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阴暗预感

马尔萨斯在智识方面的一记重击，毁灭了一个时代迈向自足、舒适的进步前景的希望。但是这一击似乎还不够。同时还有另一位完全不同的思想家，也在准备打击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另一个美好而虚幻的假设。异常成功的证券经纪人大卫·李嘉图，很快就要提出一个经济学理论。它虽然不像马尔萨斯的人口泛滥说那么惊人，却将以它自己不声不响的方式，对亚当·斯密抱持的进步观点给予同样具有毁灭性的打击。

除了无所不在的贫穷问题外，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英国都在担心：英国人究竟有多少呢？从不列颠的观点来看，英国在大陆上的天敌人口大增，而资源不足的英国人口数量却在下降。这就是令人担心之处。

英国并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有多少人口，但宁愿像忧郁症患者一样，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形下穷担心。直到1801年，英国才举行第一次真正的人口普查。但是该普查却被称为是对“英吉利最后自由遗风的彻底破坏”。因此，关于不列颠早期人力资源状况的知识，有赖于业余统计学家的努力：普莱斯博士，一位不信奉英国国教的牧师；霍顿，一位药剂师与咖啡和茶叶的交易商；以及格列高利·金，一位制图业者。

金在1696年，根据户口税与洗礼登记记录，算出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将近550万。这个非常准确。但是他关心的不只是现状。关于未来，他写道：“英格兰下次人口倍增的时间，很可能是在600年后，公元2300年之际……再下一次的人口倍增，很可能在1200年或1300年之内，即公元3500年或3600年时。那时全国将有2200万人……”这位制图业者谨慎地说，“假如这个世界可以持续到那时的话。”

但是到了亚当·斯密的时代，另一种见解取代了金对于人口将温和成长的预测。普莱斯博士在比较了18世纪与更早期的货币户口税记录后，断定英格兰的人口自王政复辟后，下降了超过30%。他的计算显然有问题，而且其他的研究者强烈质疑其研究成果。然而，尽管当时的政治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当时的人们大都认同这个非常令人不悦的事。神学改革者威廉·佩里悲叹：“人口衰退是国家所能遭遇到的最大灾难。对于这个问题的改善，应该凌驾于其他任何政治目的之上。”首相小皮特甚至还提出一项着眼于增加人口的新济贫法案，提供孩童大量的津贴。因为对小皮特来说，显然，让一个人有小孩可以增进国家财富，即使其后代变成乞丐也一样。

我们现在并不关心当年英国人口是否真的在减少。我们感兴趣的是，对人口问题的任何一种观点，如何与相信自然法则、理性与进步的愿景调和。人口在下降？那就该鼓励人口成长，因为它“自然”会受到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良性预期所引导。人口在成长？再好不过。因为人人都同意，成长的人口是国家财富的源泉。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对社会的前景都很乐观。换言之，人口问题不能动摇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或许没有一个人像威廉·葛德文那样，天真而又彻底地总结了此一乐观的展望。这位牧师兼小册子作家，对他那时的冷酷世界感到气馁，却对未来很乐观。在1793年，他出版了《政治正义论》一书，痛批现状，却对长远的未来寄予厚望：“那里将不再有战争，不再有罪恶，不再有法院，不再有政府，也没有疾病、痛苦、忧郁或怨恨。”多美妙的愿景！这当然极具颠覆性，因为葛德文的乌托邦需要完全平等与最彻底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甚至连关于婚姻的财产契约都将被废除。但由于该书的售价高达3基尼，所以枢密院没有起诉其作者，而葛德文先生的大胆观念，就成为当时贵族沙龙中的流行话题。

在距离吉尔福德不远的奥伯里宅邸中，也在进行上述辩论。那里住着一位奇特的老绅士。当他于1800年去世时，《绅士杂志》将他说成“一位地地道道的怪人”。这个怪人就是丹尼尔·马尔萨斯，他是休谟的朋友与卢梭的热情拥护者。他曾与卢梭一起采集地方植物，并获得这位法国哲学家某次分送的植物标本簿和一套书籍。丹尼尔·马尔萨斯和当时许多悠闲而又颇具求知欲的绅士一样，最喜欢从事具有刺激性的智识对话。而他的谈话对象，通常是他那天赋异禀的儿子，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

他们很自然地考虑到葛德文的乐园。可以预料得到，怪异的老马尔萨斯很同情那个极为理性的乌托邦。但是小马尔萨斯却不像他父亲那么乐观。事实上，他已经在辩论时发现，现存的人类社会，和永远和平富饶的想象乐土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把反对意见写下来，以说服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对其子的观念印象深刻，因此建议他将该论文出版，公之于众。

于是，一篇5万字的匿名专著在1798年问世了。它的标题是《影响未来社会进步之人口论》，并对和谐宇宙的美好期望给予致命一击。小马尔萨斯以简短的篇幅，就驳倒了当时那些自满的思想家，并以一个贫乏、阴郁而又令人寒心的未来，取代了进步的前景。

这本关于人口问题的著作点明人口数量倾向于超过维生所需的所有可能资源。社会绝不会攀升到更高的水平，而会陷入绝望的陷阱：人类强烈的生殖欲望，将无可避免地把人们逼到仅可糊口的边缘。人类不会朝向乌托邦迈进。在大量增加的饥饿人口，与不论如何努力也无法使之充裕的自然食物数量的争斗中，人类注定要失败。

难怪卡莱尔在读了马尔萨斯的文章后，将经济学称为“忧郁的科学”，而可怜的葛德文则抱怨，马尔萨斯将数以百计的进步派友人转变成了反动派。

农业是一桩生意

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同步地发展。李嘉图却预见了该理论的终结。若以升降梯来类比，李嘉图发现，社会进步的升降梯，对不同的阶级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些人可以平步青云，有些人却在上升数级之后，被一脚踹到底下。更糟的是，让升降梯移动的那些人，不能随之上升，而那些步步高升的人却只是坐享其成。更进一步地仔细观察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就会发现他们也不好过，他们得为了在升降梯上争得一席之地进行激烈斗争。

