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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是帝喾之子契的第十四世孙，姓子，名履，又名天乙。商族发展到汤时，已经十分强大。
在夏朝末年，汤成了商族的首领。他布德施惠、轻赋薄敛、扶困救穷、勤政爱民，百姓都拥护他，周边诸侯也都归顺于他。他重用伊尹等奴隶出身的人才，在臣子的辅佐下，进行社会改革，使社会安定团结。
而当时华夏的最高统治者夏桀，残暴无道，国内日趋动荡不安，汤见其形势，便产生了取代夏朝的雄心。他先灭掉了商附近的小国葛国。之后，他先后出征11次，打败了韦、顾等夏朝的邦国，又击败昆吾。最后，汤与夏决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大败夏军。
商汤回师西亳后，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得到3000诸侯的拥护，成为天下之主。他定都于亳，立国号为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自此建立。
商汤去世之后，本应由长子太丁继位，但太丁还没有继位就死去了，于是由汤的另外两个儿子外丙与仲壬先后继位，但这两个人也都早逝。后来右相伊尹立太丁之子——汤的嫡长孙太甲为帝。太甲继位三年内无任何作为，并且不遵守商汤时制定的礼法，使社会道德大乱。于是伊尹将其放逐到桐宫，让他反思。太甲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三年之后，彻底悔过。伊尹又重新将他迎回，然后将政权还给了他。
盘庚迁都
据文献记载的资料显示，商朝一共迁都5次。
《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从考古发现来看，现今一共发现了四处商都遗址。它们分别是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4个都邑遗址。4个遗址都有三四百万平方米以上的面积。考古学家已在这4个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遗存，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的一号宫殿，面积达10000平方米。在洛阳偃师和郑州商城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城垣。安阳殷墟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王陵区祭祀场。从这些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商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机构，有各种职官、常备的武装（左中右三师）、典章制度、刑法法规等。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除殷墟遗址可以确定是“盘庚迁殷”中的国都外，其他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的地名都没有什么联系。
自商汤开国，传至盘庚，商朝已经历20位君主。盘庚之前，就已曾先后4次迁都。至盘庚执政时期，朝都连年遭受水患，其附近的土地因水患导致贫瘠难垦，农业发展严重受阻，商朝子民怨声载道，生活苦不堪言，而商朝内部亦因天灾之祸而纷争不断。
为拯救政治危机，解决朝内纷争，盘庚决定效法先辈，再次迁都。然而，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对此表示反对。因此，盘庚对贪图安逸的贵族软硬兼施，要求他们同意迁都，共同振兴大商王朝，否则就对他们斩尽杀绝。另外，盘庚对不解实情的民众晓以利害。最终，盘庚在公元前1300年带领王都贵族、百姓渡过黄河，迁都至殷。
盘庚迁殷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使内忧外患的商朝成功摆脱了困境，亦使盘庚的王权得到了巩固。从此商王朝逐渐稳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此后两百多年，商王朝都以殷为都，殷逐渐成了商的代名词。
武丁在位时，商朝的国力不如以前，渐渐开始衰落。武丁不甘心做一个无用的帝王，一心想要干出一番事业。于是他任命自己的老师甘盘为国相，但是甘盘年事已高，无法辅佐武丁完成振兴王朝的伟业。因此，武丁才有了换相的打算，可是又苦于手中没有可用之才。求贤若渴的武丁开始了他的全国巡游，希望能够在民间找到那个可以帮助自己实现远大理想的人。
有一天，他游历到了一个叫作傅岩的地方，见到了许多奴隶正在一个地方砸夯，旅途困顿的武丁就和他们闲聊了起来。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奴隶。此人虽然身为奴隶，却有很高的才干。武丁暗中决定要立他为相。
但是在当时，没有姓名的奴隶是不能享受到官位的。于是武丁给那名奴隶赐姓“傅”，名“说”。回到宫中，武丁称自己夜里梦到上天会给自己一位贤才。之后将自己所谓梦中人的模样画了出来，命人拿着画像在全国寻找。最终，在傅岩找到了傅说，并用马车将他接进皇宫。武丁重视选贤任能，最终在傅说的辅佐之下振兴了王朝。
