（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安长官在贵州并非等闲，贵州的驿站就是他的祖上奢香夫人为明帝国免费创建的，所以他的神态里有一种无上荣耀的傲慢。安贵荣来见王阳明并不是听心学，按他的思维，王阳明学识渊博，声名远扬，肯定有非凡的智慧。他希望王阳明能为他解惑，这个惑就是：他想减少贵州通往中原的驿站数量。
王阳明劝他别胡思乱想：“驿站，尤其贵州境内的驿站是中央政府控制贵州的烽火台，你撤驿站，会给中央政府‘企图弱化中央政府对贵州控制能力’的印象。后果如何，不必我说。”
安贵荣急忙派人送来酒肉，说：“想不到这深山老林里有您这样见识非凡的人，让人钦佩，关于裁撤驿站的事，我以后想都不想。”
王阳明回答他：“我没有这样的力量。我说的这个道理，你心中早已有之。”
这个回答很阴险，一方面他暗示，安大人你要裁撤驿站恐怕就是有这想法。一方面，我的心学说，道理在你心中，我只是提醒了你一下而已。
但安贵荣贼心不死。这件事不久，贵州境内发生了两个少数民族首领的叛乱。王阳明判断，这两人是安贵荣的部下，他们叛乱和安贵荣的默许有直接关系。因为叛乱持续了一个月，安贵荣的军队毫无动静。他给安贵荣写信说，两人叛乱是在你的军事管辖区，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样胡闹？中央政府怎么想？即使不追究你的失职，如果调动别省的军队来镇压，你的颜面何在？
安贵荣看到这封信后，冷汗直冒。他马上出兵，轻松平定了叛乱。
由此看来，王阳明在龙场的身份不仅是个驿站站长，还是个教育家，偶尔还客串下政治家。他的朋友越来越多，声名大振，他的命运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洗礼后发生了大逆转。所有人都知道，龙场这块天地已容不下他，他离开龙场的日子已不远了。
王阳明是被人请出去的，而且被请了两次。第一次请他的人是贵州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毛科，他和王阳明是同乡。1508年冬天，他到龙场听王阳明讲学，由于没有深厚的思想根基，毛省长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王阳明心学本身是灵动的学说，所以他很快就接受了，于是他邀请王阳明去省城贵阳讲学。王阳明委婉拒绝。他说，我现在只是山野村夫，体弱多病让我变得异常疏懒。我没有用功阅读和研究经典，所以没有资格担任讲师。我现在正准备去看医生，您作为官方代表，给我这样的荣誉，实在让我惭愧。
毛科当然不会明白王阳明这番托词背后的心理活动。在王阳明看来，他的心学是帮助人完善道德，而并非是指导人科举考试。但毛科的用意很明显，他要王阳明到贵阳讲学就是希望王阳明能帮他培养出一批考试高手，这和王阳明的出发点南辕北辙。
毛科在1509年初被调离贵阳，接替他的叫席书，毛科临走前叮嘱席书，王阳明学大才渊，不应该在龙场驿沉沦。席书谨遵前任教诲，上任不久，就跑到龙场驿来听王阳明的讲课。课后，他请教王阳明，朱熹和陆九渊二人的思想有什么不同吗？王阳明说，这个话题太深，作为晚辈，他暂时还没有资格来谈。他话题一转，普及了一会儿自己的心学。简易明快的心学马上就让席书为之着迷。不过，席书是朱熹理学的门徒，虽然着迷，但对王阳明心学的“真理性”表示怀疑。
第二天，席书满腹心事地来了。他还是希望王阳明能讲一下朱熹和陆九渊的不同，或者是，他王阳明和陆九渊的不同。王阳明只好满足了席书的愿望。
王阳明从“知行”的角度来说明他和朱熹、陆九渊的不同。他说，朱熹是通过经书得到天理，然后去实行；陆九渊是通过静坐得到天理，然后去实行。二人虽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可都认为“知行”是有先后次序的。而我却认为，知与行是合一的。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成果，二者是一回事。席书没有深入质疑“知行合一”的问题，而是质疑另一个问题：“您也提倡静坐，和陆九渊的静坐有什么区别吗？”
王阳明说：“陆九渊静坐是希望从心中得到真理。而我提倡静坐，是因为现在的人心浮气躁，静坐能让他们把心沉静下来，我并没有让人一味静坐去获取真理，那不是正路。”
席书问：“那您从哪里获得真理？”王阳明回答：“真理就在我心中，但必须去事上练，只有去实践了，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真理。而且，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正如知行合一一样。”
席书这回心悦诚服，马上让人修建贵阳书院，并亲自率领贵阳的秀才们来到龙场，以师礼请王阳明到贵阳。
由此，王阳明离开了他的放逐地和涅槃重生地。
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书院正式讲学。按理，他有了传播自己学说的平台本该高兴。但在来贵阳的路上，他心事重重。表面上，席书服膺他的心学，实际上，作为主管教育的省长，席书面临一个困局：他对王阳明心学心悦诚服，但王阳明心学并非是考生辅导课，而他的工作职责就是让自己辖区内的考生通过科举考试。王阳明也面临一个困境：他的心学目标是给考生指明圣贤之路，而考生的目标却是读书做大官。如果他一门心思宣扬和朱熹理学截然不同的心学，那考生的目的就无法实现。想让考生的理想实现，就必须要讲朱熹理学。这个困局也是他当初婉言拒绝毛科的根本原因。不过好像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复杂，席书用一句话就抚平了他的忧虑：讲你最想讲的。
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的主要内容就是“知行合一”。
当时的人仍然按照朱熹的思路，想把一切天理都捕捉到手，然后再去实践。长此以往，每个人都拥有了一种本事：嘴上功夫天下第一，一旦要其动手，就会束手无策。他希望能改变这种读书人的毛病。当然，“知行合一”实际上也是他心学“心即理”和“事上练”的延伸：天理既然都在我心中，那我唯一也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实践来验证我心中的天理，而不是去外面再寻找天理。这种思路有个莫大的好处：心中有天理，那我们就不必再去寻找天理，如此一来，我们就节省了大量时间，而这些时间可以用在实践中。这样一来，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理想。王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这里，它也正是王阳明心学的闪光点。