对亚当·斯密来说，社会是个大家庭；对李嘉图来说，它却是一个内部分裂的阵营。他的看法不足为奇。在《国富论》出版后的40年间，英国分裂成两个敌对派别：其一为新兴工业家，忙着经营工厂，并且为了获取国会代表权和社会声望而奋战；其二则是有财有势、根深蒂固的贵族大地主，对那些暴发户的步步紧逼感到愤恨。

让地主感到愤怒的，并不是资本家在赚钱，而是后者一再强调粮价过高。在亚当·斯密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向来能够出口谷物的英格兰，被迫要向海外进口粮食。尽管普莱斯博士仍在抱怨英国人口迅速减少，实际上的人口成长使得对谷物的需求超过了供给，并让以蒲式耳为计量单位的小麦价格涨了4倍。农业利润也随价格同步上升。在苏格兰的东洛锡安，投入资本可获得的利润与地租平均可达56%。在另一个典型中等规模的300英亩农场，1790年时的利润为88镑，1803年时为121镑，10年之后则成为160镑。大致上，所有观察家都同意，过去20到25年来，这个国家的地租至少涨了一倍。

粮食价格大涨，使得积极进取的商人开始购买海外的小麦等谷物，并将它们运回国内。地主当然不喜欢这种事。对贵族来说，农业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桩生意——一桩大生意。比方说，在1799年，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在林肯郡里维斯比的办公室，就需要两个房间，而且用一道防火墙和一扇铁门加以区隔。他对于需要156个抽屉来分类存放关于农场的文件一事，感到自豪。虽然这样的一位地主住在他的土地上，热爱他的土地，每天和他的佃农碰面，并一起讨论谷物的轮作与不同肥料的优点，但他没有忘记，他的收入取决于其谷物的售价。

因此，地主们难以忍受海外廉价谷物的涌入。对他们来说很幸运的是，手边就有对抗这种灾难性发展的工具。控制着国会的地主只要立法建立一个铜墙铁壁般的保护体系即可。地主通过的《谷物法》，按照进口谷物的价格课税。国外价格愈低，要课的税就愈高。该法实际上将廉价小麦永远逐出了英国市场。

但是到了1813年，局势已失去控制。农作物歉收，加上对拿破仑的战争，使得谷物价格高涨到和饥荒时一样。每夸脱小麦的售价为117先令，大约每蒲式耳14先令。因此一蒲式耳小麦的价格，近乎一名工人全周薪资的两倍。(比较之下，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小麦的最高价格，为1920年的每蒲式耳3.5美元，而当时的平均周薪为26美元。)

谷物价格显然已高得惊人，而如何应对此问题，就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在对局势进行仔细研究之后，国会认为应该再提高谷物的进口税！其理由是，短期内更高的价格，将刺激长期英国小麦的生产量。

工业家们受不了这种事。他们需要廉价谷物，因为工资大体上取决于粮食价格。所以，工业家与地主的立场不同。工业家们为了廉价粮食而奋战，并不是出于人道动机。伦敦的大银行家亚历山大·巴林在国会中声称：“工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无论一夸脱的价格是84先令或105先令，反正他都能拿到不涂奶油的面包。”他的意思是说，无论面包的价格如何，工人就是会得到恰好足以糊口的工资。但是那些要发放薪水与追求利润的人，对于谷物以及工资的价格是高是低，就有很大的差别。

于是商界组成了利益团体，而国会则发现，前所未有的大量请愿信函如潮水般涌入。看起来，仓促地提高谷物进口税，是行不通的。于是在下议院与上议院分别指派了新的委员会，而此议题也被暂时搁置。所幸拿破仑于次年战败，谷物价格又跌回比较正常的水平。然而《谷物法》仍是地主阶级政治权力的指标。还要再等30年，该法才会被废除，而让廉价谷物自由进入不列颠。

在这个危机期间进行撰述的李嘉图，对经济学的看法远比亚当·斯密悲观，这点不难理解。亚当·斯密认为世界十分和谐，李嘉图却看见激烈的斗争。《国富论》的作者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人人都能分享神的恩典；那位约在半个世纪后写作，喜欢追根究底的证券经纪人，不仅认为社会分裂成彼此敌对的团体，而且理应获胜的勤勉工业家，似乎将无可避免地落败。这是因为李嘉图相信，除非能够打破地主对于粮价的掌控，否则他们将是唯一可能从社会进步中得利的阶级。

他在1815年写道：“地主的利益，总是与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这个毫不含糊的主张，使得一场未经宣告的战争，变成在成长中的市场体系内，争夺决定性政治权力的斗争。而这个公开敌对的宣言，使得这个世界终将成为所有可能出现的世界中的最佳者这一最后希望，也随之破灭。现在看来，社会纵使没有陷入马尔萨斯的泥淖，也会在李嘉图危险的升降梯上分裂。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背景差距

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观察，这位阴郁的牧师以及抱持怀疑论的交易员非常使人心神不宁的观念。但是让我们先看一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很难想象有哪两个人之间的背景与生涯差距，像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之间的差距那么大。我们已经知道，马尔萨斯是英国上层阶级中的一位怪人的儿子。李嘉图则是从荷兰移民来的犹太工商银行家之子。马尔萨斯在具有哲学心灵的父亲引导下，接受许多教师体贴的指导，准备进入大学(其中一位教师，曾因表示希望法国革命者入侵并征服英国，从而入狱)；李嘉图则在14岁时便为其父亲工作。马尔萨斯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是第一位专业经济学家，在东印度公司为训练年轻行政人员而创办于海利贝里的学院任教；李嘉图则在22岁就建立了自己的事业。马尔萨斯始终没有富裕起来；而以800镑资本起家的李嘉图，26岁时就已能财务自主，1814年他42岁退休时，财产约在50万到160万镑之间。