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的国势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到了武丁统治时期，商朝国力趋于鼎盛，其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空前发展，史称“武丁中兴”。
武丁是商朝代的第二十三位帝王，是盘庚之弟小乙的儿子。在继位之前，他曾被派到黄河两岸，视察当地人民的生活。这次经历使武丁接触了大量的平民和奴隶，也使他了解到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
武丁继位后，先为父亲守丧3年。3年后，武丁勤于政事，受到了上层人士的支持。他举贤任能，选取人才傅说，并委以国相之职。他还任甘盘为大臣，与甘盘“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在武丁时代，庞大的官僚机构开始形成。武丁还组建了一支相对固定而庞大的军队，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战活动。通过这些征战，商朝逐渐拥有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广大疆域。
妇好是商朝国王武丁的妻子，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妇好有一次出征，带领着一万三千人马，这在当时可谓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也是甲骨文中所记载的商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
当时，在距都城安阳（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正北1000多里外的地方，有一个游牧部族土方。他们经常劫掠商朝边境的人口财物，是商朝的心头大患。妇好率兵出征，彻底挫败土方。在妇好墓中出土的四把铜钺，上面都刻有“妇好”二字，这也反映出她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其实，在商朝时期，还有着母系氏族的遗风，因此女性带兵打仗也并非什么稀奇的事情。
此外，妇好还充当着祭司的职责，经常主持名目繁多的祭祀活动。
妇好死后，被追谥为“辛”，商朝的后人们尊称她为“母辛”或“后母辛”。在武丁死后，人们没有把武丁与妇好合葬，而是单独保留了妇好的墓穴，祭司祖先时也特意为妇好举行祭祀仪式。
纣王到了后期，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修建豪华的宫殿园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他搜刮民财，征收赋税以建鹿台，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因此，他又滥施酷刑，肆意屠杀，这进一步激起了民怨。
不仅如此，纣王还刚愎自用，坚持“以暴制暴强政权”的统治思想，不听任何劝谏，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不断升级。微子苦心劝谏，纣王对其施以炮烙之刑；比干公然对立，纣王将其挖心致死；箕子言辞不当，纣王把他囚禁起来。此外，他还年年征战。纣王逐渐失去了人心。
在商朝，农业依旧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的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财富的多少，因此，在商朝，农业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为了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当时的统治者、贵族以及奴隶主，将庄园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结构。
庄园包含了庄园主及其家族成员、侍从以及类似于农奴的人口，这样一种集中的庄园，保证了农业生产按照奴隶主的管理有序进行。同时，庄园的出现，也使农业人口增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成为必然结果。从分布区域来看，我国当时的庄园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并且十分密集。
商朝时期，由于奴隶数量的不断增加，也激起了奴隶主饲养牲口的欲望，他们饲养的牲口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将许多牲畜集中养殖，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后来形成了圈养的饲养形式。
“商人”一词起源于商时期，词语的原型为“商国之人”。周武王伐纣，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但是那个时候还有大量的商朝遗民留了下来。周建立伊始，商朝遗民的社会地位不高，国家并没有给予他们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甚至连耕种的土地都没有。
