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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夏初以来，周一直是夏王朝西部的重要方国。到夏代后期，夏王朝的统治力量逐渐削弱，西北黄土高原上的游牧部落不断南下侵扰，致使渭北平原的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周人的居住地也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在首领不窋的率领下，周族北迁至泾水中游一带（今山西岐山）。通过扩大耕地、整治农田，周族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囤积的粮食堆满粮仓，经过几代人的辛劳，周很快就发展为繁庶兴旺之邦。
公元前11世纪初，周族的势力已初具规模。他们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向东进逼。至周文王时，周已在泾渭之间建立毕邑（今陕西咸阳以北），作为向东扩展的前哨。接着经过几年的征伐，周族大军又渡过渭水，灭掉亲商的崇国，占据渭南。不久，就在沣水西岸建立丰邑（今陕西西安西南），并以此作为周都。至此，关中平原全部为周所有，号称“西伯”。周族亦在此征伐过程中，完成了由部落到国家的转变。
周文王去世后，次子发继位，即武王。此时，商朝内外交困，由周代商而王天下的形势已经形成。武王在兴兵伐纣前，为了试探成功的可能性，约于公元前1059年10月初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武王以文王遗诏的形式宣布演习命令，同时制定奖罚制度，希望众将士们能够像对待战争一样来对待此次演习。待各方准备完毕，武王和姜太公率领兵士三万，虎贲三千，战车千乘，由镐京出发，向东挺进，与众诸侯于孟津会盟。队伍从头至尾，可达20多里。周军顺利渡过黄河后，军事演习顺利结束，武王与四方诸侯八百余位会盟于孟津，誓讨商纣。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孟津观兵”。
在大会上，众诸侯提出即刻攻打纣王的建议。而武王认为，殷商虽摇摇欲坠，但仍为军事大国。他计划等时机成熟后，再摇旗呐喊，率兵攻入朝歌。众人都觉得武王所言有理，愿意听从周的指挥。
此次观兵，虽没有直接兴兵伐纣，却对外彰显了周军的军事规模以及作战能力，亦使周军将士的士气大增。此外，孟津观兵还动员了各地诸侯，使其与周建立联盟，巩固了翦商的军事势力。因此，“孟津观兵”意义重大，可视为武王伐纣前的序幕。
牧野之战
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当双方军队会战于牧野时，武王在众将士面前发表了誓师宣言。将士们备受鼓舞，周的军队同仇敌忾，擂鼓震天。商军见状，大为慌乱，飞快逃回朝歌，剩下的17万人都是不善征战的奴隶、俘虏。最终，武王联军大获全胜。
之后，武王联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入朝歌。纣王自焚于鹿台，统治中原600年的大商王朝自此灭亡。
武王伐纣之后建立了周王朝，但是前朝的遗民却没有除尽。为了安抚商朝遗民，武王将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封到了邶，为了监督殷商遗民，他又将文王的两个儿子管叔和蔡叔分封到了他的周围。
在伐纣之后的两年，武王去世，他的儿子成王继承王位。成王继位时年幼，不能把持朝政，于是就由周公旦辅佐其治理国家。在当时，国家的许多权力都掌握在周公旦的手里，管叔与蔡叔害怕周公旦谋朝篡位，于是集结了武庚与东夷诸国发动叛乱。周公旦立即率兵平反，先是将殷商遗民中的反动势力诛灭，后又将管叔和蔡叔杀掉。最终，周公旦花了整整3年才将叛乱的诸国制服。
在平定了东夷诸国的叛乱后，周公旦将政权交还给了成年的周成王，便回到了封地鲁国。成王在位时，严格遵守周公旦制定的法律法规，按照周公旦的思想理念治理国家，使得国泰民安，四方诸国纷纷朝贡，周朝显示出一派繁盛的景象。后成王去世，康王继位。康王继位时的情况和成王类似，康王同样年幼，难以自己治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所以任命召公和毕公辅政。康王在位期间，继续推行成王的治国方针，并且进一步平定了东夷诸国，周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这种由成、康两代国王共同构建出来的太平盛世，被后世称为“成康之治”。
国人是指西周时期，居住在“国中”的平民，也就是现今意义上的“城里人”，而他们的构成又比较多元。