实际上，知行合一和事上练只是“致良知”的一个前奏，真正动人心弦的是他心学思想的精华——致良知。
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知行合一”，他的门徒开始逐渐聚集，他的声望已今非昔比。人人都认为他应该不仅仅是个教育家和思想传播者。既然“知行合一”，他应该把他的知和行结合起来，所以在1510年农历三月，他三年的贬谪期限结束后，在贵州多名官员的推荐下，他被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县令。一个和曾经的自己完全不同的政府官员王阳明正式登场。
他已脱胎换骨，不是从前那个对仕途毫无热情，总是请假的王阳明了。他意气风发，但又谦虚地说，虽然经国之志未泯，但三年来不曾参与政事，恐怕不能胜任一县之长的工作。他不幸言中，当庐陵县的父母官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以当时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江西最惹人注目的“特产”就是刁民，尤其是吉安府庐陵县，简直是刁民生产地。王阳明前任一位姓许的县令在庐陵待了三年，临走前身心俱疲，奄奄一息。在给上级的述职报告中，他说，如果世界上真有地狱，如果非要让我在地狱和庐陵选一个，那我选前者。在他眼中，庐陵人就是恶棍，市侩的小人。他绞尽脑汁也搞不明白下面的事实：庐陵人特别喜欢告状，先在庐陵县内上诉，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就会离开庐陵上访。许县令声称，他办公桌上每天都会堆积一千份以上的诉讼案卷。这使他生不如死。后来他采取严厉的手段，将告状人关进监狱。可这些人太机灵，一群流浪汉特意来告状，为的就是进监狱后有吃喝。
许县令无计可施，只能请辞，他的接班人王阳明就来了。
王阳明一到庐陵县，县令的幕僚们就把该地百姓的喜好告诉了他，并且特意指点王阳明，对付他们，只能采取高压政策。
王阳明将心比心，分析说，自古以来民间就有“民不与官斗”的生存智慧。如果民总是和官过不去，那只能说明一点，他们的权益受到了侵犯。
幕僚对王阳明一针见血的分析却不以为然，他们指出，庐陵是四省交通之地，鱼龙混杂，是非极多。人没有定力，自然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每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省油，就没办法生存。
王阳明仍然坚信这样一点：普通平民在什么时代都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每天烧香求佛保佑不被政府欺压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情找政府的麻烦。如果他们真反常地时常找政府麻烦，那肯定是政府有问题。
这是一种心理分析法，答案往往是正确的。上级政府摊派到庐陵的赋税相当重，当然，这并不是政府的错。中国古代政府靠压榨百姓生活是政治常态，“轻徭薄赋”的政府凤毛麟角。吉安政府对庐陵的赋税中有一项是关于葛布（葛的纤维制成的织物）的，问题是，庐陵不产这种东西。对根本就没有的东西收税，百姓当然不干了。
王阳明还未坐稳庐陵县县长那把交椅，一千多百姓就敲起了战鼓，向新来的大老爷投诉，声称他们绝不会缴纳葛布的税。
王阳明看了状纸，又看了案宗，发现这的确是一项莫须有的税收。于是，他答应庐陵百姓，会要求上级政府取消这个税，甚至是取消更多没有必要的税。
这种包票打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王阳明陷入了困局：赋税任务是上级摊派下来的，下级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完成任务，没有任何借口。但有的赋税是不合理的，强行征收，百姓的反应一定是极为窝火。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激起民变。
王阳明是那种一定会为民请命，但绝不会直来直去的人。他找来前届政府的工作人员，详细向他们询问庐陵赋税的来龙去脉。这些人就把事实告诉了他。三年前，庐陵的赋税还没有这样高，自来了位宫廷税务特派员（镇守中官）后，庐陵的赋税就翻了三番。据这些工作人员说，这个特派员姓王，是个宦官，平时就住在吉安府政府的豪华大宅里，里面每天莺歌燕舞。
王阳明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姓王的宦官就是罪魁祸首。只要搞定他，庐陵县不该缴纳的赋税就会灰飞烟灭。他给吉安府长官写了封信，他知道那位王太监肯定也要看信，所以信的内容其实是写给王太监看的。他说，我在看庐陵的税收记录时大为惊异地发现，三年前庐陵的赋税总额是四千两，可这三年来却达到万余两。我先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在别的地方赋税都在负增长的时候，庐陵县却呈直线增长。不过我又仔细看了赋税名录，发现有些东西根本没有，却还要收税。我还听说，以镇守中官为首的收税大队来庐陵像是土匪抢劫一样。我现在有个小疑惑，这些赋税是上级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的规定吗？还只是我们吉安府的规定？交税的日子马上要来了，可最近这里发生了旱灾，瘟疫又起。如果再强行收税，我担心会激起民变。俗话说，饥人就是恶人。一旦真有民变，我不知该如何向上级政府交代。
他最后说，我对于这种收税的事真是于心不忍，而且势不能行。如果你们认为我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请求辞职。
王太监看到这封信，冷汗直冒。如果这封信不是王阳明写的，那他不会恐惧。一个对自己都敢下狠手的人，对于别人的几句要挟就缴械投降，那他就不是个合格的太监。可王阳明的要挟不同，王阳明此时虽然只是个小县令，但他的弟子遍布全国，中央政府也有他的旧知新友。天蓬元帅虽然被贬下凡间做了猪，但人家毕竟也是天上来的。
王太监对吉安府长官说：“我看这庐陵的赋税是有问题，暂时免了吧，等王阳明走了再恢复。”
庐陵人感激王阳明，几乎痛哭流涕。王阳明趁势发布告说：“你们打官司，我不反对。但我看你们之前的状纸是专业人士撰写的，又臭又长，毫无阅读快感可言。今后你们如果再告状，要遵守以下几点要求：首先，一次只能上诉一件事；其次，内容不得超过两行，每行不得超过三十字；最后，你认为和对方可以解决的事，就不要来告状。如果有违反这三条的，我不但不受理，还要给予相应的罚款。”
