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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
春秋末年，列国兼并，剩下的大国主要有西方的秦，中原以北的晋，东方的齐、燕，南方的楚、吴、越。公元前481年，陈成子陈恒（亦称田恒）杀死齐简公，专擅齐政，形成了“田氏代齐”的局面。吴国于公元前473年被越所灭，公元前403年，晋国分裂为韩、赵、魏三国，公元前306年，越国被楚灭掉。至此，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格局最终形成。
李悝是战国时魏国人，著名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在魏国魏文侯时期，李悝在政治上提出了“选贤任能，赏罚严明，废止世袭贵族特权”的主张；在经济上他主张实行“平籴法”，使魏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著名的“李悝变法”。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他汇集各国刑典，编著了《法经》，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李悝变法有效地打击了旧制度，使魏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大，成为战国初期一个强盛的国家。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亦是各国变法之始，自此以后，各国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接踵而至。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战国初期，楚国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而此时北方的晋国正在兴起，对楚国步步紧逼，在楚国内忧外困之时，中原政治家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能，遂于公元前382年，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吴起为楚悼王分析楚国的弊端，得出结论：楚国贫弱的原因是大臣的权势太大，威胁着国君的权力；受封食禄的贵族太多，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税收。要扭转这种局面，只有“明法审令”，尽快变法革新。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废除疏远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封君传到第三代就收回爵禄；二是精简机构，裁减冗官，整顿吏治；三是将节省的钱粮用于训练将士，提高军队的素质。通过变法，楚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增强，一时声名大振。但变法严重打击了世袭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遭到大贵族的激烈反对，最终变法失败。
商鞅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一是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二是鼓励发展农业，奖励生产、奖励军功，取消世卿世禄制，这一做法既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又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秦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三是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制，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同时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巩固了中央集权；四是编订户口，实行连坐法，即“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相互监督，一家犯法，邻里如不告发，则十家连坐”。商鞅变法是一场全面彻底的封建化变法运动，既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过渡，也使秦国的国力得到了振兴。
商鞅变法
“浊泽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69年。当时，魏国魏武侯去世，他的儿子魏？和魏缓争做太子。缓势力较弱，遂逃亡至赵国都城邯郸求助。魏国大夫公子颀逃亡至韩国都城郑，并且劝韩懿侯发兵伐魏。赵、韩趁魏内乱，也欲削弱魏的势力，故决定联合，并各自亲率大军攻打魏军。联军在黄河以北集结会合，随后大举攻魏城邑葵，并一举拿下，联军士气大振，西进一鼓作气又连克数城。魏？被围困在都城安邑，束手无策只能静观其变，寻找破敌的机会。就在此时，联军内部发生内乱，以赵成侯为首的“撤魏势力”主张废除魏？，拥立魏缓为主，并要求其割地给联军。而以韩懿侯为首的“分魏势力”则认为，撤换魏君不如直接让魏国分裂成像宋、卫那样的小国，这样韩、赵两国都不会再受到魏的威胁。双方固执己见，对此没有达成一致。于是，韩国军队擅自离开前线，赵军势力单薄也无法再战，就退出战斗了。这样，联军在“浊泽之战”中便不战而败。安邑之围已解，魏？自立为魏惠王。
