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他人的认知判断首先是根据个人的好恶得出的,然后再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品质。如果认知对象被标明是“好”的,他就会被“好”的光圈笼罩着,并被赋予一切好的品质;如果认知对象被标明是“坏”的,他就会被“坏”的光圈笼罩着,他所有的品质都会被认为是坏的。这些或代表“好”或代表“坏”的光圈就好像笼罩在太阳外层的一层晕轮,影响着人们的正确判断。
俄国著名的大文豪普希金曾因晕轮效应的作用吃了大苦头。他狂热地爱上了被称为“莫斯科第一美人”的娜坦丽,并且和她结了婚。娜坦丽容貌惊人,但与普希金志不同道不合。当普希金每次把写好的诗读给她听时,她总是捂着耳朵说:“不要听!不要听!”相反,她总是要普希金陪她游乐,出席一些豪华的晚会、舞会,普希金为此丢下创作,弄得债台高筑,最后还为她决斗而死,一颗文学巨星过早地陨落。在普希金看来,一个漂亮的女人也必然有非凡的智慧和高贵的品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人们的思维往往不是单线的,在很多情况下,会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思维同时产生,从而造成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感和紧张感。这种思维的判断不仅包括了决策,而且还包括了行为、理由、知觉等各种可能产生不同倾向的事项。当两种矛盾思维“打架”时,人们就会发生认识不清、判断失灵的情况。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在1959年的一个经典实验中,要求被测试的学生们进行烦琐且无意义的工作,翻勺子、不停地摆放碗等。这种无聊透顶的事情持续了一阵之后,学生们被告知可以停止了。
随后,有一组被试被许以20美元的报酬去劝说一个新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你可以尽量去参加;然后另一组被试只被许以1美元的代价去劝说新人。结果,非常明显,20美元的那组被试把实验说得天花乱坠,他们最后也承认,自己在说的过程中,居然自己也认同了之前的工作是非常有趣的;而另一组被试,则始终无法去劝服别人参加这个无聊的实验,因为他们内心抱有非常明确而统一的对这个无聊实验的认识。
很显然,第一组被试因为20美元的高额报酬而导致了坚持真相和赚取利润两个矛盾的认知,这种矛盾情况出现时,往往错误的认知会占据上风,从而扭曲了整个判断,最终产生了认知失调。
刻板印象指的是当人们一旦形成了对于某些事物或者人物的印象时,并且这些印象是来自习惯或者文化基因的时候,那么就会将其推而广之,或者以后都对这种事物保持同一种不变的判断。例如一般对于某个地域的人士一定会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什么地域的人士必定都是商业能手的认知。
墨西哥在商品和劳力的出口问题上严重依赖美国,许多墨西哥人非法移民到美国,其中不乏后来因犯罪被处刑罚者。所以近年来,墨西哥为此致力于以文化交流为形式的公关活动,墨西哥的艺术展和戏剧表演在美国不断进行,并得到美国媒体的报道,墨西哥广泛欢迎美国的电视、电影到该国取景拍摄,同时也要求对方必须正面、起码是客观反映墨西哥的现实。此外,墨西哥还通过承办许多国际活动,让更多的美国人到墨西哥来游玩,终于在墨西哥政府的形象公关之下,美国人开始改变对墨西哥人都是偷渡者、贩毒者、小偷的刻板印象,反而将这种印象转移到了哥伦比亚人身上去了。
美国人对于墨西哥人的印象可说是典型的以偏概全、以点概面,而一旦形成这种刻板印象,墨西哥就要花费长时间、巨大的代价去扭转。所以在人际交往和情感相处中,必须注意每个人都很容易产生对他人的刻板印象,必须在他人对自己产生这种印象前,采取预防行动。
人们认知事物和社会时,难免会无意识地从自己的角度、自身的价值观去判断,进而在一些事情上出现情感偏差。人们在某一具体时刻只是以对象的部分特征作为知觉的内容。
《红楼梦》是一本奇书,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的丰碑。其不但是一本妇孺皆知的名著,更是在改编成电视剧后引起了热烈反响。某网站娱乐频道做了一份调查,问题如下:你最喜欢红楼梦什么?调查的结果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服装设计师欣赏的是红楼梦里精美的服装,美食爱好者却对其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赞不绝口;当文家学沉迷于诗词歌赋时,动听悦耳、余音绕梁的音乐却为音乐家所称道;当然,欣赏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痴迷于贾林薛三人凄美爱情的也不在少数。