国人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各级贵族既有联系，又有对立。同时，由于贵族内部的分化现象与日俱增，许多失势的贵族地位纷纷下降，有的在国中与一般平民杂处，成为国人的组成部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加重了一般平民对权贵的仇恨。另外，在国人中还有百工、商贾以及其他一些居于社会下层的群众，情况比较复杂，因而社会矛盾也较为复杂。当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时，反抗统治集团的大暴动就很可能会一触即发。
西周发展至中期以后，周王朝逐渐衰微，到周厉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厉王贪财好利，亲近小人，不听忠谏，甚至派巫师监视臣民，一发现有说他坏话的人便将其杀掉。从此，国人都不敢在路上说话，而只是相互传递眼色。召公劝谏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蓄积多了，一旦决口，就会给国家和百姓造成很大的损失。不让民众说话，道理也是一样，这样的国家能维持多久呢？”但是厉王不听。
周厉王还对百姓横征暴敛，增加赋税，平民百姓上山采药、下河捕鱼、耕田种地、都要缴税。
于是在公元前841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周厉王狼狈出逃。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国人暴动”，也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民暴动。这次暴动虽没有直接将周王朝彻底推翻，但是周王朝走向衰亡已是不争的事实。
“国人暴动”之后，厉王出逃，留下太子姬静在国都。于是姬静逃到大臣召公的家中避难。愤怒的国人追到了召公宅邸之外，要求他交出太子。召公不忍心，于是将自己的儿子交了出去。由于国人平时根本没有见过太子本人，就以为被交出的人真的是太子，最后便将他杀死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后经群臣商议，由召穆公和周定公共同主持朝政，暂时代替周天子行使职权。历史上将这段历史称为“共和行政”。
时间到了周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太子姬静已经长大成人，而那时候，厉王也已经死去。于是周公与召公共同立姬静为王。姬静就是历史上的周宣王。宣王因为从小受到周公与召公的教育，因此精通治国之道。加之先王就是因为专横残暴而失国，于是宣王吸取教训、奋发图强。继位后，他主张革新政治，在周召二公的辅佐下，将西周治理得日益繁荣。宣王不仅去除了厉王时期的暴政，还使周朝得到了复兴，举国上下都对他爱戴有加。宣王在位的40多年里，周王朝繁荣和谐，得到了振兴。
烽火戏诸侯
公元前782年，周宣王死，子宫涅继位，即周幽王。幽王是西周王朝最后一位国君，亦是历史上著名的昏君。
幽王继位时，已是西周王朝的末年，政治腐败，国力衰微，加之自然灾害严重，使西周子民苦不堪言。
公元前780年，西周都城和泾水、渭水、洛水地区都发生了地震。有人认为这是国家灭亡之兆。次年，幽王的爱姬褒姒生一子，名叫伯服。于是幽王废掉皇后申氏，废黜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立伯服为太子。褒姒不爱笑，幽王为了博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诸侯看见狼烟，以为有外寇侵袭，赶来之后，却发现根本没有敌人。褒姒见了，哈哈大笑。后来，幽王多次点起烽火，诸侯们都不再相信了。当时虢石父为人阴险狡诈，阿谀奉承，贪财好利，幽王却任用他做卿，国人都愤愤不平。后来，前皇后申氏的父亲申侯联合缯国、犬戎一起攻打幽王。幽王见状，急忙点燃烽火，想召集诸侯，但诸侯们却没有来。申侯最后杀死周幽王，俘虏褒姒，掠夺了周室财宝。之后，各诸侯纷纷向申侯靠拢，共同拥立前太子宜臼为王，即周平王。
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贵族垄断着国家的商业，在较大的都邑中出现了市场，有管理市场的“质人”。交易的商品包括比较珍贵的“宝货”和兵器、牛马、丝帛等各种物资，除此之外，奴隶是可以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关于奴隶的价格，据有关的铭文所记，五名奴隶只值“匹马束丝”。
在商业交换中，以朋为计量单位，主要的货币仍是贝。铜也被用作交换媒介。铜在当时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因此到了后来就逐渐发展为铸造铜币来充当货币。
《易经》是周代以来一本用来卜筮的书。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周易》是周文王所著。周文王因为反对商纣王的暴政，而被囚禁在一个叫羑里的地方，在牢狱之中，文王研究出了可以预测祸福的易卦系统，《周易》就这样诞生了。易卦系统最基本的要素为阴阳概念，而阴阳概念包括阴阳的性质和状态两层意义。
