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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王东迁
太子宜臼在申侯的辅佐下继承王位，而此时王都镐京却同时遭受着来自北狄、南蛮、西戎、东夷等民族的威胁。在这四大民族中，实力最强的就是西戎。公元前770年，为了躲避犬戎的侵扰，在郑、秦、晋等诸侯的护卫下，周平王率领家众及文武大臣，一起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历史上把迁都前的周朝称为西周，将迁都后的周朝称为东周。此次迁都行动，亦是历史迈入春秋时期的标志性事件。
这时有几个诸侯大国比较强盛。它们分别是秦、晋、楚、齐、郑。周平王迁都洛邑之初，还约有方圆六百里的国土，但随着因赏赐有功诸侯以及被外部侵夺，土地面积逐渐缩减。最后，仅剩下河南西部一二百里地的地盘。周王室逐渐衰落，各诸侯国群强并起，周室逐渐被架空权力，成为有名无实的统治者。而诸侯国之间互相征战的这种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东周灭亡。
周王室在平王东迁后，就再也没有能力控制诸侯国了。此时，郑国因为曾和诸侯国一起联合护送平王东迁都有功，因此被周王室所重用，郑国郑武公在朝内官居司徒一职，协掌朝政，武公死后，由他的儿子郑庄公继任，但是庄公还要处理郑国内务，所以分身乏术。周平王想，既然如此，何不把庄公的权力分给虢公？听说此事的郑庄公极为不满，果断找到平王质问，平王深知庄公不好惹，就没有承认分权一事，但又担心庄公不相信自己，所以就提出了“周郑交质”的意见。
本为国君的平王，居然要和自己的臣子交换人质，以表互信，不能不说周王室的王权已经衰微到了极点。
在《史记》中，司马迁将春秋时期的五位中原霸主称为“春秋五霸”，他们分别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然而这种说法到底合不合适呢？有人说宋襄公不能算作五霸之一，因为其功绩平平，有人说郑庄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也可以算在五霸之内……
综观历史典籍，关于齐桓公和晋文公两人是“春秋五霸”中的两位没有任何异议，楚庄王和秦穆公得到“春秋五霸”称号也较为合理，而郑庄公、宋襄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就显得有些勉强了。
宋襄公成为五霸之一为什么会有争议呢？原因在于，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当时文人奉行儒学，虽然宋襄公并没有成为响当当的霸主，但是他十分讲仁义，因此，司马迁将宋襄公归为“春秋五霸”之一。相较于宋襄公，郑庄公其实更有资格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但是，司马迁认为郑庄公挑战了皇权，严重违背了儒家学者的观念，因此未将其纳入五霸之列。而至于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一方面，在他们所处时代之前，就已经有“春秋五霸”之说；另一方面，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只是在中国大版图的一隅称霸，故不能算是五霸之一。
在西周时期，广阔的汉水流域兴起了一个国家——楚国。楚国并不是周王室分封出来的诸侯国，因为它地处偏远的南方，服叛无定，因此，周王室数次派兵征伐都以失败而告终。公元前740年，熊绎之第十一世孙楚子熊通出任国君。此时的楚国十分强盛，于是，楚君由此便想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周王室的认可。
公元前706年，楚君熊通发兵征讨北方的隋、邓两国，成功吞并后向周天子进言，要求封以王号，但周天子根本没把楚君当回事，当即将此事拒绝。于是，楚君熊通大怒，“周王不加封我为王，我自己称王”。随即，楚武王诞生，周天子对这件事情十分不满，但碍于楚国国力强大，周天子与其他诸侯也对此无可奈何，只得默认。
齐国位于今山东省北部，地处海滨，拥有丰富的鱼盐和矿藏资源。到春秋时期，齐国的农业、手工业，特别是金属冶铸、纺织均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
公元前686年，齐国突然爆发内乱，公孙无知杀害齐襄公，自立为王。齐襄公的两个儿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为躲避公孙无知的迫害，分别跟随他们的师傅管仲和鲍叔牙逃往鲁国和莒国。后公孙无知被齐国大臣所杀，人们决定，无论是公子纠还是公子小白，谁先回国，谁就可继承王位。
消息传到二人耳中。他们立刻分别从鲁国和莒国出发，准备回国登基。鲁国为了帮助公子纠顺利登上王位，一面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一面派管仲带兵阻截公子小白。管仲一箭射在公子小白的衣带钩上，公子小白将计就计，假装死去。后来，等公子纠回到齐国后才知道，公子小白已赶在自己之前，登上了王位。公子小白就是日后的齐桓公。
管仲
桓公施恩布德大赦管仲，令其感激涕零。管仲上任不久，就开始大胆实施改革。
管仲明确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的治国原则。此外，管仲还在整饬旧制的基础上，对各项制度加以改革、创新。