申不害同样是战国中期法家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各国的变法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一国若不变法就有落后和被别国吞并的危险。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申不害上台后，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申不害首先拿强势贵族开刀。他果断收回其特权，摧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样既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也使韩国实力大增。第二步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有效地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第三步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申不害相韩15年，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以加强，国内政局得到了稳定。
“围魏救赵”讲的是战国时期齐国与魏国的桂陵之战。公元前354年，赵国攻打魏国的从属国卫国，魏惠王大怒，命庞涓统兵8万，进攻赵国都城邯郸。双方开战，但赵国军队明显不敌魏军。坚持到第二年，赵王不得不向齐国求救，并许诺将中山之地送与齐国。遂齐威王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8万大军援助赵国。齐军出发，攻击方向选在哪里是首要问题。田忌准备直取邯郸，但军师孙膑认为，要避实就虚，击中要害，遂建议齐军直击魏国首都大梁，围困赵国的魏军必定会回师相救，因此也能解除赵国的困境。田忌依计而行。果然，魏王见齐军长驱直入大梁甚为惊恐，急命庞涓班师回朝，魏军离开赵国邯郸，但归路中又陷伏击与齐军战于桂陵，魏部卒长途疲惫，溃不成军，庞涓勉强收拾残部，退回大梁，齐师大胜，赵国之围也迎刃而解。这场战役就是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围魏救赵之计也来源于此。
公元前334年，魏国在齐、秦等国的接连进攻下遭到失败，国力也逐渐衰弱。为形势所迫，魏国采取与齐国会盟修好的策略，派人通过齐相田婴表示，魏愿称臣并朝见齐君。田婴答应了魏的请求。魏惠王于是带领韩国和其他小国国君，到齐的徐州（今山东滕州东南）朝见齐君，尊其为王，齐威王因此志得意满，与魏停战修好，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这就是历史上的“齐魏相王”。
五国攻秦之役是合纵、连横策略互相博弈的结果。合纵连横战略的提出者是魏人公孙衍，他主张东方六国联合，以抵抗秦国的蚕食和吞并。与之相对的连横策略，则是由秦相张仪发起的，他主张拆散东方诸国联盟，游说各国归秦，声称这样才能免受秦国的威逼征伐，以求安宁。由于魏国地处各国之间、交通便利，是各国攻伐征战的必经之地，因此，魏国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合纵连横的轴心。
当秦国逐渐发展强大后，对东方六国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在公孙衍等人的奔走组织下，由魏国发起，齐、楚、韩、赵、魏五国联合起来，以伐秦自保。但是由于楚怀王在攻秦战役中并不卖力，合纵攻秦的五国又各怀私心，所以，真正与秦作战的只有韩、赵、魏三国，所以当“三国”联军打到函谷关时，秦军突然出击，三国联军战秦不胜，立即后撤。所以五国伐秦，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巴、蜀是两个古老的王国，不但拥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文明程度很高，国力也很强大。巴、蜀所在的四川、重庆地区多山，入蜀通道，易守难攻。楚国、秦国与巴、蜀发生过多次战争，都没有攻入巴、蜀腹地，反而多次为巴、蜀所败。
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爆发战争，巴国的强援苴国也前来助阵，但是“巴苴联军”不敌蜀国，遂决定向秦国求援。正值此时，蜀国也派使者提出与秦结为盟国，目的是避免秦国出兵参与此战。秦惠王对双方的要求都答应了。接下来，他派张仪、司马错、张若、都尉墨率领秦国的精兵火速入川，向蜀国的都城成都发起进攻，秦王的言而无信令蜀王十分气愤。他亲自领军与秦军交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蜀王亦被秦军杀死，蜀都成都被占领，蜀国亡。紧接着，张仪又趁苴国与巴国人困马乏之际，掉头攻打两国，并一举灭亡了巴国和苴国。这样，秦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巴蜀之地。
燕国位于周的东北。当时周室分封燕国，是为了将燕国作为周的藩篱，以镇压、安抚与周接壤的外族夷狄。战国时期，与燕接壤的各少数民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而燕却因为战国各路诸侯间的战争而势力削弱。故燕国在与外族交界之处，建起了长城，以抵御外来侵扰。
燕正式开始强大是在公元前335年，燕昭王继位以后，他花重金筑起黄金台广招贤士，自此大量人才涌入燕国，也为燕国带来了不计其数的“财富”，燕国逐渐走向强盛。当燕国强盛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了攻打东胡的战争。东胡是北方的强族，长期侵扰燕国，公元前300年，深受胡人信任、了解东胡内情的秦开回到燕国，率兵北袭，一举溃败东胡。此外，燕国也向东北积极发展，将势力深入辽河流域乃至朝鲜半岛北部，在那里建立边郡、移民戍边。虽然燕国没有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但却完成了对少数民族聚集区——东北地区的统一，使这里成了华夏农业文明的覆盖区，既促进了我国东北的经济开发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也为秦汉以后的民族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胡服骑射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分晋后，赵国的境遇显得很尴尬，因为无论从疆土、人口还是从实力来看，赵国都不是最强大的。此外，赵国东有强齐，南有悍魏，西有虎狼秦，附近还有小国中山国。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赵武灵王只能通过“胡服骑射”来力挽狂澜。