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人们在认识一种事物时,往往有选择性的偏好。正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同样的经典,每个人有可能喜欢不同的部分和细节,当然也有人可能完全不喜欢。这都是极其正常的,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喜好,就认为别人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
投射效应是指以己度人,认为自己具有某种特性,他人也一定会有与自己相同的特性,是把自己的感情、意志、特性投射到他人身上,并强加于人的一种认知障碍。比如,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会以为别人都是善良的,一个经常算计别人的人就会觉得别人也在算计他。
出版社的编辑们大多身经百战,并且自身知识丰富,通常对于自己比较擅长的地方比较自信。在一次出版策划会当中,领导让各位编辑列出他们心目中认为最重要的一些选题:
编辑甲正在参加成人教育以攻读第二学位,他选的是《怎样写毕业论文》;
编辑乙的女儿正在上幼儿园,她的选题是《学龄前儿童教育丛书》;
编辑丙是围棋迷,他的选题是《吴清源棋坛清议》……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心理特征(如个性、好恶、欲望、观念、情绪等)归属到别人身上,认为别人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如:自己喜欢说谎,就认为别人也总是在骗自己;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就认为别人也都认为自己很出色……心理学家们称这种心理现象为“投射效应”。
人们通常把对最先出现的刺激比后面出现的刺激评价过大的倾向称为顺序效应。在对两个刺激进行比较时,实际上这些刺激的大小,往往跟这些刺激的实际效果无关,人们通常会根据刺激出现的先后顺序而产生不同的评价。
某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领导,最近被公司经理批评颇多,因为她招入的员工大多无法达到工作要求,无法为公司创造更多的效益。她回顾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的地方,最后她在一个心理学专家那里找到了答案。通过对她的一次实地面试观察,这位心理学家发现,她在面试了三个很不理想的应聘者之后,第四位应聘者即使很一般,她也会对他有比前三位好得多的印象。反之,如果她连续面试了三位很理想的应聘者,即使第四个应聘者水平一般,她也会认为他比实际的水平还要差。这就造成了这位人力资源部门领导总是会录取一些不那么合格的员工。
在虚心接受了心理学家的指导后,这位人力资源领导深刻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种顺序效应的判断定势当中,有些时候并不是根据面试者的实际素质,而是受到面试者先后顺序的影响,造成了对某些人先入为主的偏见。于是,此后这位领导更多采用了小组、团队面试,使得录取员工的质量明显提高。
人们越是极力想证明自己的理论与解释是正确的,就越是对挑战自己信念的信息封闭。信念固着现象是指人们一旦对某项事物建立了某种信念,尤其是为它建立了一个理论支持体系,那么就很难打破这一看法,即使是相反的证据与信息出现时,他们也往往视而不见。
股神巴菲特曾经总结出数条股民的心理误区,其中一条便是:股票投资者往往倾向于预测股市的涨跌与股票价格的波动,各类证券分析机构也通过预测股价波动获取收益。然而,人们往往会落入信念固着的思维陷阱,在满仓时忽视下跌信号的出现,而在空仓时忽视上涨因素的累积。在中国农历中,二月初四是立春,是春的开始。每到这个时候就有一派所谓分析人士出现,说股市一定会出现一轮上涨,也就是所谓的立春行情,宣扬为了给新的一年讨个好彩头,让大家赶快买进;这时便会有另一派人马出来解释,说实际上这种联系是毫无道理和毫无根据的,立春不会有行情,春节才有行情;而第三派人马又出现,说那个叫作元旦行情,那才是新一年的开始;第四派则出来说,元宵行情更准确……
众所周知,股市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节庆行情,股市的涨跌也跟某个节庆日的到来关系不大。而之所以市场上流传出这么多神乎其神的说法,是因为坚持这些说法的人都有偶尔在某个节庆日获得丰厚盈利的经历。于是这些人就产生了信念固着,认为每年都会是“涛声依旧”,“再赢一朝”。