《周易》可以说是后世文化的源头。它所涵盖的内容异常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是之后的孔孟之道还是老庄学说，无论是《孙子兵法》还是《黄帝内经》《神龙易学》，都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后世很多学术理论都是以《周易》为基础演变而来的。可以说，没有《周易》，就没有之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六艺
“六艺”同样出自《周易》，是当时提出的教育国家栋梁所必须了解的六项基本技能，它们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
所谓礼，就是礼节。所谓乐，不仅指音乐，它还包括诗歌与舞蹈。射，即射箭的技术。御，就是驾驭马车的技术。书，就是我们所说的书法。数，就是算法数艺九科，它们分别是方田、栗布、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九九乘法表在那个时候被称作九数，是古代学校的数学教材。
《周礼》由周公旦所著，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它的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文地理，小至花草虫鱼。《周礼》中设有六官，他们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现象在上古文献中是极其罕见的。
《周礼》记载了最为传统的礼的体系，它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乐制度等具体规制，甚至是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也都有所记载。许多制度因为失传，仅仅能在《周礼》中看到，因而它也成为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及其起源发展的绝佳材料。
陶瓷器的制作，在西周时期有了突出的发展。在陕西岐山、长安，河南浚县、洛阳和江苏丹徒等地的西周遗址和墓葬中，都发现了原始瓷器，其中器型有簋、豆、罐等。引起了各方面专家关注的是在安徽屯溪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器，有碗、盂、豆、尊、盘等，数量与种类的庞大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我们可以推断，到了西周时期，瓷器的制造基本上达到了成熟的程度，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时期。
西周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居多，也有少量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等到了西周后期，泥质黑陶和白陶已经在陶器中彻底消失。西周陶器的器形，鬲、甑属于炊具，爵、觚等则是饮酒之类的饮具。豆和簋主要是当作食器来使用的，食物做好后，则使用勰、罐、瓮、盆、盂等器物来装盛。在造型上，西周陶器以袋状足、圈足、平底为主要特征。纹饰仍以纹理较粗的绳纹为主，划线纹、篦纹、弦纹、刻划三角纹等也有少量运用。这一时期附加堆纹这样的纹路已经很少使用了。
西周青铜器的数量远远超过商代，从数量上还可以反映出西周的青铜制造无论是从技术还是规模上，也都远远超过了商代。西周青铜器的类型与商代相比有了显著变化。有些商代常见的器物，如酒器中的方彝、卣、觚、爵等，逐渐减少或绝灭，新器物又不断出现，如乐器中的钟，兵器中的戟、剑等。器物纹饰从繁缛趋于简易，逐渐减少了过去所带有的神秘色彩，器壁也从厚重渐趋于轻巧。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西周时期的车辆制造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形制变得更为精巧，种类也在增多。车的部件和马的佩饰有几十种名目。制造一辆车，需要多个不同工种的合作与多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协调。从这些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西周的青铜制造业在逐渐走向成熟，为后世青铜的发达奠定了基础。
武王伐纣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之后，将都城定在了镐京。按照周公的建议，武王在东面建立起了东都洛邑，其目的就在于更好地控制东方诸国，也是为了对付残余的殷商势力。同为都城，为了充分发挥两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武王在两座城池之间修建了宽大笔直的大道，称为“周道”。同时还以洛邑为中心向东、南、北、东南四个方向又修建了等级不同的道路，并且呈辐射状分布。周道可以说是周王朝的生命线，处在整个周朝交通的中轴线上。因此，周道不仅在周朝子民的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时在军事方面也具有战略上的作用。