当时的赵国人都穿大衫，走起路来不方便，军队也是这样，穿着长裤长衫，且披着厚重的铠甲，打起仗来很不灵便。当时赵国的射手都是步兵，射箭时需要其他兵种掩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军队战斗力的发挥。赵武灵王吸取胡人的优点，命赵军穿上短裤短褂，用轻装铠甲代替了重甲，此举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之后，他又命射手学会骑在马上射箭，这样就免去了其他兵种的掩护，打完即退，既提高了军队战斗力，还降低了军队的伤亡率。从那以后原本弱小的赵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胜，一跃成为中原强国。
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不顾群臣反对，废原太子章而将宠姬之子何（即惠文王）立为太子，自号“主父”。赵武灵王腾出王位后，即率领将士专心对付西北的胡人，并且想从云中、九原出发，向南攻击秦国。但国内还是由于“传国”问题引发了内乱，原太子章继位未果，心生妒意，遂趁赵武灵王游玩于沙丘之际（河北巨鹿），将其杀死，这就是著名的“沙丘之乱”。
公元前260年，秦国拉开了与赵国长平之战的序幕。廉颇与秦军坚壁对垒，秦将白起使用反间计，使赵孝成王撤换了战争经验丰富的赵国名将廉颇，起用了善于“纸上谈兵”但并无多少实战经验的赵括。赵括一到长平，就改变了廉颇原定的战略，反守为攻。白起佯装败退，诱赵军深入，而后断赵军退路，将赵军分割包围。赵军被围40天，粮绝无援，奋力突围，最终也没有成功，赵括本人也中箭身亡。赵军45万人被俘，被秦军全部坑杀在长平一带，成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最为残酷的杀害战俘的一次战役。此次战争，秦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以后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长平之战
窃符救赵的主人公，是尽人皆知的战国四公子之一——魏国信陵君。公元前257年，秦国攻打赵国，并对赵的都城邯郸形成围攻之势，赵国危在旦夕，派信使来魏国求援，信陵君主张救赵，但魏安釐王惧怕秦国，不敢出兵营救赵国。情急之下，信陵君以国家利益为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借魏王姬妾如姬之手窃得兵符，夺取了兵权，不仅成功击败秦军、救援了赵国，也巩固了自己在魏国的地位。
长平之战后，赵国就好像小媳妇一样，不仅强大的国家欺负它，就连弹丸之地的小国也对赵国垂涎欲滴。公元前251年，燕国打起了赵国的主意。燕国丞相栗腹假装给赵王祝寿，实际上是想出使赵国以打探虚实。回国后，栗腹告诉燕王，赵国国内皆是孤儿寡母，毫无战斗力，不如趁机攻打赵国。燕国名将乐毅之子乐间坚决反对，他认为赵国连年同秦作战，百姓早已熟悉军事，要是燕国兴兵攻赵，定会失败。但燕王不听劝阻，他派栗腹为大将，率领大军，兵分两路分别攻打赵的鄗、代两地。赵孝成王得知后，马上令深通兵法的廉颇统兵前往前线阻击。廉颇分析，燕军虽人数众多，但是个个骄傲轻敌，且长途跋涉必定舟车劳顿。所以，廉颇决定提振士气，吓住对方。当燕赵两军交锋时，赵军个个士气高昂、同仇敌忾，誓要与国家共存亡。燕军见状，则军心大乱，溃逃不已。后来，廉颇率赵军乘胜追击500多里，直取燕国首都蓟。燕王大惊，急忙割让五城与赵求和。赵军接受条件，撤军回国。
在秦军的连续攻击下，魏国不断丧失土地。魏景湣王意识到，再这样下去，魏国迟早会成为秦国的囊中之物，遂决定兴师讨秦，因势力有限，所以魏王派遣使者来到赵国进行劝说，联军破秦。赵军又联合到了除秦、齐之外的四国作为盟友，在合纵政策的推使下，五国准备与秦一决雌雄。
公元前241年，五国联军推举赵国将军庞煖为大帅，开始对秦用兵。庞煖总结前几次征秦失败的经验，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攻秦之师屡向西进攻，均在函谷关受阻，不如绕道蒲阪，南渡黄河，迂回至函谷关后，这样就可出其不意，打秦军个片甲不留。联军依计行事。一切都进展顺利，当联军行进到蕞时，与秦军相遇，秦军的主帅是丞相吕不韦，吕不韦认为楚军乃疲惫之师，战斗力一定大大下降，而且楚国在联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若能击败楚国，则联军必将溃败。所以，秦军趁联军还没有反应过来，夜袭了楚军大营，楚军毫无防范，随即溃败下来，士兵们纷纷各自逃命。四国军队看到楚军溃败，军心动摇，一个接着一个退军。主帅庞煖无奈，只好引兵回撤，蕞之战也以秦军大胜而结束。
荆轲刺秦王
公元前228年，秦国向北进犯，俘虏了赵王，作为赵国的邻居，燕国危在旦夕。燕国的太子丹派荆轲去行刺杀秦王嬴政，以摆脱亡国的宿命。荆轲在出发前，做了三项周密准备：由勇士秦武阳陪同行刺；带上秦王一直想杀死的仇人樊於期的人头；手拿燕国督亢地区地图。这后两项准备，当然是为了取信于秦王所做的安排，那卷地图更有特别功用，里面藏着刺杀秦始皇的锋利匕首，刀锋上还淬过了烈性毒药。秦王接见荆轲时，见了樊於期的人头，又听说燕国欲献大片土地，兴奋地打开了地图，地图全部展开时匕首出现了。荆轲一个箭步跑过去，拿起匕首、拉住秦王便刺，但秦王挣脱逃跑，众大臣侍卫随后用乱刀刺死了荆轲。
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推广和科技的进步，手工业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突出表现为：生产水平的提高、大规模工业作坊的出现和分工更加精细。许多新兴产业如冶铁、煮盐、木器制造、皮革、纺织、漆器制造等在战国时期涌现。这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现。瓷器的发展亦在战国时期达到了鼎盛，烧制和使用数量也达到了相当规模。虽处于战乱不断的时代，但是这一时期的手工业也展现出了强力发展的势头。