奇怪的是，学院派的马尔萨斯，对真实世界的事实感兴趣；而要接触实际事务的李嘉图，却是个理论家。这位商人只关心看不见的法则，而那位教授担忧的是，这些法则是否与他眼前的世界相符。最后一个矛盾是，中等收入的马尔萨斯替有钱的地主辩护；富裕的李嘉图后来也成为大地主，却反对地主的利益。

他们的出身背景、所受训练以及职业生涯都不一样，因此遭遇也截然不同。传记作者詹姆斯·波纳尔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里被批评得最厉害的人，连拿破仑也比不上。这个人为天花、奴隶制与杀婴辩护，谴责布施、早婚与教区津贴。他‘在指控家庭的邪恶之后，自己却厚脸皮地结了婚’。”波纳尔还说，“马尔萨斯从一开始就受到瞩目。30年来，对他的驳斥像雨水一样持续洒落。”

这样的批评必然会不幸地降临在一个主张道德自制的人身上。然而，马尔萨斯既不是假正经(就当时的标准而论)，也绝非吃人的怪物。诚然，他主张废除济贫，甚至反对为工人阶级施行的住房建筑计划，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对贫民阶级利益最真诚的关怀。某些与他同时代的社会理论家，和蔼地提议让贫民平静地死在街头。马尔萨斯和他们的观点大相径庭。

因此，与其说马尔萨斯心肠刚硬，不如说他逻辑清晰。按照他的理论，世界的根本难题就是人口过多。任何促进“早期依附关系”的做法，都只会加重人类的苦难。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施舍的善举可以救活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活下去之后，又会繁衍子孙，因此这样的善举其实很残忍。

但是逻辑不一定受欢迎。一个指出社会阴暗结局的人，很难指望受人尊敬。没有任何学说受过这样的痛斥。葛德文说：“马尔萨斯的著作所明示的目的，是要证明那些我认为致力为人类社会作出重大且必要的改善的人，犯了多么致命的错误。”所以马尔萨斯不被认为是正派思想家，并不令人惊讶。

另一方面，李嘉图从一开始就得到幸运女神的青睐。生为犹太人的他，为了娶所爱的教友派女孩为妻，而与家庭决裂，改信唯一神教派。在那个鲜少有宗教宽容的时代，李嘉图既赢得了社会地位，也广受人们尊敬。他晚年进入下议院，受邀对两院发表谈话。他说：“当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时，我会感到惊慌。而我无意压制那股惊慌。”当时在场的某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另一人则说它甜美悦耳，但是音调非常高。不论如何，当他说话时，议会就倾听。他诚挚热心而又才华洋溢地阐述，无视于事件的反复变化，只将焦点集中在社会最基本的结构上，“好像他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掉下来的人”。于是他便以教育了下议院著称。尽管他很激进(强烈支持言论与集会自由，反对国会腐败与天主教迫害)，也无碍于人们对他的尊敬。

值得怀疑的是，赞赏他的人阅读其文章时，究竟了解多少，因为李嘉图是最难理解的经济学家。但是，他的文章虽然错综复杂，其含意却很清晰：资本家和地主注定针锋相对，而地主的利益对社会有害。因此，不论是否了解李嘉图，工业家们让他成为他们的斗士。于是政治经济学在他们之中大行其道，连征聘女家庭教师的仕女们，也要询问对方会不会教小孩政治经济学原理。

在经济学家李嘉图被敬若神明之际(尽管他是最谦逊且低调的人)，马尔萨斯却受到贬抑。他关于人口的论文一再被人们阅读、称赞，尔后反驳。单凭反驳程度的强烈，就足以令人不安地证明其论点是多么有力。当李嘉图的观念受到热烈讨论时，马尔萨斯对经济学的贡献(除了他的人口论之外)，大致只能受到善意的容忍或是忽视。马尔萨斯感觉世上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却完全无法以清晰明确的逻辑形式加以表述。他甚至更为离经叛道地暗示，不景气(他称之为“普遍性的过度供应”)可能扰乱社会，而李嘉图却轻易地证明了此一观念是不合理的。现代的读者为此感到多么愤愤不平啊！直觉性强而又注重事实的马尔萨斯，敏锐地嗅到了问题的所在，但他混乱的说明，在那位只把世界视作宏伟抽象机制的金融业者光彩照人的才华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因此，他们对所有事务都有所争执。当马尔萨斯于1820年出版其《政治经济学原理》时，李嘉图不厌其烦地以220多页的注解，指出这位牧师论证的缺失。马尔萨斯确信，李嘉图的观点有着与生俱来的谬误，并断然地在他的书中揭露出来。

最奇怪的是，这两人是最亲近的朋友。他们相遇于1809年。在李嘉图于《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金银价格问题的精彩书信，并驳倒了鲁莽提出反对观点的博桑基特先生后，詹姆斯·穆勒与马尔萨斯先后开始寻找这些书信的作者。于是他们三人建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鱼雁往返不绝，还不断相互造访。同时代的作家玛丽亚·埃奇沃思，在她迷人的日记中说：“他们一起寻找真理，并且在发现真理时欢呼雀跃，毫不在乎是谁先发现的。”

这位埃奇沃思值得一提。身为经济学家之女，她或许是第一位对经济运作表达意见的女性。起初，它们以讲给孩子听的道德故事形态出现。但是她于1800年，出版了小说《拉克伦特堡》，这本书讲述一个大致上不关心佃农的需要，而得以挥霍其财富的地主家族。此后“拉克伦特”一词就被大家用来指涉这种行径。玛丽亚或许因而更有兴趣与李嘉图定期通信，并敦促他到爱尔兰来，亲自观察他从高高在上的位置撰写地租问题的现实面。他并没有接受邀请。附带提一句，要到100年后，这个世界才出现许多重要的女经济学家。

