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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几百年前，人们还是对市场体系抱持着猜疑、厌恶与不信任感。千百年来，世界早已安于传统与指令的支配。只有一场革命，才能让人们放弃这种安全感，转向让人怀疑又令人困惑的市场体系。从塑造现代社会的观点来看，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革命。它所造成的冲击，凌驾于法国、美国，甚至俄国革命之上。
自从人类从树上爬下来之后，就开始面临生存问题。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群体成员的问题。人类持续存在，就是他已解决这个问题的明证。然而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中，仍有匮乏与贫困的现象。这表示人类尚未彻底解决此问题。
对于未能建立人间天国一事，不应对其太过苛责。在这个世界上混口饭吃确实不易。很难想象，人类在第一次驯养动物、第一次栽培植物，以及第一次开采矿物之际，要花费多大的努力。只因为人类可以和他人合作，组成社会，才得以持续生存。
但是，人类必须仰赖他的同胞才能生活这个事实，却使得生存问题变得异常难解。蚂蚁具有合作本能，但人类却正好相反，似乎生来就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倾向。人们瘦弱的身体迫使他与别人合作，但其内心的驱动力却倾向于破坏社会合作的伙伴关系。
环境可以解决原始社会中自我中心与合作之间的斗争问题。当整个社群都被饥荒的阴影笼罩，求生存的纯粹需要，促使社会每天都要分工合作。人类学家说，在环境稍好的情况下，会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亲属规范与互惠规范。男男女女在这个有力的规范指引下，履行他们的任务。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在那本关于非洲布什曼人的有趣书籍中，描述了一个如何将一头大羚羊按照亲戚、亲戚的亲戚等顺序加以分割，以至于最后“没有人吃得比任何其他人更多”的例子。但先进社群中没有这种实质的环境压力，或社会义务。当人们无须肩并肩地直接从事求生存所必需的工作——当三分之二的人从不下田耕作、开采矿物、建造房屋，甚至连工厂都不去，或是当能够凭亲属关系而主张的权利也消失无踪时，人类的持续生存，就成为一项了不起的社会成果。
事实上，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实在非常了不起。因为它面临着千钧一发的危机。现代社会面对着上千种危险：假如农人无法生产足够谷物；假如铁路员工突发奇想，要改行去记账，而簿记员则想改行去当铁路员工；假如矿工、炼铁工、想念工程学位的人等，这个社会中上千个彼此紧密相连的职务中，有一个无法履行功能，那么工业化的生活很快就会绝望地解体。我们的社会每天都可能土崩瓦解——并非出于自然之力，纯粹因为人类捉摸不定。
千百年来，人们总共只有三种防止这种灾难的方法。
人们能以传统为中心，将社会加以组织，以确保其存续。依据习俗，将各种必须完成的工作，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以子承父业的方式保持一种模式。亚当·斯密说，在古埃及，“每个人都受到宗教原则的束缚，继承其父亲的职业。若想改行，就是犯了亵渎神明的大不敬之罪”。直到最近，印度也都还是依据传统的种姓来分派特定职业。
事实上，在大多数未工业化的世界中，一个人要从事的工作，仍然是自出生时就已注定。
社会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它能用威权统治的力量来完成任务。古埃及的金字塔，不是因为某个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承包商，突然想到才去兴建的；苏联的“五年计划”，也不是由于它正好与习俗或个人的自利心相一致，才得以实行的。苏联与埃及都是“指令型”社会。除了政治之外，其经济生存也是由单一权威机关的敕令，以及最高权威当局认为有必要采取的惩罚措施，来加以确保。
多少年来，人们都是采取上述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来处理生存问题。只要这些问题被交给传统或命令来解决，“经济学”这门特殊的学问就无法出现。尽管历史上各个社会，呈现出惊人的经济多样性，尽管它们颂扬国王和人民委员，用鳕鱼干和固定的石头当货币，用最简单的共产主义形态或最传统的方式来分配财货，只要他们是依习俗或指令运作，就不需要经济学家来帮他们理解事务。有神学家、政治理论家、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奇怪的是，就是没有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在等待解决生存问题的第三种方法，一种惊人安排的发展。由此，社会可以让每一个人在遵守一项指导原则的前提下，去做他认为适当的事，这样就可以确保社会存续。这种被称作“市场体系”的安排，其规则出乎意料地简单：人人都该尽可能地赚钱。在市场体系下，大多数人既不是被传统牵着鼻子走，也不是被官方所逼迫，而是受到利诱前去工作。虽然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逐利，但是人人“交征利”的结果，却能完成社会所需的任务。