奴隶制瓦解，新的生产关系得到确定，农业和手工业都获得了极大的进步。紧随其后的就是商业，虽然，当时商业经营者获取的利润有限，却鼓励了很多人为此奔走各国，从事商业活动。此外，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亦使农民出现了大量剩余，他们用自己手上剩余的东西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这就需要商人从中进行协调。当这种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商人就会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商人对商业的垄断。范蠡、端木赐和吕不韦都是这一时期的垄断大鳄。
各国商业蓬勃兴起之后，必然带动国家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推动了交通的发展，这最先表现在交通工具的进步上。
战国中期，造船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记载，在江水中航行的船，能乘坐50人以及装运足够吃3个月的粮食，且一日可行300余里。除了水运方面，陆路运输也有了较大的突破。墨翟制造的车辖，可乘50石的重量；范雎在秦朝任相时，在崎岖的蜀地修筑了栈道，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此外，架桥技术在战国时也有所进步，秦将司马错在越河征战时，在黄河上架起了第一座浮桥，既方便了征伐，也极大地改善了交通状况，为后人通商及文化交融提供了便利。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水利家。魏文侯时，被任命为邺地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初到邺城时，邺城百废待兴，人烟稀少且巫风盛行。他先在思想上整治了邺城，趁河伯娶妻的机会，惩治了地方恶霸势力，颁布律令，禁止了巫风。后又亲自率人勘测水源，发动百姓开挖了12条渠，引漳水灌溉了农田，使大量农田变为旱涝保收的上等良田。邺城的农业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西门豹还颁布法令，实行“寓兵于农、藏粮于民”的政策，很快就使邺城民富兵强，成为战国时期魏国的军事经济重镇。
鲁班
鲁班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出身于工匠世家，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的劳动，并逐渐掌握了大量的生产劳动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他以后发明创造先进的土木工匠器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所处时期社会生产力有较大发展，工匠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因此鲁班的才能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施展。他在机械、土木、手工工艺等方面都有所发明。鲁班从生产实践中得到启发，经过反复研究、试验，制造出许多工具，今人常用的锯、钻、刨子、铲子、曲尺以及画线用的墨斗等皆为鲁班所造。
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在通过对蜀郡地形和水情进行了实地勘察之后，率领当地百姓在成都平原顶点的岷江上游干流出山口处修筑了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分为水堤、溢洪道和宝瓶口三项工程，它们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共同发挥着引水、分洪、排石输沙的重要作用。
工程修成之后，为了观测和控制内江水量，李冰又雕刻了3个石像，放在水中以确定水位。都江堰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法经》是李悝变法的产物，旨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保护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分为《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6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成文法典。它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同时这一形式也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曾侯乙编钟
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为“稀世珍宝”的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时期的乐器。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被成功发掘。出土后的编钟是由65件青铜编钟组成，其音域跨越5个八度，只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全，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编钟加上横梁、立柱等构件，用铜量达5吨之多，在世界乐器史上绝无仅有。此外，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在祖国辉煌的文化历史上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先，从二人对“仁”的看法来分析，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的境况提出了“仁”的思想，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化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又提出“仁政”的概念。其次，孔子赞同发展经济，不赞成滥施刑罚。孟子虽也赞成发展经济，但他在政治上更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裁的人，这样就多了点杀伐之气。最后，孔子强调仁礼，是个人修身的必需，孟子强调的“仁”则是王道、爱民，是一种实现称霸野心道路的治国方式。