他们也是人，不会一直从事严肃的讨论。不论马尔萨斯是为了遵从自己的理论，还是出于其他原因，他很晚才结婚，但他很喜欢社交活动。在他过世后，有个认识他的人回想他在东印度学院的生活情况时说：“那个年轻人表面上很恭敬，心里却在窃笑，偶尔还会起来造反；年轻女士的射箭活动，那位波斯教授奇特的礼数……以及夏夜宴会有些过时的礼仪，如今都已远去。”

一些小册子作者将马尔萨斯与撒旦相提并论，但他其实是个高大英俊而且性情温和的男士。他的学生在背后叫他“阿爸”。他有一个从远祖那里遗传下来的缺陷——腭裂，他的话有时会使人难以听懂，特别是无法正确地念出“l”这个字母。某次他曾对着一位耳聋女士的助听器说：“难道您不想看一看基拉尼湖吗？”这件事成为一桩笑谈。他的某个熟人将这个毛病，以及他的名字与人口过剩牢不可破地联结在一起：

哲学家马尔萨斯上周在此。我为他安排了一场未婚人士的欢宴……他的本性善良，只要没有讨论到生育问题的迹象，他会对每位女士都彬彬有礼……马尔萨斯是位真正的道德哲学家，假使能让我的思维举止像他一样明智，我几乎愿意让自己像他一样说话口齿不清。

李嘉图在家里也喜欢招待客人，他的早餐是有名的，他似乎很爱好猜谜之类的游戏。埃奇沃思小姐的《生活与信函》中谈到了他生活的一个侧面：

花花公子斯密先生、李嘉图先生、芬尼、哈丽雅特和玛丽亚聚在一起。这些人在梳头发。李嘉图先生，独自昂首阔步的花花公子，很可笑。

他深具经商的天赋。他的兄弟写道：“他赚钱的才能并没有受到多大重视。但其经商能力，或许最能显示他超凡的才干。他无所不备业务上一切错综复杂的知识，计算速度快得惊人。无须特别努力，他就能办妥他所关切的巨额交易。他的沉着与判断力，使他远远超越在证券交易所的同侪。”约翰·宝宁爵士之后表示，李嘉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观察到，人们通常会夸大事件的重要性。“因此若要像他那样操作股票，就会在有小利多时买进，因为他确信非理性的上涨会让他获利。他在股票正在下滑时卖出，因为他相信情况即使没有很糟，担忧和恐慌情绪也会造成下跌。”

这是个奇怪的颠倒安排——一个重理论的证券经纪人与一个重实际的神学家。特别奇怪的是，这位理论家对金钱世界很内行，而那位注重事实与数据的人，对此却全无头绪。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李嘉图在一个财团中承销财政部发行的政府债券，将其提供给公众认购。李嘉图常常帮助马尔萨斯，让他买一小批债券，使这位牧师能赚点利润。到了滑铁卢战争前夕，马尔萨斯发现他的证券有些许获利，但他难以承受这股沉重的压力。他写信给李嘉图，催他将证券卖出：“除非这样不对或不便……还是趁早兑现您好心答应让我在证券上获得的小利。”李嘉图照做了。但这位定力更强的专业投机商全力做多。阿瑟·韦尔斯利获胜了，李嘉图大杀四方，而可怜的马尔萨斯则相反。李嘉图曾若无其事地写信给这位牧师：“这次上涨的获利之丰，正如我所预期或希望的。此次借款让我大赚一笔……现在来谈一下我们的老话题。”于是他继续讨论物价上涨的理论意义。

他们通过信函与互访无止境地辩论，直到1823年。李嘉图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此刻我的话已说尽。像别的争论者一样，我们在多次讨论后仍各持己见。然而这些讨论从未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同意我的意见，我对您的喜爱也不会更进一步。”他突然于该年死去，享年51岁。马尔萨斯则一直活到1834年。他对李嘉图的看法是：“除了自己的家人外，我从未这样爱过任何人。”

土地无法像人口一样快速增长

虽然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他们都同意马尔萨斯对人口的看法。因为马尔萨斯似乎在他1798年著名的《人口论》中，彻底阐明了问题，而且还厘清了困扰英国社会可怕而持久的贫困现象。其他人也曾模糊地感受到，人口与贫穷之间有某种关联。当时有一则广为流传但或许是虚构的故事，说某位叫胡安·费尔南德斯的人，把两只山羊运到智利外海的一个岛上，希望将来有肉可吃。重回该岛时，他发现山羊的数目意想不到地猛增。于是他又带去两只狗。狗的数量也大幅增加，而山羊的增长则被削减。作者詹姆斯·汤森牧师写道：“这样就恢复了一种新的平衡。两个物种之中，较弱的先偿还积欠大自然的债务，而最有活力、最健壮的则能活下去。”对此，他还补充说，“人类的数量受制于食物的数量。”

这个范例虽然认识到，自然必会强制达成平衡，但它仍未得出隐含在此问题之内的最后的惊人结论。这被留给马尔萨斯来完成。

他从着迷于倍数概念中的数值可能性开始。他对生殖方面惊人的倍数成长能力评估，得到其他后进学者的充分支持。一位生物学家曾计算，一对动物每年增殖10对，在20年后将有7×1019个后代。哈夫洛克·埃利斯提到，若一个微小的有机物不受阻碍地分裂，在30天之内将从一个小不点变得比太阳还大100万倍。