从一些心理研究学者的相关实验中,可以确定人们总喜欢从随机事件中寻找规律,无论是博彩、赌博,还是游戏中“砸装备”都是如此。这些数字出现其实是概率事件,毫无道理可以分析的,然而人们却总乐此不疲地为之找依据。这些没有任何理性支撑的证据和判断理由,就叫作错觉思维。
现在,各地一些自诩为智商高超的人开始成为所谓的职业彩民,声称通过自己的研究买彩票可以稳赚不赔。某省的几个彩民便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开工厂的,后来迷上买彩票,专门花钱请那些分析号码准的来帮他提供号码,才两个月就赔了一百多万,厂子还差点倒闭了。还有个人买一种叫排列三的彩票,只追冷号,两个礼拜不到,六十万就没了,现在离婚了。还有个职业彩民,所有人都以为他赚钱了,一个月连中了几次倍投的3D,他自己每次中奖都搞得街知巷闻,但他投入的钱远比中的钱多。
其实,买彩票只要不亏本就是高手。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如果彩票能赚钱,那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早倒闭了。绝大多数人买彩票都是亏本的,当然也有人赚了,但不是他们会研究,只是运气好。依靠运气,显然不是什么科学思维的智慧结晶。很显然,认为彩票有所规律,并且这些规律能够依靠所谓的趋势研究分析出来,是典型的迷信式的错觉思维。
这个理论是指,人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为发生的情境了解自己的态度、情感和内部状态。换句话说,我们对自己内部状态的了解,也像他人了解我们一样,都是通过我们的外显行为。实际上,人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直接知道自己的态度、情感和其他内在状态。人们在认识自己的时候,也和认识别人一样,只能通过自己表现出来的行为来推测自己的内心状态。
美国的商业社会中,最浓缩整个社会商业特性的职业,便是推销员。美国的推销员可以说是美国人各种心态的一个微观呈现载体。曾经有一个推销员,无论公司派他到什么地区工作,他每年总是挣5000美元。
开始,他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区挣了5000美元,工作成绩不错,公司就派他到一个更大、更理想的地区。可是第二年,他与在小地区一样只挣了5000美元。后来公司又派他到一个最不理想的地区,他照样还是挣5000美元。其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只有这么大能力,只能达到这样的工作水平。在不理想的地区,他会为5000美元而努力工作;在条件好的地区,只要达到5000美元销售利润,他就认为目标已经实现,从而松懈下来。实际上,他后来才知道,原来在条件好的地区,其他的同事通过努力的工作能够拿到几倍于5000美元的收入。
这位不那么聪明的推销员,之所以无法挣得更多,就是因为他总是根据自我知觉理论定势来判断自身的能力、收入大小。周围的环境变化,人对自己能力的认知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安乐之中不努力其实是因为人们在这种状态下,觉得自己做一点点就足够了。也就是说,人其实很难正确认识自己的真实能力,而总是受困于外显行为与环境的匹配度。
这种效应的原理是当我们自己拥有一件东西或一项特征时,我们就会比平时更注意别人是否跟我们一样具备这种特征。比如,每个人的特质中大约有80%是优点,而20%左右是我们的缺点。当一个人只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而不知发掘优点时,“视网膜效应” 就会促使这个人发现他身边也有许多人拥有类似的缺点,进而使得他的人际关系无法改善,生活也不快乐。
丹尼是个典型的海归派。记得四年前,丹尼刚回国时,首先想到的是要买一辆车。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丹尼买了一辆墨绿色的家用轿车。当时丹尼买车后,整天跟人们唠叨,他本来以为一般人买的车是白色或黑色,所以自己的选择会很独特,而且很有品位。可现在却发现,不论是高速公路上,还是小巷子里,甚至在大楼的停车场中,都看到许多同样是墨绿色的轿车,让他觉得自己非常庸俗。
有一位正好怀孕的女同事听完丹尼的描述后说:“我倒是没看见很多墨绿色的车,可是最近我发现,无论在哪里都会看到孕妇。我记得上个星期天在逛百货公司时,短短的两个小时就看到6个孕妇。人口出生率最近是不是有提高呢?”结果,丹尼与其他同事异口同声地说,完全没发现孕妇有增加的现象。
相信许多人对于视网膜效应都感同身受。所以,下次你再觉得自己购买的新衣服满大街的人都在穿,觉得很老土时,赶紧将这种愚蠢的想法抛诸脑后,相信自己的品位,勇敢地秀一把!
