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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揭露出让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机制。他所寻找的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让“人们的私利与激情”，被引导到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最为一致”的方向。
正如同《道德情操论》所述，人类自私动机之间的交互作用，转化成最出人意表的结果：社会和谐。
那是什么新愿景？正如我们可能预见的，那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系统，更精确地说，是个十足自由的系统。但在介绍这个不凡的概念前，要先介绍这个同样不凡的作者。
在18世纪60年代访问过英国的人，很可能听说格拉斯哥大学的亚当·斯密。斯密博士或许不算非常有名，但很多人都知道他。伏尔泰听过这个人。大卫·休谟是他的好朋友。学生们从俄国远道而来，听他有些结巴却热情洋溢的演讲。除了在学术界的成就外，斯密博士的独特个性也很出名。比方说，人人都知道他心不在焉。某次，他在和朋友同行时，很认真地讨论研究课题，结果却跌进了坑洞里。据说他曾经自己把面包和奶油加到饮料中，然后说那是他这辈子所喝过最糟的茶。虽然他有很多怪癖，但这些对他的智力并不构成阻碍。亚当·斯密正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在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讲授道德哲学的课题。这门学科的范围，比现在的要广泛得多。道德哲学包括自然神学、伦理学、法理学，以及政治经济学。因此它包括了人类对于秩序与和谐最崇高的推动力，乃至于为了在残酷现实中谋生而从事的那些没那么和谐有序的活动。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想将事物合理化。而在宇宙的混乱中寻求设计意图的自然神学，就是其中一个目标。假如斯密博士阐述的是宇宙乱象背后的自然法则，来访的客人就会觉得理所当然。但是斯密博士探索的是光谱的另一端，在日常生活的喧嚣下，寻求其宏大的构造，那么访客或许会觉得，他真的逾越了哲学的分寸。
18世纪末的英国社会，绝非理性秩序或道德意涵的典范。只要将目光转离有闲阶级的优雅生活，就会发现人们用最邪恶的形式，为求生存而进行残酷斗争。在伦敦的厅堂与各郡舒适奢华的地产外，举目所见，尽是与昔日残留下来之最不理性、最昏聩不堪的习俗与传统所混合在一起的贪婪、残酷与堕落。这个社会不像一部经过精心设计、每部分皆有助于整体功能的机器，反而像詹姆斯·瓦特奇怪的蒸汽机：漆黑、嘈杂、效率低而又危险。斯密博士声称，能在其中看见秩序、设计与目的，真是奇哉怪也！
若我们的访客前去参观康沃尔的锡矿，就会看见矿工们往下进入矿井中。等他们到达坑底，会从腰带上拿出一根蜡烛。点燃后，他们会伸展四肢，睡到蜡烛熄灭才起床，然后他们挖矿两三个小时。接下来，又要照例抽烟斗休息一阵子。这样下来，半天的时间在偷懒，半天的时间在采矿。假如我们的访客前往北方，鼓起勇气进入杜伦或诺森伯兰的矿坑中，他将会看见完全不同的景象。在这里，男男女女衣不蔽体地在一起做牛做马。这里有着最野蛮、最残酷的习俗：双目交接燃起的性欲，就在废弃坑道中草草地解决；7岁或10岁的从没见过阳光的小孩儿，只为了矿工付的几分钱，就在冬天被派去帮忙拖拉装煤的桶子；孕妇像马一样拉着运煤的车子，甚至就在漆黑的洞穴中分娩。
生活的因循守旧，或是残酷无情，并非只显现在矿坑里。就算在平地上，一个观察力敏锐的访客也很难看到与秩序、和谐以及设计有关的事物。国内许多地方，都有贫农成群结队地四处找工作。一群自称为老不列顿帮的人会在收割时节，从威尔士高地下来。有时候，整群人中只有一匹既没有马鞍，也没有辔头的马。有时候，整群人都是徒步。他们之中，常常只有一个人会说英语。那个人就可以代表大家，请求拥有地产的乡绅让他们帮忙收割。他们一天的工资仅有6便士。这点倒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最后，我们的访客停留在一个制造业城镇。他还是会看见其他值得注意的景象。只是对没受过训练的人来说，看起来还是毫无秩序可言。他也许会对隆贝兄弟
在1742年建造的工厂感到惊奇。它有500英尺长，六层楼高，在当时算是相当巨大的建筑物。根据丹尼尔·笛福所述，工厂内的机器包括“26, 586个轮子与97, 746个装置。水车轮子每分钟转三圈。每转一圈，就可以牵动73, 726码的丝线”。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照料机器的孩童，每隔12或14小时就转时钟一次，在污秽漆黑的锅炉上烹煮他们的伙食，在供应膳宿的工寮里轮番上工。据说，工寮里的床铺始终都是暖热的。
不论在18世纪还是现代，人们都会认为那是一个怪异、残酷、杂乱无章的世界。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博士竟能将它与道德哲学的结构加以协调，而且这位饱学之士还宣称，要去探寻在其内部，与包罗万象且意义深远的整体相契合的那伟大法则的清晰轮廓。
这位彬彬有礼的哲学家，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我是一个只爱自己书本的雅士。”亚当·斯密某次自豪地向他的朋友炫耀他心爱的书斋时，曾这样自我描述。当然，他并不英俊。一个大奖章上的人像，显示出他凸出的下唇往上伸展，快要碰到他大大的鹰勾鼻；垂落的眼皮下，有着凸出的双眼。终其一生，他都为神经疾病所苦；他的头会颤抖，而且讲话也有点结结巴巴。
此外，他的心不在焉也是人人皆知。在18世纪80年代，当斯密快要60岁时，爱丁堡的居民经常可以看见，他们最杰出公民的滑稽模样：穿着浅色外套、及膝短裤、白色丝质长袜、带扣鞋，戴着宽边海狸毛帽，拿着手杖，沿着鹅卵石路走下来。他的眼睛注视着无尽的远处，嘴唇似乎在喃喃自语。每走一两步，他便踌躇不前，好像要改变方向，甚至退回原处。有个朋友说他走路的样子“像只蠕虫”。
有一次，他穿着睡袍走入自家的花园，然后失神地走了15英里才回头。还有一次，斯密与一位显赫的朋友在爱丁堡散步。一名卫兵举枪对他们致敬。对这种事早已司空见惯的斯密，突然着魔似的用他的手杖回礼。让他朋友更惊讶的是，他还一再模仿那名卫兵的动作，直到站上一长串台阶的顶端才恢复正常，而那时他的手杖还挥舞在半空中。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刚才的怪异举动，将手杖放下来之后，他继续之前的话题。
这位失神的教授，于1723年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柯卡尔迪。柯卡尔迪当时已有1500人。在斯密出生时，仍有镇民把钉子当成货币使用。他四岁时，发生了一件最奇怪的意外：一群路过的吉卜赛人把他绑走了。他的叔父努力追赶(斯密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过世了)，使得吉卜赛人将这个孩子遗弃在路旁。他的一位早期传记作者写道：“我怕他可能成为一个可怜的吉卜赛人。”