这份告示贴出时，百姓们还沉浸在减免税收的欢乐中，所以一致认为，打官司是没有良知的表现，今后要改。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心境已被王阳明悄无声息地改变了。
王阳明趁热打铁，继续对他们的心灵世界进行改造。针对当时瘟疫横行的现实，王阳明写了篇感人肺腑的布告。他说：“虽然是天灾，不可避免，也不能违抗，所以我们要适应它，并且在适应它时感悟人生道理。你们怕传染，所以就把得了病的亲人抛弃，表面上看，他们是因瘟疫而死，实际上是死于你们的抛弃。瘟疫并不可怕，通过正确的方法可以控制，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你们的心被恐惧侵袭，就会让你们做出没有天理的事来，这是逆天啊！我现在为你们指明一条消灭瘟疫的道路，那就是用你们的心。你们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你们不必去外面寻求任何东西，只要让你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万事大吉了。”
不过，王阳明也承认，道德虽然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来时间的俗气所污染，已不能自动自发地流露，所以必须要树立道德楷模，让道德楷模唤醒他们内心正要睡死过去的善良。
他的办法是老办法，但老办法往往是最管用的。他恢复了设立于朱元璋时代，早已名存实亡的申明亭和旌善亭“两亭”制度。他要求庐陵县所管辖的各乡村都要设立这“两亭”。旌善亭是光荣榜：凡是热心于公益事业、乐于助人、为国家和地方做了贡献的人，在该亭张榜表彰，树立榜样。这是存天理；申明亭是黑榜：凡是当地的偷盗、斗殴或被官府定罪的人，名字都在此亭中公布，目的是警戒他人。这是去人欲。
所谓政治力，无非是一个人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主要就是人际关系。王阳明在庐陵，首先必须要处理好和上级的关系，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官帽；其次他还必须要搞好和下级的关系，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意志通过他们来实现；他更必须要关心的就是他和百姓的关系，因为百姓是他实际上的衣食父母。但让人沮丧的是，“父母官”大都热衷于和上级处理好关系，偶然会用心于下级关系的维护，很少有官员会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处理和百姓的关系上。理由很充分，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百姓不是他们的权力源泉，上级才是，皇帝才是。
王阳明截然不同，他全身心要解决的就是他和百姓的关系。我们注意到，他处理这层关系时的思想就是先让百姓有道德感，也就是唤醒他们向善的心。让他们专注本职，不要以和自己内心无关的官司为人生目标。
同时，他还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百姓的难处就是他的工作内容。比如他在庐陵县城视察时发现庐陵房屋的建造材料都是木材，巷道狭窄，又没有砖墙相隔，一旦失了火，那将是灭顶之灾。于是，他就发出命令，要那些临街民居退进三尺，以拓宽街道用来做防火带，疏散人口；店铺店屋退进二尺，做防火巷；每户出一钱银子，用来为临巷道的房屋建砖墙，隔离火势。
他到庐陵几个月都没有下雨，于是他吃斋一个月，停止征税，释放轻罪的犯人。不知是不是由于他的诚心真的感动了老天，一个多月后，一场倾盆大雨降临庐陵。
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是真的以百姓心为己心。但我们应该知道，王阳明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在基层工作的经验。按朱熹的说法，你没有工作经验，就不可能知道这份工作的道理，那你就无从下手。你必须先通过书本或者是前任的工作总结“格”出你工作的道理，才能胜任这份工作。王阳明用事实反驳了朱熹，按王阳明心学的说法，天理就在我心中，我之前所以没有显露在基层工作的那些道理，是因为我没有碰到这个机会，现在我碰到这个机会，那些道理就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不需要向外求取任何关于基层工作的道理。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用心，只要你用心为百姓好，就能想到为百姓做任何好事的道理，然后去做就是了。
这正如他对弟子徐爱说的，孝顺父母还需要去外面学什么？只要你有孝顺父母的心，就必然知道，冬天来了要给父母添衣服，夏天来了要给父母打扇子。正如他在庐陵一样，只要有一颗为百姓的心，就必然会想到百姓的房屋存在防火隐患，这种道理，不需要去外面寻求。
当然，王阳明不仅是个高超的政治家和战略谋划家，还是个能灵活处理具体事务的干练的技术官僚。下面这件事就是证明。
庐陵不仅讼棍多，恶棍也多。王阳明曾活捉了一个绰号“王和尚”的强盗。经审讯，王和尚是一个强盗团伙的三把手，这个强盗团伙做了很多大案要案，经过王阳明的一番心灵启蒙，王和尚居然良知发现，供出了老大多应亨和老二多邦宰。二人很快被缉拿归案，并且招供。王阳明将他们送到上一级政府。但过了不久，王阳明收到上级的抗诉信，信中说，这件案子是冤案，多应亨和多邦宰是纯粹的良民，之前发生的刑事案件都是王和尚一人做的，而且王和尚已经承认。上级政府要王阳明重新审理此案。
这案子并不难断，三人作案时的目击者有很多，当时也取证了。而且三人也承认了罪行。如今翻案，只有一种可能：多应亨和多邦宰的家人打点了王和尚，要他一人顶罪。
王阳明不想让罪人逍遥法外，他决心让这三人重新亲口承认罪行。开庭审问前，王阳明叮嘱他的幕僚说，当审讯到一半时，你就来找我，装作有要事的样子。幕僚听从。王阳明上堂后从头到尾问了一遍，王和尚一口咬定罪行都是他一人所犯，和多应亨、多邦宰无关。这时，王阳明的幕僚走出来说有要事，王阳明离开。趁着三个罪犯不注意时，王阳明偷偷地钻进了桌子下。过了一会儿，王和尚见大堂上只有他们三人，就低声地向二人说道：“等会儿可能要给你们上刑，只要你们能忍耐下来，我就能替你们脱罪。”他话音刚落，王阳明就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一面整理衣服，一面微笑地看着惊愕万分的三人。
这是王阳明“机诈”的又一个典型事例，王阳明绝非是一本正经的冬烘学究，处理实际问题，他从来都是灵活多变的。