孔子
庄子是道家的杰出代表人物，其思想主要包含3个方面。一是伦理上，庄子用了很大的篇幅阐释人和天的关系，他在这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宿命论，但是抛弃了人事的作用，继而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书中也阐述了“天人合一”思想，即将天、地、人结合起来。并将人放在中间，这强调了“人”的地位之重要性。二是无神论思想。周代、春秋时期神鬼观念深入人心。庄子却力排众议，发起对传统观念的冲击。三是哲学上，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但是物质就是混浊状态的“气”，而这种“气”没有固定的形态，称作“无”。这种物质性的道，就是世界根源。道，实际上是指主观意识之外的，不受任何力量支配的宇宙精神。同时，庄子提出的辩证法思想极为深刻，这也是其哲学思想的精华之一。如事物是变化的、矛盾是对立统一的等。
韩非，战国末期韩国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其为“韩非子”。韩非子师承荀子，却提出许多超越儒家的新观点，写下不少伟大著作，其中《韩非子》通过许多寓言故事，系统地阐明了法、术、势的法治理论。在政治上，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法家前人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理论，主张改革变法。对于广大民众，韩非子吸收其师者荀子的“性本恶”理论，主张要以法来约束民众，他认为施刑于民才是爱民的表现。
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有这样一家，它号称“兼儒墨、合名法”，这一家便是杂家。战国末期，经过较为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度在各个国家纷纷确定，这就要求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思想上出现了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将各家思想融合为一家的杂家。这也在客观上反映了战国的思想文化有融合的趋势。
战国时期商鞅门客尸佼所作《尸子》、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所辑《吕氏春秋》都是杂家学说的代表。
《六经》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包括《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其中《乐经》已失传。这六部古籍除《春秋》一书为孔子所作外，其他五部并非都出自孔子之手，而是在孔子之前便已存在的了。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对这几部古书做了整理。所以这六部古书深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作品，也是先秦时期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编写，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约12万字。作为当时纵横家的游说之辞的汇编，《战国策》文笔恣肆、语言流畅、论事透辟，堪称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它还注重事件的故事性和趣味性，经常运用寓言故事和奇妙的比喻，以较为抽象的手法来阐述道理，这使得它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战国时期，建筑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列国都城的修建形式上，如齐国临淄、燕国下都、赵国邯郸、秦国咸阳城、楚郢都、郑韩城等。这时期的建筑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各个诸侯国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大肆营建都城，不仅精心而且有决心一次次完成都城的扩建，甚至是重建。当然在这些大城市里，人口也达到了空前盛况。如齐国都城临淄，可谓是摩肩接踵，在其间行走必定会挥汗如雨。而这些城市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从建筑成就上来说，多功能砖瓦的发明为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方便。斗栱、台榭等创造性的使用，奠定了中国古典建筑特有的美感形式。这些新事物、新观念的引入，给战国时期的建筑史增添了几分前所未有的“新”意。