虽然斯密会突然失神，但是他从小就是聪明的学生。他注定要从事教育工作，因此在17岁时就得到奖学金，骑马前往牛津大学，并在那里待了六年。然而，那时的牛津却不是适合学习的好地方。这点和日后的情形不同。绝大多数知名的教授，早已连假装教书都不愿意。一位外国游客，曾记述他在1788年时，在一场公开辩论会上惊讶地发现，所有四位参赛者，在该他们发言的时间里完全保持沉默，每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读一本那时流行的小说。既然教授们很少讲课，斯密大部分的时间，就在无人教导的情形下，阅读他认为适当的读物。事实上，他差点因为房里藏有休谟的《人性论》一书，而被大学开除——即使对这位未来的哲学家来说，休谟也不适合被阅读。
在他还不到28岁的1751年，斯密就成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不久后又获得道德哲学教授的职位。和牛津不同的是，格拉斯哥大学的学风严肃，是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
的中心，以人才云集自诩。但是它和现代大学的观念，仍大相径庭。拘谨的教授们并不十分欣赏斯密那种有些轻浮而又热情的举止。他曾被指控说，有时在宗教场合发笑(显然是在做白日梦)，是大逆不道的休谟的坚定盟友，不支持见证基督的主日课程，请求大学评议委员会免除上课前的祈祷仪式，以及宣讲含有“自然宗教”
意味的祈祷文。若我们还记得，斯密的老师弗兰西斯·哈奇森曾在格拉斯哥大学打破惯例，拒绝使用拉丁语授课这件事，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对斯密的非难并不算很严重。他仍在1758年被提拔为院长。毋庸置疑，他在格拉斯哥过得很愉快。他在晚上玩牌(心不在焉的问题，让他变成一名不太可靠的牌友)、参与学术性社团，过着平静的生活。他很受学生爱戴，尤其以讲学著称——连鲍斯威尔
也前去听讲。而他怪异的步伐和说话方式，更让人竞相仿效。他的小型半身像，还被陈列在书店橱窗里。
他的声望当然不仅仅来自古怪的人格特质。在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该书立刻引起轰动，并使得斯密很快便进入英国顶尖哲学家之林。该书是在探讨道德上的认可与非难之起源。为什么天性自私的人类，似乎可以受到制约，或升华到更高层次？斯密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有能力置身于第三者的位置，成为超然的观察者。如此，就能够深入个案的客观价值，而不只是站在自私的立场思考。
这本书及其探讨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在日耳曼地区，亚当·斯密的问题成为人们热衷争辩的主题。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该书得到了奇人查尔斯·汤森的赞许。
18世纪似乎奇才辈出，而汤森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机智，而且博学。霍拉斯·沃波尔
曾说汤森是一位全才。倘若他像一般人一样真诚、一样稳健，而且拥有一般的常识，那么他必然会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汤森的反复无常经常被人诟病。人们讽刺地说：“汤森先生身体的某一边疼痛，但是他却不肯说是哪一边。”在担任财政大臣时，他先不让美洲殖民地人民自行选任法官，然后又对美洲的茶课以重税，从而助长了美国革命的爆发。这可以作为他缺乏常识的证据。
尽管政治眼光短浅，汤森却真心地在研究哲学与政治学，而且他还是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更重要的是，他有能力提供斯密一个难得的机会。汤森于1754年，和布克莱公爵的遗孀达奇司女伯爵成婚。这场婚事极为顺利，而且对汤森十分有利。如今，他得为他太太的儿子物色一位家庭教师。上流社会的年轻男子，往往都要前往欧陆旅行。在那里，可以学到切斯特菲尔德爵士所赞扬的优雅。汤森认为，亚当·斯密博士是陪伴小公爵旅行的理想人选，汤森提出年薪500镑(开支另外报销)外加退休年金500镑的条件。这种条件好得令人无法拒绝。斯密担任教授时，每年从学生那里领到的酬金，还不及170镑。值得一提的是，当斯密博士把学费退还给学生时，他们拒绝接受。这些学生们说，他们所学的已物超所值。
这位教师和年轻的公爵，于1764年前往法国。他们停留在图卢兹
18个月。由于往来的朋友极端乏味，再加上斯密的法语十分差劲，相形之下，在格拉斯哥的宁静生活反倒显得自在放荡了。之后他们搬到法国南部(斯密在那里遇见伏尔泰，并且向他致敬，同时还冷淡地斥退了一位热情女侯爵的追求)，接着去日内瓦，最后到达巴黎。为了排解在异乡生活的烦闷，斯密开始撰写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专著。这是他曾在格拉斯哥讲授过的主题，在爱丁堡的“择优学会”
的许多夜晚与人辩论过，也详细地与他的挚友休谟讨论过。这本书就是《国富论》，不过还要等12年才大功告成。
在巴黎的日子就好得多。这时，斯密的法语虽然还是很糟，但已足以和法国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家长谈。此人就是弗朗斯瓦·魁奈，路易十五的御医，也是庞巴度夫人的私人医师。魁奈提倡经济学上的重农主义，并且创制了《经济表》(
tableau économique
)。当时人们仍认为，财富就是金银之类的固体材料。魁奈反对这种观点，坚决主张财富源于生产，而且一手一手地传递，就像血液循环一样流经整个国家，并注满社会的身体。这确实是属于医生的洞见。《经济表》让人印象深刻——老米拉波
将其称为能与书写和货币相提并论的发明。不过重农主义的问题在于，坚称只有农人才能生产出真正的财富，因为只有农业才能让财富从大自然中产生，而制造业的工人，只能改变产品的形式，实际上并没有增加财富。因此，魁奈的体系对于实际政策的帮助有限。它的确提倡自由放任政策这个划时代的主张，却坚称工业部门只能改变产品形式，从而无法看出，劳工也可以在土地以外的场域创造财富。
斯密最伟大的创见之一，就是发现了价值是源于劳工，而非源于自然。或许这是因为，斯密生长于一个贸易繁忙，而非像法国那样完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无论如何，斯密都不能接受这派学者对于农业的狂热偏见(像米拉波等魁奈的追随者，只会奉承谄媚而已)。斯密个人非常钦佩这位法国医生。倘若魁奈能再多活些时日，斯密一定会把《国富论》献给他，但重农主义和斯密苏格兰式的愿景根本不合。