这种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法，看似自相矛盾，而且既微妙又困难。所以，我们需要经济学家。用习俗和指令来解决问题，简单明了。让每个人追逐自身的利益，就能让社会存续的道理，却不那么显而易见。假如不靠习俗和指令，社会上的所有工作(不论低贱或高尚)，都未必会被完成。当社会不再服从领袖的要求时，由谁来掌舵呢？
负责解开这个谜题的，就是经济学家。但在市场体系的观念本身被人接受之前，并无谜题可解。直到几百年前，人们还是对市场体系抱持着猜疑、厌恶与不信任感。千百年来，世界早已安于传统与指令的支配。只有一场革命，才能让人们放弃这种安全感，转向让人怀疑又令人困惑的市场体系。
从塑造现代社会的观点来看，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革命。它所造成的冲击，凌驾于法国、美国，甚至俄国革命之上。我们的社会源于一个更古老，而且早已被遗忘的世界。为了了解这场革命的强度，以及它对社会的冲击，我们必须先置身于那个早先的世界。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这么晚才登场。
带着保镖的商旅，于今天早晨抵达我们参访的市集。他们架设起色彩斑斓的帐篷，与其他的商旅以及当地人民交易。销售的舶来品包括丝绸与塔夫绸、香料和香水、皮革与毛皮。有些来自黎凡特，有些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有些则来自仅在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除了一般民众外，地方领主与仕女也常造访各摊位。他们很想调剂乏味的庄园生活，急切地想要得到沙发床、枫糖浆、洋蓟、菠菜，以及其他瓶瓶罐罐等。他们对来自阿拉伯的奇珍异宝与极远地区的新鲜事物都很有兴趣。
但是在帐篷里，有着我们意想不到的景象。桌上的商业簿册，有时只不过是一些交易的记录而已。比方说：“某人在圣灵降临周
欠我10枚金币。我忘了他的名字。”大致上，人们用罗马数字进行计算，而且常常算错。他们不懂长除法，也不太清楚“零”的使用方法。尽管展览会十分华丽，参与者非常兴奋，然而市集的规模实在很小。拥有史上第一座吊桥的圣哥达隘口
，是重要商业要道。当时每年经过该隘口进入法国的货物总量，还装不满一列现代的货运火车；一支规模庞大的威尼斯舰队运载的商品，也填不满一艘现代货轮。
穿着皮衣、留着胡子的商人安德烈亚斯·莱夫，正要回到在巴登的居所。他在写给太太的信中表示，已走访了30个市场，而且深为舟车劳顿所苦。在那个时代，还有让他更感困扰的事。几乎每隔10英里，他就会被拦下来征收一次关税。在巴塞尔
与科隆之间，他就缴了31次税。
更有甚者，他走访的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货币与自己的法规秩序。光是在巴登一带，就有112种不同的长度基准、92种不同的面积基准、65种不同的干货基准、163种不同的谷类计量标准、123种不同的液体计量标准、63种特殊的酒类计量标准，以及80种不同的磅重基准。
接下来，我们到了1639年的波士顿。
罗伯特·奇尼正在接受审判。“他是一位福音的老教授，才学出众，家境富裕，有一个孩子。他受到良心的驱使，为了传福音而来到美洲。”他被指控犯了可怖的罪行：在1先令中赚了6便士的利润。这是极不道德的。法庭正在辩论，是否因为他的罪孽而将之逐出教会。由于他以往的表现毫无瑕疵，法庭最后决定从轻发落，仅判处罚200镑罚金。但是可怜的奇尼先生苦恼异常，因此在教会长老面前，“流泪承认自己利欲熏心”。波士顿的牧师在周日布道时，利用这个良机，以任性的罪人奇尼先生的贪念为例，大力指责某些错误的贸易原则：
一、 人应该尽量贱买贵卖。
二、 假如某人意外损失了某些商品，他可以提高剩余商品的价格。
三、 若他进货的价格太高，则可以依其买进价格来销售物品。
牧师大喊：这些全部都是错！错！！错！！！为利逐利，就会堕入贪婪的罪恶之中。
我们再回到英格兰与法兰西。
英格兰的“商人冒险家公司”
是一个大型贸易组织。它的公司章程规定，成员不能说粗话，彼此间不可以争吵，不能玩牌，不能养猎犬，不能携带不雅观的包包上街。这家公司真的很奇怪，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个兄弟会。
后来，法国纺织业出现大幅度的全面性创新。科尔伯
于1666年公布了一项法规，以消除这种危险而又具有分裂性的趋势。此后第戎与色兰吉生产的织物，包括边缘在内，便一律含有1408条丝线，不多也不少。在奥塞、阿瓦隆以及另外两个工业城镇，丝线的数目是1376条；在沙提永，则是1216条。任何不合规格的织物，都会遭到指责。假如有三次被发现不合格，该名商人就会被指责。
