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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国家展开了改革浪潮。其间，一些高学识的知识分子在各国之间游说、讲学，锻炼了自身的独立思维和创造性。后来，他们成了代表各阶级、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或思想家，按照本阶级或本集团的利益和需求，他们在乱世中提出自己的见解、想法和主张。同时，这些人还著书立说，广纳门徒，说经讲道，互相辩驳。因此最终在思想领域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争鸣”以新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为背景，突出了东周没落，诸侯争霸天下的时代趋势，反映出了各国社会残酷和复杂的政治斗争。同时，由于这个时期的思想观念具有“新潮”“跨时代”的意义，因此“百家争鸣”的现象奠定了自古以来，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化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孔子和孟子
“孔孟之道”最早见于北宋年间，著名文学家胡宏所著的《知言·事物》中写道：“释氏窥见心体，故言为无不周遍。然未知止于其所，故外伦理而妄行，不足与言孔孟之道也。”其中，“孔孟之道”指的就是以孔子、孟子思想为主的儒家理论体系。
虽然孔子和孟子都是儒家文化的“圣者”，都推崇“仁者爱人”的思想，但是孔子崇尚的是“周礼”，孟子主张的是政治上的“仁政”，有着很大的区别。
首先，孔子敦厚朴实，性格谦逊，面对长者，他恭敬有礼，面对少不更事者，循循善诱，通过讲述“有教无类”的思想，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人少走弯路。而孟子则较激进和愤世嫉俗，强调“格”和“气节”，并将人与社会看作一体，宣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主张。
其次，孔子是“仁”的奠基者，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而孟子则是将“仁”具体化，并逐渐地完善“仁”的观念，使其从社会道德层面飞升到社会政治层面。
最后，孔子的政治主张较为原始，崇尚“周礼”，认为“礼乐”为治理天下的纲要。而孟子的政治主张更为具体，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教养”二字为纲要。
在战国时期，墨家创始人墨翟以“兼爱”“非攻”为主要思想，四处游说、讲学。
当时，楚国想要攻打宋国，工匠大师鲁班为其设计、制造攻城武器，极具杀伤力。墨翟为了防止百姓血流成河，便用十天十夜的时间，风餐露宿到达楚国，谒见楚王，劝阻这场战争。
本来楚王已经答应墨翟不会攻打宋国，但是他觉着若是放弃攻城器具，岂不可惜。于是，楚王便让墨翟和鲁班比试一下，看看谁制造的器具厉害。墨翟答应后，便解下衣带，当成城墙，并以木片为武器，防止鲁班的进攻。而鲁班用尽了所有方法攻击，都被墨翟成功挡下。
可是鲁班不肯承认失败，便想要杀死墨翟，令天下无人能与自己抗衡。墨翟看出了鲁班的心思，于是说他早就在宋国安排好三百门徒，若他一死，那些门徒便采取防御措施。楚王眼见这般形式，便决定不攻打宋国了。
正是由于墨翟善于守城，后人就将牢固的防守称作“墨守”，明朝文学家黄宗羲在《钱退山诗文序》中道“固未尝墨守一家以为准的也”，提出了“墨守成规”一词。
老子
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采用辩证法思想，提倡“无为而治”“性命双修”，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推动性的影响，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非常重的地位。
《老子》是老子在出函谷关之前的著作，共分为上下两卷、八十一章内容、约5000多字。其中，前三十七章为上卷，可称之为道经，第三十八章以后为下卷，可称之为德经。这两卷内容相辅相成，道经是德经的“本体”，德经是道经的“用”。
在《老子》一书中，老子用“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因此得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结论。同时，“道”指的又是客观的自然规律。老子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表达出了“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意义。
此外，这本书中也体现出了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民本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与进程。
“庄周梦蝶”中的“庄周”即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梦蝶”则是他在梦中和梦醒后的感悟。
这个故事说的是，庄周在做梦的时候，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在空中翩然飞舞、游戏于仙境之中，且十分愉悦自在，忘掉了自己是人的身份。当庄周大梦初醒的时候，还沉溺于梦境中的意象。于是，庄周开始思考，究竟是自己在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自己？
众所周知，梦境只是人的幻想，或是潜意识的浮现，其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是庄周认为，虽然人在清醒时是一种境界，当人在入梦时，又是在另一个境界中，梦境和现实都是一种现象，是“道”运动中一种不具名的形态和阶段。
“庄周梦蝶”的典故，将庄子人生如梦的人生态度展现出来。庄子认为虽然万物幻化莫测，但都只是“道”物化出来的。即庄周与蝴蝶在本质上，都是“道”虚无的体现，毫无区别。