周道的修建，其意义是重大的，可以说是奠定了今后各个朝代交通的基础。因为在之后的秦、汉、唐，甚至之后的宋、元、明、清的经济文化重心，都是在这一条线上发展起来的。
针灸是一种从外治内的治疗方法，通过经络以及应用一定的手法，来治疗全身的疾病。它通过辨明疾病是属于表里、寒热、虚实中的哪一类型后，再作出诊断，然后制定相应的配穴处方，用针具进行治疗，以达到通经脉，调气血，使阴阳归于相对平衡，使脏腑功能趋于调和，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据《黄帝内经》记载，夏商时我国就已经出现了针灸医术。针灸用具最初是石砭，后来才出现了石针与骨针。直到周代时，金属做的针才被用于针灸治疗中。
帛书
竹简是指战国至魏晋时期的书写材料。这是一种削制成的狭长竹片或者木片的材料，竹片称为简，而木片则称札或牍，统称为简，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竹简。每片竹简上写一行字，再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连起来，就称为简牍。简牍起源于西周，春秋战国时使用非常广泛。直到纸张出现，竹简才完全被弃用。
而帛书则是指古代写在绢帛上的文书，称缯书，是以白色丝帛为书写材料。最早用于春秋时期，而在战国时期使用比较多，但是相对竹简较少，因为帛书虽然轻便，但是成本很高，所以不可能被广泛使用，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资本用帛来书写。
周公旦是一位德才兼备，并且对周王室绝对忠心的优秀臣子。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使国民的素质整体得到提高，他在分封制的基础上创建了礼乐制度。礼乐制度对周以来的大小礼仪、音乐娱乐进行了总结、继承、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
礼乐制度中，乐是从属于礼的，也就是说，礼才是礼乐制度的指导思想。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礼乐制度中还对许多仪式进行了不同阶级、不同规模的划分，这种阶级的明显差异是为了给人们灌输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
西周对后世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冠服制度”是在封建文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统治者根据等级制度的划分，严格地规定出不同的人应该穿着的服饰。这样的制度就叫作“冠服制度”。
周是一个礼仪制度非常严明的王朝，服饰除了起到抵御严寒的作用以外，也起到了显示身份的重要作用。
《周礼》中规定，在举行大典时，百官以及君王都必须身着冕服，衣服的具体样式是根据一个人的官职大小、社会地位而定的。在周朝，还有一种对贵族来说十分重要的饰物，那就是冠。这里的冠并非指帽子，而是指发髻上的一种装饰品。每一个贵族都有一套冠，它是一种礼的象征。冠是用麻布制成的，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所佩戴的冠用多少匹的麻来制作，都是有着严格规定的。除了冠，玉佩也是显示身份的一种重要饰品。在当时，大夫以上的人都要佩带，周天子更是以玉佩节步来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所谓玉佩节步，也就是天子靠听见玉佩之间敲击发出的声响来节制自己的步伐。
“工商食官”制度是周代尤其是西周时期工商业发展的基本制度。西周的手工业主要是官方经营，这是指当时的手工业者和商贾都是官府管的奴仆，他们从事生产和贸易，必须按照官府与贵族的规定有序地进行。在这种制度下，周王室和诸侯都有官府管理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属司空管辖。这些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们被称为百工，他们既是具有一定技艺水平的工匠，又是手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管理者。