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百姓们也渐渐有了更多的财富，物品交换的需求也就渐渐产生。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之下，商朝遗民们为自己找到了求生之路。当然，做生意在当时依然还是被许多周朝贵族所鄙视的。但是为了生计，商朝的遗民们四处奔波，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职业，因为他们大多都是商朝人，于是周人称他们为“商人”。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尽管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不是商朝遗民了，但是这一行业的从业者都以“商人”自称。在当时，商人被分为两类，拥有固定商铺的叫“贾”，流动的商贩叫“商”。
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作为与农业有着紧密联系的纺织业，也跟着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首先，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养蚕业的迅速壮大。在商朝已经开始出现了丝、帛、屯（一段卷起的纺织品）等制作较为精细的纺织品。纺织业的技术较之前有了非常巨大的进步，纺织品在人们生活中占有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起来。
在《夏小正》中，就有关于商朝人民采桑养蚕，以及从事纺织的记载。《夏小正》中提到了三月援桑始蚕。在商代，蚕神是人们需要祭祀的诸神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贸易的逐渐成型，制作精细的纺织品渐渐成了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同时也成了商品交换的媒介。高级的纺织品，更是当时统治者与贵族的心爱之物，王室享用的丝织品比民间的更加精细，有一些纺织技术甚至是王室专有。
商朝的财政制度，就是纳贡制度。商王朝的财政收入，都是靠诸侯与奴隶主以及贵族的纳贡来实现的，诸侯与贵族们的财富，都是来自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占有，以及对奴隶的无情剥削。
商朝作为一个较为发达的奴隶制国家，统治阶级通过对社会财富的聚敛，渐渐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及一支强大的军队。国家机器变得越来越巨大，而为了维持它的运转，统治阶级就会向诸侯与贵族们索取更多的纳贡。面对统治者的施压，诸侯与贵族们就会将压力转移到奴隶身上，从而对奴隶的剥削变本加厉。
由于诸侯与贵族们都接受了商王的册封，得到了土地，因此他们也就有纳贡的义务。由于当时还没有健全的货币体系，进贡大多都是以实物为主，这种实物赋税，也就成为我国古代赋税制度，同时也是财政制度的雏形。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限制，货币在商朝的流通领域始终没有占到主要地位。
甲骨文
据考古发现以及史料记载，殷商时期，人们所使用的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同时也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现今我们所说的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被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从目前发现的字体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形成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由于尚未到十分成熟的阶段，因此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依然存在。从目前发现的甲骨文的内容来看，大部分都是王室占卜的记录。
商朝是一个对鬼神极其迷信的时代，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卜问，占卜的内容可以是天气晴雨，也可以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求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卜问就更加必不可少。所以通过甲骨文的内容，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钟鼎文是指铸刻在商朝和周朝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作金文。商周是青铜器使用比较广泛的时代，当时青铜器的礼器是以鼎为代表的，而乐器则是以钟为代表的，所以“钟鼎”便成为青铜器的代名词。