政治方面，基本维持“国”“野”分制的制度。军事方面，加强对国家常备军士的控制和操练。为了增加兵员，管仲还提高部分鄙野庶人的社会地位，选拔“秀民”充当“士”。经济方面，除继续维持“井田畴均”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外，对鄙野的大量私田也按照土地肥瘠征税，即采取“相地而衰征”的税收政策。
通过这些政策，齐国的国力大为增强。此后，齐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借机得到诸侯盟主的地位，并打退了入侵中原的狄戎之族，为中原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亦使齐桓公成功登上“春秋第一霸主”之位。
管仲进行的改革，很快就收到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效果，使齐国国力大增。此时，齐桓公自信能争霸诸侯，便适时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来号令群雄。
“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而实际上是凭借自身之强大，借机名正言顺地得到盟主的地位。公元前655年，齐桓公汇集诸侯于首止，参与确定周王室的王位继承人。数年后，齐桓公与诸侯会盟确立周襄王的王位。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天下诸侯，并被周天子封为诸侯长，之后又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
“攘夷”即抵御外敌入侵中原。但凡是有中原诸侯遭遇外敌入侵，齐桓公便会强硬打击。公元前664年，齐桓公出兵打退山戎，解救燕国；之后又帮助刑国击退狄人；其后，齐桓公又联合诸侯伐楚，迫使楚国臣服于周王室，抑制了楚国的北侵。齐桓公通过“攘夷”，为中原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亦赢得了众诸侯国的尊重。
综上所述，齐桓公利用“尊王”“攘夷”这两张王牌，前后九次会盟诸侯，成功达到了称霸中原的目的，亦使自己成为“春秋第一霸主”。
齐桓公死后，其五子争位，齐国内乱。最终，宋襄公出面，为齐国平息内乱，并立公子昭为王，即齐孝公。然而，此时的齐国在经历了内乱之后，国力已不再像齐桓公时期那般强大。因此，其他诸侯国开始蠢蠢欲动。
宋襄公平定齐国内乱后，自信心暴涨，不仅自恃为中原霸主，还特意召开诸侯联盟大会，欲趁机确立自己的盟主之位。虽然众诸侯国对宋襄公并不支持，但除了齐国之外，其他诸侯国都参与了联盟大会。宋襄公大为满意，称霸的欲望更加膨胀。然而在会上，楚成王和宋襄公就盟主问题争论不休。争吵时，楚成王的随从突然脱去外衣，露出一身铠甲，将宋襄公拘禁起来。其他诸侯却对此视而不见。
不久，宋襄公被放出，宋、楚二国结下仇怨。公元前638年，与楚国结盟的郑国开始反对宋襄公。被激怒的宋襄公决定攻打郑国，楚国救援，宋、楚二国决战于泓水。最终，宋襄公重伤，宋国战败。公元前637年，宋襄公因伤去世。此后，宋国沦为二流国家，再也没有在历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公元前638年，楚、宋双方在泓水交锋。宋军先到，在一边的河岸布好了阵势。楚军后到，决定渡水与宋军开战。在楚军渡河之际，大司马认为应该趁机进攻，襄公没有同意，他说：“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楚军渡水后，正在布阵之时，公孙固又请宋襄公趁楚军列阵混乱、立足未稳之机发起进攻，宋襄公又不允许，说：“不鼓不成列。”一直等到楚军列阵完毕后方下令进攻。由于楚军实力强大，宋军大败。宋襄公的军队全部被歼，襄公本人亦身负重伤。后来他的“仁义之师”也成了贻笑万年的笑柄。
后国人埋怨宋襄公指挥不当，但宋襄公却向臣民辩解道：“古人出军，在重要事情面前仍不忘礼节，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捉拿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阻敌人于险隘中取胜，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的敌人。”
宋襄公一味守旧，不懂变通，他的天真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和国家的未来。
重耳的父亲晋献公当政时，重耳兄弟间为争夺国君继承人之位而明争暗斗。当时能力更加出众的申生成为王位继承人的绝佳人选。不过，晋献公非常宠爱奸妃骊姬，而骊姬为帮儿子夺取大权，便屡屡对重耳兄弟进行打压陷害。最终，在骊姬的精心算计下，申生先以谋反之名被逼身亡，而重耳及夷吾则被指为同谋。不得已，重耳兄弟各自远逃他国避难。
城濮之战
齐国霸主地位衰落，楚国后于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并逐渐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公元前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终于回国继位，成为晋文公。他执政后，重用狐偃、赵衰等人，推行“其责薄敛”“救乏振滞”“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使晋国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新一轮的霸主之争开始了。