西周建立后，武王开始实行分封制。分封制即指土地分封，是西周王朝把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建立诸侯国的一种制度。诸侯必须为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等。同时，诸侯在自己的封疆内，又对卿大夫实行再分，而卿大夫再将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士。当然，卿大夫和士也要向上一级承担一定的义务。这样层层分封下去，就形成了贵族统治阶层内部的森严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分封制的实行，打破了夏商时期众邦林立的状态，确立了周王室的天子之位。一方面，最初被分派到边远地区的诸侯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及文化带了过去，使边疆土地得以开发，推动了边远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另一方面，分封制使国家政权也逐渐由松散趋向严密，在此背景下，西周时期的文化交流也空前繁荣。
宗法制是西周实行的分封制的基础。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血缘关系的基本原则，宗法的主要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度其实是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由宗法制度一步步构建出了一个等级的阶梯，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嫡长子继承的制度是在商朝开始形成的，到了西周时期，这一制度才具有了完全发展的空间，因此就达到了完备的程度。
实际上，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只在卿、大夫、士的范围内施行。他们一般都是国君的别子的后裔。所谓别子，就是当国君的嫡长子立为太子，继承君位之后，国君的其他儿子就是别子。因为别子也是国君的儿子，所以按照传统也可以被称为公子。别子是不能与继承国君的太子同祖的，他们只能离开王室出去自己建立一个家族，这样一来，以前的别子也就成为这个新建立家族中的始祖，不再改变，被称为大宗。别子的长子以外各子，长孙以外各孙，如此类推，都是庶子，对应大宗而言，被称为小宗。由大小宗构成的整个家族中，大宗居于族长地位，称为宗子。始立这个家族的别子一般有卿大夫爵位，爵位可以由宗子承袭。
西周是继商朝后又一个奴隶制国家，在官制上，西周沿用了商朝的内服官与外服官的配制方法，但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加以改进和完善，开始确立了师、保的中枢职官地位，其内服、外服职官的设立和分工也更加细致。
在内服中，太师、太保是属于最高的“公”一级的职官，其下为“卿”一级的高级职官，它们各有属官，此外还有低级的事务官员。
太师、太保、太宰是仅低于周天子的官位，他们的任务就是辅佐周王，统领百官，执掌朝政，功能上类似于商朝的尹相。在担任的人选上，多是选择有威望的大贵族。例如，姜尚在周武王时的官职为太师，对推翻商朝的统治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被称为师尚父。后来周成王年幼，由太师周公摄政长达7年之久。太师有时由两人同时担任。
西周中期以后，任命太保渐少，太师的地位更加突出。太师、太保、太史都是属于公一级的职位。太史主管朝廷的册命、祭祀、图籍等，虽然权力方面不比太师，但地位很高。
和商朝的司法制度相比，西周的司法制度有了一定的进步，变得更加完善。
同商朝一样，周天子是全国最高的司法官，中央设立大司寇。大司寇是专门负责案件审理一类工作的职位，是独立的司法部门，不再像前朝一样负责军队事务的管理，在军事方面，另设立了司马。大司寇的职责包括维护都城治安，复审地方案件，管理国都刑狱，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宣布等。司寇以下设立士师、青史、司刑、司刺等职位，协助司寇处理具体类型的案件。货物交易中的贸易纠纷的案件，单独设有市师和贾市来处理。夏官和地官则负责土地纠纷与婚姻案件。
西周的司法制度针对不同案件性质而设立不同的司法官进行专门受理，其部门分工之细致较此前有很大进步。另外，在地方设立司法官的规则为：国都以外百里以内区域称作“国中”，设司法官“乡士”；国都100里以外300里以内的区域称作“郊”，设司法官“遂士”。
同司法制度一样，诉讼制度发展到西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分开受理。
刑事诉讼被叫作“狱”，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叫作“断狱”。相对应的民事诉讼叫作“讼”，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叫作“听讼”。后世一直在使用的所谓“击鼓鸣冤”也是起源于西周的诉讼制度。西周时，为了监督诉讼案件的受理，路鼓、肺石等直诉制度得以设立。路鼓或是肺石设立在王宫门外，蒙冤者可以击鼓以上报王室，或是在肺石旁站立三天，相关官员要将案情记录，如未将记录的案情上报则会治罪。诸如此类的制度都说明，西周的王室逐渐加强了司法官工作的监管，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