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代表者除了老子和庄子，还有一人，那就是提倡清净无为主张的思想家列子。
列子原名列御寇，曾经在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大家门下学习，待学有所成后，便隐居郑国整整40年。列子淡泊名利，安心修道，在道德学问的研究上，倾尽一生心血。他先后著有20篇文章，约10万余字，现如今仅存《天瑞》《仲尼》《汤问》《杨朱》《说符》《黄帝》《周穆王》《力命》8篇，统称《列子》，包含了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和历史故事等内容。其中，篇数最多的是寓言故事，有上百余篇，包括《愚公移山》《夸父追日》《杞人忧天》等佳作，妙趣横生，深远隽永，发人深省。
在《列子》中，无论每篇文章是长是短，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主题，自成体系，反映出列子及其弟子的睿智和哲理，并且文章都浅显易懂，使人受益匪浅。因此，《列子》一书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中著名的典籍，是阐述道家思想的智慧书籍，开启世人心智。
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推动了儒家思想的发展，对儒家典籍的整理，有显著的贡献，著名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都曾拜入他的门下，研习知识。
荀子博学多识，不仅继承了“孔孟之道”，而且不断吸收众家之长，相互融合、改造，重视人的行为规范，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宣扬唯物主义。
《荀子》三十二篇，包含了哲学、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内容。从自然观来看，荀子反对天地鬼神之说，坚信自然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并认为社会经济需顺应自然发展，才能繁荣。从人性上来看，他认为“人性本恶”，强调了后天成长环境，对人的影响和改变，否定了人出生便具有独特之处的观念。从政治上看，他在坚持儒家原则的同时，也看重物质对人的重要性，主张将经济和法治相结合，具有极高的现实主义倾向。
荀子语录
韩非子
韩非子与李斯是荀子的入室弟子，而荀子又是儒家学派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因此，韩非子应该也属于儒家学派。但是，从韩非子出师之后的思想和活动来看，他的主张与法家学派基本一致，以至于他后来成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因为韩非子所处的时期，是一个动荡乱世，当亲眼看见韩国的积贫积弱后，他曾多次上书韩王，希望将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改掉。但是，韩王并不采纳他的建议。所以，韩非子见上书不成，自认为“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开始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叹世事之难、人生之难、抒发万千感怀的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韩非子将儒家、墨家、道家的一些观点融会贯通，再以法家思想为中心，形成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同时，韩非子又首先明确地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对中国法家思想的发展和推动，有着巨大贡献，也对贵族特权的削弱以及法律尊严的维护，有着积极影响。
“名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主要研究先秦时期的思维形式、规律和名实关系，并以擅长诡辩及语言分析而著称于世。
而“白马非马”出自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所著的《白马论》中，是名家思想史上最为出名的命题。公孙龙通过三点来辩证“白马非马”，其中，第一个观点是：“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第二个观点是：“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第三个观点是：“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己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
公孙龙通过辩证，将马与白马这两个概念的差别、个别与一般的差别对比分析，论证了“白马非马”。从逻辑学上看，他将“白马”和“马”放在一个问题中进行论证，并将这两个概念当成相同的概念来分析，这相当于是在偷换概念。从哲学思想上来看，则是混淆了事物的共性和个性，极具客观唯心主义色彩。
孙子又名孙武，是春秋末年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哲学家，是兵家学派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世人尊称为孙武子、兵圣，有“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之赞誉。
孙子除了有赫赫战功之外，还为后世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论兵法、兵政的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广泛流传的《孙子兵法》。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将此著作中论述的军事理论用作行军打仗的基础，它也是历朝历代行军打仗之人必须研习的书目。