庐陵是王阳明创建心学后第一次施展拳脚的地方，效果显著。当然，正如1508年前他始终不曾忘记“经略四方”的大志一样，在庐陵，他也始终没有忘记修炼和传播他的心学。自心学诞生那一刻起，王阳明传播心学的使命感就与日俱增。如果从前他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圣人，那么，现在，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
他在庐陵和弟子聊天时，对自己在龙场的两年时光唏嘘不已，同时也对在贵阳讲“知行合一”的成果并不满意。他对弟子冀元亨说，其实听课的人虽然认同我的“知行合一”，却还是以科举做官为目的。他们根本没有体悟到“心灵自由”才是人生的真谛，一个人只要把内心的善完全唤醒，就能体会到圣贤的滋味。
很少有人愿意体会圣贤的滋味，因为他们已在世俗世界浸染了太久，这个世界告诉他们，做了官，尊严、权力和荣华富贵就唾手可得，人生在世，追求的无非就是这几样。
刘瑾就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他也用自身的毁灭证明了这种看法和真理相差十万八千里，刘瑾于1510年农历十月以贪污罪在北京被凌迟。
自朱厚照继位以来，刘瑾始终处在权力的巅峰。那个只能站一个人的权力巅峰上现在站了两个人，一个是朱厚照，另一个就是刘瑾，而刘瑾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已处于危险之中。由于朱厚照不理政事，整日娱乐，所以政权渐渐转移到了刘瑾手中，他被人称为“立皇帝”。
1510年夏，甘肃安化王朱寘鐇（zhì fán）宣布革命，中央政府急忙派人去甘肃镇压。这支平叛军的司令叫杨一清，杨一清是个极具正义感的人，曾在兵部工作过，因不肯给刘瑾行贿而受到革职处罚。朱寘鐇革命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朱厚照要兵部推荐平叛军司令，兵部里在职的人都不愿意去，所以就想到了这位在野的同事。杨一清早上得到消息，中午就进了北京城。这说明建功立业对他有极强的诱惑力。
平叛军的政委（监军）是八虎之一的张永。张永是宫廷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刘瑾。但宫中府中人人都知道，他和刘瑾不和。有一个原因很重要：刘瑾曾和他的老婆（大伴）搞暧昧，张永和刘瑾因此事而打过架。朱厚照后来劝了架，给张永又找了个更年轻漂亮的老婆，自然，张永的老婆名正言顺地归了刘瑾。
如果仅是这一件事，张永和刘瑾的仇恨还不至于那样深。刘瑾自绝地反击刘健、谢迁成功后，坐稳了宫中第一把交椅。他的七位虎友也水涨船高，但刘瑾毕竟是老大，一手遮天，并未把七位虎友当成兄弟，只是当成小弟。张永据说是有情有义的人，在刘瑾对待兄弟的态度上极看不惯。况且，他内心深处也有个阴险的想法，想取代刘瑾。
杨一清知道张永和刘瑾的关系极为脆弱，所以在路上对张永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当他们到达甘肃时，朱寘鐇这个无能的王爷已被手下一名将军活捉，于是两人高兴地押解朱寘鐇回京。杨一清断定他和张永已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所以就骑在马上说：“现在外患已除，内患仍在。”张永故意问：“四海升平，宫中和谐，有何内患？”杨一清就在手掌上写了一“瑾”字。张永默不作声。
杨一清的开头不错，于是直逼张永的底线：“公公在宫中做了五年的老二，恐怕度日如年吧？”
张永明白杨一清的意思：“刘瑾宫中耳目众多，搞他，比登天还难。”
杨一清拍掌叫道：“只要公公你肯用心，搞掉刘瑾的机会就在眼前。我已查明刘瑾的哥哥刚死，他准备在满朝大臣去参加葬礼时发动政变挟持百官，造反称帝。”
张永大为惊骇。他问杨一清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杨一清讳莫如深，只是说，公公您只需按咱们的计划去执行，水落自然石出。
杨一清的计划是：两人回京，朱厚照必会摆宴接风，刘瑾必到，而很快他就会走，因为刘瑾见不得别人风光。他一走，马上拿出事先写好了的刘瑾要谋反的奏折给朱厚照，大事就成了。
说来也奇怪，这件事真的就极顺利地成了。关于过程极富戏剧性，接风宴只剩下张永和朱厚照时，张永拿出奏折，朱厚照不看。张永就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说：“刘瑾要造反。”朱厚照喝得晕晕乎乎，问：“他为何要造反？”张永回答：“要做皇帝。”朱厚照说：“由他做去。”张永叫起来：“他做皇帝，您干什么去？”朱厚照酒醒了，咬牙切齿道：“奴才辜负我！”
当夜，朱厚照的搜查队就冲进了刘瑾家，从他的密室里搜出了管制刀具和一件龙袍，刘瑾被关进大牢。朱厚照大怒若狂，很快，刘瑾被定罪，凌迟处死。
刘瑾一死，王阳明的新生活接踵而至。
1510年农历十一月，三十九岁的王阳明回到北京，在兴隆寺里等待新的任命。他惊奇地发现，北京城不再像三年前他离开时那样死气沉沉，到处都是新气象。他在北京的弟子们和仰慕者纷纷来拜见他，几乎踏破了兴隆寺的门槛。本年最后一个月，中央政府命令他到南京刑部报到，这是个挂职，所以他不必到任，于是他下定决心在北京传播心学。1511年正月，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做精神导师时，他的两个弟子争论起来。但争论的内容不是他的心学，而是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
王阳明的弟子王舆庵读陆九渊，津津有味，又去读朱熹，味同嚼蜡。所以他认为陆九渊心学是圣学，而朱熹理学则是偏门。另一位弟子徐成之恰好相反，他认为朱熹理学是圣学，陆九渊心学是禅，和他们儒家毫无关系。
两人辩论许久，不分高下，于是请王阳明裁判。王阳明高度评价了两人的学术辩论热情，但也指出，学术辩论是要明理，你们二人的辩论中充满了意气，你们是在分胜败，并非是在明理。你二人各执一端，无论是对朱熹还是对陆九渊都没有全面领会，所以就是争论出个胜败来，也毫无意义。最后他说，“是朱非陆”已是定论，徐成之不必为朱熹伸张，朱熹是对的；王舆庵你就是为陆九渊辩出花来，陆九渊的学说也不能大行天下。
徐成之对这种答案很不满意，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好像陆九渊受了不白之冤。王阳明苦笑，他对弟子的执着很赞赏，他想做一回裁判，但他有苦衷。