这些旧世界的零星琐事，有某些共同点：第一，一个以个人利益得失为基础的体系是否适当(更遑论是否必须)，还在未确定；第二，经济世界还不能从社会脉络中独立出来。现实事务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社会和宗教生活纠结在一起。等到这两个世界截然二分后，现代生活的节奏与感觉才会出现。为了将这两个世界分开，就必须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痛苦奋斗。
相对而言，利得是一个现代的观念。这也许让我们觉得惊讶。人本来就是贪得无厌的生物，若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展现出和任何一位自重的生意人一样的行径。学校老师就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向听说，人类打从一开始，就有追求利润的动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只有“现代人”才有我们所知的谋利动机。即使对当世的许多人而言，以利益本身为目的的想法，还是很陌生。在有史以来的大多数时期里，这种观念显然不存在。威廉·配第爵士是17世纪一位杰出人物。他当过船舱小弟、叫卖小贩、裁缝、医师、音乐教授，也是政治算术
学派的创始人。他声称，当工资高的时候，劳工反而很难找到。他们工作只是为了购买食物或酒。这真不道德。威廉爵士所表述的，不仅仅是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的偏见。他所观察到的事实，仍然存在于未工业化的人民中：劳动力未经训练，不习惯为了薪资而工作，不适应工厂生活，没有提高生活水平的观念。当工资提高时，他们不会更辛苦地工作，而只会减少工作时数。每个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持续努力奋斗，以改善其物质生活，埃及、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文化中的广大中下阶层，对这种利得的观念非常陌生。这种观念仅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零星出现，而大部分的东方文明皆无此观念。这种观念作为普遍的社会特质，就和印刷术的发明一样新颖。
利得的观念，固然不如我们有时所想的那么普遍；这个观念得到社会支持的时间来得更晚，其发展也更为有限。中世纪教会不准基督徒经商，因为他们认为商人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在莎士比亚的时代，非上流社会的一般百姓的生活目标，不是要改善生活，而是要维持现状。即使对我们从英国移居美洲的清教徒祖先来说，也只有邪恶的人才会认为利得的观念可以被容忍，甚至是有用的。
当然，至少早在圣经故事中，贪求财富之心就已出现。但是一小群有权有势的人贪求财富，和整个社会都为了财富而汲汲营营之间，有极大的差别。古代腓尼基
水手之中就有商人冒险家。历史上的罗马投机客、威尼斯贸易商、汉萨同盟
，以及为了追求个人财富，寻求前往印度之航道的伟大的葡萄牙与西班牙航海家们，都是这一类人。然而少数人的冒险，与整个社会为投机精神所驱动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就以16世纪伟大的日耳曼银行家，令人惊奇的富格尔家族来说吧。全盛时期的富格尔家族，拥有金矿、银矿、贸易特权，甚至有权铸造自己的货币。国王和皇帝的财富都远不及他们，而且还需要该家族资助战争与宫廷开销。但是当老安东·富格尔过世后，他年纪最大的侄子汉斯·约伯却拒绝接管这个银行帝国，因为城市的事业与自身的事务，已经让他分身乏术。约伯的弟弟乔治则说，他宁愿过平静的生活。第三个侄子克里斯多福对此同样不感兴趣。这个富有帝国的所有潜在继承人，显然都认为不值得接下这份差事。
除了有钱的国王，以及像富格尔家族这种少数富豪之外，早期的资本家们非但不是社会支柱，反而常被社会排斥。偶尔也会有像芬夏尔的圣哥德里克这种积极进取的年轻小伙子。起初，他在海边晃荡。等他捡了足够的来自遇难船只上的物品后，就转而成为商人。在赚取大量财富后，他又退下来成为虔诚的隐士。但这种人还是太少。只要人们仍然认为，尘世生活只不过是到达永生的一个先行阶段，商业精神就不会被鼓励，也无由自行滋长。国王为财宝而争战，贵族为领土而征服。有自尊的贵族，都不愿出售祖先的领地。但是像农奴、村里的工匠，甚至制造业同业公会的领袖，都只想不受打搅地过着像他们父亲一样的生活，并希望儿子们也过着同样的生活。
在10世纪到16世纪那个奇特的世界中，日常生活并不以追逐利益作为指导原则。事实上，教会还大力抨击这种观念。这点和亚当·斯密之前一两百年才开始的那个世界，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差异。“赚钱营生”的观念，要到后者的世界中才出现。从前，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是同一件事。工作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赚钱以及购物所需的手段。当然，工作也会带来金钱和商品，但它是传统的一部分，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一言以蔽之：“市场”这种伟大的社会发明尚未出现。