《孙子兵法》共13篇内容，5000余字，将孙子的军事理论体系完整地表现出来。其中，第一《始计篇》，教人如何制订作战计划，估算胜负；第二《作战篇》，讲如何战争动员及取用于敌；第三《谋攻篇》，教人如何用各种方法使敌人投降；第四《军形篇》，讲影响胜负的许多客观因素；第五《兵势篇》，讲的是胜负的偶然因素；第六《虚实篇》，教人如何通过分散包抄取得胜利；第七《军争篇》，教人如何夺先机之利；第八《九变篇》，教人在不同情形下制订不同的作战计划；第九《行军篇》，讲如何侦察；第十《地形篇》，讲了六种在不同地形上采取的不同战术；第十一《九地篇》，讲了九种战争环境和相应的谋略；第十二《火攻篇》，教人如何用火取胜；第十三《用间篇》，教人如何进行间谍工作。
《孙子兵法》书影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管仲，集合多家之言，创立了“管仲学派”，为徒众“传道授业解惑”。后来，西汉刘向根据战国时期各学派的言论，编纂出了体现“管家学派”思想的著作《管子》。
今存《管子》共分为8大类、76篇文章，即《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7篇、《短语》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4篇、《管子轻重》16篇。其内容繁杂，包含了法、儒、道、阴阳、名、兵、农等流派的观点。
从哲学思想上来讲，《管子》用唯物主义理论，清晰地解释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认为具有独立意识的人，是由“气”生成的。同时，《管子》也承认了鬼神是存在的，认为“气”也是组成鬼神的重要部分，并说精气“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否定了其超自然的存在。
以上所述，都是《管子》的“精气论”。而“精气论”在中国唯物主义宇宙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我国唯物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推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露锋芒，其中，阴阳家学派是诸子里最特立独行的一家。而邹衍便是阴阳家学派的创始人，立足于百家思想汇聚的时代中。
作为稷下学宫中著名的学者，邹衍“尽言天事”，宣扬自己“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的学说，因此，人们都将他称为“谈天衍”，或称邹子。
所谓“五德终始说”，指的就是天地初开以来，人类社会都是依照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这五行之德的转移顺序循环发展。不仅如此，邹衍还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所有物质元素都受金、木、水、火、土的支配，即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必然性。
除此之外，邹衍还有“大九州说”闻名于世。邹衍认为：“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反映出了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对中国和世界地理知识有所推测，猜测中国只是地球的一部分。
“农家”又称“农家流”，指的是在先秦时期，注重农业经济、生产以及农民思想的学派。虽然“农家”思想在诸子百家中并不显著，但是其作为较引人注目，与其他流派有一定的联系，并相互影响。
在《汉书·艺文志》中有“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深刻总结了农家思想对农业生产技术的影响。而其中收录的农家经典之作，如《神农》20篇、《氾胜之书》18篇等，都对当时一些思想流派鄙视的农业生产，进行了一番辩驳，提出了“圣贤”应该与民同耕同食、饔飨而治的主张。可惜的是，如今多数典章早已失传，仅有《管子》中的《地员》，《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流传于世，展示了古代社会中，农民的社会政治理想，为后世人研究农家学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而《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等著作，深受农家思想影响，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农家学说。
在现代社会，“小说家”指的就是进行小说创作的人，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小说家”指的却是那些游走在民间，记录街谈巷语的人。而“小说家”在当时，也被归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员。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介绍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确定了“小说家”的定义，即所做的事以收录街谈巷语为主，并呈报上级。虽然，在诸子百家中，“小说家”特立独行，自成一家，但是，众多学派和后世思想家将其视为不入流的一家，其影响较小。不过，“小说家”也有其他学派不能超越的地方，因为它从主流思想的侧面，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所以，“小说家”与儒、法、道、杂、墨、阴阳、纵横、农、名九大学派比肩，有“九流十家”之说。
如今，“小说家”现存的经典著作有15家1380多篇，其中立说托诸的有《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天乙》《黄帝说》等；杂记古事的有《周考》《青史子》《虞初周说》《百家》等，对后世人影响甚大。