我们应该很有信心地确定，王阳明心学是从朱熹理学牢笼里冲出来的，他在龙场悟到的“道”就是朱熹“格物致知”的拨乱反正。他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圣人处此该如何”的求索合二为一，才迸发出了心学的火花。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朱熹理学，就不可能有他的心学。但当他创建心学提出“心即理”的思想后，发现这一思想早被陆九渊定型了。问题是，他对陆九渊心学没有下过功夫。王阳明心学和陆九渊心学同有“心即理”（我心即宇宙）一说，如果他对人解释，我的这个“心即理”和陆九渊的“心即理”是不同的，恐怕没有人相信。但我们知道，他的心学和陆九渊心学是不同的，正如他所说的，陆九渊的心学有点“粗糙”，“粗糙”的原因就是陆九渊不太注重实践（事上练）。
如果他说，朱熹是对的，那么实际上，他的学说和朱熹的学说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他说陆九渊是对的，那就会被人误会为禅。
经过反复思量，他还是决定做一次裁判，其实表面上是判定朱熹和陆九渊的是非，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心学正名。
他评判道：一直以来，大家都把侧重修养（尊德性）和侧重学问（道问学）分割，实际上，二者是一体的。大家都说，陆九渊侧重修养，朱熹侧重学问。但陆九渊未尝不让人读书穷理，他也不是整天静坐在那里胡思乱想，所以说他是坠入虚空的禅，毫无道理。而朱熹也未尝不侧重修养，只是他把时间都用到了学问上，修养的事被人忽略了。
也就是说，无论是陆九渊和朱熹，还是王阳明自己，在目的上都是相同的：成为圣人。只不过，朱陆二人在方法的选择上有所失衡。而他王阳明则主张，修养和学问本就是一回事，就如知行是一回事，不可分割。
最后他说，我对朱熹老夫子是相当崇敬的，他的理学散发光辉几百年，不必让我来画蛇添足抬高他。我唯一的遗憾就是陆九渊被世人污为禅，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主持公道。即使朱熹知道陆九渊这样的遭遇，也会在孔庙里黯然落泪的。
王阳明最大的希望就是，弟子们不要为古人争长短。在后来他给弟子聂文蔚的信中，他这样说道：“为朱、陆争是非是枉费心力……朱熹与陆象山两位先生之所以招致后世的众多议论，是因为他们的工夫还不精炼、纯熟，其中有感情用事的成分也在所难免。而程颢在这上面就表现得比较公正。他与吴涉礼谈论王安石的学问主张时说：‘为我尽述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这种气象何等从容啊！……希望你能让同仁们都知道，各人只管把握自己的对错，不要理睬朱、陆的是非。用言论诋毁他人，这种诋毁是肤浅的。若自己不能身体力行，只是夸夸其谈、虚度光阴、浪费时日，这就是在诽谤自己，这样就严重了。现在，天下的人都在议论我，如果能因此为善，那么，都是在与我砥砺切磋。就我而言，不过是提高警惕，反省自己，增道进德。古人云：‘攻我短者是吾师’，作为学生，怎能连老师都不热爱呢？”
这就是王阳明心学史上相当重要的篇章——朱陆异同，因为这是王阳明为自己心学的正名仪式。表面上看，他是在评判朱熹和陆九渊，实际上，他是在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心学抬到显学的殿堂。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的“格物致知”简直水火不容，可王阳明却说，他和朱熹的心是一样的，而且几年后，他把从朱熹晚年写给二十四人的三十四封信中选取一段，编纂成《朱子晚年定论》，用他的心学思想来解释，试图证明朱熹晚年的思想才是他真正的思想，这一真正的思想与他的心学相一致。
但只要看一段《朱子晚年定论》，就会发现，王阳明是在断章取义。有人说他始终向朱熹抛媚眼，就是因为当时朱熹门徒遍布天下，反对他心学的人多如牛毛，他是想和朱熹攀上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学说是从朱熹那里转手来的。还有人说，当时是朱熹理学的天下，圣人必须要在朱熹设定的圈子里锻造，王阳明追求圣人之道就绝不能撇掉朱熹，重起炉灶。
这正如有人想从道教和佛教中寻到儒家的圣人之道，只能被他人抨击和贻人笑柄。也就是说，王阳明不否定朱熹，是认为他的心学和朱熹内心真实的想法相一致。他的这种想法是真情实意的，毕竟他在朱熹理学的路上走了好多年，而且还因为朱熹吃过不少苦头，他的前半生几乎就笼罩在朱熹的阴影下。
按常理推测，既然他不否定朱熹，那他对朱熹的论敌陆九渊就该完全否定。可他仍然没有，他认为陆九渊也没有大错。原因很可能就在于，他和陆九渊心学太相似了，如果大家都否定陆九渊，那很可能殃及池鱼，把他的学说也当成是枯禅。
实际上，王阳明的心学在他1510年农历十一月初到北京时就遇到了挑战。挑战他的人叫黄绾。黄绾认为，他的学说就是禅宗的变种，和陆九渊学说毫无二致。
黄绾出身书香门第，聪慧异常，欣慕朱熹理学如欣慕美色一样，是那个年代北京城思想界的青年才俊。他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所以当王阳明一到北京，他就闻风而来。
王阳明热情地向他阐述心学要旨。他说，人人心中都有个圣人，但有人的圣人之心被物欲遮蔽，只需在心上用功，把物欲扫除，做到这一点，就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
黄绾充满疑虑地问：“怎么个心上用功？”
王阳明回答：“你的心能知是非善恶，一个恶念发动时就克掉它，一个善念流行时就保持它。”
黄绾吃了一惊，说：“您这不就是禅宗吗？禅宗说，人人都有佛性，佛向心头做，莫向心外求。禅宗说顿悟，您说狠斗私心一念间，没有任何区别啊。”
王阳明拼命摇头，说：“不一样。禅宗说了‘人人都有佛性’后就枯坐，什么都不管了。说了‘佛向心头做’后就真的在心头做，不去实践。而我说了‘在心上用功’后，必须去实践。”
黄绾又吃了一惊，说：“这还是朱老夫子的‘去万事万物上格真理’啊。”
王阳明又大摇其头，说：“朱熹说是去实践中寻找真理。而我认为，真理已在我心中，我去实践，只是去验证这个真理，其实最终目的就是磨炼我们的心。”
黄绾恍然大悟。据说他当时茅塞顿开，从此死心塌地地跟随王阳明，并且经常在反对王阳明的人面前为王阳明辩护，成了王阳明最忠实的信徒之一。不过，黄绾年老后，有一天早上醒着躺在床上思考。不知他想到了什么，突然大叫一声，吼道：“王阳明心学就是枯禅！”说完这句话后，他把余生的光阴都用在反对王阳明心学上了。
把王阳明心学视为枯禅，是当时反王学的一个主流。王阳明对反对派曾多次反驳，他说他的心学和禅学的区别就在于实践。他说，我们每个人的心像一面镜子，你只需要时刻保持着它的一尘不染。如何保持呢？禅宗说要勤擦，也就是在心上擦。而王阳明也说勤擦，但要以实践为指导，不能枯坐在那里，认为我心没有恶念了，认为我内心强大了。是否有恶念，是否内心强大，非得去实践中验证一下。如果不去实践，就会流入枯禅的境地。