市场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阿玛纳字版
中，就有关于法老与黎凡特诸王在公元前1400年，以黄金和战车换取奴隶与马匹的热络贸易的记述。尽管交换的观念，就跟利得的观念一样，几乎与人的历史一样古老，但我们不能误认为，整个世界都和现今的美国学童一样喜欢讨价还价。举一个稀奇古怪的例子来说吧。据说，你不能向新西兰的毛利人询问，一个鱼钩值多少食品，因为他们根本没做过这种交易，而且认为这种问题十分荒谬。然而，在某些非洲社区，询问一个女人值多少头母牛，却完全合法。我们对这种交易的看法，就跟毛利人对用食物换鱼钩的看法一样(虽然聘礼的存在拉近了我们跟这些非洲人之间的距离)。
不论是原始部落中，将物品若无其事地摆放在地上的市场，或是中世纪令人兴奋的商旅市集，都不能等同于市场体系。因为市场体系不只是交换物品的手段，更是维系整个社会的一种机制。
中世纪的人们完全不了解那种机制。我们已经看到，营利的概念被认为是亵渎神明。如果更进一步，主张人人竞相求利，有助于整个社群密切整合，那一定会被当作疯子。
这种无知情有可原。市场会分配产品。但是“土地”“劳工”与“资本”这三个基本生产要素，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以及宗教改革时代——也就是16或17世纪之前的整个世界——根本不存在。所以人们无从想象市场体系。当然，土壤、人力与工具，一直与社会并存。但是人们并没有关于土地或劳工的抽象观念，就跟没有关于能量或物质的抽象观念一样。土地、劳工与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成为客观而且没有人性的经济个体的概念，并不比微积分的出现早多少。
以土地而言，直到14、15世纪，都还没有将土地视为可以自由买卖、收租的财产。当然，庄园或采邑之类的土地确实存在，但它们显然不是可以看情况出售的房地产。这些土地形成社会生活的核心，是声望与地位的基础，并且奠定了社会的军事、司法与行政组织。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土地可以买卖，但这并不是常态。一个有地位的中世纪贵族，不会想要出售他的土地，就好像康涅狄格的州长不会想要把几个郡卖给罗得岛的州长一样。
劳动力也同样不可买卖。今天的劳动市场，意味着一个可以让个人将其劳务出售给提供最高工资者的广大求职网络。前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这种网络。各种农奴、学徒与工人在工作，但很少能够进入一个可以买卖劳动力的市场。在乡下，农人的生活系于其领主的地产上：他在领主的炉子里烤面包，在领主的磨坊里磨面粉，在领主的田地里耕作，并且在战时为其领主服兵役。这些服务几乎都领不到酬劳，因为这是身为农奴所应尽的义务，而非可以自由缔约的个体所提供的“劳动”。在城镇里，学徒替他的主人工作。关于要做多久的学徒、他同事的人数、他的待遇、他的工作时长以及具体的工作方法，都由同业公会统一规定。除非由于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而引起了零星的罢工事件，否则雇工几乎没有与主人讨价还价的余地。
再以资本来说，私有财产当然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可是人们却没有将资金投入新颖且具有进取精神的用途的冲劲。人们的座右铭不是冒险与改变，而是“安全第一”。人们选择的生产方式，不是耗时最短且最有效率的，而是历时最长、最耗费劳动力的。产品不可以做广告。若一个主要的公会成员，生产出的东西比他的同业更好，就会被认为是一种背叛。当纺织业的大量生产，在16世纪的英格兰首次露出其可憎的面目时，同业公会向国王提出抗议。据说，这家“奇迹作坊”拥有200台纺织机，以及一群包括屠夫与面包师傅在内的可以供应工人所需的服务人员。由于这种工作效率与财富集中，会开创不好的例子，于是国王陛下判定它不合法。
由于未能想象出关于生产的抽象要素，中世纪自然无法想象出市场体系。尽管有着多彩多姿的地区商业中心与商旅，中世纪仍然没有市场。社会运作有赖地区的指令与传统。生产依据领主的命令而增减。若没有命令，就按照以前的指令。假如亚当·斯密生在公元1400年以前，就不会觉得有必要建构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关于中世纪社会为什么能凝聚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其秩序与设计也是一望即知。关于低阶领主和高阶领主，以及高阶领主和国王之间的关系，还有教会的教导与商人阶级根深蒂固的营利倾向之间的冲突等，在伦理学与政治学方面的问题，确有许多需要解释和辩护之处，但在经济学方面则无。在一个仅凭庄园、教会和城市的律法，以及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习俗就能明白解释的世界里，谁会去寻找抽象的供需法则，或是成本或价值的概念呢？在那个早先的时代，亚当·斯密或许会成为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但绝不会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那时根本没有值得他去研究的经济事务。