但是对我们而言，自然快速增产能力的例子并无意义。关键问题是，人类的正常生殖力有多大？马尔萨斯假设，人类倾向于25年内数量倍增。在他那个时代，这算是相对审慎的假设。它要求每户平均6人，其中两人活不到结婚年龄。马尔萨斯指出，在先前150年，美洲人口事实上每隔25年便增加一倍。在某些生活更自由、更健康的边远地区，人口每15年就增加一倍！

马尔萨斯指出一项残酷的事实：土地无法像人口一样地快速增长。这与人口倍增的倾向相对，而和人口加倍的时间究竟是25年或50年无关。努力工作可以开垦荒地，但是进度缓慢。土地不像人口一样可以繁殖。因此，当人口以几何级数成长时，可耕地仅以算数级数成长。

于是逻辑上无可避免的结论，当然就是人口成长迟早会受到食物数量的限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里写道：“假设世上有10亿……依1、2、4、8、16、32、64、128、256、512这样的比率增加，而维生物资依1、2、3、4、5、6、7、8、9、10的方式增加。在225年内，人口与维生物资的比例为512:10；在300年内变成4096:3。2000年后，其差距将无法计算。”

对未来的这样一个可怕的观点，足以使任何人感到沮丧。马尔萨斯说：“这个观点具有忧郁色彩。”这位为难的教士不得不断言，这种人口与粮食间根深蒂固而又不可调和的歧义，只会让大部分人永远陷于某种苦难之中。这个巨大而且还会持续加宽的鸿沟，必须透过某种方式弥缝：毕竟人要靠食物过活。因此原始社会有杀婴的习俗，从而有战争、疾病以及最重要的贫困。

如果这还不够，“饥荒似乎是大自然最后也是最可怕的手段。人口的力量超过地球提供维生物资的力量如此之多……人类必然会遇到某种形式的夭折。人类的恶行能够有效减少人口……若这还不够，那么易致疾病的时令与各种疾疫会接踵而至，横扫成千上万的人口。若这还不够，其后还有无可避免的大饥荒，给予人类重重一击，以恢复人口与世上食粮间的平衡”。

难怪可怜的葛德文抱怨马尔萨斯把进步的友人变成了反动派，因为此说的确让人绝望。除了脆弱的道德约束，没有任何事物能让人类免于自行向下沉沦的持续威胁。然而道德约束怎能对抗强大的性欲？

马尔萨斯的观点是正确的吗？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至少在世界上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人口成长的前景似乎与他所预见的一致。当时人口统计学家谈到，若不抑制人口成长之势，50年后世界人口可能变为200亿——1970年人口的5倍。

如今，钟摆又有点往回摆荡。事实上，关于人口问题的想法总是在两种极端意见间摆荡：引人注目的是，马尔萨斯自己在其著名论述出版后短短5年，便于第二版中变得较为乐观，希望劳工阶级学会自愿晚婚。

当代审慎的乐观主义则是基于大幅的技术创新，尤其是所谓的绿色革命。在印度这样的国家中，绿色革命已戏剧性地提高了粮产。今日的印度粮产充足，可供出口。所以，虽然农学家在每年收成前仍屏息以待，人们已不再认为马尔萨斯从供需面算出的全球饥荒的恐怖前景会成真。在20世纪80年代，电视机前的观众为埃塞俄比亚和漠南非洲骨瘦如柴的人们的画面所惊惧。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尔萨斯的预言成真，而是诸如干旱与缺乏适当运输网络等地方性条件的结果。

但是粮食增产仍不足以驱散马尔萨斯的幽灵。专家们提出警告：即使全球饥荒似乎不再迫在眉睫，人口压力仍非常巨大。在1981年，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诺贝尔研讨会中，人口统计学家谈到一个浮现的威胁：低度开发国家中出现大约15个超过2000万人的巨型城市。一位观察家表示：“这些拥挤的居住区域粗野地成长，势必构成对世界最大的政治挑战。”“如何防止这些都会群众变得冷漠无情，或变得混乱失序？”

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忘记，马尔萨斯正确地主张，人口指数性的成长能够凌驾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因此，除了供给面之外，需求面也仍须控制，必须像增产粮食那样努力地节育。

可能从事世界性的人口控制吗？令人惊讶的是，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这个答案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人口统计学家长期以来都怀疑，“人口疾病”最严重的国家能否克服诸如农民无知、有组织的宗教反抗，以及政治冷漠等阻碍。如今前景较为乐观。在过去数年内，像墨西哥和中国这样不同的国家，对节育的态度都从漠不关心或充满敌意，转而为热烈的支持。即使在印度这个长期让人口统计学家感到绝望的国家，也决心采用家庭计划，有时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

此努力开始得到回报。尽管阴暗情绪在1970年至1975年间盛行，人口增长率却是史上第一次趋缓。无论如何，人口成长还未停止。联合国专家预测，现今世界大约50亿的人口，会成长至90亿到100亿之间才停止。但至少增长率终于在减缓，而且可能比10年前所能想到的时间更早达成平衡。麻烦的是，不是每个地区都同样成功。比方说，扣除移民因素的欧洲，已接近人口零成长。如今美国约有2.75亿人，50年后将超过3.9亿，其中包括80万移民。这样的数目必然使得城市更为拥挤，但不太可能使我们感到资源不足。

但在世上最穷困、粮食最匮乏的地区，前景就没那么乐观。虽然出生率也在缓慢降低，但比西方世界慢得多，而且原本的出生率就很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尔萨斯的幽灵都不会消散。

奇怪的是，马尔萨斯本人并没有将矛头指向当世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他关心的是英格兰和西方世界，不是东方和南方的大陆。幸运的是，马尔萨斯关于西方的预测彻底错误。在1860年的大不列颠，大约60%的夫妻拥有四个以上的家人。到了1925年之际，只有五分之一的夫妻如此；反之，在同一时期仅有一两个小孩儿的家庭数，却从10%增加到超过50%。