用儒家语境来说，禅宗注重的是修养（尊德性），而几乎没有学问（道问学）。而他的心学是既有修养又有道问学的。禅宗没有进取，而他的心学就是一门要人进取的学说。这是王阳明心学和禅宗最灵魂的区别。
王阳明对佛道的态度很有点“忘恩负义”，佛道二教为他的思想供给了充沛的源头活水。但创建心学后，他对佛道给予他的帮助闭口不言。有人向他请教道教长生之术时，他劝对方不要沉迷于此，因为即使你明白了长生术，也不过修个不死的肉身。接着他推销他的心学：心学却能让人有一个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
他的弟子王嘉秀喜欢谈仙佛，并且以独到的见解对王阳明说：“佛教以超脱生死来劝人信奉，道教以长生不老劝人信奉，其本意也不是干坏事，究其本质，也是看到了圣人的上一截，但非入道的正途。今天谁要做官，可经科举考试，可由乡里推举，可借大官绿荫，同样可做大官。如果不是仕途的正道，君子是不会接纳的。道、佛到终极点，和儒学大致相同。后世儒生，往往只注意到圣人下一截，因而上下分裂，失去了圣人的本意，从而使儒学变为记诵、辞章、功利、训诂之学，到底不免发展为异端。从事记诵、辞章、功利、训诂之学的人，终身辛苦劳碌，毫无收益。看到佛徒道士清心寡欲，超然世外，反而感到自己有所不及。今天的学者不必先去排挤佛、道，而当笃志学习圣人之学。”
王阳明很不赞同：“你所讲的大体正确，但说上一截、下一截，也是人们理解有失偏颇。至于说到圣人大中至正的道，上下贯穿，首尾相连，怎会上一截、下一截？”他警告王嘉秀，“我年轻时在圣学上不用功，转而去佛道上求取，偶然有所得，但很快就觉悟不对。后来在龙场终于发现圣学，懊悔错用了二十多年工夫。佛道之学和圣学只是一张纸的距离，所以不容易辨别，只需要立志于圣学，将来必能看透。”
那么，一张纸的厚度到底是什么呢？
王阳明极力指责佛教：“佛教徒担心父子连累他，就离开父子；担心君臣连累他，就离开君臣；担心夫妻连累他，就离开夫妻。佛教徒总说自己不执着于‘相’，其实这些都是执着于君臣、父子、夫妻的‘相’，所以他才逃避。我们儒家，有个父子，就给他仁爱；有个君臣，就会对他忠义；有个夫妻，就给他礼节。什么时候执着于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
由此可知，这张纸的厚度就是责任心和使命感。儒家有，佛道没有。简洁地说，王阳明心学是一门要人去外面建功立业的学说，而佛道是龟缩避世的学说。
但是，他虽然对佛道二教如此恩断义绝，可他思想的灵魂书《传习录》中到处能看到佛道二教的影子。比如佛家的“明觉”“无善无恶”，道家的“圣胎”，特别是下面这句话：“良知就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济，不可谓典要。”这简直就是把道家的语境生吞活剥过来的。
问题是，从一头老虎的胃里发现了几块狗肉，你能说老虎是狗吗？
1515年农历八月，皇帝朱厚照心血来潮，准备举行隆重的佛事接引佛祖。王阳明就写了一道奏疏《谏迎佛疏》。他说，佛是夷狄的圣人，我们中国的圣人是孔子，佛在夷狄教化万民正如孔子在我中国教化万民一样。但陆地行走要用车，水上行走要用船，把船放到陆地上，寸步难行，把车推进水中，必然下沉。我担心佛来到中国会水土不服。您既然有尊敬佛的心，就必有尊孔子的心。何必舍近求远？他又说，佛固然有不惜身体拯救世人的心，但修成佛，可是要苦行的。而我们儒家的圣人，诸如尧舜什么都不用做，只是端坐那里垂拱而治就是了。皇上您何必放弃完美的先贤，去追求夷狄的圣人呢？
这封奏疏并未呈递朱厚照，王阳明写完后就把它收了起来。与其把这封奏疏看成是他向皇帝的建议书，倒不如看作是他对佛教的看法。在他眼中，佛教既然不适合中国，也就不可能是圣人之道。
1516年之前，王阳明在北京、浙江余姚和南京之间来回游走，他虽然有官职在身，但始终把讲学当成第一要务。而且专挑山水秀丽之地，和弟子们一面游览山水一面讲学。这种在山水之间讲学的方式成了王阳明讲学的一大特色。他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里的高官显贵也越来越多，当时的组织部部长（吏部尚书）方献夫都成了他的入室弟子。他当初经略四方的理想似乎泯灭了。因为他有新的追求，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成为圣贤的道路，这是一条充满阳光和激情的道路。
所谓造物弄人，你越是拼命追求的东西越是不来，当你不想它时，它却扑面而来。1516年农历九月，他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这一年，他已四十五岁，如果从他有“经略四方之志”的十五岁算起，这个理想的实现足足晚了三十年。
1516年农历九月，中央政府任命礼仪部候补大臣（南京鸿胪寺卿）王阳明为都察院副院长（左佥都御史）。这并不是中央政府的目的，目的是要他巡抚南赣。有一点需要注意，“巡抚”并非是实官，而只是一个差使。
“巡抚”在明帝国出现并非偶然。朱元璋在1380年废除了以丞相为代表的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同时，还废除了最高军事机构大都督府的大都督（把大都督府分为五个都督府）和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的御史大夫。他把行政、军事和监督权全部抓到手里，在中央他可以做到，可在地方，他就心力不足。如果他非要办到，必须要地方的行政、军事、监察长官来京城向他报告。这只能把皇帝累吐血。所以为了协调地方的行政、军事和监察事务，他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去“巡抚”。明帝国乃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担当此任的是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他曾奉命到帝国西北（陕西、甘肃）去“巡抚”。1421年，明帝国第三任皇帝朱棣发现他老子有此先例，于是派出多人到各地“巡抚”，这些人都是中央六部和都察院的高官，即使不是高官，也会临时挂职。由此，“巡抚”成为留驻在各地的协调人，由于“巡抚”其所巡视的辖区并不总与省的边界一致，所以他们是“巡抚”而不是“省抚”，“巡抚”完毕则回京交差。
官方给王阳明“南赣巡抚”的文件是这样的：巡抚南（江西南安）、赣（江西赣州）、汀（福建汀州府）、漳（福建漳州）等地，提督军务。可见，“巡抚”是动词不是名词。如果巡抚之处的军事问题是主要问题，那“巡抚”后面再加上个“提督军务”，也就是说，此人既有行政权也有军事权。