公元前634年，被迫屈服于楚国的宋国准备依附于晋国。楚国担心晋国势力会慢慢东进和南下，而晋国又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双方以争夺宋国的控制权为由，展开了正面交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
晋、楚二国以争夺宋国的控制权为由，展开了正面交锋。然而，晋国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占优势。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倘若晋国“出兵救宋”，必定要劳师远征，有侧背受敌的危险。此时，狐偃向晋文公建议，可以先攻打曹、卫二国，骗楚国北上，然后再攻打楚国。
公元前632年1月，晋文公统率大军渡过黄河，先后进攻卫国和曹国。然而楚军却不为所动，依然全力围攻宋都商丘。晋文公进退两难，只好与齐、秦结成联盟，如此一来，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楚成王见状，命令子玉将楚军主力撤出宋国，避免与晋军冲突。然而子玉却坚决要求与晋决战。楚成王优柔寡断，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不肯给他扩充兵力。晋文公见楚军向曹都陶丘进发，为了躲避楚军的锋芒，便下令部队主动“退避三舍”，撤到城濮（今河南濮城）一带。楚军中有人感到事有蹊跷，但子玉却刚愎自用，一直追赶至城濮。
公元前632年4月4日，晋军先攻击楚军较薄弱的右侧，再攻击实力较强的中军，最后用分散的方法消灭了楚国的左军。子玉急忙令中军撤离战场，后于连谷中自杀。从此，晋国扫清了楚国这一障碍，称霸中原数十年。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西戎射杀，秦襄公亲自率军护送周平王东迁。次年，他被周平王封为诸侯。从此，秦国在与戎狄的不断征战中，巩固和扩大了领土。至秦穆公时，秦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综合实力已非常强大。为了使国家更为强盛，秦穆公四处招揽人才，力图东进，称霸中原。
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听大臣骞叔等人的劝谏，执意要越过晋境偷袭郑国，从而达到插足中原的目的。而晋襄公为了维护晋国的利益，决心要给秦还以颜色，准备在秦从郑国西返的路上，在崤山设伏以围歼秦军。
公元前627年12月，秦穆公按照计划，特派孟明视等人率军偷袭郑国。然而，行军在途中遇到郑国商人弦高。机警的弦高假借国君之名，以12头牛犒劳秦军，并秘密派人日夜兼程回国报信。孟明视以为郑国会因此倍加防范，遂放弃偷袭郑国准备打道回府。但是在返秦途中，孟明视产生悔意，于是在经过晋国的盟国——滑国时，顺手将其攻克。次年4月，当秦军再次途经崤山时，遭遇了守株待兔的晋军的伏击。晋襄公为了激励士气，身着丧服统战。孟明视身陷囹圄，进退不得，方寸大乱。最后秦军全部被歼，三主将亦被俘。
崤山之战后，秦、晋两国之间常常发生战争。公元前624年，秦国终于打败晋军，一雪前耻。然而，晋国占据着独特的地理位置，晋襄公又有着杰出的政治手段，遏制了秦国东进的势头，使秦国一时间不能越过晋国而称霸中原。秦穆公知难而退，转而向西发展，等待时机成熟。
后来，秦穆公出征西戎，先后征服了多个戎狄部落，秦国疆界南至秦岭，西达狄道，北至朐衍戎，东到黄河。当晋国统治面临诸多挑战之时，秦穆公已完成了“辟地千里，独霸西戎”的雄图伟业。
城濮之战后，楚国的北上计划暂时搁置，转而向东发展。公元前613年，楚庄王继位。他继位后，国内一度叛乱不止，群舒、百濮等人也乘机骚动。但楚庄王却对此视而不见，在继位后的前3年里，他整日饮酒作乐不问政事，国民皆人心惶惶。不过，这一切只是楚庄王的计谋而已。3年后，楚庄王已经了解了天下大势，开始亲自处理国政。他先是平定内乱，重用孙叔敖等人才，又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公元前611年，楚庄王出兵伐庸，后又降服边境戎族，使其归附。自此，楚国国力空前强盛，统治稳定，庄王遂萌北上图霸之志。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借口郑国与晋国相互勾结联合攻楚，出兵连续攻打郑国3个月。晋国出兵援郑，却于邲之战中被楚国打败。从此，晋国开始走下坡路。公元前595年秋，楚庄王又借故围攻宋国都城长达9个月之久，宋终于屈服于楚。
之后，鲁、宋、陈等中原小国为求自保，也纷纷归顺楚国。至此，楚庄王称霸中原的目标基本实现，成为继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之后的第四任霸主。
卫国世祖康叔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弟。成王成人后，亲自执掌职权，任命康叔为周的司寇，并赐给他许多宝器，以表彰他的德行。公元前771年，周室东迁，武公因有平定犬戎的战功而开始称“公”。然而这之后，卫国总是充斥着权贵之间的内部争斗。
公元前669年，惠公死，其子懿公赤继位。懿公继位后，不理朝政，喜欢养鹤。9年后，翟国攻打卫国，懿公被翟人所杀。公元前635年，成公继位。后来，大夫元咺攻打成公，成公逃往楚国。中废公瑕继位。后成公又逃往陈国。最后在周王的帮助下，成公终于返回卫国，杀死元咺，中废公出逃。
公元前535年，灵公继位。灵公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有仇，便与家臣戏阳遬商议，准备在朝会时杀掉她。但后来戏阳遬反悔，没有动手，太子多次使眼色，终被灵公夫人察觉，并大喊“太子想杀我”。太子只好逃往宋国。