《尚书》是一部编写于战国时期的重要文献著作，主要记载了先秦时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分为典、谟、训、诰、誓和命等。因为内容涉及虞、夏、商、周各代，所以又被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被称为《书》，汉时改称为《尚书》，“尚”是上古的意思，“书”是指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所以说“尚书”就是指“上古”的史书。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性质逐渐由奴隶社会向封建地主制过渡，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来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以维护本阶层的利益。于是这些观点不一的学者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由此也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主要包括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等。他们之间的激烈论战，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儒家学派是由孔子创立，并经其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不断发扬光大而形成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主要思想是“仁义”。儒家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视血亲人伦，重现实践理性，“经世致用”，并注重道德修养。它标榜“信而好古”，主张恢复“周公之礼”，以《诗经》《春秋》《论语》等为典籍，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等。
老子名李聃，楚国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曾当过周王室的图书管理员。当时的社会礼崩乐坏，传说老子骑青牛到函谷关外隐居时，因无通关文牒而被守门小吏以著书相逼写下《道德经》。老子的主要思想是“无为而无不为”，通过什么也不要来达到什么都能有的目的，是一种高深的智慧。
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人，著有《庄子》一书，又称为《南华经》。他的学说涵盖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基本精神则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并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所以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将他们的哲学称为“老庄哲学”。
墨子名翟，鲁国人，曾任过宋国大夫，后创立了墨家学派。墨家学派主要宣扬的思想共有10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尚贤、节用为基本点。墨子是当时社会底层劳动者的代言人，他虽然广收门徒，却仍然亲自劳作耕种。墨家学派在当时是与儒家学派并列的大学派，其主要代表典籍有《墨子》一书，共53篇，大部分内容是墨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述墨子言行的集录。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他到吴国谋求政治发展，后被伍子胥推荐给吴王阖闾。他在拜见阖闾时进献了13篇关于兵法计谋的文章，合称为《孙子兵法》，又被称为《孙子兵书》《孙武兵书》《孙武兵法》。《孙子兵法》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世界各国也备受重视，已经被译为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誉为“兵学圣典”。
法家是先秦哲学流派中最后出现的一派，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管仲、商鞅、李悝、申不害、吴起、韩非子和李斯等。法家思想家认为，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现代必然胜过前代，人们以现实的态度地对待当今世界，这是与儒家、道家和墨家的复古主义思想截然相反的一种思想观点。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极力主张君主集权。他们认为，只有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能力获得相应的待遇才是公平的。他们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主张进行社会改革，并且在能行使权力时将改革进行到底。其中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将前期法家思想融合到一起，在其著作《韩非子》中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它的基本思想是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以及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阳则代表积极、进取、刚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阴阳学说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学派。它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对立、互根、消长、转化”八个字。战国时期，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并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并最终形成一种新的学派。阴阳学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公梼生、公孙发、南公等人，其中最有名的是邹衍。