做喜欢的事情时,容易感到时间过得快;做不喜欢的事时,则容易感到时间过得慢。实际上,时间的流逝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每个单位时间的间隔都是一定的,这种感觉上的快慢,只不过是时间错觉而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有个叫罗勃·摩尔的小伙子在海军服役。他退伍后,回忆了一次他与死神面对面较量的经历。
“那是1945年3月的一个下午,我在中南半岛附近海下1.8米的一艘潜水艇上。突然,我们被一支日本舰队——一艘驱逐护航舰、一艘油轮和一艘布雷舰发现了,这个编队很快朝我们这边开过来。然后,我们发射了5枚鱼雷,击中了其中一艘油轮,可是对方还有两个强手。突然,其中一艘布雷舰直朝我们开来。3分钟后,天崩地裂,6枚深水炸弹在四周炸开,把我们直压海底。深水炸弹不停地投下,整整15个小时,我吓得几乎无法呼吸,不停地对自己说:‘这下可死定了!’那艘布雷舰用光了所有的炸弹才离开。这15个小时,在我的感觉里好像有1500万年。”
15个小时能够让人产生1500万年的感觉,足以说明这15个小时有多么痛苦,从而让人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时间错觉。
苏东坡有两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两句诗其实蕴含着一个心理学的原理,也就是人们对“自我”往往难以正确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认识“自我”比认识客观现实更为困难。人类的认识功能,并不因为更靠近事实的中心而更加精确,反而有一定的距离感能够使得认识正确度提高。
从前,有一位解差押解着一个和尚上都城。一路上这个解差对和尚很不尊重,没事就摸着和尚的光头戏谑对方。路过一家客栈时,天色已晚,两人便在客栈住下。这一晚,和尚借机将这位解差给灌醉了,在为他剃了光头以后偷偷逃走了。第二天,天灰蒙蒙亮的时候,解差翻身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少了一人,顿时大吃一惊。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光头,然后转惊为喜:“幸而和尚还在”,可随之又开始疑惑:“那我去哪里了呢?”
人们的记忆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常常会出现某些偏差。而大家总是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往往会把自己推想或者认为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情掺入真正发生的事情当中去。而这种现象推广到了一个群体内,就会出现某一个人的记忆主导大家的记忆印象的情况,那些认为与主导记忆不同的印象通常会由于自我怀疑而被放弃。
英美法系国家非常重视证人证言的作用。在早期美国的刑事审判断案之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情:在一起交通事故的审判当中,有一名市民目击了整个过程。第一次警察询问他时,这样问道:“当时是白色的尼桑车撞到了灰色的丰田车,还是灰色的丰田车横向冲撞了白色的尼桑车呢?”这位目击者其实认为自己记得的是,这起交通事故是由一辆丰田车和通用车引起的,而他自己已经不大记得这两辆车的颜色。警察如此询问,让他也觉得似乎就是一辆尼桑车和一辆丰田车的相撞,进而他又觉得是白色车撞了灰色车,所以就如此回答了警察。
随后,在法庭上,当接受律师的质问时,律师的提问中在这两辆车之外加入了通用车,结果这时目击者已经很确认这场车祸没有通用车参与。最后,案子在判决两年后,才终于查清了真相,原来肇事的是一辆已经逃逸的通用车!