直到这个自产自足的世界，在忙乱、急促而又一切自由的18世纪迸发出来之前的数百年，任何经济学家皆无事可做。对于一场历时数百年，而非在一次暴烈的发作之后才出现的变迁而言，“迸发”一词或许过于戏剧化。但是这场变迁为时虽长，却绝非和平演变，而是痛苦的社会动乱，是一场革命。
就以土地的商业化来说吧。将社会的上下阶层关系，转换为许多空地和具有商业价值的地点，就须将已根深蒂固的封建生活方式连根拔起。不论在原先父权制度的借口下，对农奴与学徒的剥削有多严重，都要将这些“工人”从他们的寄身之处解放出来，就要创造出一个受到惊吓而又不知所措的无产阶级。要让同业公会的领袖变成资本家，意味着把受人豢养的胆小家畜，扔到丛林里去自求生路。
这个过程几乎不可能平静无波。没有人想要让生活商业化。唯有再对经济革命进行最后一次观察，才能体会到它曾遭遇多么激烈的抗拒。
我们回到1666年的法兰西。
市场机制逐渐扩张之后，必然导致变革。当时的资本家就面临这项令人不安的挑战。
纺织同业公会的领袖，是否可以改革其产品？这就是问题所在。官方的裁决是：“若一名纺织工人有意依据其发明来织布，就必须得到城镇法官们的许可。至于他想采用的丝线数量与长度是否得当的问题，要由同业公会中四名最资深的业者与四名最资深的纺工来考虑。否则，该纺工不可以依其发明来设定织布机。”我们可以想象，到底有多少改革的提案。
就在纺织问题获得处理后不久，纽扣制造业公会发出怒吼。裁缝师开始用布料来制作纽扣。这是前所未闻的事。这种创举会对一个既有的产业构成威胁，于是政府愤怒地对用布料制作纽扣的人课以罚金。但是纽扣公会的会长们，还是不满意。他们要求当局授权，以利搜索民宅与衣橱，甚至当街逮捕穿戴这种破坏性产品的人。
对于变革与创新的恐惧，不仅仅反映在一小群惶恐商人的滑稽抵抗上。资本正在认真地对抗变革，各种反动的方式都可以采用。数年前的英格兰，不仅驳回了一项关于长袜架的革命性专利申请，枢密院甚至下令禁止这种危险的新玩意儿。在法兰西，进口印花布已对纺织业造成损害。为此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竟造成1.6万人丧生！仅仅在瓦朗斯
一地，某次就曾为了非法印花布的案件判处77人绞刑，58人被轮子碾死，631人被发配到船上做工，只有1个幸运者被释放。
资本并非唯一狂热地去避免市场生活方式的危险的生产要素。劳工的处境更为绝望。
让我们回到英格兰。
16世纪末，是英格兰向外扩张与探险的伟大时代。伊丽莎白女王刚完成巡视全国的凯旋之旅。然而，她却带着异样的悲叹回到宫中：“到处都是贫民！”这确实很奇怪。仅仅在100年前，英格兰的乡间大都是自耕农。他们是英格兰的骄傲，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群独立、自由而又富足的人民。如今却“到处都是贫民”。究竟在这段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这段时间里，土地所有权正开始大规模移转。羊毛已成为一种新颖而有利可图的商品，而生产者需要牧草地来牧养绵羊。原本的公有土地，在这个过程中被转为私人牧场。本来零星错落，没有设篱笆的小地块，仅仅用这里或那里的一棵树或一块石头来分界。人们可以在这些零散土地与公共土地上，牧养自己的牲口，或捡拾泥炭。突然间，庄园领主宣布，这些土地都是他的财产，于是当地居民便不能再使用了。自耕农被绵羊取代。一位名叫约翰·赫尔的人，在1549年记述着：“从前养活十几个人的土地，现在被一个人和他的羊群占据……没错，羊群就是把农业赶出乡间的罪魁祸首。从前生产各种粮食的地方，现在只剩下绵羊。”
很难想象这种圈地过程的范围与影响。早在16世纪中期，就有反圈地暴乱发生。其中一次造成了3500人丧生。在18世纪中期还有大规模动荡。这个历史性的恐怖进程，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在美国独立之后将近50年的1820年，萨瑟兰公爵夫人还将794, 000英亩土地上的15, 000名佃农赶走，改为放牧131, 000头绵羊。为了补偿这些人，平均每户佃农获准承租两英亩产量不高的土地。
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大规模夺取土地的现象。真正的悲剧发生在农民身上。使用公地的权利被剥夺后，他们就无法再维持“农夫”身份，即使愿意改行做工，那时却连工厂也没有，于是只能变成最悲惨的农业无产阶级。若无农活可干，就成为穷光蛋。有时变成盗匪，通常都是乞丐。英国国会对全国贫民大增的现象感到震惊，于是想把问题就地处理。为了让穷人们留在家乡，国会提供了些许救助金，同时对于离乡背井的流浪者，施以鞭刑、烙刑以及断肢之刑。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一位教士，认真地将教区里的贫民收容所称为“恐怖之家”。最糟的是，英国以救济金让贫民留在家乡过活的措施，反而妨碍了此问题唯一的可能解决途径。英国统治阶级并非完全冷酷无情，但是他们不了解，市场可以让想找工作的流动劳动人口，移往有工作的地方。就像将资本商业化时所遭遇的情形一样，将劳动力商业化的每一个步骤，都遭到误解、惧怕与反抗。