“杂家”是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并且集合众说、兼容并蓄了各家之长的综合学派，是封建国家进行统一的过程中，思想文化融会贯通的结果，反映了战国末期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
在战国末期，吕不韦及其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以及西汉淮南王刘安编著的《淮南子》，是杂家对“儒、墨之道”兼容并蓄的经典著作。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战国末期秦国丞相吕不韦及其门客编著的杂家典籍。整本书共有26卷，分为12纪、8览、6论、160篇文章。从内容上来看，《吕氏春秋》中尽含儒道思想，将名、法、农、墨等学派的言论融入其中，是秦国与诸侯争霸天下、统一六国、治理国家的思想理论。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由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等编著，分为内、外两篇。其中，内篇有21篇，专门论道；外篇有33篇，收录杂说。整本书的内容和思想都是以道家学派的思想为主，兼容儒、法、阴阳等学派思想，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论述了“道”“气”等学说和观点。同时，《淮南子》中还收录了较多自然科学史的资料，供后人参考。
鬼谷子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极其神秘的人物，他的生平就是一个谜，没人知道他从何而来，又到何处去。许多人只能从一些古文献和历史资料中得知，他“长于持身养性，精于心理揣摩，深明刚柔之势，通晓纵横捭阖之术，独具通天之智”。同时，他“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左右着天下诸侯，因此被誉为“千古第一奇人”。
他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谋略家、兵家、教育家鬼谷子，亦是纵横家学派的创始人。法家孙膑、庞涓及纵横家苏秦、张仪都曾拜入他门下学习，终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鬼谷子一生有两部著作最为重要，一部是《鬼谷子》，另一部是《本经阴符七术》。其中，《鬼谷子》记载的是权谋策略和言谈辩论的技巧，“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是其精髓所在，意为“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本经阴符七术》共7篇，前三篇讲的是养精蓄锐之道，教人如何坚定意志和精神，后四篇讲的是修养心性之法，讨论怎样用内在心神处理外在的事物。
所谓“黄老之术”，就是指战国时期，道家和法家思想相互融合而产生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由于在传说中，人们将黄帝和老子视为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因此亦将这种学派称为“黄老之术”。
秦朝统一六国后，因为实行“暴政”，用严刑酷法残害百姓，因此百姓一直对“暴秦”有所诟病。后来，到了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对秦朝灭亡的原因，引以为戒，认为若要强大稳定、家国安泰，就必须缓解阶级矛盾，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而“黄老之术”的思想就是“君道无形、德行相辅、节欲崇俭、爱民养民”。西汉初期的统治者将这种思想转变成可实行的政策，因此，“黄老之术”在当时大行其道。同时，西汉初期的几位统治者的生活都格外俭朴，坚持和推动“黄老之术”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文景之治”等。
在西汉建国初期，由于前几任统治者都推崇“黄老之术”的思想，实行无为而治，并减轻百姓赋税，因此，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
这时，汉武帝就打算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和思想上实行专制主义。于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刘彻广招各方有识之士前往长安，亲自面见，并一一询问治国之道。其中，汉景帝时期的博士董仲舒就建议，将官学中不是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学说都排除出去，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汉武帝也非常赏识这种大一统思想。
于是，汉武帝就颁布诏令，将官学中不属于六艺和儒家学说的都罢黜掉了，甚至连“黄老之术”也不能幸免。随后，汉武帝还将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提拔为丞相，并招收了上百名儒学学生。同时，他还批准官学里的博士，每人可招收弟子50人，并根据个人成绩和德行，按律令授予一定官职。
正是汉武帝的政策，确定了儒家思想的正统性，因此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
在中国儒学理论文化中，“三纲五常”是其最基础的构架，是一种名分与教化观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常来说，“三纲五常”就是以确定名分来教化天下万民，维护社会的和谐，规范伦理纲常和政治制度。
其中，“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一种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班固在所著的《白虎通·三纲六纪》中提到，为人臣子、子女、妻子必须对君主、父亲、丈夫的话绝对服从，而君主、父亲、丈夫也要为臣子、子女、妻子做出表率，为朝堂上或家中的主心骨。而“五常”指的是人应具备“仁、义、礼、智、信”这五种最基本的品性和德行。