钟鼎文应用的年代，上起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时期，前后约1200年。所记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图腾，作为族徽一类的象征物，它继承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但是又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原始社会中，图腾多是用于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原始社会的先民对自己部族的图腾十分崇拜，但是图腾却没有上升到至高无上的神的高度，并未产生出天神的概念。他们不觉得图腾中的形象具有主宰万物的能力。在原始社会中，图腾的崇拜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原始社会的先民在图腾崇拜中企盼得到庇护，这种庇护并非只是局限于单个部族，而是全氏族。这种崇拜到了商朝就发生了变化。
商朝的图腾玄鸟被赋予了神的特质，身为神灵化身的玄鸟将卵产下，简狄氏吞食后生下了商族的始祖。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商代的图腾崇拜与之后的人祭、人殉一样，将商王朝的王室成员、贵族、奴隶主与神明联系在了一起，这样的思想正好被用来完成王朝的统治——契。
商代的青铜器生产，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大规模，冶炼技术也已经达到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水平。
青铜是一种合成金属，是将铜、锡、铅按一定比例调配合成的。红铜由于质地太软，不适宜制造生产工具，因此需要在其中加上锡、铅，这样就成为质地坚硬的青铜，用青铜制造出来的各种生产工具、兵器和礼器，坚硬耐用，而且器型也相当美观。
商代已经掌握了青铜的性能和特点，制作不同用途的器物会用到不同的合金比例。殷墟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其合金比例为：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这是一个科学合理的比例，基本符合《考工记》所说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的记载。从这点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商代青铜器的合金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后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是中国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
后母戊鼎造型厚重典雅，具有宏大的气势，纹饰美观而庄重，很显然，如此巨大的鼎，其制造目的绝对不是因为其实际意义。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在什么观念的支配下，来制作这一器物的呢？它又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
据学者称，之所以称此鼎为“后母戊鼎”，是因为其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个铭文，那么这三个铭文为何意呢？
“后”在这里表示墓主人的身份，也就是说她生前乃商王之“后”，并且最新的学术研究认为，“母戊”并不是商王文丁之母，而应指商王祖庚或祖甲之母。
后母戊鼎
商代陶瓷
商代的制陶业非常发达，生产的产品种类多样。由于青铜制造在商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对制陶业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在制造青铜时，需要用到的型腔，就是用黏土与沙混合制作的，在青铜的制造过程中，需要型腔有足够的透气性和强度。这种要求就促使人们在制范的原料和烧制的温度上不断改进。如此，经过一次次实验，高温窑产生了。再加之上釉技术的发明，以及还原焰的运用，最为原始的青瓷就这样出现了。
瓷器是较之陶器更加精细的器具，商朝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制造瓷器的朝代，尤其到了商朝晚期，技术进一步发展，生产规模更加巨大。可以说商朝为我国今后陶瓷制造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类的活动一直处在不断地交流之中，到了商朝，这种交流变得更加明显。因此，处在中原地区的商朝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都与周边的方国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四方诸国在宗教祭祀中，使用到的礼器和商朝使用的形制基本相同，是效仿商朝王室的礼仪制度而制定的。这些青铜礼器在制造上，所使用的铸造技术也受到了商朝的影响。这些礼器造型端庄，有着瑰丽的花纹，分铸法的运用使得制作更加精良。分铸法是商王朝的工匠在一次次实践中取得的技术成果，而它被广泛运用到了其他地区的青铜制造上，这说明了当时商王朝的工匠们很有可能直接参与到了方国的生产中。