农家学派所推行的主张是耕战政策，提倡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的技术经验进行了总结，其思想体现了朴素辩证法思想。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许行。农家的主要著作有《神农》20篇，《野老》17篇，《宰氏》17篇，《董安国》17篇，《尹都尉》17篇，《赵氏》17篇等，但是没有一部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农家学派的思想和活动只能散见于诸子的著述中。
“楚辞”又被称为“楚词”，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屈原的作品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和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屈原的主要代表作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此外屈原的弟子宋玉也写有《九辩》等作品。汉代时，刘向把屈原和宋玉等人以及汉代人模仿屈原而写的“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楚辞》是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各自在本国进行天文观测，并各自著书。甘德著有《天文星占》，石申著有《天文》，均为8卷。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并为《甘石星经》。甘德和石申系统地观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并初步掌握了这些行星的运行规律，记录下了800个恒星的名字，还测定了121颗恒星的方位，但《甘石星经》在宋代便已失传了，现在只有唐代的《开元占经》中还保存有其中的一些片断，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的书目中保存了它的梗概。《甘石星经》在我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天象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在黄道赤道附近先后选择了二十八个星宿作为观测点。二十八个星宿是古代划分天区的标准。按照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二十八星宿分为东方苍龙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和南方朱雀七宿四组。人们通过“二十八星宿”出没在中天的时刻来定一年四季的二十四节气，来制订一年的各种生产、生活计划。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战国末期人编著的一本比较全面地阐述中医学的名著，它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有81篇。这部医学著作主要论述了人体的解剖、生理、脉络、病理、病因、症候、诊断、治疗以及防预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素问》以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生理及病理现象，而《灵枢》则主要阐明了针刺和针灸的疗法。《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
黄帝内经
司南是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发明的一种最早的指示南北方向的指南器。东周时期人们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具有吸铁的神奇特性，并且还发现这种石头中长条状的能够指示南北，他们称这种石头为磁石。古代的能工巧匠把磁石打磨凿雕成一个勺形，然后放在用青铜制成的光滑如镜的底盘上，再铸上方向性的刻纹。当磁勺在底盘上停止转动时，勺柄指的方向就是正南，而勺口所指的方向则是正北，这就是古人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指示方向的仪器，叫作司南。
商鞅变法成功后使秦国富国强兵。但由于变法中触及了很多旧贵族的利益，所以，商鞅遭到了很多人的排挤。其代表人物是公子虔。他抓住机会，以“谋反”为由，企图逮捕商鞅。商鞅闻讯，打算逃至魏国，但魏国却因公子昂曾中商鞅的计谋而丧命一事，对他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逃往自己的属地商。没想到当他投宿旅馆时，店小二却说：“商君有令，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否则店主要连坐。”商鞅无奈，只能继续赶路，不幸的是在路上被捕。随后，他被押送到咸阳，最终获“车裂之刑”而死。成语“作法自毙”就是来源于此。
孟母三迁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鲁国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卓越的成绩，相信和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关。而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便是孟子的母亲仉氏。仉氏对孟子的教育可谓严格有加、含辛茹苦，她数十年如一日毫不放松的教育，才成就了孟子，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在孟子很小的时候，他的家离墓地很近，孟子常和小伙伴玩办理丧事的游戏，母亲仉氏见此忧心忡忡，于是就将家搬到集市旁边，淘气的孟子又学商人叫卖东西，这使得母亲十分恼火，于是决定再次搬家。这次仉氏将家搬到学堂旁边。从那以后，孟子就跟着老师们学习礼节和知识，孟子的母亲很满意，就这样，他们在那里安家定居了下来。