这场旅行在1766年意外中断。和他们在一起的公爵幼弟发烧了。尽管斯密竭尽所能地照护，还请了魁奈帮忙，但他还是在狂乱状态下死亡。于是公爵回到他在达奇司的庄园，而斯密则先去伦敦，然后再到柯卡尔迪。虽然休谟一再恳求，斯密还是在那里待了比较愉快的10年，而这本巨著也随之成形。在大部分时间里，斯密都是倚靠着壁炉口述，同时神经质地用头去摩擦墙壁，以至于在嵌板上留下一条黑色的条纹。他偶尔会去达奇司的庄园拜访他的学生，或是去伦敦与当时的精英们讨论他的观念。约翰逊博士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斯密参加了约翰逊博士的择优学会，但是他和这位最年高德劭的词典编纂家总是话不投机。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告诉我们，当约翰逊第一次遇见斯密时，就攻击他所做过的某个陈述，而斯密则为自己的论点辩护。大家都想知道：“那约翰逊怎么说呢？”斯密很愤怒地说：“他说，‘你在骗人’。”“那你怎么答复呢？”“我说，‘你这××养的！’”司各特说，这两位伟大的伦理学家第一次见面时，用的就是这些词。而这也是这两位伟大哲学导师间的经典对话。
斯密也遇见了一位兼具魅力与才智的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提供了关于美洲殖民地的丰富信息，并且让斯密深切地体会到，这个殖民地将来可能扮演的角色。后来斯密对于这些殖民地所组成的国家有着如下的叙述：“它确实很可能变成世界上所曾出现过的最伟大，也最可怕的国家之一。”这无疑是受到富兰克林的影响。
《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两年后，斯密被派去爱丁堡海关工作，年薪600镑，而且几乎不用做什么事。斯密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直到她在90岁时去世。斯密的学者生涯始终祥和、平静。直到最后，他都很安详、满足，而且心不在焉。
那么那本书又如何呢？
它号称“不仅仅是出自一个伟大的心灵，而且也是一整个时代的结晶”。然而严格地说，它并非一部“原创性”的著作。洛克、斯图亚特
、曼德维尔、配第、康替龙
、杜尔哥
，以及先前提过的魁奈和休谟等一连串在斯密之前的观察家，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都和斯密很接近。斯密汲取了他们的思想：在他的专著中所提到的作者，超过100人。然而其他人只是在某处钓鱼，斯密却撒下了天罗地网；他人厘清了个别议题，斯密却阐明了全貌。《国富论》虽然不完全是一部全然原创的著作，但它无疑是一部杰作。
首先，它是一幅巨大的全景图。它在开头的著名段落里，便描述了钉子制作过程中细密的分工专业化情形。在结束前，它还论及包括“美洲殖民地最近的骚动”(显然斯密以为美国独立革命战争会在他的著作出版之际结束)、牛津大学学生生涯的虚度光阴以及1771年以来鲱鱼捕获量的统计数据等各种题材。
只要看一眼坎南
为该书较晚出的版本所编纂的索引，就能得知斯密的参考文献与思想范围之广。以下便是十余个字母A的条目：
阿拔斯王朝，阿拉伯帝国在该王朝统治时期繁荣昌盛；
亚伯拉罕，衡量过的锡克尔；
阿比西尼亚，以盐为货币；
公开表演的演员，因为从事这一行所受到的轻视，而领取报偿；
非洲，掌握大权的国王还远远比不上欧洲的农人；
酒馆，其数量并非造成酒醉的充分原因；
大使，他们被任命的最初动机；
美洲〔其下有一整页参考条目〕；
学徒资格，对这种奴役本质的解释；
阿拉伯人，他们支援战争的方式；
军队，君王对抗一位心怀不满的教士时，并不安全。
在采用小号字体印刷的版本中，该索引长达63页，其内容无所不包：“财富，最让人愉快之处在于可以炫耀；贫困，有时让民族采用不人道的习俗；胃，对食物的欲望受到其容量的限制；屠夫，残忍可憎的行业。”当我们读完这部厚达900页的著作后，对于18世纪70年代英国的学徒、熟练的工人与新兴的资本家，地主、教士与国王，作坊、农田与对外贸易，都会历历在目。
这本书的内容丰富。它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深思熟虑，却不像有秩序的百科全书那般精确。那时的作家，无须用“假如”“而且”与“但是”等字眼来限定其观念，而且才智到达斯密那种水平的人，可以囊括他那个时代的大部分知识。因此，《国富论》无所回避，无所删削，无所畏惧。多么让人恼怒的书啊！它一再拒绝用一个简明的句子，来总括他辛苦花了50多页篇幅才达致的结论。该书的论证充满细节与观察，因此人们总要将这些装饰去除后，才能发现把他们贯穿在一起的隐藏钢骨结构。讨论到白银问题时，斯密偏离主题，花了75页篇幅处理；讨论到宗教问题时，他又花了一章的篇幅，漫游在道德社会学领域。尽管该书卷帙浩繁，却充满洞见、观察以及巧妙的措辞，使得这部巨著活力洋溢。首先将英国称为“小店主的国度”的人，就是亚当·斯密；写出“比较一位哲学家和一位街头挑夫的天赋和气质，就像是比较獒犬和灰狗一样，在本质上差异不大”这句话的人，也是亚当·斯密。对于当年正在蹂躏东方的东印度公司，他写道：“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政府。在行政机关中的每一个成员，只要有能力，而且在对他有利的情形下，都想离开那个国家……在他带着全部的财产离开后，即使该国被一场地震所吞噬，他也无动于衷。”
《国富论》绝不是一本教科书。亚当·斯密是为了他的时代，而不是他的课堂而写作。他是在详细解释，一种对于治理帝国来说非常重要的学说，而不是一部在学术界流传的抽象专著。他要斩杀的恶龙，在那时尽管有点疲倦，但还没有气绝。例如重商主义者的哲学，就耗费了超过200页的篇幅，才被置于死地。
最后，这本书还具有革命性。当然，亚当·斯密并不赞成一场推翻绅士阶级、拥戴贫苦大众的动乱。然而《国富论》的含意却有革命性。亚当·斯密并不是在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辩护，这点和一般人所想象的不同。我们将会看见，他对资产阶级的工作感到钦佩，却对他们的动机存有疑虑。他也很留意广大劳工群众的需要。他的目标不在于拥护任何一个阶级，而在于增进国家整体的财富。对亚当·斯密来说，尽管人们的消费量并不同，然而财富是由社会中所有人的消费所构成。在这种自然自由的社会，既有贫困，也有财富。
然而，这是一个民主而且激进的财富哲学。关于黄金、财宝与国王窖藏的想法，以及商人、农人或同业工会的特权，皆已消逝。我们处身于现代世界。经济生活的最终目标，是由每一个人所消费的商品与劳务的流量所构成。
现在，又有什么样的愿景呢？我们将会看到的愿景，不可能像霍布斯关于王权原则所描述的那样简单。亚当·斯密的愿景，更像是一个全新社会组织方式的蓝图。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就今日的术语来说，这就是经济学的方式。
亚当·斯密对于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特别有兴趣。这也是该蓝图的核心。首先，他想揭露出让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机制。一个人人追逐己利的社群，怎么可能不四分五裂呢？是什么因素，使得每一个人的私务，得以和全体的需要相符？既没有中央权威的规划，也没有古老传统的稳定影响力，又怎么能够让社会完成维系其生存所必需的任务呢？
