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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理性研究的撬棍，它是贯彻一致性的伟大杠杆，它就是归谬法。顾名思义：归（推理）于荒谬。你把一个推论中的一些命题或假设拿过来，看看有没有前后矛盾，或者是否隐含着荒谬之处。要是有，必须丢掉出问题的命题，或者重新推论。我们一直在这么理所当然地做着：“如果那是一头熊，那么熊就是头上长犄角的！”“他赶不上晚饭了，除非他像超人一样能飞。”
当一个命题有着复杂的理论争议时，撬棍通常舞得飞起，但在这里我们却很难区分公允的批评与嘲讽式的反驳。你的对手真的会笨到相信我们用几步轻巧的归谬就能推翻的命题吗？我以前给一个学生的论文打分时，发现了一处拼写错误，他把“parity”拼成了“parody”，创造了“以蠢类推”这个美妙词组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归谬法”还顺嘴的叫法，它在粗糙而混乱的科学、哲学的争论中得到了普遍使用。
记得几年前，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参加了由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哲学家杰里·福多尔（Jerry Fodor）主持的研讨会。在会上，从外地赶来参会的认知科学家如果没能讲得令观众们满意，就会收到滑稽的辩驳。有一天，人工智能理论家、认知心理学家罗杰·尚克（Roger Schank）成了大家的“眼中钉”，他是耶鲁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管，在乔姆斯基的口中，他简直蠢得冒烟。我很了解尚克和他的工作，虽然我自己并不完全赞同，可是我也难以苟同乔姆斯基的看法，于是我举起手来跟乔姆斯基说，他可能漏掉了尚克的立场中的一些微妙之处。“哦，不对，他就是那么想的！”乔姆斯基咯咯地笑着否定了我，然后就继续拿尚克的工作开涮，继续做这件最令听众们感到开心的事去了。几分钟以后，我实在忍不住又打岔道：“我不得不说，你批评的那种观点简直是太荒谬了。”乔姆斯基笑着点点头，我接着说道：“那我就想问问了，咱们干吗还要浪费时间来批评这种垃圾呀？”这桶冷水泼得！
我自己“归谬”别人的观点时又干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公允一点呢？下面举几个例子，你们来评判一下。在威尼斯的一次会议上，我曾和法国神经科学家让-皮埃尔·尚热（Jean-Pierre Changeux）一起与澳大利亚神经科学家约翰·埃克尔斯（John Eccles）和奥地利籍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就意识和大脑的问题进行辩论。尚热与我是唯物论者，坚持心灵即大脑，而波普与埃克尔斯是二元论者，声称心灵不像大脑那样是物质的，而是属于某种能与大脑发生作用的第二实体。埃克尔斯在很多年前因发现突触而荣获诺贝尔奖，突触是神经元之间微小的间隙，每天有上万亿的谷氨酸分子和其他神经递质、神经调质通过这些间隙。根据埃克尔斯的说法，大脑是以上万亿的突触为琴键做成的强大的管风琴。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还认为，非物质的心灵，也就是不朽的灵魂以某种方式在量子层面上推动着谷氨酸分子，从而弹奏着突触琴键，真是激动人心啊！他说：“忘了所有那些关于神经网络之类的理论的讨论吧，都是些不相干的废话。心灵就在谷氨酸中！”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我想确认一下自己是否理解了他的观点。如果心灵就在谷氨酸中的话，我把一碗谷氨酸倒进下水道，是不是就是杀人了呢？“唔，”他有点吃惊地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呀，不是吗？”
你可能会想，除了都获得过诺贝尔奖之外，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约翰·埃克尔斯与无神论的唯物论者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之间不会有什么共同点了吧。其实，他们在关于意识问题的看法上都有些过于简单化了。科学圈之外的人大多不了解“过度简化”在科学中是一种多么神奇的东西；科学家们可以用这种“几乎”正确的工作方式绕开令人讨厌的复杂性，把纷乱的细节搁置一旁。
可以说，在科学史当中把“过度简化”用得最成功的要数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发现DNA结构时玩的那套“迂回战术”了，在他们公布这个发现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等人还在为厘清所有的细节而埋头苦干呢。克里克之所以赞同做这种大胆的尝试，在于他想着万一能够把问题一举攻克呢，但是这种做法显然并不总会奏效。我曾经在拉霍亚参加过克里克举办的一个著名的茶话会，这让我有机会证明这一点。这种午后讨论会是他们实验室组织的非正式会议，客人们也可以参与一般性的讨论并提出问题。恰好在这次讨论会上，克里克做了一个大胆的声明：“我们最近已经发现，大脑皮层V4区的神经元与颜色‘相关’，它能对不同的颜色产生不同的反应。”然后他就提出了一种非常简单化的设想：以红色为例，人对红色的经验意识“就是”视网膜区域的红敏神经元的活动。嗯……我听着有些纳闷儿：“你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红光敏感神经元放到培养皿中并让它们保持活性，再用微电极刺激它们，那么在培养皿中也会出现对红色的意识吗？”
有一个可以对付归谬法的招数，那就是迎难而上、死不松口。自从澳大利亚哲学家J. J. C.斯马特（J. J. C. Smart）为了坚持他的伦理理论，惊世骇俗地说出“对呀，把一个无辜的人绞死有时候就是正确的”这种话以后，我就给这招起了个名字，叫“我比你斯马特”。
克里克决定他要比我更“斯马特”了，他说：“对呀，会有一种独立的对红色的意识！”谁对红色的意识呢？他没有说。虽然不久之后，他对这个设想做出了改进，但是在他与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一起寻找他们所谓的NCC（意识的神经相关物）时，克里克却表示他从未真正放弃过对这一想法的忠诚。
不过，或许我在另一个场合里对“‘培养皿中能有意识出现’这种想法到底荒唐在哪儿”这个问题的归谬更好。物理学家兼数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和麻醉学家斯图尔特·哈梅罗夫（Stuart Hameroff）一起建构了一种意识理论，他们认为意识并不是谷氨酸，而是神经元微管中的量子效应。微管是一种管状的蛋白链，它们作为支架与导管存在于所有细胞的细胞质中，而不只在神经元中。
在第二届图森会议，即第二届国际意识科学大会上，当哈梅罗夫表述了这种观点之后，我在观众席上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斯图尔特，你是一个麻醉学家吧？你有没有做过一种戏剧性的手术，就是那种给断手或者断胳膊的伤者做的再植手术？”他说他没做过，但知道这种手术。“那么好了，斯图尔特，如果我哪里搞错了就请你提醒我。假如你是一个再植手术的麻醉师的话，按照你的理论，你在道德上是不是有义务给那只断掉的手打麻药啊，它还躺在冰袋里呢，对不对？毕竟像神经系统中的其他微管一样，断手中的神经元微管还干着人家该干的事呢，所以那只手难道不会感受到剧痛吗？”此时斯图尔特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情况。无论是对红色的意识、疼痛的意识，或者随便什么意识，说它是归某种神经网络所有，或者把它归于无数神经元的协调活动，这种想法可能最初并不是很有吸引力，但是这些“归谬”的尝试却有可能帮助我们认识到，这种想法为什么应该被我们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