我国在殷商时便已采用了十进位计数法。十进位记数法包含十进位和位值制两条原则。十进位是指每数满10就进一个单位，如10个1则为10，而10个10则为100，以此类推。位值制是指一个数中的数码表示什么数是由它所在的位置而确定的。例如，13中的3在个位数上则表示3，而31中的3在十位数上，则表示的是30。这两种方法合在一起就叫作十进位记数法。这一记数法在当时是最为先进的。
商王朝的职官分为内服官和外服官。内服官在中朝任职，外服官则任职于王畿以外。
内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相”是协助商王决策的最高的政务官，又称“阿”“保”“尹”。王朝中的高级官吏统称卿士。三公，并不是常设的职位，而是因人而设立的，显示受封者地位尊贵的一种职位称呼。另外，有掌管占卜、祭祀、记载的史，掌管占卜的卜，掌管祈祷鬼神的祝，掌管记载和保管典籍的作册，武官都统一归于师长管理，太师、少师则是负责管理各类乐工的。专为王室服务的官员被称作内廷事务官，主要是总管的宰和亲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项具体事务，有百工之长的司工，掌管粮食收藏的叫啬，掌管畜牧的叫牧正，掌管狩猎的叫兽正，掌管酒的叫酒正，掌王车的叫车正，为商王御车的叫服，侍卫武官叫亚，卫士则叫亚旅，掌管教育贵族子弟的是国老，掌外地籍田的被称为畋老。
外服官主要有方国首领的侯、伯，有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卫边境的卫。
商朝作为我国的第二个奴隶制国家，是在夏朝灭亡之后建立起来的。在法律方面，它一方面承袭了夏朝的法律，而另一方面也针对本朝的具体国情进行了修改，并且制定出了更多新的法律。
《左传》中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其中所提到的“乱政”主要指的是当时逐渐激起的阶级矛盾使得奴隶与平民发动的一些反抗斗争。“汤刑”并非全为商王成汤一人所作，它实际上是商朝所有法律的总称。《汤刑》的内容中，除对夏朝《禹刑》中五刑的沿用外，还大量加入族刑。所谓族刑，就是指一个人犯罪，其父母、子女、兄弟都要受到相应的刑罚。
死刑和肉刑为商朝刑罚中的主刑，都以严酷著称。死刑中最为后人熟悉的当属炮烙，另外还有醢、劓殄、脯、剖心等。肉刑有墨、劓、宫刑等。其中，劓殄属于族刑，是商朝最高的刑罚。
司法制度的雏形已经在商朝出现。
在商朝，国王是最高的司法官，拥有最高的审判权，在中央设司寇一职，旨在协助商王审理案件。在地方，设立了正和史等掌管司法的官吏，各地诸侯国的司法权掌握在诸侯手里。在地方，如果是狱讼，可以自行处理，如果案情重大，则上报中央的司寇进行复审。
商朝的司法制度已经设立，虽然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还十分简陋，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至少说明了，司法制度已经渐渐融入国家机器的运行之中，成了国家职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商朝的司法制度中，一个案件的审理需要“三审”，即正史司法官为一审，司寇为二审，商王与三公为终审。商朝的司法审判已经渐渐开始注重事实，如果公众对案件的审理结果提出质疑，罪犯可获宽大处理。不过，商是一个崇尚神权的王朝，因此，各种神职人员，如巫、史、祝、卜等官员参与到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就不足为奇了。“神明裁判”是当时流行的断案方法。当在诉讼双方中产生不能判断的情况时，就会遭到各种所谓来自神的考验。水与火的考验方法较为常用。
商朝是一个盛行人殉与人祭的王朝，贵族下葬大都需要活人陪葬。
殷商时代人殉人祭制度下的牺牲者，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用作人殉的，相当一部分是死者的妻妾或是死者家中的奴仆以及武士；人祭则大多是以战俘为主体的奴隶。例如，当时羌方是武丁等时期的主要征伐对象，而奴隶的重要来源就是被当作战俘的羌人。他们经常与牛羊一起，在宗教祭祀典礼中被作为祭品使用，而且在很多时候，羌人的数量甚至超过了牛与羊。
考古发现的殷商人殉人祭实例有很多，仅仅在殷墟发现的就达6000人以上。商代早中期，人殉一般情况下都是与狗埋在一起的；盘庚迁殷后，就渐渐变为单埋的形式。殉人分全躯葬和身首异地而葬两种。全躯葬的殉人放于墓主周围，有的还备有薄棺和少数随葬品。这种殉人，多半是墓主生前宠幸的臣、妾。身首异地而葬的殉人放于墓坑填土中或墓道中。有的头骨与躯骨分开放置于墓道中；有的是在墓坑中放头骨，墓道中放躯骨。后一种人殉，带有明显的杀祭性质。
我国从夏代开始便有了学校，当时的学校主要是军事教育，受教的也多是贵族子弟。商代已有了成熟系统的文字以及成文的典册，所以就出现了比较正规的教育。习礼、习武是商代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习礼的内容主要是学习祭祀和乐歌，习武的内容主要是习射，也学习其他综合性的礼仪行为。商代在天文、历法方面已有很大进步。这些都离不开数学，所以算学也已成为当时学校教学的内容。
商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部落，从文献上看，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炎黄时期。关于商族始祖契的降生还有一段“玄鸟生商”的传说。相传，有娀氏女简狄与一帮姐妹在玄丘洗澡，突然玄鸟飞过产下一卵。简狄将鸟卵误食，之后怀孕生下了契。契长大后，因为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帝升任为司徒，掌管教化，封于商地，赐姓子氏。