公元前494年，灵公欲立小儿子郢为太子不成，改立蒯聩的儿子辄为国君，即出公。公元前481年，蒯聩收买了孔悝，回到卫国，即庄公。出公出逃。后赵简子包围卫国，庄公奔逃，公子斑师被立为国君。齐国讨伐卫国，斑师被虏，公子起继位。公元前476年，出公回国复位，起逃往齐国。公元前456年，出公死，其叔父黔赶走出公的儿子，自立为君，即悼公。
公元前426年和公元前415年，卫国重演弑君自立的历史，国家也在内斗中走向衰亡。公元前221年，秦国兼并天下，君王沦为普通百姓，卫国灭亡。
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王弟友于郑地（今陕西华县），史称郑桓公。由此，郑国的历史渐渐展开。周幽王时期，郑桓公任职司徒，他看出周室逐渐衰落，便积极谋求保全之策。于是，他在太史伯的建议下，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之后，经过郑武公、郑庄公这两代君主的努力，郑国势力逐渐上升，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甚至连强大的齐国也对郑国礼让三分，史称“郑庄公小霸”。
但是好景不长。郑庄公去世后，儿子厉公驱逐太子自立为君。同时，齐国逐渐取得有利地位，开始控制周边小国。然而郑国国君仍然不思进取，国家长年被内乱的烟雾所笼罩。
进入战国时期之后，郑国所面临的最大敌人便是新兴的韩国，但郑国仍然内乱不止。公元前398年，郑
公将国相驷子阳诛杀。两年之后，郑
公被子阳之党所弑。次年，郑幽公之弟乙继位，即康公。公元前376年，郑国为韩国所灭。
伍子胥
公元前527年，时任楚国国君的楚平王接受宠臣费无极的建议，让自己的儿子建迎娶秦女孟嬴为妻。费无极一向与太子建交恶，他妄图利用亲自去秦国迎亲之机，加害于太子建。但是，当他看到美若天仙的孟嬴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他火速回到楚国，向楚平王进言道：“秦王的女儿长相貌美，君王不如自己娶了，再为太子另择他选。”楚平王听后心花怒放，遂强娶了自己的儿媳。
公元前523年，楚平王继续听从宠臣费无极的建议，派太子建前去镇守城父。次年，费无极再次进言道：“太子因君王您娶其妻而心生异端，妄图谋反。”平王再次听取意见，一面派人暗杀太子，一面对太子建的老师伍奢严加诘问，伍奢面对质问，大胆规劝平王不要亲信小人谗言，执迷不悟。平王十分生气，随即将伍奢和他的长子伍尚下狱并处死，太子因为提前得到消息所以逃跑，伍奢的次子伍子胥得知自己的父亲和兄弟被杀后，连忙逃至吴国，并准备伺机复仇。
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死。寿梦认为四子季札贤能，便想传王位给他，但季札避让不答应，于是长子诸樊继位，代理掌管国事。服丧期满后，诸樊表示愿意将王位还给季札，但季札再次拒绝。
公元前548年，吴王诸樊死，在遗诏中立二弟余祭为君。他的目的是想按照次序传位于众弟，最终由四弟季札继位。之后，二弟余祭、三弟余昧相继继位，但传至季札时，季札再三拒绝，吴人便改立余昧的儿子僚为吴王。然而，吴王诸樊的儿子光却认为：“我父亲当初兄弟四人，本应按照顺序传位给季札。但现在季札不当君王，而我父亲又是最早继位的，所以应该由我继承父亲的君位。”于是便暗中结交贤士，想趁机攻打吴王僚。
公元前513年，吴王僚想借楚国有国丧而攻打它，并派两个弟弟盖（音同“葛”）余、烛庸率兵出征。公子光见吴王僚在国内只有老母幼子，没有可依靠之人，便打算趁机将他杀害。4月，公子光听从伍子胥的建议，让甲士埋伏在地下室中，请吴王僚宴饮。吴王僚到来后，公子光假装脚疼，藏了起来，派亲信专诸将匕首藏于鱼腹中。专诸将鱼送到吴王僚面前时，趁机将他刺杀，而他也当场被吴王僚的侍卫杀死。之后，吴人果然立公子光为君，即吴王阖闾。
在伍子胥的帮助下，公子光杀掉吴王僚自立为吴王，伍子胥也因此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大夫，辅佐阖闾治理内政。此时的吴国虽已强大，但依然没有与诸强争霸的实力。在伍子胥的引荐之下，军事家孙武来到吴国，被拜为将军，并积极发展经济，充实兵库。后来一举灭掉了楚国的附庸——徐国，自此声名大振，而国力日渐衰微的楚国，只能眼睁睁看着吴国占领了徐国。
经过多年的经营和发展，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和孙武的辅佐下大举伐楚，五战五捷，在柏举一战中，更是击败了楚军主力，仅用10天就攻入楚国都城郢，时任国君楚昭王仓皇出逃，楚国自此灭亡。而誓要为父兄报仇的伍子胥，将楚平王的墓掘开，鞭尸以泄恨。
越王勾践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勾践继位。阖闾趁越国新君初立，进攻越国。两军大战于嘉兴，结果吴军大败，阖闾身负箭伤，死于撤军途中。阖闾死后，其子夫差继位，为报父仇，夫差倾全国兵力，于公元前494年兴兵伐越。吴军直入越国腹地，包围越国都城会稽。就在越国即将灭亡之际，越王勾践派大夫文种贿赂吴大夫伯嚭，希望伯嚭劝谏吴王夫差饶恕越王，伍子胥坚决反对说：“吴越二国乃世仇，若斩草不除根，恐后患无穷。”但得意忘形的夫差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劝告，他将勾践留作人质，并对其进行百般侮辱。他在阖闾坟墓旁建石室让勾践居住；只要他出行，必命勾践为其牵马；有一次他染病，竟然命勾践亲尝其大便以测病情……最后勾践终于得到赦免。