因此，包含土地、劳工与资本这三大要素的市场体系，是在极大的痛苦中诞生。这种痛苦从13世纪就已开始，直到19世纪，市场体系才能自行发展。从来没有一个像这样不被了解、不受欢迎，而又缺乏计划的革命。然而创造出市场的这股伟大力量势不可当。不知不觉中，这股力量粗鲁地撕裂了传统习俗。尽管遭到纽扣制造业者声嘶力竭地反抗，那时的布质纽扣还是赢得了胜利。尽管枢密院曾经禁止使用长袜架，但是它却变得极有价值，以至于70年后，枢密院下令禁止长袜架出口。尽管面临被车轮碾死的刑罚，印花布还在急速成长。在打倒了最后的抵抗后，经济性的土地就从代代相传的地产中被创造出来。雇员和老板们的哀恸抗议，也无法阻止经济性的劳工，在失业的学徒与无产的农工之中奠定基础。
社会这辆大型马车，向来都是在传统的坡道上平稳前进，如今却发现自己被一具内燃机推动。交易、交易、交易，赚钱、赚钱、赚钱，成为新颖而又让人惊讶的强大动力。
是什么样的力量，足以粉碎原本舒适的世界，并以一个不受欢迎的新社会取而代之呢？
原因不止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乃是从旧方式中酝酿而成，好像蛹中的蝴蝶一样，力量足够时就会破茧而出。经济革命不是由伟大的事件、个别的历险、单独的法律或有力的人物所缔造，而是一个多面向的自发过程。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早期的封建残余，在农民战争与国王征服的打击下，被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所取代。民族精神随着君主政体的出现而成长，而王室也会赞助其偏爱的产业。比方说，伟大的法国织锦业，以及随着舰队和军队发展所需而出现的各辅助性产业。多如牛毛的法令与管制措施，曾经让莱夫等16世纪的商旅们备感困扰。如今却被国家法律、共同的度量衡，以及比较标准化的货币所取代。
让欧洲出现革命性变化的政治变迁之一，就是对海外探险与扩张的鼓励。13世纪时，无武装的商人波罗兄弟
勇敢地前往大汗的土地。15世纪时，哥伦布也想前往同样的目的地，于是在伊莎贝拉女王的赞助下，扬帆出海。从私人探险转变为国家赞助的探险，就是从私人生活转变到国家生活的缩影。英国、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航海资本家们，在国家赞助下出海远航，轮番将财宝以及对于财宝的意识，大量带回欧洲。哥伦布说：“黄金能让人实现在人间的理想，最后更能让人的灵魂进入天国。”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观念。受此观念影响，一个以营利为导向、为赚钱而生活的社会提早出现。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东方的财富极为惊人。伊丽莎白女王认股赞助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金鹿号航行，而这笔投资的回报，让女王还清了英国所有的外债，平衡了预算，还能大举投资海外。以复利计算，这笔投资相当于1930年时不列颠的全部海外资产！ 第二个重大的变迁，就是宗教精神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怀疑论与人文主义观点的冲击而式微。明日世界让位给今日世界。物质生活水平以及日常生活的舒适，就和尘世生活一样变得更为重要。新教的教义随着宗教宽容而兴起。该教义促进了一种对于工作与财富的新看法。罗马教会总是不信任商人，而且毫不犹豫地将放高利贷称为一种罪恶。如今商人的社会地位日趋上升，已不仅仅是一种有用的附属物，而是新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重估商人的功能。新教领袖替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的混合做好了准备。他们不歌颂与俗世生活分离的安贫乐道的生活，却在布道时反复灌输这样的观念：尽量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上帝所赐予的天赋，乃是虔诚的表现。贪求之心成为一种公认的美德——不是为了个人享乐，而是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至此，精神上的完人与富人之间，几乎可以画上等号。
在12世纪的一则乡野传奇中，有一名放高利贷的商人，在即将步入教堂结婚之际，被一座掉落的雕像砸死。经过调查后发现，那个掉落的雕像也是一名高利贷商人。显然上帝不喜欢金融业者。我们可能还记得，直到17世纪中期，可怜的奇尼还为了他的商业行为，触怒了清教当局。市场体系很难在这种充满敌意的气氛下扩展。当精神领袖逐渐认为市场作风不但无害，甚至有益的时候，该体系才能全面成长。
还有一个蕴藏在物质变迁之下，影响深远的潮流，最终使得市场体系可能实现。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中世纪是一个停滞不前、缺乏进步的时代。然而在500年的封建时代中，创造了1000个城镇(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并且以虽原始但可用的道路连接这些城镇，还能从乡下购买食品，来供应城镇人口的需求。这些都能让人们对于金钱、市场，以及与买卖有关的生活方式更加熟悉。在这场变迁过程中，权力很自然地从不了解金钱重要性的骄傲贵族手中，流向了明白金钱可贵的商人之手。