公元前302年，秦国一位大夫私下与楚太子殴斗，楚太子横杀死了他逃回楚国。于是秦国以此为借口，于公元前301年，和齐国、韩国、魏国共同攻打楚国，杀死楚国大将唐昧，攻下了楚国重丘。第二年，秦国歼灭了楚国2万大军并杀死将军景缺。楚怀王十分惊恐，就派太子横为人质求得和解。公元前229年，秦国又攻打楚国，夺取了8座城池。秦昭王给楚王送去一封国书，欺骗楚王前来修好会盟。楚怀王应邀赴秦却遭到了扣押。秦以此要挟楚国割让土地。楚国大臣拒绝了秦国的要求，还拥立了新君。秦昭王的计划落空，他十分恼火，便发兵攻打楚国，最终大败楚军。次年，楚怀王想从秦国潜逃回国，被秦国发现了，便封锁了所有通往楚国的道路。楚怀王改从小路跑到赵国，想着以此绕回楚国。赵国惧怕秦国，不敢接纳楚怀王。楚怀王又想经由魏国回楚国，可惜这时秦军已经追上来了，于是楚怀王又被抓了回去。由于惊恐劳累，且身染重病，拖了一年，楚怀王最终死在了秦国。
乐毅，子姓，乐氏，名毅，字永霸。战国时期燕国将领，著名的军事家。乐毅非常有才华，擅长军事。他曾在赵国做官，但因后来赵国发生政治动乱，所以离赵赴燕。燕昭王以宾客的礼节接待他，乐毅向燕昭王表示愿意报效燕国，于是燕昭王就任命他做了亚卿。公元前284年，乐毅统率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兵大举进攻齐国，大败齐军。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惠王继承王位。齐国听说乐毅和惠王不和，便命令齐军将领田单使出反间计，燕惠王果然上当，乐毅被免职。此时，身在前线的乐毅感到返回燕国可能凶多吉少，便没有返回燕国，逃亡到了赵国。
战国时候，齐国的孟尝君喜欢招纳各种人做门客，据称其门下门客不下3000。有一次，孟尝君率领众宾客出使秦国。秦昭王把孟尝君和他的手下人软禁起来，想找个借口将他们杀掉。孟尝君求助于秦王最宠爱的妃子，妃子虽答应帮他，但是要孟尝君拿一件天下无双的白狐裘作为交换条件。孟尝君十分为难，因为刚到秦国时，孟尝君就把那件裘衣送给了秦王。就在此时，孟尝君的一位门客说：“我能把那件白狐裘找来。”原来这位门客最擅长钻狗洞偷东西，他钻进了秦王的贮藏室，轻而易举地就把白狐裘偷了出来。妃子见到白狐裘非常开心，于是向秦王求情。秦昭王答应了妃子，说过几天为孟尝君亲自践行。但是孟尝君害怕迟则有变，遂立即率领手下人连夜偷偷骑马向城外逃跑。到了函谷关正值半夜，秦法规定，函谷关每天鸡叫才开门。正当孟尝君犯愁之时，手下一个门客学起了鸡叫，城内的鸡也跟着叫起来。守关的士兵虽然觉得奇怪，但也只得按照规定起来开门，放他们出去。天亮了，秦昭王得知孟尝君一行已经逃走，立刻派出人马追赶，但为时已晚。
毛遂自荐
战国时，秦军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危在旦夕。平原君赵胜奉赵王之命，去楚国请兵解围。平原君把门客召集起来，挑选其中出色的一同前往。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请命：“听说先生将要到楚国去请兵援救，希望先生带毛遂一同前往。”平原君惊奇地说：“请问您在我门下几年了？”毛遂回答道：“三年了。”平原君说：“有才能的人处在这个世界上，就像锥子包在囊裹中，尖梢立即就能显现出来。您在我门下已经三年了，但是我从来也没听说过先生，也许是因为您没有什么才能吧？”毛遂说：“如果我处在囊中的话，早就像锥子一样锋芒毕露了。”平原君顿悟，最终同意毛遂一同前往。
众人来到楚国，但楚王要求只接见平原君一人。两人谈了整整一上午，毫无结果。毛遂甚为恼怒，远远地大声叫起来：“出不出兵的事简单又明了，至于谈这么长时间吗？”楚王听到极为恼火，问平原君：“哪来的野小子如此不知礼数？”平原君答道：“他是毛遂，我的门客！”楚王朝门外喝道：“退下！我在和你主人说话，干你何事？”毛遂见楚王发怒，不但不退下，反而又向前靠近了几步，还按着自己的宝剑说：“十步之内，大王性命在我毛遂手中。”楚王见毛遂勇敢过人，就请毛遂分析出兵援赵对楚国有何利弊。毛遂侃侃而谈，楚王心悦诚服，答应马上出兵。回到赵国后，平原君引毛遂为上宾，并感慨地说：“毛先生至楚，楚王就不敢小看赵国了。”这就是“毛遂自荐”的故事。
和氏璧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玉，一度被奉为“无价之宝”。战国时，赵王得到了这块名贵的宝玉。这件事被秦王知晓，于是他派人拜见赵王，表示愿意用15座城来换这块宝玉。赵王知道秦王的秉性，如此大方必定有诈。但又慑于秦国军力强大，只好答应。赵国大夫蔺相如主动请缨护送和氏璧。一行人来到秦国，蔺相如如约将“和氏璧”献给秦王。秦王对此玉甚是喜爱，但闭口不提割让15座城的事。蔺相如心生一计，上前对秦王说：“这块宝玉看着完美，但也有点小毛病。”秦王一听，赶忙叫人把宝玉交给蔺相如。蔺相如接过和氏璧，向后退了几步，怒气冲冲地对秦王说：“当初大王承诺拿15座城来换，但大王委实没有用城换璧的真心！”秦王想叫武士去抢。蔺相如又开口道：“若大王硬抢，我就把它摔碎！”秦王见状，连忙叫人把地图拿来，指出15座城并答应都划给赵国。蔺相如知道秦王在耍鬼把戏，遂对秦王说道：“我护送和氏璧来秦之前，我王斋戒了5天，还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现在也请大王效仿此法，我才能交出宝玉。”秦王说：“行！就按你说的做。”蔺相如拿着和氏璧回到住处，马上叫手下打扮成一个商人的模样把宝玉偷偷护送回国。秦王得知此事，后悔莫及，想发兵攻打赵国，但是赵国肯定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两军交战必定消耗极大。思前想后，秦王只好放蔺相如回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完璧归赵”。
东汉完壁归赵拓片
秦武王，嬴姓，名荡，秦惠文王之子，又称为秦武烈王。这位秦国大王的人生可谓是颇具传奇色彩。他身强力壮，人高马大，喜欢和人比力气。他的手下都是大力士，凡是勇力过人，就会被提举为大将。然而，偏爱力士的武王悲剧也在于此。一次，秦武王和力士孟说比赛举鼎，正当大家都想一睹武王之神力时，嬴荡却意外地在举鼎时双目迸血，随后又折断了自己的胫骨，当晚不治身亡，享年23岁。
秦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