勾践归国后，立志雪耻。为了防止被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他“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又“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这就是历史上口口相传的“卧薪尝胆”的故事。
过了四年，吴王带着精锐部队到黄池赴会诸侯，留太子和老弱残兵守护吴都。趁此机会，越王勾践率兵攻打吴国，并俘杀太子，吴国求和。在之后的四年间，越国多次打败吴国，吴国再次求和，未允。勾践欲封甬东给吴王，吴王拒绝，随后自杀。
从此，越国实力更加强大，越军在长江、淮河流域畅行无阻，越王遂号称“霸王”。而越王勾践为复仇而卧薪尝胆的故事，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公元前545年，齐国田完的四世孙田桓子除去心腹之患，夺得齐国实权。田桓子对齐国公族采取了“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的拉拢政策，又对国人采取了“之贫均孤寡者，私与之粟”的政策，因而取得了齐国公族与国人的支持。
齐景公时，公室腐败。田桓子之子田乞用大斗借出、小斗回收，使“齐之民归之如流水”，增加了户口与实力，也使田氏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公元前489年，齐景公死，齐国公族国、高二氏立公子荼。田氏代齐的时机已然成熟，田乞起兵，灭掉了国、高二氏，另立公子阳生为君，田乞自立为相。自此田氏彻底夺取了姜氏天下。
公元前481年，田乞之子田恒杀死了齐简公，另立齐简公之弟为君，是为齐平公，进一步把持政权。公元前391年，田恒四世孙田和废黜齐康公，并于5年后将其放逐。同年，田和自立为君，并被周安王册封为齐侯。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姜姓齐国绝祀，但田氏仍以“齐”为国号，史称“田齐”。
三家分晋是指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废晋静公，并将其国土全部瓜分的历史事件。三家分晋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确定的标志。史学界特将此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
春秋后期，诸侯国的政权逐渐由公家向私家转移。这些大权在握的卿、大夫比较能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与诸侯王室争权的强大力量。而因为“晋国无公族”，这种大臣争权的现象在晋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公元前485年，智、韩、赵、魏四家联合起来要瓜分原先属于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晋出公不肯，四家就赶跑了晋出公，智伯另立晋哀公，自己控制了政权，又占领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智、韩、赵、魏四家成为晋国最强大的势力。
在这四家中，势力最大的智氏想独吞晋国。他便以还地给晋室为借口向三家勒索土地，试图进行扩张。韩、魏两家迫于压力勉强答应，而与智氏一向有仇的赵氏坚决拒绝。智伯便联合韩、魏两家出兵攻打赵氏。在对赵氏晋阳围攻两年未果后，智、韩、魏三家内部出现分裂。韩、魏两家担心灭赵之后会被智氏用同样的手段消灭，便背叛智氏，与赵襄子一起杀死智伯，灭掉智氏一族。随后，韩、赵、魏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和户口，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政权。
三家分晋
此后，晋国的大权由三家共同把持。晋哀公死后，韩、赵、魏更是将晋国的土地瓜分殆尽。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赵、魏为诸侯。
自西周开始，国家的主要收入来自公田，而公田收成的好坏，完全是由年景来决定的，所以国家的收入并不稳定。春秋时期，铁器牛耕的广泛应用，使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随之而来的便是土地私有化程度的加深。
基于此，公元前594年，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是以土地私有为前提的，并根据农民耕种土地的实际数目收取税粮或者税金。初税亩的实行，既增加了财政收入，也适应和促进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
羊舌晋侯墓位于山西省曲沃县羊舌村南的岭地上，是目前为止同时期、同规格的墓地中保存最完整、排列最清楚、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处墓地，其中有一处异穴并列合葬墓，分别被编号为M1和M2。
M1南北长6.7米、东西宽6.5米，北墓道长15.1米、南墓道长26.5米，墓室近方，是山西目前发现的最大的西周墓葬。在椁室一角，有一个头骨残骸，而在棺室内，另有一具遗骸，其中上身骨骼已经不见，下身骨骼完好无损，且缠绕许多已被破坏的玉器。
M2是一座带南北墓道的中字形土圹竖穴大墓，方向北略偏西，全墓总长约39.9米，椁室已经坍塌。经清理，考古人员发现椁室内的棺或椁板材被移位弃置，整体被翻腾多次，且没有贵重的陪葬品。