除了缓慢的货币化趋势外，技术进步也很重要。商业革命必须以某种理性计钱的方式为前提。尽管12世纪的威尼斯人，已经使用精密的会计工具，但是欧洲商人在这方面，仍然和学童一样无知。对簿记方法的需要，得经过一段时间才广为接受。直到17世纪，复式簿记才成为标准的业务。除非金钱可以被理性地计算，否则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不可能成功运作。
或许科学好奇心的兴起，才是所有变迁中最重要的一项。百花齐放的技术进展，要等到亚当·斯密之后的时代才出现。不过若没有一连串基础的次工业发明，工业革命也无由发生。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印刷术、造纸厂、风车、机器钟、地图，以及许多其他发明都已出现。发明的观念已然形成，而人们也首次以善意的眼光看待实验与创新。
上述各种潮流中的任何一样，都无法单独将社会翻转。它们之中有许多，确实都能对人类组织造成重大震荡。历史不会急转弯，整体性的剧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蔓延开来。在较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中，就已出现了市场生活方式的迹象。等到市场已经由于实际需要，而成为经济组织的指导原则后，昔日的遗风仍然持续了一段时日。在法国，同业工会与封建特权直到1790年才被废除。在英国，对同业工会进行规范的工匠条例
，直到1813年才被废止。
但是到了1700年，也就是亚当·斯密出生前的23年，这个曾经审判过奇尼、禁止商人携带不雅的包包、担心价格是否“公正”，以及为了维持其祖先的特权而奋斗的世界，已经日薄西山。社会开始注意到一组“不证自明”的格言：
“人皆天生贪财。”
“法律不能全面禁止图利。”
“图利乃是商业活动的核心。”
“经济人”
这种新观念诞生了。这是一种苍白生物的幻影，随着他的计算机大脑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教科书很快就会讲述，漂流在荒岛的鲁滨逊们
如何安排其生活的故事。这种安排的方式，就和那些锱铢必较的会计师一样。
在现实世界里，一股新的拜金与投机风气，已经弥漫全欧洲。在1718年的法国，一位名叫约翰·劳的苏格兰冒险家，成立了一家充满美丽幻象的投机企业——密西西比公司。这家公司将开采美洲的金山，并出售其股票。男男女女为了争夺认股权，而在街上大打出手。有人为此谋财害命，也有人一夕致富。一位旅馆的服务生，赚得了三千万里弗
。当这家公司快要垮台，并导致所有投资人损失惨重时，政府试图延缓灾难发生，便纠集了上千名乞丐，给他们十字镐和铲子，让他们在巴黎街头游行，好像是刚从黄金国埃尔多拉多
回来的矿工团体一样。当然，这个组织还是垮了。那群想要迅速发财的暴民在坎康普瓦街推挤之前的一百年，资本家们还很胆小怕事。后来大众的贪财之心，强烈到了连这种厚颜无耻的骗局都会轻易相信的地步！
这种转变并没有错。阵痛已经过去，而市场体系已然诞生。此后，生存问题不再仰赖习俗或指令来解决，而是依靠一群自由追逐利润的人们的行动来解决。这些人仅仅是透过市场本身，才能凝聚在一起。尽管资本主义一词要到19世纪晚期才被广泛使用，但是这种体系就叫资本主义！而从根本支持这种体系的利得观念，已然深植人心。很快，人们就深信它是人类本性中，恒久不变而且无所不在的一部分。
这种观念需要一种哲学。
人们常说，人类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是因为他有自觉意识。这似乎意味着，在建立社会后，人类仍无法安于现状。他必须告诉自己，他所身处的这个社会，是所有可能选项中最好的一个，而且这个社会的安排，正是上天为了更广大的安排的缩影。因此，代代皆有其哲学家、辩论家、批评家与改革者。
但是，最早的社会哲学家们所考虑的相关问题，都集中在生活中的政治而非经济层面。只要世界仍为习俗与指令所统治，贫富问题就不太可能打动这些早期的哲学家。他们最多只会为此叹息，或者以之作为人类内心弱点的征象，而加以谴责。只要人类像蜜蜂一样，生而为游手好闲的雄蜂时，就不会太过关心辛苦工作的可怜群众——蜂后的奇异变化，总是更有意义，更能激动人心。
亚里士多德写道：“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有些人就注定要被统治，其他人则注定要成为统治者。”这段评论倒未必能总结为早期哲学家们对于日常世界的轻视，但至少他们对此并不关心。广大劳工群众的存在遭到漠视。对于绅士与学者来说，关于金钱与市场的问题难登大雅之堂，所以不值得考虑。学者们思考的是关于国王、牧师等人的权力，以及关于世俗权力和神圣权力的重大问题，而不是那些汲汲营营的商人们的权利问题。虽然个人财富对世界的运转有所帮助，但在努力追求财富变得寻常而普遍，且显然对社会至关重要之前，并不需要关于财富的通用哲学。
但有人长期忽视市场世界中龌龊钻营的一面，有人则会对此大力反对。最后，当它渗入哲学家的象牙塔之后，最好先看看这里是否忽略了什么主要的模式。早在亚当·斯密之前两百年，哲学家们就已经提出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了。
但是当他们试图去探究这个世界的根本意图时，却将之编入一系列奇怪的类型之中！