这些问题引导着亚当·斯密去构想市场的规律。用他的话来说，他所寻找的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让“人们的私利与激情”，被引导到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最为一致”的方向。
但是市场规律只是亚当·斯密所探询的一部分问题而已。社会将往何处去？市场的规律，就好像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旋转中的陀螺，可以保持直立而不倒的法则一样。但是陀螺能否凭着自身的旋转，而在桌子上移动呢？这就是另一个问题。
亚当·斯密以及那些追随他的伟大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社会是一种人类的静态成果，会一成不变，一代又一代地自我复制；相反，社会被视为一个有自己生活史的有机体。的确，整部《国富论》就是一本伟大的历史著作。亚当·斯密将商业资本主义称为“完全自由的体系”。《国富论》就解释了“完全自由的体系”如何诞生，以及如何运作的问题。
但是，在我们随着亚当·斯密弄清楚市场规律之前，还不能转而碰触这个更大、更迷人的问题。因为市场规律本身，将是那个导致社会繁荣或衰败的更大规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无心插柳的个体能够与其他人协调一致的机制，会影响到社会自身随着年岁的流逝而演变的机制。
因此，我们先来看市场机制。它不是会激发想象力或让人心跳加速的东西。不过它虽然枯燥乏味，却值得我们另眼相看。因为市场规律不仅是理解亚当·斯密世界的关键，也构成了卡尔·马克思那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另一个大相径庭的世界的基础。无论知不知道，我们都要服膺市场规律。所以，我们有必要更仔细地对它详加检视。
亚当·斯密的市场规律基本上很简单。在特定的社会架构下，某种特定行为的结果，会产生全然确定而且可预见的后果。具体地说，市场规律告诉我们，在一个人人追逐己利的环境中，个别的自利本能会导致竞争；更进一步地说，竞争会导致社会按照它所想要的数量，以其准备要支付的价格，获得其所需的物品。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自利心驱使人们去从事任何社会愿意支付酬劳的工作。亚当·斯密说：“我们能够有东西吃，不是出于屠夫、酿酒人或面包师的善心，而是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不要诉诸他们的仁爱心，而要诉诸他们的自爱心；不要和他们谈论我们的需要，而要谈论他们的利益。”
然而自利只显示出这幅图像的一半。它驱使人们采取行动。另外还必须有某种事物，用来防止利令智昏的人们让社会付出过高的代价。仅靠自利心激起作为的社群，将会是一个无情奸商的社群。然而竞争，也就是市场中自利行为者之间的冲突，可以节制上述问题。每一个追求自身最大利益，而不顾其社会后果的人，都要面对一群有着同样动机、追求同样目标的对手。因此，每一个人反倒会过于急切地利用旁人的贪婪之心。当一个人利令智昏的时候，他的竞争对手早已把生意抢走了；假如某人的商品索价过高，或者给工人的薪资比别人给得低，他的客户或员工就会流失。正如同《道德情操论》所述，人类自私动机之间的交互作用，转化成最出人意料的结果：社会和谐。
让我们来考虑高物价问题的例子。假设有100个手套生产商。每一个人的自利心，使得他们希望让价格高于生产成本，以赚取额外的利润。但他做不到这一点。若他抬高价格，竞争者将以比他更低的售价把生意抢走。除非所有手套生产商共组一个稳固的联合阵线，才能收取不正常的高价。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来自其他领域(例如制鞋业)、富有进取心并决定投资到手套制造业的厂商，还是可以打破该联盟的联合垄断。因为这个厂商能够削价抢攻市场。
市场规律不仅仅能迫使产品价格有竞争性，还能让社会中的生产者注意到社会所需的商品数量。假设消费者决定，要比较多的手套与比较少的鞋子。如此一来，大家会争相购买市场上积存的手套，而鞋子的生意将变得很冷清。当消费者准备购买的手套数量比现货量更多时，手套价格就会随之上升。当鞋店门可罗雀，鞋子的价格会下跌。但是手套业的利润会与手套的价格一起扬升，而制鞋业的利润则会与鞋子的价格一起下跌。于是自利心会再次发挥效用，以重新恢复平衡。当制鞋业的生产规模缩小时，工人们就会离开这个产业，转而投入正在蓬勃发展的手套制造业。显然，手套生产将会增加，鞋子的生产将会减少。
而这正是社会最初想要的结果。等到更多手套进入市场，以满足需求之后，手套价格将回归正轨。鞋子生产量的减少，则会使得鞋子的剩余量很快地消失，于是其价格也将再次回归常态。社会将能够透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要素的分配，以符合其要求。然而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无需主管当局规划建立生产的进度。自利心与竞争之间彼此拮抗，就能实现这种转变。
最后，市场不仅根据大众的需求来调节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同时还能调节合作生产那些商品的人们的收入。假如某种产业的利润高得离谱，其他厂商将蜂拥而至，直到竞争将过多的利润降低为止。假如某种工作的薪水超出寻常，其他工人将迅速转行，直到该职位的薪水降低到和需要类似技术与训练的工作薪水相近时为止。相反，当某种产业的利润或工资太低的时候，资本与劳工将会外流，直到需求再次引发供给为止。
这似乎有点显而易见。但是细想一下，亚当·斯密用自利动机和竞争调节解释了多少事情。首先，他解释了为什么价格和实际生产成本间的差距不至于过大；其次，他解释了社会如何能够诱使商品生产者，提供社会所需的物品；第三，他点出了高物价的问题为什么可以自行消弭，因为昂贵的产品价格，会使得这类物品的产量增加；最后，他解释了国内每一个重大生产阶层，基本上收入水平都很接近的原因。一言以蔽之，他已经在市场机制中，找到了为社会有秩序地提供所需物资的自我调节体系。
注意“自我调节”一词。市场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能够自我管理。假如产出、价格或某种酬金偏离了社会所规定的水平时，就会有一股力量将它们拉回来。这里有一个奇怪的悖论：市场既是个人经济自由的极致，也是最严格的监工。人们或许可以上诉要求计划委员会作出裁定，或是恳求某位大臣的恩赐。但是来源不明的市场机制压力，既不会对上诉作出裁定，也无所谓恩赐。因此，乍看之下人们拥有经济自由，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幻象。一个人可以在市场上为所欲为。假如一个人反市场之道而行，那么个人自由的代价就是经济破产。