从这位证人的作证过程,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人类的记忆是多么不靠谱。因此,美国司法机关很快认识到记忆偏差的巨大风险性,很快改革了证人的作证制度。
人在陌生、有新鲜感的环境和经历中,会对时间产生一种漫长、特别缓慢的概念,而在一种熟悉、安静中,则对时间的感觉比在陌生环境要快速得多。
爱迪生的一生,在不断的新奇的发现和创造当中度过。不仅仅在留声机、电灯、电话、电报、电影等方面做出贡献,而且在矿业、建筑业、化工等领域也有不少著名的创造和真知灼见。爱迪生一生共有约两千项创造发明,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成绩。“浪费,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爱迪生经常对助手们唠叨的口头禅是:“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爱迪生就是这样看待每一分一秒的。在他80岁生日时,他说其实虽然自己觉得人生很短暂,但同时他也觉得自己用了80年的时间活了135岁,因为在他的每一天里都面临新的挑战、新的发现和新的生命激情。
爱迪生之所以说80岁等于135岁,是由于他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和刺激,每一天都活得非常有意义。和一个碌碌无为一生的人相比,他的80岁何止活出了凡人135岁的精彩,简直200岁都不止。
蔡戈尼效应是指: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完成的工作,是因为欲完成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动机便使他对此留下深刻印象,从而使得这位没有完成上一份工作的人,无法安心地开展下一份工作。这个效应是由德国心理学家蔡戈尼首先发现和提出,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
一位爱睡懒觉的大作曲家的妻子为使丈夫起床,便在钢琴上弹出一组乐句的头三个和弦,作曲家听了之后,辗转反侧,终于不得不爬起来,弹完最后一个和弦。趋合心理迫使他在钢琴上完成他在脑中早已完成的乐句。
1927年,心理学家蔡戈尼做了一个实验:将受试者分为甲乙两组,同时演算相同的数学题。其间让甲组顺利演算完毕;而在乙组演算中途,突然令其停止。然后让两组分别回忆演算的题目,乙组明显优于甲组。这种未完成的不爽感觉深刻地留存于乙组人的记忆中,久搁不下。而那些已完成的人,“完成欲”得到了满足,便轻松地忘记了任务。
蔡戈尼效应告诉我们,期望多件事情同时做好,通常不如有顺序、有始终地把一件件事情做好更加有效。多个目标同时前进,最后一般会造成无一个目标能够走到终点。
这一效应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托尔曼提出的,意思是不断地强化对某个事物的认识,可以在人的脑子里形成一张认知地图。根据这一理论,学习就是对行为的目标、取得目标的手段、达到目标的途径和获得目标的结果的认知,就是期待或认知观念的获得。我们必须重视学习的中介过程,即认知过程的研究,强调学习的认知性和目的性。
纵然有现代的各种高科技辅助设备,然而在一个全新的城市中迷路,依然是不少人遭遇的普遍现象。那么,很难想象,置身于古代的科技水平中,在一个新的城市里,古人是怎样找路的呢?