西周已经开始广泛地设立监狱，除了用于关押囚犯，还可以关押流浪汉和乞丐。监狱不仅是拘押和审讯囚犯的地方，同时也是奴隶主阶级向下层人民灌输奴隶主阶级思想的“聚教”场所。周朝还设立了专门的官员来管理监狱，对囚犯加强管教与看守，并依据囚犯所犯罪行的轻重为其戴上刑具。西周有桎、拲（gǒng）、梏三种刑具，梏是加于颈上的刑具，拲则加在手上，即所谓“两手为一木”，桎加在脚上。对于重刑犯，前面提到的三种刑具会一起用到，中刑犯只用桎、梏两种，轻刑犯只用梏。
在监狱中的囚犯白天都会被强制进行劳动，晚上关回牢房。囚犯不允许同常人一样穿戴，这样做是为了羞辱囚犯。在经过了长期的劳动改造之后，仍旧无悔改之心的囚犯被直接杀掉，悔过的就被释放。在商朝，囚犯出狱，社会不会对其重用，也就是说，他即使回到社会，也得不到工作的机会。但是在西周，囚犯释放后仍有就业的机会。受过墨刑的可以安排去守门，受过劓刑的可以安排去守边关，受过宫刑的可以守内院等。
西周同商朝一样，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按照周礼，天子贵为一国之君，在婚姻上也应该起到示范作用。于是，周天子娶妻，必须按照一夫一妻的制度进行，娶妻只能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不可同时娶妻数名，最重要的是，正妻未亡不可再娶。天子当然不会因为妻子亡故或是不能生育而断了香火。于是他们规定，如果因为妻子亡故或是无子，天子可以从陪嫁来的女子中，按顺序挑选一名补充为正妻。这种从陪嫁的人中挑选继承人的制度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了“媵嫁制”。
“媵嫁制”实际上是所谓“一夫一妻制”掩盖下的“一夫多妻制”。周朝的贵族妻妾制度可以为自己娶进多名女子，妾侍虽没有得到正妻之名，但是实质上却无太大差异。另外，“媵嫁制”还逐渐具有了等级差异的特性。“一夫一妻多妾制”中妾的多少直接与贵族的财力与权力相关。而在庶民之中，才是真正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这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力所决定的。
周朝是开创了礼仪的时代，《周礼》是我国第一部礼仪法典，它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在周礼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婚姻制度，婚姻制度被视为社会制度的基础。
《礼记》中提到，婚姻要“和二姓之好”，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周朝，婚姻的繁衍后代功能受到极大的重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起源。周礼中不仅仅提到了婚姻的繁衍功能，还表明了其中的政治作用。“和二姓之好”就说明，婚姻双方应该是门当户对，由此才可以互相友好相处，双方也可以有所依靠与支持。如此便渐渐地形成了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婚姻关系，这样就构成了周天子的“家天下”。
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和分封制
“贞”的要求在周礼中已经被提出。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男子可以与多名配偶发生关系，并且生下属于自己的子女。但是女子则必须严格遵照“一夫制”，因为如果女子与丈夫以外的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生下了异姓子女，则上不能供奉祖先，下不能传承血统。这就是周礼中对女子贞洁的解释。这种观念相较于之后封建社会的贞洁观念要宽松许多，因此，在周礼中并没有逼迫女子只能够“从一而终”，改嫁在西周社会是被允许的，同时也是普遍存在的。离婚再嫁、夫死改嫁的事件在历史资料中也被广泛记载。
不仅夫死可以改嫁，夫未死而改嫁的事情在当时也有发生，妇女改嫁后再次回到前夫身边的事件在史籍中也有所记载。
井田制，可以理解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土地国有制度。它从夏朝时就开始实行，但是西周才是它发展的鼎盛时期。