南赣巡抚设立于1497年，就是王阳明第二次探索朱熹理学的前一年。治所在江西赣州，管辖的区域包括了江西、福建、湖广（湖南与湖北）、广东的部分交界地区。由于“巡抚”的军事性质，所以这个信息就透露出，早在1497年，南赣巡抚所管辖的这些地区就已有了猖獗的土匪，当地政府苦不堪言。历任南赣巡抚深有体会，1516年巡抚南赣的都察院副院长（左佥都御史）文森给中央政府的辞职信中说，土匪们仗势险峻茂密的深山老林和政府军打游击，他被他们搞得焦头烂额，想以死谢罪的心都有了。文森还说，他每天都焚香祷告，希望上天降下神人把这群土匪一网打尽。他叹息道，这样的神人何时来啊！
才上任一年的国防部长（兵部尚书）王琼也在考虑这问题，而且想法已经成熟。王琼是山西太原人，多年以前有个做部长的父亲。王阳明在浙江金山寺赋诗的1484年，他中进士入仕途，在工部、刑部、吏部、户部都担任过要职。据说王琼异常精明，担任户部部长时，有个边防总兵官试图向户部冒领粮草供给。王琼就把他请来，只用手指头便计算出了他的士兵编制人数，领的粮草数量，现在还应该有多少余粮，地方诸郡每年给他的粮草数量，以及国家发放的补贴的奖金、购买的粮草应该是多少，一笔一笔算来丝毫不差，把那个总兵官算得目瞪口呆、汗流浃背。
那些精明的人往往都是用心的人，用心的人就会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秘密。比如他只去过一次边疆，就对边防军的腐败心知肚明；他只经历过一次战阵，就发现了帝国边防军在互相支援上的致命缺陷。有段时间，他曾到地方上治理漕河，当他拿出治理方案时，连那些干了一辈子的漕运专家都大为叹服，评价说这种方案恐怕只有王大人能做得出。在很多人眼中，王琼似乎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在情况朦胧不明时就能预测到事情发展的趋势。当然，他还有一种不太被人注意的能力，那就是识人。
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就是“识”了王阳明。1516年农历八月，他向皇帝朱厚照建议要王阳明巡抚南赣，顿时，官员大哗。有官员说，王阳明只能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前写几句诗歌，或者是像木头一样坐枯禅，要他到遍地悍匪的江西，不是让他送死吗？也有官员说，要他讲讲课可以，可让他带兵打仗，那是赶鸭子上架。更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有做事的激情，自他从龙场的大森林里钻出来后，给了他那么多官职，他只是讲他那狗屁不通的心学，有谁看见他处理过政事？
王琼反驳说，王阳明并非只会空谈，我曾领教过他的心学。他要人在心上用功存天理去人欲，锻造强大的内心。一个内心强大的人肯定是做事的人。他的确没有带兵经验，但巡抚南赣的人有几个带过兵打过仗？他之所以没有做事的激情，是因为他自龙场回归以来，他所担任的职务都是候补（南京官员），没有平台，何来激情？
朱厚照透过昏暗的光线看到王琼异常激动，胡子直抖。他想了想，问王琼：“你确定这人可以？”王琼坚定地点头。朱厚照在龙椅上伸了个懒腰，说：“好吧，就让他以都察院副院长的职务巡抚南赣。”
如果世界上真有“贵人”这回事的话，那王阳明一生中有两个贵人：一个是南昌城铁柱宫那个无名老道，他拯救了王阳明入世的灵魂；另一个就是王琼，他给了王阳明一个绝好的机会，释放了他的能量。
王琼和王阳明的关系在历史上并不明朗。王阳明在1510年末回北京时，王琼因得罪刘瑾正在南京坐冷板凳。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1513年末，王琼才被调回京城到户部任副部长。而这时，王阳明已回老家浙江余姚了。两人正式见面坐而论道可能在1515年，王阳明以礼仪部候补大臣的身份回北京述职。王阳明给王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阳明的老成持重、自制、气定神闲和言谈举止中不易察觉的威严让王琼断定此人必是大用之材。他对王阳明心学的兴趣并不大，只是对王阳明在心学熏染下练就的“不动心”状态大为惊叹。他对王阳明说，将来我在朝中有话语权时，必会给你个创造奇迹的平台。
王阳明只是笑笑，脸色平静。在此之前，他刚在南京讲“存天理去人欲”，这是理学家和心学家共同的使命。有人问他，既然你说天理都在心中，又何必用存？他回答：“天理是在我心中，但由于世俗的浸染和自己的不注意修心，天理虽然没有离开你的心，可却被蒙蔽了。我说，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你们把沾染到天理上的尘埃擦掉，让它回复本来面目。而我说去人欲，其实就是存天理，存了天理，人欲就没有了。一个人只要能恢复他内心的天理，那内心就必能强大。”谁都不得不承认，一个没有人欲的人必然是内心强大的人。
可是，功名利禄的心是否是人欲，王阳明给出的答案很有机锋：那要看它是被你请来的，还是它主动来找你的。内心强大的人心如明镜，来了就照，去了也不留。
正在王阳明大谈“存天理去人欲”的时候，王琼被推上了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的椅子。但他没有马上践履对王阳明许下的诺言，因为他还有另外的打算。他的眼光停留在大明帝国疆域图的江西南昌，眉头紧锁。
在南昌城，有位王爷，正带着高贵的微笑审阅着他的卫队。这位王爷就是宁王朱宸濠。按王琼的洞察力，他迟早有一天会谋反。他的计策是，要王阳明到江西去注意这位王爷。不过，朱宸濠毕竟是位王爷，在没有正式起事前，谁都不能揣度他要造反。如果王琼对朱厚照说，朱宸濠可能要造反，这是以下度上，是大罪。王琼没那么笨，他一年来始终在找合适的机会把王阳明这道防火墙插进江西。而很快，他就找到了南赣匪患这个机会。
王阳明接到朱厚照要他巡抚南赣圣旨的同时，也接到了王琼的私信。王琼在信中先是对王阳明夸赞一番，然后对朱厚照的浩荡皇恩表示高兴。接着他说，作为国防部长，他对南赣匪患深感忧虑。他希望王阳明能抓住个机会，创建不世之功。最后他说，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南赣这个非常之事必须要你这个非常之人来解决了。
王阳明接到圣旨和王琼的私信后，心动了。他毕竟还是个凡人，他把建功立业的理想埋在心里几十年，从未生根发芽，甚至都快要腐烂。他后来虽然能心平气和地看待取得事功的理想，随心所欲地去传播心学，然而正如他所说，事情没有来时，人人都能稳坐钓鱼台。一个人是否成熟，要看他在面对事情时的态度。这个平台，他等了几十年，终于来时，他不可能不激动。他贪婪而不急躁地看着圣旨，最后手指不易察觉地颤抖着放下。慢慢地，他冷静了下来。