世界真的是这样运作的吗？在亚当·斯密的时代确实如此。当然，即使在那时，也已经有限制市场体系自由运作的因素出现。制造业者联合垄断，人为地维持高价；熟练工人组成的工会，抗拒将工资压低的竞争压力。更令人不安的迹象也已出现，有待人们去理解。隆贝兄弟的工厂，不仅仅是一项工程奇迹或观光景点，它预示了大规模的工业即将来临，在市场中拥有极大势力的老板就要出现。棉花厂里童工的市场力量，当然不能和提供床铺、伙食，并且剥削他们的老板相提并论。尽管这些偏差的现象与蓝图并不一致，18世纪的英国确实很接近亚当·斯密心目中的模式。在那时，商人们的确彼此竞争，一般工厂的规模并不大，价格确实随着需求起伏而涨跌，且价格的变化确实会造成产出和工作的改变。亚当·斯密的世界，被称为原子式竞争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无论是劳动或资本方面的生产要素，都无力对于竞争的压力加以干预或抗拒，人人都被迫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自由竞技场中，匆匆地追逐自身的利益。
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在今日仍起作用吗？
这不是可以简单答复的问题。自从18世纪以来，市场的本质已经大幅度改变。在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中，已经有人可以与潮流对抗。这不再是一个原子式竞争的世界。今日市场机制的特征，在于参与者的规模庞大：巨型的公司与强大的工会，其行为方式显然不同于过去个别的业主与工人。他们的规模足以使之抗拒竞争压力、漠视价格信息，考虑它们长远的自身利益，而非当下日常买卖的压力。
这些因素显然已削弱了市场机制的引导功能。不过，自利与竞争的伟大力量纵然已遭淡化与限缩，却仍是市场体系中无人可以全然忽视的基本行为法则。尽管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不同于亚当·斯密的世界，我们仍然能察觉市场规律的运作。
但是市场规律只是对于凝聚社会之行为的一种描述而已，必须靠另外一种力量，才能将它推动。在《国富论》出版后90年，马克思发现了能够描述资本主义缓慢、不情愿但又无可避免地步向灭亡的“运动规律”。尽管过程不会非常顺利，然而亚当·斯密的世界则会缓慢但是十分乐意地迈向天国
。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测不同。
绝大多数的观察家，当时都不认为最后能够抵达天国。在1792年拜访英格兰北部的约翰·拜恩格爵士
，从马车的窗口向外望，并且写道：“为什么现在这里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大工厂……整个山谷都被侵扰……理查德·阿克莱特爵士
或许替他的家人和他的国家赚进了大笔财富，但是作为一名游客，我却对他那已然蔓延到每一个田园谷地、摧毁了自然进程与美貌的计划，深感憎恨。”“哦！曼彻斯特就像个狗洞！”约翰爵士一到达该地，就说了这样的话。
说实话，当年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就跟狗洞没两样。300年来，激发了土地、劳工与资本的骚乱，似乎只会带来更进一步的剧变，因为最近被释放出来的生产要素，开始结合成一种新的丑陋形式：工厂。而工厂又制造了新的问题。在约翰爵士出游之前20年，靠着贩售女性假发而累积了一些资本的阿克莱特，发明(或窃取)了纺织机。但是在机器被制造出来后，他发现要找到操作的人员并不容易。地方上的工人跟不上制程的“规律速度”，而且人们仍然瞧不起领薪水的工作。有些资本家发现，他们新建的工厂，纯粹因为盲目的仇恨，而被烧成平地。阿克莱特不得不找童工帮忙，因为“他们小小的手指比较灵活”。而且孩子们并没有下田或做工的独立生活经验，因此更容易适应工厂生活的纪律。雇用童工甚至被誉为一种善行——这不是有助于改善这些“赚不到钱的穷人”的处境吗？
除了对工厂爱恨交织的情绪外，公众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赚不到钱的穷人已经无所不在。在1720年，这样的穷人在英国已达150万。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也只有1200万或1300万。认识到这一点后，就会明白穷人多得可怕。为此曾提出过许多安置方案，其中绝大部分都毫无希望。大家都在抱怨，乞丐的懒散问题无法根治，而且下层阶级的人竟然也想模仿地位比他们更好的人。工人居然在喝茶！一般百姓似乎偏爱小麦面包更甚于黑麦或大麦面包！当时的思想家们问道：这一切将如何演变？(爱搬弄是非的曼德维尔在1723年写道：“缓和穷人的需求问题是明智的，解决穷人的需求问题是愚蠢的。”)对于国家的福利而言，穷人的需求不是不可或缺的吗？假如听任社会所必需的阶级就此消失，社会将遭遇什么状况呢？
当时人们为了“下层阶级”这个可怕的大问题而感到惊骇，但亚当·斯密却不这么想。他写道：“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都过得贫困而又痛苦，这个社会将无法繁荣幸福。”他不仅胆敢作出这么激进的声明，而且还继续证明，社会其实一直都在进步。不论愿不愿意，社会都被推向一个正面的目标。它不是因为任何人的意愿，或国会可能通过法律，或英国赢得一场战役，才有所进步。社会之所以进步，是由于一股潜藏的动力，像一个宏大的引擎推动着社会整体。
英国劳动力的细微分工与专业化，大幅提升了生产力。此一事实令亚当·斯密印象深刻。在《国富论》的开头部分，他就对一间别针工厂发表评论：“一个人把铁丝抽出来，另一个人把它拉直，第三人把它切断，第四人把它削尖，第五人把顶部磨光，以利安装针头；制作针头又需要两三道不同的工序；安装针头、加以漂白，都是独特的工作；把它们别在纸上的动作，甚至本身就是一项手艺……我曾经参观过一家这类型的小工厂。该厂只有10名员工，其中某些人总是负责执行两三项不同的工序。他们十分蹩脚，也只配有最基本的机器设备。但是他们在全力赶工时，一天可以生产12磅别针。每磅有4000多根中型的别针。因此，10个人在一天之内，就可以生产48, 000根以上的别针……假如他们个别独自工作……显然每个人一天的产量都不到20根，或许连一根也做不出来……”
现代的生产方式，当然比18世纪时复杂得多。亚当·斯密对一间10人的小工厂，就已经印象深刻到加以专文论述；假如遇上一间雇有一万人的工厂，又将作何感想！但是分工的好处不在于它的复杂性——事实上，它把辛劳的工作简化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分工的好处，就在于“让最底层的民众都能享受到普遍的富裕”。以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18世纪的普遍富裕其实还是过得很苦。但我们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待此事，将18世纪英国工人的命运，跟他们一两百年前的先辈相比，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平庸的生活已经比从前进步甚多。亚当·斯密很生动地指出了这一点：