什么因素使得西方的人口，不像马尔萨斯所预测的那样迅速成长呢？节育无疑扮演着核心角色。这原本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这个名称会让马尔萨斯退避，因为他反对这种做法。实际上，有史以来上层阶级似乎一直在节育。这是为何富人愈多金而穷人愈多子的原因之一。英国与西方渐趋富裕，而穷人不仅仅提升吃穿的水平，也学会了较富裕的阶级限制生育的做法。

大规模的都市化，是使得马尔萨斯的预言在西方落空同样重要的原因。孩子在农村可以作为资产，在城市则是负债。于是经济考量加上对于节育做法的知识渐增，防止了可怕的人口爆炸。

所以该预测的最坏结果并未发生在英格兰。马尔萨斯计算的恐怖逻辑，被局限在世上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当然，在马尔萨斯的时代完全料不到这一点。尽管有着严重的军事独裁前奏的疑虑，不列颠还是在1801年实施了第一次人口普查。身为政府文官和统计学者的约翰·里奇曼算出，英国人口在30年内已增加了25%。这远称不上加倍增长，但群众若非困于疾病和贫穷，人口成长无疑将一发不可收拾。没人预见未来出生率会下降。反之，由于人类大量繁殖以及食物供应不足，不列颠似乎将永远面对难以控制的贫困问题。贫困似乎不再是意外或上帝所造成的，甚至也不是人们漠不关心的结果。人类好像被某种邪恶的命运所诅咒，注定永远不得翻身，而大自然的吝啬也使得人类所有自我改善的努力，都显得滑稽可笑。

这一切都十分令人丧气。佩利这位曾敦促让增加人口“凌驾于其他任何政治目的之上”的神学家，现在也不得不改投到马尔萨斯旗下；小皮特这位曾想以更多孩童来增进国家财富的首相，现在也遵从这位牧师的意见，撤回他提高贫民救济金的法案。柯勒律治对这忧郁的前景加以总结：“最后，看看这个强大的国家，其统治者和聪慧之士听命于培力和马尔萨斯！可悲！真是可悲！”

地租不仅是使用土地的代价

假如马尔萨斯还不够令人沮丧，那就来看李嘉图。

乍看之下，李嘉图的世界并不特别可怕——至少在看过马尔萨斯的世界之后是如此。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所提出的世界，既枯燥贫乏而又简单扼要。其中没有活力，也没有亚当·斯密栩栩如生的细节。这里有的只是原理，由一位将注意力集中在比日常生活的流变更为恒久稳定处的智者，所详细述说的抽象原理，就和欧几里得的原理一样基础、空洞、朴素而又结构严谨。但这一体系与一套纯几何命题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人性寓意：这是个悲剧性体系。

为了了解那出悲剧，我们得花些时间介绍剧中的主要角色。如前所述，这些角色并不是人物，而是原型。这些原型也不像日常用语所言般活着，而是依循着“行为法则”。亚当·斯密世界中的喧嚣，在那里并不存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出出傀儡戏，真实世界中的一切都被抽丝剥茧，剩下的只有经济动机。

我们会遇上谁呢？首先是工人，是经济活力一致的单位，其唯一有人性的层面在于无可救药地耽于“家庭之乐”(这是委婉的说法)。此一强烈兴趣，使得人口与工资同步上扬。正如巴林所言，工人能够得到足以维生的食物以传宗接代。但长期来看，他们受制于自身的弱点，因此仅能糊口。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样，认为“自制”是劳动群众唯一的出路。虽然他希望工人的处境能得到改善，却对其自制力没有多大信心。

然后是资本家。他们不是亚当·斯密笔下被纵容的商人，而是灰暗且始终如一的一群人，在世上的目的全然在于积累——把利润省下来再投资，雇用更多人为他们工作。他们就这样一成不变地做下去，但是资本家们可不轻松。某个幸运者可能因为发明一种新程序，或发现某个不寻常的获利管道，而得到过高的利润。然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很快就会使这过高的利润化为乌有。另外，其利润大致上取决于他们要支付的工资。我们将看到，这会把它们引入重大的困局中。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与亚当·斯密的差不多，只是它缺少现实细节的部分而已。当李嘉图论及地主时，才有所不同。

李嘉图将地主视为社会组织中唯一的受益者。工人工作，从而得到工资；资本家经营，因此得到利润。但地主的利益来自土地，而其收入——地租——却不是出于竞争或人力。事实上，他是损人利己。

我们得停下来理解一下，李嘉图如何得到这个结论，因为他对社会的阴暗看法源于其对地租的定义。利息是使用资本的代价，而工资则是劳工的价格。但对李嘉图而言，地租不仅仅是使用土地的代价，而是源自土地生产力显而易见的差异所产生的非常特殊的报酬。

李嘉图说，假设有两个相邻近的地主。一个土地肥沃，由100个人使用定量的设备耕作，可以生产谷物1500蒲式耳。另一个土地不太肥沃，同样的人力和设备只能生产1000蒲式耳。这只是自然事实，却有经济后果：那个幸运地主的土地所生产的谷物，每蒲式耳的价格将较低。显然，由于两位地主支付的工资与资本支出相同，多收获500蒲式耳的人将比其竞争对手有利。

根据李嘉图的说法，此一成本差异就是地租的源泉。如果需求高到值得在那生产力较低的农地耕作，当然在生产力更高的农地种植谷物，将非常有利可图。两块农地的差异愈大，则依差别而定的地租差异当然也愈大。举例而言，若在一块瘠土上按每蒲式耳2美元的成本种植谷物仍有微利，那么能以每蒲式耳0.5美元成本生产谷物的幸运地主，当然能获得大笔地租。由于双方谷物的市场售价相同(比如说2.1美元)，拥有较好土地者因此能将双方生产成本差距的1.5美元纳入囊中。