因此，“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订立法制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封建统治中的各种关系以及专制统治的基本理论，深受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推崇。
郑玄是东汉末期著名经学大师和古籍整理专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思想家，在东汉思想史上有着显著的成就。
郑玄自幼学习《诗》《书》《易》《礼记》《春秋》。同时，他还对天文学有所研究，并学会了“占候”“风角”“隐术”等一些推占卜吉凶的术数。不过，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郑玄对儒家的封建神学思想特别迷信，认为“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其政道则神怒，神怒则材失性，不为民用。其它变异皆属珍，珍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即见适于天矣。一事失，则逆人之心，人心道则怨，木、金、水、火、土气为之伤，伤则冲胜来乘珍之，于是神怒、人怨将为祸乱。故五行先见变异以谴告人……”即天神是具有人格的，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因此，郑玄将君主神化，并宣扬君权神授的观点。
再说郑玄的政治思想，他极力拥护集权制度，反对地方割据。因此，他非常推崇“三纲”，要求臣子要忠君“顺道”，并认为朝臣为君死是义勇兼备的行为，能表现出忠心来，同时，也应该具备正直、刚克、柔克这三德中的其中一个，才算是忠臣。
说文唐抄本
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著名文字学家许慎编写了文字学巨著《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作为中国文字学开创者的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堪称是文字学上的首创之书，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许慎根据所有文字的形体，创立了540个偏旁部首，并将9535个文字纳入其中。同时，许慎将这540个偏旁部首分为14个大类。因此，整部书的正文就分为14篇。而且，许慎在卷末还设有叙目一篇，最终形成了有15卷内容的《说文解字》。
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将讲述汉字的造字规律的“六书”系统地阐述了一遍，建立了汉字理论体系。不仅如此，《说文解字》还首开用偏旁部首查字的先河，因此后人称这部书“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
“异书”《论衡》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的不朽名作。王充曾拜入著名历史学家班固之父班彪的门下潜心研习，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虽然王充的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其思想境界上看，也算是达到了那个时期的最高水平。
在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处于支配地位，而且还融合了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使当时的儒家思想极具神秘色彩。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一书，将“儒术”这一概念集中体现了出来。
王充编写《论衡》的目的，在于要严厉批判这种带有神秘主义的“儒术”思想体系。《论衡》一书通过细腻讲述每一个论点，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反对儒家思想。因此，王充的著作在儒家思想支配的时期，得不到太多的支持，甚至还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打击和禁传。但是，王充通过《论衡》这本书，挑战了“孔孟之道”的思想，表明和宣扬了鬼神之说不可信的立场，并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与天地无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以致后来许多儒家学子对其谈虎色变。所以，《论衡》被后世人称为“异书”。
《礼记·乐记》中写道：“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意思是讲人们不遵循天理，为所欲为。到了宋代，“二程”研习过这番话后，便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这里所谓“灭私欲则天理明”，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不过，真正把“存天理，灭人欲”发展到极致的，还是要数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了。
朱熹不仅对“经史子集”深入研究，还对乐律、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后来，他在理学上的成就“扶摇直上”，创造了一个理学的高峰时期。
理学在没有广为发展之前，宋代有很多人都是推崇道学思想的，所以他主张的以理学治国，不怎么被人们所接受。可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学主张，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为迷惑者传道授业，在思想教育实践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综观朱熹的一生，他一直追求理学的真谛，为后世中下阶层人民的思想解放设下了伏笔。所以，即使他推崇“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也被后世人尊称一声夫子。