井田制就是把耕地划分为一定面积的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就像是一个“井”字。井田归周王所有，但分配给庶民耕种。井田不得买卖和转让，并要向周天子交纳一定的贡赋。耕田拥有者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将周边的划为私田，而中间的则为公田，耕种者只有在先将公田耕种完毕之后才可以耕种私田。这种制度是由原始公有制发展而来的，既保留着较大成分的公有制，也包含一定的私有制。
西周时期的井田
西周时，我国的医学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医疗机构在西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部门，设有医师、上士、下士、府、史，以及徒若干人。其中，府是管理药库的官吏，而史则是负责医疗记录的官吏。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已经对医疗有了极高的重视。另外，西周还将医务人员更加细致地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食医就是负责饮食疾病的医生，疾医则负责内科疾病的医治，疡医负责的是外科。当时不仅会对病患者进行细致的分科治疗，还会为其建立病历。如果患者死亡，还需要对死者的死因进行记录，然后送往医师处存档，以便专人对其进行总结，以取得提高医学技术的经验。
在西周医疗机构中，医师是最高职位，在国家机关中总管医疗行政，并且会在每年年终对国内的医生进行年度考核，考核的结果决定了医生所拿俸禄的增减。
姜子牙
姜尚，名望，吕氏，字子牙，或单呼牙，也称吕尚。政治军事才华出众，但是因为其身处乱世，怀才不遇。于是他在早年生活里，当过屠户卖过酒。纣王继位后，残暴治国，因此他避难到了辽东，后来又迁居到了周部落所在的渭水河畔，从此以钓鱼为生。其间，他虽然没有展现自身才华的机会，但是依旧刻苦学习天文地理、军事谋略以及治国安邦之道，期待有一日可以宏图大展。
姜子牙钓鱼的方法十分奇怪，他用直钩在离水面三尺高的地方垂钓，因此钓了很久也没有一条鱼上钩。于是有人笑话他，说直钩怎么可能钓到鱼。他只是笑答，“我钓的鱼不是一般的鱼，而是王公权贵”。
一日，文王在夜里梦见一位高人，而他第二日在渭水旁又遇见直钩钓鱼的姜子牙，便与他谈论起治国之道，得知姜子牙胸怀文韬武略，文王当时正求贤若渴，于是就请姜子牙到周任职，辅佐国政。
伯夷与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国君的儿子。孤竹国国君在临终前，想要把王位传给叔齐，国王死后，叔齐不肯接受王位，想要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兄长伯夷。伯夷认为弟弟继承王位是先王的遗志，不可以随便更改，于是在拒绝了王位后逃走了。叔齐本来就无意做一国之君，见兄长逃走，自己也逃走了。伯夷与叔齐分别是先王的长子和三子，他们逃走之后，竹国百姓就只好立二子为帝。
伯夷与叔齐因为对商王的暴政心怀不满而拒绝帝位，不肯再侍奉商王。逃出竹国之后，他们来到了渤海之滨隐居。不久后他们听闻周文王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于是就前去周国慕名拜访。等他们到了周国时，文王已死，武王正在计划着伐纣。于是伯夷拦在武王的马前，说：“父亲死了而即刻埋葬，是不孝。臣子想要弑杀君王，是不仁。”
武王伐纣后，商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伯夷与叔齐为了表示高尚的气节，不愿再吃西周的粮食，兄弟二人隐居在了首阳山，终日以采摘野菜为生。之后他们发现，现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连首阳山都已经是西周的土地，那么长出的野菜也是西周的，所以他们索性连野菜也不吃了。最后，兄弟二人饿死于首阳山上。
伯夷和叔齐
“周室三母”即太姜、太任、太姒，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周族三位杰出的女性。
太姜嫁给了周朝先祖太王，生子太伯、仲雍、王季。太姜还常常帮助太王处理重大事务，以“贞顺”之女德，成为丈夫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太任乃王季之妻，曾辅助王季行仁义之德，周国在这一时期迅速壮大起来。后来太任生下了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太姒是有莘氏之女，姒姓，是周文王正妃，武王生母。有莘处在周去往商朝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比较重要，周要想向东发展就必须同有莘修好，而联姻是当时最好的方式。太姒嫁入周族后，严于律己，旦夕勤劳，以尽妇道。后来当文王被囚羑里时，她设法将其营救回国，辅助文王完成“翦商”大业。待文王死后，武王为君，她又辅助武王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