后经分析，专家们认为此墓被盗时间或许就发生在下葬后不久。另外，有人猜测，羊舌晋侯墓地的主人可能是晋文侯，但也有人认为羊舌墓地的主人只是一位同历史时期的贵族。
今湖北省江陵县，埋藏着众多楚国的王孙贵族之墓。其中有一座墓地，位于纪南城东南7公里的地方，保存较好。
越王剑
该墓的主人为男性，身旁葬有玉器。考古人员还在墓主人的左侧腰部发现一柄装在黑色漆木箱鞘内的青铜剑。青铜剑与剑鞘吻合得十分紧密。拔剑出鞘后，剑身寒光凛冽，刃薄锋利，毫无锈迹。该剑全长55.6厘米，其中剑身长45.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身布满了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用丝线缠缚，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内铸有11道间隔0.2毫米的同心圆圈。
剑身一面，在接近剑格的地方刻有两行鸟撰铭文，共8个字，经过郭沫若、于省吾、唐兰、容庚、徐中舒、夏鼐等多名学者的讨论之后，他们一致公认剑身上的八字铭文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
然而，地处长江下游的越国国君勾践的剑又怎么会出现在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墓葬中呢？学术界再次展开激烈讨论，有人认为是越女嫁到楚国时的陪嫁品，因为文献中记载勾践的女儿是楚昭王的宠姬；有人则认为此剑是楚国灭越时从越国得来的战利品。但是至今关于这一问题还是无一定论。
《考工记》是春秋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种规范和制造的工艺文献，书中保留有大量的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还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的文献，这本书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包括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6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此外还有数学、地理学、力学、声学、建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
《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了我国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根据音乐的不同风格共分为风、雅、颂3种。
《诗经》所记载和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祭祀典礼、战争徭役、定都建国、宴飨欢聚、狩猎耕耘、采摘渔牧、君王贵族、将军大夫、君子淑女、农夫商贾、思妇弃妇、游子隐逸、初恋思慕、闺怨春情、幽期密会、洞房花烛、迎亲送葬、怀人悼亡、草木鱼虫、飞禽走兽、莺啼马鸣、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祷祝愿、占卦圆梦等。它的信息量非常大，可以说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存环境和事态人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反映。
春秋时期，孔子对其进行了删定，将其中一些质量较低、品位低下的作品删掉，只留下了最为经典的305篇，即流传到现在的版本，所以《诗经》又被称为“诗三百”。
公元前722年，鲁国开始编《春秋》，以记载当时的重大事件。鲁国《春秋》主要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的事，由孔子负责编订。其他国家也曾编写过《春秋》，但是只有鲁国春秋得以传世。由于《春秋》文字简约，以“微言大义”为编写标准，所以后人难以读懂，于是便出现了解释春秋故事的三传。这三传是指左丘明著的《左传》，公羊高著的《公羊传》和谷梁赤著的《谷梁传》，这三传又合称为“春秋三传”，是研究春秋的重要史料。
盐在中国远古时代就被当作调味品。但是最初人们所食用的盐仍然是天然盐，煮盐则出现在天然盐被发现和食用之后。
煮盐是指用深腹容器煮沸取自海边滩涂下或盐井里的卤水，并加凝固物来结晶成盐，这是一种进步的制作工艺，必须具备一定的煮制用的器具才能进行。
我国煮盐业在商周时便已出现，但是直到春秋与战国时才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时齐国就是以煮盐业而著称，因为煮盐业发达，管仲时还专门设立了盐官来管理煮盐业。
夏商周时期，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是耒耜。它是一种脚踏耕具，在耕作时需要把土一块一块地挨次掘起来，耕作的人掘一块，退一步。这种耕地方法，用力多而且效果差。直到春秋时期，牛开始被用于耕地，即牛耕，这种用力少而且效果好的耕作技术迅速被推广开来，成为农业生产的一次重要改革。它不但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还使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后来，铁器的制造和应用，更是为春秋时期的生产力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都是铁器广泛应用于农业的结果。后来，随着铁器农耕的不断发展，又促成了私田的大量出现，而私田的出现，又催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所以，“铁器牛耕”技术的产生，促成了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