太极
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字茂叔，是我国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始祖。那么，他究竟有什么能力获此殊荣呢？
原来，他所开创的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由于他自幼喜好读书，拜访名家，最终将百家之言融会贯通，自成一派，成为宋代文坛上的一颗璀璨的新星。他将《周易》反复研究之后，著成了《太极图说》，将释、道之理融入了儒学之中，并图文并茂地将“无极”一词放进了儒家理论中，加以阐述说明。他的这一创举，更是将宋代的理学学派推上了一个极高的地位。
南安通判程太中对他的理学造诣推崇至极，毫不犹豫地就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到他的门下求学。而朱熹在拜读过他的著作之后，对他的评价甚高，还为他的《太极图说》《易通》作了注解。
心学，是儒家中的一门学术脉络清晰而独立的分支学派，它的宗旨在于“致良知”，就是指做到为善去恶，以自己的良知来衡量，凭借自己的内心良知去行动。而首先提出心学的人，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陆九渊。
陆九渊通过钻研孟子的学说，融合“万物皆备于我”和“良知”“良能”的观点，并且，他将佛家的思想和儒学相融，最终提出了“心即理”的哲学观念，创立了心学学派。在陆九渊的观点里，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在心中。即“宇宙即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而心就是理，从未有过任何变化。因此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观念，就是人们本身的一种固有的东西，不是受别人影响而外加的。不过，陆九渊也知道世间的“贪嗔痴”数不胜数，人们难免会被那些表象的东西所蒙蔽，而人只要一被蒙蔽，则心不灵理不明。只有通过讲学，在道上找回自己，并与人切磋琢磨，狠狠地鞭策自己，才能恢复最本然的那颗心。
陆九渊在理学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近代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就了后来的阳明先生。所以，人们都喜欢将他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相提并论，史称“朱陆”。
王阳明
王守仁，号阳明，人称王阳明，是明朝中期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哲学家。他除了精通儒、释、道三家思想，还能率兵征战，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少有的全能儒者。
在明朝中期，朝廷政治腐败，百姓难以安居乐业，且学术界衰败。而王阳明看到这种情况，便立志拯救人心。于是，他在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基础上，发明“身心之学”，提倡“良知之教”“修万物一体之仁”的主张，以抗击宋朝以来广泛应用的程朱理学。
王阳明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作为讲学宗旨，认为“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将心外有理、有事、有物完全否定，要求为学之人“惟学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最终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
他所宣扬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进一步批判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
到了明朝后期，王阳明的学说队伍不断壮大，最终形成了阳明学派，对后世人影响甚大。
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天下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雍正为了维护这种祥泰的局面，严厉整治坊间流传的反清诗文，对许多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在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如上奏或流传的诗文奏章中，有半点言语不当，就会招来杀身灭族之祸。因此，许多文人学士不敢直抒己见、议论时政，清朝文坛一度萎靡不振。
正是由于清朝统治阶级以残酷的方式禁锢思想，并焚毁诸多先辈之典籍，因此，许多文人将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整理、收藏古代典籍上，久而久之，出现了“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逐渐成为思想学术领域内，以“考据学”治学的学术流派。虽然“乾嘉学派”对天文地理、规章制度都有所研究，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们也忌讳“文字狱”。到了全盛时期，“乾嘉学派”思想上开始与现实社会脱节，并与学以致用的思想有了较大的差距。
在嘉庆以后，“乾嘉学派”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该学派在思维上有所压抑，并与社会脱节，但是对研习、传承、保存古代典籍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