相传公元前664年时,燕国被边境少数民族山戎攻打。几次较量下来,燕国的部队都败下阵来,于是燕庄公只能向齐桓公告急。齐桓公闻讯后,立刻与管仲一起率兵北出蓟门关,杀得山戎兵败落逃。这还不算完,齐桓公随后以降将为前部,率军追赶。怎知这位降将,乃人降心不降。他利用计谋巧妙地把齐军诱入荒漠,而自己趁乱逃之夭夭。只见此时天色已晚,放眼望去茫茫一片平沙,狂风卷地,寒气逼人。见此情况,管仲急忙命各队集中屯扎,等待天明。
到了天亮放眼一看,情况没有任何改观,周围依然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根本难辨方向。此时,天气也慢慢炎热起来,又无饮水,全军将士焦急万分。管仲旋即向齐桓公建议说:“臣听说老马识途,燕马多从漠北而来,也许熟悉此地。大王不妨令人挑选数匹老马放行,或许可以寻见出路。”齐桓公命人取数匹老马,放之先行。军队紧随其后,果然走出险地,安全地会兵到了燕国,享受到了燕王的厚赏犒劳。
这个例子启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希望掌握学习者所要学习的技能,把知识目标长久有效地灌输到学习者的接受范围中,就必须注意学习的目的性与学习过程的重要性。例如很多人对于学习数学、物理这一类理论性强的学科感到很棘手,何不尝试着将学习与解决各种实际生活问题结合起来,或许就能达到战马为了战争而牢记地图的效果,从而巩固来之不易的学习成果。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总是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这些差异很可能影响到成人的智力活动。而一个人从出生到青年,再由中年到晚年,难以避免要经历许许多多的社会事件。这些社会事件所形成的文化历史因素会在成人个体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这样的烙印会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认知偏好,很多发展心理学家都将此影响称为“群伙效应”。
曾几何时,还是小字辈的80后悄悄长大,而身边又悄悄地出现了一大批的90后,于是就有了70、80、90后这三个群伙的强烈对比:1.着装风格方面:
70后喜欢穿七匹狼或者猛龙牌子的衣服。
80后喜欢G-Star之类的。
90后:乞丐服,越花越好,越破越好。一个洞时尚,两个洞潮流,三个洞个性…… 2.娱乐休闲方面:
70后唱卡拉OK的时候只会唱一首,然后就拼命拉着你喝酒,不让你唱。
麦霸一般是80后。
90后:我们不只会唱,还会跳! 3.业余话题方面:
70后的话题除了工作就是股票。
80后的话题很多,有英超、魔兽……
90后:QQ等级、QQ秀、QQ农场……4.喝酒品位方面:
70后喜欢喝红酒,一般是长城红酒。
80后要么不喝酒,要么就喝啤酒。
90后:韩国果汁、日本汽水……5.婚恋观方面:
70后娶老婆的时候想娶处女。
80后觉得无所谓,只要相互感情好就可以了。
90后:需要结婚吗?结婚需要感情吗?6.与人沟通方面:
70后对服务员态度恶劣,或者在言语上调戏女服务员。
80后只在点菜和结账时会跟服务员说话。
90后:从不和服务生说话,只会背后讨论她的衣服很土。7.经济实力方面:
70后有存款。
80后负债。
90后:我们有老爸! 8.居住条件方面:
70后会把房子买在郊区,然后每天早上花一个多小时乘车去上班。
80后喜欢在公司附近租房子,每天骑车或走路去上班,就为了早上多睡一会儿。
90后:我们住哪里都可以,只要“老公”喜欢。
这些对比,虽然戏谑有余,并且言语之间有明显贬低90后的倾向,但仍然非常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群伙效应对于认知的影响。相信属于这三个年龄段的人看到这些对比后,都会觉得心戚戚然。而实际上按照某一个群伙形成群体的共性判断人的特性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根据科学研究,人的左右两个大脑半球是有严格分工的。左脑是“自身脑”,它属于逻辑的、理性的、分析的、计算的大脑。人要生存,就必须利用好左脑。而右脑则是“祖先的大脑”。它属于灵感的、直觉的、音乐的、艺术的、宗教的大脑,是可以产生美感和喜悦感的大脑。所以,人类左右脑的思考方式也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左脑主言语、逻辑性思考,右脑则主影像和心像思考。于是,人类需求的不同部分便可以通过左右脑来划分:左脑可以使人获得成功;而锻炼右脑的灵性思维能力,则可以让人享受长久的幸福感。