公元前590年，鲁国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实行了“作丘甲”制度。“丘”是指一种行政区划，一丘之中有其二户人家，而“甲”则是指兵甲，也就是指军队。所谓“作丘甲”制度就是以丘为单位，征收一定数量的军赋，用于军队建设。随着战争的不断增加，这种制度给百姓带来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古代天子或者诸侯向臣属所征发的兵役与军用品称为军赋，也称作赋或兵赋。春秋前期规定，国人服兵役，而野人不服。凡服兵役者，需要自带军赋。而野人则要向国家或诸侯缴纳更多的租税来作为军赋。
殉葬是指将人活埋，或者杀掉后陪葬。中国的殉葬制度，最早始于殷商时期。秦国用活人殉葬始于秦武公时。秦穆公死后也用活人殉葬，有177人为其殉葬，秦国的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也都在殡葬者之列。秦始皇死后也实行殉葬制度。西汉中期虽然明令禁止人殉，但是这一制度仍然存在，直到康熙帝年间才真正取消。
春秋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军事编制扩大，出现了军。各国基本上都是三军建制。三军中每军为1万人，共3万人。2500人为一师；500人为一旅；100人为卒；25人为两；5人为伍。由统一的将军指挥三军。中军是三军主力，其他两军协同中军作战。
士兵可分为车兵、徒兵、骑兵与舟师几类。车兵是指战车上的武士，徒兵是指步兵，分为隶属徒兵和建制徒兵两个阶段。夏、商与西周是前一阶段，战国为后一阶段，春秋则为过渡期。先秦时骑兵很少，舟师也只是在特殊地理位置的国家，如楚、吴、越才有，而且也只负责运送不参加战斗。
司寇为主管刑狱的官吏，在周初时为王朝高官。春秋时期各国大都设有司寇，其主要职责为拘捕盗贼和依法诛戮大臣。
令尹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独有的官职。它的职责是辅助楚王治理朝政，主要由楚王室的子弟担任，并且很少有能世袭的，这就避免了强家势力的产生。令尹的地位非常显赫，但是责任也非常重大，一旦发生过失，往往只能以死殉职。
先秦时期的“士”是一种特殊群体。夏、商与西周时，他们是以战争为主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春秋时期的“士”仍然是以战争为主，但是和平时期他们进行“六艺”的学习，所以属于有知识的阶层。士不参加劳动，主要靠公卿大夫的赏赐来过活。因为士属于国人，所以也被称为国士。春秋中后期时，一些诸侯国的士大夫为扩大影响招徕国士，养士之风盛行，士的地位也开始上升。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产生及影响，使各国更加注重士的作用，士开始参与甚至左右政治。有的士可能因为国君的赏识而一跃成为公卿。
管仲和鲍叔牙是春秋时期的一对朋友。管、鲍二人曾合伙做生意，管仲出资少而分利多，被人们说是贪心，但鲍叔牙却说：“管仲只是顾家、贫穷，并非因为贪心。”后来，管仲做生意亏本，人们又说管仲太笨，鲍叔牙就对别人解释说：“管仲并非笨，只是运气不好而已。”管仲三次出仕，结果三次被逐，人们就说管仲无才，可鲍叔牙却说：“管仲只不过是生不逢时。”
后来齐桓公继位，准备将自己的仇人管仲杀掉，但鲍叔牙拼命劝谏，这才保住管仲的性命。桓公封鲍叔牙为相，可鲍叔牙却对桓公说：“管仲的能力远在我之上，只有他才有能力担任相的职位！”桓公遵鲍叔牙所言，封管仲为相，管仲真的把齐国治理得非常好。因此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鲍之间的友谊堪称佳话，因此后世常常用“管鲍之交”来形容彼此信任的友谊。
管仲和鲍叔牙
楚庄王在平定子越叛乱后，大宴群臣，连庄王的宠姬嫔妃也都出席助兴。时值深夜，但宴会仍在继续，庄王命令点亮蜡烛。忽然间一阵疾风吹过，将筵席上所有灯烛都吹灭了。黑暗之中，一位官员斗胆拉住庄王一名宠姬的手，宠姬慌乱之下，便扯下了这名官员帽子上的缨带。
接着，宠姬将这件事告诉了楚庄王，想让他为自己做主。然而，庄王得知后，下令先不点燃蜡烛，而是让众臣都去掉帽缨。这便是著名的“绝缨会”。
这名官员感激楚庄王的宽容，在7年后的一次关键大战中，拼死力战、勇往直前，使楚军大获全胜。这为“绝缨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成为一段美谈。
公元前522年，楚国流亡之臣伍子胥逃到吴国，吴王诸樊的儿子光对其待以客礼。之后，伍子胥帮助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夺取了王位，后吴武王阖闾封为“行人”与“谋国政”。伍子胥辅佐吴王修法制以任贤能；奖农商以实仓；治城郭以设守备；又举荐精通兵法的孙武为将，选练兵士，使吴国迅速成为春秋强国。