这一切似乎无伤大雅，但将其套用在李嘉图设想的世界，则其不利后果便非常显著。

对李嘉图而言，经济世界不断趋于扩张。资本家在积累时，建立了新商店和工厂。因此，对劳工的需求会增加。这会提高工资，但只是一时的现象。因为较好的待遇很快就会诱使不可救药的工人阶级沉溺于家庭之乐。这样会生产出更多涌入市场的工人，损及其自身利益。但这就是李嘉图的世界，与亚当·斯密充满希望的前景截然不同之处。李嘉图说，随着人口的增长，便有必要进一步开垦土地。人口愈多则所需谷物愈多，所需谷物愈多则所需田地愈多。新耕地的生产力自然不如原有的耕地，因为农人不会笨到让最好的土地闲置。

因此，增长的人口使得愈来愈多的土地被开发，而谷物的生产成本将上升。当然，谷物的售价也将上升，而坐拥沃土的地主其地租也跟着上升。工资也会跟着上升，因为工人必须支付较高的价格，才能买到足以维生的食物。

现在来看这出悲剧。负责推动社会进步的资本家被两面夹攻。第一，粮食涨价使他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第二，由于愈来愈差的土地陆续投入生产，良田的地租在提高，使得地主的处境比从前好得多。地主于社会成果中的所得比例增加，而让出位子的只能是资本家。

这个结论和亚当·斯密所描绘的进步繁盛场面天差地别。在亚当·斯密的世界，随着分工的进展，社会日益富裕，每个人都会渐渐过得更好。如今我们发现，亚当·斯密没意识到土地是进步的瓶颈，这是症结所在。在亚当·斯密的愿景中，沃土并未短缺，因此人口增长不会提高地租。

与此相反，在李嘉图的世界里唯有地主获利。每次工资上涨都会让工人生一堆孩子，将其大部分的收益耗尽，因此工人永远只能糊口。工作、储蓄而又投资的资本家发现他白忙一场，其薪资成本变高，利润却变小。至于收租的地主则不劳而获，收入日益增长。

难怪李嘉图反对《谷物法》，还以将廉价谷物引进不列颠，证明自由贸易的好处。也难怪地主要倾全力奋斗30年，把廉价谷物挡在国外。新兴工业家阶级自然从李嘉图的阐述中看出，其理论正合他们所需。低工资该由他们负责吗？不，这是工人自己短视轻生所致。他们对社会有贡献吗？是的。那他们投注心力，存下利润并进一步冒险扩产，究竟得到了什么？他们努力换来的只是眼看着地租和货币工资上扬，而他们自己的利润却缩水。驱动经济机器的是他们，而地主只是懒洋洋地坐享其成。明智的资本家当然会自问，这样做是否值得。

这时挺身而出，说李嘉图对地主不公的，正是马尔萨斯牧师！

不要忘记，马尔萨斯不只是人口问题专家，更是第一流的重要经济学家。其实他在李嘉图开始研究地租理论并使之精练前，就已提出了“李嘉图式”的理论。但马尔萨斯得出的结论，和他朋友的不同。在李嘉图出书后三年，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说：“地租是现时勇气和智慧以及过往气力和技巧的报酬。土地往往连同勤勉与天赋的果实一同被买入。”马尔萨斯还在一个脚注中补充，“事实上，李嘉图本身就是地主，是我所言的一个好榜样。”

这不是个十分令人信服的反驳。李嘉图并没有把地主描绘成图谋不轨的恶魔。他很明白，地主经常改善其田地的生产力，虽然他指出地主这样做，其实是履行资本家的功能，但是他用无可反驳的逻辑证明，土地所有者即使忽视其土地，仍能享有高谷价之利。纯然是经济成长的力量让利益流入地主囊中，无须任何人有意为之。

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去追溯他们反复难辩的细节。重要的是，李嘉图对地租所设想的那些可怕含义从未实现。工业家终于击溃了地主的力量，输入廉价粮食。在李嘉图时代，不祥地蔓延到山坡上的麦田，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变回牧场。同样重要的是，人口增长并没有快到将国家资源吞噬殆尽的地步。因为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地租起于优劣土地间的不平等。如能控制人口问题，则两者间的差距显然不会发展到使地租收入引起社会惊慌的程度。但是，假设英国今天被迫纯以国内作物养活一亿人，而原本的《谷物法》也没有被废止，李嘉图所描绘的由地主控制的社会，将成为令人恐惧的现实，这还有人会怀疑吗？在现代西方世界，地租问题几乎已成为学界的枝节议题，但这不是因为李嘉图的分析有误。我们免于陷入李嘉图所述的困境，纯粹是因为迅速发展的工业生活，将我们从马尔萨斯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工业化不仅能减缓出生率，还大幅提升了我们所控制的土地粮食生产力。

同时，马尔萨斯还担心另一件事，他称之为“普遍过剩”——商品充斥而乏人问津。

我们对这种观念并不陌生。但对李嘉图来说，这愚不可及。英国遭遇过商业风波，但它们都好像能追溯到某些特定原因——银行破产、无担保的投机泡沫破裂，或是战争。更重要的是，对李嘉图的数学头脑而言，“普遍过剩”的概念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此绝不会发生。

年轻的法国人让-巴蒂斯特·萨伊曾发现了李嘉图的证据。他有两个很单纯的命题。首先，他相信对商品的欲求是无限的。亚当·斯密曾说，对食物的欲求可能受到一个人胃容量的限制，但是对服装、家具、奢侈品和装饰品的欲求似乎大得无法计算。萨伊说，不仅需求无限大，而且购买能力也肯定没问题。因为每件货品都有其生产成本，而每项成本都是某人的收入。不论该成本是工资、地租或利润，其售价自会增加某人的收入。如此怎会有普遍过剩？有对货品的需求，也有收入来购买这些货品。唯有短暂的误判，才会让市场找不到出清存货所需的买主。