人类的左右大脑互相联系,互不可分。许多看似依靠左脑成功的科学巨匠,实际上也是利用右脑达到另外一种人生成功感的典范。爱因斯坦便是这其中的佼佼者。小时候的爱因斯坦,由于喜欢独自钻研东西,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安静地听老师上课,并不受老师的欢迎。而实际上,爱因斯坦的这些不受老师欢迎的爱好,正是右脑幸福定律所倡导的各种活动,他喜欢演奏小提琴,热爱艺术,依靠此培养出来的丰富想象力也使得他能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发明研究。他把许多重大发现都归因于自己的想象游戏。
有一次,爱因斯坦在研究光的问题而百思不得其解时,竟然把自己设想成一名和光波同行的观测者,想象光波的形状。还有一次,爱因斯坦假设有一名乘坐在掉落的电梯上的乘客,又想象这位乘客会有什么感觉,他会发生什么状况。在有一年夏天度假时,爱因斯坦还在小山上做起了白日梦,他梦见自己坐上了光束,到达遥远的宇宙极端,接着又“不合逻辑”地返回了太阳表面。
就是这样一次看似荒诞不经的旅行,最终促使爱因斯坦觉得宇宙应该是呈曲线状的,从而使他进一步得出论断:先前的“设想”存在不合理性,空间可能本来就是弯曲的。这个白日梦的最终结果,居然间接地促使了相对论和近代物理学的诞生。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更快乐,心智更健全,我们必须训练自己左右脑配合使用的能力。
美国管理心理学家D.史华兹提出,所有的坏事情,只有在我们认为它是不好的情况下,才会真正成为不幸事件。也就是在社会认知的领域,对于一件事情的价值定位并非完全客观和一成不变的,其定位的好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范畴。
1991年9月,约翰逊药品公司遇到了一次公关危机,媒体的负面报道使这家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原来不久前,一位使用该公司生产的药品的顾客中毒了,这可是药品公司所能发生的最大的丑闻。
约翰逊药品公司闻讯后,迅速成立了专案组解决问题,采取了周密的应变策略,全力推行危机管理,制定了“终止死亡,找出原因,解决问题,通告公众”的重要决策。在获悉这个噩耗的一小时内,公司人员立即对这批药品进行了化验,结果表明这批药品都是安全合格的,中毒的原因可以排除药品在生产环节的问题。但是为了安抚民众的情绪以及展现一家负责任的公司的形象,他们还是不惜巨资,通知近45万个包括医院、医生、批发商在内的用户,请他们停止出售该药品,并立即收回。同时,撤销所有的电视广告,把事实真相以及公司所采取的对策迅速向公众告知。
通过这一系列的补救措施,约翰逊药品公司的行动在有意和无意之间符合了史华兹论断所展现出的人类心理定式,从而终于消除了公众的误解,并且就此使不好的事情反而变成对于品牌有利的事件。整个公司不仅几个月后就恢复了生机,而且由于符合人类认知的普遍心理定律,使得大家更能记住这个公司及其品牌。
毫无疑问,人类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这种天然的适应能力在某些时候甚至比后天的学习能力更加重要。人类的这种自适应能力实际上就是所谓“上帝赋予人类的天赋”。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科技往往使人们过度低估了自己的自我适应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自适应能力的退化。
人从出生起,就有很强的自适应能力。保加利亚学者佩尔努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婴儿被相当于20公斤的力推出,从温度为37℃的温暖母体腹水的环境中被抛了出来。在那个环境中,他像宇航员处于失重的状态,现在来到空气温度为20℃左右的寒冷环境中,而且在这个环境中还必须呼吸。”可见,孩子的自适应能力有多强。而我们的父母因为“爱”孩子,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遇到了困难,父母就伸出援助之手“善意”地帮助,无形中剥夺了孩子自适应环境和社会的能力。这就像学习游泳,孩子一沉水,父母就伸手把他拉上岸,这样孩子永远也学不会游泳。