观察一个文明且繁荣的国家的技师和日薪工人所用的设施，你将发现，为了生产这些设施，个别的工人只贡献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要让一个人获得这些东西，所牵涉的人数多得难以计算。以日薪工人所穿的羊毛外套为例，或许很粗糙，但它却是一大群工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即使只是为了制造这个朴实的家用品，牧羊人、整理羊毛的人、梳毛工、染色工、纺织工、漂洗工、装饰工，以及许多其他的工人，都必须贡献其不同的技术，才能完成。此外，还需要多少商人和搬运人员……多少商业与航运业……多少造船者、水手、制帆工、制绳工……
以同样方式来检验他的衣服与家具的不同部分，他穿的贴身粗麻衬衣，罩在脚上的鞋子，睡觉用的床、做菜用的炉子……为了做菜升火所需的煤炭要从地底下挖出来，或许经过远程海陆运输才能抵达；他厨房中所有其他的器皿、桌上所有的用具，刀、叉、用来分装食物的陶盘或白镴盘；还有为了准备他的面包与啤酒所需的不同人手，能引进热量与光线又能挡风遮雨的玻璃窗，以及为了准备这些美妙发明所需的一切知识与技艺……我说，当我们检视这一切……就可以发现，为了满足一个文明国家中最平凡的人的生活所需，即使像我们所错误想象的那样简易，也必须上千人的协助与合作。的确，和大人物更加奢华的生活相比，他的生活无疑显得极为简朴。然而，或许一位欧洲王子的生活享受，与一位勤奋而又节俭的农民生活之间的差距，并非总是大于农民与掌握上万名奴隶生杀大权的非洲国王生活之间的差距。
是什么力量使社会财富如此美妙地增加呢？市场机制本身，提供了部分动力。因为在一个鼓励甚至迫使人们去发明、创新、拓展与冒险的环境中，市场利用了人类的创造力。但是在市场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活动背后，还有更为深层的压力。事实上，在生产力呈螺旋形上升的情形下，亚当·斯密发现了两条根深蒂固的行为法则，推动着市场体系。
其中的第一条是“累积律”。
想想亚当·斯密的时代，跃升中的工业资本家，能够而且也确实借由投资获得大量财富。年轻时做过见习理发师的阿克莱特，于1792年去世时，留下了50万镑的遗产。刚开始在罗瑟汉姆
一家老旧的制钉厂打铁的萨缪尔·沃克，在那里留下了一个价值20万镑的钢铁铸造厂。约西亚·威基伍德
会为他的陶器厂发表精神讲话。当他看见粗心工作的迹象时，就会在木头柱子上潦草地写着：“不能这样替威基伍德做事。”他的遗产为24万镑，外加许多地产。在工业革命的最初期，只要动作够快、头脑够精明，而且又够努力地去驾驭此一潮流的话，致富机会俯拾皆是。
绝大多数的新兴资本家，自始至终的唯一目的，就是累积资金。19世纪初，为了替主日学校提供资金，募集到了2500镑。在该教区内经营棉纺厂的首屈一指的大老板，为此高尚的事业所捐助的款项为90镑。对年轻的工业新贵来说，金钱不该被捐赠给不具生产力的慈善事业，而应当把它们累积起来。对此，亚当·斯密完全同意。不累积的人必遭不幸——“就好比某些宗教基金，为了某些亵渎神明的目的而遭到滥用一样。祖先省吃俭用攒积下来的资金，原本是要用来维持产业的，却被他浪掷到无意义的项目上”。但是亚当·斯密不赞成为累积而累积。他毕竟是一位哲学家，鄙视有钱人的虚荣心。但是他发现，资本累积对社会大有裨益。因为资本若能被用来购置机器，就可以促成美妙的分工，从而增进人类的生产力。所以累积也成了亚当·斯密的另一把双面刃：私人的贪欲再度促进了社群的福利。20世纪的经济学家将面对这个问题：私有资本的累积，是否真能促进就业？亚当·斯密对此并不担心。对他而言，世界可以永无休止地改进，而市场的规模只会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亚当·斯密说，累积，然后世界将会获益。当然，在他那个雄心勃勃的时代氛围中，有能力的人显然都会努力累积资本。
但这里有个难题。资本的累积很快就会使得进一步的累积无由发生。因为累积意味着更多的机器，而更多的机器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工人。这迟早会使得工资愈来愈高，直到将利润吞食殆尽为止。但利润却是资本累积的源泉。要怎么克服这个困难呢？
这得借由市场的第二个重大规律来克服：人口律。
对亚当·斯密来说，劳工和其他商品一样，都可以依照需求而被生产。假如工资很高，那么工人的数量就会增加；假如工资下跌，工人的数量就会减少。亚当·斯密很直率地说：“……对人的需求，就和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必然地控制着人的生产。”
乍看之下，这个概念显得很天真，其实未必。在他那个时代，底层民众的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亚当·斯密说：“在苏格兰高地，一位母亲生了20个孩子，而存活的不到两个……这并不稀奇。”在英格兰的许多地方，半数孩子活不到4岁，而任何地方的孩子，活过9岁或10岁的机会只有一半。营养不良、恶劣的生活环境、寒冷与疾病使得较贫穷的人们伤亡惨重。因此，较高的工资虽然只会对出生率造成些许影响，但是对能够顺利成长到可工作年龄的孩童数量，却有可观的影响。
所以，资本累积若是先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薪资，那么工人的数量就会随之增加。现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了。如前所述，较高的市场价格会使得手套生产增加，而较多的手套数量，随后便会把较高的手套价格压下去。同理，较高的薪资会使工人数量增加，而他们数量的增加，将会对工资水平造成一股反向的压力。只要考虑工资因素就会发现，人口就和手套生产一样，是一种可以自我疗愈的疾病。
而这意味着，资本累积可以安全地持续进行。它会导致工资上升，并使得进一步的资本累积无利可图。但是人口的增长会使得这个问题趋于缓和。资本累积会走向自我毁灭，然后却能在紧要关头得到解救。非常高的工资会促成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则能够解决较高工资所造成的难题。这个问题恶化与问题解决、刺激与回应的自动化过程十分迷人。其中似乎会导致体系毁灭的因素，也会偷偷地让体系恢复健康。
现在来看看亚当·斯密为社会所建构出的，一个巨大而又无止境的链锁。社会就像一连串环环相扣的数学命题一样，有规律而又无可避免地开始向上扬升。不论从何处开始，市场的探索机制，都会先使得各种不同用途的劳工与资本的回报趋于平等，让有需求的商品能以适当数量被生产，并进一步确保竞争的机制，使得商品价格不会与其生产成本相差太多。更有甚者，社会是动态性的。财富的累积从一开始就会发生，而此一累积会导致生产设备增加，以及进一步的分工。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但是资本累积，也会在资本家招聘员工前往新工厂上班时，导致工资上涨。工资上涨使得进一步资本累积显得无利可图。这个体系可能会停滞不前。然而就在此时，工人们将会利用较高的薪资来抚养小孩，而死亡率也会降低。因此，工人的供给会增加。随着人口的成长，工人间的竞争将再次把薪资压低。于是资本可以继续累积，社会又能再度螺旋式上升。
亚当·斯密并没有描述任何的商业周期。它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只要市场机能不被削弱，就能够美妙地确定，每件事在这个链接中，都被安排得好好的。所有的社会内部，都安装了一部往复运动的机器：只有大众的爱好才能引导生产者，而国家实际的物质资源，则在这个因果链之外。