一旦冷静下来，他就把心思投入到如何处理这件事上了。一般人首先会考虑的是剿匪的难度，王阳明却没有担心这个。心学本身就是一门要人自信的学问，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剿灭土匪，所以他不会考虑这种不言而喻的问题。他想的是：“我不是皇帝忠实的走狗，我有我自己的意志，不能皇帝说什么，我就屁颠屁颠地去做。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王琼的大力举荐，那个沉浸在紫禁城极乐世界的皇上会想到我？你固然是至高无上的皇上，但不代表我就是随叫随到的小狗。况且，要我巡抚南赣是真的看重我，还是只是例行公事？如果是例行公事，那就是不重视我。既然不重视我，我将来的成果在他眼中，也不过是瓜熟蒂落。”
但这些问题很快就被他驱逐出脑海。他不应该这样想，建功立业的目的是为一方的安宁，他是奔着拯救那里的百姓去的。他应该不为名利，只凭良心来做事。他的良心现在就告诉他，应该去实现理想，拯救万民。
但去之前，他必须给朱厚照写封信。这封信看着是谦虚，实际上却有两个目的：一是发发多年来不被重用的牢骚；二是试探下朱厚照，他是否真的就是朱厚照心中巡抚南赣的不二人选。
他上了一封辞官信。信中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尸位素餐，最近一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而且他的才能低劣，要他去巡抚南赣是误国误政。他又说：“任何人得了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官职，都会兴奋，我也不例外，可我真是担心自己干不好。如果在我当年意气风发时还有这个信心，可现在已入黄昏之年，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他还说，“我提出退休，是因为我祖母年事已高，作为孙子，我应该在她有限的时间里陪伴她，送她最后一程。”最后他说，“我知道这是违反条例的，但有什么办法呢。”
这封请求退休的信一上，他就从南京出发大张旗鼓地回浙江余姚。实际上，他在路上几乎可以用“挪”来形容。他走得难以置信地慢，几天时间才出了南京地界。他的目的太明显了：等着朱厚照的反应。
朱厚照的反应有点让人失望，他指责王琼，看你推荐的什么人啊！我没让他巡抚南赣时，他什么事都没有。我一让他巡抚南赣，你看他，居然要退休。左说右说一大堆，其实就是不想去，胆小鬼。
中央官员们起哄了，很多人已为自己对王阳明的分析得到证实沾沾自喜。王琼当然不能对朱厚照说，王阳明这是在发牢骚和试探。他只能说，王阳明是在谦虚，谦虚的人才证明他稳重，才能成事。那些给份工作就上的人，都是冒失的笨蛋。
朱厚照想了想，说：“那就再给他下道圣旨，要他不要再谦虚了，马上去江西！”
王琼马上请求，希望皇上能给他便宜行事的权力。
朱厚照想都不想，说：“准了。”
于是，第二道圣旨到了王阳明面前：巡抚南赣等地，军马钱粮作战等事，除非是天大的事，其他小事可自行定夺。
王阳明此时在杭州城，仍然没有回音。朱厚照有点不高兴了，他问王琼：“这老先生是什么意思？”
王琼回答：“事不过三。”
朱厚照耐着性子，发出第三道圣旨：你怎么敢以病为借口推辞本应尽的义务？如今南赣地区盗贼遍地，百姓倒悬于水火。你如果还拖拖拉拉，岂不是更加误事？赶紧去，不许辞职，不许推脱，钦此。
1516年农历十二月初二，组织部（吏部）的一封信几乎赶上了朱厚照的那道圣旨：按皇上的意思，王阳明不准退休，南、赣地方多事，赶紧去办事，用心巡抚。
王阳明长出一口气，对他的弟子们说：“走，去江西。”
本年十二月农历初三，王阳明离开即将春回的杭州城，走向那些活蹦乱跳的土匪，走向只有土匪才肯居住的原始森林，走向他多年以来企盼的刀光剑影的战场。
据说，王阳明从杭州出发前，他的一位道家朋友对人说：“王阳明此番前去，必立大功。”人问原因。这位道士说：“我触之不动。”
“触之不动”正是王阳明心学的目标，它是希望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处境时都应宠辱不惊，不因得失而动心。“不动心”也是王阳明自龙场悟道到江西剿匪这段时间传播的主要心学思想。黄宗羲说王阳明心学有三个阶段，“不动心”就是第一阶段。
王阳明创建心学后，发现来学习心学的人都有浮躁之心，所以要他们静坐以涤荡内心的欲望，使心保持一个澄净的状态。为了让人相信自己的心没有丝毫欲念，他讲“知行合一”，认为一个恶念就是一个行动，所以必须要静心。但他又担心弟子们把静坐当成目的，流入枯禅，所以提倡事上练。
这一切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让人“存天理去人欲”，去人欲的目的就是让人心存天理，有真理在心，就不会对任何荣辱动心。他以此希望人人都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任何事和物来触之，都不会因之而动。
也许下面这段记载于《传习录》中的问答可以让我们知道如何才能不动心，让内心强大起来。
弟子问：“这几年因厌恶学问，常常想独自静坐，以求摒弃思虑念头。但是，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更觉得心神不宁，这是什么原因？”
王阳明回答：“思虑念头，如何能打消它？只能让它归于正统。”
弟子问：“念头是否有没有的时候？”
王阳明说：“的确没有无念之时。”
弟子又问：“既然如此，因何说静呢？”
王阳明说：“静并非不动，动也并非不静。戒慎恐惧就是念头，为何要区分动和静？”
弟子说：“周敦颐为什么又要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呢？”
王阳明说：“没有欲念自然会静，周敦颐说的‘定’也就是‘静亦定，动亦静’中的‘定’，‘主’就是指主体。戒慎恐惧的念头是活泼的，正体现了天机的流动不息，这也就是所谓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旦有停息也就是死亡，不是从本体发出的念即为私心杂念。”
弟子又说：“当用功收敛身心的时候，若有声色出现在眼前，还如同平常那样去听去看，只怕就不为专一了。”
王阳明说：“怎么能不想听，怎么能不想看？除非是死灰槁木、耳聋眼瞎之人。虽然听见、看见了，只要心不去跟随它也就行了。”
“只要心不去跟随它”就是不动心。正是这“不动心”的心灵正能量，才让王阳明创建了光芒万丈的盖世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