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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约在46年前写了这本书，这是第七个版本，《哈佛极简经济学》(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如今的年龄，比我当年写作时还老得多。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时，我就开始撰写本书。这个存活年限之长、全然始料未及的写作活动，值得让我在叙述此一最新，可能也是最后一个版本中的重要更新前，交代其来龙去脉。
我在20世纪50年代就读研究所时，曾以自由作家赚钱维生。若有机会或有需要时，写作的主题可能与经济学毫不相干。因此，某次西蒙&舒斯特(Simon & Schuster)的资深编辑约瑟夫·巴恩斯约我共进午餐，以讨论关于书籍的诸多想法。这些想法都算不上什么好主意。当沙拉被端上来时，一阵不祥预感浮现。这时我意识到，第一次和出版者的午餐约会，不太可能以一纸著作合约收场。然而，巴恩斯并未轻言放弃。他开始询问我在社会研究新学院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研究所课程。我察觉到自己对一门关于亚当·斯密的专题研究充满热情。该专题的授课老师阿道夫·罗威很懂得启发学生的灵感，本书稍后还会再提到他。在上甜点前，我们已经明白，这就是我著作的主题。等到我下次上课后，我便赶紧告诉罗威教授，自己决定撰写一部关于经济思想演变的历史。
受到惊吓的罗威，乃是典型的德国学者。他专断地说：“不行！”但我非常肯定，自己可以胜任。正如我在别处曾写过的——只有研究生才能兼具这种必要的信心与天真，我写了介于自由作家工作和未来研究课题之间的最初三章，忐忑不安地拿给罗威教授。他读了之后说：“你一定要做这个！”这就是那位杰出人士的评价(直到他于102岁过世前，他一直都是我的最热切、最严峻的批评者)。在他的协助下，我便如此进行了。
要写书就得定个标题。我知道“经济学”这个词早已不流行，因此搜肠刮肚，寻求一个替代品。于是，和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的第二场关键午餐会登场了。他是《哈珀》(
Harper’s
)杂志
的编辑，对我非常好，非常有帮助。我告诉他自己很难找到一个好标题。虽然我觉得“金钱”这个词不是很恰当，但目前考虑将这本书命名为《金钱哲学家》。他说：“你的意思是‘世俗’。”我说：“午餐我请客。”
我对此标题很满意，但我的出版者们不这么想。等到这本书的销量开始大跌眼镜，他们建议将之改名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幸好没这么做。或许他们以为，人们对“世俗的”(worldly)一词并不熟悉。在上千份学生作业中，这个字确实被误拼成“wordly”。多年以后，我听说有位学生在校园的书店中找一本书。他不记得作者的名字，但尽力回想起这本书的古怪名称——《满是龙虾的世界》( A World Full of Lobsters )。也许出版者们早就料到会有这种问题。
多年以来，《哈佛极简经济学》的销量超乎我的想象。别人还对我说，有数以万计意料之外的受害人，中了该书的毒而走上经济学之路。对于随之而来的痛苦，我无法答复。然而听到许多经济学家说，他们最初的兴趣，就是被这本书中的经济学愿景所引发时，我感到很高兴。
这个版本和前版有两处不同。第一，和往常一样，重新审视这些文稿，让我得以改正撰稿时的错误，以及出版后从事的研究揭示出的错误。这也是一个机会，让我能随着自身看法的演进，改变所强调的重点与阐述。这些小小的改变，或许只有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才会注意到，并不足以为此另出新版。
第二项改变更为重要。除了将一群拥有有趣观念的杰出人士，按时间顺序排列外，我是否忽略了某条可以将本书各章更紧密地串联在一起的线索？我不时会想到这个问题。数年前，我开始相信这条线索就存在于变迁的概念中。这些变迁的概念——也就是愿景——藏身在所有社会分析的背后。约瑟夫·熊彼特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过这个概念。他是俗世哲学家中最富想象力者之一，却未将此洞见运用到经济思想史上。多年来，我自己也没想到这点，希望大家见谅。
我不打算在序言中进一步讨论这个俗世哲学演变的新观点。否则，就好比在悬疑小说的阴谋尚未开始前，就把它点破一样。因此，社会愿景虽会被多次提及，但要到最后一章，我们才会考虑它和我们自身所处时代的关联。
读者或许已注意到，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很奇特：经济学的终结？这个问号清楚地表明，它不是末日宣言。等到最后一章，我才会讲明此一改变。这并不是在戏弄读者，而是因为要到最后，也就是今天，此一改变才会对经济思想的本质与重要性构成挑战。
这一切都需要加以证明。容我以个人的答谢来作总结。我要感谢我的读者，尤其是那些细心地将更正、异议或认可的意见寄给我的学生和老师。希望《哈佛极简经济学》一书，能继续让将成为专捕龙虾的渔夫、出版业者，以及那些更有勇气决定要成为经济学家的人们，更了解经济学。
海尔布隆纳
写于纽约，199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