但是事情不会永无止境地进步。我们所谓的经济成长确定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改进有其限度。这不会立刻对工人造成影响。的确，人口增长终将使得薪资回跌到仅能糊口的程度。然而亚当·斯密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还可以持续地改善很多年。
不过亚当·斯密毕竟很注重实际。他已然看见，经过非常长的时间，在遥远的地平线之外，成长中的人口将使得薪资回落到“自然”水平。显然，这将会在社会已经用尽了未经利用的资源，并且已经无法再作进一步分工时发生。一言以蔽之，当经济已发展到极限，并已充分运用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后，就无法继续成长。
然而极限为何无法进一步地延伸呢？这是因为亚当·斯密将至关重要的分工，看作是一次性而非持续性的过程。最近有人指出，亚当·斯密并没有将分工的组织与技术核心视为变革的自发性过程，而把它当作分离性的进展，只能产生一次性的刺激。因此，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社会将不再成长。亚当·斯密曾表示，一个社会至多只能兴旺两百年。然后工资会回到仅可糊口的水平，资本家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中，可以得到适度的利润。尽管人口不再成长，但是总数比以往更多，从而需要更多的食物生产，这使得地主的收入会比较高。尽管亚当·斯密十分乐观而又大胆，他的愿景却是有限、小心而又审慎的。就长期而言，此一愿景甚至审慎到了严肃的地步。
难怪这本书花了很长时间才被人接受。八年之后，它才首度在国会中被引用。第一个引用这本书的是下议院中权力最大的成员——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他后来承认，其实从没有真正阅读过这本书)。直到1800年，该书才得到充分的认可。那时该书已经出了9个英文版本，而且销售到了欧洲和北美。让人想不到的是，被亚当·斯密痛斥为“邪恶贪婪”“既不是，也不应该是人类统治者”的新兴资产阶级，成为该书的拥护者。这些批评都可以被忽视，因为亚当·斯密的研究重点就是：让市场自行其是。
亚当·斯密的本意，与他的拥护者利用他的话所推论出的意思并不相同。正如我们所言，亚当·斯密并不拥护任何一个阶级，只忠于他的体系。他坚信市场有能力引导体系获得最大限度地回报。这就是其整个经济哲学的根源。只要让市场这个美妙的社会机器自行其是，它就会照顾社会之所需，而演进的规律将发生作用，让社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亚当·斯密既不反对劳方，也不反对资方。若要说他有什么偏见，那么他比较偏爱的是消费者。“消费乃是一切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亚当·斯密如是说，并且进一步指责那些让生产者的利益凌驾于消费大众利益之上的体系。
但是新兴工业家，却在亚当·斯密对于自由市场的歌颂中，找到他们所需的理论依据，来阻碍政府改善当时可憎的工作环境的初步尝试。因为亚当·斯密无疑主张自由放任。对亚当·斯密来说，政府挥霍无度、不负责任、不事生产，自然是愈小愈好。然而，亚当·斯密未必反对——诚如他过世后赞赏他的人所说的——为增进全民福祉的政府作为。比方说，他对于从事大量生产的劳工其单调工作的后果，有如下的看法：“人类大部分的理解力，都是在工作中形成的。一辈子只操作几个简单动作的人……往往变得极端愚昧而无知。”他还预言，劳工会趋于堕落，“除非政府努力预防此事”。
亚当·斯密没有反对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事实上，他还特别强调，在一个自然自由的社会中，政府必须做三件事：第一，政府应该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社会的“暴力侵略”，这并不意外；第二，它应该为所有人民提供一个“严格的司法机构”；第三，政府有义务“设立并维护公共设施，以及那些对一个伟大社会来说，能提供最大好处的公共事业”，但这些事务“在本质上，其利润不得足以偿付任何个人或一小群人为此所做的开销”。
用今天的语言来说，亚当·斯密明确承认，政府对于私人部门无力执行的项目进行投资是有用的。他举出了道路和教育这两个例子。从那时起，这个概念的范围便大幅地扩张，这点无须多言。防洪、环保、科学研究等项目，都有人想到。但是这个观念本身，就和许多其他的观念一样，潜藏在亚当·斯密根本的愿景中。
亚当·斯密真正反对的，是政府对市场机能的干预。他反对限制进口、奖励出口，反对使产业免于竞争的法律，反对政府将金钱投注于非生产性的事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府活动都有碍于市场机能的正常运作。后来的知识分子，为了政府的社会福利法律是否会弱化或强化市场体系而苦恼。亚当·斯密无须面对此一问题。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政府除了救济贫民外，根本没有任何关于社会福利的法律。那时政府明目张胆地与统治阶级结盟，而政府内部最大的纷争，在于究竟应该让地主还是产业阶级得到最大的利益。当时的显贵人士完全没想过，劳工阶级应否拥有对经济事务的发言权。
亚当·斯密体系的大敌不是政府本身，而是任何形式的垄断。亚当·斯密说：“同业之人很少碰面，但是他们之间的对话，总是以妨害公共利益的阴谋，或是如何抬高售价作结。”这种行径的问题，不是在道德层面——毕竟那只是人类自利本性的必然后果而已。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妨碍了市场运作的流动。当然，亚当·斯密是对的。假如市场运作确定能够以最低的可能价格，生产最大量的商品，那么对于市场的任何干预都会减损社会福利。假如像亚当·斯密的时代一样，英格兰的帽商在哪里都不能雇用两个以上的学徒，或者谢菲尔德的刀具商不能雇用一个以上的学徒，市场体系就不可能产生充分效益。假如像亚当·斯密的时代一样，不准乞丐离开家乡到外地找工作，市场就无法将劳工吸引到需要劳工的地方。假如像亚当·斯密的时代一样，大公司获准垄断对外贸易，大众就无法充分享受到廉价外国产品的好处。
因此，亚当·斯密说，所有这些障碍都必须扫除。市场要能够自由地寻找自身价格、薪资、利润与生产的自然水平。对于市场的任何干预，都只会牺牲国家真正的财富。但是连要求清洗工厂，或不让童工操作机器的法律，都可能被解释成妨碍市场的自由运作。人们大量引用《国富论》来反对最初的人道法规。所以，警告18世纪贪得无厌的工业界人士“往往会借由蒙蔽甚至欺压大众而获利”的人，不公平地被扭曲成是他们的经济守护神。即使在今天，不了解亚当·斯密真正哲学的人，往往误以为他是保守的经济学家。其实他对商人动机的公开敌意，比大多数当代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更高。