吴王阖闾死后，夫差继位，大败越国。越王勾践请和，伍子胥建议彻底消灭越国，但夫差不听伍子胥劝谏而听信谗言，放虎归山。过了几年，吴王要讨伐齐国，伍子胥因越国威胁巨大而建议先伐越国，吴王不听，攻打齐国且胜利而回。越国大夫文种想要试探吴王，便派人向吴王借粮。伍子胥建议不借，吴王又不听。后来，逢共与伯嚭合谋，经常在君王面前诋毁伍子胥。伍子胥知道自己已经命不久矣，便在一次出使齐国的过程中，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这一行为惹得吴王猜忌，招来杀身之祸。
夫差命伍子胥自裁，伍子胥不得不从，他在临死之际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以后，请将我的眼睛挖出悬挂在都城之门，我要看越国军队怎样打进吴国。”吴王夫差闻言大怒，命人把子胥的尸体投入大江。一代忠良伍子胥含冤而死，后来苏州人把此江称为胥江，以纪念这位忠臣。
古语有云：“玩物丧志”，是说过分沉迷于所玩赏的事物就会丧失进取的动力。春秋时期的卫懿公，就是一个沉迷玩赏物件的人，而他玩的物件竟是鹤，而且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他不仅为自己所养的鹤建造了豪华的居所，请有名的师傅为鹤制作上等的食料，而且鹤生病了，他还要请名医为鹤治病，甚至荒谬到为鹤进行册封的地步。他所养的鹤，每只都有官衔。鹤死之后，他还要为它们举行隆重的葬礼。因此得到了“鹤将军”的称号。
“鹤将军”恨不得每时每刻都和自己心爱的鹤在一起，对于自己国家的政事毫不关心，久而久之，卫国朝政变得混乱不堪。公元前660年冬，北方的赤狄挥师南下，活捉了懿公，而卫国都城也被狄人攻破。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位称霸的霸主，在名相管仲和鲍叔牙等人辅佐下，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开辟了春秋时代大国争霸的局面。然而，这位历史上战功显赫的霸主却死得极为悲惨。
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临死前，他向齐桓公进言道：“臣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开方。”齐桓公并不把管仲的话当回事，然而碍于管仲劳苦功高，所以在其死后，将易牙、竖刁和开方三人驱逐出宫。但不久之后，齐桓公又鬼使神差地将他们三人召唤了回来，这一举动让时任相国的鲍叔牙十分气愤，最终郁郁而终。自此，朝中再无忠良，易牙等人开始嚣张跋扈、专权用事。
公元前643年，桓公病重。御医常之巫堵住宫门，筑起高墙，隔断了宫内外联系，将桓公软禁于宫内，致使桓公病饿而死。常之巫、易牙等人欲立无亏为新君，其他5子不服，相互征伐。易牙等人的手段很是毒辣，他们杀了大批官员。公子昭见势逃往宋国。由于齐桓公死后，儿子们都忙于夺位，他的尸首竟然无人理会，长达67天无人收敛，尸体长的蛆虫爬满屋内、屋外，3个月后才被发丧。可怜一代霸主下场如斯。
退避三舍
退避三舍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晋、楚两国之间。早年晋献公听信谗言，派人捉拿申生和重耳，重耳闻讯逃出晋国来到楚国，时任楚国国君的楚成王认为，重耳以后必定大有作为，遂对其礼遇有加。在一次宴会上，楚成王问重耳：“若有一天，你回到晋国当上国君，该怎么报答我？”重耳略微思索后答道：“我若当上国君，必与贵国交好，不过晋楚若不慎发生战事，我一定命令军队退避三舍，以示我对您的尊重。”
4年后，重耳果然回到晋国，并且当上了晋国的国君，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
公元前633年，晋楚军队交战，晋文公兑现了诺言，下令军队先退避三舍，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主动后退，误以为对方害怕，马上予以追击。晋军抓住楚军骄傲轻敌的时机，集中兵力对楚军侧翼展开进攻，此举成功打破楚军的防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晋文公重诺言退避三舍的事情也不胫而走，成为美谈。
公元前597年，晋国大夫屠岸贾凭借权势，妄图控制晋国政权。但因赵氏家族在晋国的势力强大，所以他决定先消灭赵氏势力。屠岸贾以赵氏谋反为由，先后诛杀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等人。此时，赵朔的妻子赵庄姬怀孕在身，她偷偷逃出躲避，最后，在赵朔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的协助下，赵庄姬顺利产下赵氏唯一后裔，并将此男婴取名为赵武。公孙杵臼和程婴找到一名男婴与刚出生的赵武调包，屠岸贾顺利地将掉包后的“赵氏遗孤”杀害，而赵武则由程婴带到山中抚养。15年后，晋景公为赵氏平反，将屠岸贾杀死，恢复了赵氏的土地封邑。而幸存下来的孤儿赵武，为后来赵氏家族势力的崛起发挥了巨大作用。
相传伯牙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善弹七弦琴，而且善于作曲，所以时人称之为“琴仙”。伯牙虽然能弹得一手好琴，也能自作琴曲表达心声，却没有人能够听得懂他曲子中的意思。有一天他在山中弹琴，当其心中志在高山时，有个名叫钟子期的樵夫听到他弹的琴后，大为赞叹：“你的琴弹得真好，就像巍峨的高山！”而当伯牙心若流水时，弹出的琴音被钟子期听到后，钟子期又说：“你弹的琴真美妙，就像汤汤的流水。”伯牙听后非常高兴，认为终于找到知音了，于是二人成为至交。后来人们便用“高山流水，知音难求”来称赞友谊。
高山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