首先，恶劣的生存竞争，被认为纯然是为了累积黄金。哥伦布、科尔特斯
与德雷克，不仅仅是政府支持的探险家，同时也是经济进步的推手。对于那群讨论贸易问题的重商主义者来说，发展经济的努力，自然是为了要增强国力，而国力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黄金。因此，他们的哲学是关于大舰队与大冒险、国王的财富与国家的节约。其优于一切的信念是，假如人人皆努力寻宝，国家自会繁荣昌盛。
这些观念的背后，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在此，我们第一次遇到在序言结尾处提到的想法，那就是作为实践的基础，其重要性比实践更高的观念——愿景。事实上，英国哲学家与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的深具影响力的作品《利维坦》的封面，就有这样的愿景图像：一位巨人保护着宁静的田园。那是一位国王，一手持剑，一手持权杖。仔细审视他身上穿的盔甲，可以发现其每一片金属板，都是一个人头。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政治性的愿景，而不是经济性的。《利维坦》一书的核心论证，是说为了防止堕入霍布斯所描述的“孤独、贫困、龌龊、残酷与短命”的状态，必须有一个掌握全局的政府。虽然商业活动扮演重要角色，但它们既可能支持该至高无上的政府，也可能造成混乱。因此，尽管各国王室都对累积金银颇有兴趣，它们还是都准许商船将黄金运到外国，交换丝绸等奢侈品，以弥补王室宝库的损失。
然而，即使在此处，这个愿景也提供了初次尝试建构经济分析的基础。早在《利维坦》问世前，商界的发言人就发行许多小册子，以证明航向泰晤士河下游的商船，乃是国王的资产，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它们的确会载运某些黄金到国外，以换取外国货物，但是它们载运的不列颠货品，可以换回更多黄金。正如东印度公司的主管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所提的解释：“一个国家增进其财富的‘常用手段’，就是贸易。”“我们一定要观察到这个贸易的规则：每年卖给外国人的商品价值，都要比我们向他们购买的商品价值更高。”
到了18世纪，早先对黄金的重视，被认为有点天真。新的思想流派逐渐成长，而且愈来愈强调将商业当作国家活力的伟大源泉。从此以后，他们自问的哲学问题，不再是如何垄断黄金市场，而是如何协助新兴商人阶级去促进商业，以创造更多财富。
这个新哲学带来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如何让穷人持续贫穷？当时同行的见解是，除非让穷人持续贫穷，否则他们就不会老实地做苦工，而是去要求过高的薪资。18世纪初期最聪明、最棒的社会评论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写道：“为了使社会幸福……必须让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穷。”所以，重商主义的作家们面对英国廉价的农业与制造业劳工，对此现象严肃地点头表示认同。
在日常生活的混乱中，被置入的秩序，绝不仅仅是黄金与商业的观念而已。无数的时事评论家、牧师、怪人、偏执狂等，提出了十余种不同解释，以试图替社会现状辩护或加以谴责。麻烦的是，这些模式全都无法让人满意。有人说，国家显然不能买多卖少；另外却有人坚决主张，进多出少显然更为有利。有些人坚称贸易可以增加国家财富，因此推崇贸易商；其他人则说，贸易只不过是寄生在农人强健的身体上才得以成长茁壮。有些人说，穷人之所以贫困，乃是上帝有意为之，即使不是如此，他们的贫困对国家的财富来说，也至关重要；其他人则将赤贫视为一种社会罪恶，看不出贫困如何能创造财富。
在这些彼此矛盾的论战之外，只有一件事很清楚：人类坚持要某种理性的秩序，以帮助他们理解所处的世界。严酷而又让人仓皇失措的经济世界，隐然变得愈来愈重要。难怪萨缪尔·约翰逊博士
说：“没有比贸易更需要哲学来加以说明的了。”一言以蔽之，经济学家的时代来临了。
在这场混战之外，一位见识非凡的哲学家登场了。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他的《国富论》，为那个重要的一年，增添了第二起革命性的事件。一个民主政体在大海的这一端诞生；一个经济蓝图在大海的那一端展开。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追随美国的政治领导，然而在斯密展示了现代社会的第一幅真实画面后，整个西方世界，都变成了亚当·斯密的世界。他的愿景成了历代公认的传统。亚当·斯密从未自认为革命者。他只是对于他认为十分清楚、合理而又保守的事情加以解释而已。在《国富论》问世后，人们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关于他们的世界。他们看见，他们执行的任务，如何成为整体社会的一环；他们看见，整个社会正以庄严的步伐前进，迈向一个遥远但清晰可见的目标。一言以蔽之，一个新的愿景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