因此,父母要认识到,孩子迟早要自己适应社会,要用“未来”的要求来规划孩子“现在”的思想和行动。要大胆放手,让孩子用自己的生存方式亲历成长的过程。
在中国式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将海量的语言或图表灌输给学生。学生这时忙于应付记忆,并不会以自己的思考去提升判断能力,因而就会进入某种恍惚的精神状态或采取某种匆忙的行动。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不可能对教师的讲解作认真细致的分析、思考,而是囫囵吞枣地吞咽,从而使得学生接受知识总是处于一种似懂非懂、不深入、没有了解知识背后之道理的装填中。这种状态就好像被催眠的人一样,似睡非睡,所以我们又将这种现象称为“催眠效应”。
填鸭式教育是苏联一位名叫凯洛夫的教育家发明的,而中国照搬了苏联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顾名思义,就是把知识一味灌输给学生。曾经有一名中国差生变成美国天才的故事被广泛刊载在许多媒体的版面之上。
1年前,王楠子还是上海某中学的初二学生。由于上课爱开小差、开玩笑,课外爱踢足球、搞各种业余爱好,不喜欢背书、考试,而成了老师心中标准的差生。在国内巨大的升学压力之下,其父只好设法将他送到美国读书,不承想他的缺点竟然被美国老师当成了优点。在老师的表扬和鼓励下,1年后,他成了全美动画比赛个人组冠军,并被老师表扬“是个天才”。王楠子的故事曾经被许多媒体大加渲染,中国的整个教育体制简直被批得一文不值。实际上王楠子就读的费城动画学院也并不是什么知名的学府,而其家庭深厚的财力又足够支持他不计成本地发挥兴趣。
理性地分析王楠子现象,实际上这里面最值得思考的地方是,为何同样是传授知识,美国人教的课时不如中国多,却能让学生学得更多呢?这就是催眠效应在发挥着作用。一般说来,学生作为初学者,往往非常急于得到答案,于是他们将倾向于接受一个“听起来好听”而没有充分检验过的假设。然而,比较善于思考的学生都不会被那种让他们“头脑睡觉”的第一个答案哄骗,这部分学生天生有不安分的怀疑精神,不甘心于被催眠,但又得不到个人思考的空间,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厌学、逃避学习的心理。
美国人正是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很讨巧地少教,让学生多思考,从而迎合了这部分孩子的心理。然而,也必须看到,人类的认知是有两面性的,过度的填鸭会产生催眠,然而过分的留白也会产生误解和歧途。没有必要过分吹捧美国的认知教育,同时也要警惕国内填鸭式教育所产生的催眠效应。
通常人们说的心灵感应,其实只不过是人们的选择性记忆。实际情况是,人们往往会轻易地忘掉一百次失败的预言,却津津乐道偶然的一次成功。恰好符合某一经验的语言或者梦境被我们记住,而更多的不符合这一经验的却被我们忘记了。事实上,在各种场合下,预言准的时候都是极少的。
弗洛伊德是从潜意识领域去解释各种梦境和语言的高手,许多无法解释的神奇之事,是因为我们对事情发生的背景知识了解得不够多。有一回,弗洛伊德的朋友布列尔与自己的太太在一家餐厅吃饭。愉快的交谈之中,他忽然停下刚才的话头,说了一句和刚刚交谈话题完全无关的话:“不知道饶医师在匹兹堡干得如何?”他的太太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说:“天哪!几秒钟前我也正在想同样的事哪!”这似乎可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心灵感应的事例。
但是,弗洛伊德经过对两人的仔细观察以及深度催眠发现,原来,当这对夫妻来到餐厅门口的时候,曾经偶然向门口处看去,结果看到一个与饶医师长得非常像的人路过。只不过当时两人在专心谈话,谁都没有专门分散出精力去继续注意他。但是,这一个不经意的印象,已经在他们两人的潜意识引起了对饶医生这位共同朋友的想念。在此情况下,两人出现相同的想法便没什么可奇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