18世纪的人相信，理性与秩序终将战胜独断与混乱。就某种意义来说，亚当·斯密的愿景，是这种信念的证明。亚当·斯密说，不要试着为善。善事会以自私自利之心的副产品的面目自然出现。这多像一个哲学家！他将这样的信念，放到巨大的社会机器中，并且论证自私的本能有助于社会道德！亚当·斯密对他哲学信念的后果坚信不疑。他极力主张，让诉讼当事人而非政府来支付法官的薪水，而法官们的自利心就会使他们加速审理案件。他不看好被称为合股公司的新兴商业组织，因为这种不具人性的机构缺乏足够的自利心，来从事复杂艰巨的工作。即使对于像废除奴隶制度这种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亚当·斯密也用他自己的词汇来辩护：最好废除奴隶制度，因为如此或许将使得奴隶变得更便宜。
由此，复杂而又不合理的世界，就被化约为某种合理的结构。其中的人们就像铁粉一样，被磁力吸引到有利可图的一端，而远离亏损的一端。这个伟大体系之所以能够运作，不是因为人们有心为之，而是因为自利心和竞争让事物井井有条。人们所能做的，至多就是帮助这个自然的社会磁铁独立运作，扫除一切有碍此社会物理原则自由运作的事物，不要错误地试图逃出此一藩篱。
尽管亚当·斯密的世界充满18世纪的风味：相信理性、自然法则，以及人类行为与反应的机械式链锁，但是它还有更温暖的价值。别忘了，此一体系中最大的预期受惠者乃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在日常生活的哲学中，消费者第一次登上首位。
整体而言，他的理论中有哪些存留至今呢？
不是伟大的演进体制。我们将会看到，后来的大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大幅更动。但是，不要只把亚当·斯密的世界，当成他想企及其无法理解之运作规律的初步尝试。亚当·斯密是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学家，并没有亲见50年后市场体系受到许多企业的威胁，或是社会发展扰乱他的资本累积律和人口律。当亚当·斯密在世写作时，可能被称作“商业周期”的现象尚未出现。他所描述的世界确实存在，而他对那个世界的系统化论述，则是对其扩张倾向的精彩分析。
然而亚当·斯密的概念必然有所疏漏。虽然他看见了社会的演进，却没有看见一场革命——工业革命。亚当·斯密并没有在丑恶的工厂体系中，在尝试性的公司形式商业组织中，或在熟练工人组织自保团体的脆弱尝试中，看见一种新颖而且具有破坏性的强大社会力量出现。就某种意义而言，他的体系预设了18世纪的英国将永远不会改变，而只会在数量方面有所增长：更多人口、更多商品、更多财富，但是其本质仍然不变。他描述的是一个静态社群的动态，这个社群会成长，但永远不会成熟。
虽说这个演进的体系已经被大幅修改，但是将市场伟大的全貌勾勒出来，仍然是一项重要成就。亚当·斯密当然没有“发现”市场；其他人也早已点出自利与竞争之间的互动，能够提供社会所需的物品。但是亚当·斯密是第一个理解到这样的概念所需之行动的完整哲学；他是第一个以广泛且系统化的方式，阐述这整个结构的人；他是让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理解到市场如何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人，也是第一个以其所理解的为依据，打造社会秩序大厦的人。后来的经济学家将会润饰亚当·斯密对于市场的描述，探究后来浮现的严重缺陷。然而亚当·斯密对于这个世界所提供之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活力的描述，没有一个人比得上。
对于亚当·斯密渊博的见识，我们只能表示钦佩。唯有在18世纪，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无所不包、立论稳当、严苛而又深刻的鸿篇巨制。的确，《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以及亚当·斯密其他的一些文章显示出，他不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他是一位想出了包含人类动机、历史阶段以及经济机制，以之表述出伟大自然造化(亚当·斯密这样称呼它)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就这个观点而言，《国富论》不仅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杰作，它是人类历程本身之宏伟概念的一部分。
更有甚者，《国富论》深刻的观察总是让我们感到惊讶。亚当·斯密写道：“对于大多数有钱人来说，财富所带来的主要乐趣，就在于炫耀。在他们眼中，唯有秀出只有他们自己才有足够财力拥有的事物，方能充分发挥财富的效用。”他比凡勃伦早了150年预见此事。亚当·斯密写道：“假如大英帝国的任何省份，无法对于支持整个帝国作出贡献，那么大不列颠就不该支付费用，在战时防卫这些省份，或在平时支援其军民机构，或努力协调自身对未来的观点和设计，以配合这些实际上很平庸的省份。”这时，他是超越自身时代的政治家。
或许不会再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能像亚当·斯密一样充分掌握自身的时代。当然，也不曾有过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像他那样稳重、平和，深入地批评却又不带仇恨，乐观却又不流于空想。他固然也拥有那个时代的信念，事实上他出力去镕铸那些信念。那是一个人道主义与理性的时代。但是当这两者都可能为最残暴的目的所扭曲时，亚当·斯密却绝不自大、决不妥协，也不为既得利益者辩护。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这个世界的辛苦奔忙，究竟是为了什么？贪婪、野心，追求财富、权势与卓越，其目的是什么？”《国富论》提供了答案：所有对于财富与荣誉的巧取豪夺，都有助于百姓的福祉，终能得到正当的理由。
亚当·斯密在晚年极受尊重。柏克
到爱丁堡去看他；他在曾经任职的格拉斯哥大学被选为名誉校长；他眼见《国富论》被译为丹麦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只有牛津大学忽视他，始终不愿意颁给他荣誉学位。有一次，当时的首相小皮特
与阿丁顿
、威伯福斯
和威廉·格伦维尔
会晤，也邀请亚当·斯密与会。当这位年长的哲学家步入房间时，所有的人都起立致敬。他说：“诸位先生，请坐。”小皮特回答：“不。我们要等您入座后才坐下，因为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1790年时，亚当·斯密过世，享年67岁。奇怪的是，他的谢世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或许人们正忙着担心法国大革命，以及它可能对英国造成的影响。他葬在坎农格特教堂墓园。不起眼的墓碑上写着，《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长眠于此。很难想出比这更隽永的墓志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