关于商族兴起的地域，现今学术界说法不一。比较认同的一点是，商族兴起于我国的辽西、冀东北一带。随着部落逐渐壮大，商族人沿太行山依次向南迁徙。
上甲微，姓子，名微，字上甲。他是王亥的儿子，王恒的侄子。先商时期商族的第九任领袖。
传说王亥与王恒赶着牛群，驮着货物，跨过黄河到有易氏的国土进行贸易。有易氏的首领绵臣得知他们来了非常高兴，设宴招待了兄弟二人。不料王亥在宴饮时行为有些不检点，惹怒了绵臣。于是绵臣将王亥杀害，并将货物扣留，还把王恒驱逐出国境。被驱逐的王恒一直没有回到商族领地，于是人民认为他已经失踪，便立上甲微为王。上甲微为了替父报仇，决定出兵攻打有易氏，杀死绵臣。
上甲微在河伯族的协助下发兵征讨有易氏，双方激战于易水河边。最终，绵臣在混战中被杀死。有易氏的领土从此就并入了商族的版图。
伊尹
伊尹出生于奴隶之家，父亲是一个屠户，同时也是一个精通料理的厨子。伊尹从父亲那里学到了技艺，成了一名优秀的厨师。他不仅学习厨艺，还学习了治国之道，对军事、政治等也相当精通。在作为商汤的大臣之前，伊尹一直服务于有辛氏家中，那时的他既是技艺娴熟的厨师，还是贵族家里孩子的“师仆”。师仆大概就是老师或是书童的意思。
他的才华慢慢被商汤发现，于是商汤多次以厚礼相待，前往有辛国聘请他做自己的大臣。但是有辛国国王并不愿意商汤聘用伊尹。于是商汤只能迎娶有辛国国王的女儿为妃。就这样，伊尹作为陪嫁之臣来到商汤身边，开始了辅佐商汤治国的政治生涯。
商汤死后，伊尹又继续辅佐了卜丙、仲壬两位帝王。仲壬死后，汤的孙子太甲继位，太甲为帝时，因不遵汤规，横行无道，伊尹见此状况，将他流放于桐宫，目的在于令其悔过和重新学习汤的法令。太甲最终洗心革面，于是3年后，伊尹将太甲迎回国都复位。伊尹最后死于沃丁。生前他为商朝理政安民50余载，治国有方，权倾一时，后世称其为贤相。
太戊是商王朝的第九位帝王，由于继位时尚且年幼，因此终日只知道游玩而疏于朝政。在他在位的第七年，王宫的庭院里长出来一棵桑树，这其实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令太戊觉得奇怪的是，在桑树的下方又长出了一棵楮树。这棵楮树以飞快的速度生长，7天就长得奇高无比了。虽然这种植物的偶然生长现象很正常，但是由于当时科学落后，因此年轻的太戊认为一定是有妖怪作怪，被吓得不轻。当时有一位大臣认为大概是大王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缺失德政的地方，所以妖怪才会出现。如果善政修道，以德治民，祸害肯定就会被驱除了。太戊听后信以为真，从此以后勤奋治国，主张德政。
由于自然规律，不久那棵意外长出的楮树枯萎死去，太戊一看，更是对那位大臣之前的话深信不疑。从那以后，太戊一直将以德治国贯彻在他的政治方针中，使得商朝太平繁盛。据说，太戊在位共75年，后病死，葬在了一个叫作内黄的地方。
商纣非常残暴，在位期间不仅杀害了许多忠贞进谏的大臣和无辜百姓，而且还用残酷的刑罚来惩罚他们，其中最为残酷的是纣王自己发明的“炮烙之刑”。“炮烙之刑”是指在铜柱上涂上油，放在火上烤红，然后让犯人赤脚在上面走。犯人因为被超高温的铜柱烫伤而掉到火中被活活烧死。纣王常常以这种方式处决犯人并以此为乐。
商纣不仅残暴，而且沉迷酒色，他在宫中建造了一座大池子，里边装满美酒，以酒为池，又在酒池边上悬挂了许多鸟兽的肉脯，像树林一样，商纣和大臣、后妃、宫女等日夜饮酒作乐，还让男女赤身裸体在肉林中追逐嬉戏。商纣的残暴与贪图酒色，加速了商朝的灭亡。
比干，商朝沫邑人士，被后世称为“亘古第一忠臣”。比干原本是商王太丁的儿子，从小就聪慧过人，学习极其刻苦。比干年轻有为，20岁时就高居太师之位，做着辅佐商王帝乙的工作。之后帝乙去世，比干于是接受了托孤重任，一直辅佐帝辛治理朝政。帝辛，就是纣王。在比干从政的40余年里，他主张减轻徭役与赋税，鼓励发展农业生产，提倡大兴冶炼制造业，富国强兵。但是，纣王在位后期，渐渐变得荒淫无度，横征暴敛。比干见到如此情况，痛心疾首，感叹道，“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比干找到纣王谏言，但是遭到纣王拒绝。他就在摘星楼强谏三日不曾离开。这让纣王十分恼怒，问其何以自恃，比干回答，“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王更加愤怒地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然后就将比干杀死，挖出其心观看。
比干庙
微子，生活于商末周初的朝歌。微子是商王帝乙的儿子，也就是之后商纣王的庶兄。纣王在位残暴无道，微子多次亲谏劝其改正，但是纣王根本不听。之后他又找太师箕子、少师比干商量。箕子告诉他，都是为了治国，如果可以治理好国家，死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死了都治理不好的国家，那还不如直接离去的好。于是，微子就退回了自己的封国微。武王伐纣后，商朝覆灭。微子带上祭器造访于武王军前，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矛，膝行而前，向武王说明自己远离纣王的情况。武王听后十分感动，宣布恢复他原有的爵位，并且将他分封在宋国，成了宋国国君。
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