从表面看来，李嘉图接受了此一观点，但马尔萨斯却不这么认为。此论证在逻辑上似乎无懈可击，很难找出破绽。然而马尔萨斯看透了商品与收入交换的过程，并提出一个奇特的观念：难道储蓄不会让货品供过于求吗？

在今天看来，这似乎又是一个极有成效的研究方向。但李嘉图表示这毫无意义。他在一处指责性的注记中说：“马尔萨斯先生似乎忘了，储蓄就是花费，跟他专门称之为开销的花费一样确定。”他的意思是说，无法想象一个人不厌其烦地把他的利润存起来，而不是用它来买更多劳力与设备，以赚取更多利润。

科技的影响

这让马尔萨斯陷入困境。他和李嘉图一样，相信储蓄就是为了花费，当然是用在产业上。但他的论证中似乎仍有某些事物——只要他能够将其指明。他没做到这点。例如，他要证明积累并不如李嘉图所想的那样必要，于是写道：

虽然在赚钱期间，或许每年都增加在奢侈品、娱乐以及布施方面的开支，许多商人还是赚了大钱。

李嘉图对此用铅笔写下了毁灭性的评论：

对，但一个同业商人取得相同利润，却没有增加在奢侈品、娱乐和布施方面的开支，财富会增加得更快。

可怜的马尔萨斯！他在辩难中从未居于上风。或许他知道自己的论证混乱。他曾经写道：“当我仍未被李嘉图先生的推论说服时，有时几乎被他的权威动摇了，因为我对他身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天赋评价极高，并深信他对真理的诚意与热爱。”对后人而言很可惜的是，马尔萨斯未能让他自己的推论使人信服或使人彻底了解。因为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日后吸引经济学家主要注意力的现象——繁荣与萧条的问题。反之，李嘉图却全力处理分配这个全然不同的问题。对马尔萨斯而言，至关重要的议题是“有多少？”；对李嘉图而言，最具爆炸性的议题是“谁得到什么？”。他们谈论的话题不同，难怪永远没有共识。

最后一个有待检验的问题是，如何解释马尔萨斯与李嘉图这两人，与亚当·斯密在愿景与分析方面的改变？这个答案，不仅限于将认知到的原始材料化约为思想结构的过程而已。尽管这两方的预测与建议大相径庭，但是基本上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愿景并无差别。

这个基本愿景是什么？就是将“社会”看作一个受到牟利的需要所驱动、受到无所不在的竞争所约束的伟大社会机制，同时也谨慎地给予政府运作的领域，并将政府限缩在该领域内。既然如此，他们的结论为何大不相同？毋庸置疑，个性的差异总有影响。但还有一个更实在的解释：亚当·斯密观察到的社会运作情形，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所见不同。他们对利润动机、市场角色与政府地位的看法一致，差别来自科技的影响。

对亚当·斯密而言，分工代表着科技的影响。我们还记得，虽然亚当·斯密对这种改变的社会影响有些疑虑，但对其能够为别针之类的物品生产带来好处大加赞扬。但是我们也想起，在亚当·斯密的评价中，他对于分工一旦替生产某特定产品创造奇迹后，将会扩散到新产品(纺织、制铁等)一事，并未提及。科技方面的原因，会使一个已经获得“全数财富”的国家陷入停滞甚至衰退。

对于半个世纪后的马尔萨斯与李嘉图而言，新兴工业科技没有这种限制。多轴纺织机、蒸汽机、炼铁术等，早已迅速被视为经济成长的新途径。于是亚当·斯密扩张有其极限的观点寿终正寝，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经济扩张没有限度，使得人口成长也不再受其限制，从而成为严重得多的威胁。另一方面，工业经济成长的前景更为宽广，意味着地主获得的好处更多。所以，科技进步造成了愿景的改变，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充斥着难题。

本章的两位主角，在某些层面非常相似，在其他层面却又极为不同。该如何总结他们的贡献呢？

李嘉图给世人的礼物很明显。他剥除世界的表相，露出本质让大家检查，让大家看见这部机器的内部运作情形。正是在这个非现实的世界中，它的力量才可以显示出来，因为大幅简化而无所遮蔽的社会结构，不仅可以显示地租的法则，还可以阐明对外贸易、货币、赋税和经济政策等极其重要的问题。李嘉图通过建造一个模型世界，赋予经济学一个有力的抽象工具，如果要洞察日常生活的底蕴，了解它的潜在机制，这个工具必不可少。正如与李嘉图同代的一些观察家所说，抽象工具也能用来撇开棘手的事实与不总是合乎理性的行为。这种做法被称为李嘉图恶习。然而正是由于李嘉图的简化，经济学才被视为一门科学；或许也正是由于这个过度简化的强烈倾向，使这门科学有些瑕疵。

马尔萨斯从未如此成功地建造一个抽象世界，所以在学术上长久性的贡献较小。但他点出了骇人的人口问题，只凭这点就足以扬名后世。而且，他虽未能加以解释，却意识到了他出书100年后才占据经济学家心思的普遍萧条问题。

然而回想起来，他们两位的主要贡献也许在他们的技术成就之外。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无意间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把当时的乐观看法转为悲观态度。此后再也不可能把人类世界看成一个社会的自然力量，必然会使大家的生活逐步改进的场域了。相反，那些一度认为似乎带有目的论意义的企图，要使世界享受协调与和平的自然力量，现在看来，似乎变成不怀好意和含有威胁性的力量。人类即使没有陷于大量饥饿人群的呻吟痛楚中，似乎也将遭受到商品泛滥成灾而乏人问津之祸。不论处于哪一情况，为争取进步的长期斗争，其前景都是阴暗的，结果工人只能勉强糊口，资本家的心血被骗走，地主则幸灾乐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